2014年10月31日 星期五

九把刀(部分):我真心喜歡周亭羽,.......;有錢可做很多好事;公民體驗:人生,就是不停的戰鬥。






我明白,我現在說什麼,都只會被奚落,我也坦然的接受。連日報導後,我認為這些所謂「九把刀的私事」,其實沒必要繼續歹戲拖棚浪費媒體資源,但我已經察覺,完全的沉默只是讓部分的媒體持續亂寫亂造謠,傷害周遭我們關心的一切,也持續讓周亭羽的人生陷入了災難性的混亂。
既然這件事情被媒體認為是重要議題,又基於我想向長久支持我的朋友坦率我的心路歷程,經過小內同意,我寫下這段文字,給想罵我、酸我、關心我、鼓勵我的人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心不完全在小內身上,我跟周亭羽擁有過一場感情。
我與周亭羽因為工作常接觸的關係,一直很有話聊,每次出去看電影或吃飯我都沒有事先跟女友報備,因為我心中並不坦然,我知道,自己已經喜歡上了這個女孩,也希望周亭羽可以跟我有一樣的感覺。我對周亭羽偷偷展開了追求,也得到了她的回應。我們之間是一段無法公開的戀情,我們得到了快樂,但我們用了很多謊言去遮掩身邊的人,偷偷約會,一起冒險,一起犯錯,但追根究柢都是我不好。我真心喜歡周亭羽,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孩。我對不起她。
知道可能被週刊偷拍後的那天下午,我們在電話裡討論了幾次,以及彼此應該有的面對,基本的態度就是不要否認。電話中,我語氣哀傷向跟周亭羽道歉,她很勇敢的說不需要,也不喜歡我跟她道歉,我這樣說反而令她難過,因為錯是兩個人一起犯下的,現在就是一起面對,當時我很感動,眼淚差點掙脫了恐懼落下。電話過後,那煎熬的一晚,我們各自向被我們傷害的人道歉,無法成眠直到天亮。
記者會上,我很認真地強調了我很喜歡這個女孩子,期待大家理解這是一段真正的感情,很遺憾我們處理的不好。而我無法代替周亭羽說任何事,也不知道周亭羽跟她在意的人是怎麼敘述我們之間發生的一切,所以我只能說我自己的部份。
現場有記者問我有沒有話跟周亭羽說,我回答我會自己私下跟她說,有記者要我跟周亭羽道歉,我也說我會私下跟她說。那時我跟周亭羽還有聯繫,我不知道公開傳話給周亭羽到底是要滿足媒體什麼。無論如何,我想我開了一場很糟糕的記者會。當時,我以為我的切割與拒絕回答周亭羽相關的問題,可以讓周亭羽距離我的風暴稍微遠一些,沒想到記者會過後,周亭羽在簡訊裡說他不諒解我的講法,覺得她被我傷害。那是我們最後的對話。
此後我們沒有再聯絡,這是我應該遵守的對小內的承諾。這一段感情的最終,究竟無法好好跟周亭羽說再見,是我應該得到的懲罰。而媒體無限期將我砲轟成這個蠢樣子,絕對是我應有的報應。
而後幾天,許多狗仔輪班駐守在我工作室樓下,只要一下去,就會被很多無法回答的怪問題擠壓,由於不想回答任何疑問句,我跟小內就這麼樣給關在工作室裡,只有在半夜我跟小內才會出門蹓狗,食物就靠朋友與兄弟接力送暖,順便陪我們說說話,有人還會幫我們倒垃圾,跟溜狗。所有一切我都很感激,常常在接到好友補給的食物下一瞬間,就跟小內一起感動落淚。患難見真情,是真的。
這段被媒體牢牢困住的時間我很沮喪,情緒一陣平靜一陣空洞一陣難受,每天一睡醒就是去檢查樓下的狗仔車到底走了沒,某天抒發地寫了一篇臉書文後就一直在網路上保持沉默。每天就是在工作室裡做7分鐘循環運動(循環三次真的是極限),看DVD,把漫畫刃牙從第一集複習到最後一集,寫殺手,幫朋友看合約,動不動就幫柯魯咪按摩,看看網路上的大家怎麼酸我罵我,毫無生活品質可言。
小內有她跟我相處的特殊之道,我們其實比外界想像的要快速回到原來的感情,一直以來她都很有真正的智慧,一開始她當然大發雷霆,要我好好坦承發生的一切,可就在我歷經了極震撼的有問必答後,她希望我寫一張溫暖的卡片給她,此後抬頭挺胸好好跟她相處,以前怎麼跟她說話,現在就一樣怎麼跟她聊天,以前怎麼跟她開玩笑,現在就怎麼捉弄她,不要因為犯了錯就整天搖尾乞憐,人生還很長,只有真正坦率活下去的我才是她心中的我。
我犯了錯,但她拯救了我。她拯救了我。
外公告別式那天,我偷偷從巷口走出,直接搭車到了位於中壢的靈堂。告別式現場我頭很低,不想跟親戚長輩的視線直接接觸,因為我很不孝,家祭時就是一直請外公原諒我,直到五姨忽然握住了我的手,用嚴肅的表情,溫柔地告訴我:「田田,加油,事情會過去。」我感動到馬上把臉別過去。送外公火外的路程中,小舅舅忽然回頭,笑著告訴我:「田田!阿公一定會保佑你的!」我才勉強咧開了笑容。告別式過後,我們一起看很多老照片,看看大家小時候的模樣,整個家族嘻嘻笑笑的記憶,讓我溫暖。我知道滿身羽箭的自己,被家人毫無芥蒂地包容了。
從桃園高鐵站搭車回台北前,大廳裡大家都在看我,令我覺得不自在,但我還是太想喝咖啡了,於是我強裝鎮定,走到怡客咖啡買了一杯咖啡,結帳的店員一直向旁邊負責沖咖啡的夥伴使眼色,讓我有些不知所措,直到沖咖啡的那位女店員將咖啡拿給我時,她竟然用鼓起勇氣的顫抖聲音,跟我說:「九把刀,我很喜歡你的小說,我希望你可以繼續加油。」我接下咖啡時,苦笑地說:「我有在反省了,謝謝。」搞到自己狼狽不堪要被加油時,竟還要對方深呼吸鼓起勇氣才說得出口,我真是夠該死了。
不過,我覺得坦率、沒有但書的認錯,才是我真正的表情。
然而,媒體一直守在我工作室樓下真正打擾了我的生活,所以恢復自信的我決定一口氣清光光媒體的監視,跟小內如往常一起溜狗,如往常一起看電影,一天下來,媒體對我好像沒什麼好再報導了之後,第二天開始,工作室對面狗仔車子就不見了(至少我沒看見了),以前我怎麼過日子,我就怎麼過。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眼中的,我在三百多場演講中嬉皮笑臉的,我在書上自我挖苦的,過去大家心中建構的,現在媒體重新塑造的,都是一個又一個我的樣子。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很清楚,我在感情裡犯了錯,這個社會可以不原諒我,可以不斷重新催毀我,但我自己一定要想站起來。不管被踹幾次,真的,我有站起來繼續被踹的義務,因為我曾經讓很多人擁有勇氣,現在輪到我記取教訓,勇敢往前走的時候。
正因為我犯了錯,過往一切盡不算數,一口氣跌到人生最谷底,我更應該,有一個坦率面對的態度,走在路上大家怎麼看我就怎麼看我,該做的事我還是想去做,狗照救,書照寫,被打站好,有難就幫,如果只會在順風時前行,根本稱不上是戰鬥。我想好好面對犯錯了的我自己。感情出軌永遠都是我墓誌銘上的一部分,但不會是全部,我應該把這些羽箭插在身上,繼續做我認為,對的事情。
但我的心中還是有一個很難過。我對不起周亭羽。
記者會過後一天,我跟周亭羽雖然沒有再聯繫,但這個世界不僅每天持續轟炸我,網路流言也從沒有放過周亭羽,開始出現莫名其妙的謠言攻擊她,對努力想保持沉默回復正常生活的的周亭羽非常不公平,不是我認識的善良的周亭羽。而我跟周亭羽之間共同的朋友之一,是我的經紀人曉茹姊,她是一個很好的大姐姐,這之間周亭羽一直跟她保持著聯絡,周亭羽很多對我的不諒解以及希望轉達給我知道她感受的訊息,都透過我經紀人讓我收到。我覺得很痛苦,更覺得周亭羽受到非常大的輿論壓力對她太殘忍,她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記者,我很希望她可以回到工作崗位,再接再厲她的努力。希望這段時間曉茹姊可以多跟她聊聊,給她力量。
這幾天,我鼓起勇氣向小內坦承了我很擔心周亭羽,我希望外界不要誤解她,而小內雖然覺得很這種坦承很白目,但也因為連日的心情困頓而感同身受這樣的痛苦,小內希望周亭羽也能夠漸漸恢復原來的生活。我想彌補,我很想知道自己還可以為她做什麼,至少想要認真地向她道歉一次,現在我放棄沉默,公開解釋她跟我之間是真正的一段感情,希望大家不要用難堪的字眼誤解周亭羽,一直以來她都是一個勇敢又單純的女生,不要因為我,而對她做不實的奚落。她很好,她值得真正的鼓勵與喝采。
我知道摔了這一次,我曾經說過的每一句話,我對這個世界發表的每一個意見,每一場戰鬥,每一次奉獻,都可以被拿出來做一百八十度翻轉的冷嘲熱諷,我接受,我知道這是我應該得到的。
時報周刊的報導,完全不正確,什麼某A君出來爆料說我經常邀約年輕的女記者看電影約會,說要拍什麼記者電影之類的繪聲繪影,這些不知道從哪生出來的荒唐指控,令我感到難以置信。這不是爆料,這是抹黑。我不想沉默。這幾年除了原來在自由時報擔任記者的張菫宸主動約我看過一次電影「不老騎士」(事前我有跟小內說啦,因為心中坦蕩),以及她主動包場邀許多好友一起觀看電影「十二夜」而我到場簡單座談之外,我沒有跟任何女記者私下有任何邀約來往(剛剛徵求過張菫宸同意啦,還一直被她虧,文字記者應該都認識她吧)。講到這麼鉅細靡遺,就是希望部分媒體不要再捕風捉影。如果還有什麼ABCDEF君躍躍欲試想爆料抹黑,不妨站出來比個ya,我真想看看到底我還約過了誰。
人生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意義。
我曾經喜歡周亭羽,我也曾經背叛小內。我跟周亭羽一起擁有過一段感情,也一起在感情裡犯了錯,正在承受這個世界毀滅的代價,這個災難性的代價,摧毀了我們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所有一切都是我不好,而所有發生過的點點滴滴我都會牢牢記住,成為我人生的一部分。
我無法令時光倒回,但人生還很長。
我們就是為了遇到更多的好事,才努力活下去的。
希望最終我們都能勇敢站起來,坦率地找回正常的人生。


0912
點擊圖片可瀏覽相關圖片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昨天公布首支電視競選廣告,知名作家九把刀今(12)天凌晨於臉書上發布一則動態,認為更應該討論的是「如果你很有錢,你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圖:翻攝自九把刀臉書
新頭殼newtalk2014.09.12 劉奕霆/台北報導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昨天公布首支電視競選廣告,訪問年輕人「如果你很有錢,會做什麼?」引發網友熱烈討論。知名作家九把刀在今(12)日凌晨於臉書上發布了一則動態,述說自己從就讀高中至研究所、成為導演後的人生歷程,並在結尾做了結語,「有錢,可以做好多事。但更重要的是---有錢,可以做,好多的,好事」,並勉勵「大家賺到大錢的時候,都能想起自己的幸運」。

連勝文昨日推出的廣告「如果你很有錢,會做什麼?」不但引起網友熱議,還有網友將其惡搞Kuso成「我不想跟連勝文一樣」的版本。九把刀今天則在臉書寫一篇文章,一開頭便寫大家一直都在討論「如果你很有錢,你會做什麼」,其實更應該討論的是「如果你很有錢,你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九把刀寫他從高中時可以蒐集球員卡、大學時因為要約會,所以真的是超級窮,研究所時期開始出書,有了一點錢就分期付款買筆記型電腦、養魚,直到研究所畢業後,他的書才真正開始暢銷,買了車,幫家裡還光了債,新交往的女友提醒他,說他那麼年輕就賺到了錢,一定很有福報,要記得常常捐錢給沒有他幸運的人,所以那幾年他每年都捐2、30萬出去吧。

九把刀近年開始擔任導演,並將其著作拍成電影,其中當《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票房破億的那一天,他說,他到銀行領了100萬元現金,親自到罕見疾病基金會捐款,但捐款不是為了電影宣傳,也不想成為電影宣傳,而是單純的希望幫助沒有一般人幸運的、罹患罕見疾病的大家。

另外,由他負責出了500多萬拍攝與後製與行銷經費的紀錄片《十二夜》,票房不扣成本,扣稅後賺了2000多萬,九把刀說,也全數捐給動物保護機構,供實際幫助動物的人,有資源繼續做這些好事。

最後,九把刀認為,不是每個人有了錢就會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他認為有錢,可以做好多事。但更重要的是------有錢,可以做,好多的,好事。沒有錢,有沒有錢的從容快樂;有錢,有有錢的理想實踐。不需要擁有權力,就能對這個世界付出,最後他並勉勵「大家賺到大錢的時候,都能想起自己的幸運」。



柯景騰相片



九把刀被邱毅誣告出庭感言

柯景騰
了,不確定)。
原本我只覺得此事無聊,想速速了結此事,把時間拿去做更重要的事,但呂律師私下跟我閒聊時開導我,認為我沒有發表不當言論,應該不卑不亢地面對邱毅濫訴的指控,帶著輕鬆的心情,但嚴肅的態度去體驗當被告的過程,一席話讓我學習到很多,讓我覺得------對啊!不只是寫小說拍電影救狗救貓寫社會評論很重要!出庭被告也是一件重要的事!不能只求結果,所有過程都很珍貴!
改變心態之後,我才能以更高的視野去看邱毅的指控。
邱毅的濫訴不僅妨害言論自由的真義,也完全浪費司法資源,為了讓濫訴的邱毅承擔更多的司法責任,並釐清他到底是以什麼樣的動機與心態,在社會巨大悲痛的時刻,竟發表「將捷運無差別殺人案件的動機連結到學運」的政治性文章,呂律師決定傳喚邱毅在下一次的出庭擔任證人,接受質詢,同時我也會上證人席接受對方律師的質問,袒蕩蕩協助釐清案情,相信也會是很難能可貴的感受。
今天我才知道任何人都可以進法院旁聽當觀眾(但不能拍照),法官說,下一次出庭就會裁定結果,時間是7/23,早上9:30,台北地方法院第七庭,如果有關心案情的大家都可以進來旁聽一切過程,我想這也是一種公民體驗吧。
人生,就是不停的戰鬥。











2010.12昨天陳忠信兄跟我談起他
我一臉茫然
今天注意一下電視新聞 還在談他
他對某教授批評其脫褲* "....沒品質" 等是說"這些大人...."

*2010年12月21日 ... 作家九把刀十四日到台南女中演講,說到激動處,當眾脫外褲向爭取穿短褲到校女學生 ... 九把刀(中)「脫褲秀」引起女學生熱烈迴響,爭相與他合照。 ...



****部分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柯景騰

九把刀(2008年台北國際書展
出生 1978年8月25日 (1978-08-25)(32歲)
台灣彰化縣
筆名 九把刀、Giddens
職業 網路作家
國籍 中華民國
流派 跨多種類別寫作

九把刀。網路文學經典製造機
九把刀1978年8月25日-),本名柯景騰Giddens Ko),臺灣彰化縣人。因提交小說做為論文資料的一部分,發現自己適合從事寫作,自此開始全力投入小說創作。
他每日蒐集、閱讀大量資料,並維持每日寫5000字的習慣,曾經於簽書會現場透過投影機筆記型電腦上寫了5個小時。創作量頗大,曾連續14個月每月出版一本新書。有「說出來會被嘲笑的夢想,才有實踐的價值。即使跌倒了,姿勢也會很豪邁。」之名言。
1999年在網上出版第一本書開始,多年來九把刀已創作約50本書,不少作品被改編成電視劇電影網路遊戲等,內容涉及都市恐怖病態、獵命師傳奇、黑暗生活等。

Federico Fellini

November 1, 1993
OBITUARY

Federico Fellini, Film Visionary, Is Dead at 73

By PETER B. FLINT
Federico Fellini, whose deeply personal films were vivid, sometimes bizarre portrait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died yesterday at the Umberto I Hospital in Rome. He was 73.
The cause was cardiac arrest, the Reuters news agency reported, citing Dr. Maurizio Bufi, the chief of the hospital's intensive care unit. Mr. Fellini had suffered a stroke in August and had been in a coma since he had what has been variously described as a heart attack or heart failure on Oct. 17. Reuters said his condition deteriorated in the last hours before his death, and he developed a high fever and kidney problems.
Four of Mr. Fellini's movies won Oscars for best foreign-language film: 'La Strada' in 1956, 'The Nights of Cabiria' in 1957, '8 1/2' in 1963 and 'Amarcord' in 1974. In March, he received an honorary Oscar in recognition of his cinematic accomplishments as a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Before his heart trouble laid him low this year, the director had reportedly been making plans to begin work on his 21st feature film next year, 'Block Notes of a Director: The Actor.'
Throughout his career, Mr. Fellini focused on his personal vision of society and hi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between sex and love. An avowed anticleric, he was also deeply concerned with guilt and alienation.
Fellini films are spiced with artifice (masks, masquerades and circuses), startling faces, the rococo and the outlandish, the prisms through which he sometimes viewed life. But as Vincent Canby, the chief film critic of The New York Times, observed in 1985, 'What's important are not the prisms, though they are arresting, but the world he shows us: a place whose spectacularly grand, studio-built artificiality makes us see the interior truth of what is taken to be the 'real' world outside, which is a circus.'
The concepts of all Fellini movies originated in the mind of 'the Maestro,' as his associates and compatriots fondly called him, in his memories, dreams, fantasies and fancies. He was often the protagonist of his films, and his most celebrated alter ego was Marcello Mastroianni, in 'La Dolce Vita,' '8 1/2' and 'City of Women.'
Mr. Fellini wrote all his scripts, usually with two dialogue writers, and supervised every creative detail, including the final editing. He was a perfectionist who repeatedly reshot many scenes in a process that usually took two years. He kept producers away from his films until they were completed, explaining: 'I do not need a producer. I need only a good production manager. I need only a man who will give me money.'
Devoted to Movies, Not to Commerce
He studied his own movies many times but seldom saw other movies, saying that most of them reflected commerce rather than art. His devotion to movies over money was reflected in his uncommon willingness to surrender a large share of the potential profits from many of his films to their financial backers.
He likened his craft to applying a thermometer to a troubled world and finding a high fever. 'I'd like very much to make a confident picture,' he once told an interviewer. 'I would like to be as good as nature, which with a shower produces flowers and grass to cover the destruction. But we are surrounded by human fragmentation, by pessimism, and it is difficult to talk of other things.'
Mr. Fellini said he sought to liberate viewers from 'overidealized concepts of life.' In a lighter vein, he remarked, 'I make pictures to tell a story, to tell lies and to amuse.'
Over the decades, Fellini films became increasingly original and subjective, and consequently more controversial and less commercial. His style evolved from neo-realism to fanciful neo-realism to surrealism, in which he discarded narrative story lines for free-flowing, freewheeling memoirs. He described his approach in this way:
'When I start a picture, I always have a script, but I change it every day, I put in what occurs to me that day, out of my imagination. You start on a voyage; you know where you will end up, but not what will occur along the way. You want to be surprised.'
His life centered on film making. 'When I am not making movies,' he confided, 'I feel I am not alive.'
A Series of Scenes Difficult to Forget
Fellini movies have many unexpected and indelible sequences. 'La Dolce Vita' opens with a huge statue of Jesus, with arms outstretched, being towed inexplicably by a helicopter above the rooftops of Rome. The film '8 1/2' ends with a quixotic film director leading all his contentious associates, real and imagined, alive and dead, in a dance of joyful reconciliation.
'I Vitelloni' ('The Loafers'), the third feature he directed, is an autobiographical tragicomic tale of five provincial youths who punctuate their aimless street life with pranks.
'La Dolce Vita' is a sensational and sobering scan of the decadent 'sweet life' of Rome's cafe society, with its sexual promiscuity, search for exotic gratification and consuming boredom. The film shocked many Italians and was proscribed by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but it became a huge success in Italy and around the world.
'La Strada' ('The Road'), is a poetic tragedy about a simple-minded waif who serves as the clown, cook and concubine for a boorish, brutish strongman.
'The Nights of Cabiria' deals with a sentimental, eternally hopeful prostitute who wistfully dreams of romance and respectability.
Mr. Fellini's most clearly autobiographical confession, '8 1/2,' is an innovative romantic satire-fantasy about an egomaniacal film maker's moral and creative midlife crisis, his malaise and inability to make a movie. He titled it '8 1/2' because it was his seventh directorial feature in addition to three short films. It was his favorite movie.
'Amarcord' ('I Remember') is a paean to youth and the memories of a year in the life of a provincial Italian town in the 1930's.
Many Movies, Even More Awards
In addition to Oscars, Fellini movies won hundreds of awards, including many top citations a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and five first prizes from the New York film critics.
His other movies, also with evocative scores by Nino Rota, include 'Juliet of the Spirits' (1965), his first color feature, which centers on a neglected wife obsessed by dreams and spirits; 'Fellini Satyricon' (1969), an epic of decadence and the wanderings of a homosexual youth in ancient Rome's disintegrating society; 'The Clowns'(1970), and 'Fellini's Roma' (1972).
Others were 'Fellini's Casanova' (1976), a spectacular but joyless saga of the 18th-century philanderer's conquests across Europe; 'Orchestra Rehearsal' (1979), the most political Fellini film, which uses an orchestra as a metaphor for a fragmenting society, and 'City of Women' (1979), a feminist fantasy in which the hero searches incorrigibly for the perfect woman.
Later films also include 'And the Ship Sails On' (1983), a flamboyant succession of mostly comic commentaries on art and self-absorbed artists; 'Ginger and Fred' (1986), whose central characters are an Italian dance couple who chose their names in honor of the American dance team and who are reunited on a television variety show, and 'Intervista' (1987), a mock documentary described by Mr. Canby in a review as 'a magical mixture of recollection, parody, memoir, satire, self-examination and joyous fantasy.'
'Tutto Fellini,' a retrospective of his films, started on Friday and is to continue through Dec. 21 at Film Forum in Greenwich Village.
Scoffed at Questions About Meaning
Mr. Fellini was impatient with interviewers who suggested that his films had been inspired by works he had not read and who pressed him with questions about the meanings of his imagery. 'Meaning, always meaning!' he scoffed. 'When someone asks, 'What do you mean in this picture?,' it shows he is a prisoner of intellectual, sentimental shackles. Without his meaning, he feels vulnerable.'
Admirers said Fellini films were resplendent and exhilarating, and reflected a deepening and an enhancement of his art. They also believed that his later movies showed maturing, self-critical insights.
After the mid-1960's, his films often stressed the bizarre, the garish and the grotesque. Detractors praised some sequences, but variously termed the works excessive, simplistic and self- obsessed. Nonetheless, the consensus was that he made brave and original movies about important issues.
Mr. Canby praised Mr. Fellini for a dazzling inventiveness and skill and an 'insatiable curiosity about and fondness for the human animal, especially those who maintain only the most tenuous holds on their dignity or sanity.' At his top form, he 'somehow brings out the best in us,' Mr. Canby wrote. 'We become more humane, less stuffy.' Hailing Mr. Fellini's 'very special, personal kind of cinema,' the critic concluded, 'one of Fellini's greatest gifts is his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 sense of wonder, which has the effect of making us all feel much younger than we have any right to.'
Discovering Life Through Films
Federico Fellini was born on Jan. 20, 1920, in Rimini, an Adriatic port and resort in north-central Italy. His upbringing was provincial, religious and middle class. His father, Urbano, was a prosperous seller of coffee and other grocery specialties whose frequent travels left his wife, Ida, as the main parent for Federico, his brother, Riccardo, and his sister, Maddalena.
The film maker, fancifully recounting his youth, repeatedly told interviewers that he ran away from home at the age of 7 or 8 to join a circus, but later he smilingly acknowledged he had fabricated the brief episode 'to help journalists' explain his fascination for circuses.
The youth attended religious boarding schools, where his chief talent was drawing and his chief adversaries were the rigid friars who often punished him for breaking minor rules.
In 1985, he told a New York audience that his love of film making originated in Rimini's primitive movie house, which, he said, had 200 seats and standing room for 500. Of 1930's American movies, he recalled, 'I discovered there existed another way of life, a country of wide-open spaces, of fantastic cities that were a cross between Babylon and Mars.' He was speaking at a gala Fellini tribute offered by the Film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
At the age of 17 or 18, according to his varying accounts, he left home for Florence, where he worked for several months as a proofreader and cartoonist. He went on to Rome, enroll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Rome's law school, but he did not attend classes and used his student status to avoid conscription while he worked as a cartoonist and short-story writer for a satirical publication, Marc' Aurelio. He later used his cartooning talent to draw characters and scenes for his movies.
At 19, he joined a vaudeville troupe, traveling across Italy and working primarily as a gag writer while performing utility tasks. The year, he recalled, 'wa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year of my life.'
'I was overwhelmed by the variety of the country's physical landscape and, too, by the variety of its human landscape,' he said. 'It was the kind of experience that few young men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a chance to discover the character of one's countr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discover one's own identity.'
Back in Rome, he wrote radio scripts and started collaborating on film scripts. In 1943, after a four-month courtship, he married the actress Giulietta Masina, later the star of many Fellini films, including 'La Strada,' 'The Nights of Cabiria,' 'Juliet of the Spirits' and 'Ginger and Fred.' She was a major inspiration for his life and work, and is his only survivor.
His efforts to avoid the World War II draft appeared doomed in 1943 when he was ordered to undergo a medical examination. But according to Ephraim Katz's 'Film Encyclopedia,' his records were destroyed in a bombing. Later, by hiding in Rome's slums, he eluded German Occupation troops, who regularly searched the city for Italian men to replenish the armed forces or to toil in slave-labor camps.
Present at the Start Of a Renaissance
In 1944, soon after the Allies liberated Rome, he and several friends opened the Funny Face Shop, a highly prosperous arcade that provided Allied troops with caricatures, portraits, photos and voice recordings for their families. The film director Roberto Rossellini visited the shop and asked him to collaborate on a documentary about the Nazis' occupation of Rome. The venture evolved into 'Open City' (1945), a benchmark neo-realistic movie that ignited Italy's postwar film renaissance.
Mr. Fellini was the assistant director of 'Open City' and a co-writer and assistant director of Mr. Rossellini's second celebrated antiwar film, 'Paisan' (1946), and his controversial religious film, 'The Miracle' (1948), in which Mr. Fellini was co-star with Anna Magnani. He also became known as Mr. Rossellini's idea man.
After several stints as a co-writer or assistant director for Pietro Germi and Alberto Lattuada, Mr. Fellini made his directorial debut in 1951, collaborating with Mr. Lattuada on 'Variety Lights,' a comedy-drama about the ups and downs of a troupe of third-rate traveling vaudevillians. (It was not rele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til 1965.) His first solo directorial effort was the 1951 'White Sheik,' released here in 1956, a broad lampoon of Italy's adult comic-strip industry. Both movies were critical and commercial failures, but they were later re-released and praised.
Determined to direct films, Mr. Fellini struggled financially to complete his next project, 'I Vitelloni,' which became a major success in Italy and abroad. He consolidated his international prestige with 'La Strada.'
The film maker was an exuberant, articulate, bearlike man with an expressive face, a whimsical charm and a spontaneous, demonstrative manner. He often gestured with both hands, even while driving one of his favorite motor cars.
Tolerant Overseer Of Sets of Babel
On movie sets, he savored his power as the ringmaster of a Felliniesque world. Jauntily wearing a wide-brimmed, usually black hat, he dominated the scene, alternately improvising, quipping and clowning. Some directors insist on silence on the set, but he preferred a touch of chaos.
He liked to shoot scenes sequentially, but he usually did not care in what language performers spoke because he dubbed most dialogue, often using other actors to do so because he believed the voices of most people did not match their looks.
Over the years, he directed thousands of nonprofessional actors. He was very demanding of performers, usually cajoling them to get what he wanted, and he coaxed many professionals to give the best performances of their careers.
For decades, the Fellinis had a small apartment in Rome for convenience, but their principal home was a modest seaside house he built in 1965 in the suburb of Fregene.
He read widely in his youth but later concentrated on newspaper articles, which provided grist for his imagination. Asked once by a friend when he planned to take a vacation, he replied quickly: 'Making a movie is my vacation. All the rest, the traveling about to premieres, the interviews, the social life, the endless arguments with producers who don't understand me, that is the work.'
He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A POET WHO SANG A SONG OF HIMSELF
Federico Fellini was a poet of the cinema whose work, illuminated by unforgettable images, was intensely autobiographical. These are some of his films and when they were made, followed by the dates of rele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White Sheik 1951 (1956)
  • I Vitelloni 1953 (1956)
  • La Strada 1954 (1956)
  • Nights of Cabiria 1956 (1957)
  • La Dolce Vita 1960 (1961)
  • Boccaccio '70 1962 (1962)
  • 8 1/2 1963 (1963)
  • Il Bidone 1955 (1964)
  • Variety Lights 1950 (1965)
  • Juliet of the Spirits 1965 (1965)
  • Fellini Satyricon 1969 (1969)
  • The Clowns 1970 (1970)
  • Amarcord 1973 (1974)
  • Orchestra Rehearsal 1978 (1979)
  • City of Women 1979 (1979)
  • And the Ship Sails On 1983 (1983)
  • Ginger and Fred 1986 (1986)
  • Intervista 1987 (1992)
  • Voices of the Moon 1990 (1993)


  • 連勝文的光輝十月、連勝文謁陵記(江春男)產品不好,任何高明的包裝行銷策略都沒大用。

    司馬觀點:連勝文謁陵記(江春男)

    本來是一支大連艦隊,在晴空萬里中,浩浩蕩蕩快樂出航,如今好像一艘破船,在怒海中載沉載浮,本來可以「一直玩下去」的連勝文,現在來不及後悔了。
    本以為他是有獨立思考的年輕人,期待他打一場和傳統國民黨不一樣的選戰。結果他請最能代表國民黨舊勢力的陳炯松代他抽籤,接著遵守國民黨封建禮儀,到慈湖祭蔣。又陪著大陣仗的馬英九掃街,搞得西門町天怒人怨。 
    謁陵是中國封建餘緒,在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共產國家不論俄共越共和中共均早就廢除此禮,北韓金氏王朝是唯一例外。這種儀式和民主理念完全背道而馳,連勝文嘲諷大明王朝,焉有不知此理之可能。他謁陵時拿錯花圈,也許是下意識的抗拒心理。 
    馬英九陪連掃街,兩人心情一定都很複雜。連勝文要拉基本盤,不能不尊馬,但和馬站一起,一定會被帶衰,嚇走對他還有一絲期待的中間選民。馬英九此舉純粹盡一個黨主席的義務,辦一件公事,如有反效果不能怪他。
    連勝文的文宣很糟,經常花錢討罵,他自己幾乎講什麼話都錯。頂新滅頂聲中,他主動表示,可找買家承接頂新在101的股權,柯P立刻調侃說,連勝文的確可以找到很多買家,「反正做掮客本來是連勝文的專長」。他以為是見義勇為,結果卻罪加一等,真是倒楣。
    連勝文不清楚自己定位,不知自己社會形象。他是熱誠的年輕人,如勇敢做自己,以年輕團隊代表國民黨新世代,打一場新選舉勝算很大,可惜他的資源都變包袱,旁邊站著許多人品形象俱差的人,優勢被這些人打敗了。
    現在他已放棄中間選民,只想爭取基本盤,只能與深藍抱團取暖。他有這麼好的條件,最後卻走上這條老路。他找不到自己,最後的勝敗,也沒多大意義了。 


    司馬觀點:連勝文的光輝十月(江春男)


    更多專欄文章


    連勝文選情拉不起來,柯文哲民調打不下去,偏偏香港又在鬧事,連勝文似乎諸事不吉。馬英九丟不起台北巿,對柯發動總攻擊,這是選戰遊戲的一部分,但是下令立法院全力PK柯,用立法救選情,顯示連公子真的危急,才會出此下策。
    大黨鞭費鴻泰氣急敗壞,指著審計長鼻子罵「混吃等死」,威脅凍結預算。好像私設刑堂逼供,要審計長咬出柯,全國公務員看到此情景,只會更加反感。
    國民黨平常喜歡批評民進黨杯葛,現在要審查預算,卻臨時更改議程,把台大醫院院長找來,輪番上陣,一定要從院長口中,吐出對柯不利的供詞,才肯善罷甘休。結果連一個像樣的把柄也找不到,但這種假公濟私,集體霸凌,踐踏國會,不只得罪台大醫生,也引起醫界普遍反彈。
    連勝文在黨內初選,把丁守中打得滿地找牙,如今卻打得這麼辛苦,真是始料未及。當初如果丁守中出馬,必穩操勝算。連勝文一生不必工作,一家三代不愁吃穿,除了年輕好命之外,找不到投他一票的理由。產品不好,任何高明的包裝行銷策略都沒大用。

    考驗首都巿民水準

    打負面選戰,先把對手抹黑,再訴諸意識形態,鞏固基本盤,是國民黨的救命丸,連公子的最後選擇。
    台北巿民結構對藍營有利,但是,藍營至少有一兩成,不認同連家,連家畢竟離老百姓太遠了,這一票投不下去。連用貪腐打柯,一定會引起年輕世代的反彈,等於抱炸藥救火,爭取不了任何中間選票,但可阻止藍營倒戈,這是抹黑的紅利。
    來到光輝的十月,有許多愛國節日,國民黨可大打意識形態戰爭。先是雙十國慶,柯文哲訪美,顯然故意逃避,不肯認同中華民國。接著台灣光復節,但柯剛跑去東京抱日本大腿。再下來是蔣介石誕辰,連公子可能到慈湖謁陵,此外還有十一月中的國父誕辰。連公子一路挺進,柯一路挨打。
    打MG149不成,只剩光輝的十月。柯認為這一套早就過時了,但國民黨認為它對連的選情有神奇妙用。這場選戰,正在考驗首都巿民的水準。 

    2014年10月30日 星期四

    美、台的年輕選民



    圖像類似,但願熱血不同,寫下歷史新頁。
    America's mid-term elections do not seem to inspire many people. Few are as uninterested as the young. In 2010 the turnout of people aged 18 to 24 was just 21%. And it is not only in America that the young do not exercise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The Economist explains why it is so difficult to get young people to vote http://econ.st/1sJPesd
    The Economist explains.
    ECON.ST



    陳為廷:「復議案」等、「國民黨與公民的對立」

    國民黨在這週二的程序委員會上,分別將《食安法》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復議案」,排入明天的院會。繼馬英九這陣子大力嘶吼「任內過服貿、談完貨貿、完成兩岸互設辦事處」後,新任內政委員會召委吳育昇,也嗆堵將在下周開始排審《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選前三十天,山雨欲來。
    --
    首先說明一下明天這個「復議案」到底什麼意思。
    在今年四月十日退場後隔天,七個版本,包括民間版、政院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正式被排入院會議程。國民黨本來想直接交付委員會審查,但被民進黨提起「復議」,擋了下來。因此,過去半年,「監督條例」的立法議程,至今還沒被排入委員會中審查。
    馬英九因此說是民進黨刻意拖延、吳育昇說民進黨在「打假球」。
    但說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爭議?
    首先,我們得搞清楚,在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之外,國民黨也推出了他們政院版的草案。試圖要在立院強推通過。而這個「政院版」草案,顯然是一個「不監督條例」,他事實上,只是把過去六年政院內部的行政程序,寫成法案,依然黑箱、毫無國會/公民參與監督的空間。
    在張顯耀案後,馬政府主張「政院版能有效監督」的謊言,更是不攻自破。依據你們自己的「監督機制」,都可以搞出你們自己所謂的「共諜」在第一線長期參與談判。那這到底是哪門子「監督機制」?
    (政院版V.S民間版監督條例的差別,請參見這個QA:http://billy3321.github.io/trade_act_qa/
    第二,在這樣的背景下,回到程序問題。民進黨之所以提「復議」來阻擋,這牽涉到「排案主導權」的問題。
    依據立院議事規則,每週二、五召開院會,一、三、四召開委員會。而各委員會裡面的「召集委員」,由兩黨輪流擔任(這週是國民黨、下周就民進黨)。「召集委員」的權力相當大,他可以決定何時審查、怎麼審查、何時表決,像「30秒張慶忠」,就是當時內政委員會的召委。
    如果在本週五院會,將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付委」,下周剛好輪到吳育昇當召委。未來,就只有吳育昇可以掌握「監督條例」的排案主導權。國民黨打的就是這樣的如意算盤。我們難保,「30秒過政院版監督條例」的劇碼,何時又再重演。
    而當「政院版監督條例」過關,馬英九就取得未來各種與中國談判的正當性。
    正因此,民進黨才阻擋國民黨硬將法案付委、掌握排案主導權。過去半年,國民黨嘗試在兩次臨時會、乃至九月開議至今強推此案,但都未能成功。
    現在的劇情發展,就是國民黨嗆堵,要強勢付委。
    (程序問題,可以參考台大新聞E論壇作的這個動畫: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920/473377/
    --
    我們為何反對此時審查監督條例?
    首先,在國民黨黨紀未鬆綁的此刻,我們顯然不能接受國民黨在此時排審、強渡關山。馬英九一再批評民進黨、公民團體拖延,但這當然是推卸責任的遁詞。
    面對「監督條例」,馬政府若要回應民意,做法可以有很多。
    首先,現行「政院版監督條立」顯然信用破產。若陸委會、國民黨團可以將現行的草案收回,主動納入民間版的條文,加強監督,同時不搶排案主導權,由在野黨來主審,輔以國民黨宣告黨紀鬆綁,讓國民黨立委在民意監督下進行審查。
    我相信,民間憂慮將會減少很多。問題是,國民黨顯然不願意這樣做。
    國民黨不做的原因,表面上的說詞,就是「台灣等不及」。
    過去半年,馬英九最常拿來說嘴的就是「中韓FTA」,恐嚇台灣人民,若韓國先跟中國簽訂自貿協定,台灣經濟將會崩潰。因此,我們要趕快過監督條例、服貿,趕快簽貨貿。
    這裡面,服貿的神話已經不攻自破。依據政府自己的調查數字,簽了服貿,未來十年內台灣的GDP成長也頂多0.025-0.034%,而這種為了毛利所需要犧牲的代價,卻包括中資來台可能擴大的財團壟斷、貧富差距,乃至國安問題,顯然弊大於利。
    另方面,在貨貿問題上,首先,雖然中共一再放話說下個月APEC要簽「中韓FTA」,韓國官方也表示將會努力在年底簽訂。馬政府也一再拿這套說詞來恐嚇台灣,作為監督條例要快速通關的理由。
    但觀諸中韓九月最近一輪談判的結果,依據韓聯社的報導,針對貨貿,雙方其實只在一些框架議程上達成共識,針對具體貨物關稅問題,卻「基本立場差異仍大」。最近韓國官方的說法,也是「不會草率在APEC上簽定FTA」。
    道理很簡單,韓國跟台灣面臨一樣的問題,我們同時要求中國開放的工業項目,也都是中國重點扶植的產業。中國不可能貿然開放。而中國要求台、韓兩國開放的產業,包括最敏感的農業,卻可能造成台韓社會的重大衝擊。
    換言之,「台韓FTA」的可能衝擊,並沒有馬政府所描繪的「這麼趕」。至少沒有趕在馬英九下台前,硬要簽貨貿充做一個「政績」。
    進一步,就算「中韓FTA」真的簽訂,對台灣造成的實質衝擊,也不像馬政府所說的那麼大。反而簽了兩岸貨貿,對社會的衝擊才難以估量。
    台灣並不如馬英九所說,不簽「貨貿」就是「鎖國」。作為WTO一員,我們現在對中出口,就已經有70%免關稅。未來中韓FTA簽訂,開放的幅度,也約在85%-90%之間。的確可能有衝擊,但也不如馬所說,是「鎖國」/「開放」的巨額差別。
    現在討論的焦點,應該聚焦在,為了趕上與韓國間10-15%的平均關稅差異,要簽貨貿,以擴大進口包括800多項農產品、包括「油品」等食品加工業在內的2000多項中國產品進口,去換取馬政府現在力推的包括「石化」、「面板」等產業大舉赴中,到底划不划算?
    想想李長榮、想想日月光、想想頂新。
    台灣到底要持續縱容這些兩岸政商集團,持續在台灣擴大量產這些低毛利的產品,以擴大社會成本、換取財團獲利;還是我們應該現行過度依賴中國的發展模式,以另尋產業轉型之路?
    這都是有待社會檢視,而非一昧用「趕」來解決的問題。
    最後,就算服貿、貨貿都不是好東西,馬政府仍會隱諱地告訴我們,「如果不跟中國簽訂FTA ,中國就不會允許我們和他國簽訂FTA」。換言之,「委曲求全」的目的,是要換取中國首肯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
    但,看看立委鄭麗君最新公布出來的調查結果,即使在過去六年,兩岸大幅經濟整合的趨勢下,我國仍至少有六個FTA,是在中國的阻撓下破局。
    馬政府到底為什麼那麼有信心,持續「簽下去」,就能換取「中共點頭」?這也是一個不攻自破的阿Q戰略。
    --
    說到底,馬英九的「趕」戰略,表面上以經濟議題為掩護。但實質上,「監督條例」的闖關與否,其實跟台灣的經濟出路,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
    那麼,馬英九到底圖個什麼?
    別忘了,潛藏在2005 年「連胡公報」的「兩岸談判路徑圖」中,最後一步,正是「兩岸和平協議」、正是兩岸政治終局談判。
    這也正是馬英九念茲在茲,想促成馬習會的原因。
    最新的戰況,眾所周知,是習近平已然打臉馬英九。下個月的APEC,不可能有馬習會這種戲碼。
    但馬英九顯然還不放棄。現在闖關「監督條例」的政治解讀,最可能就是為下週「蕭習會」、乃至「王張會」鋪墊條件,以為卸任前的馬習會、政治談判鋪路。
    這也正是未來一年半,台灣人的終局博弈。
    國民黨在此時挑起「監督條例」的爭議,據說是為了年底選戰,要挑起「藍綠對立」來讓藍軍歸隊。
    若果真如此,那簡直是國民黨把民眾當白痴的想法。
    如果國民黨真想搞「藍綠對立」、硬要闖關監督條例,那我們只好讓戰勢正式延燒成「國民黨與公民的對立」。
    你要闖關,我們就讓這整個月,正式成為對準國民黨的焦土戰爭。

    柯文哲、劉如意、費鴻泰


    這種內文重複方式,是台灣新聞界的惡習,被當成報導寫作規範。

    劉如意訊後崩潰 柯P哽咽:我太天真

     產生縮網址 
    王立柔 2014年10月30日 12:35
    台北地檢署積極查辦無黨籍台北市長參選人柯文哲的MG149帳戶案,管理帳戶的柯文哲前助理劉如意昨(29日)出庭作證後,疑因壓力過大、生病了,突然在北檢樓梯間崩潰痛哭,甚至在旁人攙扶下才能離開。對此,柯文哲30日受訪時,哽咽、沉默十幾秒才說,作為她的前老闆當然會心疼,他以前也太天真,認為這是1個人的選舉,選到最後卻從助理、台大院長到全體同仁都受影響,「但我後來轉念一想,我們今天所做的努力,不就是要改變這一些我們看到的不正常現象?」

    柯文哲30日出席顏聖冠、謝維洲聯合後援會成立大會時,媒體詢問對於劉如意哭了會不會心疼?柯文哲哽咽、沉默十幾秒,才終於開口說,「在這次選舉中,我還滿天真的,以為這是我1個人的選舉,但選到最後,我知道劉如意應該是第7次還第8次被檢調傳訊。我的助理被傳訊、以前台大辦公室被竊聽、台大院長會被叫到立法院罰站1天、審計部長也在立院被羞辱,甚至為了帳戶的事情,我相信台大今年的整個研究一定大受影響,因為整個學術捐款一定會少掉,大家會怕。」

    柯文哲說,「作為她(劉)以前的老闆,當然會心疼,但有時候我也覺得很氣憤,甚至連請我去演講的社團被查帳、查稅,台灣要進入一個文明的國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我後來轉念一想,我們今天所做的努力,不就是要改變這一些我們看到的不正常現象?」 
    ****
    2014-10-24

    費指控審計部與台大醫院「串供」

    〔記者王文萱、曹伯晏、蔡亞樺/台北報導〕國民黨猛烈追打無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MG149案,審計部已回文給國民黨立委費鴻泰表示本案並未違法,但費不但批審計部「耍無賴」,昨天更進一步指控審計部與台大醫院「串供」,要求審計長林慶隆「應知所進退」。對於國民黨團大黨鞭數度語帶威脅,甚至羞辱必須中立的審計長,民進黨團反批費鴻泰「是想屈打成招嗎?」

    柯:這實在太過分了

    柯文哲昨對此嘆氣說,一開始罵審計部混吃等死,查無不法後又罵人家,「這實在太過分了」。他表示,審計部是國家機關,公務員一切就照法律、照良心辦事,不要為難公務員,未來他若擔任台北市長,也會要求手下依法行事。
    審計部則低調回應:「尊重委員發言」,強調審計長仍認真在工作崗位上。
    費鴻泰昨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向媒體出示台大醫院內部提供的資料指出,審計部第三廳在九月十七日發給台大醫院一份公文,要求台大醫院根據MG149帳戶「草擬答詢模擬題」,列舉在立法院可能被問到的問題,再告訴林慶隆該如何回答。他十月二日質詢林慶隆時,審計部又由一位科長、兩位科員赴台大醫院要資料,「不是去審查資料,而是拿資料回來」。
    費鴻泰痛批,審計部職責是主動查核資料,並非被動要資料,身為監督單位,已違背獨立原則,報告也無客觀性,「請審計長告訴我們,到底查了什麼?」他並要求審計長應該知所進退。

    審計部:從沒提「模擬題」

    審計部發言人李順保回應說,當初發函台大醫院的公文是寫「審計部備詢資料」,後來幾次要求台大醫院更新回函,從來沒提到所謂「模擬題」;他們的實際做法,是在立院質詢後,就立案對台大醫院進行查核,本來該部的標準程序,就會對外界關心的問題列問答題,並要求機關先答覆;這是審計部的標準作業程序,不是只有台大醫院這樣。

    蔡其昌:國民黨惱羞成怒

    對於費鴻泰將矛頭對準審計長,民進黨立委蔡其昌受訪表示,審計部查無實證後,又被國民黨以立委職權硬逼,他痛批國民黨「是想屈打成招嗎?」林慶隆由馬政府提名,整個國民黨團當初為他背書,現在公布MG149案未違法後,國民黨竟惱羞成怒要林下台。
    蔡其昌諷刺,馬政府把國家公權力用在政黨選舉上,搞得如此難堪,社會觀感極為負面,「這不是國家之福,相信台北市民也不會接受」。
    至於費鴻泰質疑MG149私帳問題,李順保無奈說,查核私帳並非審計部職權,僅檢調有權能調查,「若審計部可查私帳,不是代表每個人的帳戶都可以查?」

    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三

    黃泰山,黃裕翔,王偉忠



    福島民報
    希望の音色 響き渡る 全盲の黄さん(台湾)、光南高で演奏
    全盲のピアニスト黄裕翔(ホアン・ユィシアン)さん(27)==は27日、矢吹町の光南高を訪れ、コンサートを開いた。「将来の目標や希望をか
    1. 黃裕翔-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Wikipedia

      zh.wikipedia.org/zh-hant/黃裕翔
      Translate this page
      黃裕翔(1987年-)台灣盲人鋼琴家,出生於台中,國立臺中啟明學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系畢業。 目前在台中市盲人福利協進會的「黑墨鏡樂團」以及「爸爸辦桌 ...
    2. 2012年,於自身故事改編的電影長片《逆光飛翔》,擔任男主角, 此片榮獲多項影展大獎,並榮獲第49屆金馬獎— ...

    不小心看到金鐘獎頒獎典禮的「打開臺灣電視史」。歧視,往往就展現在不經意的話語中。
    王偉忠的旁白說:臺灣電視寒冬的原因是臺灣是開放市場,導致外劇來襲,「泰國都來了」(....語氣)。
    劇名是臺灣電視史,但是沒有什麼歷史綜觀的深度,很大篇幅都在取笑臺灣的本土劇。要講長壽/拖戲,我高三時看的「保鑣」才厲害呢。這麼重要的電視頒獎節目,能不能讓觀眾看到好一點的劇本啊?

    王偉忠-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zh.wikipedia.org/zh-tw/王偉忠 - 頁庫存檔
    由于出生於嘉義建國二村,近年來對於保存眷村文化不遺餘力,除拍攝紀錄片《偉忠媽媽的眷村》,也與桃園縣政府合作拍攝紀錄片《想我眷村的媽媽》;以眷村為背景的 ...

    補助獨厚王偉忠? 龍應台:他有才氣

    新頭殼-2012/12/11
    在野黨立法委員質疑王偉忠所屬的公司獨享文化創投經費達8300萬元,連 ...王偉忠有才氣,「如果大家都找王偉忠,你不能說王偉忠壟斷資源、不 ...

    +
    顯示更多

    王偉忠國發基金投資YIF疑造假網友:剪接也算魔術?

    ETtoday-2012/12/14
    名製作人王偉忠拿國發基金投資的「魔法胡同」公司,旗下魔術師YIF (王亦豐)遭爆從國籍、鼻子連魔術技巧都是假的,還被質疑魔術影片是靠剪接後製 ...

    +
    顯示更多
     ------
    1. ETtoday ‎- 1 day ago
      針對動保人士黃泰山在臉書發布內湖流浪動物收容所「9隻狗狗活活被咬死,動物活不過12天」慘況,並號召民眾8月15日前往市府抗議,動保處今(14 ...



    與黃泰山認識是板橋社區大學成立時1997。 我去客串一年(志工) ,開"近代管理"課程。
    十年前還見面,最近都是在電視上。

    貓狗人黃泰山
    貓狗人協會理事長黃泰山

    2008年訪問稿


    挺綠挺到家破人亡






    黃泰山 板橋社區大學專員

    Q:民進黨在中正紀念堂擺野百合,不少學運份子抗議這是竊取他們的運動成果。你曾參與學運,怎麼看這件事?
    A:老實講我沒大大感覺,因為三月學運並不偉大,隨便找個社運基層群眾都比學運份子犧牲的多。很多人看不起民進黨基層群眾,但他們吃檳榔、穿拖鞋又怎樣,80、9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是他們衝出來的,很多群眾被抓去關、打得面目全非,都沒人理他們,不像政治人物那樣受關注。
    1990年我剛大學畢業,被台獨聯盟的秘密組織URM送到美國受訓,本來抱著準備斷頭的革命心情,結果發現那些海外黑名單份子一點都不恐怖,不僅招待我們住希爾頓飯店,還帶我們去看脫衣舞秀,我覺得國民黨頭腦壞掉,這種組織有能力叛亂嗎?事後才知道,獨盟招待我們是有陰謀的,目的是吸收群眾當砲灰,果然過沒兩年獨盟就在士林舉辦現身大會,很多群眾被抓走,不久國民黨就允許獨盟成員回台灣。
    民進黨早期選舉幾乎不需花錢,因為很多群眾捐款、放下工作當義工。我有個林姓朋友本來賣免洗碗筷,91年加入抗議手段激進的台建組織,義務幫陳婉真助選,就無心工作,到處衝鋒陷陣,有次抗議時憲兵開槍,他衝到憲兵前面說:「有種開槍打我。」因為非常激進,他老婆離開他,他差點割腕死掉,後來淪為卡奴,靠開計程車養9個孩子。但陳婉真當選立委後就不再走街頭,很多台建成員都很氣,覺得被拋棄,像林先生後來就對政治很冷漠,完全不投票。 

    期待左派運動再起

    還有,很多地下民主電視台都靠募款成立,很多群眾因為幫忙牽電纜而被電死或變殘障,後來這些電視台一一被財團購併,錢也是被檯面上的人拿走。
    Q:這些群眾怎麼看民進黨?
    A:他們都很純樸,透過在運動中自我犧牲得到生命價值;很多人為此三餐不繼、妻離子散、晚景淒涼,後來民進黨跟街頭運動劃清界限,他們卻還沉溺在那種激烈氛圍中,看到民進黨執政後吃香喝辣,沒走過街頭的政客接收了他們努力的成果,就很失落,覺得被騙,甚至有深綠的朋友恨民進黨甚於恨國民黨。
    Q:你也認為你被騙?
    A:我不認為民進黨有騙過群眾,是群眾會錯意,因為民進黨只想建立新的現代化國家,從沒說過要照顧底層群眾。
    Q:你想過要為這些群眾做什麼嗎?
    A:96年我和朋友創辦「群眾之聲」地下電台,號召了上萬名熱情聽眾,無怨無悔奉獻。有個長庚護士拿出積蓄給電台,每天到電台服務,她老公因此跟她離婚,後來電台被迫結束,我看到她瘦得不成人形,寒冬中帶著兩個小孩在市場賣春捲,我眼淚快掉下來。
    我還是期待左派運動再起,但現在找不到著力點,只能躲在社區大學工作,搭計程車都很怕碰到以前的司機聽友,碰到他們我會很辛酸、慚愧。你能告訴我該怎麼做嗎? 
    記者李宥樓採訪整理 

    Sparta, a California cat known for his

    Herding Cats for Hollywood

    By MICHAEL CIEPLY
    Finding cats available to play the supporting roles for the planned movie "Heathcliff" isn't as easy as it sounds.

    林蔚昀 辛波絲卡詩選(1957-2012)

    詩人林蔚昀 獲頒波蘭文化功勳獎章
    Ads by Google
    蒙恬藍牙掃譯筆 www.penpower.com.tw
    掃描輸入文字,多國語言翻譯, 免打字,電腦/手機/平板皆可用!
    波蘭國會友台小組主席倪秀斯基(左)頒獎給林蔚昀。 (林蔚昀/提供)
    林蔚昀(中)獲得波蘭文化功勳獎章,魏馬克(左起)、萬德利赫、林蔚昀、倪秀斯基與江國強共同合照。 (林蔚昀/提供)
    記者趙靜瑜/台北報導
    7年來致力於波蘭文學及文化的推廣,旅居波蘭的台灣詩人兼譯者林蔚昀日前獲得波蘭文化及民族遺產部頒發波蘭文化功勳獎章,頒獎典禮7月23日在波蘭國會舉行,包括華沙貿易辦事處代表魏馬克(Marek Wejtko)及中華民國駐波蘭代表江國強都出席參加,現場由眾議院副議長萬德利赫(Jerzy Wenderlich)及波蘭國會友台小組主席倪秀斯基(Stefan Niesiolowski)一齊將波蘭文化功勳獎章頒發給林蔚昀,場面溫馨。
    波蘭駐台代表魏馬克讚許林蔚昀透過寫作、翻譯和策展向台灣人介紹波蘭文化,對華沙貿易辦事處的在台工作有不可忽視的貢獻。江國強表示,林蔚昀是首位得到波蘭文化功勳獎章的台灣人,「這次得獎不只是對她個人成就的肯定,同時也是台灣及波蘭文化友好交流更進一步的象徵。」
    波蘭文化功勳獎章設立於1969年,專門獎勵對創造、推廣、保存波蘭文化,特別是文學、劇場以及在藝術領域有所貢獻的人士。林蔚昀在波蘭居住長達8年,自2007年起開始在台灣及香港各大文學雜誌及副刊發表和波蘭文學相關的文章,並且從波蘭文直譯安傑‧薩普科夫斯基的《獵魔士:最後的願望》、《獵魔士:命運之劍》及布魯諾‧舒茲《鱷魚街》等重要作品,成為台波重要文化橋樑。

    前年林蔚昀在台北詩歌節與波蘭籍丈夫谷柏威(Pawel Gorecki)共同策劃波蘭自由文學貨櫃展覽;2012年年底則配合《鱷魚街》出版,策畫了「布魯諾‧舒茲在台北」展演活動。去年12月,波蘭眾議院副議長萬德利赫在率領波蘭國會議員訪台期間曾與林蔚昀會面,對她翻譯及推廣波蘭國寶作家布魯諾‧舒茲(Bruno Schulz)讚譽有加,因此積極向波蘭文化部爭取授獎。今年秋天,林蔚昀從原文翻譯的辛波絲卡及魯熱維奇詩集將會在台灣出版,屆時也會有一連串活動。
    *****

    台灣首見波蘭文→直譯中文全新選本

    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絲卡獨特的口語氣韻

    由詩人林蔚昀精心還原

    不避黑暗、殘酷、政治關懷

    立體呈現另一個真實的辛波絲卡

    作者簡介:
    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WisławaSzymborska 1923 – 2012)

    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的詩作結構嚴謹,用字精確,卻淺顯易懂,平易近人。她擅長以幽默、詩意的語言描寫嚴肅的主題如戰爭、死亡,從日常生活中撿拾詩意,以詩歌回答生活。辛波絲卡是波蘭最受歡迎的詩人,也公認為當代最迷人的詩人之一,享有「詩界莫扎特」之美譽。

    譯者簡介:
    林蔚昀

    臺北人。英國布紐爾大學戲劇系學士,亞捷隆大學波蘭文學研究所肄業。多年來致力在華語界推廣波蘭文學,於2013 年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波蘭文化功勳獎章。譯有《獵魔士:最後的願望》、《獵魔士:命運之劍》、《鱷魚街》。

    TOP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以前讀辛波絲卡其他譯本,總覺得辛波絲卡是個淡定的智慧老人,每每能抽離地俯望人間荒謬。而讀林蔚昀的譯本,隱隱覺得辛波絲卡是個活生生的人,有平常人的憂愁和恐懼,在實實在在的歷史環境中掙扎,會笑,也會哭。」──香港詩人陳子謙

    「辛波絲卡的每一首詩,幾乎都能轉換成電影劇本、插畫、小說或繪本,其關鍵並不在她的口語化,而是在於她切入...
    »看全部
    TOP
    章節試閱
    九一一照片

    他們從燃燒的樓層跳下去

    一個 兩個 還有好幾個

    有些高一些 有些低一些

    照片讓他們的生命停格

    現在則讓他們在往地面墜落的途中

    停留在地表之上

    他們每個人都還是完整的

    每個人都有一張獨特的臉

    鮮血隱藏得很好

    還有足夠的時間

    頭髮還可以被吹亂

    從口袋裡還可以掉出來

    鑰匙和一些零錢

    他們還在空氣的範圍內

    在那些剛剛打開的地方

    所涵蓋之處

    我只能為他們做兩件事九一一照片

    他們從燃燒的樓層跳下去

    一個兩個還有好幾個

    有些高一些有些低一些

    照片讓他們的生命停格

    現在則讓他們在往地面墜落的途中

    停留在地表之上

    他們每個人都還是完整的

    每個人都有一張獨特的臉

    鮮血隱藏得很好

    還有足夠的時間

    頭髮還可以被吹亂

    從口袋裡還可以掉出來

    鑰匙和一些零錢

    他們還在空氣的範圍內

    在那些剛剛打開的地方

    所涵蓋之處

    我只能為他們做兩件事──

    寫下這段飛行

    並且不把最後一句話加上去

    寫下這段飛行

    並且不把最後一句話加上去
    收合»
    推薦序
    鹽的笑聲──閱讀及翻譯辛波絲卡

    林蔚昀


    …我至今仍清楚記得,我是如何踏進那家位於Bracka街上的新地咖啡廳,如何以生澀的波文點了一杯卡布奇諾,又是如何和吧台後想學中文的波蘭男孩Kuba攀談起來。默默坐在角落上網了一段時間後,Kuba突然轉頭對我說:「妳知道嗎?現在咖啡廳裡有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我幾乎是瞬間反應:「是辛波絲卡嗎?」他含笑點了點頭,往前一指:「妳看到那個老太太沒有?那就是辛波絲卡……她是這裡的常客。」順著他的手指方向看過去,我見到一個踽踽而行的背影,銀白的頭髮,藍色的風衣,在我還來不及驚呼時,那背影已消失在通往二樓的階梯上,應驗了詩人的句子:「…在街道、階梯、迴廊上,他們也許早已多次擦身而過?」

    我曾經和許多人說起這個故事,關於我初次遇到辛波絲卡(也許不是初次?),並且和她擦身而過(也許已擦身多次?)。每說一次,我都覺得這個故事越來越虛幻,就像辛波絲卡離開我們一樣令人無法置信。

    當然,我還是願意相信自己的記憶的,相信我和辛波絲卡的巧遇/錯過「在結束之前 /(…)真的存在過」(〈形上學〉),雖然我知道,就算我不在場,Bracka街上的新地咖啡廳也會像N市的車站一樣,「漂亮地通過了 / 客觀存在的檢定考試」。沒有我的見證,辛波絲卡也會在那個晚上去她鍾愛的咖啡廳,參加一場文學聚會,所有的人事物都會「留在自己該在的位置 / 所有的細節/ 在劃定好的軌道上移動」(〈車站〉)。

    然而,如果我那個晚上沒有在那裡,如果我沒有來克拉科夫學波蘭文,如果我沒有和Kuba一起在辛波絲卡喜歡逗留的二樓茶房喝茶、語言交換、讀詩,也許我今天不會翻譯辛波絲卡,也不會說這個故事。

    這是巧合,還是命定?不管是何者,對我來說都一樣美麗。也許,它同時是巧合,也是命定,如辛波絲卡在〈到方舟裡去〉這首詩中說的,我們不一定要「狹隘地受限於二選一的選擇」。

    2005年那次會面,決定了我與辛波絲卡的關係(如果可以稱之為關係)。我們注定,要像兩顆水滴一樣相同又截然不同(〈缺席〉)。我總是像死亡一樣「在那一瞬間之後才姍姍來遲」,只能望著辛波絲卡的背影走上樓梯(〈關於死亡(沒有誇張)〉)。畢竟,不就是如此嗎?閱讀和翻譯,都是在作者生命和寫作的驚險事過境遷後,才可能擁有的經驗。我們閱讀及翻譯的,都是過往的事件,某種程度上我們都像是無助的眾神,在閱讀死者們的信。(〈死者們的信〉)

    生命,一幅帶著笑意的墓棺畫

    很多人應該都注意到過,辛波絲卡經常在她的詩中描寫死亡。她以〈和阿特羅波斯的訪談〉和死亡對話,質疑它那令人無法理解的、對工作的狂熱。她在〈與死者密謀〉、〈話筒〉中進行對死者的招魂,在〈哀傷的演算〉中思量「有多少我曾經認識的 / (如果說我真的曾經認識他們) / 男人和女人 / (如果說這個二分法依然有效) / 跨過了那道門檻」,同時不忘懷疑,是否來得及在把自己算進去之前算出總數。她從〈空屋裡的貓〉的視角看死亡,告訴死者「死掉 ── 你不能對貓做這種事 / 因為你要一隻貓 / 在空屋裡做什麼」。她為自殺者寫詩,像一副牌一樣在生者面前攤開〈自殺者的房間〉。她最動人、也最殘酷的一首死亡之詩,就是描寫早夭孩子的〈回程的行李〉:「這邊的這個 / 還有那邊的那個 / 以及那些在最邊緣的:/ 他們來不及長得夠大 / 可以摸到門把 / 弄壞手錶 / 打破第一扇玻璃窗」。

    死亡這個主題在辛波絲卡的詩中是如此強烈,強烈到幾乎每一首詩都像是一幅墓棺畫,或明顯或隱晦地提醒讀者死亡的「音容宛在」。 即使是在描寫和朋友去鄉間度假的〈一段回憶〉,她也寫道:「芭夏恐懼地看了一眼她丈夫 / 克莉絲汀反射性地把手掌 / 放在茨畢謝克的手上 (... ) / 只有寡婦阿格內絲 / 用微笑歡迎了那位美麗的女孩」。也許,這份書寫死亡的執著是受到克拉科夫的懷舊氣息和歷史背景影響(在這裡,歷史紀念日和葬禮從十九世紀開始就是不得了的盛事),也有可能是二次大戰期間的經歷,讓她意識到死亡的亦步亦趨、無所不在。雖然克拉科夫沒有像華沙一樣歷經整個城市毀滅的悲劇,辛波絲卡本人也沒有像許多她的同輩拿起武器戰鬥,但是她在二十歲那年就到鐵路局工作,以避免被強制送到納粹德國勞動。她暗戀的男孩在戰爭初期死在勞改營,她的表親在「華沙起義」(Powstanie warszawskie)中喪生,而她的男友則在地下愛國軍隊「波蘭家鄉軍」(Armia Krajowa)的一次任務中下落不明 。同時,奧斯維辛的集中營就在離克拉科夫不遠之處,不斷從火化場飄出一朵朵「由人做成的雲」(〈然而〉,陳黎譯)。

    有如預言特洛伊滅亡的卡珊卓,辛波絲卡「從未來 / 那個永遠是一片空無的未來」看到自己和他人的死亡,以及生命的稍縱即逝。早在出生之前,人就注定要遵守「那場失敗遊戲的規則」(〈形上學〉),被偶然與巧合的排列組合擺布,因為好心人的善意、死亡的怠惰、天意的疏忽而倖存。畢竟,我們的父母可能和別人結婚,生下不是我們的孩子,這些孩子甚至可能相遇,「在同一所學校 / 同一個班級」但是「一點都合不來 / 根本完全不相像」(〈缺席〉)。在辛波絲卡眼中,人一生都帶著死亡的胎記在機運的迷宮中亂竄,不是尋找出口,而是被出口緊追在後(〈迷宮〉)。他隨時隨地都面臨「自己即將不存在的危險」,他的一舉一動,毀滅及創造,都是「那個普遍判決 / 的緩刑」(〈誕生者〉)。

    幸好,辛波絲卡深愛我們,並且為我們著想。考慮到我們至今依然是孩子,她的詩多半有個美滿的結局(〈到方舟裡去〉),或者至少,沒有把結局點破。帶著慈悲,她選擇「不把最後一句話加上去」,讓我們在下墜的途中永遠定格在瞬間,在此時、此地(〈九一一照片〉)。那一瞬間就像是落在手指上的雨滴,蘊含著我們一生的故事(〈水〉),讓我們看到許多稀鬆平常的奇蹟,比如說「母牛就是母牛」或是「今天太陽三點十四分升起 / 八點零一分落下」(〈奇蹟市集〉)。因為有這一瞬間,我們可以「製造椅子和憂傷」,「擁有自己的身體」,「在行星的旋轉木馬上繞圈」(〈這裡〉),並且在「一瞬之間記得 / 在那熄滅的燈旁邊 / 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對話」(〈筆記〉)。雖然死亡無可避免,隨時可能在我們在討論明天的計畫時,插進來說最後一個字,但是辛波絲卡透過她悲觀進取的詩、透過她對生命的肯定告訴我們:死亡並非全能,而且「沒有一個生命/ 不能擁有永恆的生命 / 即使只在一瞬間」(〈關於死亡(沒有誇張)〉)。她筆下的墓棺畫並非悲傷嚴肅、華麗高調,而是充滿笑意,帶著同理心,並且,有著平凡簡單的美感。

    辛波絲卡式文字:平凡的奇蹟

    平凡簡單的美,就像平凡簡單的文字,對翻譯來說是最難處理的。首先,因為它看似透明、不複雜的外表(每個字都看得懂,幾乎不用查字典),譯者可能會過於輕敵,忘了在沙清水幼的海灘上有暗流,在紋風不動的沙漠裡有流沙,「溫和的微風」會「在暴雨來臨之際轉為猛烈」(〈奇蹟市集〉),而犯下致命、愚蠢的錯誤(這是為什麼三番兩次的校稿是必要的)。辛波絲卡文字的雙重性格其實來自於:她大量使用平凡、常見的字彙甚至陳腔濫調的片語,但是她使用它們的方式是如此獨到、具原創性,以至於完全顛覆了這些常見、媚俗(kitsch)的語言元素,賦予它們全新、相反或自相矛盾的意義。如同她喜愛拼貼,辛波絲卡也把文字從日常的用法及語境中剪下,讓它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然後把它錯置到另一個背景,讓它產生令人錯愕、尷尬、驚嚇或會心一笑的全新意義。

    在這本集子裡最早的一首詩〈僅只一次〉中,辛波絲卡寫道:「面帶微笑 互相依偎 / 讓我們試著達成共識 / 即使我們差別這麼大 / 就像兩顆水滴」。如果沒有解釋,中文的讀者可能會覺得兩顆水滴只是一個詩意的比喻。但是兩顆水滴其實是波蘭片語,指的是「一模一樣的事物」。辛波絲卡在這裡對這個片語和它背後的意義作了一個顛覆:沒有兩顆水滴是一樣的,就像「沒有一個白日會重複 / 也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夜晚」。而在另一首詩〈死者們的信〉中,她描寫死者「坐在我們面前看起來很可笑 彷彿坐在奶油麵包上」。「奶油麵包」或「吃一塊奶油麵包」就像英文的a piece of cake一樣,代表「非常容易的事物」。但是除了辛波絲卡,沒有人會寫下「坐在奶油麵包上」這種句子!它到底有什麼意思?沒有人能解釋,甚至連波蘭文的母語者也無法體會,只能猜測。如果寫這個句子的人不是辛波絲卡,而是一個小學生,它可能會被老師劃掉,並且在旁邊寫下:「用詞不當」的評語。但是,這個句子的主人是辛波絲卡,於是我們還有機會欣賞。

    除了錯置、「誤用」,辛波絲卡也善於運用諧音字、雙關語來創造多層次的意義。在〈水〉這首詩中有一句這樣的句子:「你曾在領洗池中 也曾在高級妓女的浴缸裡 / 你在親吻中 也在裹屍布裡」後面那句的原文是:「Byłaś w chrzcielnicach i wannach kurtyzan. W pocałunkach, całunach.」Pocałunek是「親吻」,całun則是裹屍布,兩者意思完全不一樣,也沒有共同的字源(這一點我查過字典),但是卻因為諧音,於是創造出一種兩者有關的印象(這也是辛波絲卡的目的)。英文的翻譯還可以用coffin和kisses(聽起來都有k音),但是中文一點辦法都沒有,只好忍痛捨棄諧音,只取意義。另外,在〈評論一首沒被寫下的詩〉中,她寫道:「她為人們「極權」(語病!)另一些人們的行為感到不安」原文是:「Autorkę gnębi myśl (...) O „państwieniu się” (sic!) ludzi nad ludźmi」這邊我本來看不懂(波文中並沒有państwienie這個字,有państwo – 國家– 但是沒有państwienie),後來我的波蘭文校對者Katarzyna Sarek告訴我,辛波絲卡是把波蘭片語pastwić się(霸凌、欺壓)多加了一個ń,然後改成名詞,於是讓這個詞有了一種人欺壓別人、統治別人的意味。很可惜,在這裡中文也無法做得像波蘭文如此傳神。

    辛波絲卡對於用字遣詞的推敲、精準,已經到了一種爐火純青的地步。這不是說,她在修辭上花很多功夫,刻意要用繁瑣華麗的形容詞或是冷僻的詞彙,讓讀者看不懂。而是,她在選擇語言的素材之前,就已經清楚知道她要表達什麼,也孰悉每個字的特性,於是在一群同義詞、近義詞中找出最合適、最符合她需要的。在〈車站〉這首詩中,辛波絲卡描寫自己的缺席「準時抵達N市的車站」,本來要來接她的人「趕上在約定的時間 / 不前來」。明明是沒有發生、存在的人事時地物,辛波絲卡卻把「無」寫得好像「有」,而自己的「不在」則成了一個飄忽、若有若無的鬼魂。接下來她說:「我不存在的身影飄過人潮 / 往出口走去」「飄」這個字用得其實不是很符合原意,但卻是我能找到最接近的詞。在原文中,辛波絲卡使用的動詞是「uchodzić」,chodzić是「走」的意思,而u則是一個前綴。uchodzić的意思是:「走過一段路、避開某人、逃向某處…流出或外洩(特別指液體或瓦斯)」。用來形容這「其實不存在,卻好像又存在」的身影,沒有比uchodzić更好的字眼了。當然,辛波絲卡也可以寫這身影穿過、越過(przechodzić, wydostać się)人群,但是卻不會有像瓦斯般無色無味、不引人注意卻存在、悄悄擴散的韻味。這份韻味、餘味是辛波絲卡的詩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它的力道。像是私釀的櫻桃酒,辛波絲卡的詩剛喝下時清甜爽口,但後勁很強,過了兩三天才會讓人醉,或者,要在隔了很久之後重讀,才有辦法嘗到底層的回甘。

    翻譯:如何測量鹽的份量

    如果把寫作、翻譯比擬成烹飪,那麼辛波絲卡一定是一位廚藝高超的廚師。她有一雙慧眼,能看到平凡食材的滋味,又有一雙巧手,能把這些食材最真實、最精華的美味保留下來(或者引誘出來)。她有一般人沒有的大膽想像力,能把平常不會放在一起的材料、調味料組合在一起,創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驚喜。她同時很有耐心,知道火侯不該太大,因為這會讓食物烤焦。辛波絲卡的烹煮方式不是大火快炒,而是小火慢燉,以爐灶的餘溫把食物加熱,有種非常溫柔、有層次的味道。最重要的是,辛波絲卡知道鹽的份量。她知道要加多少,可以壓住雞湯的油膩,提出鮮味,又不會讓湯太過死鹹。

    鹽的份量,一直是烹飪、寫作及翻譯最高的學問。尤其是翻譯。因為味蕾對於「鹹」的標準因人而異、因文化而異,東方人覺得鹹的,歐洲人覺得淡,歐洲人覺得驚世駭俗的,東方人則司空見慣。辛波絲卡這種「簡單中有複雜」的美在中文裡不一定會被欣賞(畢竟,我們的舌頭習慣了調味料,習慣了大量的形容詞、成語和修辭)。我也知道,我的翻譯不一定每個人都能習慣、接受。但是,我還是希望能保留一份簡單樸實的美感(雖然沒辦法像辛波絲卡那麼簡單),讓文字本身的力量去感動讀者。

    當我在波茲南與一位波蘭英文譯者討論這一點時,我說,辛波絲卡的詩就像鹽,一座鹽做的教堂,比一座鑽石做的教堂好,因為鹽比鑽石平凡、真實。她提出疑惑:可是鹽做的教堂,也是虛假的東西,妳不喜歡鑽石的虛假,那為什麼可以接受鹽的虛假呢?這件事,我後來認真思考了很久,現在我想我知道我的答案了:和鑽石不同,鹽可以吃,可以放到湯裡調味,可以療癒,可以保存肉類,可以救人,可以害人。鹽在我們的生活中,在我們的眼淚裡面,它隨手可以拿到。

    我希望,這本詩集裡面的詩,能夠讓讀者聽到鹽的話語,鹽的嗚咽,以及,鹽的笑聲。



    2013.08.05, 克拉科夫


    【雲】 辛波絲卡 辜振豐 節譯
    我務必立馬
    描繪朵朵雲兒——
    瞬速
    變化萬千
    其特色
    永不重複
    造型 陰影 美姿 配置
    無需背負記憶的重擔
    飄逸於人事之上
    究竟能否目擊世間事?
    事發之際,即散夥
    跟雲兒相比
    生活有賴於牢牢大地
    一成不變,貼近永恆
    ......




    網誌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