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0日 星期三

閻連科、王岐山、王東明

王岐山退二線 陸股抓鬼沒找他

【財經中心╱綜合外電報導】習近平的打虎悍將、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具備雄厚金融背景,卻也疑似因為他與金融證券業過從甚密,尤其與「被退休」的中信證券前董事長王東明關係匪淺,在近月陸股抓鬼行動中退居二線。

指派孟慶豐帶隊

習近平沒有任命王岐山所領導的中紀委查辦證券業不法,反而指派舊識、去年6月才履新的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帶隊,引起《華爾街日報》(WSJ)好奇,不敢具名的金融業觀察家透露,這樣的安排有習近平個人考量,也可能與王岐山的背景有關。
「兩王」與習近平3個人的年紀相仿,都是紅二代,一輩子都是在同一個圈子裡活動,習近平與王東明則是兒時玩伴,王岐山與王東明是後來在金融圈發展出緊密關係,與王東明的弟弟王波明特別親近,更是眾所周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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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連科 :在偉大的國家裡,我活的像喪家之犬

舊習難改。儘管離開農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卻從未將元旦作為一年的開始。在我家鄉,一年真正的開始是大年初一。

農歷的2011年,對我來說,就像一條長長的隧道,沒有一絲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兒子找工作。那時他已完成在英國的學業,帶著法學碩士學位回到中國。他堅信,若想在中國有所作為,需在法律系統中謀到一份公職。然而,因為不是黨員,他幾乎沒機會參加國家司法考試。

當他還在讀本科時,不止一次考慮過加入共產黨,每次都被我勸阻了:「難道人必須要成為黨員,才能獲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為一個父親,兒子的經歷使我感覺我應跪在黨的領導面前,求他們給入黨和未入黨的年輕人同等的求職機會。

黑暗的2011並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書》——一本直面中國人民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大躍進以及隨之而來的飢荒中所受創痛的小說,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絕的理由幾乎是一致的:誰敢在中國出版我的書,誰就將被關掉。

這部小說花了我20年構思,2年時間寫作。作為一個作家,這本書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將成為中國文壇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國出版業的現狀就是如此,對我來說,除了接受,別無它選。我只能長吁短嘆。

厄運連連。伴隨著書不能在大陸出版的夢魘,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強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條公路要拓寬。強拆如颶風來臨。沒人向我和鄰居們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賠償沒有商量餘地,不管原有面積多大,蓋房子花費多少,一律只有50萬。大家還被告知,「誰願意跟政府合作,將會額外獎勵70萬。」兩項加起來共有約19萬美金,看起來數額很大,實際上在今天的北京,這些錢在好地段也就能買個廁所。

居民們與強拆隊之間劍拔弩張,大家發誓,要用生命維護財產和尊嚴。

鬥爭持續了數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區的牆被強拆了。一些疲於應戰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醫院去。隨後,一系列的盜竊案出現在小區,大家心知肚明,這只是用來嚇唬居民們的策略而已。報警毫無價值,其幼稚程度與小學生報告說鉛筆被偷無異。

11月的最後一天,離強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貼了一份對H和W的公開信,呼籲政府不要再跟被拆遷者玩
「貓鼠遊戲」。我當然知道,這封信不會到達它該到的人手裡,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夠的注意力,從而向當地政府施壓,在強拆期間避免流血衝突。

我的公開信被大量轉發,幾乎立刻傳遍全國。然而,它所產生的影響,如同在風中竊竊私語一般微弱。

12月2日,凌晨五點,一隊戴著頭盔的便衣男女,從窗戶闖入我鄰居家中。在向入侵者聲明他反對拆遷後,我鄰居被帶走關了起來。他家的一些大型傢具被搬出門外,隨後房子被推土機鏟平。後來他回憶說,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個戴頭盔的便衣圍在自家房子邊上。

整個12月里,有30多戶被迫同意拆遷,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結束了。這次經歷使我意識到,一個公民和作家的尊嚴,尚不如一隻餓犬向主人搖尾乞食重要;一個公民可享有的權力,還不如一個人手中握住的空氣多。

我很想哭。有時我甚至會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哭一場,也是一個不小的特權吧。

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像狗一樣活著。我夢想能在我的書中大聲喊出這一切,並將我的吶喊變成優美的樂曲。這怪誕的人生和奇妙的夢境維持著我的生命,有時甚至給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斷的灰心、喪氣。

我身心俱疲,只想離開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鄉去。我渴望能在家鄉開始一個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親和親人們待在一起,讓他們簡單的溫暖帶走一切冰冷、焦慮和恐懼,遠離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圍我的東西。

我回到了位於河南西部的家鄉嵩縣,與我80歲的老母、兄長、嫂子、姪女們一起過了十天。我們一起回憶過去、說笑話、打麻將。無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經歷過的不幸,我們像過著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見,皆是燦爛陽光。每日所感,都是親人關愛。那十天,我們坐在電視前,一起看肥皂劇,看春節聯歡晚會。電視節目很一般,但家裡的暖意驅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覺很安心。

除夕夜,我們按照傳統,一起吃了頓餃子。母親把她的一些餃子分給我,以示關愛。一小縷頭髮垂下來,她的臉上洋溢著幸福:「我們國家現在富強了,這多麼美妙!」她說,「我們現在能吃肉餡的餃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窮的時候吃野草一樣多!」

我哥哥終其一生都是一個騎自行車到處送信的郵差,現在他退休了,開著我用版稅給他買的車子。「為什麼有人會恨政府呢?」一次他載我去看望一個住在山村裡的親戚時,在路上問我。「我們生活的很好,這還不夠嗎?”

我兩個姐姐都是農民。她們很愛看一個清宮肥皂劇,劇中的皇帝很聰明,做事游刃有餘。姐姐們希望我也能寫一個那樣的肥皂劇本,既有錢,又有名。她們說,只要寫出一個成功的肥皂劇就會讓整個家族臉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這些東西,還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這幾年獲得的財富,是否真的讓中國人民堅信,吃得飽、穿得暖真的比權力和尊嚴更重要?或者,在他們看來,一盤餃子,口袋里的一點錢,比權力和尊嚴更有用?

我沒問,也不想深究,因為我知道,根本就沒有明確的答案。於我而言,我更願意保持尊嚴,即便那意味著飢餓至死。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這也應是文化人的基本原則。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對許多人來說,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為何要抱怨?就連文化人都將食物和錢置於尊嚴之上,我怎能以此來批評我的親人們呢?

大年初六是出門的吉日,我該走了,親人們都趕來與我道別。與以往一樣,每逢這種場合,母親都會掉眼淚。但直到最後一刻,她才開口。

「多和有權有勢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邊低訴。「別做讓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後,哥哥給我發了一條短信。「大過年的,我就沒說給你聽。要記住:別管是為了什麼事,都別惹政府。」

我外甥陪著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處。「我媽讓我告訴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說,「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別寫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寫,就寫點誇政府和國家的。別越老越糊塗。」

我點了點頭。

「告訴你姥姥、舅舅和媽媽:別擔心我,我很好。我寫的東西很好,我也應付的來。除了皺紋和白頭髮越來越多,沒別的煩心事兒。」說完後,我開車離開。

一邊開車,沒來由地,眼淚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為我母親、兄長、親人們以及那些同樣有了吃的就忘了尊嚴的陌生人們?還是為那些像我一樣熱愛權力與尊嚴卻活得像喪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聲哭泣。

我停下車,任涕淚肆意橫流——落到我的臉上,流進我的心中。很久之後,眼淚乾涸了,我又發動了車。我在開回北京的路上,喘著粗氣、焦慮萬分,就像一隻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喪家之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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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年作家閻連科一、兩年前對我說過,像他這樣的"專業作家",作協是每個月給一定生活費的。這筆生活費並不高,在北京是2000多元,在有的省高一些,有3000多元。但有要求:必須每年出多少萬字。二、三千元,著名作家!這些聯繫得上嗎?那麼,他們從稿酬或版稅中能掙多少錢呢?閻先生說,一般情況下,10萬冊左右就算非常暢銷了。象張悅然這樣的二、三十萬冊、韓寒這樣六、七十萬冊、於丹幾百萬冊,那是全中國也沒有幾個人的。象閻連科、莫言、餘華這樣的大作家,出一本書,頂多也就是十幾萬冊發行量。固然有莫言45天寫出50萬字的例外,大多數作家都是幾年才能磨出一部大部頭來,甚至是十幾年,幾十年。而像閻、莫、餘這樣的作家,中國又有多少呢?如果按10萬冊,20萬元,5年一本書算,每個月也就三、四千元。加上作協給的二、三千元,算它六、七千元,也就一個一般白領的收入。

獨家| 閻連科受領2014年卡夫卡獎演說
2014-10-22 閻連科 騰訊文化
北京時間10月22日晚11點卡夫卡文學獎組委會將舉行頒獎典禮,正式授予中國作家閻連科2014年卡夫卡獎,這是卡夫卡獎成立14年來首次將該獎授予中國作家。以下為閻連科受領卡夫卡獎時的演講詞,騰訊文化獨家放出,以饗讀者。“ 上天和生活選定那個感受黑暗的人 ”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和我尊敬的評委:




從某個角度說,作家是為人和人類的記憶與感受而活著。因此,記憶與感受,使我們成了熱愛寫作的人。

也因此,當我站在這兒的時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間,出現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就在那次舉世震驚的“人禍”後的一個黃昏,夕陽、秋風和我家那個在中國中部、偏窮而又寂寥的村莊,還有,因為戰爭而圍著村莊夯打起來的如城牆樣的寨牆。

那時候,我只有幾歲,隨著母親去寨牆下面倒垃圾,母親拉著我的手,指著寨牆上呈著瓣狀的觀音土和散粒狀的黃土說:“孩子,你要記住,這種觀音土和榆樹皮,在人飢餓煎熬到快要死的時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種黃土和別的樹皮,人一吃就會更快的死掉。”

說完,母親回家燒飯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隨風而去的一片枯葉。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著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來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從此,我成了一個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從此,我過早的記住了一個詞彙:熬煎——它的意思是,在黑暗中承受苦難的折磨。

那時候,每每因為飢餓,我拉著母親的手討要吃的時候,只要母親說出這兩個字來:熬煎。我就會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黑暗。

那時候,中國的春節,是所有兒童的盛日,而我的父親和許多父親一樣,每每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因為春節將至,而愈發歡笑的臉龐時,也會低語出這兩個字來:熬煎。而這時,我就會悄悄地離開父親,躲到無人的荒冷和內心模糊的黑暗裡,不再為春節將至而高興。

那時候,生存與活著,不是中國人的第一要事;而革命,才是惟一國家之大事。可在革命中,革命需要我的父親、母親都舉著紅旗,到街上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會從革命中扭回頭來,無奈自語地念出這兩個字:熬煎。而我,當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眼前必就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如同白日里黑夜的到來。

於是,我也過早地懂得了黑暗,不僅是一種顏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和承受命運的方法。之後,我當兵走了,離開了那一隅偏窮的村落,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無論生活中發生怎樣的事情,我的眼前都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後邊,用承受黑暗,來對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難的力量,來對抗人的苦難。

當然,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國,它變得富裕,並咄咄有力,因為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與零用,便像一道突來的強光,閃耀在了世界的東方。可在這道強光之下,如同光線愈強,陰影愈濃;陰影愈濃,黑暗也隨之產生並深厚一樣,有人在這光芒裡感受溫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為天然的憂鬱、焦慮和不安,而感受到了光芒下的陰影、寒涼和霧纏絲繞的灰暗。

而我,是那個命定感受黑暗的人。於是,我看到了當代的中國,它蓬勃而又扭曲,發展而又變異,腐敗、荒謬,混亂、無序,每天、每天所發生的事情,都超出人類的常情與常理。人類用數千年建立起來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嚴的尺度,正在那闊大、古老的土地上,解體、崩潰和消散,一如法律的準繩,正淪為孩童遊戲中的跳繩和皮筋。

今天,以一個作家的目光,去討論一個國家的現實,都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然對於那個作家而言,因為這些本無好轉,卻又不斷惡化、加劇的無數無數——人們最具體的飲、食、住、行和醫、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裡芸芸眾生者的人心、情感、靈魂,在那個作家眼裡,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焦慮和不安,恐懼而興奮。

他們等待著什麼,又懼怕著什麼,如同一個垂危的病人,對一劑虛幻良藥的期待,既渴望良藥的盡快到來,又擔心在它到來之後,虛幻期待的最後破滅,而隨之是死亡的降臨。這樣期待的不安和恐懼,構成了一個民族前所未有的焦慮心。這顆民族的焦慮心,在那個作家那兒,成了最為光明處的陰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沒有人告訴那個作家,國家那列高速發展的經濟列車,會把人們帶到哪兒去。

也沒人告訴那個作家,直至今天,百年來從未停止過的各種各樣的革命和運動,在每個人的頭頂,醞釀的是烏雲、驚雷、還是一片可能撕開烏雲的閃電。

更是沒人能夠告訴那個作家,當金錢與權力取代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的理想之後,人心、人性、人的尊嚴,應該用怎樣的價格去兌換。

我記起了十餘年前,我反复去過的那個艾滋病村。那個村莊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卻有二百餘口都是艾滋病患者;而且在當年,他們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的勞動力。他們之所以大批的感染艾滋病,是因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過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組織的去集體賣血所致。

在那個村莊,死亡像日落一樣,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陽從天空永遠消失了一樣,長久而永恆。而我在那兒的經歷,每當回憶起來,每當我在現實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會成為巨大的讓我無法逃離的陰影和黑暗,把我籠罩其中,無處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作家。

但我也堅信,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寫作,或多或少,將會有它無可替代的意義。因為,在那兒——生活、命運和上天,選定了我是那個生來只會、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個看見了皇帝沒有穿衣的孩子,在陽光之下,我總是會發現大樹的影子;在歡樂頌的戲劇中,我總是站在幕布的另一邊。

人們都說溫暖的時候,我感到了寒冷;人們都說光明的時候,我看到了黑暗;人們在為幸福載歌載舞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他們腳下繫繩,正要把人們集體絆倒並捆束。我看到了人的靈魂中有不可思議的醜惡;看到了知識分子為了挺直脊樑和獨立思考的屈辱與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錢和歌聲中被權利掏空和瓦解。

我想到了我們村莊那個活了70歲的盲人,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他都會面對東山,望著朝日,默默自語地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日光原來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為奇異的事情是,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有幾個不同的手電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裡拿著打開的手電筒,天色愈黑,他手裡的手電筒愈長,燈光也愈發明亮。於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著,人們很遠就看見了他,就不會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們與他擦肩而過時,他還會用手電筒照著你前邊的道路,讓你順利地走出很遠、很遠。為了感念這位盲人和他手裡的燈光,在他死去之後,他的家人和我們村人,去為他致哀送禮時,都給他送了裝滿電池的各種手電筒。在他入殮下葬的棺材裡,幾乎全部都是人們送的可以發光的手電筒。

從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種寫作——它愈是黑暗,也愈為光明;愈是寒涼,也愈為溫暖。它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讓人們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寫作,就是那個在黑暗中打開手電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著黑暗,盡量讓人們看見黑暗而有目標和目的閃開和躲避。

今天,在世界文學中,作為亞洲文學主要一片生態的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相遇過如此充滿希望又充滿絕望的現實和世界;從來沒有相遇過,在如此豐富、荒謬、怪異的現實中,有如此之多的傳奇和故事——超現實的最日常;最真實的最灰暗。沒有一個歷史階段,東方的中國,能像當下這樣,在無限的光明中,同時又有著無處不在的遮蔽、陰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國,似乎是整個世界的太陽和光明,可也有著讓世界巨大的憂慮和暗影。而生活在那裡的人們,每天,每時,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無由來的膽怯和無來由的莽撞。

對歷史回眸的恐懼和遺忘,對未來的憧憬和擔憂,對現實——每天每時都驚心動魄、違背常理、不合邏輯而又存在著一般人們看不到的內真實、內邏輯、神實主義的荒誕、複雜、無序的真實和發生,構成了今日中國最為陽光下的陰影,最為明亮處的黑暗。而作家、文學,在今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看到偉大的光明,那是一種真實;聽到悠揚的歌聲,也是一種真實;虛無、唯美,也都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中國的真實,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陽光、茂綠、花草、鳥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存在,幾十上百的優秀作家,都在這森林中感受著豐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復雜、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國,演義著自己真實的寫作。而我,則因為是那個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黑暗感受者,也注定我看到的真實,和別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處的霧障,感受到了霧障內部的混亂、毒素和驚懼。或者說,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懼。

我知道,黑暗不僅是時間、地點和事件,而且還是水、空氣、人、人心和人們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僅僅把黑暗當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狹隘,而真正幽深、無邊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卻都說明亮而溫暖。最大的黑暗,是人們對黑暗的適應;最可怕的黑暗,是人們在黑暗中對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學在這兒就有了它的偉大。因為只有文學,在黑暗中才能發現最微弱的光、美、溫暖和誠實的愛。所以,我竭盡全力,都試圖從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種偉大的溫暖與悲憫;感受心靈飢餓的冷熱與飽暖。

因為這樣,穿過“時間、地點和事件”,我看見了今天現實中最為日常的黑暗——在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今天的人們,大都可以做到一個又一個老人倒在街上時,大家擔心訛詐而都不去攙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來也是紅的和熱點。

因為這樣,一個產婦在醫院死在手術台上,而所有的醫務人員怕承擔責任都逃之夭夭後,留下的只有人性和靈魂在現實中最微弱的喘息與尖叫。

因為這樣,在我自己家裡遭遇強拆之後,我感受到了更為日常、普遍,也更為激烈的黑暗。而我,當面對這些時,那些關於人、活著、現實和世界驅趕不散的黑暗,就會大霧一般瀰漫在我的內心、生活和我寫作的筆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個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個人的方式,感知和書寫那個世界。我沒有能力推開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沒有能力從混亂、荒謬的現實和歷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總是被混亂的黑暗所包圍,也只能從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與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來。

甚至說,我就是一個黑暗的人。一個獨立而黑暗的寫作者和被光明討厭並四處驅趕的寫作的幽靈。

到這兒,我想到了《舊約》中的約伯,他在經受了無數的苦難之後,對詛咒他的妻子說:“難道我們從神的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這最簡單的一句答問,說明了約伯深知他的苦難,是神對他試煉的一種選定;說明了光明與黑暗同在的一種必然。而我,不是如約伯一樣,是神選定的惟一試煉苦難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那個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邊緣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裡,感受世界,握筆寫作,並從這灰暗、黑暗裡尋找亮光、月色和溫暖,尋找愛、善和永遠跳動的心靈;並試圖透過寫作,走出黑暗,獲求光明。

我——那個把文學作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無論是作為一個人的活著,還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存在,都為自己天生注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謝我的血脈祖國,感謝它允許一個注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寫作;允許一個​​人,總是站在大幕的背面來感知現實、歷史和人與靈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謝卡夫卡文學獎的評委們,今年把這個素潔、純粹的文學獎授予了我。

你們授予我的這個獎項,不是約伯在歷盡黑暗和苦難之後獲得的光明和財富,而是送給了那個感受了苦難而惟一逃出來報信的僕人——那個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燈光。因為這束燈光​​的存在,那個生來就是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為這片兒明亮,人們就能看見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開黑暗與苦難。而那位僕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報信的夜路上,人們與他擦肩而過時,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暫的路程。



《丁莊夢》(Dream of Ding Village)﹐作者:閻連科


Grove Press
《丁莊夢》雖然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它卻架構在真實的“賣血潮”之上。“賣血潮”風行於過去的二十年間﹐由於很多人在賣血過程中接觸了受感染的血液﹐致使艾滋病在中國農村蔓延開來。閻連科在小說中將個體的故事放大:丁村前任村長在血頭丁輝的哄騙下踏上了賣血之路﹐即便那時他連在田間勞作的力氣都已消失殆盡﹐也依舊在賣血。

雖然閻連科在寫作表達情感時用的好像是同一種腔調、且常常用恢弘的筆觸描繪死亡與苦難﹐但《丁莊夢》這部小說卻因以著名的“閻式”嘲諷口吻洞察人情而可讀性極強。他對現代中國農村地區愚謬生活的刻畫絕對不吝筆墨且飽蘸深情。這部小說也因此類細節而出彩﹐比如﹐那些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走出過丁村的農民﹐卻在離世時躺在了刻有繁華勝景圖的棺材里:“是大城市的勝景圖。如北京的天安門﹐上海的電視塔﹐廣州的大賓館﹐還有哪些大城市的商業街﹐繁華道﹐跨江橋、百貨樓、噴泉池﹐這些等等的﹐七七八八的。”

當艾滋病潮席捲閻連科的出生地河南省、並廣泛地影響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親時﹐他的這部致敬之作就更令人動容。這個冷峻殘酷的故事由辛迪•卡特(Cindy Carter)翻譯﹐她的筆觸流暢、文風老練﹐切中主旨要害且常常直指人心﹐字裡行間有時還透著詩意。(辛迪•卡特是Paper Republic聯合創始人之一。)

──劉欣﹐《路燈》雜志英文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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