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1日 星期六

國民黨的卑鄙:宇昌案:蘋論:選前小心爛招賤招

段宜康新增了 4 張新相片

2011.12.13,聯合報以頭版全部版面,引用一份註明由林益世提供的文件。
這份英文的文件,載明蔡英文是宇昌的前身TaiMed的負責人之一。
在文件封面上,又以中文註明,這是2007.3.31(六)投資說明會的説明書。
一時輿論譁然,這件事可嚴重了。
因為蔡英文在2007.3還是行政院副院長,怎麼能身兼這個民間公司的負責人?
當天上午,提供這份來自經建會的文件,給聯合報做大獨家的國民黨大黨鞭林益世,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果然指控蔡英文左手核准右手的投資案!
但後來大家發現,一樣是來自經建會和林益世,為什麼聯合報的資料封面右上角,有「附件3」字樣;林益世記者會出示的文件,在同樣位置上,竟然是空白?
追查比對之後,發現:
真正的原件,封面上沒有《此份文件為96年3月31日(六)於台北市舉行的「TaiMed Inc」投資説明會説明書》這幾排字。
原來,這份文件其實是8月的資料,那時蔡英文已經離開公職。
如果就是這樣,又算得上什麼爆料?
所以劉憶如下令加上了那段文字(她辯稱的「誤植」),再提供給國民黨團和聯合報。
聯合報果然也根據資料,大做了這個震驚社會的獨家新聞。
但國民黨團在開記者會前發現,「附件3」不能出現。
因為有附件3,就一定有「主文」,和至少有附件1、2。這些文件上,註明了說明會的日期,外界一追問,就得穿梆!
所以國民黨團在記者會前,把文件封面右上角的「附件3」給塗掉。
造假誣陷的事跡,竟因此才敗露。
提供資料、變造文件的是國民黨政府的政務官和公務員,這位主委在馬英九連任後,繼續被重用為財政部長。
把假資料送給媒體的是國民黨黨團;拿假資料二次加工,出面開記者會的是國民黨團大黨鞭。
朱立倫主席,你還要說這件事「和國民黨沒有直接關係」?




蘋論:選前小心爛招賤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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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地院民事庭昨天裁決,前經建會主委劉憶如須賠償蔡英文200萬元,以補償宇昌案對蔡英文造成的損失。此裁決除彌補蔡受損的名譽,彰顯司法偶爾還是會公正一下等正面效應之外,所留下的政治人物在政治事件中,應守的政治倫理以及個人品格的教訓,更是彌足珍貴。
2012年大選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被國民黨指控涉及宇昌案,選後特偵組以查無不法簽結,但是蔡的名譽和落選的傷害已經造成,蔡於是反告劉和吳敦義夫婦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意圖使人不當選」。經過審理,刑事部分3人獲不起訴處分,蔡於是提出民事求償。
裁決出爐後,蔡昨天表示,希望不要再出現利用產業發展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否則不但重挫台灣生技產業的發展,也讓許多專業人才無法信賴台灣的發展環境。希望面對重大的政策時,大家把政治企圖放到一邊,以專業為優先考量。

由於執政可享有太多的特權與利益,忘記了越大的權力必須承擔越大的責任,只知道分贓、封官、喬事、光耀門庭與榮華富貴,所以把執政當成最高的優先來進行,什麼政治倫理、個人道德和品格、正義是非全部置之腦後,才有像炮製宇昌案這種卑劣的小人行徑。小人們的背後邏輯是:管他是真是假,先告了再說,等到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無罪,大選老早落幕了,被告也已中招倒地。原告就算被反告賠償、被社會唾棄,政權已拿到手,比起執政,區區200萬賠償金太划得來,成本效益比漂亮得無以復加。至於被社會唾棄,更不在話下,沒聽過人不要臉鬼都怕嗎? 
國民黨因為要繼續執政以保衛馬總統的後路與黨產的安全、兩岸關係對中國的承諾以及滿足眾多等著分贓的爛政客,已把明年的大選當作生死存亡的關頭,為達目的必將不擇一切手段,一定出盡所有爛招賤招(這是他們的專長)而後已。打敗民進黨不足惜,可是摧毀了台灣的政治倫理、政治可信賴度、社會善良風氣、對人品格調的要求,那樣的台灣不是我們的家,送給與國民黨沆瀣一氣的中國算了。 
人品正直其他都不重要,人品不正直其他也不重要。 

賴清德 (2):遭申誡:不改初衷;地方財政模範生。大賭注:不進議會 民進黨給予最大支持;市政成果發表會、「兩岸直航」開始的日期是2008年7月4日/ 在中國大談台獨共識:梁文道


拒進議會 賴清德遭申誡

缺席234天 公懲會認沒盡義務 賴:不改初衷1031

【劉志原、劉榮輝、辛啟松╱連線報導】台南市長賴清德因台南市議長李全教涉賄選,認為李的職務不具民主正當性,拒絕進議會列席234天,今年8月遭監察院彈劾後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公懲會昨認定,賴身為市長卻違反《地方制度法》法定列席義務,昨議決對賴懲戒申誡,但這對賴的職務、薪俸均無影響。
今年初李全教涉賄選遭收押,當時台南市議會召開臨時會,賴清德表明在賄選案未確定前,不進議會。4月2日李遭台南地檢署起訴違反《選罷法》,獲以1500萬元交保。 

辯屬地方自治範圍

4月22日李全教以議會議長身分,舉行第一次定期會,賴清德仍缺席,李宣布無限期停會。
市長槓上議長導致議會停擺,雙方一度僵持不下,監察院調查後認定,賴清德動搖民主社會核心價值,違失重大,8月4日通過彈劾,賴當時痛批監察院違法濫權傷害民主。
8月28日,台南市登革熱疫情嚴重之際,賴清德突宣布「掃除黑金」已看見曙光,願進議會。
公懲會指出,賴提交2份申辯書,強調他不進議會是凸顯地方黑金政治問題嚴重,且屬地方自治範圍,也是政治問題,並舉出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連戰、游錫堃都曾缺席立法院備詢,但都沒被懲戒。 
國民黨議員曾在議會舉牌,以「賴皇」諷刺賴清德並要求他列席。資料照片

情節未達撤職程度

公懲會認定,市長列席議會是法律而非政治問題,依《地方制度法》賴有列席定期會義務,對於臨時會,若無正當理由也應列席,但賴以李涉賄選而拒進議會,並非正當理由,因賴列席是對議會負責,並非對李負責。
決議文指出,郝柏村等人未到立院備詢,是因到場後遭立委阻攔,並非故意缺席,依規定對於民選直轄市市長,僅能做出最重撤職或最輕申誡2種處分,考量賴後來已進議會,情節未達撤職程度,因此決議對他作出最輕的申誡處分,賴若不服,可聲請再審議或聲請釋憲。 

挨批不符比例原則

台南市長賴清德昨天回應,「堅持改革捍衛台灣,是我棄醫從政的理想,改革不計毀譽,即便受處分也不會改變改革初衷,希望社會能夠繼續支持,讓地方黑金改革能成功。」
台南市議會議長李全教昨稱:「尊重公懲會,相信社會自有公評。」國民黨議員謝龍介認為,賴清德嚴重破壞憲政體制,9個月不進議會,公懲會僅記申誡處分,不符比例原則。 

賴清德小檔案

年齡:56歲
現職:台南市長
黨籍:民進黨
家庭:已婚,妻子吳玫如,育有2子
經歷: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醫師、新樓醫院內科主治醫師、國代(第3屆)、立委(第4、5、6、7屆)
爭議事件
.拆台南市內國父銅像,藍營要求道歉
.台南鐵路地下化,土地徵收惹議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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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過去4年南市已償還了115億債務,市府撙節的措施,加上務實的預算編列,用零基預算的精神檢討各項計畫的必要性,併同開源計畫,讓市府同仁的薪資待遇、廠商應領取的款項、退休同仁的月退俸等均能如期支付。此外南市交通局,榮獲國家發展委員會辦理「第七屆政府服務品質獎-服務規劃機關精進服務獎」倍受肯定!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苗栗縣債台高築,員工薪水發不出來,縣長徐耀昌北上中央求援紓困,還跟前縣長劉政鴻隔空互槓財務問題是誰的錯。周刊製作「地方財政昏迷指數」,苗栗縣財政瀕臨「腦死」,台南市和台東縣則是模範生,台南更是六都中財政進步最快的縣市。
《商周》︰財政部考評 苗栗竟連3年甲等



預計明日將出刊的《商業周刊》第1444期報導,去年商周與「393公民平台」就曾共同製作「2013年地方財政昏迷指數」,20個縣市中,苗栗財政是全台唯一瀕臨腦死的縣市;但財政部的「地方政府財政業務輔導方案」考評結果,苗栗竟連續3年獲得「甲等」。


《商周》今年10月將公布「2014年地方財政昏迷指數」,可以確定的是,苗栗再度進入腦死區,2013年在葉克膜區的南投和嘉義,若不提出有效改善,可能成為第二個苗栗。


「393公民平台」財政專案負責人黃崇哲指出,苗栗財政惡化的原因包括前縣長劉政鴻任內浮濫徵收土地、苗栗縣議會過去20年來「審查預算零刪除」。


不過地方財政並非全然不樂觀,2013年因土地增值稅增加、房地產景氣好,各縣市財政普遍好轉,其中台南市更是當年度進步最快的縣市,一口氣還了127億的債務;台東也因為招商能力佳,名列模範生行列。


行政院發言人孫立群14日在廣播節目建議苗栗,可以參考台南市長賴清德砍議員分配款、宜蘭縣長林聰賢祭出老人津貼排富條款、或新竹縣長邱鏡淳找民間銀行作融資平台,解決錢不夠的問題。

蘋論:賴清德vs.李全教

 賴清德拒絕進入台南市議會臨時會備詢,引起正反兩面的激辯。藍營譴責賴藐視議會;綠營則以議長賄選案正在調查為由支持賴不去備詢。
批評賴的觀點大多從法治出發,基本上主張:1、當選無效之訴並沒有假執行的效力,只要議長李全教還沒被法院判刑,他就是議長,賴市長應該去議會備詢,否則違反民主政治的運作原則。2、就算李全教出問題,其他議員仍然具有《地制法》賦予的審議執行權力,與議長無關。賴不進議會確予人藐視其他議員法定權力的話柄。3、李全教賄選目前只是傳聞,還沒有證據;況且按「無罪推論原則」,李現在是無罪的,賴沒有理由杯葛議事。4、議長是經法律程序產生,賴的大動作已超越司法,提高成政治事件,違反責任政治原則,形成政治壓抑法律的負面效應。 
支持賴市長的一方也舉出4項觀點為賴的行為辯護:1、賴得72%的選民支持,卻要面對涉嫌賄選而被控訴的議長監督質詢,是對台南市72%選民的侮辱。2、道德上賴的舉動具有正當性,特別是台南市民如果真的支持賴的做法。3、賴的動作是政治表態,目的在彰顯賴對清廉的堅持,以及對民主價值的高舉。4、李全教並非自己一個人,綠營有些人認為他的背後是朱立倫,整個是個隱匿的共犯結構,因此賴須藉由大動作暴露犯罪結構的面目,讓百姓看清他們,也作為接下來選舉的伏兵。
這場辯論各有道理。不過,台灣是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守法應高於一切,尤其是政府部門更應率先守法,如果這項原則沒有爭議,賴市長最好去參與議會的質詢,並在質詢中反襯出兩個陣營的差異。 

順應民心為鐵律

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是2008年民進黨大敗,以及2014年國民黨大敗的原因。要相信人民,聽從民意,順應民心,才不至於在選舉中被選民唾棄。聽起來是老生常談,但卻是選戰中百戰不殆的兵法鐵律。 

賴清德的賭注(江春男)


 
一場議長選舉的翻盤,重創了民進黨,更重創了賴清德。但是,賴清德化被動為主動,宣示在司法未釐清之前,不會進入已被玷污的議會。這種作法,有違代議制度的精神,地方自治史上很罕見,他的霸氣受到不少批評,但他的勇氣為他贏得更多支持。
民進黨出現豬仔議員,形象大壞,賴把民進黨跑票的壓力,轉到李全教涉賄案件上,還倒打朱立倫一把,使他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讓國民黨啞巴吃黃連。他內外兼修,一石三鳥,這是險局,也是高招。
賴神在台南得到七成多的選票,得票率全台最高,巿長的高人氣,和議會的低形象,剛好形成強烈對比。藍營議員磨刀霍霍,不惜打破慣例召開臨時會,準備好好修理賴巿長,此計得逞,巿政將永無寧日,賴不想坐困愁城,只好孤注一擲,向李全教正面宣戰。
跑票議員立刻被開除黨籍,但是豬仔價格,調查起來頗費周章,李全教的當選無效官司,不是短期內可落幕。巿長不進議會,巿政必受牽連,賴神此舉有不小政治風險。但是,這種敢於衝撞,不怕衝突,具有開創性格,這種魄力和決心,正是領導人的重要條件。
批評者說他的透明政府,只是空話;他的作法,有違無罪推定原則;說他太鴨霸,目中無人,把自己當神,但是巿民眼中的他,卻是一位充滿熱情活力,勇於任事,勇於承擔,不怕爭議,堅持作對的事,有能力創造新典範,改變政治遊戲規則,不肯輕易與現實妥協的政治明星。 

政治新星打破框架

台灣的政治很難搞,中央與地方都一樣,如果依循舊規,四面都是牆壁,需要有開創性的政治人物,勇於突圍,打破框框架架,柯P是一位,賴清德也是一位,這種非典型不一定成功,但是結構文化不改變,永遠死水一攤。 


*****
蔡英文聽完賴清德報告後表示,對於台南市議會議長涉賄,籲請國民黨與即將上任的黨主席朱立倫應該採取積極行動、盡快調查自清,給社會一個清楚的交代。


台南市長賴清德今(7)天向民進黨中常會報告不進入台南市議會及拒絕賄選的議長的事情經過,對此民進黨中常會表達理解與尊重。對於賴清德及市府團隊遭遇此一困難情勢,且面對一個涉嫌賄選、黑金疑雲密佈的議長...
PEOPLENEWS.TW




台南市長賴清德今天上午召開市政成果發表會,會場擺滿團隊受中央考評所獲獎座、獎牌,展現4年施政成果,賴清德強調,第1屆市政團隊已為這座轉型的城市立下堅實基礎與典範,期許未來能再創高峰。

賴清德表示, 4年來勤儉持家,將每一分錢用在刀口上,才能償還127億的總債務,這是他對市民的堅持,落實責任政治的理想。

南檢今天同時間起訴北海油脂呂青協夫妻飼料油案,之前南檢與市府為此險些結心結,賴清德並遭國民黨台南市黨部主委謝龍介提告凟職,對此他強調站在捍衛市民健康立場,會持續與衛生署、南檢合作,相信市府團隊都很認真努力為市民健康把關。

面對競選活動即將開始,賴清德表示,會依法請假進行競選活動,職務則由副市長許和鈞代理。(劉榮輝/台南報導)





與會〔記者蔡文居/台南報導〕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日前主張流浪狗送雲、嘉的說法,引發爭議。台南市長賴清德今晚在臉書PO文說,動物也是城市的一份子,解釋問題不如解決問題,樂意將台南的經驗,分享給其他縣市或關心流浪動物的朋友們,也請大家持續鞭策和鼓勵。
賴清德表示,這幾年,台南市政府積極處理流浪動物議題,將認養率從101年的29%提升到今年的61%,同期安樂死率也從58%降到4%。今年關懷生命協會的動保行政評鑑將台南市評為「特優」,五都第一,這是全體市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賴清德說,每個地區的環境不同,動保議題的性質也有所差異,但解決棘手的流浪動物問題是大家的共同目標。「我一直認為,動物也是城市的一份子,解釋問題不如解決問題。台南市非常願意將執行的經驗,分享給其他縣市或關心流浪動物的朋友們,也請大家持續給我們鞭策和鼓勵。」
他說,台南能夠達到這樣的成績,有幾個關鍵因素。第一是成立專責的「動物管制隊」,提升對動保業務的專業度。第二是實施流浪犬TNR,將流浪犬捕捉、絕育、注射疫苗、剪耳後回置,不但減少街頭繁殖,也為無辜的生命留一條出路。第三是結合民政系統,將各地流浪犬造冊管理。第四是與民間動保團體合作,協助收容流浪犬貓。
最後也是關鍵的因素,是推廣「認養代替購買」的理念。市府推出的「工作犬」與「防疫犬」計畫,為個性較兇悍的流浪犬找工作、找主人,前者媒合到魚塭、農場與工廠,後者則在狂犬病期間鼓勵疫區認養,保護主人不被染病鼬獾攻擊;加上與動保團體合作舉辦超過百場的認養活動,認養率因此大幅提升。未來我們還要努力加強鄉村地區的犬貓絕育、繁殖場的管理、收容環境的提升等,讓台南市成為真正的「友善動物城市」。者豎起大拇指比讚。劉榮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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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長賴清德賴清德在上海復旦大學大談台獨是台灣共識。圖:新頭殼資料照片
新頭殼newtalk2014.06.07 張永安/綜合報導

台南市長賴清德登陸之旅第二天,今(7)天上午前往上海復旦大學與學者教授交流對談時,但賴清德脫稿演出強調,不僅一口氣從六四天安門事件談到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更在舌戰中國學者時強調,台獨是台灣人民極大的共識。他並說,解決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沒有辦法解決台灣主張獨立的主張。

台南市長賴清德在演講時表示,1989年在總書記胡耀邦去世之後的學運(六四學運),復旦大學學生有響應,總計有四百多個教授連署,支持並且要求政府定位那一次的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賴清德話鋒一轉說,台灣的太陽花也是學生運動。身為台南市長的他,並特別提及太陽花學運領袖之的林飛帆也是台南人。

座談過程中,有復旦大學學者質疑民進黨的台獨黨綱,賴清德對此則回應表示,民進黨1999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台獨固然是民進黨的主張,但程序上民進黨尊重台灣人民的決定。賴清德接著表示:「但這個東西(台獨)是經過社會極大共識,因為陳水扁用這個去選總統,他也當選了。」

賴清德並提出一個問提請中國方面思考:「台灣社會到底是先有民進黨才有獨立的主張,還是因為社會先有台灣獨立的主張才有民進黨?」他說,解決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沒有辦法解決台灣主張獨立的主張。」

賴清德這番有關台獨的談話,讓在場的中國官員和學者臉色頓時沉重不少。

針對台灣媒體詢問:會不會擔心中國官方一時間無法諒解,無法理解?賴清德說,民進黨在去年就通過了兩岸交流策略要積極自信,他今天可以順利成行,也代表這樣的方向應該是也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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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長賴清德登陸之旅第二天,上午造訪上海復旦大學與學者教授交流,但席間卻充滿濃濃的政治味,在討論到兩岸交流議題時,賴清德脫稿演出,強調台獨是人民極大的共識。

交換紀念品,台南市長賴清德到上海復旦大學,學術交流,先禮後兵。

台南市長賴清德:「1989年在總書記胡耀邦去世之後的學運(六四學運),復旦大學學生有響應,總計有四百多個教授連署,支持並且要求政府定位那一次的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太陽花學運其中的林飛帆也是台南人。」

提學運,一口氣從六四天安門講到太陽花,挑動政治敏感神經,賴清德甚至舌戰與會教授,加碼大談台獨。

台南市長賴清德:「台獨是民進黨的主張,程序上完全尊重台灣人民的自決,但這個東西是經過社會極大共識,因為陳水扁用這個去選總統,他也當選了,社會到底是先有民進黨才有台灣獨立的主張,還是因為社會先有台灣獨立的主張才有民進黨,解決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沒有辦法解決台灣主張獨立的主張。」

一番話又麻又辣,在場的大陸官員和學者臉色沉重,前一天才說要以交流取代對抗,賴清德的脫稿演出,會不會登陸處女秀,成了絕響。

記者:「會不會擔心以大陸官方的角度,可能你這個積極自信,他們一時間無法諒解,無法理解?」台南市長賴清德:「(兩岸交流策略)積極自信,是(民進黨)在去年就通過了,那我今天可以順利成行,也代表這樣的方向應該是也可以肯定的。」

TVBS記者許甫:「賴清德在復旦的學術交流,主動提及了六四學運以及台獨是台灣人民主張,這類高度政治敏感的議題,幾乎是民進黨政治人物訪陸中言論尺度最大的一次,他認為這展現了積極自信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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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總統馬英九批評在直航態度上判若兩人,台南市長賴清德(中)反批馬總統如此說法,完全為了選舉目的,有失厚道。圖:台南市政府提供
新頭殼newtalk2014.06.09 黃博郎/台南報導

總統馬英九日前批評率團赴上海參訪的台南市長賴清德「昔日說木馬屠城,今日訪中國拼直航,不適任一市之長。」賴清德今(9)日反批,馬總統如此說法,完全是為了選舉目的,有失厚道;他強調,如果不是民進黨執政期間全力推動,不可能馬總統上任不到三個月就可以直航,「木馬屠城記」的說法也過於簡化。

賴清德指出,馬總統趁他不在家,到台南比評市政及對他個人的指責,有失厚道,這樣的指控既不公平也不尊重,更有失總統高度。「馬總統不應該為了選舉就變臉,應有其高度及總統的風範。」

他並反問:「總統的指控從何而來?」當年媒體專訪內容其實被過度簡化,即使為了選舉也不必如此。「兩岸直航」開始的日期是2008年7月4日,當時馬總統上任只有兩個多月,如果不是民進黨執政期間進行規劃推動,如何成功?當時他擔任立院黨團事長,居間全力協助及支持,對於這種指控是嚴重誤導,非常不應該,也歡迎大家上網去查當年的專訪全文。

對於此次出訪成果,賴清德強調,此次出訪是以文化交流,傳達台南市以文化立市的精神,成功行銷台南市。台南市是台灣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此次讓台灣最有代表性的城市被看見,等於台灣也被看見,也將台灣多元的聲音表達出來,兩岸應該要往前看,求同存異,才能促進兩岸互動交流與福祉。

他同時表示,這次感謝特別上海市長楊雄、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的熱情接待,尤其楊市長主動關心兩個城市未來包括文化、體育、經貿等各方面交流,例如台南市的農特產未來行銷上海、上海市推動台南市醫療觀光等等,讓台南市做了一次成功的文化交流與城市外交;透過這次城市交流,市府團隊也學習到很多,相信在未來市政推動上,有很多地方台南市可以藉重上海的寶貴經驗,讓台南市更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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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卷八分鐘:松田良孝《八重山的台灣人》2013年06月09日12:01
來源:鳳凰網讀書 作者:梁文道
梁文道:說到琉球,我們中國有一個地方跟它的關係更是密切,更是複雜,那就是台灣。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書就叫做《八重山的台灣人》,八重山其實就是琉球群島裡面的其中一個島,然後它的作者松田良孝就是沖繩當地的一個記者,那麼這本書在當地曾經飽受好評,倍受歡迎,是本很有趣的一本書。

他基本上是個報告文學,裡面談的不是大問題,甚至不是從小個案透視大群體,而就是談個案,但是這些個案本身恰恰能夠讓我們看到在一個宏大的歷史變動之中,一些個人命​​運它的反复,它的起伏,然後如果我們談問題,談民族問題,談政治問題,能夠多有這麼一點個人視角的時候,也許我們會變得比較沒有那麼激進,沒有那麼強硬,而是懂得更能夠用同情的角度來看事情。

這一本《八重山的台灣人》裡面先給大家介紹一下到底這個八重山這個列島附近跟台灣的關係有多近。比如說這上面的石桓市為起點,石桓島跟台灣僅僅相距270公里,和沖繩縣首府那霸市卻隔了410公里,石桓到那霸之間每天有20個航班,用一個小時就可以抵達,照理說從石桓島飛往台灣應該更快才是,但事實上,他們一周只有兩趟直行船班,一趟船班需要7小時,還有一趟要16小時,但是在昭和年代的時候,石桓島和台灣之間的船班非常頻繁,直接往返兩地,直到二戰結束之後,他們台灣跟八重山才永遠的這麼間隔開來。

想像一下,在日本殖民帝國年代,台灣跟沖繩尤其八重山這一帶,地理上那麼接近,那麼中間的人員往來是很頻繁,很容易的,而在這個過程裡面,有這麼一些台灣人,他在日治時期,他就移居到了八重山,他移居的理由各種各樣,有的時候是因為家鄉的生活太困苦,有的時候是想出去闖闖天下。

那麼這些台灣移民到了八重山那邊或者是開礦,或者更重要的是做鳳梨,那麼後來沖繩的鳳梨在日本都很有名,主要是台灣人奠下的基礎,因為台灣的鳳梨產業很發達,他們發現八重山這個地方也很適合做鳳梨,於是就過去,開始生產鳳梨。

那麼但是呢,這裡面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的,我們要了解,在日本殖民後期的時候,在台灣推行皇民化教育,有很多台灣人從小接受日本殖民教育,講日文,他開始慢慢慢慢認真的覺得自己是日本人,他到了八重山那更加是在日本的屬土之內,於是就更加的認同自己是日本人這個身份。但是,這個情況遇到一個戰爭時期,就格外變得複雜。比如說日本開始打仗,打到後來,不夠兵要徵兵,那徵兵要不要徵台灣士兵呢?當時徵台灣兵對日本來講是個很難做的一個決定,為什麼?因為如果徵了台灣兵,他去打仗,碰到中國人那怎麼辦,他們大家是同胞,他不會那麼認真去打的說不定還會叛降,所以日本是不敢隨便動台灣兵的主意。但是,如果你說讓台灣兵去幹些別的雜事,或者是去南洋打美國人,那或許還可以,終於到了後來兵源不足的時候,就開始徵起台灣兵,而徵台灣兵,台灣兵名義都很好聽,就叫志願兵,居然徵了兩百萬志願兵,與其說是志願,倒不如說有一大半是被迫的。

在這個志願兵裡面又有一種是根本不想當兵的,而是去所謂的為國奉獻,什麼叫為國奉獻?就是在戰爭時期幫日本做些經濟後援工作,例如就有這麼一些台灣人到了八重山來開礦。那麼他們到了這兒開礦,也到這兒開墾,那麼當做是為國奉獻,他們把水牛也帶進去了,但是當地人卻很不滿意一開始,覺得說台灣的水牛帶過來,耕種那麼好,效率那麼高,而吃苦耐勞,你們的鳳梨也行,開礦也行,搞不好將來就會霸了我們的地方。

於是就有一個本地人與外來移民之間的矛盾,那這個矛盾到了後來就更麻煩了,就是戰爭打完了,戰爭打完的時候你想想看,有這麼一批台灣人,他出生在台灣的時候,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他也覺得自己是日本人,然後他在日本的這個台灣這個部分,跑日本的沖繩那個部分去,仗忽然打完了,打完了之後當時通過國際法,說他們這些人忽然又都變成叫做中華民國的國民了,那麼該遣送回台灣去。

而當時的控制沖繩這個地方,又是美軍,因為我們知道沖繩是後來才還給日本,所謂回歸本土,這時候是美國控制,美國又沒有想法說要遣送這些台灣人回國,那這些台灣人到底怎麼辦,他到底是誰,本來覺得自己是日本人,忽然一夜之間就變成外國人,而當時的沖繩的地方政府,地方人士對他們也有點排擠,瞧不起他們,或者說你已經是外國人,你霸了我們田地,趕快還給我們,但是他們又回不去,他回台灣呢,要回去很麻煩,因為美軍不遣送,要自己回去,要自己回去的話,他不曉得當時的國民政府怎麼對待他們,畢竟這些人過去曾經效忠過日本帝國。

那麼聽說台灣那邊二二八之後,這些外省人來了跟本省人關係也不是很好,於是就搞的非常不妙,終於就變成了一批好像無主孤魂的狀況下,在沖繩的社區裡面,掙扎在不同的國籍跟身份認同之間,後來有一些下一代出來了,這些下一代當然想擺脫這種尷尬的狀況,想擺脫在學校被人歧視,被人笑話的情形,於是下一代人裡面有些人很努力的要想做好一個日本人。


但是再怎麼努力,恐怕有時候還是不夠的,於是就要開始想到別的方法,比如說​​這本書裡面有一個特別有趣的人物,叫做張德義,那麼這位張德義呢,他還有一個日文名叫山內德義,他後來很有名的地方是他參加全日本的中學生英語演講大賽拿了第二名,為什麼他英語學的那麼好,就是他發現只有透過英語這種屬於外國人的另一種人的語言,跑到他方去,他才能夠說出自己真實的感受,終於這個人後來跑到了大阪,離開了家鄉,心安理得的想忘記他的這個背景,然後要做一個日本人,但同時有一些下一代因為有一個台灣的背景,明明從小到大都受日本教育,就當成是個日本人一樣,又想回到台灣去尋找他們家族的過去。

總是在這個時代變化之間就會出現這些不同的個案,而這些個案都不是你用單純的標籤,比如說什麼漢奸、日本人、中國人,這些身份加上去能夠隨意說明的,人的命運有時候真的就是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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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6 锵锵三人行 台湾抗议学生自以为代表人民 很荒唐【周孝正、梁文道】
香港鳳凰衛視知名評論員梁文道昨在節目中,批評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膨脹正當性,要罷課卻問老師會不會處分,「忘了運動是有代價的」。針對服貿協議,他也批評,服貿協議缺乏逐條審議的法律依據,馬英九總統「做不到逐條審議」。

梁文道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員,多分析中國、香港及台灣的社會動態,為兩岸三地多份中文報刊雜誌撰寫評論、專欄,並與好友創辦為社交網路而設的主場新聞網站(House News),提供新聞及各類資料彙集。

梁文道昨在節目中評論太陽花學運,指出有些年輕人在行政院被清場時哭,罵電視機前的觀眾:「我們在為你們守護民主,你們在幹嗎?」正當性膨脹到「不來就是你們的錯」。

他說,學生要罷課,卻問老師:「不來上課,你不會處分吧?」他說,搞運動的孩子,沒有想過會被打、被抓,卻認為不上課,「老師都該允許我」,忘了罷課就是「不來上課,不及格我全接受」。

梁並說,台灣民主到了「一個孩子站出來是天然,大家都不該罵、不該反對,大家都該呵護著他」,學生忘了運動是有代價的,「這是政治運動」,台灣幾十年來搞運動的人,有多少人被打、被殺,「就是這些人付出代價,讓你今天能問老師,我今天能不能不上課」。

談論兩岸服貿協議時指出,梁文道也指,馬英九做不到逐條審議。他說,台灣法律不足,服貿協議不是法案,牽涉到很多法源問題,須先準備好相關法律處理,馬英九身為哈佛法學博士,但「沒理、沒管」,導致現在連逐條審議的法律依據都沒有。(專案組/台北報導)

2015年10月30日 星期五

Raif Badawi 沙烏地阿拉伯人權 ;Jafar Panahi 伊朗導演


    Raif Badawi
    Writer
    Raif Badawi is a Saudi Arabian writer and activist and the creator of the website Free Saudi Liberals. He was arrested in 2012 on a charge of insulting Islam through electronic channels and brought to court on several charges, including apostasy. Wikipedia
    BornJanuary 13, 1984 (age 31), Khobar, Saudi Arabia
    SpouseEnsaf Haidar (m. 2002)

沙特博主巴達維獲2015年薩哈羅夫人權獎

繫獄的沙特博主巴達維被授予歐盟最高人權獎-薩哈羅夫獎。歐盟籲沙特立即釋放巴達維。
Startbild Video Raif Badawi
(德國之聲中文網)歐洲議會周四(10月29日)宣布將本年度歐盟議會薩哈羅夫自由精神獎授予繫獄的沙特博主巴達維(Raif Badawi),獎勵其為爭取言論自由做的鬥爭。
歐盟議會議長舒爾茨(Martin Schulz)同時呼籲沙特國王立即釋放巴達維、保障人權。巴達維的妻子聽聞丈夫獲獎的消息後表示,這傳達出"希望的訊息"。
巴達維今年早些時候獲得德國之聲首次頒發的"DW言論自由獎"。該獎項是德國之聲Bobs新媒體大賽的組成部分之一。
3年來,巴達維一直被關押在沙特,當局指控他在其創辦的"沙特自由派"網站"中傷伊斯蘭價值觀、傳播自由派思想"。巴達維被判處10年監禁、1000次鞭刑、高額罰金。
巴達維多年來在沙特致力爭取言論自由。在"沙特自由派"網站上,巴達維對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和社會弊端發出抨擊。
Raif Badawi Protest in London
要求釋放巴達維的抗議者
薩哈羅夫人權獎以前蘇聯物理學家、反政府人士以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j Sacharow)的名字命名,每年由歐盟議會頒發給致力於民主與人權的活動人士以及組織。過去的得獎人包括昂山素季和曼德拉。去年和前年的薩哈羅夫人權獎得主分別是剛果婦科醫生丹尼斯· 牧奎格(Denise ​​Mukwege)和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

DW.CO​​M




Jafar Panahi asks for Golden Bear winner Taxi to be shown ...
www.theguardian.com › Arts › Movies › Jafar Panahi

Feb 17, 2015 - Jafar Panahi, the Iranian director who won the top Golden Bear prize at the Berlin film festival for Taxi, has pleaded with Iran to screen it, saying ...


Jafar Panahi
Film director
Jafar Panahi is an Iranian film director, screenwriter, and film editor, commonly identified with the Iranian New Wave film movement. Wikipedia

Born: July 11, 1960 (age 55), Mianeh, Iran
Spouse: Tahereh Saeedi
Known for: The White Balloon, The Circle, Taxi
Children: Solmaz Panahi, Panah Panahi
Siblings: Yousef Panahi



被禁止拍片20年的伊朗導演,偷偷拍電影走私出國、奪影展大獎!
涂亞庭 陳憶慈 2015年10月26日 15:00

只要一台最陽春的攝影機、甚至是手機,他就可以拍出一部精采的電影。被禁止拍片20年的導演賈法爾潘納希(Jafar Panahi)今年以新作《計程人生》(Taxi)奪下柏林影展金熊獎,這也是潘納希2010年被禁止拍片以來,走私出國的第三部片。他憑著這部片長僅82分鐘,還是在車上裝攝影機「偷拍」的電影抱走影展最高榮譽,一切不言而喻。
樸實紀錄人民生活 卻成國家罪人


在伊朗,電影人的路從來都不好走,文化與政治因素都讓藝術家飽受壓力,潘納希也因觸及伊朗當局的敏感地帶,多次被捕。2010年3月,潘納希和他的朋友計畫拍攝一部新片,在拍攝途中就被一群警察闖入家中,又被逮捕了!潘納希在5月進行了10天的絶食抗議,獲得全球聲援、保釋成功。但是,執政當局並未就此收手。 2010年底,潘納希被當局指控「危害國家安全、散佈不利當局文宣」遭判刑6年、禁拍影片20年,也不能寫劇本、不能接受外媒採訪。



潘納希善於在電影中描寫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故事。(圖/擷取自YouTube)

不過潘納希並沒有屈服,他依然偷偷拍片。同年,他拍攝《這不是一部電影》(This is Not a Film),記錄了自己被監禁家中的真實情況,全片利用家用攝影機和iphone拍攝、剪輯。最令人稱道的是,這部片利用一個迷你隨身碟,夾藏在蛋糕中偷偷運離伊朗,抵達坎城影展。當年影展封后的茱麗葉畢諾許(Juliette Binoche)在頒獎典禮上高舉潘納希的名字,大力聲援他。2013年,他又以類似的手法拍了《好戲不散場》(Closed Curtain),諷刺自己在伊朗的處境,奪下柏林影展最佳劇本銀熊獎。

而這次,潘納希在一輛計程車上裝了特殊的攝影機,自己喬裝成司機,就這樣開著車在市區載客。你可能會覺得,只是記錄運將的一天,內容應該很無趣吧?神奇的是,在潘納希巧妙的安排下,這82分鐘竟然毫無冷場。
計程車司機的一天 會有多麼戲劇化

出租店的老闆是潘納希的影迷,偷渡伊朗官方禁止的好萊塢片給民眾。
(圖/截取自YouTube)


潘納希是許多伊朗人的偶像,電影中,其中一位乘客是出租店老闆,他一上車就認出潘納希,而這名出租店老闆搭計程車,竟然是要出去賣盜版光碟。伊朗是中國之外,內容審查第二嚴重的地方,所以很多電影都沒辦法進入伊朗,「沒有我大家連 Woody Allen 也沒得看,潘納希先生你也是啊!還有你兒子。」沒有他,伊朗的電影人或許也無法綻放出這麼驚人的創作能量。



當潘納希載到自己的姪女哈娜(Hana Saeidi)時,她正為了學校作業在拍攝「可以公開播放」的短片:「老師說可以播放的電影要尊重女性頭巾、好人不能打領帶、好人不要用伊朗名字,要用伊斯蘭聖徒的名字…為什麼你不遵守這些規定啊?」
結局極盡嘲諷 真實人生比戲劇更精采

潘納希下車沒多久,「碰」的一聲聽到車窗被打破,緊接著畫面消失,只剩下聲音,「找不到記憶卡,他快回來了!」「記憶卡下次再拿,快走。」真實的人生往往比戲劇更精彩、更意外。在潘納希作品中,每一個小人物,都代表著伊朗不同的面向,透過鏡頭,你可以看到政教合一的伊朗、愛看好萊塢片的伊朗、女權意識抬頭的伊朗、貧富差距極大的伊朗…,潘納希的鏡頭展現出這個國家最真實的樣子。

潘納希的姪女出席柏林影展領獎。
(圖/Berlinale -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facebook

潘納希許多作品在伊朗禁止上映,但偷渡到國際舞台卻屢屢獲獎。此次《計程人生》奪得柏林影展金熊獎、國際影評人獎,潘納希遭伊朗政府限制出境,無法到場,因此由他的姪女、也是演員之一的哈娜前往柏林替他受獎,她舉起獎座:「我太感動了,我說不出話來。」

「我愛我的國家,儘管遭受種種限制我仍不想在其他地方生活,我必須見證伊朗所經歷的一切。」潘納希的電影之路與反抗強權的精神,仍然會繼續下去。

2015年10月29日 星期四

姚彥慈" Sha Yao ”: Eatwell餐具組

【今天不談「台灣之光」】
2014 年,因為一套名為 Eatwell,獻給罹患失智症不幸過世外婆的餐具組,才三十歲出頭的台灣女孩一舉從來自 15 個國家、52 位的設計菁英中脫穎而出,奪得美國史丹福長壽中心年度國際設計競賽獎。
利用緊湊行程的空檔,接受天下雜誌和《換日線》專訪,她說:「我不會因此忽略我的家鄉台灣,我的想法是,產品開始生產後,在美國努力爭取一定的市場規模,站穩腳步,也比較能提供台灣的支持者更好的價格。」

Sheldon S. Wolin 1922-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10/29/us/politics/sheldon-s-wolin-theorist-who-shifted-political-science-back-to-politics-dies-at-93.html?

Photo
Prof. Sheldon S. Wolin in 1982. He revitalized political theory and called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develop what he called “epic” theories that would change perceptions and, in turn, change societies. Credit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Sheldon S. Wolin, a political theorist whose landmark 1960 book “Politics and Vision” shifted the center of gravity back to politics, rather than economics or sociology,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who went on to analyze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popular democracy in a series of influential studies, died on Oct. 21 at his home in Salem, Ore. He was 93.
His death was confirmed by his daughter Deborah Olmon.
“Politics and Vision,” subtitled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appeared at a time whe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was under the sway of the behavioralist revolution, which emphasized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ata rather than political ideas as a way to explain political behavior.
Professor Wolin, then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galvanized the profession by gathering key political philosophers, beginning with the Greeks, in a grand debate on democracy and examining their ideas not as historical artifacts, but as a way to criticize current political structures.
“The book revitalized political theory by making its history relevant to an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Nicholas Xenos, a student of Professor Wolin’s and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wrote in an email. “It challenged the behavioralists, for whom history was increasingly irrelevant. It also provided a way to criticize the present using the concepts and vocabulary that since antiquity had sustained concern for what he called ‘the possibilities of collectivity, common action and shared purposes.’ ”
In 1985,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honored the book with the Benjamin E. Lippincott Award in recognition of its lasting impact. It was reissued in expanded form in 2004.
Nearly as influential on the profession was Professor Wolin’s 1969 essay “Political Theory as a Vocation,” a call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develop what he called “epic” theories that would change perceptions and, in turn, societies.
With Michael Rogin, Hanna Pitkin and other colleagues, Professor Wolin made Berkeley a lead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headquarters of what became known as the Berkeley school.
He cast himself and his profession in activist terms, concerned with “the being and well-being of collectives,” as he put it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Essays on the State and the Constitution” (1989). Political theory, he wrote, “is primarily a civic and secondarily an academic activity.”
Sheldon Sanford Wolin was born on Aug. 4, 1922, in Chicago and grew up in Buffalo. His father, an immigrant from Russia, was a clothing designer who started his own manufacturing business. His mother, for a time, ran a small variety store.
He enrolled in Oberlin College in Ohio but after two years enlisted in the Army Air Forces, serving as a bombardier and navigator in the Pacific before returning to earn a bachelor’s degree in 1946. He did his graduate work at Harvard, where he received his doctorate in 1950, with a dissertation on English constitutional thought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Interested in reaching a nonacademic audience, Professor Wol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his Berkeley colleague John H. Schaar, wrote frequently fo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in the 1960s on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and campus unrest at Berkeley.
The essays were included in their book “The Berkeley Rebellion and Beyond: Essays o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1970). Professor Wolin later wrote for the review on Watergate, Henry Kissinger, the presidency of Jimmy Carter, Ronald Reagan and American conservatism.
In 1972 he joined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t Princeton, where he taught until retiring in 1987.
His influence on the profession as a teacher has been enormous. His students include such prominent scholars as Wendy Brown at Berkeley, J. Peter Euben at Duke and Cornel West at Princeton.
In addition to his daughter Deborah, he is survived by another daughter, Pamela Shedd, and two grandchildren. His wife, the former Emily Purvis, died in 2011.
Somewhat unusually for a political theorist, Professor Wolin analyzed political thinkers with a literary critic’s ear, bearing down on telling metaphors or revealing stylistic quirks. That gift was evident in “Hobbes and the Epic Tradition of Political Theory” (1970) and “Tocqueville Between Two Worlds: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Life” (2001), a blend of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llectual biography.
In 1981 Professor Wolin founded Democracy: A Journal of Political Renewal and Radical Change, which explored the potential for populist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was its editor until it ceased publication in 1983.
“The left cannot play politics on terms set by mass media and mass organization,” he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in 1982. “A more decentralized and local politics, scattered and diffuse, is the first best hope.”
With time, he took the view that corporate power and political power were becoming so closely intertwi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ublic so apathetic, that genuine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was at best a remote possibility, expressed in rare “fugitive” expressions of the popular will.
“Democrac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 cannot be a complete political system,” he wrote in a 1994 essay, “and given the awesome potentialities of modern forms of power, and what they exact of the social and natural world, it ought not to be hoped or striven for.”
His last book reflected this dark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bore a sobering title: “Democracy Incorporated: Managed Democracy and the Specter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Wikipedia
Sheldon S. Wolin (/ˈwlɪn/; August 4, 1922 – October 21, 2015)[1] was an Americanpolitical theorist and writer on contemporary politics.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and influential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sts of the past fifty years, Wolin became Professor of Politics, Emeritu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where he taught from 1973 to 1987.[2]...


Academic career[edit]

After graduating from Oberlin College, Wolin received his doctorate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in 1950, for a dissertation entitledConservat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A Study in English Constitutional Ideas, 1760–1785. After teaching briefly at Oberlin, Wolin taught political the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from 1954 to 1970 and built a political theory program by bringing Norman Jacobson, John H. Schaar, Hanna Fenichal Pitkin, and Michael Rogin into the department.
One of Wolin's central concerns was how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could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ilemmas and predicaments. H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and with John Schaar interpreted that movemen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seventies and eighties he published frequently fo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4] He also wrote opinion pieces and review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n 1980, he was the founding editor of the short-lived but intellectually influential journal democracy (1980-83). At Princeton, Wolin led a successful faculty effort to pass a resolution urging university trustees to divest from endowment investment in firms that supported South African apartheid.
Wolin left Berkeley in the fall of 1971 for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where he taught until 1972. From 1973 through 1987, Wolin was a professor of politic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Wolin served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many scholarly journals, includingPolitical Theory the leading journal of the field in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He consulted for various scholarly presses, foundations and public entities including Peace Corps,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Wolin also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for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Theorist[edit]

Wolin was instrumental in founding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Berkeley School of political theory. His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offered an original perspective that constituted a formidable challenge to more class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t equally challenged Behaviorism, the reigning orthodoxy in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s. Frequently compared to thinkers like Eric Voeglin, Hannah Arendt, and Leo Strauss, Wolin’s classic Politics and Vision formulates an interpretative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t combined careful study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traditions and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ow these contribute to 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a received political vocabulary, which included notions of authority, obligation, power, justice,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Wolin’s approach also had a bearing on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questions and he notoriously defined the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study of different traditions and forms of theorizing that have shaped it, “as a form of political education.”[5] Wolin’s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eory consisted of a historical-minded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to inform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present. A consummate reader of texts, he carefully combined attention to both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in which an author intervened and the genres of writing he deployed, with an eye to understanding how a particular body of work shed light on a specific political predicament. [6] But this was no antiquarian exercise. It rather consisted of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some aspect of the historical past [that] is also conscious of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 and locus of [the inquirer's] own understanding. Historicity has to do with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o, and the inquirer’s contribution of his present is crucial.”[7] Similarly, his classic essay "Political Theory as a Vocation," writt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mounted a searching critique of Behaviorism and how it impaired the ability to grasp the crises of the time. Thirty years later, he explicitly formulated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 as “primarily a civic and secondarily an academic activity.” [8] His 2001 study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Tocqueville Between Two Words, constitutes his second summa. Cornel West has called it Wolin’s masterpiece, the crowning achievement of “the greatest political theorist of and for democracy of our time.” [9]
Wolin’s involvement in the events of the sixties represented a formative experience that set the stage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an imaginative and erudite scholar of political thought to an original political thinker in his own right. [10] In essays dealing with major thinkers of the recent past, including some of the most formidable bodies of work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lin probed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both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heory and its bearing on the political from a perspective clearly aligne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From this perspective, Wolin engaged with a vast array of thinkers: Theodor W. Adorno & Max HorkheimerHannah ArendtJohn DeweyMichel FoucaultLeo StraussHarvey C. MansfieldKarl MarxFriedrich NietzscheMichael OakeshottKarl PopperJohn RawlsRichard Rorty, and Max Weber[11] Politically, Wolin penned essays on a variety of themes and figures, including terrorism, conservatism, Jimmy Carter, Henry Kissinger, and Ronald Reagan. His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offered an original critique of Reaganism, its discourse and practice, and a series of searching reflections on the bicentannial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His last book, Democracy Incorporated (2008) formulates a scathing critiqu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George W. Bush and its war on terror and a plea for the recovery of democratic values and practices.
In these interventions, Wolin formulated an original non-Marxist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the fate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life in the present. In his effort to think about the fate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formulated a novel theorization of modern and postmodern forms of power and how these shaped the limits and horizons of political life in the late twentieth and early twentieth-first centuries. While influenced by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s a form of power, Wolin's political thought is decidedly non-Marxist in his insistence 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e primacy of the political, and the conviction that a radical theory of democracy requires mapping the forms of power beyond the economy. Wolin's political thought i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with the fate of democracy at the hands of bureaucratic imperatives, elitism, and manageri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His ideas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and “fugitive democracy” constitute well-known signatures of his reflections. Another signature contribution is his account of the liberal-democratic state, which Wendy Brown has characterized as a "neo-Weberian" account of the state, "heavy with rationalities and bureaucratic domination; it is a Marxist-structuralist state, neither identical with nor a simple instrument of capitalism but complexly entwined with it. It is an administrative and penetrative state - those tentacles are everywhere and on everyone, especially the most disempowered; they do not honor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s, political/economic distinctions, or even legal/extra-legal distinctions...the contemporary state is a complex amalgam of political, economic, administrative and discursive powers." [12] Out of this diagnosis of the state and its complex relationship to capitalism, Wolin forged the idea of "fugitive democracy." In his view, democracy not as a fixed state form, but a political experience in which ordinary people are active political actors. In this construction "fugitive" stands for the ways in which contemporary forms of power have made this aspiration an evanescent and momentary political experience. [13]

Personal Life[edit]

Wolin was born in Chicago and raised in Buffalo, New York. Interrupting his studies at Oberlin College, he became a US Army Air Force bombardier/navigator serving in the Pacific during World War II.[14] He was married to Emily Purvis Wolin for over sixty years.

Works[edit]

Books[edit]

Articles[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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