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7日 星期六

周芬伶、許閔淳師生聯合新書發表會:周芬伶《雨客與花客》許閔淳《地底下的鯨魚》。(蔣亞妮〈跟阿芬說話〉;陳芳明〈從放空到放下〉)



 周芬伶、許閔淳師生聯合新書發表會:周芬伶《雨客與花 客》許閔淳《地底下的鯨魚》。(
5月30日下午6:32 ·
悲欣人間 (56) :周芬伶、許閔淳師生聯合新書發表會。UEA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John Fowles 的房子贈UEA大學。香港人國尋求政庇。特朗普與世衛斷交將讓全球衛生遭遇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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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人間 (56) :周芬伶、許閔淳師生聯合新書發表會。UEA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John Fowles 的房子贈UEA大學。



後來我知道她們的文章被選入:《借味‧越讀─時光‧地景‧大度山》  林香伶主編:

〈有放光的種籽嗎?〉 周芬伶
〈路徑〉 許閔淳
以前讀過周芬伶寫她的故鄉-家族,《雨客與花 客》談到她家族的"亞斯 "性格,相當有力。


匆匆一覽,知道書中引了不少黃山谷-蘇東坡的鬥香詩等,這些我都外行。80年代常去日本的Kamakura,該市有專業的"香道"商店,我都沒勇氣進去那世界。然而,香是很基本的欲求,所以據說正倉院有來自中國的"香木"( 用來聞香/嗅的)。
我現在簡單地《徒然草》中有關的薰香的描寫之片段:

色香原是假的, 但衣服如經過薰香,雖明知其故,而一聞妙香,必會心動。(女色,第八段,周作人譯)
....四周之物皆閃閃有生氣。薰香非因客人來而倉促點燃者,故其香氣於此住居以親切之感。......(第一零四段,王以鑄譯)

許閔淳今年才28歲。
書中一篇文章,有兩個典故: 1.電影Victoria 中的一口氣彈奏鋼琴曲: 夢菲斯特.....
2.直島Ando 和Jaams Turrell 的南寺:
(南寺是安藤忠雄和James Turrell合作的作品作品名「Backside of the Moon」(1999年) James Turrell的作品都跟"光"脫離不了關係當然南寺也不例外而且個人覺得南寺算是家プロジェクト中的翹楚)


 周芬伶自稱是書名中的花客,你相信嗎?

花客與鯨魚的對談--周芬伶x許閔淳-台中場 -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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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ページを訳す鯨魚隨著花雨悠游到台中新手書店除了書店是新手對鯨魚來說,也是新手作家 《雨客與花客》、《地底下的鯨魚》 潛伏地底的新手鯨魚遇到等待雨客的阿芬談論人與人之間、現實與非現實 對談·周芬伶許閔淳 6/6(六)下午兩點到三點半我們在新手書店 ...




周芬伶
亞妮知心知音人也

〈跟阿芬說話〉 蔣亞妮

如傳說一樣,傳說大抵是真的。傳說,大度山上有海,西岸以西、東海之東,
東海裡有阿芬。
周芬伶老師的學生,總叫她「阿芬」,阿芬自然也是我的老師。但讓我說點你不 知道、藏在傳說底下的事。比如,從「周老師」到「阿芬」,是我花了好幾年大 學日夜,深潛在一眾學生之中,從阿芬家的花梨木地板一路坐到了牆邊古董木 椅、再到桌旁的軟緞坐墊沙發,也從小學妹坐成了大學姐的跨度。沒趕得及親 睹她幻描的《汝色》(2002)到《青春一條街》(2009),卻也緩步看遍《蘭花 辭》(2010)與《北印度書簡》(2016),才終於說順那一句,傳說中的「阿 芬」。
慢讀阿芬《雨客與花客》的日子裡,下了幾場雨,在雨中嚼字,忽然嘗到了別 種味道,像字裡有人焚香烹茶。更像那座山林中已數不清喝了多少壺茶、蹭了 多少點心與餐席的低矮白屋,與它邊上那一片總如楚地裡長出雜花、生出野樹 的花園,全得經雨淋透紙張,才看出真義。《雨客與花客》寫花園,花園就衰 頹;寫屋,屋子裡則白蟻與蛇聚合,吃她衣、挖她地、穿她屋;寫香道與品 茶、寫器皿和旅行。寫進萬事貌、萬物景,其實全為寫盡人情。
花園裡,那瘋長的梅樹、被偷挖去的茶花樹株,溼地上曾盛放或凋閉的玫瑰、 龍吐珠、軟枝黃蟬、仙桃、竹樹與火球花和韭菜蘭,大約都是不同的「花客」。 阿芬寫茶與煮茶一樣精彩,她談小葉烏龍像肉桂、清流澗大紅袍如沉香,但茶 最多只沖到五泡,便告訴你:「端上茶,把握當下的每一刻;放下茶,就是與當 下的分離,就算有所愛,亦能有斷絕之心。」花與茶與香,原來都是她走過的 路、修過的道,從前道心惟微,現在道心是決絕。人情的開始,她細細地寫: 「花客總在花謝時節來」、「雨客常在雨前出現」,他們全在屋子裡的另一個維度 空間,與我同時喝茶賞花,疾行過雨,不曾遇見。可花敗茶涼香散,人情有開 始,便有分離與寂滅。
這時,你才讀懂,這些擬人魔物(或是魔人擬物)的雨客、花客、小雨客、兒 客、貓客到醫客與香客,長成的已不只是她一路走來讓人喟歎的起手式與必殺 技,那怪美的「怪美學」。很早之前,美文仍是散文傳統時,她便棄美的正途, 自鑄新字。你若不懂她的美,就讓我引一段話說明,書裡寫她打破吉州窯剪紙 茶碗,將碗重補後,卻看著那碗說了:「這很殘缺,夠美。」她不想待在傳統美 文裡,她的美必須像那株花園瘋長如精怪的梅樹一樣,不美才美。
但這一本《雨客與花客》,又不只這些。
大約是經過了前兩本長篇小說《溼地》與《花東婦好》,這本散文的回歸之作, 物景化得更散了,情與人大概也是。卻有條軸線在她灑落一地的字裡串起,一 口氣讀完,竟像看完一部長篇小說的終始。這條軸線、這個核心,不過是一個 「客」字。
當人情散,花客雨客貓客皆走後,阿芬寫房子回復以往的清淨,投宿過的旅店 也無知無覺結束營業,只有韭菜蘭在荒野裡獨自開好。我在即將下雨的文字 裡,雖沒遇到雨客,卻一直想起詩人李賀的那句:「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 天亦老。」終於明白,不管千客來、萬客來,只要是客,終得送別。《雨客與花 客》,就是一部送客與送別之書。
送走好友、送離學生,再送別父母。阿芬寫與姊妹在母殤後相約京都,那般的 場景,令人想起朱天心也寫過,母親走後,仨姊妹共遊京都。朱天心故意走在 後頭,拍姊妹身影,「天文風中搖曳的紫裙裾、天衣唐人似的碩長」,美如小津 安二郎的電影,見自己也見天地。阿芬同樣看著姊妹,細雪寒風,可她的目光 卻是:
姊妹們往古牆的那邊走去,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手攜手的細雪姊妹花,往繁華 的方向去了,寒冷讓人木然與退縮,我的注視如同亡母的視角,看著她們遠 去,天人永隔,雪如果一直下,我會一直走下去,卻不知道要退至如何之地。
原來姊妹,竟也是客。她將客體全寫進了主體,人與人、客與己,全悟得:「他 們都是我,我也是他們,我們是一體的,也是分離的,蒼生。」這是見眾生。
而我應不是客,在書裡一處發現自己,只是短短名字「亞妮」,卻無比慶幸。阿 芬與我亦師亦友,友的部分,是讀到她寫:「與學生的關係因過份親密,反而失 去分際,失聯的、冷戰的、漸行漸遠的⋯⋯一切的聯繫都成枉然。」那些徒然 與遠行後,自己偷偷加上的。或許,我總節制的寫著與聽著,雖然緩慢於悟 解,但緩慢也不致誤解。
於是,每當阿芬信手寫下堪比《紅樓夢》裡,妙玉於攏翠庵裡設茶湯會的文與 字時,我只來得及一邊拿起外送來的「茶湯會」,看她寫越窯小壺、吉州窯剪紙 茶碗、高麗青瓷、清仿明成化雞缸杯,再一路到東洋的深川製瓷、有田燒與古 伊萬里窯,以字配味地吸上一口珍奶,就忘了開口。
來不及說話,也記不住花客與雨客的模樣,阿芬在文字裡,為我一次補課補 上。讀到已經離開世間好幾年的 H,也讀到了那時夢一樣的對話,當年張愛玲 的課堂,阿芬與 H,「合力抄寫一本小團圓,那時我們尚有自己的小團圓」。人 名與場景,像雨打進窗,在地上積成了小水窪後,我才後知後覺記起。終於聽 明白了張愛玲,原來人事與人世的幸福不過一場小團圓,有些小團圓卻只能在 身後才明白。這三學分,想忍住眼熱,請阿芬幫我加上。
阿芬在書裡與屋裡,反覆地拓香、焚香、調製合香,接著再拓再焚,如此就過 了一天,像轉身就寫過了離別。離別其實很簡單,她說:「也許人與人的遇合只 宜茶宜香,因他們都短暫乾淨,彷彿是進行消毒,把情欲殺得只剩一縷碧 煙。」所以別離是阻止不了的,病別離、傷別離,連愛也能別離。但別離也死 不了,因為最終都只被焚成一縷煙。
我在雨後,終於讀完這本別客書。畢業經年,東海時光所縱容出的緩柔原始,
全被他處他人訓練馴化,我已被世界調撥得比從前快。但讀《雨客與花客》
時,總能回到青春的傳說裡,因為青春果然遠得像傳說了。在書裡,我刻意放
得緩慢,尋寶般地讀她在這裡丟一點、那裡灑一點的話語,看她將寶藏珠玉隨
意散落,無心結成的奇門陣法,飄異詭麗。
然後,比緩慢再慢一些,找尋遺落在各處等待雨客與送客的阿芬。
找到她,或許跟她說一聲,我們不要等了。窗外有雨有花,屋裡焚香燒茶,貓
與兒在人間安然長大。千年前李後主都說了,既然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也很棒。宋詞課的老師別生氣,我下課了,所以換我跟阿芬好好說句話。我知
道,任外頭花謝雨狂,她總會為我煮一杯茶。

***
戰友與老友
從放空到放下
——序周芬伶《雨客與花客》
陳芳明
​這麼多年以後,閱讀周芬伶最新的散文集《雨客與花客》,驚覺她的風格又有全新的轉變。從她的第一冊散文《絕美》,一直到《汝色》,那是非常張腔的風格。再到《蘭花辭》的時候,風格又為之一變。如今捧讀她的最新散文集,才發現她驅使文字的手法,再也不是斤斤計較。半生以來,一直追逐她的全新作品,可以發現她從來不樂於停止在一個原點。她的文字總是隨著她的心境而產生變化,年少時那一種提煉與鍛鑄,到現在已不復可見。如今她文字裡浮現的境界,帶給讀者不再是斤斤計較的感覺。捧讀這部新的作品,我反而可以體會魯迅所說過的「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當她不再執著,整個世界就完全屬於她。在閱讀之際,即使她寫到心情的抑揚頓挫,反而容許讀者以一種超越的態度來觀賞。她靜定的性格,平衡的情緒,反而是她從前散文裡未曾出現。究竟是時間影響了她,或歲月改變了她,似乎沒有確切的答案。
​如果沒有經過劇烈波動的時期,如果沒有看過太多的人間浮沉,也許她會一直停留在中年時期的情感糾葛。身為她的讀者,我未曾停留下來對她文字的追逐。當她的生命又翻過一頁時,不僅看待世界的方式穩定下來,而看待人間感情的動盪也更加超越。或者說,她從來不會滿足於風格的沉澱,也不會執著於某種美感的持續追求。她敢於挑戰自己,也敢於推陳出新。當我捧讀這部新的散文,在我內心的什麼地方,不時發出感嘆。她對人間的愛,對世間的包容,看來又比過去還更強大。她長期定居在東海大學校園的宿舍,她文學的根鬚也牢牢扎在那裡。身為她的朋友,也身為她的對話者,曾經有幸受邀去她的宿舍造訪。
​這部散文集就是在那充滿歲月顏色的宿舍完成,那裡已經變成她生命的庇護所,也是她生活的根據地。第一次到達那裡時,才發現那木造瓦屋承載了豐富的時間感與空間感。屋外是卵石的道路,屋後是鬱鬱蔥蔥的綠樹。走到那裡時,彷彿走到一段陳舊的情境。後來才知道,那木造宿舍原來與學校的歷史等長同寬。認識芬伶時,我才回到學界不久。那時我在靜宜大學任教,距離東海只要驅車十餘分鐘就可到達。有幾次與她在校園對面的東海花園喝咖啡,才慢慢知道那時她正陷於生命的困境。最早我是她的讀者,後來變成她的朋友,才慢慢把她的文字與她的生命連接起來。那時感到非常訝異,她的文字就是生命與生活的真實倒影。她應該是我所遇見最為誠實的散文家,可能是學界裡認識最久的同行。
​這部《雨客與花客》,似乎又再次創造了她的全新風格。猶記得她出版《花東婦好》時,我私自發出驚呼,整部小說的所涉獵的歷史知識,不僅橫跨中國古代到現代,也橫跨台灣的原住民與漢人的歷史。很少有散文作者,在過了中年之後,仍然保持創作活力,既挑戰自己也挑戰整個歷史。我才清楚察覺,她是一座活火山,隨時都會爆發出來。那時曾經與她有過對話,總覺得她應該是到達創作生命的高峰。但是這部散文完成時,才察覺高峰背後還有無盡無止的山巒。尤其在閱讀這部散文集,更加可以體會她的書寫還是連綿不斷。凡是生活周遭的事件,無論是巨大或渺小,她都可以運用自如。大到可以干涉生死,小到可以觸及生活瑣碎。在極大極小之間,已經可以淡然處之,甚至可以看開看破。那已經不是她過去散文技藝所能概括,我必須誠實地說,她已經超越自己的生命與生活。
​書中的〈蛇少年〉,疑幻疑真,帶給讀者的想像空間特別巨大。其中所描述的感情,也非常難以定義。某些段落可能是她的夢幻,讀來卻真實無比。那樣的境界很難說是超越,也很難說是可疑。那樣的猶豫不定,反而襯托出生命的美感。那不是時間所能抵達的技巧,而必須穿越太多的雨水與淚水,才有可能獲致。散文一開始,她寫得很簡單,「火球花不開花時就是爛草,開花卻特別誇張」。描述的是一位學生之死,他的魂魄歸來,與她展開神祕的對話。一堆爛草,可以盛放成為火球。大約只有生命與生命的理解,才能到達這樣的境界。散文結束時,她寫下這麼一段:「柔弱的花妖,如今一年一會,五月相見之期,我們會有長長的對談。」裡面有太多的感傷,如今她已經能夠自我節制,恰如其分,讓內在情感釋放出來。
​這部作品特別動人之處,就在於她描述喝茶。這是她的生命又跨入全新格局,早期那種張愛玲式的絕美,都已經全部放下。現在她寫出來的完全屬於她個人,而且再也不是任何人可以輕易模仿。特別是她寫的那篇〈瘋雅〉,一方面描述自己喝茶的習慣,一方面則耽溺於茶的品嘗,一方面又著迷於恰當茶具的尋找。當她描述外在世界的美感,其實已經暗示了自己生命的轉變。她的人生又到達一個更高境界,那不是任何庸俗的人可以輕易貼近。身為她的讀者如我,閱讀之際,有一種朦朧之美,卻不是輕易可以靠近。這可能是這部散文集最為迷人之處,她已經進入超越的階段,似乎世間所有的感覺都可以兼容並蓄。
​離開台中這麼多年以來,很少與她有任何溝通。我能夠察覺她的變化,完全是從她作品風格的更迭而觸及。我已經深深陷入晚境,芬伶還是在初老的階段。在她的文字之間遊走時,仍然可以感覺她保持的創造力是那麼生動,又是那麼活潑飛翔。有時身為文學創作者,不必然都要依賴自己的書寫,藉由朋友所展現出來的風格,我反而看見自己的生命更為明白。《雨客與花客》讓我見證了她生機勃勃的力量,也讓我更加強烈感覺有這位朋友的文字陪伴,感覺到她其實帶給我最誠摯的祝福。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政大台文所




對談》潛伏地底的新手鯨魚遇到等待雨客的散文家:周芬伶VS.許閔淳

作家周芬伶(左)與許閔淳(印刻出版提供)
編按:在東海大學中文系開設創作課的周芬伶,睽違6年後推出散文新作《雨客與花客》,以花、茶、香為題,文字樸實接近口語,與過往風格甚是不同。
創作課聚焦十位年輕新秀的爆發力,許閔淳便是在創作能量的相互撞擊下端出第一部作品《地底下的鯨魚》,直面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輕,有光伴影,如鯨魚深潛,生命力巨大。
師生兩人同時期出書,是緣分也是傳承。當潛伏地底的鯨魚遇到等待雨客的散文家,會產生什麼樣的漣漪?本文是二人的對談菁華。

▇嬌小又巨大,深潛的鯨魚

周芬伶:這次跟閔淳一起出書,我覺得是一種很深的緣分。這樣的機會並不多,但我會盡量創造這樣的機會。跟學生一起出書,有那麼一點點「傳承」的意味,我的路已經走得很多,也已經走得很累了,現在要把這個棒子交給妳。另一層意思,也就是把新人帶出場來讓大家驗收。
閔淳寫作已經10年了,這是個漫長的過程。大家可能覺得「哇!閔淳很幸運,這麼年輕就出書。」事實上,你們可能無法理解,要到這一刻,她得花多少的心思。
閔淳是個很有毅力的人,她一開始透過messenger將自己的詩傳給我——剛寫詩的人就差不多是那樣子,我擔心自己講太重的話會傷了她,便已讀不回。她就一直寄,寄來更多的詩,當累積到一個程度時,我再給她一些建議。
我的教學想法是先將所有文類都跑一遍,詩、散文、小說等不論先後順序,都跑一遍,再確定主要擅長、專攻的文類為何。這過程中還夾著「詩劇場」,也就是把自己的長詩,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演出,光是排練時間可能就長達半年至一年。
在這樣的過程中,閔淳完成了許多嘗試。我記得演出內容和「雨」有關,於是在她的舞台上,除了一把雨傘,就是一堆樹葉,撒得滿滿的一地樹葉,這些全是清晨時分,她在東海校園內撿拾,然後一點一點地搬到舞台上。閔淳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嬌滴滴女孩,而是非常有韌性,吃了很多苦。
散文與其他文類不一樣——詩集可以是幾年之內累積的創作呈現,小說則是一部作品完成後,稍微修改便可以出版,但散文不一樣,散文需要一個核心,需要提供讀者一種新的文字、新的思考。例如,我前一本書是《北印度書簡》,已經時隔6年,為何間隔這麼久時間呢?因為我找不到新的腔調或語言,來構成一本散文。
閔淳從18歲開始寫詩,後來決定要寫散文,所以她的散文有很濃厚的詩意,密度也高。這形成了閱讀的門檻,自然會篩選讀者,一開始要進入會有點障礙,但一旦進去了,心就靜下來了。又因為她的文字是比較沉潛的,十分細膩、緩緩,慢慢地述說一件事。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發現,但那個發現有時候是一個洞,一個洞見,你必須寫那麼深,才能夠知道自己是誰。其實很多問題都是在反問:「我是什麼」,或者「我是誰」。世界這麼大,我們在這個世界裡是什麼?
閔淳一直很喜歡鯨魚,鯨魚潛得很深,生命力很巨大。鯨魚在死亡的時候會鯨爆,體內會自然地爆炸,然後將自己的肉體回饋給其他魚類及海底生物,這個意象很美。散文也追求意象與象徵,只是沒辦法像詩,使用得那麼多,可能在一篇散文裡有一個,或是一本書裡有個核心的東西來代表這本書。
許閔淳:謝謝老師幫我介紹。剛剛聽老師的分享,我突然想起之前去看科博館的鯨魚展,鯨魚很遠古很遠古的祖先其實是河馬,是從在陸地上爬行的河馬,慢慢演化成鯨魚的。
我最早是從寫詩開始,寫了很多輕飄飄的詩,當時也不太知道詩到底是什麼。在創作課堂上,很多人都已經開始寫散文或小說,文字也都滿成熟的,在一次一次的創作課過程中,我開始想自己文章要怎麼寫,寫得更不一樣。
這次新書《地底下的鯨魚》作品集裡收錄的文章,有許多是距離現在較遙遠的時間寫作的,大部分是我大學、研究所時期的作品,所以這部作品裡的文字有很多與創作課、東海的校園有關。
在創作課時期,我仍在摸索與嘗試想要讓自己寫得更好,希望獲得肯定。課堂上大家會有種競賽感,每週要交作品,這個過程其實滿有壓力的,但在這樣的壓力下會寫出不一樣的東西。
關於「詩劇場」,這應該是有修過老師課的人,大家共同的、奇妙的回憶。在做劇場的過程中,要思考如何把一首詩或一篇平面的文字,變成立體的東西,這是很不一樣的過程。此外,東海的校園也是讓我寫下這些文字很大的驅動力吧。東海的校園真的很美,尤其是晚上,我很喜歡散步,走一走就會發現許多岔路與不一樣的地方,是個很適合走路與寫作的地方。

▇散文需要生命經驗的積累

周芬伶:一般坊間的寫作課其實是閱讀課,先讀一篇東西,讀完之後就開始寫作,這是閱讀與習作的概念。但依我三十幾年創作教學的經驗來看,我覺得那是無效的。如果你高中就開始書寫,相信到大學就已經有許多的閱讀,應該要自主閱讀,頂多另外開一門閱讀課。但寫作課就是寫作課,不能用讀書報告、讀後心得,或者是一篇雜感的東西來交作業。
學生是我挑的,第一班共有10位,有包冠涵、楊富閔、周紘立、蔣亞妮、林徹俐等等,每一位都很會寫,壓力大是自然的。很大的壓力會造成什麼樣的效果呢?我們說文學是個祕窖,一堆愛好文學的人聚集、互相撞擊。
課堂上,學生第一次把作品放到螢幕上,看到自己的作品突然變成白紙黑字,然後被放大、被檢驗的時候,是很恐怖的經驗。但那是熱騰騰的文字啊,看這樣的文字才是最有意義的,它是此時此刻的文學。
此時此刻的文學,永遠是在更新的,在下一刻它就會變得不一樣了。所以我著重的是此時此刻的文學,我不是要完美的作品,重點是你現在在想什麼,你現在會寫出什麼東西來,而這個東西會帶你到哪裡,這比較重要。
當學生們看到別人寫的東西,受到了刺激,回去會發憤圖強,變出更厲害的東西來。像楊富閔《花甲男孩》裡面大部分的作品,是創作課裡的成果,他可能一週至兩週就交一篇一萬多字的短篇小說,而且都是不錯的作品,十分驚人。當我們面對一個新穎的作品時,身為第一個讀者,能夠給予的回應是越誠實越好,所以都是最毒的話,覺得哪個字不對,連標點符號不對都看得出來。
如果你對寫作有高度的自覺,我不相信你寫不出東西來。過去可能很多人寫作但沒辦法進步,為什麼?因為你對自己的文字沒有自覺。自覺性不高,使用的文字很可能只是在重複別人用的詞,你可能覺得已經很漂亮了,但裡面是否有任何吸引你的東西呢?
如果說寫作課是文字的發明場,或文字的實驗場,越新穎、沒人使用過的文字越好,那麼當然要寫詩啊,因為詩才能讓你對文字更加警覺。我覺得沒有經過詩的歷程,是非常大的遺憾。過去作家就是廣義的詩人,你可以不寫詩,但一定要懂詩,必須對詩有很好的品味,因為這關鍵到你寫作的品味,以及你對文字的品味。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寫詩的天分,也不需要每個人都去寫詩。我們不需要那麼多詩人,現在詩人真的太多了,其實有很多可能都是有問題的。
我覺得散文是相對安靜的場域,也是最難掩飾的文體,人們說它老掉牙,如果你陳腔濫調,別人一定感受得出來。作者是否有獨特的魅力和文字觀是非常重要的。
閔淳的書特點之一是視線的交織,她看世界的方式是疏離的,她看自己也是疏離的。她很靜態,好像也是在挖掘內心,可是她的那個視線始終是在動的。
許閔淳:謝謝老師。關於文字上的畫面感,其實我不論在閱讀或是書寫,都是腦袋先有畫面(而不是先有文字),我會想要把腦中的畫面寫下來。記得課堂上老師也鼓勵我們記錄自己的夢,我是個常做怪夢的人,就會把它記錄下來。
之前有些人讀我的文字會說,感覺裡面好像有光的感覺。編輯也覺得我的文字裡有幾個特定的意象,例如蟲、繭,他感覺到那個畫面裡好像有光。我後來思考了這件事情,覺得這可能跟平常我喜歡拍照或看電影有關。
雖然在散文中並沒有「光影派」這個派別,它只是一個詞,剛好(李)欣倫老師在為我寫的序裡提到這部分,《印刻雜誌》邀我寫一篇職人相關的專欄,我就寫了關於燈光師的極短篇,這一連串的巧合,就有了這個詞的誕生。

▇顛覆過往的寫作方式和經驗,用手機寫散文

許閔淳:《雨客與花客》跟我以往閱讀老師的散文有點不同,書中有很多魔幻、虛實交錯的感覺。就像蔣亞妮在序裡所寫,讀完一篇就像讀完一部長篇小說。雖然每篇都可以獨立,但整本讀完之後,感覺氣是串聯的,是一口氣講到底,而且十分順暢。
書中寫了很多物,用「客」與「物」的結合(譬如「香客」、「茶客」)寫人的情感,或逝去的情感與死亡。例如〈午後茶湯〉寫殘缺的美這件事,讓我想到日本的侘寂概念,那些不規則,或是隨自然變化並帶有時間性的,我覺得很像老師在書中寫自己以及那間屋子的感覺。
老師的家就有種很魔幻的氛圍。有一次我突然去拜訪老師,剛好老師在準備十分豪華的料理,吃得很開心時,一直聽到旁邊有嘟嘟嘟的聲音,我忍不住問那是什麼聲音,老師淡定地說:「喔,那是白蟻,就是在吃椅子。」老師說,她有一年放假回家,發現整個門被白蟻吃掉了,裡面是空心的,變成一個空心的門……
「茶客」章節的第一篇〈茗仙子〉,開頭便引了武野紹鷗「放下茶器的手,要有與愛人離別的心。」通篇看來是在寫茶,但開頭就引這句話,代表她其實真正要寫的不只是茶。
在「香客」章節中也寫到結香的過程是十分繁複,需要經過很多摧殘,才有辦法結成香,像珍珠的過程,也是一種變異。老師最後寫「愛不是有時候也如此嗎?」把「物」背後的情感全都寫了出來。
我在閱讀時腦中浮現老師寫香,煙霧繚繞,下雨,雨裡還夾帶著花,很美的畫面。
周芬伶:這本散文,我自己做了蠻多以前不做的事情,包括我告訴學生不能做的事——第一個是不可以大量引經據典,但這本書就引了很多經典;其次是,不可以太過於直白,散文不能是我手寫我口。
在構想這本書時,我思考自己寫散文這麼久,想寫跟以前不一樣的東西,但想了6年,還沒有想成。
剛開始我只是想寫一本茶書,所以它原先的語言設定是比較淡的。如果今天要談的是美感經驗,譬如香、茶或者是花,它本身即具有美感的話,就不要用太濃的文字去搭配,否則會變得太重、太累贅。
前面提到,我認為散文書的構成不可能完全靠累稿來呈現,因為各種約稿撰寫了一篇篇文章,但它們其實互不相干,所呈現的散文集將會非常參差,而且沒有核心。我是在出書的前半年,一口氣完成半本書,而且為舊稿賦予新的、整體的面貌,工程很大。
去年7、8月暑假時,我每天到咖啡廳打開手機的程式書寫。手機書寫和電腦書寫不太一樣,它比較快,當思緒與靈感來時,那是不假思索的,沒有太多時間去推敲文字,是飆速的那種語言。後來我發現即便想去修也沒有辦法,因為它是一口氣寫下來,最後才包裹起來的。如果把引經據典的部分拿掉,別人就無法理解我真正要講的了。
一開始沒有「茶客」,就是一堆散稿,從一堆散稿慢慢寫到後來才發現,它們似乎各自有個主題,所以才在編輯時弄成茶客、花客、雨客等,讓它們有貫串的方式。
這本書應該是筆記啦,過去有很多文人寫筆記(但不是筆記小說),因為過去沒有報紙,所以他會將聽到的鄉野傳奇寫進筆記裡。例如發現了兩頭蛇,或是今天突然打雷、地震,發生一件離奇的命案……就將這些寫進筆記裡。我覺得它剛好是介於小說跟散文的中間,我會盡量讓它不要脫離散文太遠。
其實我的初稿跟後來的稿子差異很大,倘若初稿刊登,我身邊的人幾乎都會被認出來,必須要幫他們遮掩一下,就決定用這種魔幻的方式包裹起來,也是對他們的保護。

▇只有在文字裡,才有對話可能

周芬伶:我多講一點閔淳的八卦好了。閔淳有個別名叫「阿九」,這顯現她個性比較悍的那一面,她個性另外有傻傻的面向,我覺得蠻可愛的。她的文章也分成這兩個面向,一個是很精靈式的閔淳,另一個是比較阿九式的閔淳。阿九式的閔淳很戀家、很乖,很在意別人的眼光,煩惱很多她的小病痛、她的未來、她的朋友,或者她接觸到的人。那個很精靈式的閔淳,則會突然跳到一個我們不知道的魔法空間裡,讓我們看到肉眼看不到的東西。因為她的內心有這兩個面向,結合在文章裡,呈現出溫馨、詩意以及超現實的面向。
許閔淳:老師形容我兼具純真與深沉的面向,我認為在創作中,必須要有這樣的交織。我們這個世代,會一直去思考:讀者在哪裡?我們寫下的東西,會被誰讀到?這也是我在寫作過程中一直在意的事。出書前,我想到的讀者可能是身邊的人、課堂上的同學,試著去投文學獎,評審會認真地閱讀我的作品、文字,並提供反饋,會促進我去思考這句怎樣可以寫得更好。
此外我也覺得隨著階段不一樣,會有不同的目標。有點像以前我喜歡王家衛那種華麗的電影,潮濕的巷弄、頹廢的氣氛,非線性的、蒙太奇的敘事。但現在可能比較喜歡楊德昌或是枝裕和,畫面乾靜的作品,也希望自己可以試著朝這個方向前進。
周芬伶:我會把影像放到小說的範疇。我在撰寫散文時著重的是,你內心最想說的那些東西,要怎麼去傳達?因為有些話是沒辦法講出來的,有些話是不可以大聲講出來,必須小聲、偷偷地說。
書寫的人與現實的人其實是分開的,我們在生活中需要扮演各種角色,你要勉勉強強去當一個看起來像正常的人,才能夠去做正常的事。但有可能他的內心是很瘋狂或陰暗的,這是一般人平常不會表現出來的,所以我們需要文字。文字跟影像不一樣,影像是共享的,是一個強勢的連結。
只有在文字裡頭,可以跟裡面的人對話,彷彿可以聽到他的聲音。你可以聽到他內心的聲音,那些平常不會講出來的話語。書本可以建構出讀者與作者非常私密的時空,我覺得這是任何強勢媒體無法取代的。
文學是用文字去承載的一種藝術,而文學讀者的培養需要很長時間的訓練。我認為,能夠閱讀文學,是人文世間很珍貴的事情。最近,我們在疫情期間主要的關注在疫情發展、政治與國際局勢,但這些關心最後還是會化成文學作品吧!這些都會轉化成:你為何想要了解這個世界,對這個世界、時代又有什麼樣的回應。
許閔淳:老師剛剛提到現實中的自己跟創作中的自己,我覺得這兩個確實是會分開的,文字裡面會有自己真實的部分,但是它畢竟是使用技巧剪裁的過程,你的回憶被修剪過了,它一定會有點不同。
我自己在書店上班,我覺得書是不會滅亡的,還是會有很多人支持書。我覺得一本書的完整,是經歷了很多人的努力,這個過程讓我很感動。
(印刻出版提供)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雨客與花客​
作者:周芬伶
出版:印刻出版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周芬伶
屏東人,政大中文系畢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以散文集《花房之歌》榮獲中山文藝獎,《蘭花辭》榮獲首屆台灣文學獎散文金典獎。《花東婦好》獲2018金鼎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作品有散文、小說、文論多種。近著《花東婦好》、《濕地》、《北印度書簡》、《紅咖哩黃咖哩》、《龍瑛宗傳》、《散文課》、《創作課》、《美學課》等。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地底下的鯨魚
作者:許閔淳
出版:印刻出版
定價:3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許閔淳
1991年生,相信夢裡有真實,真實裡有夢。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學獎、打狗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東海文學獎、西子灣文學獎、中區寫作獎項、蕭毅虹文學獎學金等。



2020年6月24日 星期三

美國工人安全的鼓吹者歐拉·賓漢(Eula Bingham)去世,享年90歲 Eula Bingham, Champion of Worker Safety, Dies at 90

工人安全的鼓吹者歐拉·賓漢(Eula Bingham)去世,享年90歲

卡特總統領導下的勞工部職業安全與健康署(OSHA)負責人,她放棄追“挑剔小違規”規定,全力處理嚴重違反安全和健康事件。

Eula Bingham, Champion of Worker Safety, Dies at 90

As head of OSHA under President Carter, she dispensed with “nit-picking” regulations and went after serious health and safety violations.




Eula Bingham, the director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with President Jimmy Carter in the Oval Office in 1977. “She put OSHA on the map,” a colleague said.Credit...Thomas J. O’Halloran, White House Photo, via The National Archives/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By Katharine Q. Seelye
June 23, 2020



Eula Bingham, a toxicologist who energized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as its director and set stringent standards to protect workers from hazardous materials, died on June 13 in Cincinnati. She was 90.

She was nearing completion of chemotherapy treatments for cancer when she suffered a pulmonary embolism and cardiac collapse and died in a hospital, her daughter Martha Mattheis said.

Dr. Bingham was appointed director of OSHA by President Jimmy Carter in 1977. During her tenure the agency adopted more regulatory standards on harmful chemicals — including benzene, cotton dust and lead — than any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had and more than most have since.

Under so-called right-to-know regulations, employers had to inform workers about any hazardous chemicals they were working with, and manufacturers had to list those chemicals on containers. Dr. Bingham was forced to fend off lawsuits by companies that did not want to disclose such information.


“Workers have a right to expect they won’t be killed on their jobs,” Dr. Bingham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in 1977.

When she took over OSHA, the agency was something of a laughingstock for having promulgated thousands of rules that had little to do with making workplaces safer. They required that toilet seats have open fronts, for example, and that telephone linemen use tool belts with no more than four tool loops.

In an effort to pursue what President Carter called “common sense priorities,” Dr. Bingham eliminated more than 1,000 regulations that she considered “nit-picking” and that industry regarded as a nuisance. This freed the agency’s inspectors to focus on serious threats — to go after whales, not minnows, in the parlance of the day.

“She put OSHA on the map,” Dr. Philip Landrigan, a friend who worked with her in government starting in 1979, said in an interview. “She was a strong-willed woman who understood the levers of government.”

In her campaign for workplace safety Dr. Bingham clashed with business, Congress and even fellow members of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though she usually had the backing of the president. Perhaps her hardest-fought battle was over cotton dust, which threatened the health of Southern textile workers, many of them poor, black and nonunion.



Dr. Bingham wanted to lower the acceptable levels of cotton dust, but mill owners opposed her.

“There was a pitched battle fought in the Oval Office in front of Jimmy Carter,” Dr. Landrigan said. Dr. Bingham and Ray Marshall, the labor secretary, pushed for the new standard while Mr. Carter’s economic advisers argued against it, saying it would hurt business.

Finally, Dr. Landrigan said, President Carter walked over, grinned, put his arm around Dr. Bingham and said, “I am with Eula on this one.”

As a Washington bureaucrat, Dr. Bingham achieved a rare level of notoriety. In 1979, she appeared in The Washington Star’s crossword puzzle. “OSHA Lady” read the clue for 39 Across, seeking a four-letter answer.

With the election of Ronald Reagan in 1980, Dr. Bingham was out, and his administration proceeded to dismantle many of the regulations and safeguards she had put in place.

But even without her federal perch, she persisted, working with state legislators, labor unions and consumer groups to implement safety regulations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s.




ImageDr. Bingham in 1980, during Carter administration’s last year. She went on to work with state legislatures, labor unions and consumer groups on worker-safety measures.Credit...Denver Post/Denver Post, via Getty Images


Eula Lee Bingham was born on July 9, 1929, in Covington, Ky., across the Ohio River from Cincinnati. Her father, Arthur Bingham, was a railroad worker who lost his job during the Depression and became a farmer in Burlington, Ky., about 15 miles to the southwest. Her mother, Frieda (Sperl) Bingham, a nurse and phone operator, also worked the farm, where the couple produced most of their food and where Eula gre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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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went on to major in biology and chemistry at Ea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After graduating in 1951, she was hired as an analytical chemist by the Hilton-Davis Chemical Company in Cincinnati, where, she said in a 2018 oral history, she became familiar with the dangers that many workers face.

She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where she did pioneering research on carcinogens while studying in the toxicology division (which became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at the university’s College of Medicine). She earned her master’s in physiology in 1954 and her doctorate in zoology in 1958.

Dr. Bingham’s lab research included testing chemicals sent by companies that wanted to know their carcinogenic effects. At one company, which used benzidine-based dyes, the lab found that almost half the workers had some form of bladder cancer. In another case, the lab found that the cutting fluid used in a manufacturing process caused skin cancer.

With her findings gaining notice, she became a sought-after consultant and expert witness in lawsuits involving worker safety. Thi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labor unions. Dr. Bingham was soon appointed to federal worker-safety advisory committees that were examining carcinogens and emissions from coke ovens.

When Mr. Carter was elected in 1976, he asked labor unions to recommend potential directors for OSHA. Dr. Bingham’s name rose to the top.

Although she worked in Washington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she never moved there. None of her predecessors had lasted more than a year, and she figured she might not, either.




Image
Dr. Bingham in 2015. After leav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e took a senior po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her graduate school alma mater. Credit...Maryam Jameel/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By then, she and her husband, Helmut Mattheis, had divorced, and her three teenage daughters were living in Cincinnati with other family members. She commuted home on weekends, when she would cook up batches of meals and freeze them for her daughters to eat during the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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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her daughter Martha, she is survived by her two other daughters, Julia and Helen Mattheis; and two granddaughters.

After Reagan’s election, Dr. Bingham return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and served as vice president of research and graduate studies there from 1981 to 1990. She continued to be active in worker safety. When the tanker Exxon Valdez spilled 11 million gallons of crude oil in Prince William Sound in 1989, the governor of Alaska called Dr. Bingham to make sure that cleanup workers had been properly trained and safely outfitted.

She also turned her attention to the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in Tennessee where worker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nd reactors had been exposed to radiation, mercury and other hazardous materials for almost a half-century. She developed a novel method for reconstructing their past exposures, based on blueprints of buildings and worker interviews. Her findings l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set up a national screening program for workers.

In a reminiscence in 2015, President Carter said of Dr. Bingham, “I could always count on her for sound and direct advice, with the well-being of the American worker foremost in her mind.”



Katharine Q. “Kit” Seelye has been the New England bureau chief, based in Boston, since 2012. She previously worked in the Washington bureau for 12 years, has covered six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was a pioneer in The Times’s online coverage of politics. @kseelye
A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in print on June 24, 2020, Section B, Page 12 of the New York edition with the headline: Eula Bingham, 90, OSHA Director Who Curbed Hazardous Chemicals. Order Reprints | Today’s Paper | Subscribe

2020年6月20日 星期六

Kirk R. Smith ( 1947 – 2020)









Kirk R. Smith • Professor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Health ...
www.kirkrsmith.org


Kirk R. Smith is Professor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Health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e studi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ousehold energy use, human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Kirk R. Smith -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 › wiki › Kirk_R._S...



Kirk R. Smith (January 19, 1947 – June 15, 2020) was an American expert on the health and climate effects of household energy use in developing nations. He held a professorship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ealth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Kirk R. Smith (January 19, 1947 – June 15, 2020) was an American expert on the health and climate effects of household energy use in developing nations. He held a professorship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ealth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ere his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health, resource use, climate,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 Smith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and the work of the IPCC (includ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many scientists) was recognized by the joint award of the 2007 Nobel Peace Prize. Smith was a recipient of the 2012 Tyler Prize for Environmental Achievement for his work with cookstoves, health, and climate. He is also credited with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firs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health effects of indoor air pollution (IAP) from cookstoves.[3]

UC Berkeley

“The world has just lost one of its greatest public health heroes. But Kirk will live on in the hearts of so many of us who count his friendship among our greatest blessings.”
— Michael Lu, dean of Berkeley Public Health
#BerkeleyMinds #RIP


PUBLICHEALTH.BERKELEY.EDU

Kirk R. Smith, Nobel Prize recipient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giant, dies at 73
“The world has just lost one of its greatest public health hero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