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這篇 "胡適與馮友蘭"沒有抓到重點
在胡適給楊聯陞的信 (1950年5月29日)說:
"這種沒有歷史眼光的書 絕對夠不上.......他一字不提"顏李學派*" 可見他無見識
他接受Northrop **的胡說作鋼領 更是好笑! " (台北: 聯經 頁99)



*颜李学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因该派的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故得名。颜李学派标帜“实学”，主张“实文、 ......
顏元-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河北博野（河北安國縣東北）人，顏李學派（“李”指颜元的学生李塨）的創始者。 ... 在學術上和學生李塨創立顏李學派，提倡並實用主義。顏元創立的學派和官方提倡的程朱 ...


**"大鋼" 詳細待查 應指此人

Filmer Stuart Cuckow Northrop (Nov 27, 1893 in Janesville, Wisconsin – Jul 21, 1992 in Exeter, New Hampshire) was an American philosopher. After receiving a B.A. from Beloit College in 1915, and an MA from Yale University in 1919, he went on to Harvard University where he earned another MA in 1922 and a Ph.D. in 1924.

He was appointed to the Yale faculty in 1923 as an instructor in Philosophy, and later was named professor in 1932. In 1947 he was appointed Sterling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Law. He chaired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from 1938 to 1940 and was the first Master of Silliman College from 1940 to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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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馮友蘭

謝詠

	2006年12月30日17:03	【

忽然想到寫一篇關於胡適和馮友蘭關系的文章，是因為看了《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灣遠流出版公司）中胡適對馮友蘭的評價。胡適比馮友蘭大四歲，可以 說是同代人，但在胡適和馮友蘭之間，這4歲不僅是年齡的距離，還是師生的差別。1917年，胡適到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時候，馮友蘭還是北大三年級的學生，也 就是說，胡適是他的教師。胡適一生中和馮友蘭的直接交往並不多，雖然因了北大和清華的關系，他們不可能有較密切的來往，但事實上，胡馮二人，也許是個性， 也許是思想不同，在同時代的知名學者中，他們的交往是很少的。 　　應該說20年代，胡馮二人有過交往，關系也還比較融洽。1931年9月 3日，為了能到教育部將要設立的國立編譯館中謀事，馮友蘭曾給胡適寫過一封非常懇切的信，他在信中說：“前在京暢談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曾未與先生一 信，歉厭何極。”（《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346頁）馮友蘭這封信是求胡適幫忙的，寫得很客氣，信末署“學生馮友蘭鞠躬”，可以想見當時胡馮二人的關系。 　 　1931年，馮友蘭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與胡適的一段學術爭論，即關於老子和孔子誰前誰后的問題。胡適認為老子在前，而馮友蘭認 為孔子在前。為此當時學術界曾發生過爭論，梁啟超也站在馮友蘭一邊。但在這個問題上，馮友蘭的結論最終沒有能說服胡適。1930年3月20日夜，胡適曾給 馮友蘭寫信，申說自己的看法，其中說：“你把《老子》歸到戰國時的作品，自有見地，然你的《中國哲學史》講義中所舉三項証據，則殊不足推翻舊說。”（《胡 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第38頁）1931年胡適在給錢穆的信中還說：“我並不否認‘老子晚出之論’的可能性。但我始終覺得梁任公、馮芝生與先生諸 人之論証無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証據使我心服，我決不堅持老子早出之說。”（同上968頁）盡管論爭中的雙方誰都未能說服對方，但學術之爭還是平和 的，胡馮之間的關系也很正常。胡適和馮友蘭的關系進入40年代以后開始發生變化，這變化可能確有當年學術分歧中積下的怨氣，但這時胡馮之間的分歧主要不表 現在學術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當年在學術上和胡適有不同觀點的人很多，比如顧頡剛、錢穆等人，但學術的分歧並未影響他們之間的正常關系，而隻有在對馮 友蘭的關系上，胡適顯得很偏激，這其中肯定夾雜了許多非學術的因素。1943年12月12日，胡適讀到了在貴州印行的由張其昀主編的《思想與時代》雜志， 他的評價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記》第15冊）而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馮友蘭。胡適接著說：“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 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同上）1950年初胡適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 英文本，他的評價是“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日記》第16冊）可以說，從50年代以后，胡適對馮友蘭的看法就完全改變了，他 已很難平靜地看待馮友蘭和他的著述，凡提到馮友蘭幾乎都帶有鄙意，一反胡適固有的寬厚態度。1955年1月24日的日記中說：“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書評。 《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寫此書英譯本 《TheDeikBodel》的書評，我耽誤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為此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故此評頗指出此書的根本弱 點……”（《日記》第17冊）在日記的最后又說“陳寅恪（審查報告──筆者注）說得比他清楚……”這裡胡適引了陳寅恪給馮友蘭所寫審查報告中的一段話，從 語氣上說是借陳的話來否定馮友蘭。陳寅恪先后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卷都寫過審查報告，而且評價很高，胡適也許是有成見，所以評價不夠客觀。從學術 分歧的角度說，胡適對馮友蘭的態度是偏激了。人們也許會說，一向主張寬容的胡適，為什麼對馮友蘭這樣呢？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種評價中有胡適對馮友蘭人 格的認識。50年代末，胡適在給嚴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說到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反而平靜了，他說：“馮書最便檢查。但不列原書所舉僧名，最為無識！” （《長編》第8冊3102頁） 　　從根本上說，胡適對馮友蘭的評價，是隨馮友蘭的變化而變化的，也就是說，愈往后評價愈低 ，而且是愈到 后來愈從人格上加以評價。1961年胡適和錢思亮聊天，談到大陸許多朋友的近況，對馮友蘭的評價就很苛刻，他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 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一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3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 裡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錢。”（《長編》第10冊2556頁）胡適的這些話是和朋友聊天 時說的，隻能說表達了一種情緒，並不一定准確，查《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馮友蘭沒出國，他是1948年2月由美 返國的，胡適顯然是說錯了。可見胡適是道聽途說，再有說馮友蘭想回國做買賣發財，也太離譜了。公平地說，離開大陸以后，由於馮友蘭的一些變化，使胡適對他 的評價多帶有情緒化的色彩。反過來說，80年代初馮友蘭寫《三鬆堂自序》的時候，說到胡適，評價卻很客觀，他說：“胡適的這部書，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影響 ──胡適是在哲學方面用那個指頭比較早的一個成功的人。”（該書216－217頁，三聯版）他還說：“陳寅恪和金岳霖的兩篇審查報告都把我的《中國哲學史 大綱》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做比較。這是因為在當時，這一類的書，隻有這兩部。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無論什麼事物，都是后來居上。這是因為后來者可 以以先來者為鑒，從其中取得經驗教訓。無論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同上228頁） 　 　從胡適和馮友蘭的相互評價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學術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誤也許是難以避免的，但我們應當盡可能在一切問題上都盡量發揮理性的力量，以便 能使偏見少一點，馮友蘭晚年說到胡適時，基本上沒有偏見了。當然，胡適與馮友蘭關系和特定的時代背景有關，評價失當的責任並不全在個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