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艾嘉，楊德昌(小野寫)。小野

大作家不會說官話

‘’文化部對五月天表態的事說「表示理解」。「理解」什麼鬼？「表示遺憾」都不會說嗎？

小野果然不是文化部長的料，當年做柯屁的競選總幹事，人事發布後，還「反質詢」記者「大家為什麼都問我柯文哲？」‘’

張艾嘉的故事：幸福藏在糊塗裡
你真的知道你要的是什麼嗎?
富貴或貧賤，每個人都在人生中學習……
張艾嘉，也許可以號稱是最出色的女人－從叛逆少女到金馬影后，從未婚媽媽到兩次婚姻，從名演員到大導演…
她，似乎天生帶著光環，舉手投足間都在製造新聞，賺著人氣。然而，一夜之間，她就變了，開始隨遇而安，變得平易近人，懂得享受無處不在的快樂；更重要的，明白了做普通人的樂趣……
一切的一切，都從她的愛子被綁架開始。張艾嘉在綁架案結案之後，面對媒體有這樣一番話：
「一直以為最重要的是盛名，時時處處想保持常青，不管是婚姻還是兒子，都當作自身招牌的一點金漆。從未將自己從高處放下，好好審視一下生活。
直到兒子的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方才明瞭最珍貴的財富並非那個熠熠的金字招牌。熙熙攘攘，皆為利來；攘攘熙熙，皆為名往。以前，我就是攘攘熙熙中的一分子，結果從相夫到教子處處一敗塗地。」
◆嫁給羅大佑，臺灣最有名的男人我是一個銜著金鑰匙出生的孩子：外祖父曾任臺灣高官，父親是空軍軍官，母親是臺灣著名的大美人。出生不久，我就跟著母親去美國定居接受教育。
16歲那年，我不再樂意讀書，覺得娛樂圈五彩繽紛，便回到臺灣一腳踏了進去。21歲，便成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隨後又兩次榮獲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別人追逐一輩子而不可得的東西，於我而言，手到擒來得順理成章。在鮮花和掌聲中，我也越來越喜歡這種被人追捧的感覺。我告訴自己，來這世上走一遭，一定要盡情享受最榮耀最輝煌的一切。
那時年少輕狂，覺得能配上自己的男人，似乎只有名聲赫赫的音樂教父羅大佑了。與羅大佑交往，純粹是為了拉風，為了讓人羨慕，卻沒有過任何長久發展、終生廝守的念頭。

那時的我，的確充滿魅力，漂亮、成功…… 男人心目中完美愛人必須具備的條件我幾乎全部都有。羅大佑也不例外! 在我與他的初戀女友之間，他最終選擇了我。
我覺得這是意料之中的，任何一個男人都應該毫不猶豫地選我。
然後，我與羅大佑風光無限地同入同出，盡情地享受被所有男人凝視、被所有女人嫉妒的快感。
我與羅大佑的戀情不像是感情，更像一件璀璨奪目的首飾。
可是，一個女人，自然不能只有一件首飾吧？
於是，影壇帥哥、商界精英、政壇要人……隔三岔五就隨著他們一起接受眾人矚目。忘記了自己還有個男友叫羅大佑，不記得上次見他是什麼時候，遺忘了他的生日是幾月幾號。
甚至，會挽著別的男友在公開場合與他不期而遇，衝著一臉尷尬的他，嫣然一笑。似乎，他只是一個一面之交的普通朋友。
可是，羅大佑是個傳統的熱血男子，腦子裡根深蒂固的是夫妻恩愛苦也甜、相看兩不厭的思想。
對於我的遊戲人間，他無所適從。
可是他真的喜歡我，於是他提出要娶我。
 結婚對我而言似乎遙不可及，我沒有把自己交給任何男人的計劃。
可是，羅大佑真心實意想要娶我，他的確是想與我廝守，好好照顧我的。
不知道是因為心軟，還是覺得與羅大佑的婚姻堪稱更閃爍的招牌，我答應了他的求婚。
◆轟轟烈烈的婚禮羅大佑不是個張揚的人，可是我喜歡鋪張奢華的感覺。
於是，他給我訂製了法國最新款的婚紗，連裙腳都綴滿了璀璨的鑽石。
婚禮就像一個女王的加冕儀式，我還戴上了鑽石王冠。
我就是要讓所有的男人失落，讓所有的女人嫉妒。
 
都說新娘應該矜持，可我的一言一行都囂張。
我肆無忌憚地笑，和熟識的來賓開著玩笑。
舉著一杯香檳風一樣地穿來踱去show著自己的滿身寶石。
可憐的新郎一直在到處找我。
婚禮還沒開始，他已經大汗淋漓了。
最後總算禮畢。
可在來賓散去以後，我倆在洞房花燭的甜蜜纏綿前，先開始了婚後的第一次'談判'：他希望我退出娛樂圈，安心在家早日為人母，然後相夫教子，做個新時代的傳統女性；我嗤之以鼻，反問他一年掙的錢是不是比我多，告訴他我一不會放棄事業,二不會那麼早當媽媽。談到最後僵住了，他很艱難地從嘴巴裡擠出一句話：「你到底是不是個女人？」我跳起來大罵他混蛋，摔碎了洞房裡鎮風水的鏡子。
在淩晨3點穿著一身婚紗衝出門，找了家陌生的小酒吧開始放縱。
第二天早上，當羅大佑找到醉醺醺的我時，他都快哭了，像哄孩子一樣把我哄回家後，他再也不敢跟我有任何衝突。不過，只要出席任何大型典禮，我會很淑女地穿上禮服，賢淑地挽著他的手准點出現，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多麼恩愛、多麼有默契－羅大佑是我老公，我有面子！典禮終了，興之所至，我會轉眼消失，穿著晚禮服出現在地下音樂吧，留他一人心急如焚地到處尋找。
有時，我會心軟，於是在家乖乖做幾天乖老婆。
一開始，他異想天開以為我懂事了、轉性了，眉開眼笑地在家陪我，可是乖不了幾天，我就會故伎重施地打回原型……。
◆當未婚媽媽，生最炫兒子新婚夫妻，多半還能寬容相處，
可隨著婚姻的年輪跨過一輪又一輪，耐心便慢慢失去。
對於我的個性，羅大佑越來越反感，也開始越來越頻繁地訓斥我。
到第三年的時候，當他得知我要去加入天體協會的時候，終於怒不可遏地第一次動用了暴力。夫妻之間，一旦暴力開了頭，必然會愈演愈烈。
每次戰爭過後，羅大佑都會很後悔，很誠懇地向我道歉，我也會自我檢討，兩人共同維繫短暫的安寧。
終於，我們打累了，心也累了，最後決定離婚。
對他而言，看不住老婆固然丟人，可隔三岔五被老婆打更丟人。
然而離婚給羅大佑帶來了極大的打擊，為了逃避世人的流言，他隨後便離開了樂壇，做回了醫生的本行。在離開樂壇前，他寫了最後一首歌'是否'多少次的寂寞掙扎在心頭，只為換回我將遠去的腳步，
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淚水，只是為了告訴我自己我不在乎……'看著這個年過四旬的男人遠去的背影，我的心裡有一點痛。
畢竟，這是第一個愛我到願意娶我，與我分擔憂愁痛苦的男人。
音樂是他的生命，可是為了這段失敗的婚姻他竟然不惜退出樂壇，可見他的心真的是被我傷透了。
在朋友們的勸說下，他終於重新操起了吉他。
不過，他無論如何也不想再呆在臺灣樂壇，而是去了香港。婚姻的失敗沒給我帶來絲毫悔意，我的性格如故，依然迷醉於萬人景仰，照樣高高在上。
只是，30 歲那年，心態忽然有了微妙的變化－我不再滿足於那種飛車勁舞的日子。
我忽然很想有個孩子，但是，我沒法定配偶了，誰來幫我這個忙？在香港，我認識了王靖雄。
他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紳士。
他有四輛不同年代不同款式的哈雷機車，我偶爾發瘋的時候，他會跨上另一輛哈雷，和我一起從街頭呼嘯而過。
只是，他是個有婦之夫。
那又如何？我從未懷疑過自己的魅力－沒有哪個女人比我更優秀，我看上的就一定要得到。
況且，能把男人從婚姻裡挖出來才更見魅力。
於是，我旁若無人地開始了與王靖雄的交往。35歲以後，我想當媽媽的念頭越來越固執，我等不及了。於是，我未婚先孕。1990年8月16日，我生下兒子王令塵，我給他取了個英文名叫OSCAR（奧斯卡）。從第一次抱他到懷裡，我就為他計劃出了未來的道路－我要他成為最好的童星，讓所有人知道我張艾嘉所擁有的東西全部都是最好的，不管是婚姻還是後代。第二天，王靖雄離婚後正式與我結婚，我的育嬰計劃越發清晰：
我要從此開始培養兒子，讓他成為'張艾嘉'這個金字招牌上最耀眼的那點金漆。
都說'三代出貴族' ，為了培養出兒子的貴族氣質，多從最細微處開始，衣食住行時時處處刻意培養，他稍有不對就馬上糾正。
老公說我不像是在養兒子，像是在組裝電腦，把所有最先進最頂級的軟體全部塞進去，卻不知硬碟本身能否容納。現在看來，兒子當初真的很可憐。
不能和別的小朋友一樣在地上摸爬滾打，因為那是沒有教養的表現。
從學會走路開始就得像個紳士，從小就開始穿禮服，學習吃西餐。
要記得站在汽車前等待司機拉門，再高興也不許哈哈大笑，只能微笑地表示自己很開心。為了能讓兒子入讀名校，我還效仿' 孟母三遷'，搬往嘉多利山居。
等到兒子4歲多的時候，小紳士的雛形已經顯山露水了：
一口地道的英式英語無可挑剔；不管是鋼琴還是小提琴，總能很漂亮地來上一段；和我一起去西餐廳，儘管還不能幫我拉椅子，卻一定會等到我落座以後再坐下；在學校裡整天都保持乾淨與禮貌，是所有老師公認的' 小天使'；所有的同學都用仰視的目光看著他……
雖然我看得出來兒子並不快樂，可我認定這個選擇沒錯。隨後，我把兒子推到了大眾面前：
兒子5歲那年，我應邀前往泰國北部採訪難民村。
我帶兒子隨行，拍攝過程中，我把部分臺詞讓兒子背熟，然後將他推到了攝影機前。
電視臺播放後，香港頓時轟動，所有人都驚為天才。
在香港成功後，我隨即帶著兒子殺回臺灣，帶他參與了一個國際品牌的童裝展示會，並讓他上臺走童裝秀。
各大媒體紛紛對此大肆報道，兒子在一夜之間又紅透臺灣。
以後的日子裡，我利用自己的知名度不遺餘力地打造著兒子，而他的表現也處處可圈可點，很快成了第一童星。
◆上帝把兒子還給我，我把自由還給兒子可是，我忘記了一件事情－香港並非太平盛世，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最先被別人盯上的就是曝光率高的明星。
很不幸，兒子被人盯上了。
兒子在九龍城喇沙利道喇沙小學讀四年級，學校離家有一段頗長的路程。
平日上下學都有傭人接送，可是，2000年7 月5日，傭人沒有接到兒子。
幾個小時後，接到了最不願接到的電話……兒子被綁架了，綁匪開價2000萬元港幣。綁匪在電話裡的聲音陰森而恐怖：
'你兒子現在是童星，你是大導演，他絕對值這個價錢，你也拿得出這筆錢。
給你3天時間，交錢的地點我會再通知你。
別玩花樣，不然，就等著給你兒子收屍吧！'
我頓時癱軟了，我做夢也沒料到，自己的苦心打造竟會給兒子帶來殺身之禍！為了籌集贖金，我緊急賣了樓! 取空了所有的銀行存款，可是，才不過800萬元而已。
與綁匪在電話裡討價還價之後，終於敲定以800萬元成交。
儘管綁匪一再威脅不許報警，在再三斟酌後，我們還是通知了東九龍重案組。在警方的授意下，我們以籌措贖金為由向綁匪拖延時間，警方很快通過電話監聽跟蹤查出了綁匪的藏身之處，火速行動將3名綁匪一舉擒獲。當我打開兒子藏身箱子的時候，倒吸一口涼氣－綁匪已經在箱子裡準備好了香燭冥紙，很明顯，他們已經做好了收到錢就撕票的打算。
抱著失而復得的兒子，我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此次遭受綁架對兒子造成極大的刺激，他開始神經質地自問。
再也不願意與我一起出席任何公共場合，一回家就鑽進自己的房間鎖上門，就連叫他吃飯也不出來，把飯送到門口也不開門，只允許傭人把飯放在門口，等傭人離開了才偷偷開門自己把飯拿進去。
看著以往舉重若輕的兒子如今像一隻惴惴不安的小鼠般草木皆兵，我的心疼了又疼。
當初，我的婚姻招牌沒留住羅大佑，如今，我的再婚招牌還會失去曾經活潑靈動的兒子，諮詢了無數心理專家，得到的建議只有一個－時間療法。我嚥下眼淚，告訴自己：有什麼大不了呢？老天已經對我很寬厚了，把活生生的兒子還給了我。
我開始學著用母愛的本能去和他共處，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他高興，由著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他擯棄牛排去啃漢堡包；請同學回家來鬧得翻天覆地；和那些以前我嗤之以鼻的不富貴沒氣質的同學打成一團；他開始穿便宜的T 恤和牛仔褲；不再把頭髮三七分得細緻、梳得一絲不苟；不在我的監督下練樂器、苦著臉去聽交響樂……
假日的時候，我帶他出去旅遊，不再帶他去這個博物館那個藝術宮。我放任他自己挑選目的地和所有的旅遊專案。
有一次遊狄斯奈樂園，他拖我陪他坐在過山車的第一排，隨著過山車的翻滾倒轉，我們情不自禁一起尖叫，兒子緊緊抓著我的手，抓得很緊很緊，彷彿將他所有的力量和希望都寄託在這一握上。
下了過山車，手依然沒有鬆開，我彎下腰將兒子一把摟進懷裡，他攬住我的脖子，臉蛋貼在我的脖子上，呼吸一絲一絲地縈繞著我的耳畔。好久沒有這樣抱過兒子了。還有一次在埃及，我們騎著一頭駱駝，在金字塔前面端詳獅身人面像，
兒子坐在前面，靠在我懷裡，駱駝脖子上的鬃毛蹭得他的小腿發癢，我讓他將腿盤起來，半躺在我的懷裡，左手幫他撫摸著蹭紅的小腿，右手輕輕摸著他的頭髮。
兒子忽然動了動，將腦袋往我的胸前擠了擠，夢囈般道：' 媽媽，謝謝！'
我讓他成為全校最優秀的學生，他沒有謝謝我；我讓他成為當紅第一童星，他沒有謝謝我；我傾家蕩產去交贖金，他也沒有謝謝我。.........
 
可就在落日大漠裡，靠在我懷裡的時候，他那麼由衷地感謝我。一句謝謝，頓時讓我覺得所有的榮耀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我發覺這樣的生活才是兒子真正覺得幸福和滿足的日子。三年的恢復，兒子終於痊癒了。我終於瞭解，為他做太多，反而是害了他。
隨著兒子的改變，我身上也在發生著本質的變化，我不再張揚，學會了理解和同情，變得成熟和內斂，難怪外界都評論我是一個因為痛苦而長大的媽媽。~人生中，很多事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好，不靈通的比靈通的要好，不精明的比精明的要好。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難得糊塗。
其實，人生本來就是糊塗的，所有的快樂和幸福都藏在糊塗中，一旦清醒了，可能所有的快樂和幸福也就跟著煙消雲散了。



楊德昌先生在新加坡徘徊......

快手阿德

【聯合報╱小野】 2011.03.02

他說他想證明給大家看，他其實是一個「快手」，過去之所以慢，是因為環境條件都不能配合他……我非常衝動的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痛罵他一頓，向他分析環境對我們多麼不利，保守勢力已經反撲了…… 小野(左)、楊德昌合作的《恐怖份子》獲第32屆亞太影展最佳編劇獎。 小野／圖片提供 我 走進德國文化中心，裡面正在放著一部德國電影，沒有中文字幕，劇情很沉悶，但是卻和過去我所看過的電影都不一樣。一個士兵在一個島上很無聊，就將島上的彈 藥當成煙火在夜空中綻放，紙風車轉啊轉的，生命的訊息被重複的事情和大自然的力量消蝕殆盡。這是德國電影新浪潮大師荷索的第一部電影《生命的訊息》，從此 我就天天跑去德國文化中心看荷索、溫德斯和法斯賓達的德國新浪潮電影。某一天，我遇到了一個身高約一百九十公分戴著墨鏡的人，他的運動衣上印著幾個英文 字：「荷索、溫德斯和我」。我帶著幾分畏懼仰望著他，他說他就是看了荷索的電影《天譴》才決定放棄在美國的電腦工程本行，回台灣想拍電影的，同樣也是放棄 了本行分子生物回到台灣想從事電影工作的我，遇上了一個和自己一樣瘋狂的人，他就是後來成為台灣新電影運動急先鋒的楊德昌。 1982 運動急先鋒 和楊德昌開始交往是因為我在中影任職時要找四位年輕導演合拍一部小成本的電影《光陰的故事》，楊德昌是其中之一。他寫下那一段的故事〈指望〉，才開拍了一 天就氣得摔劇本說要停拍要更換攝影師。他說那些人都不聽他指揮，甚至想看他出糗故意整他。我當時在公司的角色是製片企畫部企畫組的組長，是整個公司發動拍 片計畫的最上游，但是所有拍片工作都要交給下游的製片廠來執行，當時中影的上游已經換了一批新腦袋，可是龐大的製片廠還沒嗅出革命已經在總公司擦槍走火中 發動的訊息，衝突就從最不願意讓步的楊德昌開始。還好楊德昌長得非常高大，一副火爆浪子的模樣，他的那段〈指望〉就在不斷的爭吵中完成。後來他寫了一封很 長的信給我，說是信，其實是一個寓言故事，在這個寓言故事中他強烈的表達說，中影只靠我們上游的幾個年輕小夥子想革命是沒用的，下游的製片廠一定要有一番 大改變。這也是後來中影公司製片廠幾個年輕助理級的攝影師、剪接師和錄音師終於被重用的導火線，這些年輕助理現在都是大師級的人物了。西元1982台灣新電影運動發出了革命的第一槍，距離德國新電影浪潮正好晚了二十年，楊德昌扮演了這個運動的急先鋒角色。 《海灘的一天》片長2小時46分鐘，導演楊德昌堅持：一秒都不准剪！ （圖／本報資料照片） 上 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這群人常常在台北市濟南路二段69號的一棟日本式大房子裡聚會，那裡可以算是當時的革命基地之一，是楊德昌的老家。客廳掛了一個白 板，上面寫著幾個字：「英雄創業小成本」、「小兵立大功」之類的。印象中不止是電影創作，連羅大佑的歌詞都還出現在那個白板上，那首我很喜歡的〈亞細亞的 孤兒〉中的幾個字就寫在白板上沒擦掉：「黑色的眼珠　白色的恐懼」。楊德昌就是在那個白板上寫了幾個故事的名字，他約了當時在中影公司任職的吳念真、陶德 辰和我去他家，說要講故事給我們聽。他不是一個說故事的高手，再加上自稱是用英語思考，所以說起故事來結結巴巴的實在難聽，當時我們三個人一致投票給《海 灘的一天》。當這個電影計畫往下進行時新一波的災難又開始了，楊德昌堅持不要用中影的攝影師，這是違背中影製片廠規定的，連明總經理也不敢貿然支持這樣 做。事情鬧到幾乎要換導演的地步，但是我很清楚導演是不能換的，換了導演就沒有《海灘的一天》了。於是負責新藝城台灣事務的張艾嘉出現了，她是一個充滿智 慧和遠見的人，她答應成為我們的合作夥伴，也答應演女主角，在歡聲雷動中解決了攝影師可以用杜可風的問題。不過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面，楊德昌完成後的電影長 達兩小時四十六分鐘，楊德昌堅持就是這個長度，一秒都不准剪。頭痛的明總經理親自出馬將所有戲院經理找來溝通，他用的理由是說過去觀眾抱怨電影偷工減料太 短，這次我們好好回饋觀眾，讓觀眾一次看個夠。結果這部電影叫好又叫座，攝影師也得了獎，證明當初導演的堅持是對的。 1986《恐怖份子》 1988年小野(左起)、朱天文、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在新加坡參加台灣電影節時接受電台訪問。 小野／圖片提供 楊 德昌找來當時和他齊名的新導演侯孝賢和名歌星蔡琴聯手主演他的下一部電影《青梅竹馬》，重義氣的侯孝賢慨然答應成為這部電影的投資者之一。雖然這樣的惺惺 相惜成為當時新電影運動中的佳話，但後來這部電影票房失利，造成整個新電影運動共同的挫敗感和危機感。楊導演在民間籌拍新片一直不順利，於是我又找他回到 他並不喜歡的中影拍片，他提出了《恐怖份子》的故事，這是從當時作家陳映真辦的《人間》雜誌中報導混血兒得到的靈感。八十年代中期陳映真的《人間》雜誌是 台灣解除戒嚴前後最重要的社會良心，它也鼓舞了許多知識分子，包括侯孝賢導演在內。對中影缺乏安全感的楊德昌提出重回中影的必要條件，是要由我親自出馬當 他的執行製片和共同編劇。這樣的決定，讓我們成為彼此的「恐怖份子」，其實我們都低估了對方的能耐和頑強。 我們彼此的壓力都非常大。楊德昌想要有一個安全的、健全的、合理的拍片環境，讓他好好拍出他心目中最棒的電影，而我要面對一個很有商業頭腦，卻對導演超支 超時絕不讓步的新老闆，我要證明重用楊德昌是正確的決定。就在劇本完成、演員就緒、場景也看得差不多時，楊德昌忽然告訴我他沒把握拍好這部片子，他說他卻 有把握在極短時間內改拍另一部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他說他想證明給大家看，他其實是一個「快手」，過去之所以慢，是因為環境條件都不能配合他。每 個晚上陪他談劇本談文宣談心情談這談那談到天亮，白天還要準時簽到上班的我終於發飆了，我非常衝動的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痛罵他一頓，向他分析環境對我們 多麼不利，保守勢力已經反撲了，我們不能再猶豫了。我把信交給了楊德昌，然後我接到了他的電話，就像他並不擅長講故事一樣，他在電話那端只有喘氣和沉默， 斷斷續續的說他相信我是善意的，但是我還是誤會他了……其實他不是逃避、消極。 後來他也回了我一封很長很長的信，信封上稱呼我是「同志」（一起革命的同志），他向我解釋他想要改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原因。在信中他又說了一遍： 「我是快手阿德，請相信我。」我知道不能再拖延了，於是逼他立刻開拍《恐怖份子》，為了讓他有安全感，我請來陳國富陪他拍片，於是陳國富替代我承受了現場 拍戲的所有焦慮和壓力。在拍片過程中我遇到了蔡琴，她對我抱怨說：「你到底是怎麼逼他的？他常常半夜兩腿抽筋作噩夢嚇醒。」最後我們在極低的預算（新台幣 880萬元）下完成了這部電影。 1986年《恐怖份子》獲金馬獎最佳影片，左起：小野、楊德昌、女主角謬騫人。 小野／圖片提供 那 一年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上負責頒發最佳影片的頒獎人正好是當年將我們這夥年輕人拉進中影上班的前總經理明驥先生，他用他那高亢的湖北鄉音說出最佳影片是《恐 怖份子》時，我知道我們終於又衝過難關了。1986年，台灣新電影運動的第四年，原本已經奄奄一息的新電影又重回新高點，許多新電影在這一年完成都有不壞 的成績。藉著這股上升的氣勢，大家聚在楊德昌在濟南路二段69號的日式房子裡共商大計，於是有了第二年的〈台灣新電影宣言〉。我開始和楊德昌一起寫《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電影劇本，中影公司也順利通過讓楊德昌拍這部電影。 1991《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沒有安全感的楊德昌還是對《恐怖份子》拍攝過程心有餘悸，他覺得應該找到外面的資金進來，才不會完全受制於中影許多不合理的制度。他寫信給我，說他每次拍 片都像是率先衝鋒慷慨就義，總是顧此失彼腹背受傷，他總是得使出渾身解數以克服無數先天不足，所以這次他可不想再輕易冒險了，他想要充分準備後再開拍。 於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又成了公司每周例行的會議上我不斷被質疑的焦點。就在新的噩夢重新啟動，我們兩人又要綁在一起拿著槍抵著彼此的腦袋（荷索在拍 《天譴》時就是和男主角用這樣的方式才完成電影的）時，我決定將這個拿槍的角色轉讓給一個聰明才智比我高許多的人，他就是後來協助侯孝賢完成《悲情城市》 的詹宏志。那天，聰明又天真的詹宏志被楊德昌拉到中影來談判，剛剛剪完頭髮的詹宏志帶著那種有點仁慈又無奈的笑容，他的出現代表了另一種可能的合作模式， 於是我從這個噩夢中全身而退。一年後，我乾脆離開了抗戰奮鬥八年的中影，從台灣新電影的浪潮中急流勇退，從此不再過問電影的事。 1991年從媒體報導中得知，楊德昌在詹宏志奔走募集足夠資金後終於完成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完整版長度有四小時，距離《恐怖份子》足足過了五年。 當我坐在戲院裡非常激動的看著這部「快手阿德」花了五年時光才完成的電影，所有的一切真相大白。如果給他足夠的資金和時間，他真的可以做得非常好。我喜歡《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更甚於《恐怖份子》，因為他拍出了我們戰後在台灣長大的這個世代的人所經歷的不幸。楊德昌在一次訪談中對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些人做了一個很完美的註解：「我們何其幸運的生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讓我們克服萬難，成為一個完整的電影人。」 再見到楊德昌竟然是在十年後。那一年我復出去了電視台上班，接到了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邀請卡，上面寫些讚美楊德昌為台北爭光的詩句，原來是楊德昌新片《一 一》榮獲柏林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慶功宴。我滿懷歡喜抱著可以和老朋友重逢的心情趕去會場，竟然發現前來的賓客幾乎沒有過去熟識的電影界老友。楊德昌在掌聲中 走進會場，雖然我們都張開了雙臂迎向對方，但是我知道這次的擁抱和過去兩人在領獎台上的擁抱是完全不一樣的。那時候我衝向前去抱他時，他將我用力抬起，兩 個人快樂得像要飛起來的鳥；這次的擁抱相當的輕，像兩隻無意中相遇的螞蟻。我知道我做錯了決定，當市長走進會場時，我低著頭從旁邊悄悄離去。我再也沒想到那次的擁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擁抱，那竟然成了我們訣別時最後的姿勢。 七年後的某個假日午後，我從游泳池裡爬出水面時接到記者朋友的電話，他們告訴我楊德昌已經離開這個世界。那種感覺很不真實，就像是某一部電影中的一個畫 面，像是電影的開場，也像是結束。我忘了自己說些什麼，也忘了記者問些什麼。當時我只是很氣很氣，一個人總是要到生命結束那一刻，大家又才想起了這個人， 然後再想點話題炒個幾天，於是我關了手機。我想楊德昌一定也很氣憤的，從他不願意將自己最後的作品《一 一》在自己的故鄉放映，就知道他是真的真的很生氣的。沒錯，過去，他常常是在生氣狀態的，為了這個他覺得自己不被尊重和不被珍惜的故鄉而生氣。隨著時間的 流逝，了解他電影的台灣年輕人越來越多，可惜他再也看不到也聽不到了。當然，這又夠他氣很久很久的。 2011同志仍須努力 在一個紀念楊德 昌的放映會上，我得到了一個印著許多楊德昌生前英姿的紀念小冊子，其中有一張他穿著很正式的禮服笑得很開心的黑白照，我知道這張照片是他和我得了亞太影展 最佳編劇時的合照，因為我也有同樣的一張，但是紀念冊上的那張照片將我刪除了。於是我將手中那張彩色照片用電腦處理成和小冊子裡的照片一般大小，再將被刪 去的我重新接回到楊德昌身邊。 我將這個全世界獨一無二有我照片的紀念小冊子送給了也開始從事電影工作的兒子說：「我們曾經是感情很好的革命同志。」 是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是孫文的遺囑，我們小時候每個學生天天都會看到的標語。 （本文為2011年三月新加坡國家博物館電影中心舉辦楊德昌回顧展所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