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十二月號
陳鼓應簡介
（以下簡介由陳鼓應提供。）
陳鼓應，台灣著名哲學學者。客家福建省長汀縣人，生於1935年。1960年考取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師從方東美、殷海光。
20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在政治高壓下，因言論涉及政治敏感因素，曾三度遭解聘。
第一次是1966年，因當局整肅殷海光而被 波及。當時殷海光到陳鼓應任教的大學聽演講，過後被打小報告，說陳鼓應請殷海光來煽動學生的情緒，在安全單位的壓力下被解聘。在1969年正式獲得台大哲 學系聘書之前，陳鼓應多年來過覑困頓的生活，其間繼《悲劇哲學家尼采》之後，撰寫了後來廣為人知的《老子今註今譯》、《莊子今註今譯》。
第二次是1973年夏天，因參與保釣運動導 致「台大哲學系事件」而被解聘。1971年「保釣」運動在台灣校園興起，陳鼓應推動言論自由，並支持學生保土運動而受到當局關注，1972年陳鼓應曾赴美 探親，回台灣後，與王曉波參與民族主義座談會，因為陳鼓應在會上的發言較為激烈，當局顧忌反帝、民族思潮之日益高漲，決意採取鎮壓手段，1973年2月 （寒假期間），當局拘捕「保釣運動」的學生領袖，陳鼓應和王曉波也被警總拘留，24小時之後釋放。同年暑假，台大哲學系遭到當局整肅，連續解聘了包括陳鼓 應、王曉波在內的13位台大哲學系教授講師，這就是震驚台灣及海內外學術界的「台大哲學系事件」。陳鼓應下放到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但不 得上課、演講、寫作。由於該中心收藏了大量中國出版書刊，其間，陳鼓應閱讀了大量中國學人的文史哲著作，學術方向也因此漸漸轉到中國古代哲學。
第三次是1979年政大國關中心的解聘。自 1973到1979年，陳鼓應白天閉門讀書，晚上則參與台灣異議分子的民主運動。1976年《夏潮》雜誌問世，陳鼓應和陳映真、王曉波都是主要作者。 1978年，陳鼓應參加了台灣「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正式成為黨外民主運動的一員。那時候黨外已有統獨之分，陳鼓應和余登發等人都屬於統派。余登發在 1979年被捕，陳鼓應和許信良、施明德等人前往余登發的家鄉橋頭示威抗議，是為「橋頭事件」。由於推動民主運動，導致陳鼓應第三次遭到解聘。
1979年第三次被解聘後，陳鼓應嘗試申請一家四口出境，竟獲批准。到美國後卻被當局拒絕返台，斷了回台灣的路。滯留美國期間陳鼓應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擔任研究員。
1984年陳鼓應前往大陸，被北京大學哲學系聘為教授，講授老莊哲學。1989年受學潮影響被停職，兩年後獲重返課堂。1997年台大平反「台大哲學系事件」後，陳鼓應返回台大任教。2011年再被北大聘為人文講席教授，在哲學系任教。
陳鼓應致力於尼采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研究。主 編《道家文化研究》學刊，著有《悲劇哲學家尼采》、《尼采新論》、《存在主義》、《莊子哲學》、《老子註釋及評介》、《莊子今註今譯》、《黃帝四經今註今 譯》、《管子四篇詮釋》、《老莊新論》、《易傳與道家思想》、《道家易學建構》、《耶穌新畫像》及《周易註釋與研究》（與趙建偉合著）等。
生我育我的故鄉漸行漸遠 （陳鼓應）
前天（十月廿三日）我在「中國文化人的心路 歷程」總談上感慨地說：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在海峽兩岸都曾經經歷過一個高度的政治敏感時期，幾十年來很難得有這樣暢所欲言的機會。感謝《明報月刊》總編 輯耀明兄、城大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培凱兄邀請我們幾位講者。我們六個人（尉天驄之外，另有白樺、謝春彥講「苦戀文化」，沙葉新、陳鋼講「悲愴文藝」）合起來 超過四百多歲了，這真是一次十分奇妙的聚會。雖然我們的個性不同、走向各異，但我們卻共同處在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因而有覑類似的人生際遇和感受。
和在座青年人不同，我們超過大半生的歲月一直處在動盪不安中。現在回顧我們走過的人生旅途，我不禁想，能不能少一點政治，多一點文化和人性的內涵！
這幾年，我常常想起老子《道德經》開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這句話在現代可以這樣來解讀：世界是一個地球村，不同國家民族要多多溝通、對話，了解和包容彼此不同的生活習慣、民情風俗，以建立永續發展的規則。可是，國與國之間要進行對話，談何容易？
在青年時代，我曾經十分憧憬西方國度所宣揚 的人道、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念，年歲漸長，穿透表象，卻越加察覺到西方強國不斷假借民主、自由對非我族類的其他國家行使軍事霸權和文化霸權，正如 《莊子．胠篋》所批評的當權者常假借仁義之名以行事，這也使我想起艾．弗羅姆（Erich Formm）在《人心》中提出人性是狼還是羊的問題。近些時來，西方霸強在中東進行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向世界各地擴張軍權，恰像弗羅姆指出的「美式的 民主」「披覑羊皮的狼」，這教我感觸萬分。現在言歸正傳，來談談「鄉關何處」。
客家人的精神貫穿一生
我的祖籍是客家地區福建長汀，小時候住在客 家村。客家人有幾個特性：第一是漂泊不定。客家人從中原飄蕩到各地，例如從河南遷到江西、福建、廣東等地方，是少數族群和弱勢群體，對弱肉強食非常敏感。 第二，客家人有強烈的尋根意識。第三，客家人懷鄉情濃。第四，客家人重視祖先崇拜。
客家人以村裏的祠堂為活動中心，我們敬拜祖先，奉祖先為神靈，每個家庭就是一 座文化傳統的堡壘。祖先崇拜，體現了「慎終追遠」的人文傳統，也體現了歷史承擔意識。小時候入私塾背誦四書，但我心頭的「四書」卻是《封神榜》、《三國演 義》、《水滸傳》和《西遊記》。我們從《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故事裏汲取倫理、道義等價值觀念，感受到正義的激情蕩漾在胸中，而《封神榜》和《西遊 記》則帶給我們想像力和美感。
客家人的精神貫穿我的一生。少時飄蕩各地， 故園的一草一木時在夢中。走出故鄉是我人生旅途的一大轉折，但另一方面，又因「有家歸不得」而惆悵不已。這讓我想起《莊子》描寫的「越之流人」的情景。 《徐無鬼》篇中寫越國的流蕩者「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一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為什麼呢？莊子寫得多麼動 人心絃：「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這很適切地表達了懷鄉的深情。
一九四九年，我離開故土家園隨父母到台灣。
知識分子動輒得咎
台灣自從一九四九年實施戒嚴，美國第七艦隊 橫守台灣海峽，CIA技術支持蔣政權在台灣對異己分子進行地毯式搜殺。國府當局還頒布了各種特別法，其中以《懲治叛亂條例》最為嚴酷。《條例》第二條第一 款（簡稱「二條一」）對三個人以上有組織行為者以死刑起訴，五十年代初期在台北熒橋下，常在凌晨一卡車一卡車地運送政治犯去處決。《條例》第七條規定「以 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很多知識分子，如作家楊逵、柏楊、陳映真等，就是根據第七條被逮捕和判刑的，楊逵被判十二 年、陳映真被判十年。在那個政治敏感的時期，知識分子動輒得咎。例如中南部有一位地理老師，學生問長江大橋、西螺大橋哪座大，老師說長江大橋大，這樣就被 檢舉，判了五年徒刑。政治高壓也遏阻了人們的懷鄉思親之情。我認識的一位老政治犯叫黃光海，因為給香港的親友寫了三封信，被指控「連續散播不實之謠言，足 以搖動人心」而被判處無期徒刑。在那個時期，與大陸通信都會被當作「通敵」而受到嚴懲。我留在福建的哥哥寫信給加州的妹妹，妹妹託朋友把信帶給我。我拿了 信，躲到廁所裏看，看完信，擦乾眼淚出來，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和朋友繼續聊天。在大陸的哥哥來了信，不能告訴朋友，因為會害他「知情不報則與犯者同罪」。 台灣對大陸的戒嚴長達三十八年之久，思鄉之情，只有深深藏在心底。
五十年代初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我仍是懵懂的青少年。一九五五年我進入台大哲 學系學習。當時台大文學院的老師都是從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等校遷台的著名學者，因此台大的校園裏充盈覑北大自由獨立的學風，並且自覺地傳承了五四時期的 探索精神。在這樣的氣氛激蕩之下，我們這些學生均以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感和社會責任心相期許。在老師們的引領之下，同學們彷彿撥開了雲霧，開啟了一片新的 思想視野。
師從方東美殷海光先生
在眾多教授中，方東美先生和殷海光先生對我 的影響最為深遠。方先生留美歸國後曾參加「少年中國學會」，但在經歷了一段內部政治意見紛爭之後逐漸遠離政治，潛心於學術。他的全集即將由北京中華書局排 印出版。個人以為，方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屬於當代「新道家」。在當代哲學家中，他們兩位西方哲學的素養和外語能力最為突出，都用英語寫了許多著作。方先生是 我做研究生時的指導教授，實際上，在學術上我走的是方先生的路子。
學界中人都知道我師從方先生和殷海光先生， 而在現實社會中對理想的堅持，我受到殷先生的影響較大。殷先生是一個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在六十年代的台灣知識界，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代言人代替了胡適的 自由民主代言人的地位。（實際上，胡適晚年的言論越來越趨保守，常發表附合獨裁者的議論，在台灣知識界的地位早已被殷先生所取代；而在哲學領域，胡適的學 術影響也遠遜於方東美先生。這是大陸研究現代史的學者所不了解的。）殷先生專長邏輯和科學哲學，具有敏銳的分析力，但言談之間卻壓抑不住澎湃的感情；他講 理性思考，但內心深處憤激之情卻波濤洶湧。我們見面的時間多，因此書信的往來少，但有時他會給我寫短信。一九六六年一月，我忽然接到殷先生的信，信中說： 「現在燈下，提筆寫信給你，心頭有說不出的滋味……內心有難以言狀的淒涼。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內心深處相通，始覺共同存在。人海蒼茫，但願有心 肝的人多多相互溫暖也。」殷先生常對我們說，現實世界如此逼仄，而學問的天地卻是無限的寬廣。我們師生之間經常在困境中會聚，相互溫暖。
一九六六年，我受到當局清算「殷黨」的牽連，人生中第一次被解聘。突如其來的變故使我措手不及，一緊張又患了胃潰瘍。經歷了幾次波折，我終於獲得了台大哲學講師的專任聘書。
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二年，我們參加了保釣運 動。在那之前，台灣一直把美國當作保護者，唯美馬首是瞻。而釣魚島本來是我們的領土，美國竟然把它交給日本，在標榜自由民主的美國眼裏，台灣的權益只不過 是它在國際政局中的一枚棋子。這事件之後，我才漸漸發現，美國和日本就是我前面所講的「披覑羊皮的狼」。
在那白色恐怖的時代裏，我原本只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由於保釣運動的發生，我在校園裏公開演講的時候提出「言論自由」的主張，這個議題在當時十分敏感。並且我公開支持保衛國土的學生運動。這樣的言論已經觸及到當局的禁忌。
美式民主 披覑羊皮的狼
一九七二年我獲得准許到美國加州探望我妹 妹。我在東西兩岸的各大城市走了一個來回，接觸了很多保釣的留美學生。在美國的所見所聞中，有三件事情引發了我一生中的巨大轉變。第一，美國原本是我心中 自由民主的聖地，但我發現美國政府竟然向全球各處的獨裁政權輸送大量坦克大炮，來鎮壓自由民主人士。第二，我到達美國一個星期後，留美學生在加州校園放映 當代中國的紀錄片，片中有南京大屠殺的實況。我看到日本士兵舉刀砍殺無辜的婦女、兒童，這使我受到極大刺激。兒時和母親一起躲日本飛機轟炸的警報的記憶頓 時浮現腦海，大學時讀到的近代史內容一頁一頁地呈現在眼前。由於國家貧弱，不只一個外強侵略我們，而是多個外強侵略我們；不只一個外強欺凌我們，而是多個 外強欺凌我們。想到這些，民族的災難意識油然而生。第三，我年輕時很喜歡看美國的西部武打片，崇拜影片中的英雄，而在美國的土地上，我看到在電影中被塑造 為「惡人」的原住民印第安人生活的慘況。這也印證了羅素在《中國問題》書中說的白種人的兇殘勝於有色人種，以及「只要是歐洲人對中國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都 犯過，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我認識到民族主義有擴張性的民族主義和反侵略的民族主義的區別。自此以後，民主和民族一直是我一生中兩個重要的支柱。
原本打算在美國停留較長的時間，但在美國三個月後我突然決定回到台灣。在台 大校園裏，我對親近的學生講起美國的所見所聞。我並不知道這些言論已經引起特務機關極大的關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參加一個關於民族主義的座談會，會上 我和王曉波的言論，促使台灣當局作出對民族主義思潮進行鎮壓的決定。終於在寒假期間，當局在校園內對參加保釣運動的師生展開大規模的逮捕行動。之後就發生 了大家都知道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包括我在內的十三位台大哲學系教師連續被解聘。這是台灣學術史上政治干預學術最嚴重的一次事件。
因為一再被解聘，我有更多時間閉門讀書。回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波折，在困境中寫《悲劇哲學家尼采》、《老子註譯及評介》、《莊子今註今譯》，都反映了我在高壓的統治和道統觀念下內心對民主的追求。
落葉歸根之念
回溯大學本科，我們的課程主要是學習西方哲 學，西哲的理論體系龐大，思維抽象，方法推演嚴謹。從柏拉圖到黑格爾，讓我在龐大的體系中迷失了自我，找不到生命感。一九六〇年，我在研究所期間研讀尼 采，尼采說「西方傳統哲學注入了過多的神學血液」，我深有同感；進入尼采的世界，才領會到強烈的生命感。一九六六年之後的幾年中，我多次獲得台大哲學系專 任講師的聘任，但都因特務機構阻撓而無法就業。這期間，我轉而注譯《老子》和《莊子》。這給了我一個機會由西方哲學轉向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由尼采而存在主 義再到莊子，是我學術道路上的重要歷程。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台灣社會環境，政治上 的儒家和學術上的儒家若即若離。「若即」的地方是都在講道統，道統一如觀念的囚籠囚禁覑我們。而西方傳統哲學最後總要抬出「上帝」作為理論系統的最後保 證，這種在神學上「唯我獨尊」的上帝和哲學上無所不包的造物主，形成一個巨大的思想網羅，尼采和莊子的哲學精神，給予我衝破網羅的驅動力。
尼采和莊子，這兩者一古一今，一中一外，相距如此遙遠，但他們都以歌謳生命為其哲學主題。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生我育我的故鄉已漸行漸遠，兒時的美好記憶只餘回味，雖然「落葉歸根」的念頭時常縈繞心間，但我只有在尼采的領域裏尋找到我的精神家園，在莊子的園地裏尋找到我的心靈故鄉。
（這場講座十月二十五日舉行。原題為「中國文化人的心路歷程——鄉關何處」，尉天驄先生也作同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