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人】非典型哈台客 - 木下諄一談新作《隨筆台灣日子》
木下諄一及其新作《隨筆台灣日子》。 (木下諄一/提供) |
《隨筆台灣日子》。 |
佐 藤春夫《殖民地之旅》、中村地平《霧之番社》、西川滿《華麗島顯風錄》、《台灣縱貫鐵道》……等人等書,記錄了日治時期曾經蟄居台灣的記憶線索。他們筆下 的台灣,泰半充滿了南方的憧憬和異國情調的想像,同時利用了殖民帝國之眼來凝視被殖民國的風土民情。那是一種永遠不對等的「文化交流」,同化的同床異夢。
到了戰後,司馬遼太郎《台灣紀行》重新回顧了日治五十年以降,在政治、文化等層面的點滴成敗,包括對李登輝的評價、對高壓同化政策的反思云云,其口吻似是客觀,卻隱隱帶有幾分鄉愁般的眷戀;而台灣近代史中的現代化進程,就在他筆下像幅捲軸般輕輕晾了開來。
近 年崛起的芥川賞作家吉田修一在《那片藍天下》寫道:「我聽說台灣這裡,有許多人對日本抱持好感。當然,這裡頭或許也有幾分日本人對自己的偏袒,但每次來 訪,我確實都覺得舒適愜意。」、「這個國家充滿了質樸的開朗。」、「台灣人很和善。不是那種刻意的和善,不管什麼時候來,都可以感受到那種毫不造作的和 善。」這是身為幾度觀光客的吉田,對台灣的評價。
相較於上述暫居或觀光身分的日本人,定居台灣二十幾年、精通中文、喜歡臭豆腐、不去林森北路的酒家、喜歡觀賞國慶典禮和龍舟競賽轉播的木下諄一(1961-),又是如何看待台灣呢?
不是單純的哈台,乃是為台癡狂
我很少有聽過日本人的國語,能像木下諄一那樣流利標準。國語的發音大量涉及捲舌,有時連台灣人自己都無法字正腔圓,對日本人而言更是刁難。木下的思維運作,儼然已是個道地的台灣人。他不穿西裝,喜歡台灣的咖啡店,談笑風生間流露幾許在地大叔的豪邁爽朗。
回 憶起當年第一次訪台的情況,他笑著說,「那時是1980年,我才十九歲,大學還沒念完,就瞞著家人偷偷跑來台灣旅行,看到路上充滿漢字的店招,和滿街跑的 摩托車,從此就愛上了台灣。」接著他在尚未解嚴的80年代,陸續造訪台灣,而後從一個典型的觀光客,漸漸變成理性客觀的「喜歡台灣人的日本人」,最終定居 在此──他說自己不喜歡「哈台」這名詞,因為太膚淺,太盲目──他迷戀的是台灣的文化精髓,是發自肺腑的癡狂和認同,並非異國情調的那種。
《隨 筆台灣日子》裡頭,除了對比台、日兩國人的日常習慣差異,也談了不少台灣俚語的延伸思索。比如「愛水不驚流鼻水」在他看來,其實是年輕人為了保有純真初心 的舉止,「感冒只需三天就可痊癒,而追求理想的心一旦消失,要再挽回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這種外來者的凝視,非但不具任何侵門踏戶的調侃,反而近乎癡戀 (某個人或國家的)時刻,才能湧生出一種如獲至寶的憐愛。
在台旅居二十餘年,對木下而言,台、日兩國足以放在同一個平台上,一視同仁,難分 優劣(也無需區分)。一個是家鄉,一個是熱愛的國度,他游刃有餘地切換身分,時而化成台灣人的視野閒話家常,穿街走巷尋常煙火,時而忘懷自己是個日本人。 WBC轉播時,他激動地幫台灣隊加油,那是一種情感的交融,不涉及意識形態。他說,台灣人濃厚的庶民性格和單刀直入的乾脆,最令他欣賞。然而台北近幾年變 得愈來愈像「東京支部」,從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店招、廣告,鋪天蓋地無不模仿日本,反而失去了在地獨特性和辨識度,讓木下既感歎又惋惜。
小泉八雲的啟示:顛倒過來的「皇民」?
木 下說,喜歡一個國家,不能盲目喜歡就一味稱好,也不只是迷戀表面的語言、偶像或流行物事而已。最高境界應該是徹底從靈魂融入,讓自己由內而外徹頭徹尾「同 化」成該國人。同化成另一國人的最高境界,必須如同小泉八雲(1850-1904。小泉原為英國人,1896年歸化日籍,改日本名,執教於東京大學,深愛 日本鄉野奇聞,撰成《怪談》,風靡至今,晚年戮力東西文化及日本文化的研究及開拓。)那樣,完全揚棄與生俱有的本質包袱,全面投奔另一個國家內在的靈魂核 心。這可不光是戴上假面具活下去就好。小泉八雲在明治維新時期,抵抗「超英趕美」的主流論述,強調發揚日本自身的民族、文化主體性,如今看來仍不免替他捏 把冷汗。
木下也曾經以小泉為目標,渴望自己能夠「變成台灣人」。然而,同化的過程談何容易?誠如他在《隨筆台灣日子》的結論所言:「再怎麼 迷戀台灣文化與習慣,還是有一條界線橫在前面,無法跨越……再怎麼努力改變自己,永遠不是台灣人。中文說得再流利、對台灣、文化、地理和歷史再精通再熟 悉,骨子裡變不了台灣人,我依舊是日本人。」如此誠實的剖白,忍不住令人想起日治時期那些有意無意或屈從或逼迫,而讓自己戴上假面、「成為日本人」的台灣 皇民。他們留學帝國大學、操著流利東京腔的日語、改日本名姓,受日本的現代性文明啟蒙……擺盪在兩種身分認同的矛盾之間。即便當前後殖民論述澎湃洶湧,竟 沒想到這樣的「皇民」情境,居然在木下的身上,死去活來(的同時卻也)顛倒錯位了過來。
旅居台灣的前期,木下始終對這條永遠無法涉越的界 限,感到巨大的茫然和失落。後來,當他對這條界線有更深一層的體認,反而心無罣礙釋懷了──台灣和日本,絲毫不具有孰優孰劣的位階意義,他用最客觀的心態 來面對自己夾層的身分處境,他甚至用了一個極詩意的句子來形容,「日本和台灣的交融,大理石中黑與白的美麗交會」……
此心安處就是一種暮らし
身 兼翻譯家和小說家身分的木下,被問及喜歡的台灣作家,他回答:白先勇和鄭清文。白和鄭的文學技巧與美學表達,在台灣人看來,或許難以同袂聯想,但在木下眼 裡,卻能產生奇妙的連結。他說,前者淬鍊了文字的濃度和深度,留下華麗頹廢的情懷;後者語言清簡而饒富節奏,言有盡而意無窮。兩位作家或多或少投射了木下 對中文這個古老圖騰的想像。
木下曾翻譯鄭清文的小說榮獲文建會的翻譯獎(中翻日)首獎,此外,他對純文學寫作同樣抱有熱忱。他獲得台北文學 獎的小說《蒲公英之絮》,內容以不同職業的日本人旅居台灣為背景,所見所聞所感,總是擺盪著台、日兩國複雜曖昧的情結。與其說這些故事是個人情感的志願投 射,不如說是台、日在冥冥中的歷史糾葛,仍然剪不斷、理還亂,並投胎木下之筆一一還魂了。
未來,他希望能用小說繼續發揚台灣在地的精神,傳承庶民文化中最美好最和善的那一面。我已經可以想像,他彷彿小泉八雲那樣怡然自樂,邊吃著水煮花生和日本料理,邊切換NHK和民視,兩者毫不違和,但倒不是人云亦云的那種小確幸,只是一步一腳印地生活下去。
我忽然想起日文的「暮らし」(kurasi),意指「生活」──如果能在一個自己認同的地方,日暮月升,朝且保夕地安身立命,哪怕鄉關遙遙,此心安處亦是吾鄉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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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達(1901年3月-1983年1月6日),臺灣臺中豐原人。1919年畢業於「臺中高等普通學校」(臺中一中前身)後,赴日本就讀千葉縣津田沼海岸的伊藤飛行學校,以優異成績畢業。曾經多次參加飛行競賽獲獎,為臺灣第一位飛行員[1]。1923年,蔣渭水等人到東京進行第三次台灣議會期成運動請願期間,謝文達駕駛「台北號」飛機[2],在東京上空散發數十萬張空飄傳單,上書「台灣人呻吟在暴戾政治之下久矣!」、「給台灣人議會吧!」等文字,因而不見容於當時的日本政府。同年遂潛往中國大陸,投效中華民國空軍。歷任河南國民軍航空隊長、南昌機場場長、廣州航空學校教官等職務,後因飛機失事受傷,乃以中校官階退役。1945年日本投降後,回臺灣擔任臺灣省議會專門委員,前後共達17年[1]。
謝文達的祖父謝道隆為清朝秀才,曾經追隨丘逢甲參加台灣民主國[3]。
參考資料
- ^ 1.0 1.1 《人物-謝文達》,走讀台灣豐原市網站
- ^ 《空運展 台首位飛行員謝文達銀杯短劍曝光》,大紀元新聞,10/17/2007
- ^ 蔡說麗,《台灣歷史辭典》,謝文達條目,第1295頁,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10空運展 台首位飛行員謝文達銀杯短劍曝光
蔣渭水說,1917年畢業於日本千葉縣一所飛行學校的謝文達,是台灣人首次飛上青天與日人一較長短的飛行員。
他說,殖民時期,推動台灣新文化運動的蔣渭水,於1923年發起東京請願活動,謝文達駕駛「台北號」飛機,在東京市上空散布「台灣議會宣傳單」二十萬張,被殖民政府視為殖民史上最具震撼的請願事件。
蔣 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黃信彰說,東京請願事件後,謝文達受殖民政府的打壓,宣布退出日本飛行界,轉往中國發展。謝文達於918事件後獲國民政府領導人蔣 中正賞賜軍用短劍,劍身刻有「國土未復,軍人之恥」,劍柄部分則為雄鷹造型,護手與劍鞘尾端則有翅膀意像的圖騰雕刻,強調飛行員長空御風的英雄形象。
黃信彰說,謝文達在一次偵察任務中墜機而重傷,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台,曾在空軍官校擔任教官,並任職台灣省議會。
黃信彰指出,由於謝文達的傑出表現,激發許多台灣人離台參加飛行訓練,並取得優秀的飛行成績,包括負笈東瀛,變賣家產購機的陳金水,也獲得日本政府頒發飛行技術證書,留日任教官。
「台灣空運文化的立體新世界」特展,展示台灣飛行士開拓殖民地飛行史、遨翔天際的台灣女性、全台首件空難、飛機空灑毒氣的霧社事件,及戰爭下的空中經驗等內容,展出地點在古蹟大同分局三樓的台灣新文化運動館籌備處,展出日期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止。10/17/2007 8:55:10 PM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7/10/17/n1870914.htm -
日期:1920/10/31 「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
飛翔於鄉土藍天上
1920 年,「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返台做鄉土訪問飛行,10 月 17 日,他選擇了在家鄉「台中練兵場」做「第一站」表演,共飛行 41 分鐘,這是第一次台灣人在自己的鄉土天空飛行。第二站,北上於 1920 年今日和 11 月 1 日,連續兩天,在「台北練兵場」,分別做了 19 分鐘及 18 分鐘表演。謝文達「騰雲駕霧」一個多鐘頭,使全台轟動不已,畢竟台灣也有能「飛」的人了,於是組織後援會,熱烈捐款,募集了2 萬 5 千 454 圓 95 錢,向日本伊藤飛行製作所購置三座位式飛機致贈謝文達。
謝文達,台中豐原人,他是「台中一中」第一屆(1919 年)畢業生,從小嚮往飛行,得到家人諒解後,赴日進千葉縣津田沼海岸的「伊藤飛行學校」研習飛行技術,以優異成績畢業。
1920 年 8 月 2 日,他參加由「日本帝國飛行協會」在東京洲崎舉行的民間飛行競技大會,駕駛伊藤式惠美五號機,以高度 1400 公尺,速度 120 公里,榮獲三等獎賞。
1923 年,第 3 次「台灣議會期成運動」到東京請願,謝文達為聲援這項運動,駕機在東京上空,散發數十萬張空飄傳單,傳單上有「台灣人呻吟在暴戾政治之下久矣!」、「給台灣人議會吧!」、「殖民地總督獨裁主義,是立憲國日本的恥辱」……等文字。
謝文達幹下此果敢行動後不久,潛回大陸,投效祖國空軍,歷任河南國民軍航空隊長、南昌機場長、廣州航空學校教官。後參加征討李宗仁戰役,飛機失事摔成重傷,不適飛行,乃以中校階呈請退役,在上海、南京經商,從賈仍參加「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從事抗日運動。
光復後,他應省議會議長黃朝琴之聘,擔任省議會專門委員,還一度出任台灣機械製造廠總經理。
謝文達憑藉其飛行技術,在航空領域和日本人抗衡,其意義當不僅是創造台灣第一飛行紀錄,也在其不屈不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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