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1日 星期一

羅斌 Robin Erik Ruizendaal

2008年認識荷蘭人羅斌博士。他對中共的觀察與說法, 都有第一手經驗。
http://hcpeople.blogspot.tw/2008/05/robin-erik-ruizendaal.html

羅斌


The reality is about money and guns, China has more, the West loves China. The concepts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can be bought off in the West, and China has bo⋯⋯更多

Hanching Chung http://hcpeople.blogspot.tw/....../robin-erik......

People 人物: 羅斌 Robin Erik Ruizendaalhcpeople.blogspot.com
大人交辦的,微臣只能說「無能力」。這場盛會的見聞記,要由所有的朋友合作才美。「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網址:http://www.taipeipuppet.com⋯⋯更多

Hanching Chung http://hcpeople.blogspot.tw/2008/06/robin-2.html

People 人物: Robin (2-3) 羅斌的戲偶情緣hcpeople.blogspot.com
「閱偶」無數的羅斌,最近才擁有屬於自己的第一尊戲偶,留著鬍鬚的「白闊」(年紀長的角色),靜靜站在東方味十足的羅斌家客廳一角。


雜記Robin的一場演說和賜宴
Dear卡洛玲子,
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5916217.html#comments

大人交辦的,微臣只能說「無能力」。這場盛會的見聞記,要由所有的朋友合作才美。「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網址:http://www.taipeipuppet.com Robin中英文官方介紹**,相當中肯。我們有機會親身與他「接觸」的人,都了解 Robin幾乎快成為台灣友人中一寶。他對於台北(地方、政府……)、台南等地的了解,肯定比我行的。他知道許多「朋友」的妙事,包括李天祿等故事最精彩,我覺得這些應該寫下來。
四日清晨,真敢社講座(2)的「鴻疆石」宴尾聲,胡慧玲突然決下達指令,要我寫些「全錄」。在青田街巷內的歸途,還有些交待。我對「功課」【報告】有點不解,莫非因為我坐在Robin面前,看他喝下四五瓶他家鄉的「著名啤酒 海尼根(他謙說,還是比利時的,更好)」--喝法:先含一口 vodka,再與混合(台灣-荷蘭)啤酒吞下去下:如此,據說可有遊龍滑翔大地之妙……..
這功課,猶如無法達成的任務。一來,因為我暢談過的有廖志峰、阮俊人(polyhedron, nano)、酒友一桌三人。二來羅斌的講座主題:「離開荷蘭從我前半生的東方見聞錄到大稻埕與台北的美食」,我們可以了解,他的「演戲的遺傳因子」(我是問羅斌的姓Robin Erik Ruizendaal)該怎麼發音的人。)、他祖父母在印尼的「受囚、傾家蕩產」等經驗的影響,從小在海牙的家的印尼食品裝飾畫….等的異國情調的浸淫,年輕時代喜愛文藝、日本赤軍、「無政府主義與和平」…..等等思想潮流的的影響,數十年累積的「東遊記」(人事物)。
他是戲劇專科,投影片精彩;也必須要有這些pictures(他經歷的時空的抽樣)的助講,才能知道羅斌的家世和他的「中國情仇記」、邂逅「台灣奇異人風土記」等經驗。
我印象極為深課的是,Robin的中國體會,竟然是90年代初在倫敦癱瘓數月(trauma, disorde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對於大部份人,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可能只是影像,不過活在其氛圍下的 Robin,可說是「煎熬」---當時台灣電視用 PicassoGuernica比喻,他在廈門看電視很吃味。
他的許多政治和社會的見解,我多「同情」,譬如說對共產黨統治下「鎖國」而沿襲清末的「極端愛國主義」(因日韓等,也成為強國等的刺激…..)的擔憂恐懼;對於台灣多元化等優點;…….
Robin與我談他對於文字翻譯的高標準要求,我心有戚戚。比較有趣的是,他雖然中學就懂得「荷、德、法、英、希臘文、拉丁文」等,不過,最喜愛俄國詩。Anna Akhmatova (1889–1966安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Joseph Brodsky (1940–1996)。可他不懂俄文,只好花功夫選好譯本。
我很羨慕他還想反復讀的書還有三千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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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
Dear卡洛玲子,
現在才知道這blog竟然沒 hyperlinked,多可惜。
讀者應知道Robin第一眼見「母舅聯」的反應是台語「悚!」
去年覺得Robin很靦腆;今年他春風得意,講起他的「阿梅」,更是深情款款。我們沒機會到婚禮捉弄他倆的,似應請她來補「報告」其台灣之戀。
Robin的古典語文教育,類似昔日牛津大學等地的「人文教養」:最近看到倫敦新市長Boris Johnson 的報導:「對於強森的表現,他的父親史丹利說,如果他兒子能應付拉丁文與希臘文,自然也有辦法應付任何事情,包括治理一座城市。」
Robin團隊治理的博物館和偶戲團,更是超越城市的。他說,上月的里昂行(該城與台北一樣,由兩河流貫穿),台灣的偶像雖小,卻也能跟有兩百年的對手「交流」 。此blog有許多他們到各地之旅的散記呢,
雖然文字無法表達Robin在其他藝術領域作品之光華,許多朋友應該可以補充這則美麗的奇緣。


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館長
台原偶戲團藝術總監
納豆劇團藝術總監
荷蘭萊登大學漢學博士,從事偶戲研究二十年。在大學期間,因中國戲曲課程的啟發,開始了中國偶戲的研究,之後更以福建與台灣地區的偶戲為主要研究對象。定居台灣後,不但繼續在台灣偶戲及戲劇方面進行調查研究、出版文章及赴世界各地研討會發表研究所得,同時也對於台灣其他的文化現象產生極大興趣。先後參與了樹火紀念紙博物館與台北偶戲博物館的籌備工作;更於2000年,在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及民間力量的支持下建立了大稻埕偶戲館,並結合了台灣傳統偶戲特質與現 代劇場元素,開始了偶戲作品的編導與表演。
五年內推出的大小展覽多達二十幾檔,監製表演台原作品並帶領團隊遠赴歐洲、中美洲、港澳等地演出與交流,得到極大肯定與歡迎。羅斌堪稱當代亞洲偶戲權威, 盡心鼓吹國際偶戲表演交流,編導作品兼具細緻與前瞻色彩。在台灣的劇本創作及導演的製作演出有《馬克波羅》、《大稻埕的老鼠娶新娘》、《義賊廖添丁》、 《秋夜梧桐雨》、《朝聖之行》等多齣演員與偶同台的原創作品。已出版的著作有《Formosa一座島嶼的故事》(為文建會所指定之優良兒童圖書)、《吟子 的故事》。任荷蘭荷恩博物館《亞太偶戲展》、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台灣與世界偶戲展》、宜蘭童玩節「史艷文」、大稻埕偶戲館「線緣」、「神鬼皮影展」等 多項展覽策展人。
Dr. Robin Ruizendaal earned a Ph.D. In Chinese studies from Leiden University, Holland, and has been doing research on puppet theatre for twenty years, including extensive fieldwork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He is the Director of the Museum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Taiyuan Puppet Theatre Company. He has written and directed quite a number of plays for both actors and puppets. His plays have been performed in over 20 countries. He developed the puppet show “Marco Polo”, “Liao Tianding”, “The Wedding of the mice”, “The Matchbox Girl” and “Autumn Rain”. He also wrote and produced large-scale music theatre production “The Pilgrimage” for the Macao Fringe Festival, 2004 and many other original plays for actors and puppets.
He has planned and put together several exhibitions on puppet theatre, including “A World of Puppets”, and he is curator of most exhibitions in the Museum. Dr. Ruizendaal is an authority on Asian Puppet Theatre, and has published widely on the subject, his extensive research on marionette theatre in southern China, “Marionette Theatre in Quanzhou”, will be published with Brill Publishers in the Netherlands in 2006.


全球挺太陽花革命:50萬人凱道示威 FT:中國統戰失敗;約600名台灣學生和僑民在倫敦支持

http://www.ft.com/intl/cms/s/0/1f137b9e-b7fd-11e3-af5e-00144feabdc0.html#axzz2xb1DTe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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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占領凱道行動引起國際媒體關注。圖:呂東熹提供
新頭殼newtalk2014.03.30 洪聖斐/編譯報導

台灣的大學生與民眾今(30)日下午的凱道示威活動引起國際媒體關注。《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報導,今日出來示威的人數,根據林飛帆所宣布的是50萬人,美聯社的報導是20餘萬人,而台灣警方的估計則為10餘萬人。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報導指出,今日出來示威的人數超乎主辦單位的預期,展現出台灣許多人對那個想要奪取自己國家主權的專制惡鄰強烈的反感。

《金融時報》的報導引述中國知名政治評論家安替(Michael Anti)的見解,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政策強調用錢收買。事實上服貿協議和古中國的朝貢體系沒有太大的差異。問題是台灣對中國的厭惡日深,這套政策很明顯是正在失敗。

《金融時報》的報導指出,今天的示威明確顯示,讓許多台灣人深感到不舒服的是,與中國之間的經濟統合會威脅到台灣的民主。1名主修社會的大學生接受訪問時表示,馬英九的對外政策太過靠攏中國,人們擔心此舉對於經濟、媒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影響。

《金融時報》的報導指出,民調顯示有超過90%的受訪者拒絕與中國統一。儘管服貿協定表面上看起來對台灣有利,反對派卻認為,在中國國企掌控了台灣的醫 院、超市和計程車行時,台灣就更無力抵抗中國的政治壓力。1位北京的專欄作家Jia Jia指出,這顯示出中國沒有價值吸引力、沒有文化吸引力,只有金錢的力量。

《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的報導則注意到今天示威活動的1幅布條:「搶救民主,不要賣國。」

1位出來參加遊行的工程師告訴《愛爾蘭時報》,中國正在使用經濟的手段侵略台灣。








胡佳在下午1點發推文說:〝下午1:00,我在北京的家獄裡一個人參加了。所以,臺北太陽花學運的朋友們,北京有人在和你們同步。北京,沒有缺席。今天,最美太陽花。〞
安徽馬鞍山的王姑鶴看到臺灣的學生運動,感到很高興,很振奮!他說:〝臺灣有希望,民眾抵制共產邪教是主流!〞

〝臺灣的民主具備民眾基礎,對於民選政府做出的錯誤決策,臺灣民眾表現了自己應有的監督、抵制權力。這次太陽花行動,告訴我們大陸民眾,中國的民主是臺灣這面旗幟,這個旗幟不會倒,(而且)直接影響大陸走向民主。〞王先生對比身處沒有民主自由的大陸,很有信心的說出心裡話。

由於在大陸每天看到周圍中共官員的真實情況,王先生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共的主導的服貿協議,其實就是中共統一臺灣的具體步驟。〞


張玉芸

我一路上安靜回想今天一整天的過程, 感到安慰可喜又感到悲傷難過,心情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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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台灣學生倫敦示威聲援太陽花行動

更新時間 2014年3月30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6:21
倫敦示威現場
倫敦的台灣學生和僑民組織了少見的大規模示威,抗議馬英九政府。
大約600名台灣學生和僑民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舉行示威,支持佔領台灣立法院的太陽花行動。
由學生發起的這次示威是「捍衛民主!三月三十海外台人站出來!」全球台灣留學生接力示威的一部分。

接力示威

這次活動的主旨是支持因為立法院審議《服貿協議》引發佔領立法院行動的太陽花行動。
組織活動的學生們和因為時差比倫敦略早開始活動的德國法蘭克福、柏林等地的學生以及佔領立法院的學生們電話連線。
到場的學生每人手持一支太陽花,隨著組織者喊口號表達「退回《服貿協議》」、反對「黑箱審查《服貿協議》」等等訴求。

公平與否的疑問

這次的活動是近年來台灣學生和僑界規模最大的一次抗議行動,組織者也安排持反對意見的學者演講,質疑《服貿協議》雖然讓台灣加入自由貿易,但是會令台灣富者更富、貧者更貧。
參加者也質疑,在《服貿協議》中,雖然政府聲稱是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但是台灣對中國開放的比較多、中國對台灣開放的少,並不公平。
示威學生
示威者呼籲退回《服貿協議》、要求行政院長江宜樺下台。
不同的參加者也有不同的參加理由,有的參加者是對執政的國民黨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上通過審議的方式感到不滿、有的則是對馬英九政府「沒有誠心回應民眾的訴求感到不滿」。
也有的參與者是對馬英九政府3月23日強行驅離佔領行政院的學生和民眾造成受傷感到憤怒。

擔心民主被破壞

在採訪時,有參與者向BBC中文網表示,他是因為對馬英九的施政感到失望,而馬英九「務必通過《服貿協議》」的做法也讓他擔心台灣的民主被破壞。
也有參與者並不反對《服貿協議》,認為這是台灣未來經濟的活路,但是馬英九沒有「傾聽民意」,令《服貿協議》「陷入了僵局」。
在倫敦之後,北美的台灣留學生將接棒舉行示威,發起人希望借此對政府形成壓力,認可學生的訴求。
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行動,不但在台灣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分歧,在英國的台灣僑界也造成了相同的問題。
有些台灣僑民認為佔領立法院應該「適可而止」、「見好就收」,並指責學生不肯退讓而且繼續佔領立法院是「不民主、不理性」。
但是支持的一派則認為,是馬英九政府不尊重民意又要「黑箱通過程序審查」「破壞了台灣的民主」。
(責編:橫路)



蘋論:漂亮!330的群眾們 ;同學們,台灣興廢在此一戰! (賴怡忠)


蘋論:漂亮!330的群眾們

 
 
更多專欄文章
昨天晚上7:30,學生領袖一聲解散令下,50萬人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漂亮的秩序、嚴整的紀律、潔淨的街道、偉大的理性,打破群眾運動若持續必然走向暴力的規律,在世界上是極為罕見的表現。認為台灣人民不夠格享有民主的犬儒主義者,請面對台灣社會的現實,並調整你們的偏見。

死守拒得寸進尺

馬力圖宣揚服貿協議的好處,民眾卻擔心中國藉服貿協議所送來的威脅;台灣的學運顯示人民對政府快速向中國靠攏已產生很重的危機感。民眾為什麼如此強烈反服貿?因為正是讓ECFA那樣輕易在立院過關,馬當局才食髓知味,壓迫立委包裹表決,禁止逐條審查。如果這次又讓他得逞,接下來的貨貿等經貿協議也將循例辦理;更可怕的是政治協議馬當局也必率由舊章,禁止立院審議,全部包裹表決,不但視立院如無物,更可輕易在政治上綁死台灣並送上統一的祭壇。所以若不嚴防死守,寸土必爭,馬和北京就會得寸進尺,要求依往例辦理。這是學生不肯讓步的底蘊。
馬總統應該把這次學運正面看成與北京談判的後盾,而不是負面看成他個人的失敗,或台灣的噩耗。我們建議馬接受學生的關鍵性建議,當作日後與北京政治談判的籌碼。學生得到政府的妥協,不必不斷加碼,可以見好就收,如此雙贏,彰顯了雙方的政治智慧,何樂不為?
北京若覺悟到這是統戰台灣的絕佳機會,可以宣布同意重啟服貿談判,讓更多利給台灣,並盡量減少政治曖昧及含意的條款,做出一個純粹經貿的協議,讓台灣人民放心,才是為將來政治談判搭好舞台的做法。同時,也讓馬當局和學生都可以光榮解套,創造三贏。 

台灣最寶貴資產

馬總統前天溫柔婉約地呼籲學生和政府溫和理性;學生領袖也不斷提醒冷靜克制,是昨天50萬人表現和平理性奇蹟的原因。這是台灣最寶貴的資產。學生和政治領袖都學會負責與誠實,台灣就會再進化。
德國社會哲學家韋伯在《政治做為一種志業》中的名言:「真正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並按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個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 



同學們,台灣興廢在此一戰!

中國國台辦昨日記者會最重要的訊息,是原定四月要來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時間改為未定,中時說中方的態度是要馬自己解決,沒解決前(通過前),不僅二次王張會不可能,連常態性聯繫機制也不會有了。由於中方將「王張互訪」、「互設辦事處」作為是否同意舉行「馬習會」的前提之一,因此一但張志軍訪台無限期推遲,同時也不設立常態聯繫機制,互設辦事處的談判速度可能無法加速,這意味著今年APEC馬習會已經不可能了。

318學運的另外重點,是改變了國際對台灣未來軌跡的看法。王張會是兩岸正式的政治談判會面,因此二月第一次王張會所引起的國際矚目,認為兩岸已經展開正式的政治對話了,但看到台灣在王張會什麼都沒拿到,但卻給與中方一個進行兩岸政治談判的空白進程支票,讓兩岸政治談判正式登上議程,以及官員碰到「中央 vs, 地方」的外在印像也不以為杵等,外國開始認為台灣已經正式要進入中方的軌道。這個印象在外國發現台灣社會事後對王張會幾乎沒有反應,而應該表達強烈抗議的反對黨,卻表現出一副「有條件反對」的態度,著重對談判的內容進行批評,但對於在這個時候展開政治談判的時程卻沒有提出特別強烈的反對意見。復加上張志軍來台時間更從元定的十二月提前到四月,這都讓國際上認為台灣人民即便多數不願意與中國在一起,但在形勢比人強下,似乎正準備接受某種形式的統一了。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應記得王張會後國際分析家是怎麼在看台灣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攻勢現實主義大師John Mearsheimer提出 「Say goodbye to Taiwan」(據說他這篇是在去年底來台灣參加「國際關係學術年會」後,回美國提出的文章,大概是他及馬政府國安高層及親馬學者交談,加上王張會觀察輿論的風向後,所得到的自然結論吧)。而一向支持台灣不被中國併吞的鷹派學者Joseph Bosco在王張會後,也提文「Taiwan and China, a Ticking Clock」。雖然文中提到美國應有明確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但對台灣的未來也是不抱樂觀,所以會以「ticking clock」來形容。而我在王張會後被不少外國駐台使節詢問時,對方也多對台灣如何維持獨立不甚樂觀,懷疑台灣民眾是否已經準備接受與中國統一。一位日前被自由時報訪問的美方學者更在私下餐敘時告訴我,如果真的要維持獨立,台灣需想Plan B,意即在海外建立反抗中心的必要性,因為台灣有可能撐不住了。

大家應記得在317張慶忠30秒宣佈服貿協議即交院會表決的氛圍吧,那時的社會氣氛是經濟似乎無法避免必須與中國更緊密結合的命運,而兩岸政治談判也在如火如荼,馬政府還強硬推課綱修正,加上宣佈張志軍提早到四月來台灣進行王張二會,感覺接二連三的中國勢力正與馬政府聯手對台灣全面攻城掠地。我只記得在3月14日智庫的內部研析會議上,大家看到今年鋪在面前的兩岸議程後都不禁倒抽一口氣(二月王張一會、二月底簽兩會氣象協議、四月王張二會、四月8-11日博鰲論壇、六月簽貨貿協議/可能爭端解決機制、七月海峽論壇、八月國共論壇、十月在台灣舉辦和平論壇、十一月紫金山峰會、十二月可能王張三會),加上馬英九可能會在六月前硬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法以使互設辦事處成為事實。我們都還沒提馬習會。但光是這些會議的發展,台灣就即可能被推向志願被中國統一的不歸路了。當時討論的氣氛極為低迷。

有人會認為不是馬英九支持度甚低,年底七合一選舉國民黨失敗的機會很大嗎?包括民進黨在內更應利用這個時機趁勝追擊,不是嗎?但問題就在於民進黨正進入年底選舉的提名與衝刺階段,加上五月又有黨主席選舉,前者使得縣市的候選人傾向於避免高強度的衝突路線,後者則讓中國因素對民進黨的影響赤裸裸呈現。當民進黨內部的思考是先擔心會不會被冠上「逢中必反」的指控時。無可避免就出現對中態度的自我審查。如果民進黨在服貿議題上言所當為,堅守原先既定的立場,這很可能與年底選舉民進黨候選人想要尋求地方過半的中道調性會互相衝突,同時有人也擔心這會落入馬政府以兩岸議題蓋過對其執政不力的選舉策略陷阱。所以這些考慮的綜合效應,會使民進黨在服貿協議這個議題的反應左支右絀,外界不太可能有多少期待了。而這也是馬政府信心滿滿,認為一定可以強渡關山情況認知。這樣的力量對比與趨勢發展,實際上會導致台灣在今年「兩岸政治關係暴衝」時,沒有一個有力的體制內政治力量進行牽制為台灣爭取時間,我們在314當晚看到的正是這個狀況。如果不考慮拿槍造反的話,當時推估到的台灣前景是非常黯淡的。我們心中很急,但又說不出來。

但是318晚上學生們的驚天一擊,讓這個對台灣極為不利的處境出現了改變契機。而從反服貿黑箱出發,到質疑服貿協議的必要性,以及現針對所有兩岸協議必須出現監督機制的要求,是帶著大家逐步認識到台灣現在所面臨的危機核心。這也使得國際上開始發現台灣對於與中國更緊密的關係是有異議的,多數民眾無意為了多賺幾個錢而願意犧牲自己的自由與民主,即便台灣現在經濟不佳,但人民也不認同馬政府「一切靠中國再說」的邏輯,認為台灣還是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找到出路。網路上法國台灣學生與同鄉在巴士底監獄前聲援太陽花學運的宣示,曾提出「台灣不是問題,不是中國要解決的問題,台灣就是答案!」這句話十分精準的描繪出318學運的歷史與國際意義。而即便是談經濟出路,要看的也是台灣如何自我提升,不是找外援,而是在台灣自己的素材中找養分。「相信台灣」不是政治口號,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還有新台幣的經濟生活方式。魏德聖不是已經以好幾部影片一再的證明了這一點嗎?

318學運讓張志軍來台時間無限期推遲,更讓(遲鈍的)美國也開始關注,而原先十分擔心習近平利用歐習會要美方支持兩岸政治對話的憂慮更是相對小了許多。中國原本伴隨著兩岸政治談判而要美國修改對台軍售作為,弱化台灣關係法等策略(這是中國先前提出如要建立美中新型大國關係的對美要求),其氣勢也為之中挫。到今天為止,318學運所改變的國際政治砝碼,所啟動的新型地緣結構動力關係,可能忙於思考抗爭下一步的場內學生是沒概念的,所以我希望有機會可以提醒他/她們,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也正因為318學運所影響範圍與層面的巨大,馬政權為了自身的政治未來必定全力反擊,不反擊則會讓馬英九眾叛親離,中國更可能尋找其他替代者(連勝文?)而使馬提早出局,馬下場會極為悲慘。而習近平對此更是暴跳如雷,鷹派的他更有著與胡錦濤相比,不能讓台灣走遠的更大壓力,所以要求馬政府「解決」的壓力必然是空前劇烈。但是學運挺的越久,美國就更不能持續忽視,要求調整對台作法的呼籲也會隨之升高,之前美國的「棄台論」聲浪也會漸次消風。而日本、印度、菲律賓等國在美國有所反應下,對台灣也能有更積極的作為,畢竟補齊台灣這一塊戰略拼圖是這些國家的重大利益所在。這些發展會使得中國想要支配東亞第一島鏈的戰略氣勢因此為之重挫,改變東亞向中傾斜的力量關係,進而空出一塊台灣可以合縱連橫的戰略空間。畢竟中國在2010年四月開始將東海與南海列為其核心利益,正是美國在2009年十一月於歐胡會共同聲明承認台灣為中國核心利益後出現的。因此318學運所觸發的東亞地緣戰略意義非比尋常。

馬政府現已發動全面反撲,中國幕後支援的影子也是斑斑可見。呈現了三戰(網路戰、輿論戰、心理戰)之態勢,並動員包括商總、會獲利的金融大亨、企業大老,部分「友綠」色彩的藝人或企業家、官員、學者等,還包括親統黑道勢力,這些人通通都出來了,這個規格與2012總統選舉最後一個月的發展十分類似。因此如何透過擴大戰線與國際化,並伸入中國內部發現友軍,避免被孤立在立法院,會是未來能否堅持下去長期抗戰的成敗關鍵。只是把這份重擔由這麼一群年輕的學生承擔,實在是不忍,也見證了我們這一代(特別包括我在內)的無能。

這個鬥爭在未來必然是驚心動魄與血肉橫飛,323政院的流血衝突只是馬政府的前菜而已。更需步步為營與無懼的出擊。處在關鍵的歷史時刻,向當年東鄉平八郎在日本海對俄決戰的名言學舌一下,「同學們,台灣興廢在此一戰!」,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同學們一定要相信,我們會勝利,台灣會勝利!




賴怡忠Dr. I-Chung Lai,1966年3月17日),台灣嘉義人。1988年成功大學物理系畢業,1994至1999年為康乃爾大學訪問學者,1999年獲維吉尼亞理工大學博士。曾任北美洲台灣學生社發言人,北美洲台灣研究學會副會長,民進黨駐美代表處主任,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室主任,台灣智庫國際部主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及國際事務部副主任,台灣智庫副執行長。
兩岸關係立場,主張聯合美國日本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2006年就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後曾就此與時任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的鄭麗文在報刊進行交鋒。
中國大陸的新聞資料認為賴怡忠屬於民進黨新潮流系成員;但由於賴怡忠長期任職於台灣智庫,因此也可能被歸屬於林佳龍之下。

外部連結[編輯]


Justice Holmes's Long and Useful Life


On This Day
March 6, 1935
OBITUARY

Washington Holds Bright Memories of Justice Holmes's Long and Useful Life

By THE NEW YORK TIMES
As Justice Holmes grew old he became a figure for legend. Eager young students of history and the law, with no possibility of an introduction to him, made pilgrimages to Washington merely that they might remember at least the sight of him on the bench of the Supreme Court. Others so fortunate as to be invited to his home were apt to consider themselves thereafter as men set apart. Their elders, far from discouraging this attitude, strengthened it.
A group of leading jurists and liberals filled a volume of essays in praise of him, and on the occasion of its presentation Chief Justice Hughes said:
"The most beautiful and the rarest thing in the world is a complete human life, unmarred, unified by intelligent purpose and uninterrupted accomplishment, blessed by great talent employed in the worthiest activities, with a deserving fame never dimmed and always growing. Such a rarely beautiful life is that of Mr. Justice Holmes."
Born in Boston in 1841
He was born on March 8, 1841, in Boston. The cultural dominance of New England was at its height. The West was raw, great parts of it wilderness as yet only sketchily explored. A majority of the nation's citizens still considered the enslavement of Negroes as the operation of a law of God, and Darwin had not yet published his "Origin of Species."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birth were fortunate. His father, Dr. Oliver Wendell Holmes, was of New England's ruling caste and the atmosphere of his home was at once brahminical,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They boy was to start each day at that "autocratic" breakfast table where a bright saying won a child a second helping of marmalade.
The boy was prepared for Harvard by E. S. Dixwell of Cambridge. He was fortunate again in this. Well-tutored, he made an excellent record in college. His intimacy with Mr. Dixwell's household was very close. His tutor's daughter, Fanny Dixwell, and he fell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and later they were married.
Fort Sumter was fired on and President Lincoln called for 75,000 volunteers. Young Holmes, 20 years old and shortly to be graduated from Harvard with the class of '61, walked down Beacon Hill with an open Hobbe's "Leviathan" in his hand and learned that he was commissioned in the Twentieth Massachusetts Volunteers.
The regiment, largely officered by young Harvard men and later to be known as the "Harvard Regiment," was ordered South and into action at Ball's Bluff. There were grave tactical errors and the Union troops were driven down the cliff on the Virginia shore and into the Potomac. Men trying to swim to safety were killed and wounded men were drowned.
Lieutenant Holmes, 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breast, was placed in a boat with dying men and ferried through saving darkness to the Maryland shore.
His wound was serious, but the sufferer was young and storng. For convalescence he was returned to Boston. On his recovery he returned to the front.
At Antietam a bullet pierced his neck and again his condition was critical. Dr. Holmes, on learning the news, set out to search for his son. The search lasted many worried days and brought the father close to the lines at several points. He found his son already convalescent and brought him back to Boston, where he wrote his experiences under the title, "My Hunt for the Captain," an article that was enthusiastically received as bringing home to Boston a first-hand picture of the trials of war directly behind the lines.
Wounded a Third Time
Back at the front, the young officer was again wounded. A bullet cut through tendons and lodged in his heel. This wound was long in healing and Holmes was retired to Boston with the brevet ranks of Colonel and Major.
The emergency of war over, his life was his own again. There was the question, then, of what to do with it. Writing appealed to him. He had been class poet and prize essayist in college. But he finally turned to law, although it was long before he was sure that he had taken the best course.
"It cost me some years of doubt and unhappiness," he said later, "before I could say to myself: 'The law is part of the universe--if the universe can be thought about, one part must reveal it as much as another to one who can see that part. It is only a question if you have the eyes.'"
Philosophy and William James helped him find his legal eyes while he studied in Harvard Law School and James, a year younger, was studying medicine. Through long nights they discussed their "dilapidated old friend the Kosmos." James later was to write in affectionate reminiscence of "your whitely lit-up room, drinking in your profound wisdom, your golden jibes, your costly imagery, listening to your shuddering laughter."
But while James went on, continuing in Germany his search for the meanings of the universe, Holmes decided that "maybe the universe is too great a swell to have a meaning," that his task was to "make his own universe livable," and he drove deep into the study of the law.
He took his LL. B. in 1866 and went to Europe to climb some mountains. Early in 1867 he was admitted to the bar and James noted that "Wendell is working too hard." The hard work brought results. In 1870 he was made editor of the American Law Review.
Two years later, on June 17, 1872, he married Fanny Bowditch Dixwell and in March of the next year became a member of the law firm of Shattuck, Homes & Munroe, resigning his editorship but continuing to write articles for The Review. In that same year, 1873, his important edition of Kent's Commentaries appeared.
His papers, particularly one on English equity, which bristled with citations in Latin and German, showed that he was a master scholar where mastery meant labor and penetration. It was into these early papers that he put the fundamentals of an exposition of the law that he was later to deliver in Lowell Lectures at Harvard and to publish under the title, "The Common Law." In this book, to quote Benjamin N. Cardozo, he "packed a whole philosophy of legal method into a fragment of a paragraph."
The part to which Judge Cardozo referred reads:
"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The felt necessities of the time, the prevalent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tuitions of public policy avowed or unconscious, even with the prejudices which judges share with their follow-men, have had a great deal more to do than the syllogism in determining the rules by which men should be governed. The law embodies the story of a nation's development through many centuries, and it cannot be dealt with as if it contained only the axioms and corollaries of a book of mathematics."
Judge Cardozo, commenting on this, wrote:
"The student of juristic method, bewildered in a maze of precedents, feels the thrill of a new apocalypse in the flash of this revealing insight. Here is the text to be unfolded. All that is to come will be development and commentary. Flashes there are like this in his earlier manner as in his latest, yet the flashes grow more frequent, the thunder peals more resonant, with the movement of the years."
Makes His Debut as Judge
Holmes was only 39 years old when Harvard called him back to teach in her Law School and 41 when he became an Associate Justice on the Massachusetts Supreme Court bench.
So in that great period when Joseph H. Choate could call a Federal income tax "sheer communism," the young Massachusetts justice could, with no bias, write dozens of dissenting opinions in which he expressed views that since have been molded into law.
He was Chief Justice on the Commonwealth bench when, in 1901, Theodore Roosevelt noted that Holmes's "labor decisions" were criticized by "some of the big railroad men and other members of large corporations." Oddly enough the successor of William McKinley thought that was "a strong point in Judge Holmes's favor."
In reference to this the President wrote to Henry Cabot Lodge:
"The ablest lawyers and greatest judges are men whose past has naturally brought them into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althiest and most powerful clients and I am glad when I can find a judge who has been able to preserve his aloofness of mind so as to keep his broad humanity of feeling and his sympathy for the class from which he has not drawn clients."
In further expression of this approval he in 1902 appointed Judge Holmes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appointment that was confirmed by the Senate immediately and unanimously.
In a dissenting opinion written early in his career on the Supreme bench Justice Holmes bluntly told his associates that the case in hand had been decided by the majority on an economic theory which a large part of the country did not entertain, that general principles do not decide concrete cases, that the outcome depends on a judgment or institution more subtle than any articulate major premise.
A great strugg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elder J. P. Morgan began on March 10, 1902, when the government filed suit in the United States Circui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Minnesota charging that the Great 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 was "a virtual consolidation of two competing transcontinental lines" whereby not only would "monopoly of the interstate and foreign commerce, formerly carried on by them as competitors, be created," but, through use of the same machinery, "the entire railway systems of the country may be absorbed, merged, and consolidated."
In April, 1903, the lower court decided for the government and 8,000 pages of records and briefs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for final review. On March 14, 1904, the high court found for the government, with Justice Holmes writing in dissent.
He held that the Sherman act did not prescribe the rule of "free competition among those engaged in interstate commerce," as the majority held. It merely forbade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He asserted that the phrases "restraint of competition" and "restraint of trade" did not have the same meaning; that "restraint of trade," which had "a definite and well-established significance in the common law, means and had always been understand to mean, a combination made by men engaged in a certain business for the purpose of keeping other men out of that business * * *."
The objection to trusts was not the union of former competitors, but the sinister power exercised, or supposed to be exercised, by the combination in keeping rivals out of the business, he said. It was the ferocious extreme of competition with others, not the cessation of competition among the partners, which was the evil feared.
"Much trouble," he continued, "is made by substituting other phrases, assumed to be equivalent, which are then argued from as if they were in the act. The court below argued as if maintaining competition were the express purpose of the act. The act says nothing about competition."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John Morley visited America and returned to England with the affirmation that in Justice Homes America possessed the greatest judg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Time has reinforced the emphasis. In his years on the Supreme Court bench he had done more to mold the texture of the Constitution than any man since John Marshall revealed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hat their new Constitution might imply.
Matthew Arnold, in his essay on the study of poetry, says that the best way to separate the gold from the alloy in the coinage of the poets is by the test of a few lines carried in the thoughts.
Excerpts From Holmes's Writings
From the opinions and other writings of Justice Holmes the following lines are some that might be used for this test:
"When men have realized that time has upset many fighting faiths, they may come to believe even more than they believe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their own conduct that the ultimate good desired is better reached by free trade in ideas--that the best test of truth is the power of the thought to get itself accepted i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market, and that truth is the only ground upon which their wishes can be carried out. That, at any rate, is the theory of our Constitution. It is an experiment, as all life is an experiment."
"In the organic relations of modern society it may sometimes be hard to draw the line that is supposed to limit the authority of the Legislature to exercise or delegate the power of eminent domain. But to gather the streams from waste and to draw from them energy, labor without brains, and so to save mankind from toil that it can be spared, is to supply what, next to intellect, i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all our achievements and all our welfare. If that purpose is not public, we should be at a loss to say what is."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does not enact Mr. Herbert Spencer's social statics."
"While the courts must exercise a judgment of their own, it by no means is true that every law is void which may seem to the judges who pass upon it, excessive, unsuited to its ostensible end, or based upon conceptions of morality with which they disagree. Considerable latitude must be allowed for difference of view as well as for possible peculiar conditions which this court can know but imperfectly, if at all. Otherwise a Constitution, instead of embodying only relatively fundamental rules of right, as generally understood by all English-speaking communities, would become the partisan of a particular set of ethical or economic opinions, which by no means are held semper ubique et ab omnibus."
His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ife was not limited to the law. He lived as he advised others to live, in the "grand manner." He sought quality rather than quantity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his success in living helped others to find it, too.
On his ninetieth birthday he delivered a short radio speech in reply to tributes from Chief Justice Hughes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American bar.
From a Latin poet he quoted the words:
"Death plucks my ears and says, 'Live--I am coming.'"
And in one line he gave the core of a life philosophy:
"To live is to function; that is all there is to living."
Left Bench Jan. 12, 1932
Justice Holmes resigned on Jan. 12, 1932. "The time has now come and I bow to the inevitable," he wrote to the President. He left, amid national regret, almost thirty years after he had been appointed to the Supreme Court bench.
Soon after that, in a message to the Federal Bar Association, Justice Holmes wrote:
"I cannot say farewell to life and you in formal words. Life seems to me like a Japanese picture which our imagination does not allow to end with the margin. We aim at the infinite, and when our arrow falls to earth it is in flames.
"At times the ambitious ends of life have made it seem to me lonely, but it has not been. You have given me the companionship of dear friends who have helped to keep alive the fire in my heart. If I could think that I had sent a spark to those who come after, I should be ready to say good-bye."
Justice Holmes was a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Honourable Society of Lincoln's Inn, London, to which also belonged such men as Oliver Cromwell, William Pitt, Benjamin Disraeli and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Soon after retiring, his salary was cut in two by reason of the economy law. It was restored to $20,000 a year a few months later, however, by special action of the Senate.
In the Fall of 1931 appeared the "Representative Opinions of Mr. Justice Holmes."
Mrs. Holmes died on April 30, 1929.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law and the inner self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law and the inner self - Google 圖書結果

由 G. Edward White 著作 - 1995 - Literary Criticism - 648 頁
He wrote one of the classic works of American legal scholarship, The Common Law, and he served with distinction o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本我/法律家传记系列: 作者:(美)
怀特著

编号:40525
书名: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与本我/法律家传记系列
作者:(美)怀特著
出版社:法律
出版时间:2009-5-1

定价:49元
作 者爱德华·怀特没有把霍姆斯写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而是把他的平凡和平凡中的奇特之处一一写下来。爱德华用霍姆斯的著述、他的书信、他的日记和他 同时代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秘书、情人和崇拜者对他的评论、记述来展现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有优点有缺点、有慷慨悲歌有畏首畏尾、有平凡有伟大 的霍姆斯的生平和他的思想。
霍姆斯不是一个完人,他是一个绝对的凡人。他的成就是一个凡人通过克已、努力、专注、坚持,最后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他对法律科学成就的追求、专注达到了可以牺牲一切个人兴趣的程度。
从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一口气坐了四十九年,空前绝后。霍姆斯长寿,九十三岁去世时,他同时代的人几乎走光了。政府在著名的爱灵顿公墓给他留了一席。几名当时在任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为他扶柩,风光之极。

图书目录

引言
第一章 身世
第二章 内战
第三章 友谊、伙伴和同行
第四章 走向成熟:早期的法学学术活动
第五章 普通法
第六章 全面认识法律
第七章 旅行与浪漫史
第八章 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
第九章 最高法院 1903-1916
第十章 公认
第十一章 最高法院,1917年-1931年:“进步的法官”
第十二章 最高法院,1917年-1931年:言论自
第十三章 老年生活
第十四章 最后评价
附件:霍姆斯的秘书名单
书目提要
索引

馬英九,民主政治就是這樣運作的(William Pesek);什麼引爆了台灣學生反服貿 (李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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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頭殼newtalk2014.04.01 洪聖斐/編譯報導

太陽花學運持續引起國際關注。《彭博觀點》(Bloomberg View)於台灣時間今(1)日稍早刊登彭博社專欄作家皮賽克(William Pesek)的1篇評論〈中國正在失去台灣嗎〉,批評馬英九像是在領導共產黨轄下的特區,並且誤以為他那種政治局模式的策略,台灣人民會買帳。

皮賽克劈頭指出,馬英九正在學1個非常寶貴的教訓:如果想要靠攏中國,最好別太學中國人那套。

皮賽克說,馬英九試圖在黑暗中通過與中國之間的服貿協定,惹惱了數十萬的學生與群眾上街示威。這項協定本身就已經引起很多爭論,而馬英九拒絕逐條加以審查,更惹惱了這個島上的年輕人。馬英九似乎忘了,他是在帶領1個民主國家,而不是1個共產黨轄下的特區。

皮賽克分析,學生與馬英九之間的這場戰役不僅關乎銀行業與美髮業,更關乎在中美兩國爭奪亞洲領導權的戰爭中,台灣企圖給自己的定位。馬英九擔任總統6年 來,集中心力在改善與對岸的關係。但大學生上個月佔領行政院的行動顯示,這項政策的後果並不受歡迎。「太陽花運動」意味著,北京與華府視為理所當然的兩岸 寧靜可能已經正式宣告結束。

皮賽克認為,馬英九現在應擱置與中國間的協定。馬英九目前的政策必須倚賴中國的善意。然而台灣的經濟與美日的相似性遠高於中國,應該跟更多已開發國家簽署 自由貿易協定。台灣要想提高人均所得,要靠的不是把電視機和個人電腦賣去中國,而是善用人力資源、基礎建設和財政資源來建立增值的階梯,尋找下1個改變遊 戲規則的關鍵技術。

皮賽克說,馬更大的錯誤是假設人民會默默地接受他那套中共政治局式的策略。台灣的年輕人深思熟慮的是另1種未來和價值觀。他們並不準備放棄自由和權利,這些在中國都只是個夢。

中國共產黨壓制自己的公民又過度擴張到香港的作為,滋養了台灣的學生運動。中國如何對香港人出爾反爾,又將手伸入香港的教育體系,以及怎樣摧殘香港的言論自由,全都看在台灣年輕人的眼裡。

皮賽克指出,台灣人必須思索,如果馬英九遂其心意,使兩岸的經濟有效合併,北京會試著做些什麼。與中國間的貿易協定不只會帶來經濟控制,也會帶來政治控 制。正如俄羅斯可以透過石油供給來得到更多的影響力,中國也利用貿易在印尼和奈及利亞得到極大的施力點。台灣如果做了些什麼事引起習近平不悅,他也可以斬 斷對台商業流通。

皮賽克在結論中說,從烏克蘭到朝鮮,這個世界已經有太多地緣政治危機,不需要再來個台灣與中國的冷戰。但馬英九應該從失算中重新出發。他想要銷售自己的觀點,也得費力點;當不同觀點湧現時,他應該做的是改變協定的內容。提醒馬英九,民主政治就是這樣運作的。

 

台灣來信

什麼引爆了台灣學生反服貿

學生抗議者佔領台灣立法院已逾一周。
Lam Yik Fei/Getty Images
學生抗議者佔領台灣立法院已逾一周。
3月24日清晨破曉時分,一台通體鮮黃,碩大鈍重的水箱車緩緩從台灣行政院大院的角落啟動。
大院的中央廣場上,有兩、三百名抗議學生手鉤手坐在地上。水箱車開始發威,頭頂的噴槍衝出的巨大水柱猛力擊打在路面上,不時左搖右擺地「掃射」。學生背向車子壓低了頭,用背脊的弧度對抗兇猛的水柱。
這是一場「鎮暴行動」的尾聲。九個小時前,台灣行政院被反對台灣和中國大陸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的學生攻佔。他們從已經佔領的立法院出發,希望再攻下一個街廓外的行政院。但警察從凌晨兩點強力反擊驅離。此時其它地方的抗議者己經被清空,只剩一小群人在廣場中央做着毫無希望的抵抗。
「為什麼!?」一個被水柱狠狠擊中的女孩凄厲的嘶吼,從引擎、水流和警察的腳步聲里鑽出來,直衝天際。
女學生「為什麼?」的責問,要從馬英九對兩岸關係的整體規劃說起。
從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以來,建立與中國大陸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就成了政府施政的首要課題。2010年兩岸先在重慶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其中規範雙方儘快完成「投資保障」、「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和「爭端解決機制」等四項協議。一等這些協議完成簽署,兩岸自由貿易協議的完整架構就宣告完成。
2012年兩岸在台北簽署《投資保障協議》後,緊接着《服貿協議》登場,去年完成簽署。經過了九個月的20場公聽會後,台灣立法院在3月17日的審查會上,由於民進黨立委發動肢體抗爭,以搶走麥克風等方式強行杯葛。主持會議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這時使用預藏在身上的「小蜜蜂」麥克風,躲在會議場角落的廁所邊,以自說自話的方式宣布委員會審議程序完成。完全違背了去年6月朝野黨團的協商承諾:服貿協議全文及開放承諾表必須「逐條討論、逐條表決」。
張慶忠此舉點燃了青年學生的怒氣,一經引爆就不可收拾,他們接連攻佔立法院和行政院,與馬英九政府發生激烈衝突。
ECFA連同其後的四項子協議,究其本質是自由貿易協定,而自貿協定的本質是國家與國家或地區之間在相互撤除貿易壁壘過程中的一種討價還價的攻防結果,台灣官員愛用「give & take」,有與有取來表述,原本是常態。
一項被認為是談判自由貿協議的「常態」狀​​況,為什麼會在台灣引發繼「野百合」之後最大的一場學運?「野百合」運動是台灣在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發生的一場學生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行動,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着相當程度的影響。
如果說「野百合」運動是對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對1949年來自大陸、終生不必改選的國會議員仍占絕大多數這一畸型體制的反抗,反服貿運動的答案之一則藏在「予和取」的內涵,也就是這紙服貿究竟「給」出了什麼?「給」出了誰的?又「取」了什麼?「取」到的是誰?
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台灣官方,對服務貿易協議的宣傳都是「對台灣有利」、「大陸向台灣開放八十項,台灣向大陸開放六十四項」......,更簡單的說法就是「讓利」。
單看數字似乎是對台灣有利,但進一步追究會發現,台灣大力遊說通過這一紙服貿協議的主力,如果不是有意從製造業轉進服務業的大陸台商,就是在台灣本地已經有相當規模的業者,包括金融或網絡購物。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將為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一點無需懷疑。
但相對的,台灣也要向中國企業開放市場。根據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鄭秀玲的計算,向中國開放六十四項服務業後,直接、間接受到影響的勞工將超過四百萬。這個人數是台灣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勞動人口的五分之二。他們有相當一部分是以中、小、微型企業或家庭式作坊工作。
而中國大陸資本雄厚的的企業一旦進入台灣市場,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縱使官方強調中國大陸資本將同時創造就業機會,但擁有自營企業,不論身體上的勞動品質和心理上擁有一份希望的感受,豈是日復一日守在大企業流水線上可以相比的?這是在評估服貿時,任何經濟研究院的模型都跑不出的因素,但它卻實實在在左右着台灣青年人對服貿的感受。
因此,「讓利」這一因素愈是突出,年輕人對服貿就愈發不安。因為這意味着階級分化和貧富差距將隨之加深。他們感覺到馬英九政府是以他們未來創業發展的可能性,換取現下擁有強大遊說力道的資本家的利益。為了阻止自己遭到「世代剝奪」,他們起而奮力抗擊。
第二個因素,是憂心台灣自由開放的政治、社會環境將因為服貿遭到侵蝕。
台灣文化圈備受敬重的出版業者郝明義,在服貿協議簽字前一天發出一篇文章「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打響了反服貿的第一槍。他開始意識到服貿協議的傷害,是印刷業的開放。
郝明義在文章中提到,在中國官方控制的出版集團中,「出版」、「印刷」、「書刊零售」和「書刊發行」四個行業是統整為一的,由新聞出版總署主管,任何一個省級出版集團,莫不同時經營這四個項目。
在台灣的出版業者以往莫不希望能藉服貿談判,一舉打開這條產業鏈,讓台灣的出版業有機會到大陸發展,以台灣的多元文化創意形塑一個「華人文化圈」的夢想。
然而結果是台灣政府在服貿談判時,竟然拆開了這四個行業,把除了「出版」之外的另外三個向大陸開放。結果將使得台灣的出版業未來可能遭到上游中資印刷廠和下游的中資發行、通路商夾擊。
再者,如果進入台灣的集團,是帶有政治目的的官營出版事業,一旦出版業上、下產業鏈四項有三項落入中國官方資本掌控,勢必大幅改變台灣的出版、文化業的面貌。「我們引以為傲的自由、開放、多元、多樣的出版面貌,以及閱讀選擇,也勢必會產生質變,」郝明義在文章中說。
郝明義的憂心引發廣大的迴響和延伸討論。有人再舉出「廣告代理業」為例。服貿協議開放中國大陸業者在台灣經營廣播、電視以外的廣告代理業。但反對服貿的團體相信,中共政權可以通過陸資廣告業的運作操控台灣輿論。例如向支持中共政權的傳媒投放廣告以示支持,或者抽走廣告懲罰立場中立或反中的媒體。
反對服貿的人士深信,一旦開放廣告業,台灣的傳媒、文化產業將被商業利益一步一步納進中共中宣部的「審查圈」里。而在筆者的採訪中,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馬英九政府的幕僚班子,曾經針對服貿可能造成「軟國力」喪失的問題,做過任何仔細的評估。
事實上,在此之前台灣媒體產業已經為「中國因素」的入侵掀了一陣波瀾。一份原本被視為自由派標竿的報紙「中國時報」在被大陸台商蔡衍明收購後,立場急速轉向親中。蔡衍明接着收購電視台、併購其它平面傳媒的擴張行動,受到一部分公民和學生團體的強烈抵制及反對。參與「反旺中」的學生們,同樣是這次反服貿佔領行動的核心成員。
從「反旺中」到「反服貿」,台灣高度參與社運的一群青年學生和學者,用一以貫之的論述和行動策略,發動了只是規模更大,操作更細膩的學生運動。逐步為「反抗中國」建立了系統化的論述。但他們的想法是多數還是少數呢?一些民意調查或許可以提供參考座標:
在一份由台灣《天下》雜誌公布的民調中,62%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自認「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有22%,自認是「中國人」的僅8%。
而在上述的統計中,18到29歲的年輕世代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更高達75%,創下同類調查的新高。因此或可以這麼說,隨着兩岸長期隔離分治,政治體制差異愈來愈大,台灣的年輕人已經成為支持台灣獨立自治的新生力量。而這一份對中共政權的恐懼和不信任,在反服貿一役中展露無遺。
從3月23日晚上起,行政院被佔領了一夜。就在五天以前,同一批人也用同樣猝不及防的手段,佔領了立法院大院及議場,到筆者完稿這一刻,佔領仍在持續。
引爆台灣學生以如此激烈的方式衝擊的兩股導火索,一是中共黨國資本主義挾自由貿易帶來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分化;另一股是對中共政權的反抗和恐懼,加上對台灣的本土認同。兩股導火索被國民黨立法委員幾近胡鬧的便宜行事點燃,一舉炸翻了台灣政府體制。
馬英九從2008年以來,汲汲追求、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歷史定位」。他執着地認定藉著自由貿易協議與讓台灣經濟和中國大陸深度整合,深信這是台灣經濟脫胎換骨之道。
但在他的治下,代表五權分立的機關,一星期內就有兩個院被佔領,寫下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最難堪的一筆歷史紀錄,這一點歷史定位,已經毫無懸念地確定了。
3月25日,台灣總統府發出了聲明:馬英九願意在不設前提的情況下和學運代表會談,學生也隨即開出了會面的條件。雙方共同為結束這一場重創國家體制抗議行動創造了條件。
雖然學運遲早會結束,但服貿協議審議的最終結果仍舊是乾熱天氣下的火藥庫。如果馬英九承諾的「逐條討論、逐條表決」,只是讓服貿協議從一次表決過關變成一百次表決後過關的話,對抗議團體而言,發動這場曠日費時的學運,甚至在行政院承受鎮壓、流血,結果只矯正了一項議事程序,這真是情何以堪?但只要出現一點修改,整份服貿就必須退回重談。除非中共領導人同步鬆口,否則馬政府接受重談的可能性幾近於零。換句話說,最可能的結果還是這紙服貿協議最後照章通過生效。
但這個結果也將完全摧毀馬英九和反對群體之間的互信,埋下另一次更大衝突的種子。特別是接下來除了ECFA的後續協議外,兩岸還計劃商簽更敏感的「互設辦事機構」協議;直接涉及言論自由問題的「文化交流協議」和「新聞機構常駐」等等。
除了協議,還有高層政務人員互訪,例如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問台灣,甚至是習近平與馬英九的會面等。這張馬英九早已規劃停當,一路推動到任期屆滿的路線圖,都將因為這場服貿爭議而走來難如蜀道。
李蔚為在台灣工作的新聞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