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厥安/也許台灣新憲 才是真正島嶼天光
2014-05-19
在 三三○的群眾大會上,曾問群眾,愛不愛台灣?台灣是不是自己的國家?兩個問題都獲得群眾壓倒性的肯定回答。但是沒有辦法問下去的問題是,「台灣有沒有自己的憲法?」如果沒有,是不是應該制定自己的憲法?問不下去,倒不是因為這涉及統獨藍綠,而是因為這個問題會引發「困惑」,而這種困惑,不在專業知識的缺 乏,而是公民對憲政體制認知的模糊與距離感!
這當中還有個重要的背景是,民主化與本土化之趨力,必須與統獨認同分裂的危機相互妥協,為了保護民主,必須政治團結;為了政治團結,不得不先放下制憲與獨立建國的「激進」路線,而代以增修條文修憲以及總統直接民選的混雜形式,有限滿足了各方面的需求。
這 種比較少有的,動員群眾支持各種改選與直選,卻又壓抑制定新憲法的民主轉型方式,不但讓許多重要的議題擱置未決,例如轉型正義、政黨(黨產)、公投、財 政、中央與地方等,也讓已經獲得選舉權的群眾,逐漸與憲政議題疏離,對於憲法長期無感。除了投票、競選與候選人,人民普遍對於民主日常運作的「體制」問題 漠不關心。
感謝三十秒的粗暴通過以及三個星期的國會佔領,這個狀況似乎有了根本性的移動。近來一份民調指出,有很高比例民眾認為現行憲政體 制不能解決問題,也支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甚至還表態支持內閣制。即使單次民調的可信度與穩定性仍可質疑,但大致可以確定的是,只有很少的人會認為現行體 制「沒有」重大問題,「可以」解決重大政治爭議,因此「不需要」推動憲政改革。
眼前憲改的第一個態勢就是:這是公民憲改與社會力憲改的肇始,人民已經漸漸開始對憲政問題有感,而且這個有感的大方向就是:這部憲法實在很爛,讓人民很討厭的政客不用下台,人民很反對的政策也無法改變,所以非要 好好修改一番不可。因此政治與學界菁英們要注意了,現在再也不可能搬弄華麗學術詞藻(實則反動修辭)來唬弄人民,試圖阻撓人民追求良善憲政體制的意向。未 來幾年社會力將檢視監督,看看政學界人士會發明什麼說法來阻擋憲改。
本次 的佔領運動中,浮現了一句激動人心的口號:「自己國家自己救!」很有趣的,將近四十年前,一位憲法運動的前輩曾經寫下:「但是,我們台灣人的自由、和平、 與生活,仍時常受到外來政權的蹂躪。因而,我們決定以自己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自由、和平、與生活…」。比這早幾年的一九七一,當時台大學生洪三雄、陳玲 玉等,發起了爭取言論自由的運動,並質疑老「法統」與國會為何不能改選。一直到二十年後的一九九一年,國會才全面改選。
任何的民主與憲法運動,都是「歷史性」的。我們既不能忘記歷史,也不要忘了,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都要以二十年、四十年後的觀點來界定。當年國會不能全面改選,只能「增補 選」的主張,一如現在只能用「增修」條文修憲的自我侷限。現在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實就是最後的法統。再過二十年,連學運領袖都變成中年大叔時,還有多少人 會依戀這個憲法殘影呢?
前面引文留白的「…」是:「於此,我們結合,以創設獨立的台灣共和國」,那位前輩是許世楷先生。十餘年後的鄭南榕就是因為刊載這個「台灣新憲法草案」(引文為草案序言)而遭圍捕,最後殉難。因此除了言論自由與台灣獨立,鄭南榕也可說為了「新憲法」的「理念」而殉難。
雖然舉目四望,現在推動修憲、制憲確實困難重重,單是修憲程序就會讓人挫折不已。但是只要秉持新憲理念,回顧歷史先行,閱讀憲草序言,常想著自己國家自己救,那麼我們的一切維護台灣自由、和平與生活的努力,就不會白費,這個島嶼天光的新憲運動,也注定會邁向成功。
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
國會佔領運動期間曾經提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主張,雖然相較於退回服貿或先立法再審查,這是一個抽象,內容相當不確定的主張。但是佔領結束後,台灣應該進行修憲以解決憲政危機與僵局的聲音,倒也在政壇與社會各界引發不少迴響。在 三三○的群眾大會上,曾問群眾,愛不愛台灣?台灣是不是自己的國家?兩個問題都獲得群眾壓倒性的肯定回答。但是沒有辦法問下去的問題是,「台灣有沒有自己的憲法?」如果沒有,是不是應該制定自己的憲法?問不下去,倒不是因為這涉及統獨藍綠,而是因為這個問題會引發「困惑」,而這種困惑,不在專業知識的缺 乏,而是公民對憲政體制認知的模糊與距離感!
台灣沒有憲法
中華民國有一部憲法,然而台灣卻沒有憲法。曾有論者指出,修憲 權源自於制憲權,既然已經七次修憲,實質上等於確認了台灣人民擁有完整制憲權,甚至可以說已經「制憲了」。暫時不論這個看法在法政理論上的意義,也先不要 計較目前這部憲法的名稱,九○年代以來的歷次修憲,也許可以說是進行民主化的「政治工程」,但是卻還談不上是一場「政治運動」。這幾次修憲除了要讓憲政機 關獲得「自由地區」人民投票之民主正當性外,主要都是為了解決政治菁英現實政治操作上的需求,而與人民的憲法意識無甚關聯。這當中還有個重要的背景是,民主化與本土化之趨力,必須與統獨認同分裂的危機相互妥協,為了保護民主,必須政治團結;為了政治團結,不得不先放下制憲與獨立建國的「激進」路線,而代以增修條文修憲以及總統直接民選的混雜形式,有限滿足了各方面的需求。
這 種比較少有的,動員群眾支持各種改選與直選,卻又壓抑制定新憲法的民主轉型方式,不但讓許多重要的議題擱置未決,例如轉型正義、政黨(黨產)、公投、財 政、中央與地方等,也讓已經獲得選舉權的群眾,逐漸與憲政議題疏離,對於憲法長期無感。除了投票、競選與候選人,人民普遍對於民主日常運作的「體制」問題 漠不關心。
感謝三十秒的粗暴通過以及三個星期的國會佔領,這個狀況似乎有了根本性的移動。近來一份民調指出,有很高比例民眾認為現行憲政體 制不能解決問題,也支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甚至還表態支持內閣制。即使單次民調的可信度與穩定性仍可質疑,但大致可以確定的是,只有很少的人會認為現行體 制「沒有」重大問題,「可以」解決重大政治爭議,因此「不需要」推動憲政改革。
眼前憲改的第一個態勢就是:這是公民憲改與社會力憲改的肇始,人民已經漸漸開始對憲政問題有感,而且這個有感的大方向就是:這部憲法實在很爛,讓人民很討厭的政客不用下台,人民很反對的政策也無法改變,所以非要 好好修改一番不可。因此政治與學界菁英們要注意了,現在再也不可能搬弄華麗學術詞藻(實則反動修辭)來唬弄人民,試圖阻撓人民追求良善憲政體制的意向。未 來幾年社會力將檢視監督,看看政學界人士會發明什麼說法來阻擋憲改。
一次世代憲改
第二個重要的憲改態勢是,這將是一次 「世代憲改」與「未來憲改」。人們常說,重大公共議題難解,例如房價、國債、年金等,受害最大的是年輕世代。但我們很少檢討,那最大的受益者會是哪些中老 年人?肯定不會是所有中老年人。以憲改難以加速的特性,固然難以期待立刻以新體制來解決老問題,但是難道我們因此要用老體制來陪葬新世代嗎?年輕世代已經 唱出世代正義與「未來在哪?」的序曲,沒有退路,只有前進,中老年的既得利益集團還能抱著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憲法「條文」繼續玩下去嗎?本次 的佔領運動中,浮現了一句激動人心的口號:「自己國家自己救!」很有趣的,將近四十年前,一位憲法運動的前輩曾經寫下:「但是,我們台灣人的自由、和平、 與生活,仍時常受到外來政權的蹂躪。因而,我們決定以自己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自由、和平、與生活…」。比這早幾年的一九七一,當時台大學生洪三雄、陳玲 玉等,發起了爭取言論自由的運動,並質疑老「法統」與國會為何不能改選。一直到二十年後的一九九一年,國會才全面改選。
任何的民主與憲法運動,都是「歷史性」的。我們既不能忘記歷史,也不要忘了,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都要以二十年、四十年後的觀點來界定。當年國會不能全面改選,只能「增補 選」的主張,一如現在只能用「增修」條文修憲的自我侷限。現在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實就是最後的法統。再過二十年,連學運領袖都變成中年大叔時,還有多少人 會依戀這個憲法殘影呢?
前面引文留白的「…」是:「於此,我們結合,以創設獨立的台灣共和國」,那位前輩是許世楷先生。十餘年後的鄭南榕就是因為刊載這個「台灣新憲法草案」(引文為草案序言)而遭圍捕,最後殉難。因此除了言論自由與台灣獨立,鄭南榕也可說為了「新憲法」的「理念」而殉難。
雖然舉目四望,現在推動修憲、制憲確實困難重重,單是修憲程序就會讓人挫折不已。但是只要秉持新憲理念,回顧歷史先行,閱讀憲草序言,常想著自己國家自己救,那麼我們的一切維護台灣自由、和平與生活的努力,就不會白費,這個島嶼天光的新憲運動,也注定會邁向成功。
中研院自由學社的聲明
「傾聽人民、重建憲政」
自從318公民運動結束後,我們仍未見到政府對於公民運動所提出的訴求有善意的回應。因此,我們希望趁著馬總統來本院演講的機會,提出諫言。中央研究院之研究人員,從胡適、傅斯年以來,向有批判權力的傳統。然而,本院同仁卻在公民運動中,遭受國家暴力,更加深了人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我們期望馬總統應對此究責到底,將暴力用於外敵,而不是人民。
馬總統以他專精的釣魚台事務為題發表演講,捍衛主權的決心不容置疑。但與其將其心力置於海外孤島,不如盡力於保衛台灣的憲政體制和民主價值。國家存在的目的,在於保障人民的幸福。只有民主參與,才能摶成共感,一起捍衛國家利益。
318公民運動緣於政府在簽訂《兩岸服貿協議》時,將國會的監督排除在外。事前未告知,事後又希圖以黨意強行通過這個影響國人生計甚巨的協議。自從總統您上任以來,以行政權侵蝕立法權的事例,磬竹難書,破壞了憲法的分權原則。身為台灣公民,我們不得不憂心憲政體制的壞毀與民主價值的潰決。
本院研究同仁徐斯儉曾引用2005年諾貝爾的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的說法,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刻意讓國內的反對力量,牽制對外的政治談判過程,反而可以在對外談判上,為其獲得更大的談判空間,讓對手做出更大的讓步。」由此觀之,政府在兩岸談判上完全沒有黑箱作業的理由,引入公民參與,反而能掙得更大的利益。
本院的研究同仁黃丞儀與陳嘉銘都指出,台灣正面臨「憲法時刻」。318的公民運動指出現在的憲法架構,實在難以肆應未來龐大的挑戰。人民難以信任的有權無責獨的總統,也不相信熱衷於往來兩岸的藍綠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能做到「民主把關」。台灣人民想要有一個更清楚透明、更審慎周延、更能有效確保台灣權益的兩岸交往架構,釐清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權責,加強國會的監督力量。
318公民運動顯示了台灣有一群值得驕傲的公民。他們熱情、聰明、守秩序。馬總統應該信任他的人民,傾請他們的心聲,邀請他們參與公共事務。不論是《兩岸監督條例》或是重建憲政的工程,台灣公民皆是政府最佳的後援。我們希望在人民的監督下,政府能放手讓我國原有的憲政體制發揮其制衡功能,重建憲政秩序。請您用心聽聽人民的意見,和我們一起捍衛台灣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憲政體制和民主價值。
顏厥安/佔領離場 結構壓迫仍待挑戰
2014-04-14
公民團體與學生在四月十日離開立法院,結束了長達廿四天的國會佔領運動。目前還很難掌握這一事件所造成的衝擊與改變,遑論此一運動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這一方面是因為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很難在短期內被理解,另一方面此一事件或運動,也許也尚未真正結束,社會的巨大動能仍待釋放,還可能會有更多重大的「狀況」會陸續浮現。
筆者曾對此一運動的發展走向提出初步的預估。首先是原本孤立青年個體的意識覺醒與行動串連。此一狀況在完成佔領後的廿四小時以內就開始發酵,幾天之內就發展為全國,甚至跨國的青年大串連與聲援。大批阿宅族一夕轉變為熱血族,目前還看不到此一支持氣勢的終點。
接著是中產階級出場,尤其是年輕中產階級的加入。此一情況在第一個週末就非常清楚,青島濟南兩個外場人山人海、寸步難行的狀況,讓人完全無法想像這麼多人是來聲援一場佔領議場的違法行動。雖然緊接著發生三二三行政院衝突,不少媒體藉機抹黑運動。第二週週間外場的造訪人數也明顯下降,因此三二六討論是否發動大型集會時,一度擔心群眾人數太少。孰知週日天氣特佳,一場參與人數歷史爆量的群眾大潮在三三○登場。
此一情勢使保守結構大受震動。其實在三三○前,不但工商團體紛紛提出主張,國民黨年輕世代也頗有「建言」。這一切指向馬的壓力票券在三三○後突然兌現,不過至此重要的已不是馬如何因應,而是受到驚動的保守結構如何調整處理。無庸否認,本次運動各方所共有的潛台詞其實還是「秩序」,運動攻佔國會議場本是嚴重失序,但是佔領空間的內外場操作,還是不斷以某種方式呼應著「各界」對秩序的期望。五十萬人有序的進場與離場,固然壯大了聲勢,但也鋪陳了保守結構順勢反壓,期待佔領者有序且光榮離場的梗。
因此當四月七日幾乎所有媒體有默契地出現王金平、郭台銘、柯建銘,以及幾位「支持反服貿」運動人物的姓名,且他們都一致地期望學生離開時,佔領行動的下台階已經搭好,乘勢而上者至此也只能順勢而下。如果運動一貫地嚴拒馬江是合理的,如今弔詭地不排斥王郭柯,似乎也是合理的。保守結構固然受到衝擊震動,但並未移動,更沒有遭到真正的突破。
這個保守力量的結構相當複雜,不過也許可由央行總裁彭淮南談起,而且重點不在於彭總裁三月底突然提出的服貿七點懶人包(這個懶人包的內容太差,以至於一兩天後大家都懶得再提),而在於他十A總裁名聲可能虛浮灌水。二月下旬即有前央行重要經濟學家施燕為文指出,過去十餘年的低利率政策固然有其作用,但持續太久,終將游資引往高報酬、高風險的投機活動。簡單說,就是央行政策有助於房價飆漲、房市炒作,等於把年輕人的未來給提前「徵收」。
一個奇特的無獨有偶是,中國重要自由派評論家笑蜀在金融時報長文討論「台灣學運暴露兩岸深層危機」,此文多數個別分析都有相當道理,但是論述主軸卻圍繞著「不僅台灣經濟需要服貿,改變中國也需要服貿。如果服貿重點是大陸服務業和金融業對台開放,這本身就可以是改變中國的支點。」這個古怪的唯心論觀點。
十A總裁伴隨的殘酷真相(當然,也許不是總裁個人的「錯」),是年輕人生活世界的高度「金融資本化」。而大陸的自由主義右派,則天真地以為台灣金融業是「高端服務業」,有本事進軍中國,促成中國體制的改變。殊不知台灣金融界根本就是以國庫作為無限責任保證人的「靠國族」。而台灣產業之所以陷入難以升級之困境,主因之一就是長年對特定產業的惡性補貼,使得大科技業與金融業皆樂於成為「靠國家族」之一員。
政治結構須改革
台灣民主化的最近十餘年,在號稱民主的國家機器協助下,階級、世代、族群、土地等領域的「社會不正義」快速累積擴大,而政治結構假借金融改革、科技政策、自由開放、更新發展等虛言話語,日益轉化為此等結構壓迫的保護者,而非改革力。
佔領運動的偉大成就,也許不在於立刻改變了什麼,而在於「喚醒」了沉默大眾的警覺心與政治改革意識。但是這個意識不能一直鎖定在「馬金江」政權的親中、專斷與暴力,畢竟服貿僅僅是運動的議題,結構壓迫才是運動的能量來源。「馬金江」是隨時可以替換的虛主詞,但是如果沒有政治結構改革,補齊了「程序民主」的施政作為,仍可能換個面孔繼續執行結構壓迫。
「先立法、再審查」這個運動的核心訴求,的確是形式自由主義之程序民主要求。然而在終曲的離場宣言中,「社會民主」概念終於也短暫浮出,雖然大多的參與者與群眾,可能仍然不清楚這個概念與這場危機到底有如何的深層關聯。在巨大歷史洪流中,每個人都是無助的布偶,但是經此一役,台灣新政治主體性已經浮現,也許下一步就是進行憲政結構的社會民主改革,即使這個改革的前景目前仍是模糊的。
陳水扁執政的藍綠對抗固不待言,連擁有國會多數席次的馬英九,現在都陷入令不出總統府的泥淖,這問題還不嚴重嗎?
修憲是大工程,其門檻之高,若朝野有任何一方消極以對,就徒託空言。只剩兩年任期的馬英九有絕佳的位置,可以凌空地看待《憲法》的困境並啟動修憲;如趙少康所言,這才是他的歷史使命。
蘋論:從陳長文 趙少康的主張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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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教授陳長文與媒體人趙少康都是馬英九的民間友人,也是馬英九長期以來國政諮詢的重要對象,有趣的是,他們兩人最近不約而同在《蘋果日報》論壇版為文支
持修憲;陳長文對馬英九「拿著(五權憲法)地圖,站在大山前,一直撞著大山」很不以為然,趙少康則要馬負起修憲的歷史責任,「不必像小孩子吵架般老是數落
民進黨過去的不是」。兩人的說法,對於一向主張「行憲而不修憲」的馬英九,相信是不小的激盪。
朝野意見領袖主張修憲的理由不一,如民進黨前後任主 席蔡英文與蘇貞昌都是從國會的代表性出發,認為應酌予增加國會議員的席次,解決國會議員票票不等值的問題;蔡英文更進一步主張德國的「聯立制」,由不分區 政黨票的比例決定國會最終席次分布,此已更趨近內閣制的設計。陳長文支持國會席次增加與廢考監兩院,趙少康則是傾向支持內閣制。
朝野意見領袖主張修憲的理由不一,如民進黨前後任主 席蔡英文與蘇貞昌都是從國會的代表性出發,認為應酌予增加國會議員的席次,解決國會議員票票不等值的問題;蔡英文更進一步主張德國的「聯立制」,由不分區 政黨票的比例決定國會最終席次分布,此已更趨近內閣制的設計。陳長文支持國會席次增加與廢考監兩院,趙少康則是傾向支持內閣制。
翻舊帳無濟於事
反對修憲者比較少從《憲法》實質面與修憲者論辯,他們多數認為《憲法》應該以「穩定」為宜,有的人質疑以往力主總統直選的民進黨現在傾向內閣制,是昨非而今是;有的甚至要當初主張「國會席次減半」的林義雄先帶頭出來謝罪,再來談修憲。
這是為何馬英九最近會調侃蘇貞昌,要他先去問問林義雄,再來主張增加國會席次的原因。
但翻舊帳並非面對問題的態度,如果民進黨必須為當年主張國會席次減半的林義雄道歉,那當年主張內閣制,現在卻不願回應修憲主張的馬英九是否也要給個交代?更何況,當年席次減半的主張是朝野共同支持通過,現在攤提責任有何意義?
這是為何馬英九最近會調侃蘇貞昌,要他先去問問林義雄,再來主張增加國會席次的原因。
但翻舊帳並非面對問題的態度,如果民進黨必須為當年主張國會席次減半的林義雄道歉,那當年主張內閣制,現在卻不願回應修憲主張的馬英九是否也要給個交代?更何況,當年席次減半的主張是朝野共同支持通過,現在攤提責任有何意義?
修憲工程門檻高
從當年涉入貪瀆的陳水扁到現在淪為九趴總統的馬英九的執政困境,顯示這部《憲法》的權責設計的確出現嚴重的失衡。我國《憲法》裡,民選的總統理論上擁有全 部的行政權,但由於缺乏合理的制衡與化解僵局的機制,讓民調低落的總統(尤其在第二任期)在行使職權時,極容易出現正當性危機。陳水扁執政的藍綠對抗固不待言,連擁有國會多數席次的馬英九,現在都陷入令不出總統府的泥淖,這問題還不嚴重嗎?
修憲是大工程,其門檻之高,若朝野有任何一方消極以對,就徒託空言。只剩兩年任期的馬英九有絕佳的位置,可以凌空地看待《憲法》的困境並啟動修憲;如趙少康所言,這才是他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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