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歷史與思想》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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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思想》面世已整整三十八年。這是我在台灣刊行的第一部論文集，而我和聯經的文字因緣也從此書開始。這是我個人出版史上一件最值得珍惜的大事。現在
本書重排新版，我願意借機對這段往事略作回顧，以為紀念。
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關於本書第一篇論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篇長文 是應香港《明報月刊》的特約而撰寫的，當時尚未刊出。但我將原稿副本與其他已刊論文一併收入《歷史與思想》中，直接寄給聯經發行人劉國瑞先生。不料國瑞先生對此稿特加賞識，竟提前送交《聯合報．副刊》刊佈，連載了很多天。更意外的是此文無意中觸動了台灣學術和文化界的政治神經，因而引起相當廣泛而持續的強烈反響。這一反響在當時充滿着反諷的意味，因為最初我寫此文，完全針對着大陸的「文革」而發。我想揭示的是：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 面。題目中特標「反智論」，我的立論所指是相當明顯的。在撰寫過程中，我完全沒有聯想到台灣的政治狀態。也許是因為當時台灣的思想與言論自由也受到了嚴重的限制，這才引起不少讀者對於這篇文字的共鳴。就我個人而言，這真是一個絕對意想不到的後果。
反響當然不可能一面倒，反對和批評同樣大有人在，而且筆下也充滿着激情。但是使我最感遺憾的則是此文竟給先師錢先生（賓四）帶來了困擾。〈反智論〉在《聯合報．副刊》上刊出不久，台北的同門友人便先後來信 告訴我，錢先生認為我仍然盲從梁啟超以來的流行說法，以「帝王專制」四字來抹殺中國的政治傳統，持論過於偏激。我聽到這些轉述的批評之後，心中極為不安。 細閱原稿，也發現其中確有立言欠妥，足以引起誤讀的地方。因此我立刻進行了兩個系列的補過工作：第一是修改舊稿，第二是增寫新篇。我手頭已沒有初登在報上 的舊文本，不能與書中的改本互校。不過我仍清楚地記得：全文結尾處我作了一個基本的變更。舊本引譚嗣同《仁學》中的話：
這樣斬釘截鐵的否定論斷雖然讀起來十分動人有力，但究竟經不起歷史分析。因此我改用朱熹〈答陳同甫〉中語以代之並引申其言曰：
為了進一步澄清〈反智論〉的旨趣，我則在一九七六年先後補寫了〈「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和〈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當時我還在哈佛任教，所以這兩篇文字都曾得益於先師楊聯陞教授的商榷。
錢先生是否曾寓目我的補過之作，不得而知。但他還是親自寫了一篇萬言的〈皇帝與士人〉刊載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和十一日的《聯合報》上，對我的原文進行了不 指名的駁斥。最後我必須說明，先師此舉完全是就學論學，對於我個人則採取了寬恕的態度。在我們以後無數次的歡聚中，他從無一語及此，我也沒有向他作出任何 解釋，師生之間的感情絲毫未受學術異同的影響。（按：錢先生此文後來易名為〈帝王與士人〉，收在《晚學盲言（上）》，《錢賓四先生全集》本，台北：聯經， 一九九八，頁七八五—七九九。）
本書對於我自己來說，還有兩點特別值得紀念之處。第一是這部選集將我的治學取向相當準確地呈現了出來，例如中國 文、史、哲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中、西文化與思想之間異同的比較正是全書的重點所在。不但如此，以具體的研究論題而言，當時集中所收的少數論文後來多發展成 為篇幅很大的專書，如《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便是顯例。
第二是我中年以後改用中文為我個人學術著作的主要媒介，本書是最早的一個見證。本來我在美國教書和研究，著作自然應該用英文刊佈。但是一九七一年夏天初訪日本和台北，並重回香港母校（新亞書院）會晤師友，我發生了一個很深切的感觸。我發現我的英文專著和學報論文，在整個東方學界的同行中，根本無人問津。尤其是在日本京都大學的人文研究所訪談之後，這 一印象更是牢牢地銘刻於心。我已萌生了用中文著述的念頭，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傳佈到西方漢學的小圈子以外（當時西方漢學遠不及今天這樣流行）。恰巧一九七三至七五兩年，我回到香港工作，重新運用中文變成了理所當然之事。這是我的幸運。從那時起，我便決定先用中文寫出比較詳盡的研究報告，然後再以英文另撰 簡要的論文。因為我的教研崗位畢竟是在美國，發表英文論著仍是我義不容辭的專業任務之一。我在初版〈自序〉中曾指出，本書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在香港兩年的 作品。現在我要補充一句：這些作品正是我為了轉換書寫媒介而特意撰寫的。所以《歷史與思想》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三十八年來本書不斷重印，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讓我在這裏對於讀者的長期支持表達我最誠摯的感謝！
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關於本書第一篇論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篇長文 是應香港《明報月刊》的特約而撰寫的，當時尚未刊出。但我將原稿副本與其他已刊論文一併收入《歷史與思想》中，直接寄給聯經發行人劉國瑞先生。不料國瑞先生對此稿特加賞識，竟提前送交《聯合報．副刊》刊佈，連載了很多天。更意外的是此文無意中觸動了台灣學術和文化界的政治神經，因而引起相當廣泛而持續的強烈反響。這一反響在當時充滿着反諷的意味，因為最初我寫此文，完全針對着大陸的「文革」而發。我想揭示的是：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 面。題目中特標「反智論」，我的立論所指是相當明顯的。在撰寫過程中，我完全沒有聯想到台灣的政治狀態。也許是因為當時台灣的思想與言論自由也受到了嚴重的限制，這才引起不少讀者對於這篇文字的共鳴。就我個人而言，這真是一個絕對意想不到的後果。
反響當然不可能一面倒，反對和批評同樣大有人在，而且筆下也充滿着激情。但是使我最感遺憾的則是此文竟給先師錢先生（賓四）帶來了困擾。〈反智論〉在《聯合報．副刊》上刊出不久，台北的同門友人便先後來信 告訴我，錢先生認為我仍然盲從梁啟超以來的流行說法，以「帝王專制」四字來抹殺中國的政治傳統，持論過於偏激。我聽到這些轉述的批評之後，心中極為不安。 細閱原稿，也發現其中確有立言欠妥，足以引起誤讀的地方。因此我立刻進行了兩個系列的補過工作：第一是修改舊稿，第二是增寫新篇。我手頭已沒有初登在報上 的舊文本，不能與書中的改本互校。不過我仍清楚地記得：全文結尾處我作了一個基本的變更。舊本引譚嗣同《仁學》中的話：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這樣斬釘截鐵的否定論斷雖然讀起來十分動人有力，但究竟經不起歷史分析。因此我改用朱熹〈答陳同甫〉中語以代之並引申其言曰：
二千三百年之間，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為了進一步澄清〈反智論〉的旨趣，我則在一九七六年先後補寫了〈「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和〈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當時我還在哈佛任教，所以這兩篇文字都曾得益於先師楊聯陞教授的商榷。
錢先生是否曾寓目我的補過之作，不得而知。但他還是親自寫了一篇萬言的〈皇帝與士人〉刊載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和十一日的《聯合報》上，對我的原文進行了不 指名的駁斥。最後我必須說明，先師此舉完全是就學論學，對於我個人則採取了寬恕的態度。在我們以後無數次的歡聚中，他從無一語及此，我也沒有向他作出任何 解釋，師生之間的感情絲毫未受學術異同的影響。（按：錢先生此文後來易名為〈帝王與士人〉，收在《晚學盲言（上）》，《錢賓四先生全集》本，台北：聯經， 一九九八，頁七八五—七九九。）
本書對於我自己來說，還有兩點特別值得紀念之處。第一是這部選集將我的治學取向相當準確地呈現了出來，例如中國 文、史、哲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中、西文化與思想之間異同的比較正是全書的重點所在。不但如此，以具體的研究論題而言，當時集中所收的少數論文後來多發展成 為篇幅很大的專書，如《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便是顯例。
第二是我中年以後改用中文為我個人學術著作的主要媒介，本書是最早的一個見證。本來我在美國教書和研究，著作自然應該用英文刊佈。但是一九七一年夏天初訪日本和台北，並重回香港母校（新亞書院）會晤師友，我發生了一個很深切的感觸。我發現我的英文專著和學報論文，在整個東方學界的同行中，根本無人問津。尤其是在日本京都大學的人文研究所訪談之後，這 一印象更是牢牢地銘刻於心。我已萌生了用中文著述的念頭，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傳佈到西方漢學的小圈子以外（當時西方漢學遠不及今天這樣流行）。恰巧一九七三至七五兩年，我回到香港工作，重新運用中文變成了理所當然之事。這是我的幸運。從那時起，我便決定先用中文寫出比較詳盡的研究報告，然後再以英文另撰 簡要的論文。因為我的教研崗位畢竟是在美國，發表英文論著仍是我義不容辭的專業任務之一。我在初版〈自序〉中曾指出，本書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在香港兩年的 作品。現在我要補充一句：這些作品正是我為了轉換書寫媒介而特意撰寫的。所以《歷史與思想》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三十八年來本書不斷重印，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讓我在這裏對於讀者的長期支持表達我最誠摯的感謝！
余英時：跋—為董橋兄榮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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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兄四月底將退休了，問我手頭有沒有文字，可以作為他的「天鵝之歌」。我剛剛為新版《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二○一四）寫了一篇短序，追憶一些相關
的往事，恰好可以趕上他主編的《蘋果樹下》功成身退的一期。
我初識董橋兄是在他主編《明報月刊》的八十年代，開始當然祇是編者和作者之間的交往。但很快我們便不約而同地發現，彼此在精神上十分投契，真摯的友情終於不知不覺地在我們之間成長起來了。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可以毫不遲疑地用「知己」兩個字來界定我們的關係。
我 說「精神上十分投契」並不是一句空泛的客套語，讓我舉兩個實例來說明我的意思。第一例便和上面提到的新序有關：《歷史與思想》是我未識董橋兄之前的文集 （一九七六年），其中最後一篇是〈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是我當時涉及陳先生的僅有文字。我重新研究陳先生詩文則是一九八○年代的事。現在我要鄭 重指出：如果不是由於董橋兄的同情理解並提供了《明報月刊》的大量篇幅，我的陳寅恪研究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發展出後來的規模而迅速地傳入中國大陸。第二例是 一九八五年董橋兄為《明報月刊》設計了一個「中國情懷」專頁，堅邀我參加一份，於是而有〈「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之作。這是我用全副文化情感寫出來的 文字，至今記憶猶新。很顯然地，「中國情懷」四個字激活了我深埋心底的文化情感，所以後來編集時，特標《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之名。（台北：允晨，一九九 二年）讓我順便報告一句，「中國情懷」也打動了很多中國讀者，因此香港和大陸為我編文集的友人都對這四個字情有獨鍾。（劉紹銘主編《情懷中國》，香港：天 地圖書，二○一○；彭國翔編《中國情懷》，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二。）這是董橋兄因精神相契而給予我的重大啟發，不可不記。
精神相契並不祇是我的一廂情願。董橋兄為我的《中國文化史通釋》寫〈序〉說：
我和余先生有緣做朋友，靠的也許竟是彼此都抱着「舊文化人」的襟懷。
這正是對精神相契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更巧的是：〈序〉開頭便提到他為我編校《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故事，而結尾則特別引「嘗僑居是山」來闡明我當時的「心情」。必須聲明：我寫此〈跋〉在前，重讀董〈序〉在後，精神相契於此又得一印證。
對於董橋兄毅然退出編務世界，我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惋惜，然一轉念間，喜悅卻取代了惋惜，因為從此可以源源不斷地讀到他的作品了。他每次寄贈新書，我和陳淑平都爭着以先讀為快，這已成為我們多年來生活中一個特殊的情趣。我們都期待着越來越多的爭讀之樂。
英時記 二○一四．四．一八 於普林斯頓
我初識董橋兄是在他主編《明報月刊》的八十年代，開始當然祇是編者和作者之間的交往。但很快我們便不約而同地發現，彼此在精神上十分投契，真摯的友情終於不知不覺地在我們之間成長起來了。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可以毫不遲疑地用「知己」兩個字來界定我們的關係。
我 說「精神上十分投契」並不是一句空泛的客套語，讓我舉兩個實例來說明我的意思。第一例便和上面提到的新序有關：《歷史與思想》是我未識董橋兄之前的文集 （一九七六年），其中最後一篇是〈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是我當時涉及陳先生的僅有文字。我重新研究陳先生詩文則是一九八○年代的事。現在我要鄭 重指出：如果不是由於董橋兄的同情理解並提供了《明報月刊》的大量篇幅，我的陳寅恪研究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發展出後來的規模而迅速地傳入中國大陸。第二例是 一九八五年董橋兄為《明報月刊》設計了一個「中國情懷」專頁，堅邀我參加一份，於是而有〈「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之作。這是我用全副文化情感寫出來的 文字，至今記憶猶新。很顯然地，「中國情懷」四個字激活了我深埋心底的文化情感，所以後來編集時，特標《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之名。（台北：允晨，一九九 二年）讓我順便報告一句，「中國情懷」也打動了很多中國讀者，因此香港和大陸為我編文集的友人都對這四個字情有獨鍾。（劉紹銘主編《情懷中國》，香港：天 地圖書，二○一○；彭國翔編《中國情懷》，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二。）這是董橋兄因精神相契而給予我的重大啟發，不可不記。
精神相契並不祇是我的一廂情願。董橋兄為我的《中國文化史通釋》寫〈序〉說：
我和余先生有緣做朋友，靠的也許竟是彼此都抱着「舊文化人」的襟懷。
這正是對精神相契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更巧的是：〈序〉開頭便提到他為我編校《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故事，而結尾則特別引「嘗僑居是山」來闡明我當時的「心情」。必須聲明：我寫此〈跋〉在前，重讀董〈序〉在後，精神相契於此又得一印證。
對於董橋兄毅然退出編務世界，我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惋惜，然一轉念間，喜悅卻取代了惋惜，因為從此可以源源不斷地讀到他的作品了。他每次寄贈新書，我和陳淑平都爭着以先讀為快，這已成為我們多年來生活中一個特殊的情趣。我們都期待着越來越多的爭讀之樂。
英時記 二○一四．四．一八 於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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