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加靈活地處理日中韓關係，進一步擴大日美經濟交流」——訪富士全錄公司前會長小林陽太郎
美國影響力下降、中國崛起……在世界政治經濟潮流的變化之中，日美經濟關係正由過去的摩擦，迎來探索新型關係的時期。富士全錄公司前會長小林陽太郎為我們談了他對日美關係和日本企業發展方向的看法。
小林陽太郎KOBAYASHII Yōtarō學校法人國際大學理事長、富士全錄公司前會長。1933年生於倫敦，1956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經濟系。1958年獲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MBA）後，進入富士軟片公司。1963年轉入富士全錄公司，先後任總經理、董事長，2006年任董事會最高顧問，2009年退職。從2003年起擔任現職。1986年至1988年任經團聯國際企業委員會委員長。1998年任日本阿斯本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 Japan）理事長。1999年至2003年任經濟同友會總幹事。
美國影響力下降，中國、俄羅斯崛起
——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地位相對下降，決定世界發展方向的主要國家也由G8擴大成為G20，增加了新興工業化國家。對這種世界潮流的變化，您是怎樣看的？
「俄羅斯最近在兼併烏克蘭南部的克里米亞（Crimea）之後，和歐美國家一直處於對立狀態。從這種情況中也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即美國維持至今的絕對實力呈現出衰退的跡象。另一方面，中國很久以前就一直在積蓄實力，一直讓人覺得G2（美中兩個大國）時代也是遲早的事情。不過有一點是我的誤判，坦率地說，那就是在布希前總統（共和黨）移交政權之初，我對高舉理想主義旗幟的歐巴馬總統所寄予的期待落空了。」
「美國的地位相對下降，大概美國自己也早已預料到了吧。但是聽了歐巴馬總統最近的講話，也沒有覺得其中有令人振奮的內容。我有一種感覺，與其說是歐巴馬總統個人缺乏領導能力，不如說是他經受不住世界的變化和挑戰，才導致今天的這種狀態。」
「另一方面，中國和俄羅斯一旦得勢就會一往無前，造成既成事實，不會後退。習近平主席和普丁總統都看透了美國的弱點。在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問題上，歐洲和美國在對俄羅斯制裁方面也並非步調完全一致。有學者指出，『普丁比歐巴馬更為技高一籌』，我也有同感。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立場很微妙啊。」
富士全錄公司在石油危機時期經歷過生死存亡的危機
——您參與著名的外資企業富士全錄公司（Fuji Xerox Co., Ltd.）的經營工作長達50年之久。在回顧這段漫長的歲月時，作為一個企業經營者，現在你有什麼感想？
「與我在任時的上世紀80至90年代相比，現在的經營環境，包括經營的工具在內已經截然不同了。當時在判斷問題時，總認為應該按順序辦事，依靠日積月累的經驗，一一驗證再確定下一步行動。現在的經營者沒有時間那樣做，而各種資訊又瞬時即來讓你應接不暇。回顧過去，在60至70年代，富士全錄的母公司富士軟片（Fuji Photo Film Co., Ltd）和美國的全錄公司（Xerox Corporation Ltd.）之間，構建了密切的互相信賴關係。從好的意義上說，雙方都很自尊自豪。面對亞洲的發展，全錄公司希望在日本建立一個基地，而富士軟片公司也需要獲取未來的攝影新技術。」
「當時富士全錄公司展開的挑戰之一就是產品製造，及時地推出物美價廉的產品。富士全錄公司是在我進公司的前一年即1962年創辦的。它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產品製造公司，在業界則爭取早日成為一個獨立且夠格的公司。不過，從實實在在的產品製造方面來說，還是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特別是在1974年發生石油危機時，讓我們體會到了這一點，甚至猶如面臨了一場公司生死存亡的危機。」
「另一點，是我們通過多聽細看，試圖從合資夥伴全錄公司那裏學到新的東西，而母公司富士軟片公司則給了我們付諸於實踐的諸多自由。本來富士全錄公司錄用的員工就都是有多年工作經驗的人，其中很多都經歷過摸打滾爬的磨練。正因為如此，從70年代以後到我辭去總經理的1992年這段期間，樹立企業文化便成了一大主題。從結果上來說，富士全錄公司在IT和資訊化方面率先引進了新事物，不過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沒有毅然決然地開創一、兩個『具有發展前景的新領域』。總而言之，與當時相比，如今的經營更為不易。」
在激烈的日美摩擦中建立起的「情誼關係」
——您曾經擔任過經濟同友會總幹事、日美經濟界人士會議日方主席及日美歐委員會（現在的三邊委員會）的亞洲太平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在經歷了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日美經濟摩擦之後，最近20年間，摩擦雖然減少了，但是日美經濟界人士之間的連絡和人際關係似乎也變得疏遠淡漠了。
「很明顯的一點是，與我們這一代人相比，現在更多的年輕經營者都有MBA（工商碩士）學位。他們海外經驗豐富，而且外語水準也普遍提高。儘管如此，財經界人士之間的溝通和友好關係卻不多見，讓我百思不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時日美之間圍繞著汽車、底片、保險等具體案例爭吵不休，摩擦不斷，但結果反而建立了經濟界人士之間的信賴關係。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我覺得與以前相比，雖然現在不是沒有需要共同努力解決的問題，但矛盾已沒有過去那麼尖銳了。」
「然而，日美經濟界存在著包括中國問題在內的各種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在我擔任日美財經人士會議日方主席的時候，曾試圖暫且撇開日美經濟問題，提議『是不是偶爾也可以更深入地談談亞洲，討論一下中國問題』，但美方對此沒有任何興趣。最近舉行財經界人士會議的氣氛如何，我不太清楚，不過我覺得雙方一起考慮共同課題並找出相應的解決方案和方向的積極性小了。」
「4月中旬，美國的阿斯本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1)將在日本召開會議，會期三天，著重討論重新構築日本和亞洲關係的問題。美國方面的與會者有葛林（Michael Green）等政府官員，但商界人士不多。日本方面，據說經濟同友會總幹事長谷川閒史、武田藥品工業公司總經理等人計劃出席。最近財經人士會議的成員也有所變動，讓人以經濟界人士少了的感覺。一旦討論總體經濟問題，便會出現『經濟界人士只要考慮個體經濟問題就行了』的氣氛。甚至還有『出席國際會議，有這樣的必要性嗎？』『（這樣的會議）對企業業績會產生什麼影響嗎？』等質疑之聲，我覺得這些都對企業上層也帶來一定的影響。」
對貿易赤字的危機感出乎意外地少
——依靠產品製造和貿易立國的日本，在GDP方面被中國趕超，貿易赤字增加，經常收支在不斷惡化。您對日本企業的這種處境怎麼看？
「在認為日本出現貿易赤字是理所當然的那個時代，有些人說，貿易赤字嘛，不必擔心。他們認為只要不斷增加直接投資，能夠從中獲取盈利就不存在任何問題。雖說現在的赤字，有一個產自何處的問題，不過似乎人們並不因此感到情況嚴重而陷入苦惱。關於這一點，就日本今後應該在哪些領域出口什麼商品的問題，在我擔任理事長的國際大學，也在展開討論。」
「以往在出口方面日本顯示了自己的實力，不過需要弄清楚是什麼在削弱日本的實力。只是人們對總體經濟方面貿易赤字持續膨脹所抱有的危機感意外地少。對此，在企業層面，我覺得有必要向經營骨幹直接或間接地講清楚貿易赤字是理所當然的那個時代的背景，以促使他們思考和判斷。」
不斷生產「優秀產品」，鞏固企業經營的基礎
——被稱為日本的看家本領的電子業和家電業，國際競爭力下降了。您曾兼任過其外部董事的索尼公司，也從過去的領跑地位跌落下來，而且連年出現經營赤字。您認為要恢復日本的強項——「產品製造」，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比如豐田汽車公司和小松製作所等公司，它們能夠繼續不斷地取得那樣好的業績，就是因為這些公司回歸到企業的基本出發點上，力保企業素質，堅持合理的思考方式，凡事都在弄清楚『為什麼』和『什麼時候做』之後再採取行動。企業的『傳承』，是要向下一代員工傳授企業產品製造之重，以及令本公司立於不敗之地的強項，頻繁不斷地傳遞這樣的主旨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索尼公司必會東山再起
「現在索尼公司的情況，讓我感覺它一度曾追求生產更好的電視，在電子產品領域引領潮流；但這種成功經歷又有令其裹足不前的一面。索尼公司的企業文化，是在考慮製造『更好的產品』之前，先考慮製造『不同的產品』。也就是說，『生產更好的類似產品』或許已不能激發它的積極性了。而要製造不同產品，有時需要進行新的投資。」
「但是，製造『更好的產品』，就是去充分利用以往的投資。生產『不同的產品』是必要的，而如果一味追求這樣做，事業的成功概率就很低。另一方面，不斷地生產出『更好的產品』，是企業經營不可或缺的基礎。為此，除了堅持腳踏實地的、合理的經營活動外，別無他路可走。不過，我認為索尼公司肯定能夠東山再起。至於它是否作為電子企業重整旗鼓，那就另當別論了。」
——大張旗鼓地推行「安倍經濟學」的發展戰略還有待於今後。最近一年日圓貶值和股票上漲的動向，對於出口企業等改善經營業績起到了推動作用。但另一方面，人們也指出了日圓貶值帶來的負面影響。您對日本經濟重建有何看法？
「坦率地說，在『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中，金融和財政方面進展得比較順利，但是第三支箭就沒有那麼簡單了。就安倍經濟學本身來說，儘管股價每週都有漲有跌，但從總體上看，有一定規模的企業的股價還是不錯的，有的公司還提高了員工的基本工資。但也存在著差距問題。我最擔心的是，（增稅前）搶先消費過後，提高消費稅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國民能在多大程度上信賴並接受政府對這些問題所採取的對策措施。」
「現在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不低，但首相應該意識到自己負有的責任，即在特別秘密保護法等法案的成立程序中，是否取得了信任。迄今為止的一些情況表明，法案都是憑藉執政黨占絕對優勢的議員人數來強行通過的，沒有得到充分辯論，這方面在野黨當然也有責任。迄今包括外交在內，政權更迭後上臺的安倍內閣做的不錯，但我希望在行使集體自衛權等問題上不要辜負國民的信任。」
改善日中韓關係，有待各方的靈活態度
——您作為經濟界人士曾對改善日中關係作出過努力。對安倍內閣面臨的課題——處理日中韓關係，您有何想法？
「一言以蔽之，日中、日韓給我的感覺就是『彼此彼此』（笑）。只是如果過分地凸顯歷史認識問題，就難以找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因此，我希望韓國和中國都能夠採取更加現實的靈活態度。的確，有一般常識的日本人所說的戰後日本的學校教育沒有教授應教的知識這樣一個側面，現實中存在。然而我並不認為會有那麼多的人全然不知歷史。倒不如說，中國認為有問題的，是政治家們的言論。如此說來，我覺得日中雙方都在逐步採取行動，雖然雙邊關係恐怕不會一舉得到改善……」
——您作為工商界領導人，曾把「性善說，相互信任」作為企業的經營理念之一。您對企業應樹立的經營理念、企業社會責任等戰略有何見解？
「要知道對人類來說勞動是多麼地重要，勞動直接關係到人的尊嚴。在IT時代，什麼都變的方便了。但要製造更好的產品、更便宜的產品，還是離不開人。如何用更少的人力創造更大的價值，是當今社會的主流觀念。但我對這樣的企業經營總是抱有疑問。」
「日前，我與一位致力於合理化運動的企業經營者聊天，得知他開展的合理化運動取得了成效，但這位企業領導卻感概地說：『真不知這樣做究竟對不對？』企業奮發圖強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經營者與員工團結一心。市場評價一個企業，重要的也是不為其短期的利潤所左右，而要多角度地觀察企業經營的整體情況。」
（2014年3月25日於東京六本木的國際大學東京辦事處）
採訪人：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代表理事 原野城治
撰文：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高級編輯 原田和義
攝影：花井智子
採訪人：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代表理事 原野城治
撰文：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高級編輯 原田和義
攝影：花井智子
（※1）^ 日本阿斯本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 Japan），是仿照美國戰後設立的阿斯本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的活動，於1998年成立的研究機構。成立之初，小林陽太郎先生出任了理事長。專家們在深入研究專業問題的同時，抱著不為各自專業領域所束縛的觀念，還從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等的古典作品中學習汲取人類進步所不可或缺的普遍規範和價值，是一個高水準的知識交流場所。它還為高級管理人材等舉辦各種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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