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語寫法 | |
|---|---|
| 日語原文 | 丹羽 宇一郎 |
| 假名 | にわ ういちろう |
| 平文式羅馬字 | Niwa Uichirō |
丹羽宇一郎（1939年1月29日－），出生於日本愛知縣。日本企業家、外交官。歷任伊藤忠商事的社長（1998年—2004年）、會長（2004年至今），原日本郵政株式會社取締役，地方分權改革推進委員會委員長，世界糧食計劃署協會會長。2010年成為首位以民間人身份被任命為駐華大使。2012年12月卸任, 由木寺昌人接任。
簡介[編輯]
1962年大學畢業後進入伊藤忠商事工作，被分配到油脂部，之後一直在從事於糧食相關的工作。1968年—1977年外遣至美國工作。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即經常被派往中國進行貿易工作，因此對中國事務十分熟悉。[1] 1997年出任經營策劃、董事。另外與他交手過的商人讚與他為「重量級的拳擊手」，佩服他的行事風格。
1998年正式成為伊藤忠的代表取締役社長，任內果斷處理了商事超過4000億日圓的不良資產；至2001年3月的財政決算，商事從過去最高的705億日圓虧損回復為史上最高利潤，震驚業界。
2010年，被新上任的菅直人首相任命為駐華大使。因為稀土的問題又被稱為「列日戰鷹」、「擁有鷹爪的白鴿」。但丹羽的任命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主要被指責的是他作為日本五大貿易公司之一的伊藤忠商事董事長，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而且對華關係重要、他沒有外交經驗等。不過民主黨堅持正因他是商人，所以有利發展中日經濟關係。爭論持續到丹羽上任後3個月，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釣魚島相撞事件後關係大幅惡化，民主黨政權內也傳出了嘆息，更迭的傳聞便不絕於耳。
2012年，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表示反對東京都購買釣魚台之計劃，對取得多數民眾認可的購島計劃予以批評。為此發言、日本官房長官・藤村修緊急表示丹羽宇一郎的此發言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場。藤村修在記者會上說：「丹羽的發言只是他個人的見解，完全不代表政府的立場」，執政民主黨政策調整會長前原誠司也公開指責丹羽「超越大使職權，是不適當的發言」。2012年5月4日、在衆議院議長・橫路孝弘和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會談時、他伴隨日本國會眾議院議長橫路孝弘與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談。在會談中、丹羽宇一郎針對日本國內多數民眾認可的東京都購買釣魚台的購島計劃、向習近平表示：「日本是個奇怪的國家」「日本讓人不可思議」，令在場的人覺得「他拍中國馬屁，只是個不知道是重視國家利益還是公司利益的商人」。 丹羽的發言在日本被披露後，傳媒、輿論上不僅譴責丹羽「賣國媚外」的聲音高漲，而且追究2010年的外相、現任副首相岡田克也當時主導啟用民間貿易公司伊藤忠商事的董事長丹羽出任駐華大使的政治責任，自民黨國會議員世耕弘成也說：「民主黨免不了對丹羽言行的責任」。丹羽宇一郎受到日本政府召回日本本土[2]。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在6月8日針對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反對東京都購買釣魚台（日本稱尖閣諸島）的問題說：「尖閣諸島是日本固有的領土，本來就不存在主權問題，主權在日本國內變更與否不是對外的問題，所以當然不是日本政府的見解」。玄葉光一郎說外務省已通過亞太局局長杉山晉輔打電話給丹羽提出口頭警告，丹羽表示了：「非常抱歉，今後不會再發生這種事」。
2012年9月11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由經濟擔當外務審議官西宮伸一接替丹羽宇一郎出任日本駐華大使、丹羽遭到免職。丹羽宇一郎原本於2012年10月結束駐華大使任期後回國，但由於侯任駐華大使西宮伸一突然病逝，丹羽需延長任期至同年11月中旬。2012年（平成24年）12月18日、丹羽宇一郎卸任。
理念[編輯]
丹羽成功經營伊藤忠，不僅令伊藤忠轉虧為盈，而且大大擴展了伊藤忠的業務範圍。其經營手法和決斷能力備受外界推崇，他著作的幾本勵志類、經營類的書也成為暢銷書。
「清白、誠實、良善」是丹羽形容自己工作的精神。他認為「株式會社」形式不可能永存；要求增加公司內女性和外籍職員的比例。[6]
著作[編輯]
- 《工作才能成就人》
- 《經營者的思考》
- 《公司的價值》
- 《請先辭掉社長》
- 《新日本開國論》
- 《北京烈日 ：中國で考えた國家ビジョン2050 》
蕭志強
.......未來企業與個人生計很多會是資訊掌握多少決勝負
日本伊藤忠商事在前任社長丹羽宇一郎帶領期間體質持續增強
幾年內竟從第五大商社變成第一
(五年前第五時營業額好像就是五個台積電)
丹羽，
故意買房子離市區很遠的電車終點站
上下班就能專心讀書
一年約250本
2014年07月04日 06:09 AM
丹羽宇一郎：別讓政治綁架中日關系
專訪前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
若有人問“最瞭解中國的日本人是誰？”我想回答中一定不會少了丹羽宇一郎這個名字。在日本當下的“知華派”中，丹羽宇一郎無疑是經歷最為獨特的一位。
他早年是反美日安保運動的學生領袖，畢業後進入日本第三大綜合商社——伊藤忠商事，並擔任這家年銷售額約12萬億日元（約合7500億RMB）的企業巨頭總裁、董事長近12年，大刀闊斧地整頓公司不良債務為其贏得贊譽，而堅持乘地鐵通勤、去便利店買午餐便當更被傳為佳話。
在結束近50年的商社生涯後，丹羽被任命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來自民間的駐華大使。但天意弄人，他的任職生涯“始於釣魚島，終於釣魚島。”在復雜的國內外政治博弈中，一路悲情，諸多無奈。
這位曾在外交第一線親歷中日關系在短短幾年內迅速滑落的75歲的老人，對當下的中日關系又是如何觀察、思考的呢？帶著這些疑問，筆者敲開了丹羽事務所的大門，第三次見到了正伏案忙碌工作的他。
問：2010年您成為第一位來自民間的日本駐華大使，當時的日本政府和您是出於什麽考慮？
丹羽：由民間人士出任駐外大使，在日本有先例，出任主要大國大使算是首次。這可以說是日本政府、外務省的一種改革之舉吧，讓我出任主要是考慮到我與中國打交道了很多年，在企業界、政府層面積累了一些經驗、資源，我當時則剛從伊藤忠商事退任，想為中日關系的發展盡一份力。
目前中日像幼兒園小孩吵架後賭氣
問：出任大使之初的期許和願景，與任期結束後的感覺，是否存在出入？
丹羽：確實有許多事未能按預期推進。這不能歸咎於大使館職員不作為、不優秀，他們都非常勤奮、聰明、也很努力，但遺憾的是，中日之間發生了很多糾紛，精心策劃的旨在促進中日交流、互信的活動，都不得不被迫取消。
問：您在任時曾接受《金融時報》專訪，對時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提出的“購島”計劃公開表達異議，為何要這樣做？
丹羽：有些爭端絕非一日一時可解，需要十年、五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長期努力。將幾乎無解的事擺上臺面，只會造成雙方不必要的對立、摩擦。
問：您與中國打交道了20多年，針對當前困局，是否有解決良策？
丹羽：答案很簡單，即中日兩國政府都應該回到雙方簽署的四個政治文件（分別是1972年恢復邦交時發表的《中日兩國關於恢復邦交正常化的聯合聲明》、1978年兩國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雙方發表《中日聯合宣言》及2008年兩國發表的《關於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編者註），那是兩國關系發展的基石，兩國執政者都需要重新認認真真地讀一下這四個文件究竟寫了什麽、共同約定了什麽。
這四個政治文件寫得很清楚，雙方也約定會盡最大努力發展友好、戰略互惠關系。這樣的共識凝聚著包括周恩來、田中角榮等在內的幾代人的努力，是40年來雙方不斷剋服困難和挫折好不容易達成的共識。
但目前的中日首腦難道不是在南轅北轍嗎？雙方首腦在共同出席國際活動時，忙於同各國首腦會面，唯獨彼此避開、互不理睬，這與不成熟的幼兒園小孩吵架後賭氣，有什麽區別？如此這般的氣度和操行，讓國際社會如何評價？在國際社會眾目睽睽之下，難道彼此都絲毫不會為自己不成熟的表現感到羞恥嗎？
兩國對立最終受害的是百姓，若去問百姓“尖閣諸島（註：中國稱“釣魚島”）是怎麽回事”，十有八九說不明白或不關心吧。擺出高度關註姿態、動不動將這些問題擺上臺面的只是那些惡用民意的政治家罷了。
無法短期解決的政治問題不妨凍結起來，不能讓政治綁架了一切，要先從有利於雙方國民的經濟、文化、青少年交流等層面著手，無視前面幾代人的努力，將毛澤東、周恩來與田中角榮的約定拋之雲外，是不行的。
中日首腦不會面匪夷所思
問：中方提出首腦會談前提是“日方承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但日方拒絕；另有報道稱，中方已將首腦會談前提改為“日方承認在釣魚島問題上雙方主張存異”，即使如此，日方仍拒絕。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日方是否有改善誠意。
丹羽：“存在爭議”也好，“主張不同”也好，與其糾結於尋求一個非此即彼的結論，不如直接去確認四個政治文件，去回顧歷史上雙方究竟是怎麽約定的，但雙方為什麽都不去做這些基礎性的確認工作？
若只是為首腦會談設置條件或前提，加大首腦會談實現難度，只會讓首腦會談更加遙遙無期。兩個相鄰大國的首腦，在上任一兩年後，竟一直不會面，只是憑空想象對方如何如何，這是一件多麽匪夷所思的怪事。雙方的頭腦為什麽都不能冷靜下來，去做應該做的工作，而只是任由“異常”發酵？雙方領導人難道都是沒有大格局的人？
希望中國能夠悲觀看待並樂觀應對問題
問：有分析稱，安倍首相周圍聚集的智囊大多對中國持悲觀預期。中國內部對中國的未來前景也存在“悲觀論”和“樂觀論”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您傾向於哪種看法？
丹羽：我是“悲觀看待、樂觀行動”，中國存在的問題太多，但在行動上需要樂觀，即悲觀預期的同時積極樂觀地應對。若悲觀地看待、悲觀地行動，與自殺行為無異。
問：那麽，您認為中國在外交、內政方面存在哪些需要指出的問題？
丹羽：太多了，一言難盡。但國家其實和個人一樣，只有死了才會不存在症狀，但死了也意味著一切歸零。只要還活著，就不可能完全健康，總是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症狀，正是由於存在這麽多問題，並通過努力逐個解決，中國才保持了持續發展。
我並不是說問題本身是令人高興的好事，而是強調需要轉換思維，去樂觀地看待存在問題本身意味著仍有進步發展空間。一個國家的經濟和一個個體的人是一樣的，只要還活著就肯定會存在很多的問題，只有完全死亡了，才會問題都不復存在了，存在問題本身也是一種還活著（充滿活力）的表現。
問：需要特別指出的中國當下的問題是什麽？
丹羽：每個問題都非常重要、非常棘手，如果要特別強調的話，恐怕是百姓生活的安定，現在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生活並不安定，這些低收入群體的待遇若得不到改善，對分配不公的不滿會引發連鎖反應，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出現。
其實，就連日益激化的中國少數民族問題，恐怕也與經濟問題密不可分，在少數民族的經濟問題上，既包括少數民族內部的貧富差距、也包括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收入懸殊。
“China+1”的提法很奇怪
問：日本企業界和媒體輿論都在提“China+1”，主張分散對華風險，向東南亞轉移，您怎麽看待這一做法？
丹羽：“China+1”這一提法本身就很奇怪，因為就整體而言，日本企業的當前現實是“China+0”，現在根本找不到真正可以取代中國的國家。經濟運行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如果認為有比中國更好的選擇，那就盡管去尋找行動好了，認為中國有投資魅力的話不會離開。
問：在中日激烈對峙的時候，中國國內也有不少評論家、經濟學家主張所謂日本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更高，中國可以不再依賴日本了。對此您怎麽看？
丹羽：還是那句話，經濟運行靠的是自身合理性，而非評論家們的主張、思想。依據學者主張、思想來運作的經濟，大多結局糟糕。讓經濟按照自身的合理性、邏輯去運轉，若討厭日本、認為真的不需要依賴日本了，按照合理性自主選擇便是，從事經濟一線工作的人會給出符合自身利益、經濟合理性的答案，他們比評論家、學者們更清楚自身所處的現狀。
中日應回到四個政治文件的原點
問：如果您有機會向習近平主席、安倍首相進言的話，您會傳遞什麽信息？
丹羽：請回到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點。中日關系發展至今，凝聚著幾代人、幾百萬參與者的共同努力，當下的兩國政府有權限破壞這一局面嗎？誰賦予了當前的這一代政府這樣的權限？
作為國家的領導人，應該思考怎麽做才真正有利於國民福祉和幸福的增進，而非由著自己的性子，聽任自己好惡來行事。當下領導人沒有權力讓田中角榮、周恩來、鄧小平等幾代領導人的努力付諸東流。
問：您一直在強調此前簽訂的政治文件，但從世界歷史經驗來看，當勢力均衡生變時，往往會導致既定秩序、格局變化。隨著中日國力轉變，有人就認為打破中日既定格局是遲早的事。
丹羽：時代的確在變，但並不意味著可以失信。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既有1972年的共同聲明，也包含2008年簽署的聯合聲明，這並非久遠的約定。
國家和個人在道理上是一樣的，若因為自身實力有所增強就主張“咱倆實力已今非昔比，此前約定要重新制定”，是否意味著一旦自身實力減弱時，也願意接受別人如此的要求？如果一個國家只崇尚、信奉所謂“實力”，今天說過的話、約定的事，5年後就單方作廢，那麽如何立足於國際社會？那樣做的話，誰都不會再相信它現在說的話。
此外，媒體的存在價值就是確認、監督權力，而不是對強勢集權領導人高呼“萬歲”。從歷史經驗來看，國家權力不受約束的膨脹往往會損害、弱化國民權利。媒體需要做的是嚴格監督本國政府權力的行使，而不是一味地貶低他國，變相地助長本國政府權力的膨脹，中日媒體應牢記自己的使命。
（註：作者系新浪財經日本站站長，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微博：http://weibo.com/cpcai 本文責編 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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