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駐英代表處文化組楊希文介紹，「光點計劃」由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梁先生捐助400萬美元啟動，面向世界各地的文化機構和高校徵集與台灣有關的文化活動提案。
據了解，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是第一家簽約參與這一計劃的英國高校，而愛丁堡大學此前舉辦過與台灣文化有關的研討會和視覺藝術展覽。
此次萬仁獲邀參加的活動主題是透過電影來認識台灣，結合SOAS批判性探討的專長，通過放映萬仁的電影讓英國學術界增加對台灣政治狀況的了解。
沉重議題
資深導演萬仁是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浪潮的重要人物，與侯孝賢、曾壯祥導演合作的分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開創了這一運動的先河。
萬仁的電影常常關注與批判台灣社會現象，「超級系列」，即《超級市民》、《超級大國民》、《超級公民》是他的代表作。
台灣1987年宣佈解嚴後，萬仁1996年的《超級大國民》以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影響為主軸，講述在那個時代參與政治讀書會而被判無期徒刑的老人許毅生內疚於自己當年出賣好友，害其被槍決，出獄後探訪難友的沉重心路歷程。
萬仁對BBC中文網表示，《超級大國民》本來想沿用講述台北社會邊緣人的《超級市民》那樣的反諷手法，但是做了大量田野調查之後發現不行。
「因為這個議題已經牽涉到太多人—男主角入獄後離婚，導致太太自殺，給女兒帶來深刻心理陰影，全家的心情一定要用後來採用的手法才能很好地展現出來」，他說。
據了解，題材觸及台灣社會禁忌的《超級大國民》曾經在柏林電影節上映，也曾在法國、意大利、瑞士等國放映，此次是首次來到英國放映。
電檢制度
「超級系列」中的第一部影片《超級市民》1985年曾經在倫敦電影節展映，但當時萬仁本人未能親自出席。
萬仁回憶，1980年代，台灣電影沒有分級制度，電檢制度（電影審查）非常嚴厲，動輒被施以禁演或大量刪剪的待遇。「這部片送到倫敦的時候沒想到又被當局追回去，再剪輯16個地方才允許出國。」
「我當時覺得再剪下去這部片子就沒救了，所以電影公司做了一個補救，由英國影評人整理之後，把比較完整的版本帶到倫敦展映」，他表示。
萬仁透露，他執導的《兒子的大玩偶》中「蘋果的滋味」被要求的剪輯力度反而沒有那麼大，卻在台灣輿論界引發所謂「削蘋果運動」這樣的軒然大波。
萬仁認為，那個時代言論不自由阻礙了太多國家的發展，人民與政府之間有信任危機，而這些都是如今的台灣可以借鑒的。
「雖然如今台灣早已解嚴，政治生態有很大進步，但是歷史往往會重演，在政治制度沒有很完整之前仍然會一直出現很多問題。」
萬仁強調，白色恐怖時代過去之後，台灣面臨貪污腐敗和政府有多少施政能力的問題，以及藍綠衝突—生長在同一個地方的兩派人的對立。
藍綠衝突
萬仁表示，如今的台灣，人民的言論、意向、期待都不同了，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藍綠之爭。
萬仁即將於今年11月在台灣上映的新片《車拼》以一個台灣女孩與大陸男孩的戀情為主軸，通過展現兩岸青年的交往，用反諷的方式探討彼此在價值觀與文化上的衝突與融合。
他告訴記者，「車拼」就是火拼的意思，意指紅色和綠色之間的矛盾，「兩岸問題需要好好探討，對談非常重要」。
「我的電影就好像設一個交流平台—愛情是超越任何界線的，婚姻是兩個家庭的事情，兩家人隱喻兩岸政權，其中有很多啟示。」
萬仁認為，儘管現在的台海兩岸電影業很難分家，但是卻極少有影片真正去探討兩岸的話題，大家都在躲閃。
他透露，《車拼》之後想拍攝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愛情電影，因為「這個事件影響太大，很多老一代台灣人的內心還是有一些白色恐怖的影子」。
「新電影」
作為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的重要導演之一，萬仁表示，這一潮流的出現其實是一種偶然，嚴格來說不能說是一場電影運動。
他引述已故「新電影」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明驥先生表示，那時候剛好瓊瑤式電影沒落了，功夫片沒落了，愛國片也沒落，觀眾不知道看什麼的時候，剛好有一個從本土出發的切入點。
在萬仁看來，台灣「新電影」展現的是1960、70年代台灣—應該拍卻沒有拍的電影，所以很多人在拍自己的童年。
「我和侯孝賢、楊德昌等導演年齡相仿、成長背景也相似，對本土社會和電影美學的看法相同，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新電影」，他說。
萬仁坦言，沒想到「新電影」的影響這麼大，儘管票房仍不是主流，但在一定時期內佔據了媒體輿論的主流。「但是新電影走下坡路也是意料之中的，因為台灣觀眾的口味常常大起大落。 」
最近幾年，因為魏德聖導演的《海角七號》取得空前票房成功，帶動了一系列本土題材的台灣電影的崛起。
萬仁的隱憂是，台灣電影本土化的潮流繼續發展下去，要警惕流於低俗的趨勢，進而令觀眾排斥。
責編：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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