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訪談：孫康宜

《書屋》，2008年第2期

　　筆者利用在哈佛大學進行學術研究的機會，對當代著名華裔漢學家、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作了訪談。孫康宜祖籍天津，1944年生於北京，台灣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後進入台灣大學攻讀美國文學。1968年到美國留學，先後獲圖書館學、英國文學、東亞研究等碩士學位，197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現任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和東亞研究所主任。孫康宜的研究領域跨越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女性文學、比較詩學、文學批評、性別研究、釋經學、文化美學等多個領域，有中英文學術專著多種，其中包括英文著作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Co-editor， with Haun Saussy），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Six Dynasties Poetry，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等八種,中文著作有《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耶魯潛學集》?《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文學經典的挑戰》?《我看美國精神》 ?《把苦難收入行囊》等十二種?先後獲得懷特人文學科最高榮譽獎金?美國高等教育基金會獎金?美國國家人文學科基金會獎金等,還在國際上擔任多種學術兼職?孫康宜教授在訪談中談到了自己不平凡的成長?求學及事業發展歷程,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體悟,對美國社會?美國精神的觀察和認識?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其在生命中的位置,對古今女性問題的看法,對美國教育體制的切身體會,以及自己未來的學術計劃和中美文化交流等問題。

　　 

　　問：孫康宜教授，不知您還記得否，我們第一次見面是2001年8月在北京您參加由王寧教授協調、由清華大學和耶魯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中美比較文學雙​​邊討論會”上，我們一起和希利斯·米勒、邁克爾·霍奎斯特在西郊賓館合影留念，我至今還珍存著那張照片。第二次見面是在２００５年您應王寧教授之邀到清華大學作題為“新的文學史可能嗎？”（“Is A New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的演講。這一晃就是好多年了，您還是那麼身體健康、神采奕奕。您的研究領域跨越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女性文學、比較詩學、文學批評、性別研究、釋經學、文化美學等多個領域，並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也注意到，在美國求學期間，您不光研修中國古典文學，而且還兼修比較文學、英國文學甚至“圖書館科學”（Library Science）。請問您是如何貫通這些不同領域的？為什麼要學習這麼多的領域？是因為它們之間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繫呢還是興趣使然？

　　答：我覺得一個人接受的教育還是和他的環境有關的。我是1968年來到美國的，我從前一直都是在念英文系，攻讀美國文學和英國文學，尤其喜歡十九世紀文學。我剛到美國那年，普林斯頓大學還沒有正式收女生，只有少數研究科學的女研究生，那時我們住在普林斯頓城裡，我於是就開始想：自己為什麼不去附近的州立大學Rutgers選一個圖書館的專業呢？我當時並不想當一個圖書館員，只想了解他們的工具書是按怎樣的原理編排的，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在美國上中小學，在這一方面是有缺陷的，所以決定修圖書館專業。沒想到，現在我會在這一方面比一般的美國人知道的多一些。總之，這一學習階段對我以後的學習很有幫助，不管我後來學什麼專業，我都能比較順利的找到自己需要的書籍。

　　之後，我繼續我的英國文學專業，因為我一直喜歡研究比較文學。但在唸書的過程中，我突然有種尋根的慾望，這種慾望如此強烈以致於自己想把中西文學兩個專業都專攻一下（這樣的感受在《文學經典的挑戰》的序裡也談到了），我當時選修了六十二個學分（一般學生只需選修三十二學分），所以我的專業有英文系和東亞文學專業。然而，當時還是以東亞專業為主，因為我以為若不把東亞的東西先弄懂，以後再做比較文學就比較難了。後來，我很想在母校普林斯頓大學的東方圖書館里當館長。當我和老師牟復禮教授（Prof. Frederick W. Mote）談到這事時，他很遺憾地說：“你是普林斯頓的校友，我們當然很歡迎你來做館長，但是可惜你沒有圖書館的學位呀？——因為按照規定圖書館館長要有圖書館專業的學位的。”我說：“我有啊，怎麼沒有？”於是，我才告訴牟教授有關我曾經攻讀圖書館學位的經歷。後來，我就繼承了原來胡適做過的那份工作。但是，剛剛做了一個月，我就知道自己選擇錯誤了，因為我原來以為館長的工作整天都是讀書，其實不是的。胡適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他當館長的那個年頭等於好好讀了兩年書，但現在情況不同了，館長整天都要處理行政。書，近在眼前，遠在天邊，幾乎沒有讀書的機會，所以最後我決定只做一年的圖書館館長的工作。之後，我就到耶魯來了，一口氣乾了二十五年，從來沒有離開過。

　　就這樣一個過程，其實也沒有選擇。可能因為小時候的遭遇，我已經學會了把“壞的遭遇變好”的習慣，於是就不停地調整，不停的學習，很自然就拿了很多的學位。

　　問：中國古代文學中多是描寫陽春白雪的主題，而現當代文學多死亡、暴力、血腥的描寫，你對這一問題是怎麼看的？

　　答：當然啊，在中國古代文學裡似乎沒有這麼多的血腥暴力， 在我那門課《人與自然》 （Man and Nature） 裡，我的美國學生們就經常說，傳統中國人的自然觀和西方是不一樣的，因為中國文學裡充滿了和諧和天人合一的觀念。但後​​來我讓他們讀了許多歷史故事，他們才知道其實在中國歷史中，暴力還是很多的，只是古代的寫法和當代不一樣罷了。我認為：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不是現象的不同，而是闡述的不同而已，是不同的作家對相同的現象採用不同的表現方法罷了。明清時期的文學“暴力”也就更多了。

　　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曾提出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應該從1841年龔自珍死的那一年開始算起，而不應該從二十世紀的五四運動算起。因為龔自珍的死剛好在中國傳統文學向中國現代文學邁進的這個階段，在他的詩歌裡已經有很多現代性的東西了。

　　另外，中國人都喜歡陶潛的詩歌，覺得他的作品十分抒情，但我的一些美國學生卻更喜歡謝靈運，因為翻譯成英文後，謝靈運的詩歌更顯得有現實性。因為謝靈運的詩歌充滿了衝突，頗有真實感。謝靈運雖然有的時候很強調“天人合一”，但詩裡卻充滿了壓抑和痛苦，他最後被殺頭了。在文化上，美國學生和謝靈運很投緣，他們很同情謝靈運的悲劇性命運。有些學生以為謝靈運簡直就是中國存在主義的倡導者，他們在謝靈運的詩裡看到有關存在的問題，他們看到在中國詩裡一般中國人看不到的東西，真的很新鮮。所以中國文學的古典和現代的區別其實並不是那麼明顯而絕對的。如果用這個角度看龔自珍的詩，比如他的《己亥雜詩》三百一十五首，你就能看到他內心的衝突、壓抑等情感。我自己也開始比較注意現代文學了，比如在短篇小說《色·戒》中，張愛玲把性看成獵人和獵物的關係，是很正視人生的。她看到人生的陰暗面，我認為表現人生的陰暗面也是很重要的。

　　問：你說過西方的觀眾不太喜歡李安的電影《色·戒》，您認為是為什麼？

　　答：首先，他們看不懂一些劇情，尤其遇到有關政治背景的情節，似乎不知道怎麼回事。其次，電影的節奏太慢。中國人不覺得動作慢，因為他們很重視情節以外的東西，比如眼神，中國人一看眼神就懂了，但西方人不太了解，所以有些美國人忍受不了這種節奏。一般美國觀眾除了對《色·戒》的床上戲感點興趣外，就不知所云了。

　　問：您生於北京，在台灣長大成人，又在台灣讀完大學；後來您定居美國多年，畢業於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自從1982年以來，又在世界著名的耶魯大學擔任教職，多年來您還擔任著東亞語言文學系主任和東亞研究所主任，據說您是自耶魯建校三百年以來首位擔任系主任的華裔女性，可謂事業輝煌。但您有沒有思鄉的時候？對於身份問題，您是怎麼看的？對於後殖民理論的文化認同這一議題，您有沒有什麼切身的體會？我這樣問是因為，您不僅是一位亞裔而且還是女性，您所受到的壓力和可能受到的歧視是雙重的。

　　答：我說一句真心話，我從不認為我是被歧視的人。大概是我小時候受難很多，到了美國來之後，我從來沒感覺到自己被壓迫過，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亞裔而被壓迫，或是作為女性被壓迫。我甚至覺得自己經常得到好處。當然，美國人有些偏見也是真的，但是，如果把什麼問題都推向偏見，那麼，對個人的發展是一個局限。比如說，有很多女的，她拿不到學位，就說那是因為性別偏見，就告學校；或者有一些亞裔在和別人的競爭中爭不過人家，就說是種族偏見。我認為一般說來，美國人還是公平的，這是到現在為止，我仍然堅持的看法。這讓我想起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說過：“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會像美國這樣聘一個德國移民、一個英語都講不好的人來做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他自己對這種事情都非常感動，我個人也這樣看。我們的同胞千萬不要以為我崇洋，我的確是將心比心。

　　美國啊，本來就建設得很好了，但後來卻來了這麼多的移民，把工作機會都搶走了。但是，美國人還給我們保護自己的權利，我非常佩服。比如，我當初來耶魯找工作，當時競爭的有一百多人，大部分都是美國人，但我並沒有覺得自己受歧視，後來在學校里工作也從不覺得。當然，如果有人來找我說：她受到歧視的遭遇，我也會去幫她，不過我自己並沒有這種被歧視的感覺。

　　重要的是，我們自己要努力，不要總是埋怨。比如在競爭中，你比較內向，而人家需要一個外向的、比較容易相處的人，你自然被淘汰，別人不會因為你是亞裔就特別照顧你。

　　如果你是女人，只要你和別人一樣努力工作，我想他們大概也不會歧視你的。

　　問：我們知道，信仰對於您的生活和事業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否請您談談信仰在你生命中的位置。您來美​​國已經四十年了，根據您的觀察和體會，在這些年裡，美國人的信仰有沒有什麼顯著的變化？

　　答：哈，你對信仰也感興趣嗎？我的信仰真的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真的相信：人是有永生的。在這一方面，我很受我父親的影響。我父親於半年多以前去世了。當他在世時，父親總是很嚴格地要求自己，有如一個真正的清教徒。他每日讀《聖經》，努力做到言行合一。我並沒有像我父親那種讀經的功夫，主要是因為我是讀文學的，而且和他的遭遇也不一樣。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常常會和上帝溝通。比如有的時候一個人在路上走，我會和上帝進行思想上的交流，也會暗自禱告。上帝就我而言，是非常真實的。當然這種感覺，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不斷發展的。我喜歡看文學的書，也喜歡研究信仰方面的問題，我彷彿看見自己不停地走在人生的旅途上，在走的過程中，我總希望把每一種角色盡力做好，但也經常感到軟弱，只希望從上帝那裡得到力量。

　　你對這個問題有興趣，我感覺很奇怪，很多中國人對這個是沒有興趣的。其實很多美國人也開始對基督教缺乏興趣。

　　你問美國和以前有什麼不同。我認為：四十年前我剛來到美國時，美國人一般都非常有宗教信仰，很多知識分子都上教會。現在呢，耶魯教堂里大約只有兩三位教授，其他的人一般很少上教堂了。我認為不僅僅是人的原因，教會也有責任，目前教會太注重事務性的東西了，沒有提供給人精神上的解答。我們本來到教會去，就是為了靈性上求長進，我們到那裡不是為了聽有關戰爭、政治或者其他題材的演講。但是，許多美國教會已經不能給人精神上的回應。所以，人們自然就疏遠了。就我而言，我一直認為上帝是超現實卻無處不在的。信仰的東西總是很難解釋，你相信了就是信仰，你不相信就不是信仰。

　　問：你從十二歲有了信仰到今天，你一直都這麼虔誠呢還是有一些變化？是有哪些變故讓你發生了變化嗎？

　　答：對，我每天都在變，所以我不太喜歡人家有一個說法，說某人重生了。有些人總要問你：你重生了沒有。是的，有人的確有那樣的經驗，我知道的。我最近在一篇文章裡就談到一個美國人重生的故事，因為他整個人完全變了，但這樣的人一定要經過​​大災難的。然而，對我個人來說，信仰好像是漸進的，要在日常生活中體驗。我一向對於個人的靈魂（soul）很有興趣，我認為每個人都有靈魂，都有其特殊的使命。比如，夫妻、朋友，兄弟姐妹看起來很親密，但是走到人生盡頭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單獨一個人走過去的。不管多麼親愛的人也沒有辦法和我們一起走去。我很喜歡存在主義的東西，我覺得存在主義很發人深省，我讀了祁克果（Kierkegaard）的很多書。

　　其實我是一個內心充滿衝突的人，但我內心又充滿感激，這樣，我和上帝交心就容易使自己平和。我閱讀《聖經》方面的書，就是這個基本的觀念。

　　問：我認為當代的女性可以這樣分一下，一種就是勤奮的女性，靠非凡的智慧、勤奮的努力，取得社會對女人的尊重，另外一種叫美貌消費型女性，就是說靠自己的美色來生活的女性，男人們呢？因為你對自己的要求是消費美麗，所以，有一些男人對於女人是缺乏尊重的。你對這樣的問題有什麼看法？　　答：這個問題使我變成一個清教徒的樣子了。美貌的問題真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比如電影《色·戒》，女主角是一個很美貌的女子，她才能夠去扮演那個角色。是的，美貌會給女人帶來一些問題的。我的觀點和我的信仰很有聯繫，我認為人生總要過去的，再美的東西最後都會醜掉的。就像一朵花，很美，但是最後仍要凋謝。所以我更喜歡曇花。不久前我在大弟那裡看到了奇妙的曇花一現，一共有四朵曇花在我面前開了，幾個小時後又先後謝了，但其實不是真的“凋謝”，它們只是把花瓣慢慢合起來。我覺得女人要像曇花，不要讓自己謝掉。我不喜歡一些女人總是靠美貌取勝，我更欣賞一個人的氣質和修養。比方，我們這裡有一個書法家張充和（我曾寫過一篇有關她的文章），她今年已經九十四歲了，但她看上去就很美。很多女人只在年輕的時候很美，但是一旦老了，就被這個社會看成棄婦了。成為棄婦的女人是很可憐的，實際上，她們是被自己拋棄了。我們應當把握每個年齡來努力學習，充實自我。把美麗和商品聯繫起來，不是一件好事。

 

　　問：那麼現代女性如何走出把自己商品化的陰影呢？

　　答：如果我們把自己當成商品，別人自然會把我們當成商品，女人要自己尊重自己，才不會變成玩物。我喜歡古代的才女，她們不斷求進步，雖然她們的活動範圍受到約束，但她們總是不斷地求進步，例如漢朝的班婕妤等，雖然不幸遇到逆境，卻培養了高尚的情操，所以很美。

　　問：在您的近著《我看美國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中，您對美國精神作出很多十分感性的分析和例證，讀來趣味盎然。您定居美國近四十年了，肯定對美國精神有著精準的把握，能否請您簡要地總結一下所謂“美國精神”的主旨是什麼？美國精神在近三十多年來經歷了許多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動蕩之後，有沒有什麼變化？您認為美國精神的哪些方面是值得我們學習和欽佩的，哪些方面是我們需要摒棄和批評的呢？

　　答：我覺得四十年來美國精神變得很多，但並不是所有的變化都是壞的。那麼，什麼是美國精神，第一個就是獨立精神。中國人常常依賴家庭，找工作時，會想到要找哪個親戚幫忙啊？在中國，如果是一個校長的兒子，那就真的了不得，校長會出面為自己的兒子做很多事情，但是，在美國，他會有意避嫌。比如，我有一個耶魯學生叫Ben Beinecke。我一直猜想他大概就是有錢人家Beinecke（就是捐贈Beinecke善本書圖書館的那家人）的後代。後來，我們關係很熟了，有一天我們在一起吃飯，我忍不住就問：你是不是和Beinecke那家人有關係，他很害羞地說：“是呀，捐贈圖書館的人就是我的曾祖父Frederick W. Beinecke，以及他的哥哥Edwin J. Beinecke和弟弟Walter Beinecke。”當時我正在寫一篇有關Beinecke圖書館的文章，就請Ben給我一些資料，這時他才提供給我幾本他祖父所寫有關曾祖父的書籍以及曾祖父本人的藏書，但他一直十分低調，也從來不會誇口說，我是有名的Beinecke的曾孫。後來他去中國大陸參觀，我問他有什麼體會？他告訴我，他到中國旅遊，故意帶很少的錢，主要想學習在艱難中刻苦自立。為了繼續學習中文，他2005年的秋天到北京去。學期結束後，他先飛到成都，又想去西藏，就一路與哥哥和朋友從四川騎摩托車往拉薩去。有一次在路上車給壞掉了，身上也沒有很多的錢，他只好把摩托車賣給當地的西藏人，又添些錢再買一輛，又繼續騎車，折騰了兩個禮拜才到拉薩。回美國後，他很高興地跟我說：“我收穫很大呀。”這就是美國精神，也就是努力往前走的精神。我從前在台灣，受到很多的束縛，到了這裡我才開始感覺到自己奮鬥的精神，只要努力，朝自己的理想走去，一定會有回報的。一直到現在，這種美國精神還存在。　　其次，美國人很尊重個人，我覺得很好，他們很少故意說一些讓人家過不去的話，也很少在人背後說長短。還有一點，美國人通常不念舊惡。比如，我得罪他了，但是，事情過去就過去了，不會再去想：啊呀，三年前他得罪過我，怎麼怎麼。這一點我很欣賞。只要一直往前走，不要管其他。我看基督教的清教徒的精神，也指的是這種簡單而實在的生活態度。如果你到美國人家裡參觀，你會發現他們的生活很簡單樸素。

　　 

　　但這四十年來，我覺得美國是有些變化的。首先，人越來越雜，我四十年前看起來很乾淨的地方，現在看起來很髒。美國的年輕一代也很有問題，中學教育也問題重重。但是，有一些好的東西還是繼承下來了，比如為公眾服務，美國的大學生們經常做義工，幫窮人。他們也尊重別人的隱私，這點很好。但現代的生活方式使美國人更加孤獨了，他們越來越隔離，患精神病的人特別多。據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的解釋，社會的經濟是和心理聯繫起來的，個人經濟越發達，心裡的毛病會越來越多。還有，美國的槍支問題，最好進行槍支管理。布什總統在這一方面做得很不好，但是，美國人也只有維持美國人的精神：既然他是總統，你就要尊重他的權力。但是，布什的政策是缺乏美國精神的，比如隨便去打別的國家，我覺得這是偏離美國精神的，一切都為了錢、為了石油。尤其是槍支，有必要管理。想想看：每天都可能有人到學校去殺人，那多可怕？殺人的人都是有精神病的，一個人有了精神病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問：另外，學界都說您有“耶魯情結”。請問耶魯大學有什麼令您著迷的方面？根據您在美國高校從事教育三十年的經驗，您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有哪些主要特點？有哪些是特別值得我們國家的高校吸取和借鑒的？

　　答：說我有耶魯情結？我還不知道。因為我大半生時間都在耶魯度過，我只能說耶魯。耶魯有一個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那就是我喜歡它的教學制度。我生來喜歡教書，尤其喜歡和年輕的大學生交流。而耶魯給所有教授們一個很嚴格的規定：不管你的職位多高，你都必須給本科生上課。因此我每年至少有兩門課是專給本科生開的。但我不喜歡教大班課，因此我的課一般要求學生不超過二十人。我還喜歡討論課，我把材料提供給學生，讓他們閱讀後討論。而且，耶魯嚴格實施通才教育，比如你學理工，也必須學文學。很多好學生喜歡來耶魯讀文科，因為它的校園裡最有文科氣息，最專注人文和藝術。耶魯有戲劇學院、音樂系，這些跟文學都有密切的聯繫。從前在普林斯頓的時候，我覺得學校比較小，走到哪裡，人家都知道你。在這裡，校園比較大，走到什麼地方也沒人知道你是誰，很好。

　　問：我注意到您經常寫一些關於美國文化觀察、中西文化比較的散文、評論、詩歌等，文筆細膩生動、淡雅清新、真摯優美，看了很讓人有所感觸。請問您所創作的這些散論與您的學術研究是一種什麼關係？

　　答：我覺得兩種寫作對我都一樣，因為我在搞學術的時候，也在進行創造性的閱讀。美國有這樣的分野，學者就是學者，作家就是作家。但我在1993年開始搞創作。當時我發現自己都快不會寫中文了，於是下定決心，增強中文寫作能力，開始學散文創作。有趣的是，我的學術論文大多是英文，而我的中文呢，主要用來搞創作。

　　問：您和哈佛大學漢學家宇文所安教授共同主編的兩卷本《劍橋中國文學史》與以往的文學史相比都有哪些特別之處，什麼時候面世？

　　答：我們的文學史，基本上是有關文學的文化史（a 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另外，我們希望用講故事的方法來講文學史。主要針對英文的通俗讀者。他們一般對於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懂得不多，但又想了解一些，所以我們的文學史主要是給這樣的讀者和學生看的。用的是一個講故事的綜合論述的方法，不是什麼明、清小說史、明、清戲劇史、明、清詩歌史等。它基本上按照年代編排，因為我們相信這樣才是真正的文學史。到目前為止，屬於這一系列的《劍橋俄國文學史》、《劍橋德國文學史》、《劍橋意大利文學史》都已經出來了，而中國的還沒有，我們就在做這樣的工作。同時，我們也希望不要總是把政治和文學混為一談。比如，一般的中國文學史，大多把政治的潮流和文學的發展等同，而我們認為，文學有自身的發展歷程，這種發展，有時和政治無關，和朝代也無關——因為你換朝代了，文學不一定跟著改變，文學改變了，也不一定要換朝代，這就是我們的文學視角。比如說1400年左右，這一時期的文學發生了什麼變化？這是永樂初年，是文人開始大寫臺閣體詩文的時候，又有《永樂大典》的盛事，但它並不是明朝的開始。當然，我們也不能說文學完全和朝代的變換無關。我們還是很重視朝代的，但只能說文學和政治有關，但並非等同。我們的重點是文學的發展，以文化文學史的角度來寫的。至於什麼時候出版？只能說愈快愈好。明年就要送稿了。

　　問：您一直注重美國和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術交流及往來，自己也身體力行地組織參加多種學術活動，開展多層次的文化交往和中華文化的傳播工作。您曾證實耶魯大學是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發源地，想必這些年您也以耶魯為根據地，為中美文化交流、教育交流作出了不少貢獻。1990年，您和蘇源熙（Haun Saussy）聯合主持由六十多位美國學者參加的一項美國漢學界前所未有的翻譯工程：《中國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這項工程的意義是極為重大的，它使很多中國女性的作品得以進入世界文學經典的行列。請問您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主要的主張有哪些？都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

　　答：性別研究和交流。這和我個人受教育的背景有關係。我經常給中國人介紹西方的東西，給西方人介紹中國的東西，就是這樣進行交流的。看起來我好像是一個文化交流的使者。我特別喜歡這個工作，能夠對不同的人用簡單明瞭的方法告訴他們一些東西。我喜歡用簡單的方法，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掌握了這個東西和觀念後，你一定能用合適的語言把它表達出來，雖然道可道非常道，語言有時很難表達一些東西，但我仍然相信你還是可以找到一個清晰、簡單的方法把它表達出來，這是我喜歡做文化大使的原因。除去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外，我一向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大學很有交流，也經常和日本學者們有來往。最近，我跟韓國學界的交流也開始密切起來。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叫申正秀的韓國學生（目前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讀博士），他幾年前把我的英文著作《六朝詩》（Six Dynasties Poetry）譯成韓文，這也促進我在韓國做文化交流的興趣。

孫康宜教授訪談錄
文/生安鋒、白軍芳
2011年05月1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