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建三的問題是，他忽略有線電視台的政論節目的長時間"教育"觀眾。
有了網路 政治（還）沒有改變 從柯P說起
【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台灣)】
有了網路，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那就什麼都無法改變，特別是長期的、廣義的政治效果。但是，因為我們都在用，整日電腦不離身，網路不離口，手機不離手，我們自己造就了自我實現的預言：通過每日的生活實踐，太多的人都聽到了這樣的說法，那樣的高聲朗誦與同義反覆，再三認定網路衝擊了這個，衝擊了那個，包括衝擊了狹義的、選舉的政治。
一個月前完成的台灣九合一選舉，結果既可預期，也是意外。大家知道國民黨會輸，但很少人預料輸這麼多。何故？大家都說，重要原因之一是，青年人加上新媒體，又因新媒體的重度使用者就是青年人，兩個原因也就是一個原因：新媒體。表面看，這個說法有道理。台北市長當選人柯P早就心知肚明，幾乎完全繞過傳統媒體，選戰期間僅有一次付費廣告，是因網路版點擊高而在十一月十九日，推出六十秒版的「這一票，你聽孩子的話」電視廣告。連勝文單是在選前五天，仍然抱著報紙不放，在四家綜合報紙刊登半版廣告十八次半，三分之一在頭版！
不過，柯文哲的網路有多成功？就看標準怎麼定。柯P在Youtube推出了三類廣告片。一種是所謂國際都會研習之旅，美國篇選前點擊1.4萬次，日本篇6.7萬。第二種是30則市政主張，第三種是15支情感訴求影片，平均分別有3.7859與9.8112萬次點擊。台灣收視人口最高的前20名頻道（很不幸，包括了7或8個24小時「新聞」頻道，也包括定點播放新聞的台、中、華與民視）平均收視率約在0.35-0.45%，亦即7-10萬人。
在Youtube的柯P影片，觀看（點擊）人數是累積至選舉當日，十或二十多天的人次，總計269萬，並且，觀看的人是柯P支持者的機會，挺大。電視新聞收看則比較不同，儘管也會反映既定立場，但成份低於網路收看者。假使一個（新聞）頻道一天有柯P新聞2則、重播1次，那麼，七個（新聞）頻道一天就有196-280萬人次（這還不包括五家無線台）。網路影片與電視新聞的收視質量，是無法直接比較；但是，這是重量不重質的年代，我們何妨只是比較收看的人數？若這樣比較，很明顯，傳統電視超過網路的人次，很多很多倍。
因此，比起電視，網路的宣傳效果不會更大。若看報紙，選前半年四報出現「柯文哲」的次數是867（聯合報）、842（自由時報）、724（中國時報）與609次（蘋果日報），連勝文在前四報則依序是761、843、682與630次。假使只看出場次數，其餘不論，報紙大致「公平」對待兩人。如果報紙立場列入計算，支持柯P的自由時報之昨日閱報率，超過聯合與中時的總合；是以，蘋果就是關鍵，那麼，這家港報可能挺柯大於挺連嗎？不太可能，因此，依據報紙的報導數量，假使能夠預測候選人的輸贏，柯P早就勝出。
當然，新媒體不是只有網路或Youtube，還有手機、臉書，以及各種社交媒體…等等。但是，不要忘了，這些新媒體的內容有二。一種轉載大眾媒體。第二種則是傳統的口耳相傳與口語攻勢，轉而在這裡進行，因此，這個部分的新媒體傳播，其實是人際傳播的延伸或擴大。
總之，前面這些段落的舉例，主要是要說，新媒體對柯P是有正面效益，但幅度不宜誇大，老媒體對柯P並沒有更壞，若不是更好。就此理解，網路等新媒體究竟在這次選舉的作用是啥，在沒有詳細研究之前，無法斷言。
近年來，政府的執政成績低迷、各種事故頻仍，無一不使社會氣氛沉鬱，無一不對執政黨不利，那麼，若用更為傳統的「賭爛票」解釋這次選舉結果，或許比青年人與新媒體的作用，來得大些？其中，最讓人詫異的新北市與桃園市，賭爛票的動力可能更是明顯：六都平均投票率是66.31%，台灣省十二個縣市是70.40，但新北市僅61.65%，桃園是62.73%，雙雙吊在車尾。傳統上投給兩市藍軍的人，以不投票表示賭爛，中間選民則投給非藍軍，以示賭爛。選後民進黨不敢浮誇，估計也是深知此番勝選，來自本身的實力，低於賭爛票的威力。
網路等新媒體與青年人足以帶來勝選，這是迷思。2008年，歐巴馬從一般公民身上募集了可觀的捐款、贏得了民主黨初選及總統大選。但，不要忘了，歐巴馬也得到企業大捐款，選戰也由昂貴的專業人士操盤（當年贏得行銷大獎），斥資電視廣告就有2.359億美元。這些傳統因素，加上當時經濟低迷已有多日、小布希也讓很多人怒氣衝天，又有金融核爆，才讓歐巴馬勝選。柯P也許比歐巴馬更不傳統，但與其說這是新媒體帶來了勝利，不如說政經與社會文化等總體面向，乘以馬政府的表現實在給人太惡劣的印象，引爆於九合一的選票。
2010-2011年，俗稱「阿拉伯之春」的出現，也很難說是新媒體促成。在六個起義的國度，巴哈林在2010年的網路普及率，確實名列阿拉伯國家前五名。但全球5200萬推特用戶，僅有0.027%在埃及、葉門與突尼西亞。臉書普及率在敘利亞是1%，利比亞是5%，埃及與敘利亞使用網路的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在利比亞是6%。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新媒體普及率高出許多，但統治者高枕無憂。若有阿拉伯之春，這是不滿與怨懟已有數十年，是日積月累所催生，不是推特與臉書的產物。敘利亞在1982年就有叛變，葉門內戰1994年才停止，巴哈林、埃及、利比亞與突尼西亞在1980年代、1990年代與2000年代，再三上演抗議事件。
網路與手機所激盪的效能，在單一議題如洪仲秋案，或是台灣的太陽花社運（學運），以及香港的雨傘革命時，是產生了讓參與者培力（empowering）的感覺與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新媒體固然有助於這類臨時的、快速的、經常變動的「組織」的建立，但卻與這類組織是否能積累經驗與力量，沒有必然關係。這樣一來，這些假借新媒體動員與創建新型態組織的社會運動，是有後現代的嘉年華性質，它對於改變固有秩序的作用，若沒有更為傳統的組織與訴求，那麼，不一定能夠高估。究竟，這類抗議或起義行動，是會演變成為新穎且昭示了時代精神的實用組織，又足以創造實際與延長的效果，最終匯聚成為翻轉並引領新社會秩序的因子，導向不奪權，但改變社會的果實；或者，它（們）會是二十一世紀的薛西佛斯，不滿現狀的人群結合了新媒體，重回滾石上坡卻又不斷捲土重來的神話故事，在網路時代的搬演？這些不但是實踐問題，也是理論所應該問津與研判的課題。
就傳統的選舉政治來說，新媒體不是柯P（與民進黨）大勝的要素，更沒有人會說這是國民黨大敗的原因，但這不是指網路不起作用，而是指網路不起「獨立」作用，並且，就種有用但不是獨立的作用，多有突發效應的性質。率先大膽使用的人（組織或政黨）算是創新，若有作用、即便不是獨立作用，仍然可以看作是率先使用者得到的獎賞與報酬。往後，其他政治人都會跟進與模仿，到了所有人都在使用的時候，決定輸贏的因素，就不會是新媒體，此時，新媒體仍然只是工具的事實，就會更清楚，決定勝負的關鍵，就得在新舊媒體以外，另做定位。
柯P說要「推倒意識形態的高牆」，他說的高牆是藍綠統獨。但是，政治大學逐年民調的「台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析」（1992-2014）早就展現，主張急統或終極統一的比例，連年下降，最近（2014年6月）的調查僅有10.2%。藍綠作為主要政黨，都必須在這個框架下爭取將近九成民眾的支持，那麼，從這個事實看，要說藍綠在統獨會有差異，那就怪了；即便什麼是統，什麼是獨，政大的民調問得太過簡化，未能包括邦聯、大一中、一中屋頂等等主張。
很諷刺的是，台灣真正必須推倒的意識形態高牆，是截至目前為止，藍綠當中的主流力量都還緊抱不捨。藍綠要角很少挑戰當今的財經政策，優待資本與土地利得世界第一，致使稅收佔GDP比例世界最低，不會駕馭市場，反而誤解市場。柯P挑戰錯了，所謂藍綠中間有統獨的高牆，其實是誤會。
柯P錯了，有趣或說弔詭的是，雖然朱立倫可能低標準，也可能是虛晃一招，但如果「玩真的」，他倒是有潛力，可以打破真正的高牆。朱在參選國民黨黨主席時，發表〈找回創黨精神 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千言聲明。這份文件的重點之一，或說應該是最重要的宣稱，如同「國王新衣」，說出了「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黑暗面已在臺灣顯現，國民黨必須重建核心價值，提出各種符合公平正義的財稅制度及法令規章，使財富分配更合理；長期重視經濟成長的迷思更應轉化為追求有效率、更公平的分配；青年世代只要肯努力，就應有成功的機會；土地正義與環境永續都應是我們的主張。」
朱立倫是否低標準、是否虛晃一招，或是真正要再造孫中山主張的價值，只有他知道。但我們的大眾媒體無意就此探討追索，應該是千真萬確。朱發言之後，四家綜合報紙除轉載（於紙版或網路空間）之外，其後，所有評論重點全都在修憲與內閣制打轉。看來，傳統媒體對於朱的文件，採取「買櫝還珠」的認知，新媒體能夠撼動這個只知修憲而不知回歸憲法的「高牆」嗎？孫中山早就說了，「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只是實踐過程不是共產黨的作法，何況共產黨現在是不是掛羊頭，世人自有判斷。朱立倫的說法自然不會取用孫中山當年的演講詞，即便如此，台灣是不是應該走向歐洲，相對民主化的經濟與社會化市場的模式，有沒有可能？假使新媒體能夠將這個議題設定為未來選舉的主軸，引領傳統媒體，那麼新媒體的政治效果就算落實。
真正結合新政治與新媒體的例子，可能是西班牙的新興政治組織「我們夠力」（Podemos）。今年五月，它在歐洲聯盟民代選舉一舉得到8%選票，半年後，它
一個月前完成的台灣九合一選舉，結果既可預期，也是意外。大家知道國民黨會輸，但很少人預料輸這麼多。何故？大家都說，重要原因之一是，青年人加上新媒體，又因新媒體的重度使用者就是青年人，兩個原因也就是一個原因：新媒體。表面看，這個說法有道理。台北市長當選人柯P早就心知肚明，幾乎完全繞過傳統媒體，選戰期間僅有一次付費廣告，是因網路版點擊高而在十一月十九日，推出六十秒版的「這一票，你聽孩子的話」電視廣告。連勝文單是在選前五天，仍然抱著報紙不放，在四家綜合報紙刊登半版廣告十八次半，三分之一在頭版！
不過，柯文哲的網路有多成功？就看標準怎麼定。柯P在Youtube推出了三類廣告片。一種是所謂國際都會研習之旅，美國篇選前點擊1.4萬次，日本篇6.7萬。第二種是30則市政主張，第三種是15支情感訴求影片，平均分別有3.7859與9.8112萬次點擊。台灣收視人口最高的前20名頻道（很不幸，包括了7或8個24小時「新聞」頻道，也包括定點播放新聞的台、中、華與民視）平均收視率約在0.35-0.45%，亦即7-10萬人。
在Youtube的柯P影片，觀看（點擊）人數是累積至選舉當日，十或二十多天的人次，總計269萬，並且，觀看的人是柯P支持者的機會，挺大。電視新聞收看則比較不同，儘管也會反映既定立場，但成份低於網路收看者。假使一個（新聞）頻道一天有柯P新聞2則、重播1次，那麼，七個（新聞）頻道一天就有196-280萬人次（這還不包括五家無線台）。網路影片與電視新聞的收視質量，是無法直接比較；但是，這是重量不重質的年代，我們何妨只是比較收看的人數？若這樣比較，很明顯，傳統電視超過網路的人次，很多很多倍。
因此，比起電視，網路的宣傳效果不會更大。若看報紙，選前半年四報出現「柯文哲」的次數是867（聯合報）、842（自由時報）、724（中國時報）與609次（蘋果日報），連勝文在前四報則依序是761、843、682與630次。假使只看出場次數，其餘不論，報紙大致「公平」對待兩人。如果報紙立場列入計算，支持柯P的自由時報之昨日閱報率，超過聯合與中時的總合；是以，蘋果就是關鍵，那麼，這家港報可能挺柯大於挺連嗎？不太可能，因此，依據報紙的報導數量，假使能夠預測候選人的輸贏，柯P早就勝出。
當然，新媒體不是只有網路或Youtube，還有手機、臉書，以及各種社交媒體…等等。但是，不要忘了，這些新媒體的內容有二。一種轉載大眾媒體。第二種則是傳統的口耳相傳與口語攻勢，轉而在這裡進行，因此，這個部分的新媒體傳播，其實是人際傳播的延伸或擴大。
總之，前面這些段落的舉例，主要是要說，新媒體對柯P是有正面效益，但幅度不宜誇大，老媒體對柯P並沒有更壞，若不是更好。就此理解，網路等新媒體究竟在這次選舉的作用是啥，在沒有詳細研究之前，無法斷言。
近年來，政府的執政成績低迷、各種事故頻仍，無一不使社會氣氛沉鬱，無一不對執政黨不利，那麼，若用更為傳統的「賭爛票」解釋這次選舉結果，或許比青年人與新媒體的作用，來得大些？其中，最讓人詫異的新北市與桃園市，賭爛票的動力可能更是明顯：六都平均投票率是66.31%，台灣省十二個縣市是70.40，但新北市僅61.65%，桃園是62.73%，雙雙吊在車尾。傳統上投給兩市藍軍的人，以不投票表示賭爛，中間選民則投給非藍軍，以示賭爛。選後民進黨不敢浮誇，估計也是深知此番勝選，來自本身的實力，低於賭爛票的威力。
網路等新媒體與青年人足以帶來勝選，這是迷思。2008年，歐巴馬從一般公民身上募集了可觀的捐款、贏得了民主黨初選及總統大選。但，不要忘了，歐巴馬也得到企業大捐款，選戰也由昂貴的專業人士操盤（當年贏得行銷大獎），斥資電視廣告就有2.359億美元。這些傳統因素，加上當時經濟低迷已有多日、小布希也讓很多人怒氣衝天，又有金融核爆，才讓歐巴馬勝選。柯P也許比歐巴馬更不傳統，但與其說這是新媒體帶來了勝利，不如說政經與社會文化等總體面向，乘以馬政府的表現實在給人太惡劣的印象，引爆於九合一的選票。
2010-2011年，俗稱「阿拉伯之春」的出現，也很難說是新媒體促成。在六個起義的國度，巴哈林在2010年的網路普及率，確實名列阿拉伯國家前五名。但全球5200萬推特用戶，僅有0.027%在埃及、葉門與突尼西亞。臉書普及率在敘利亞是1%，利比亞是5%，埃及與敘利亞使用網路的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在利比亞是6%。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新媒體普及率高出許多，但統治者高枕無憂。若有阿拉伯之春，這是不滿與怨懟已有數十年，是日積月累所催生，不是推特與臉書的產物。敘利亞在1982年就有叛變，葉門內戰1994年才停止，巴哈林、埃及、利比亞與突尼西亞在1980年代、1990年代與2000年代，再三上演抗議事件。
網路與手機所激盪的效能，在單一議題如洪仲秋案，或是台灣的太陽花社運（學運），以及香港的雨傘革命時，是產生了讓參與者培力（empowering）的感覺與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新媒體固然有助於這類臨時的、快速的、經常變動的「組織」的建立，但卻與這類組織是否能積累經驗與力量，沒有必然關係。這樣一來，這些假借新媒體動員與創建新型態組織的社會運動，是有後現代的嘉年華性質，它對於改變固有秩序的作用，若沒有更為傳統的組織與訴求，那麼，不一定能夠高估。究竟，這類抗議或起義行動，是會演變成為新穎且昭示了時代精神的實用組織，又足以創造實際與延長的效果，最終匯聚成為翻轉並引領新社會秩序的因子，導向不奪權，但改變社會的果實；或者，它（們）會是二十一世紀的薛西佛斯，不滿現狀的人群結合了新媒體，重回滾石上坡卻又不斷捲土重來的神話故事，在網路時代的搬演？這些不但是實踐問題，也是理論所應該問津與研判的課題。
就傳統的選舉政治來說，新媒體不是柯P（與民進黨）大勝的要素，更沒有人會說這是國民黨大敗的原因，但這不是指網路不起作用，而是指網路不起「獨立」作用，並且，就種有用但不是獨立的作用，多有突發效應的性質。率先大膽使用的人（組織或政黨）算是創新，若有作用、即便不是獨立作用，仍然可以看作是率先使用者得到的獎賞與報酬。往後，其他政治人都會跟進與模仿，到了所有人都在使用的時候，決定輸贏的因素，就不會是新媒體，此時，新媒體仍然只是工具的事實，就會更清楚，決定勝負的關鍵，就得在新舊媒體以外，另做定位。
柯P說要「推倒意識形態的高牆」，他說的高牆是藍綠統獨。但是，政治大學逐年民調的「台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析」（1992-2014）早就展現，主張急統或終極統一的比例，連年下降，最近（2014年6月）的調查僅有10.2%。藍綠作為主要政黨，都必須在這個框架下爭取將近九成民眾的支持，那麼，從這個事實看，要說藍綠在統獨會有差異，那就怪了；即便什麼是統，什麼是獨，政大的民調問得太過簡化，未能包括邦聯、大一中、一中屋頂等等主張。
很諷刺的是，台灣真正必須推倒的意識形態高牆，是截至目前為止，藍綠當中的主流力量都還緊抱不捨。藍綠要角很少挑戰當今的財經政策，優待資本與土地利得世界第一，致使稅收佔GDP比例世界最低，不會駕馭市場，反而誤解市場。柯P挑戰錯了，所謂藍綠中間有統獨的高牆，其實是誤會。
柯P錯了，有趣或說弔詭的是，雖然朱立倫可能低標準，也可能是虛晃一招，但如果「玩真的」，他倒是有潛力，可以打破真正的高牆。朱在參選國民黨黨主席時，發表〈找回創黨精神 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千言聲明。這份文件的重點之一，或說應該是最重要的宣稱，如同「國王新衣」，說出了「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黑暗面已在臺灣顯現，國民黨必須重建核心價值，提出各種符合公平正義的財稅制度及法令規章，使財富分配更合理；長期重視經濟成長的迷思更應轉化為追求有效率、更公平的分配；青年世代只要肯努力，就應有成功的機會；土地正義與環境永續都應是我們的主張。」
朱立倫是否低標準、是否虛晃一招，或是真正要再造孫中山主張的價值，只有他知道。但我們的大眾媒體無意就此探討追索，應該是千真萬確。朱發言之後，四家綜合報紙除轉載（於紙版或網路空間）之外，其後，所有評論重點全都在修憲與內閣制打轉。看來，傳統媒體對於朱的文件，採取「買櫝還珠」的認知，新媒體能夠撼動這個只知修憲而不知回歸憲法的「高牆」嗎？孫中山早就說了，「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只是實踐過程不是共產黨的作法，何況共產黨現在是不是掛羊頭，世人自有判斷。朱立倫的說法自然不會取用孫中山當年的演講詞，即便如此，台灣是不是應該走向歐洲，相對民主化的經濟與社會化市場的模式，有沒有可能？假使新媒體能夠將這個議題設定為未來選舉的主軸，引領傳統媒體，那麼新媒體的政治效果就算落實。
真正結合新政治與新媒體的例子，可能是西班牙的新興政治組織「我們夠力」（Podemos）。今年五月，它在歐洲聯盟民代選舉一舉得到8%選票，半年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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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台灣)
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系學士、碩士，英國Leicester 大學博士，現任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編輯委員、臺灣媒體觀察基金會與媒體改造學社成員。教學科目包括「傳播政治經濟學」、「當代大衆傳播問題」、「電影史與政策」、「區域傳播問題研究」等。著有《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學》 （1995）等六本書及學術論文數十篇，（合作）翻譯《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Raymond Williams,1974/1992）、《傳播政治經濟學》（Vincent Mosco, 1996/1998，與程宗明）、《問題媒體：21世紀美國傳播政治》(Robert McChesney, 2004/2005，與羅世宏、魏玓等六人)、《論市場社會主義》（John Roemer, 1994/ 2005）與 《傳媒、市場與民主》（Edwin Baker, 2002/2008）、《傳播理論史：回歸勞動》（Dan Schiller,1996/2010，與羅世宏）與《誤解網際網路》（James Curran等人，2015年6月）等十八本。主編《新聞學研究》（1997-1998,2008-2010, 2011- 2012）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5-96, 1998- 2001）。編輯《戰爭沒有發生？美英出兵伊拉克紀實》（2003）、《自反縮不縮？新聞系七十年》（2005）與（魏玓）《示威就是傳播》（2009）。撰寫有關傳媒的報章雜志評論數百篇。近期結案研究項目有「重訪資訊社會：傳播權概念的提出、建構與擴散」、『中國「輿論監督新聞學」研究』，目前思索與探討的課題包括，新聞傳播教育正當性與媒介素養、傳播科技與智能財産權及另類法律規範，以及『(媒體)文化與(媒體)經濟的競合問題：從「文化多樣性」與「文化（創意）産業」說起』，業餘時間投入於古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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