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錫祺(1872-1946),字復澄,號鶴亭。臺中潭子人,自
小接受傳統私塾教育,1893年考中秀才,1894年原擬赴福州
應舉,因中日甲午戰役,官船不行,途至臺北而返。1895年日本
領臺,傅氏時年24歲,以擔任家庭教師為業,1899年起改在家
授徒並兼任臺灣日日新報通信記者。1901年應聘為臺中每日新聞
(後改名臺灣新聞)記者,1906年曾一度辭去該職,1907年
重新續任至1918年2月止。在詩社活動方面,他於1906年加
入櫟社,是九名創社發起人之一。1917年櫟社原任社長賴紹堯病
故,傅氏被推選接任,從此即擔任社長職至1946年去世為止,近
30年。傅氏一生對櫟社參與完整,感情投入甚深,並先後撰成《櫟
社沿革志略》、《增補櫟沿革志略》等,對保存櫟社史料居功厥偉。
傅錫祺曾有多首詩作,描述二次大戰期間台灣人的痛苦與無奈,以下引述剛出版《台中文學史》第四章第三節(頁104~105)相關內容,以見一斑。
戰爭期間,傅氏對臺灣捲入戰爭後的種種苦況,深有所感,如寫於1942年的〈一枕〉詩題下自註:「七月四日正式燈火管制第二夜」,詩云:
四鄰雞犬靜,一枕蚓蛙喧。夜久難成夢,愁凝不得言。拮據時有手,供給日多門。倦眼微開處,帷燈照地昏。[1]
第一、二句,寫深夜住家週遭一片寂靜,只有蚯蚓青蛙的喧鬧叫聲,但這可不是描述寧靜的氣氛,而是戰火猛烈下難以入眠。三、四句即逼寫出滿腔愁苦,欲訴無門,其實這是處在戰爭期間臺灣人的共同心情,現實生活處處受管制,經濟日趨拮据,而臺灣的未來卻遙不可知。另一方面,殖民者卻全面動員臺灣社會納入戰時體制,傅氏曾有詩以「但願前鋒殲彼虜,屢言後援屬吾曹」(〈次韻洪元煌君六十感懷〉)隱微表達不滿,語氣充滿無奈。
寫於1944年10月的一首七言古體〈美機來襲大雅即事〉,則為戰爭末期臺灣人躲空襲而「疏開」的經驗,留下生動的記錄:
汽笛連聲報敵至,警鐘繼打催待避。晨餐粗粥未及半,投箸急趨豫闕地。飛機頭上久迴翔,其中自挾殺人器。文人膽故如鼷鼠,巨彈況恐從空墜。砲聲斷續到耳邊,西山聞似舉烽燧。濫爆或殃及池魚,有人將以無噍類。生死前定雖屢聞,違孽亦當盡人事。壕中蟄伏一小時,出壕此心猶動悸。此生重吃一大驚,甲申十月之十四。[2]
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美日宣戰。1943至1945年間,美國軍機代表盟軍密集轟炸全臺各地。這首詩描寫美國軍機來襲前後的情景,氣氛緊張,將一般民眾的驚惶、狼狽,以及砲彈從空而降的震撼威力刻劃得栩栩如生。
綜合言之,傅氏對日本發動戰爭,迫使臺灣陷入一片黑暗,內心深以為苦,雖然表面不得不順應時代環境虛與委蛇,甚至言不由衷地歌功頌德一番,但仍常在字裡行間隱微地表達譏刺不滿,或作消極的抵制,仍然不失臺灣人的立場,並未完全附和日本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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