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振為、周木丹、 盧峻、蔡晉.....《英美法詞典》

張五常：法律精英被蹂躪，只有哭一場！

王夢雲龍

看了《南方周末》的一篇報導，失聲痛哭。題目是《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說是什麼“被遺忘”，其實是“被蹂躪”。　　

知道畫家林風眠文革期間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張畫，親手一張張泡到浴缸裡，站在上面踩爛，我哭過；知道鋼琴家劉詩昆的手指被紅衛兵打斷，我哭過；讀到翻譯家楊憲益孤苦晚年的報導，我心頭一酸；剛才讀那篇報導，讀到那個一目失明，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眼鏡，蜷縮在被子裡的九旬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時，我又哭了。要是世界上完全沒有人記得他，他不至於顯得那麼可憐。　　用不著宣揚他們的成就，用不著複述他們的遭遇，用不著指出誰是罪魁。沒有什麼好說，只有哭一場。法律精英的命運與法治的悲愴---------------------------- 

●南方周末　　本文是南方周末《被遺忘30年的法律精英》、《他們被忽視的代價》、《我們在傳承》三篇文章的集錄，個別文字有變動。

作者為記者萬靜波吳晨光謝春雷　　

被遺忘３０年的法律精英　　一群老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足以讓我們警惕：有些忽略，會讓整個社會付出代價　　一本詞典引出一群老人　　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4.5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　　

詞典的最後校樣已經完成。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濟資助，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正規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九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終於接近了尾聲。　　

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說：“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這本書後面，有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　　

這是一些響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為法學權威的前輩名宿——— 　　

盛振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前校長兼法學院院長；　　

周木丹，比利時魯汶大學1934年法學博士；　　

盧峻，美國哈佛大學1933年法學博士；　　

王名揚，法國巴黎大學1953年法學博士；　　

蔡晉，東吳大學1933年法學士；　　

許之森，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盧繩祖，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徐開墅，東吳大學1940年法學士；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49年法學博士；　　

俞偉奕，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郭念祖，東吳大學1946年法學士；　　

陳忠誠，東吳大學1947年法學士；　　

周承文，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高文彬，東吳大學1945年法學士；　　

……這行名單還可以開列很長，他們幾乎全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於上海，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　　

該校校史上最值得誇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急了，最後，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該校。然而，這些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所能奉獻出來的最優秀人物，“1949年後，他們中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 —對師生而言，與東吳法學院的關係成了一種罪過。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及'文革'期間，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律家———東吳法學院》，第293頁，康雅信著）　　

這些卓有學識的才智之士，他們後半生是怎樣的？他們以及家人怎麼度過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他們的晚年　　

由於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　　

周木丹，年過九旬，被當今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個中國人之一。

不久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叢書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學大家，薛波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上海南昌路282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是蜘蛛網。　　周木丹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內。一台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錢家當。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範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上海數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過20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後，由於沒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現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戶內曬曬太陽的願望。　　

在哈佛大學博士盧峻先生家裡，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12元錢買的。90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裡。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面對另一位1944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現：他上衣的五個釦子，竟然都不一樣。也許，1930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1957年後執教於上海向陽中學的蔡晉先生，是晚景最為淒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後面，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臥室，里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奶粉罐，裝著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　　

病重後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裡。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便這樣，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台裡。　　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獨地躺在陽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蔡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49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　　

被改變的命運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及後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法學》、《英美法的審判制》等。後被打成“反革命”，被判處在甘肅勞改10年，後因宋慶齡說情，6年後才被釋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後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脩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最後他沒要。　　

俞偉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繼續攻讀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後，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鬥，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後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1980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戶裡，共用廚房衛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抗戰後的東吳大學教授，1979年後，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制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殫精竭慮。1999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30年的中學教師。　　

“他們是無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裡，《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他今年81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　　

潘先生談到動情處，他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系友。　　他們被忽視的代價　　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但這些東吳遺老平均年齡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30年後，我國在這方面後繼乏人。今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先生深為憂慮。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某天在查資料時，他和同學突然發現：國內居然沒有一本適用的英漢《英美法詞典》。　　

這實際上擊中了一個要害：我國當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著上千年曆史的英美法，是與大陸法並行世界的兩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說， “它被廣泛應用於美、英及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目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運用的司法程序依據英美法；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同樣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國沒有英美法詞典，我們誤譯了很多東西。”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完備權威的英漢法律詞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護權———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卻被我們譯成居留權，而且寫進憲法，一錯30年，從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後到1982年，三次修憲，錯譯均沒有被發現。到1985年修憲時才得以改正。　　

據介紹，中美入世談判多次陷入僵局，與雙方是用兩種概念說話有很大關係。而在實踐中，因沒有嚴謹的英美法律詞彙漢語對譯詞導致的教訓，同樣不在少數。　　

1990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件事，國內某銀行給美 ​​國方面開了十幾張匯票，因具名問題，美方最多可以領取100億美金。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國律師在哪裡？最後，高宗澤律師（時任中國律師協會會長）臨危出征，最終不辱使命，為中方挽回了損失。但辦案經費也高達人民幣九位數。　　

薛波們的工作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詞典該怎麼編？誰也沒經驗，就摸著石頭過河。最初，在中國政法大學某間宿舍內，從早上8時到深夜，幾十名年輕的法學者奮戰了兩年，一些初步成果，終於辛辛苦苦做了出來，但拿給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學養的前輩學者們一看———幾乎都過不了關。　　

這不是他們的個人問題，在把英美法教育傳統人為割斷幾十年後，要想重新接上這條法律文化的血脈，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從一個偶然的機會了解到：一批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前輩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適的審稿人找到了！　　

嚴謹和精神的力量　　5年過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拜望老人們的情景：在盧峻先生那間小屋中，盧先生顫巍巍地坐起來，斜靠在破舊的藤椅上，薛波說：“不管什麼原因，世人可能會忘了您，現在也確確實實忘了您。”老人的聽力已嚴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邊說， “但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您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峰的象徵，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 　　

風燭殘年的老人靜靜地聽著，渾濁的淚水從眼眶中流出，“我答應你。 ” 　　在華東一帶，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參與《英美法詞典》的編輯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還有許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師工會監事，解放後一直以中學教師為業）、蔣一平（1979年前為新華書店店員，1980年代後成為華東理工大學外語系主任）…… 　　審稿老人的平均年齡為84歲，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奉獻。　　

老人們以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投入了工作。一個例子被薛波們引作範例：僅為了審訂一個詞條———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國法），盧繩祖先生就為其寫下了2000多字、長達6頁紙的註釋。結果，近90歲高齡的老人得了腦痙攣，被送進醫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顫抖，已無法將字寫清。他便委託80多歲的夫人———1930年代的經濟學學士，將改正後的稿件一一謄抄。　　

為了校訂一個詞條，盧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請到家裡商榷，當著薛波的面，兩位老人竟然激烈地爭執起來。　　

王毓驊先生目力已衰，必須藉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沒有陽台，每次看稿，都必須往8里外的女兒家。　　

而潘漢典先生在手術前的48小時，仍掛著尿袋審稿。　　

是什麼使得這些耄耋老者不計功利地投入到這項事業？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詞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罷，都已是“寂寥身後事”，即使可能會有的現世聲名，也與他們無干。　　“不為什麼，我就應該干。我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　　

潘先生母親在抗戰中家破人亡，去世時，留給了他兩句話：“你要做一個有益於社會、仗義執言，無愧于你父母的中國人。” 　　

潘先生以促進我國法學和法制建設現代化為目的，致力於介紹當代外國法學，投身英美法詞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說：“其他，我沒什麼好說的。”　

幾乎沒人要求署名　　留給薛波的是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　　

他多次向記者提起老人們在上海第一次開會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幾個東吳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個小會議室裡，5月的上海已經很熱了，會議室沒空調，房間悶得要命，老人們卻討論得很熱烈。會後，薛波要找一家好點的飯館吃飯，老人們死活不答應，“很好了，很好了”，每個人都這麼說，最後進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飯，10塊錢，老人們卻吃得很香。　　

幾乎沒有人要求署名，儘管他們都知道，這一定會是一項青史留名的事業，“千萬不要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潘漢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盧峻先生時，盧先生拉著兩人的手多次叮囑，不僅如此，就連600元審稿費盧先生都捐給了編輯部。　　他們銘記著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誰來承認他們的價值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幾乎每位老人的心靈都受到深深的傷害。　　

除了 ​​寶貴的時光，被剝奪的，還有他們的才華和智慧。學者以學和思為業，然而他們卻被迫停止學習和思考了近30年。薛波曾多次到過每位老人的家，幾乎每個老人家裡都看不到書，那時是不敢有，現在則是沒錢買。審稿時有時為一個詞甚至要去開架書店查閱。“並不是我有什麼能力說服了他們，而是他們的生命被埋沒太久了，他們已經感到，自己的才學將隨著身體的衰退而喪失，他們無法拒絕生命的召喚！” 　　

老人們的奉獻，唱響了一曲生命的讚歌。“他們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榮譽、尊嚴和承認。”薛波說，“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他 ​​們努力工作，是在響應他們內心深處的悸動。”　　盧峻先生去世後，在葬禮上，他女兒再三向薛波致謝：“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承認！”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晉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興，他臉上浮現出一種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說話，他看著我的眼神，明白無誤地告訴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學，奉獻於社會，很高興他的存在對他人有價值。” 　　

可是，幾乎沒人關注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薛波曾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西裝革履，面目清秀，一個曾經的翩翩英俊少年。誰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淒涼。　　

不是所有東吳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請。一位耶魯大學法學碩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絕：“我一隻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這麼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難以理解的現象。一位東吳老人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乾乾淨淨，薛波說：“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麼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都抹掉，一點也不剩下？” 　　

受牽連的除了他們，還有他們的家人。　　蔡晉先生的四個子女，除了一個在上海，其餘都在新疆、貴州等地，具體情況薛波沒有問過，可以想像的是，作為“舊法統人員”子女，他們的命運又會好到哪裡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時，老先生孫女正好在場，她很不高興，“你們來找我爺爺，要是他累病了，誰來照顧？”“是啊！”薛波也這麼想，“來尋求老先生幫助，又沒錢給，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們能幹嘛？” 　　

盧峻先生有三個孩子，女兒是音樂學院的教授，退休快10年了，一直伺候父親，一天都不能離去，“我還是個搞藝術的”，私下里她對薛波委屈地說。薛波想了很久，然後回答說：“您這是在為國家盡責。”眼淚刷一下就流了出來，她點頭：“我也是這麼想的。” 　　

遺憾和擔憂　　

近幾十年來，我國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　　

早在1957年，哈佛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末期院長楊兆龍就在《文匯報》刊文指出：“過分強調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視了它的專門性和科學性；將黨外的'舊法出身'的人士估計得很低，認為他們不可能或者很難改造為對新社會有用的法學人才；不信任黨外的法學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們。”　　

而隨著1952年東吳大學被撤銷，英美法教育在中國大陸被迫中斷了。　　

讓人痛惜的是圖書館，早在1935年底，東吳法學院圖書館已擁有法律類圖書達兩萬多冊，被稱譽為“遠東最佳法學圖書館之一”。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這些圖書也被師生們轉移隱藏起來，但在1952年後，該圖書館遭到了破壞。那些圖書再也沒有完整地收集起來。　　

到了1980年代，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審查，就全部由這些東吳遺老完成。他們平均年齡已逾80。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30年後，我國這方面的人才後繼乏人。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以及他的東吳同班同學李浩培先生都有這種顧慮，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國際法院就職時年已79歲，1993年，李浩培就職時更達到了88歲高齡，離任時已屆91歲。　　

“我們在傳承” 　　

作為《英美法詞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國政法大學3號樓323房內度過了近10個年頭，這個十餘平方米的房間，既是編輯部、辦公室，又是會議廳和接待間，很多時候還是薛波的臥房。人說“十年磨一劍”，但十年都快過去了，詞典還沒有出版。　　

在近十年的時間裡，薛波經歷了幾乎所有能想像到的以及想像不到的困難。　　

沒有錢，且不談稿費，僅是買必需的國外原版書就用了幾十萬。最缺錢時，電話都打不起了。他曾滿世界地尋找援助，從國內的若干科研機構、律師樓、大小公司，到國外的基金會、富商，為了省下郵資費，連寄往國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帶出國後再寄。　　

這是項艱辛而瑣碎的事業。他一人幾乎身兼了所有必須的“職務”，如果那也是職務的話，從策劃，主編，到總聯絡人、債務人、辦公室秘書、會計、資料複印員、電話接線生、值班人、運輸司機— ——僅為了把初稿帶到上海給東吳老人們審校，薛波數十次往返於京滬之間。5年來，光裝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壞了好幾個。　　

最讓參與者們感慨的是目前國內學術界的浮躁，以及對基礎研究的漠視。現任教於中國農業大學的車雷講師參與此工作6年，他認為：“這樣一項耗時多年的工程，付出與回報是嚴重失調的。而當今有些領導更喜歡短、平、快地出政績。同樣，時下也沒有一位當紅學者願花如此精力去當詞典的主編。工作太基礎了，評定職稱沒用，甚至不算學術著作。” 　　

與此相應的是奇低的稿費標準。現在連普通的漢譯英稿費，都已達到了千字200－300元，法律類理應更高，而這本詞典仍只有千字20元。全書460萬字，數百名一流法學者的8年心血，只抵得上22萬元稿費。　　

同樣還有某些官方機構和官員對文化事業的冷漠。在近10年的時間裡，這個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基礎文化建設項目，沒有得到任何官方資助。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曾多次親筆寫信請求有關部門支持，但結果往往是這樣：“我們的經費有限，如果給了錢，很多關係不好協調。” 　　

由於嚴謹的審訂工作的需要，詞典的出版週期一次次往後拖，然而，一位大學副校長居然說：“什麼書要編7年？”這位副校長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詞典》外，美國由梅隆基金會贊助，密歇根大學組織編撰的《中古英語詞典》，用了70年時間，耗資2200萬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後，那些長期生活在中古時代語境中的法學者們，幾乎已無法適應現代生活。　　

關山重重。要換了一個人，也許早就放棄了。但在薛波看來，這些困難都算不了什麼，“是我們自己要承擔的”，“和東吳老人相比，我已經很好了，我還有精神享受。” 　　

這些年下來，薛波39歲了，仍孑然一身，個人已負債40萬元。　　

支撐他這麼做的到底是什麼？　　

他自己的說法是：“這是命運，一個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　　

當年一起共事的伙伴們早已星流雲散，各奔東西，只有他還在堅持著自己最初的抉擇。當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國了，根本沒想在走前請大家聚一下，當著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聲，他覺得：“友誼、理想彷彿一下被背叛了！” 　　

薛波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難度，儘管有些悲觀，有些灰調，但一旦認准了目標，就決不放棄。他曾想編完詞典後，就出國去，但後來他想，“幹嘛要出去？” 　　

薛波是幸運的，他不僅找到了東吳老人，還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師友，他們是：黃風、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軍……這樣的名字同樣有長長一串。　　

“要是有了錢，一定要替老人們在上海買個好點的房子。”這是薛波的願望，但直到現在，老人們的審稿費用都還欠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