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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7 14:00:58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奭學
余國藩（Anthony C. Yu，1938年10月6日——2015年5月12日）生前在芝加哥大學五個院系擔任教職。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2015年5月12日，業師余國藩教授仙逝，同門徐東風隔日中午急電，我驚愕怔忡不已。去年8月，才在芝加哥中國城和老師吃飯，見他食量不錯，還共飲了兩瓶紅酒，怎麼才幾個月就傳來噩耗。心憂如焚，我馬上給鄧冰白師母寫了封電郵求證；隔夜回信到，噩夢成真。當時心裡亂成一團，不是“難過”可以形容。師母邀我參與老師的追思會，我因家人即將住院治療，難以赴美，心情更加抑鬱。三個月來，每憶及師門，悲念無已，朋友命我屬筆追記，總不能終篇。如今心情稍微平復，是該追記門下，把近三十年所知略記於此。
七十年代後崛起的錢鍾書
我在1986年入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但我受業於老師，卻是前一年就已開始。當時輔仁大學英語研究所擬舉辦一場宗教與文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所長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請我翻譯一篇老師論《西遊記》與丹道關係的論文。我在輔大所習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老師的論文豈是我力所能逮，於是一邊翻譯，一邊寫信問學。來年初秋，我干脆飛到芝加哥，入當時猶名“比較文學委員會”的比較文學系正式拜師。那一年，老師年近五十。我抵達芝大的第二天，芝城猶有夏日餘威，老師約我到神學院所在的史威夫特樓（Swift Hall）見面。他一頭短髮，穿了條短褲，口叼雪茄，騎著腳踏車而來，和我想像中的大學者派頭完全不同。老師把我讓進辦公室，問了些問題，我怎麼回答，早已忘記，只記得他談到高興處，腳都蹺到桌面上。老師還叫我到英文系看文藝復興時代史詩的研究專家繆倫（Michael Murrin）教授。
老師順口提到他認識繆倫教授，緣於時常要讀與文藝復興史詩相關的新著，到圖書館總撞到繆倫教授先他一步把書借走，兩人遂成知交。這些過往，讓我想到翻譯老師論《西遊記》的文章時，發現他的西洋文學精湛，雖然以前從夏志清教授文章中，我早已知道老師是神學院“宗教與文學”此一舉世無雙的專業出身。後來認識老師日深，才了解他從高中開始，便有志於和洋人中的西洋文史專家一較高下。老師走進漢學圈子，倒像誤入桃花源，而且無心插柳柳成蔭。
老師把早年的著作都送我一份。他研究的範圍甚廣，希臘悲劇、荷馬史詩、意大利中世紀與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史詩都寫過專文，也編過專書。他研究西洋文學，向來都以原文為之，也就是研究荷馬，他用希臘文讀；研究但丁，他用意大利文做；而研究加繆，他則從法文下手。總之，老師是1970年代後崛起的錢鍾書，所懂的西方古典與現代語言，將近十種之多，包括希伯來文。這種研究優勢，和老師特殊的教育背景有關。
老師所受的教育
老師未在中式學校就讀過。他生於香港，猶在襁褓時，曾隨父親住過重慶。抗戰勝利後，我僅知老師在港隨祖父及家庭教師唸書。祖父餘芸（1890-1966）畢業於牛津大學，父親余伯泉（1910-1982）將軍和幾位叔父都出身劍橋。余將軍長年帶兵在外，老師的中國詩詞及各式古典，幾乎都在督學香江的祖父膝下受業。英譯本《西遊記》的第一卷，老師題獻祖父，其來有自。國府辭廟不久，余伯泉將軍來台復員，在國府擔任軍職，最後以四星上將官拜三軍大學校長。老師和師母結褵，是廣東兩大將門聯姻。師母令祖鄧鏗（1886-1922）從同盟會時代開始，就是孫文麾下大將。粵軍北伐前夕，鄧鏗與陳炯明對峙，終於為人所刺，其後追贈陸軍上將，葬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旁。
老師赴美之前，嘗在台北美國學校念高中，始習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在美念大學時，他主修西洋史及英國文學，其後入加州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就讀，當時希臘文及希伯來文已十分上手。 1955年，史考特（Nathan A. Scott, Jr., 1925-2006）在芝大神學院創辦“宗教與文學”跨學科的博士班，老師在廿五歲之年從之入學。上述之外的歐洲現代語言，多半便在芝大習得。至於英文，那是老師打出生就和家人混雜著廣東話天天講的母語，而且出口成章，講得地道而精確。 《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英譯者是閔福德（John Minford），他有次說老師筆下的英文有種年紀相若的英美人士寫不來的調調，我嘗在一篇拙作裡簡單替老師回答：那是一種拉丁體的英文（the Latinate），高雅異常。老師國語學得較晚，要待來台唸書才因擔任美國傳教士的口譯員而強迫自己學得。在台灣演講的時候，老師經常開玩笑地請聽眾“原諒”他一口廣東腔的國語。
英譯《西遊記》
老師買舟赴美那年還不到18歲，但人小他志不小。航行中，老師在《時代》周刊讀到費正清寫的一篇有關中國的文章，有些不服氣，發誓自己來日的西洋學問要比費正清的中國學問好。這點他做到了，沒料到的是，在芝大教授西洋文學與神學有年後，他覺得自己對中國學問也深感興趣。除了在東亞系授課外，因為《西遊記》是從小好讀的書，也是中國宗教文學上的偉構，老師試著英譯。才開筆譯註了不久，劍橋大學的杜德橋（Glen Dudbridge）教授過芝城，老師延他到家中小酌。杜氏直言老師譯不來《西遊記》。他寫過一本考證《西遊記》祖本的專書，對這本明末“奇書”的難懂深有體會，我猜想他所以如此下斷語，乃因老師出身西洋文學，哪能了解充斥小說的詩詞與丹道術語。杜德橋不意老師窮十三四年歲月，以一己之力硬把亞瑟·偉利（Arthur Waley, 1889-1966）也只能節譯的《西遊記》足本全譯了。行家都知道，翻譯是詮釋，不得其解而能譯，未之有也。
其實老師才譯就部分的《西遊記》，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便和他簽約。抱著合同譯書，芝大出版社的作者群中罕見，當然是殊榮，信賴有加。 1983年，老師譯畢《西遊記》，題為Journey to the West。當時盛況，可用“佳評如潮”形容，我看到的書評不下十篇，從東岸的《紐約時報》到西岸的《洛杉磯時報》都有。求學階段，老師在宗教研究上專心致志的是新教神學，我沒問他什麼時候對中國宗教也感興趣，但是要翻譯《西遊記》，不可能不了解傳統儒釋道三家，老師所下研究工夫之深，及之者鮮。儘管如此，《西遊記》有部分字句確難理解，尤其是有關丹道的名詞，老師在一篇翻譯經驗談的文章中毫不諱言，我更想代他說的是，正因如此，才加深了他深入《道藏》的決心。 《西遊記》英譯本的“導論”於道教和小說的淵源僅有些許著墨，但在近人中已有開山之功。柳存仁等人的相關論述出現後，老師更加認為《西遊記》的寓言不止三教一家，應該還要包含另一層次的“身體之旅”，亦即小說借情節的推動，一步步在演示全真教的丹功進程。老師舍自己深受影響的胡適，完全相信清人陳士斌等人的見解。
老師常說自己為文，絕大多數在形成“議題”（argument）。他用自己的析論辯護，但也歡迎他人駁斥。在我中譯《宗教與中國文學：論〈西遊記〉的玄道》之前，老師已發表了多篇相關論文，大都收入王德威教授主持的五冊“漢學大師系列”中的《比較遊記：東西宗教與文學研究論集》（Comparative Journeys: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East and West,2009），而我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也一一將之迻為中文，收入聯經版的《余國藩西遊記論集》之中。對德威兄而言，美國漢學界稱得上“大師”者只得五人，老師居其一。
柳存仁等人的討論，激起了老師“重審”《西遊記》的決心，應該是老師決定在2005年退休的主因。在芝大作育英才四十年，老師需要時間重理舊譯。他大幅改寫“導論”，《西遊記》內文也重新修訂，詩詞譯得益為傳神，註釋增刪之外，也大幅改寫。修訂版《西遊記》英譯本“倍”加完善。待老師擱筆，星移物換，七個寒暑匆匆已過。去年8月，我們回到暌違七載的芝大，老師另邀東風請我們吃飯。酒酣之際，老師若有所思，不經意間冒出一句話：“修訂本出版，我這一生也算有了交代。”我生性遲鈍，聽不出老師話中之意，內人嘉彤——老師喜歡稱呼她的舊名靜華——卻有不祥之感。
我剛進芝大，拜見老師那一天，他意氣風發，用英語對我說道：“我不是個單書作家。”他哪裡是！ 《西遊記》的譯註本推出之前，老師已有《重訪帕納撒斯山》（Parnassus Revisited）之編，而且寫了長達25頁的“導論”，充分顯現他對古今名家於史詩所論了解甚深，而譯註本《西遊記》還是皇皇四大卷之作。他之所以有感而發，當因譯註本名氣大，讓人幾乎忘了他在學界賴以成名的西方文學研究。
余國藩花了十三四年的時間，將全本《西遊記》譯為英文，晚年又對譯本作了重新修訂。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重讀《石頭記》
另一方面，老師也在預告自己繼譯註本《西遊記》之後，在漢學研究上仍有攻堅的山頭。老師話中果然有話，早在我拜見前兩年，他已和李歐梵教授合開了《紅樓夢》的專題課程，而且在1980年即從林黛玉先行析論，撰有專文。授課期間，老師洞見益增，乃窮十年之力，就《紅樓夢》的各層面撰文，完成了《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裡的情慾與虛構》（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書，1997年委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老師向來公務繁忙，分別擔任過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在現代語言學會（MLA）和美國宗教學術院（AAR）也要職在身。但一旦矢志寫書，哪怕如何忙碌，也會找出時間續篇。那幾年每逢週四，老師閉門謝客/課，獨自在家中撰稿，而我則在周一下午他的“會客時間”（office hours）到史威夫特樓聆聽他的《紅樓》新見。 《重讀石頭記》中有幾章，英文稿還沒發表，我的譯稿已見諸台灣刊物。
我當時還是學生，芝大的課業之重舉世聞名，所以《重讀石頭記》的中文本譯畢，老師足足等我畢業，等我到中央研究院棲身為止。老師一本書寫了十年，他也容忍我十年，讓我斷續中譯之。 《西遊記》的譯註是老師一絕，而他閱讀《紅樓夢》之精，紅學界罕見其匹。全書各章，老師認為傑作是第二章《釋情》，我倒覺得開卷首章才令人驚艷。老師從青埂峰上那顆棄石出發，暢論《紅樓夢》書中書的後設本質，開顯其中暗藏與明陳的閱讀之道，寫來狀似平常，其實力透紙背，字裡行間迸發著唯曹雪芹、高鶚才能與之比肩的不世才情。老師常對我說，翻譯是最深刻的細讀，他幾乎用“細讀”《西遊記》的方式“重讀”《紅樓夢》。老師精通中西文學理論，但從不迷信之，發展出來的觀看《紅樓夢》之道，我有幸也“細讀”了。
文學理論與宗教研究
談到文學理論，老師所宗大致是芝加哥學派一貫強調的亞里士多德主義，這點表面上看來有違太老師史考特的歷史主義，其實不然：老師乃在歷史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閱讀理論。老師十分尊敬史考特，當他是師亦友，卻也指出史考特有其局限，對文本的慢嚼細品功夫差了一點。談到上個世紀80年代風行一時的“影響的焦慮”，老師對布魯姆（Harold Bloom）也不客氣：“他太淺了！”在芝加哥曾經共事的同僚間，老師最佩服的大概是保羅·利科（Paul Ricœur, 1913-2005）。我每迴向他報告閱讀利科的淺見，發現我讀過的書，老師早已閱畢。後來我才曉得他和利科深交數十載，利科每有新作，必然會寄一本給他。有一年在台北，我又對利科某一新著發了點感想，老師眉開眼笑，用英文答道：“利科永遠新鮮，他不會重複自己說過的話。”
華裔學者中，老師極其佩服夏志清與余英時；洋人中，我想不出利科之外，有誰能得老師如上讚許。有一次我在武漢大學做客，文學院長涂險峰請吃飯。他曾留學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專攻文學理論，在某會議上嘗聽老師發表主題演講。初則感覺不過爾爾，一進入會場問答，老師見招拆招，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隨手拈來，再加上自己深刻的創見，塗院長越聽越感捉摸不易，席中對我說了句當時感想：“余先生的學問深不可測！”
老師當選美國文理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前一年，他也當選“中央研究院”有史以來第一位文學院士。但如此形容老師，我想他未必高興。自1998年當選以迄2007年發現有心髒病而不輕易旅行這七八年間，老師回中研院文哲所的次數頻繁。來院多了，他常對我說從民族所、史語所到文哲所，研究員中潛心儒釋道的專家不少，何以院士群中乏人出身宗教或神學院，為此他頗感詫異與不平。所以老師和黃進興院士及李豐楙博士結為好友，原因不在文學，而在宗教研究。老師一生所寫多半與文學有關，唯一的一本宗教研究專書題為《中國的政教問題》（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 2005）。他推翻中國政治或宗教從不干預彼此的學界成見，反而從歷史與文本分析的角度，強調兩者常結為一體。他尤其反對西方從耶穌會入華以來對儒家的解釋。祭祖不會僅在“慎終追遠”，祭天祭地根本是宗教行為。政治在中國傳統中因此非屬世俗，帝王官宦介入宗教活動乃常態，而反之亦然。對我而言，老師的分析力量甚強，因《中國的政教問題》而改變看法的學者也大有人在。
關心政治
老師坦率面對歷史，也不保留對政治的看法。奧巴馬首次當選美國總統那一夜，老師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談到年輕之際，他追隨馬丁·路德·金博士為黑人人權奔走，幾乎忘了學業。去年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老師也來信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居然可以贏得選戰叫好，而馬英九願意辭掉國民黨主席為敗選負責，他譽為前此僅見。老師的看法清楚之至：他同情弱勢，強調人權與民主政治，更不向霸權低頭。在這種心態下，可想在華人世界，老師批評最力的對象。
大約在2006年初，北京三聯書店希望為老師出版一本書。我將拙譯部分文章彙為一編，題為《紅樓夢、西遊記與其他：余國藩論學文選》，交書店付梓。最近一二年來，廣東人民出版社的李懷宇先生向老師約稿，擬再推出新的選集。老師同意，而且想藉此機會覓人譯出《西遊記》修訂版的“導論”付排。早在李先生約稿前，現任北大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的康士林即已請同事譯了一小部分，寄老師過目。惟老師未置可否。身為一代英譯名家，老師對自己文章的中譯水平要求很高。我身體狀況甚差，難以再為老師效勞，他乃請我代為物色譯者。我的學生中有不少中譯高手，無奈中譯《西遊記》的新“導論”除得講究譯體（style）外，還有專門的知識得克服，非相當程度的造詣不易為。我的學生多已獲頒比較文學或翻譯學博士，但面對老師浩瀚淵博，卻仍乏人敢於承擔中譯重責。新導論的譯事延宕甚久，所幸我另有碩士生從《西遊記》中的丹道名詞出發，著手比較英、日文譯本，撰為學位論文。就在老師仙去之前，她已下筆開譯。老師要我為中譯把關，我自是責無旁貸。
廣東人民出版社所約之書，在《西遊記》研究部分，老師認為新的導論是他最新，也是最後的見解，僅收此一長文足矣，其他相關文章，棄之可也。老師把他給李懷宇的信轉寄來台，我回信說新文集不妨考慮《靜觀其變：儒家與人權的展望》一文。此文可稱力作，老師的見解精闢深邃，而且早在我專職台灣師範大學之時，即已譯妥，一併刊之甚便。
關懷學生
老師是性情中人，學術上卻擇善固執，堅守原則，絕不苟且。據傳台灣和大陸學界熟知的某錢姓和唐姓教授，即因老師不願為其學術成就和新作背書而離開芝大。此中詳情我所知有限，然而衡以老師嚴格的學術要求，恐離事實不遠。
老師不是不懂人情世故。他關懷學生，早為芝大洋人與華裔學生共知。對我而言，他亦父亦師亦友。對我們一家的照顧，更是衷心銘感，永世難忘。今年2月，我因膽囊結石發炎，引發敗血症，高燒不退，緊急入院開刀，治療一周。返家後查看電郵，老師寫了好幾封信來，封封主題是：“奭學，你在哪裡？”周軼群轉到斯坦福大學任教，是老師來信告知，我馬上寄發賀函。多年前王崗的父親去世，老師也來信通知，我去信慰問。徐東風在加拿大一面教書，一面撰寫論文。完成那一天，老師高興得老淚縱橫，一早就來信示知，讓我分享喜悅。沈安德（James St. Andrè）由曼徹斯特大學轉到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任教，我在芝加哥向老師提到。老師沉吟一會，隨即面露微笑道：“他接的是閔福德的位子，我以他為榮！”香港情形，他不生疏。我離開芝大多年，同年或前後屆同學異動或有悲有喜，絕大多數都是老師轉知。學生動態，他十分清楚，因為關心。老師總是愛屋及烏；我們一家四口，都和老師結成各種意義下的師生緣。我每寄新作給老師，他接到當下，幾乎立刻回信，指正錯謬。
對朋友仁至義盡
芝加哥大學對老師而言不止是為謀稻粱之地，更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學生之外，他的教授朋友分散各系。文前我提到老師和利科乃莫逆之交，而他尊敬曾經師事的古典學者格林（David Grene,1913-2002）之心，我在學時就深刻感受。我初進芝大時，英國文學名家貝文敦（David Bevington）教授是比較文學委員會的主任，我上過他教的英國中世紀及莎士比亞戲劇多種。 1990年代，太夫人病逝台北，老師返台料理後事，我剛好在上老師的西洋悲劇課程，貝文敦教授雜務纏身，仍然放下一切，前來代課。哈佛及斯坦福大學都曾請老師轉校任教，老師告訴我加州的天氣對他確是一大誘惑，但芝大跨學科授課的教育方式、濃得化不開的學術氛圍，無時不縈繞心頭，他最後仍決定終老北國的芝城。 1960年代中晚期，老師連學位都還沒拿到，神學院的北川院長就聘他留校任教，學校的傳統學風又是他校難比，加上友生眾多，他對芝大的感情怎能不強？ “文革”時代，陳夢家夫人趙蘿蕤（1912-1998）教授被批鬥到精神分裂。老師和她雖然在不同時期抵美求學，但老師念在系出同校，1987年在北大客座時仍前往探訪。目睹趙教授門庭寥落，不勝唏噓。世紀之交，到趙教授去世，老師特地撰文追憶故人。他關心學生，也關心同儕與前輩。
老師離開華人世界五十年，思想洋派，常為人質疑中國人的身份。但他對傳統了解極深，神學院畢業後變成無神論者，在中西宗教中卻欣賞道教至極，因為道教講究養生。難怪老師認為要了解《西遊記》，不能不深入其中的丹道寓言。老師有古風，熱情好客，對人情之重視更勝今天的國人。
拙文開頭提到繆倫教授，芝大在校的師友中，老師和繆倫教授的情誼恐怕最深最長。繆倫教授由耶魯大學來，在西洋史詩的研究界為人推崇不已，所著《托喻的面紗》（The Veil of Allegory）一向飲譽學界，我上過他開的文藝復興時代史詩等不少課程。他和老師一樣，每一本書的研究與寫作都長達十年以上，在《仙后》（The Faerie Queene）的專題課上，曾自嘲因學問而忘了結婚。老師命我多向繆倫教授請益，形同我第二位的指導教授。我每次回芝加哥，多半會和繆倫教授喝杯咖啡敘舊。去年8月，我在裡根斯坦圖書館和他重逢，聊了好一陣子，承告剛剛出版廿年的研究心血《歐亞互市與傳奇故事》（Trade and Romance）。我馬上覓來，回台後細讀，果然後出轉精，秀出班行，正想去函表示敬佩，馬上收到老師一信，告以此書年初已經現代語文學會推舉，獲頒美國比較文學界最高榮譽的“韋列克比較文學獎”。昔年和他在圖書館“搶書”的同僚，如今以所著獲頒殊榮，老師高興得隨即周告學生。還因繆倫教授一生未婚，信上不無感慨地請我們後生常去信問安，切莫讓他有老來寂寞之感。對於朋友，他仁至義盡，關懷之情溢於言表。
老師不喜歡儒家，我卻中儒家的“毒”不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畢業以後，老師循美國大學習慣，認為師生關係已成過往，要我像朋友一樣直呼其名。不論是“Tony”或“國藩”，我怎麼開得了口？見面我當然稱“老師”，書信往還，我仍然以“Dear Prof. Yu”開筆，猶如依舊在學一般。內人嘉彤一向隨我稱“老師”，小女、小兒則必稱“太老師”。老師“三申五令”，我們還是不敢造次，他也只好任由我們叫了。儒家的印記，縱然留學美國，我想沒有台灣學生可以去之。
去年和老師團聚，餐後臨去之際，嘉彤突然問老師說：“我可以抱您一下嗎？”我們雖在美國生活許久，嘉彤從來也沒有相擁而別的美式習慣，我頗詫異。回到芝大居停，我問道是怎麼一回事，嘉彤說：“我怕再也看不到老師了！”我連聲嗔怪：老師人好好的，飯量酒量不輸當年，這是什麼話？哎，孰料世事果然無常，東風來電，師母信到，居然讓嘉彤一語成讖，我怎麼也沒料到老師就此永別，徒留我們一家悲念無已。
作者：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李奭學（Sher-shiueh Li）
（文章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政大人文中心李奭學老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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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晨間電視新聞報導，
前亞東醫院朱樹勳院長的養生之道有感
前亞東醫院朱樹勳院長的養生之道有感
現年79歲的國內心臟科手術頂級大師朱樹勳教授，退休後的養生之道，就是根據現代醫學保健原理，每天設定運動量與運動項目，三餐食物大都以蒸煮為主，借繪畫紓壓，服飾輕便保暖．
這就是他的養生之道，別無神秘之處，卻完全正確而有效．
在大陸心臟外科學會主編與2005年出版的『心臟外科學』，是由國際心臟外科專家聯合撰寫的，台灣參與的唯一位，他就是頭銜為『亞東醫院院長』的朱樹勳教授．可見，他的代表性．
他是柯文哲市長在臺大醫學院時的老師，真正指導過的．所以，當柯文哲選舉期間被質疑是否會開刀時，也是由他出面擔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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