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牧：《一首詩的完成》，《亭午之鷹》
楊牧書房設在國立東華大學的圖書資訊中心內，自成專區。其由欽仰楊牧、同是花蓮人的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出資修建，面積100坪（約3570尺），狀若倒轉的凹字，整體設計以前後玻璃和上下四壁原木為基調，予人晶亮寬敞、沉實溫雅之感，內容則按「納、藏、讀、景」四大主軸來規劃，既收「納」老師歷年來付梓的著作及私人藏書，亦「藏」列其手稿、獎座獎狀（如1971年詩宗獎、2000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2013年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等）、史料和電子資料；既分辟講堂區與閱讀區以進行閱／誦／解「讀」各種活動，亦不忘透過一扇扇明淨剔透的玻璃窗，導引周遭巒曇勝「景」入戶，與彬彬質文相映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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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書房設在國立東華大學的圖書資訊中心內，自成專區。其由欽仰楊牧、同是花蓮人的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出資修建，面積100坪（約3570尺），狀若倒轉的凹字，整體設計以前後玻璃和上下四壁原木為基調，予人晶亮寬敞、沉實溫雅之感，內容則按「納、藏、讀、景」四大主軸來規劃，既收「納」老師歷年來付梓的著作及私人藏書，亦「藏」列其手稿、獎座獎狀（如1971年詩宗獎、2000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2013年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等）、史料和電子資料；既分辟講堂區與閱讀區以進行閱／誦／解「讀」各種活動，亦不忘透過一扇扇明淨剔透的玻璃窗，導引周遭巒曇勝「景」入戶，與彬彬質文相映交集。
身處其間，從老師「葉珊時期」（1955-1972）的《水之湄》、《花季》、《葉珊散文集》到「楊牧時期」（1972- ）的《瓶中稿》、《年輪》、《柏克萊精神》、《北斗行》等書，從〈佐倉．薩孤肋〉詩手稿到台大林文月教授簽贈的譯著《源氏物語》，從舊時寫學術論文用的手動打字機到新近獲頒的瑞典蟬獎（2016年）獎狀，我瀏覽端詳，浮想聯翩，眼前實物一一拼湊起老師的文教生涯：六十年代中以前在花蓮和台中完成小學至大學的教育，接着負笈美國；七十年代初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學位，以及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席；八十年代初升教授，繼續出版詩經、楚辭研究成果，部分時間在台大與清華客座；九十年代前半跨海執教於香港科技大學，後半回返花蓮，在國立東華大學擔任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千禧年前半轉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後半自華盛頓大學榮休，定居台灣。如此長年往返於太平洋兩岸，在研究教學與文學創作之間，還開出了創立洪範書店（1976年）出版台灣文學經典至今的事業花朵。老師曾將家鄉花蓮海拔最高的奇萊山比喻做「偉大的保護神」，我則以為楊牧書房向「外」展示了老師六十年來筆耕不輟、著作等身的彪炳成就，對「內」更成為守護離散者的象徵：它先圍繞觀覽者以文字書籍數碼實物的精緻豐博，再環抱以花東縱谷山壑的巍峨蒼翠，如此層層寧謐，層層守護，安撫了原本因羈旅人事而焦躁疲憊的心靈。
我在書房待了約莫一小時後，按照約定來到校園另一頭的東華宿舍。當我重見闊別十數載的老師時，我再度感受到他神色氣度中那經由人文學養情懷與大自然融合淬煉而生的寧靜，一如昔囊，磅礡而不迫，堅毅且深邃。
一生大自然， 念念少年氣象
熟讀楊牧的人都知道大自然是他持之以恆的書寫命題，將之剔去則不復為楊牧文學。像《奇萊前書》（由八十年代中開始十年內完成的三本散文集《山風海雨》、《方向歸零》和《昔我往矣》編為一帙，2003年）與《奇萊後書》（2009年）合而為其自傳，個別篇章筆致或疏密有分，濃淡各異，卻總是離不開對山川大自然的勾勒繪擬，其中寫於不惑之年的〈接近了秀姑巒〉（收入《奇萊前書》），有一段文字可以拿來和我數小時前南來途中所見對讀：
……往南行的火車一開始，不消幾分鐘就進入縱谷地帶，左邊遠處是海岸山脈，右邊還是偉大的中央山脈。海岸山脈對我來說除了遙遠和陌生之外，甚麼感覺都沒有，不如右邊的大山那樣，似乎所有連綿和迤邐都是屬於我的。坐在火車上，我們最努力觀看的必然是右邊的大山，而我們就在那山腳下迂迴推進。
此段緬憶一九四四年美軍空襲花蓮，年僅四歲的楊牧隨雙親乘火車往花蓮南部疏散，沿途山景與我乘台鐵列車馳越宜蘭進入羅東後所見的大致相似，然而我畢竟只是過客，不像老師時值亂世有評比兩側山脈的心理需要。中年楊牧筆端的童稚楊牧「努力」向更嚴峻雄奇的中央山脈眺望，從中獲取拔高與歸屬感，不但為艱辛的童年帶來慰藉，也為生命共同體的持續提供了推進的力量。倒是距離他創作此文接近四十年後造訪的我，在同樣峰巒起伏的追逐中首先想起的，卻是那指謂山腰深處青翠縹緲的「翠微」一詞，以及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念書的美好歲月。
那是一九九六年，春寒料峭，我和另兩名研究生選修王靖獻（楊牧本名）教授的Seminar in Poetry，每周一個下午在高文館（Gowen Hall，亞洲語言與文學系以及東亞圖書館之所在）的課室裏和老師討論李杜詩。有一回讀到「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李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時，大家對「翠微」各有理解、翻譯和引據，為此相持不下。我當時除了翻查辭典、古文獻，也閱讀了老師一九八九年的散文〈崢嶸〉（收入《亭午之鷹》，1996年）：「那青煙四起，寧靜和平，偶爾又低迴入谷，猶豫而成雲霧，頹然不再飄流，於是不知道從哪裏吹來宇宙間的小風一陣，攪亂了山谷裏寧靜和平的煙，或者雲霧，忽忽向丘陵下方沉落，沿翠微陂陀斜斜沉落，竟低低出觸及了湖水，冷冽，光潔，平整，無垠。」末了如何定案，而今我已了無印象，惟記憶猶深的是老師冷靜低沉的說話：「不與大山親近的人不會曉得『翠微』是何物。」華大教授們講譯古文，素有追求精準，在「雅」的墊托中落實「信」與「達」的傳統，這與老師講究以經歷體驗為認知的起點、想像的憑藉不謀而合。
回到宿舍書房的現時空間，回到大自然命題的對話中，較昔往清癯的老師款款而言：「你來時路上兩側山脈所見就是翠微。我小時候因為戰爭的關係，跟父母遷往南邊的瑞穗，當時經歷過的大自然，看到的東西，我都非常珍惜，想把它捕捉回來，所以就寫成了文字。」在眾多書寫花蓮大自然的詩文中，他特別提到自己珍愛的〈俯視——立霧溪一九八三〉（收入《有人》，1986年）和〈仰望——木瓜山一九九五〉（收入《時光命題》，1997年）。我讀過這兩首詩，認為它們雖然在寫作時間上相去十數載，但卻精神貫連，一由上往下瞅，一由下往上望，在「垂直的想像」中重新發現家鄉山川的內在力量，追索生命的本色。「你的理解沒錯。」老師進而解釋：「大自然就像浪漫主義詩歌裏的那樣，並不是我們白描，把它寫清楚，畫清楚就算了，我們有我們的commentary，我們有我們的意見，我們有我們想要給它的意義，讓大自然代表些什麼。大自然對我來說並不是只是背景而已，它直接干預到我們的思考、我們的想像等等。」
談到〈仰望〉時，老師遙指窗外木瓜山的方向說：「從花蓮到台東這一帶的山多有神秘動人的名字，但我偏要選最普通的『木瓜山』來寫，况且你也知道，李白曾作〈望木瓜山〉詩，我寫〈仰望〉也旨在向他致敬。」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五十四歲的李白至池州青陽縣，望木瓜山時念及賜金放還後十年的漫遊生涯，乃作五言絕句：「早起見日出，暮見棲鳥還。客心自酸楚，况對木瓜山。」楊牧老師寫〈仰望〉時年紀稍長（五十七歲），還鄉榮任大學客座教授及創院院長，他遙接李白，固然將自己納入中國詩歌望木瓜山感慨半生飄泊的書寫傳統中， 但更重要的是另有胸襟興託。根據〈接近了秀姑巒〉中的理性歸納，花蓮南部峰巒共分三層，第一層有木瓜山、林田山、玉里山，高兩千公尺以上；第二層有武陵山、大檜山、二子山，接近三千公尺；第三層有奇萊山、能高山、白石山、安東軍山、丹大山、馬博拉斯山、大水窟山、三叉山、秀姑巒山，皆三千八百公尺以上。老師挑了三層山脈中最矮的木瓜山來寫，予以充滿敬意的「仰望」，不僅因為它「美目清揚回望我」，更因為它具有「超越的寧靜」的「少年氣象」，陡峭犀利，「不曾迷失」，「不曾稍改」，這種不受污染扭曲的原鄉本質吸引着長期經歷離散的老師「長年模仿」：
……／山勢縱橫不曾稍改，復以／偉大的靜止撩撥我悠悠／動盪的心，我聽到波浪一樣的／回聲，當我這樣靠著記憶深坐／無限安詳和等量的懊悔，昂首／看永恆，大寂之青靄次第漫衍／密密充塞於我們天與地之間——／我長年模仿的氣象不曾／稍改，正將美目清揚回望我／如何肅然起立，無言，獨白／以倏忽蒲柳之姿
被壓抑的身分認同
智利當代著名詩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在其《疑問集》第四十四首中曾如此詰問：「幼年的我哪裏去啦／仍在我體內還是消失了？」對老師而言，「幼年的我」顯然已「消失」於爾欺我詐的成年人社會，唯有從記憶裏的花蓮大自然中找尋回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找尋的過程中，大自然彷彿具有同理心，總是站在「幼年的我」這一邊，陪伴他直面生命的困擾。《奇萊前書》中有不少篇章明確提出身分認同遭受打壓的問題，如〈愛美與反抗〉憶述代表體制中心的校長如何「禁止學生講日語」，如何「闡述國語的優美和台語的卑俗」，旨在邊緣化本土弱勢族群，而這種傾斜不對等的權力和表達自由都在家鄉峰嶽的關切注目中：
奇萊山主山北峰高三千六百零五公尺，北望大霸尖山，南與秀姑巒和玉山相頡頏，遠遠俯視我們站在廣場上聽一個口音怪異的人侮辱我們的母語，他聲音尖銳，口沫橫飛，多口袋的衣服上插了兩隻鋼筆。他上面那頭顱幾乎是全禿的，這時正前後搖晃，我注視他，看，見他頭顱後才升起不久的國旗是多麼鮮潔，卻有一種災難的感覺。……奇萊山，大霸尖山，秀姑巒山齊將眼神轉投我們身上，多情有力的，投在我身上，然而悲哀和痛苦終將開始，永生不得安寧。
老師透露，在日據與二戰的大環境下，「我們的國語都是硬學的……許多外省老師連學都不學，說的其實是他們家鄉的土話」，平日在學校用日語和台語表達的學生都深受外省老師的歧視斥責，更甭說班上「巫」姓的布農族留級生了：「我現在無法想像當初主管戶籍登記的人為什麼那麼惡作劇，不但要他們放棄布農名字， 改取漢人的姓氏，而且非分配給他們一個『巫』字不可！……不但同學惹他，有時老師點名時也拿他的姓做文章， 開開他的玩笑。」
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接替日本統治台灣，其後漠視在地台灣人與原住民的基本權益，且為了鞏固政治勢力，在軍民矛盾激化引發的二二八衝突中血腥鎮壓群眾，導致死傷慘重，緊接着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老師娓娓寫道：「那不幸是一個統治者在想盡辦法戕除特色的時代，他們希望能消滅個別的性格。全臺灣的學校，只要是戰前創立的，都只能以所謂光復節那一天為共同校慶日，而光復以前的歷史必須以空白視之，不存在。」官方歷史從來都是強勢的歷史，它打擊異質，壓抑主流以外的身分認同，為不同族群個體消音，而被邊緣化者要證明其存在，要爭取擁有的基本權利，不得不通過書寫，將所面對的諸多禁忌與所承受的種種傷害公諸於世。且看〈一些假的和真的禁忌〉（收入《奇萊前書》）：
有一天來了幾個人，問我們櫃子裏有沒有武士刀。我們把當年日本人臨走相贈的長刀捧出來，交給他們；過幾天他們來通知，要我們去領回。我看到一把修長的武士刀應被攔腰鋸斷，鋒刃充公，剩下那半截斷刀發還。母親用那斷刀劈柴，用了許多年。
那長刀之斷， 是我童年後半期最鮮明的意象。
老師生於日據時代，童年家中鋪的是榻榻米，腳下穿的是木屐，但父母無時不忘提醒他是個台灣人；「隔壁住了一對幾乎完全講日本話的夫婦」，原來也是台灣人，「男人出來用日本話罵我腌髒，我也用一長串的日本話回罵他」；即連住在台北的阿姨後來見面也是「用日語輕聲叫我童年的小名」，「來回交換著台語和日語」（〈詩人穿著草絨的衣服〉，收入《奇萊後書》）溝通的。對他們來說，發還半截武士刀的舉措固然是終止外國殖民統治的象徵，但也是強制本土民衆歸順的暴力信號，老師在中年後還原這記憶時仍然印象鮮明，可見對打壓者厭惡至深。〈野橄欖樹〉（收入《奇萊前書》）寫進入中學之後政治繼續給人民帶來恐懼：
地方上許多有名望的人都捲進了政治糾紛裏，我們聽聞了許多槍殺和失蹤的事情，而監禁反而是不尋常的——這正是新舊制度的不同所在。……在我記憶裏，所有的大人都是不快樂的，警戒而小心，凡事不喜歡出頭，惟恐被人盤問。……有時夜半驚醒，是里長會同軍人和警察在敲門查戶口。
我讀奇萊二書，處處感受到弱勢族群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種種不安與不平，腦海中最鮮明的也是那處於「追求知識的心」與「早熟的感性」之間，寂寞沉靜卻又仗義敢言的少年楊牧形象，例如在面對孫姓公民老師掌摑高中部學長，斥罵後者講日語是亡國奴時，低年級的「我」毅然挺「聲」而出：「他是講台灣話啊，不是日本話。」「他說台語怎麼是亡國奴呢？」(〈愛美與反抗〉)這少年楊牧後來在海外繞了一大圈子，到八十年代回返台北客座於台大時，毅然一改個人多年作風，在創作純文學之外寫起針砭時弊、臧否人物的專欄文章來。
文學介入社會之必要
「看似平靜， 其實驚心動魄。」我跟老師提起來時途中的另一番景象：列車窗外每馳過一段碧綠山色，就會赫然冒出一簇巨型圓筒建築物，筆立於山麓，漆上「亞洲水泥」或「台灣水泥」之類的招牌大字。一路上竟有十幾處之多，讓我想起老師議論工業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文章〈生態保育的消息〉（收入《交流道》，1985年）：
上星期有政府官員巡視花蓮縣，即席表示查德工業區將不興建水泥廠，而打算發展精密工業，並且以開闢觀光資源為首要計畫。……查德工業區位於太魯閣國傢公園邊緣，去過那裏的人都知道，隨著山林和海色逼近立霧溪口的那一片土地……清淨明潔依然是無懈可擊的；若教它讓水泥廠肆意污染，豈不是人類之愚蠢？……一個月來……令人憂慮的消息比較多些……新中橫公路規劃的路線穿越南投縣境內臺大實驗林，據說是為了銜接南橫，必須砍伐八公頃以上的雲杉。這一片雲杉是台灣公認最美麗的森林，每一株樹齡都超過三百年……臺灣電力公司設在墾丁國家公園裏的核能三廠，已經證實是嚴重破壞了附近海域的生態……
老師解釋：「水泥廠破壞生態的問題， 早在日據時代就有，八十年代加劇，財團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罔顧山地景觀、環保，以及原住民生活環境的問題。我在你提及的那篇文章中談到了，希望關心自然生態的人能積極探究化解。我相信年輕一代能想出更好的解決方法，重要的是他們要表達出來。」
自一九八三至八四年為期一年，老師為《聯合副刊》撰寫專欄「交流道」，這些關懷台灣社會、議論時事的文章有一半寫於台北，一半陸續寫於西雅圖，觸及面廣，既指陳自然生態遭破壞（如〈國家公園〉、〈生態保育的消息〉）、人為錯誤導致礦災空難（如〈失靈〉、〈昨日之魘〉），亦披露國民言論不自由（如〈禁書〉、〈發言權〉），更批評教育界領導層處事不當，眼界狹隘（如〈大學之內與外〉、〈大學的公與私〉）種種問題。被問到為何如此積極抒發己見，老師歸因於六十年代加州大學自由風氣的影響，尤其是敢於向政府示威抗議，挑戰政策的合理性，讓他意識到社會言論自由的可貴，堅持維護有意見就應當表達的基本人權。「不過，我是從事文學的，當時有朋友對我寫專欄不以為然，認為一個以創作現代詩為志業的人去動筆評論和詩詞不相干的問題是不務正業，但我執意為之。」面對某些讀者「溫和的責難和激動的反對」，老師繼續寫他敦厚雅肅的專欄文章，並在〈路上一年〉（收入《交流道》）一文中給予清晰的回應：「自古以來中國的讀書人有分知識分子和反知識集團兩種。前者以學術擴充良心，以良心支持理想，並且能大無畏地將他的理想攤開給世人參觀、檢驗、批判、接受、排斥；而所謂學術則是沒有門戶或科目界限的——願意忍受寂寞關在象牙塔裏讀書，並勇於窺牖戶知天下而介入社會的是知識分子，兩端缺其一都不是！」
在我看來，加州大學普遍反越戰的教育體驗為那寂寞沉靜卻又仗義敢言的少年楊牧提供了成長的契機，茁壯成一種端正沉着議人論事的「交流道精神」，並且伸延到後來的散文集《飛過火山》（1987年）、《人文蹤跡》（2005年），甚至是詩集《有人》（1986年）、《完整的寓言》（1991年）、《涉事》（2001年）中。例如《有人》中的〈關山月〉、〈行路難〉和〈班吉夏山谷〉等篇章， 都是「因為環境和外在現實直接衝擊而產生的」詩作；再如《完整的寓言》中的〈在一隊坦克車前〉、〈你也將活著回來〉，為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哀痛；又如《涉事》中的〈失落的指環〉，諷刺俄羅斯侵略車臣，將詩筆伸向國際社會。當然，最是擲地有聲的要數一九八四年寫下的詩〈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收入《有人》），其第一節曾由陳克華、曾淑美、鴻鴻和楊小濱四位詩人朗誦，出現在電影《他們在島嶼寫作》中)，它發聾振聵，不但影響台灣文壇學界深遠，在近十數年來香港社會運動頻密發生期間更是廣為文人知識分子所引用和討論，激發他們勇於對政治社會的不公義發聲。如斯種種，呼應了老師〈期待一個文學雜誌〉（收入《交流道》）一文所言：「文學不能漠視現實的政治局面，甚至必須正面對待它，原因一方面由於人終究是政治的動物，一方面也由於那局面和文學的發展關係太密切了。」
精確地叙述：心安理得，回到台灣
眼有不忍見者，耳有不忍聽者，詩人無以置身度外而屬文。老師視此為「磨練」，是「光陰遞嬗之中探知自我擴充的最大限度」，並以為「這樣絕不蹉跎，和時間並行成長，不斷地成長，在老去的過程裏肯定新生的血肉和神經。我們要以敏感的眼光觀察人間，以聰慧的耳朵諦聽社會，思索它，判斷它，撻伐譴責，或者（假如幸運的話）讚頌它。這些是我們詩的素材。詩之所不能或不願企及的，我們將以有力的散文為之，將天地間自然和人為的是非，無保留地暴露出來；若是我們心存公理和正義，若是意念能與神明相通，這一切工作就必然更厚植我們作為詩人的信心，淨化我們的企圖，凝聚我們的使命感」（〈社會參與〉，收入《一首詩的完成》，1989年）。
不管是介入社會，抑或融入大自然，老師思索並向讀者叙述詩為何物的努力不輟。這裏所說的「讀者」自然沒有國家地域之侷限，因為老師的著作早被譯成英、法、德、日、韓、荷蘭與瑞典等多種語言。像我從師母手中接過來的，就有合譯者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和汪玨的兩本德譯本，一是詩集Patt beim Go（和棋，2002年），一本是散文集Die Spinne，das Silberfischchen und ich（蜘蛛、蠹魚和我，2013年），而且據知黃麗明英譯的The Completion of a Poem：Letters to Young Poets（一首詩的完成）今年初已在荷蘭印行。再者，奇萊二書與《楊牧詩選》亦在二○一四、二○一五年陸續與中國大陸讀者會面。儘管如此，我仍然覺得老師從事文學是以台灣讀者為首要的。且看老師在二○○七年退休後，本可像他許多從美國中西部搬到灣區定居的朋友一樣，在西雅圖安享晚年，但他卻選擇回到台灣長住，所為者何？「心安理得。」老師一言以蔽之。細問之下，我才曉得原來早年華盛頓大學的同事曾經問他Why do you go back to Taiwan from time to time？老師的回答是because I want to be close to my people，這就是他「心安」之所依，「理得」之所據。
回想老師花費四年時間竟稿的經典之作《一首詩的完成》，採用十八封書簡的形式去深論抱負、大自然、記憶、歷史意識、社會參與、閒適等與詩息息相關的課題，闡述如何「以美的完成追求詩的真理」，他下筆傾訴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台灣的年輕詩人。再對照前文提到但沒有詳談的詩〈俯視——立霧溪一九八三〉，水光倒影中也彷彿已非人、山、川三方的上下對視，而是人與人的平等對視，老師與his people的相知對視：
假如有一次悉以你的觀點為準／深沉的太虛幻象在千尺峽反光／輕呼我的名字：仰望／你必然看到我正傾斜／我僥倖之軀，前額因感動／泛發著微汗，兩臂因平衡和理性的／堅持。你是認識我的／雖然和高處的草木一樣／我的頭髮在許多風雨和霜雪以後……
於玆，我聽明白了老師的沉吟：「於文學，我向來追求的是如何precisely地表達。」六十年來筆耕，大小題材、各式體裁，以及繽紛書寫手段的實踐與論析始終有着眾流匯於一川的趨勢。回返香港後，我在燈下重溫老師的著作，果然，翻到他寫於二○○四年的〈台灣詩源流再探〉（收入《人文蹤跡》，2005年）時， 這麼一行字赫赫出現眼前：「我們使用漢文字，精確地，創作台灣文學。」
（人物照片由作者提供，「楊牧書房」照片源自該臉書專頁）
文：吳耀宗
統籌：冼偉強、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楊牧的詩與政治］
香港《明報》刊出吳耀宗教授對楊牧的專訪，詩人第一次明白指出，詩應該可以干涉現實。當他的年紀越來越蒼老之際，對於詩的本質看得更為明白。從1980年代開始，他發表了「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後，對詩的態度已經非常清楚。縱然今天他慢慢顯露晚期風格，他在詩與現實之間的拿捏無疑是相當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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