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二十四日，新華社報導中央軍委排名第一副主席張又俠和軍委委員劉振立被立案調查，說白了就是失勢被抓，只是具體罪名待定。這個消息在中國觀察圈子裏傳開，不少專家啞口無言—怎麽會是這個相反的結果！
去年十月下旬中共召開二十屆四中全會，之前一年那段時間裏，觀察家 [1] 對中共高層可能發生的權力鬥爭有不同説法，但大多數認為出現了一强大軍系反習組合，持續向習近平强勢攻擊，習軍權旁落，在四中全會或是下野、或是成為奪權者完全操控的傀儡。但此種論述不幸未嘗言中，一些更富想象力的説法遂陸續登場。例如，去年春夏之際流行從古代讖書《推背圖》裏發掘預示習氏倒台依據，漠視該書在流傳過程中屢經好事者修改，將已發生的歷史倒編成好像更古老的圖讖再加入該書以「證實」其預言能力，其實都是假的。又例如，去秋一度流行一種堪稱「政治體態學」的分析，認為一些官方照片顯示政治局常委站立聆聽習講話的時候，不同的身體姿態劃分了擁習和反習勢力：雙手扣放在肚皮上的是擁習，雙手叉腰或放在屁股後面的是反習。本來嚴謹的中國觀察，如今似乎流於述異，體統漸失。
不過，論述失靈泰半非戰之罪，觀察家其實都盡了很大心力；論述到後來需訴諸神秘主義奇談怪說，有其深刻因素。自1978 年始，紅色權力與黑金互相滲透，形成了金權政治，發放出來的訊息更策略性更惡質，加上幾十年來研究中國共產黨高層權力鬥爭的固有模式和規範卻依然局限於對「權」的關注，完全忽略對「金」那部分的分析；此二因素導致有關觀察和研究無力穿透、辨別、解讀來自當今體制的大量真假訊息，由此衍生的論述於是失靈。
本文第一部分詳細分析金權之下的訊息生產和傳播機制變異如何導致舊的研究範式失效；第二部分建議代之以一切合當今中國政經體制的「含金」的權鬥研究新範式。
（一）
切入點：兩個缺陷論據
去冬四中全會那幾天北京波濤不驚，過後大家也看到習近平並沒有任何下台或丟失權柄的跡象；今年一月二十四日之後，先前流行的「習失勢」論更形不堪，堅持者只能訴諸「戲未完」。究其原因，或可從論者一直所持的兩個包含嚴重缺陷的基本論據（ premise ）開始：
- 「習親手提拔的軍頭一一被鬥垮，必是一股强大反習勢力所為」
二十大至今約三年間，大批由習親自委任的中央軍委成員及其他最高級軍事將領先後落馬；去年，觀察家視之為習的左右手、新委任不到一年的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及委員苗華亦被打倒，最後開除出黨。論者認為，習要有效掌握權力，必須倚重親信而斷無自己砍掉自己左右臂之理，故這些由他一手提拔的將領落馬，必是因為反習派不僅已經形成，其勢更強足以奪得軍系人事權、控制大局。此論述有其邏輯，但若參考中外共產政權史，即知「自己打掉自己人」是常有的事。
斯大林 1936 年大清黨，任命一批親信作打手。然而，1937 年大清黨還未完畢，頭號打手 Genrikh Yagoda 就被指犯極左機會主義判死刑，其繼任人 Nikolai Yezhov 命運亦相同，至死罪名竟然是搞清算過了頭。毛澤東長期倚重林彪，後來任命他為黨的第一副主席、接班人；1954 年毛任國家主席不久，由於認為自己性格不合適，讓劉少奇接替。可是，文革期間，毛提出「炮打司令部」，林、劉就遭他往死裏整。
這種翻雲覆雨的用人手段在中國政治傳統裏比比皆是；兩千一百多年前，司馬遷就總結過：「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習在 2024 年宣稱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內」，不但與中國古老政治文化遙相呼應，更與毛的文革口號如出一轍。因此，若習因某種原因要動手把自己提拔的人打掉，也完全不違黨性、國格。論者在未排除這種可能性、未充分考慮歷史先例之前就認定「存在强大反習勢力、已經奪得軍權」，未免失諸武斷以致產生錯覺。
- 「反習勢力總頭目就是張又俠」
按「習被奪權」的思路推理，必有「誰是反習派的總後台」之問。2022 年江澤民病歿，但在之前的 2016 年，他任命的軍事要人徐才厚、郭伯雄等，就被習以反腐為名清洗；江支持的商界人如馬雲、任志强等更不堪一擊，讓習予取予攜。江派既潰不成軍，剩下的團派本來就沒有甚麽硬實力，其掌門人胡錦濤公開被習羞辱，就是明證，且不問胡的一把手李克强是否給習幹掉的。於是有些人就把「反習派總後台」説成是自 2012 年起進中央軍委後扶搖直上的張又俠，理由是張有數十年行伍經驗，打過中越戰爭，在軍中威望無人能及；反觀習毫無軍事資歷，無法駕馭軍隊。此説在 2024 年中段快速成為中外觀察家當中的主流定見；不過，之前沒半年，專家當中的普遍看法卻剛好相反，認為張是習的人、幫他打棍子的，理由是張父和習父既是陝西老同鄉、也是「解放戰爭」時期的老拍檔，而且張入中央軍委也是習提攜的。但是，後來恐怕是因「論述需要」，張便從習的死黨一變而成為其死對頭，中間無任何證據解釋。
資訊不足靠小道
上述兩種關於張和習的關係的説法無疑各有其理，非完全癡人説夢，甚至如果説：先是習張兩人關係密切、後來翻臉，也一樣講得通；畢竟「反轉豬肚就係屎」在中國政治層出不窮。問題是，觀察者未能提供證據足以確立關於張又俠的兩個説法其中一個、推翻另外一個；但要從一個以封鎖資訊為能事的政權知道其內部鬥爭實情，沒有可能。於是只能靠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曾是研究中國共產黨內部動態有效工具，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還非常重要。當時中國觀察家多半是學者或學者型資深報人。他們的研究範式是：結合從各方收集得的小道消息，例如在香港長期蹲點訪問從羅湖出境的單程證客，再對比其他渠道所得，例如收聽中國各地方電台、分析當時黨政機關出版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紅旗》的大字標題和字裏行間的蛛絲馬跡，等等，然後結合中國政治文化，提煉出若干理論。按此套路，觀察家亦曾有輝煌戰果，其中最膾炙人口的，當是以《明月》系出版物（特指六七十年代《明報》社論、《明報月刊》）為代表總結出的「溫和派」、「激進派」之間的論述、最終以「溫和派」在毛死後全面勝出而獲印證，充分顯示此範式在當時中國資訊極度匱乏的大環境裏的推斷力。
時移世易小道失靈
在毛時代，這個以小道消息為基礎的研究方法，不包含實地調查 （field work），也不過分標榜當紅或過氣人物及其近身關係者提供的資訊。那個時代的研究者要到中國實地調查，根本沒可能，有的只是統戰部安排絡繹不絕的「參觀學習團」；至於大人物的近身關係者或為親者諱、進而誇大其貢獻以至無中生有，或剛剛相反、公報私仇。此皆不可取，幸而未多納入當時的研究裏；這比起今天坊間各種經常號稱包含驚人內幕消息的論述，反而可靠得多。
然而，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出現一由共產黨催生的經濟寡頭壟斷階級，受黨控制、與黨密不可分卻又與其過去的政治單頭壟斷不盡相同。這個新的、橫跨政經二界的金權複合體成為新的權鬥暴風眼，箇中轉變可分兩方面講：
a. 權鬥緩和、更隱蔽齷齪
毛時代的黨內高層權鬥都以意識形態作主軸，强力牽動整個社會，但其實只是由十幾個頂多幾十個紅色家族主導一切，其他次要家族和庶民都是配角、閑角。後鄧時代以降的權鬥，金錢愈發深廣摻進涉事者動機，既成為他們所追求目的之一，也是他們能運用的一個權鬥手段。毛時代權力與物質誘因之間當然也有關係—用糧票的那些年頭在櫃台負責割豬肉配給的同志都能討得靚老婆；但今天要正確分析政治權鬥，不能再用老套，而必須先理解金錢如何已然改變高層權鬥性質。
1978 年之後，中國的（即那幾十個紅色家族裏的）政治矛盾和對立，透過新崛起的企業對社會關係的重構和金錢方面的討價還價，得以緩和。那些私營大企業大財團，為要籠絡政治背景立場不同的各個紅色家族派系（例如陳雲家族是反對鄧家族搞「改革開放」的），必須同時討好各派才可順利經營，於是紛紛向各派的關鍵家族成員贈送「乾股」，使成為大股東而進入企業決策層；於是，本來那幾十個帶頭鬧政治矛盾的家族及由其組成的派系逐漸和解，為了共同企業利益即家族私利而合作、共生。「敵我矛盾」於是透過企業擁有權逐漸變成「人民內部矛盾」。曾有人說：「人民內部矛盾就是用人民幣可以化解的矛盾」，此對理解紅色家族圈子裏發生的變化而言，堪稱洞見。
除了企業利潤動機能緩和政治矛盾之外，紅色家族圈這個極其封閉的小圈子內部次世代、三世代成員之間的婚姻也有同樣功效。當然，婚姻也有破裂收場者，但只要育成下一代，則一些紅先代的政治對立還是會透過 DNA 層次的耦合而得以緩解。
然而，這些大人物、大家族的經濟活動都是見不得光的，必須密實進行，以免自己聲名狼藉、黨國蒙羞。一個企業多少本賬簿，乾股派給誰家，哪些家族之間因股份關係聯婚了或決裂了，在在都影響國家政治和政策，大量金權運作的真相更隱蔽又齷齪，但都沒必要讓公眾知道，這就是江澤民説的「悶聲發大財」。
一些金權運作甚至可能還成為了新的社會秩序之下的派系鬥爭導火線，而在鬥爭的同時，策略性發放真假資訊也成為了鬥爭的手段。十多年前，一些西方和香港媒體大量發掘和披露了習派和團派家族的海外資產，當時適值習近平開始大規模反腐清洗，而江澤民的上海幫受壓，極可能因此積極拋出對家的黑材料。誰知道今天最高層裏進行的反腐鬥爭是否某些錢財利益衝突的溢出效應？誰知道從這些隱蔽了的矛盾衝突中流出的小道消息包含多少造假？
b. 小道消息質降量升
但是，儘管源自中國黑箱的資訊質素不斷下降，其量卻以乘法增長。
以前搞路線鬥爭，參與的是少數紅色家族主要當官成員，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輸了就舉家被誅連。今之派系鬥爭因涉金錢，牽涉人數卻大幅增加，家族中不只所有核心成員都可投入，其他所有分沾利益的親朋戚友阿貓阿狗亦然。在這種格局底下，各紅色家族有意無意甚或精心蓄意泄露出來的真假訊息大增，透過各種小道洶湧而來， 在各種社交平臺上汎濫。這是供給量的大變。
需求側方面，也一樣經歷了結構改造。從前關於中共高層內鬥的消息，受眾是小眾，主要是海外華人圈中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外國嚴肅媒體、智庫和外交圈子裏專責中國事務的官員。幾十年後的今天，海外華人圈子膨脹，知識水平提高，更由於中國一舉一動在在影響他們的中港親友，於是普通人也關注中國政局；閲讀或收看中國新聞和有關評論成為他們的生活、消費甚至消遣習慣的一部分。外國和中國的生意做大了，西方商界和千百萬投資者都關注中國，都想知道中國發生的大事。這是需求量的大變。
如此，中國政治訊息的供需都增加，流傳的訊息縂量自然更倍增，經常目不暇給。
兩個原因範式失靈
處於供需之間中介位置的網上觀察員因而也越來越多，成為一個頗具規模的 cottage industry，具備自己的生態，展現多元觀點、風格和表達手法。這個發展依足經濟規律：市場深廣化會增加同類產品的色樣異化（ product differentiation），更能滿足不同傾向消費者的偏好。但這無疑也導致了一些供方為增加自己的受眾而在出產過程中采取各種包裝、調味、加料甚或其他更出位的怪異推銷術，飽含資訊經濟學裏認定的道德險情（ moral hazard ）。因此，不是所有的這些手法都能增加受眾對中國權力政治的真切瞭解，反而往往是誤導了。
金權體制表現出來的權力鬥爭方式和特性，與之前的大異其趣，以致當年那實而不華的權鬥研究範式，其功效已然消退有如強弩之末！它有兩個致命缺點：一是過往賴以支撐論述的訊息機制已經敗壞，從前階段的「資訊不足問小道」直演化到「小道失靈問鬼神」的地步；一是上面提過的：體制已然高度「含金」而此範式依然完全「缺金」。新的範式應該在這兩方面修正。
（二）
「列寧」v.「沙皇」
今耶魯大學講座教授 John E. Roemer 於 1985 年一月號經濟學頂級期刊 Econometrica 發表了一篇題為 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 的論文，有助我們思考中共權鬥。文章研究政治革命，分析工具是數學博弈論。革命精簡成一場二人博弈：其一名為「列寧」，另一就叫「沙皇」；兩人都試圖爭取民眾進入自己的支持者聯盟。博弈中的「收益」指的是革命發生的或然率；「列寧」想把這個或然率盡量提高，而「沙皇」則設法把它壓到最低。假定一社會資源總量，「列寧」的主要手段是按之提出一革命後的收入分配函數；「沙皇」的應對策略，則是制定一懲罰餐牌，明確告訴民眾，如果他們站到「列寧」一邊、但革命最終失敗的話，將須付出怎樣的各種代價。民眾比較風險加權的成本和利益，之後決定站哪一邊。
對我們而言，這個模型之有趣處有二，一是其分析框架蓄意略去所有意識形態考量，民主自由與保守秩序如何取捨等問題都不問，恰好與後毛時代中國社會完全非意識形態化的現實契合；另一在於鬥爭雙方的策略都「含金」，一方講革命成功了給你多少薪金，另一方講革命失敗了課你多少罰金。論文題目中的 rationalizing 一字包含了這兩重意思。然而，模型中的「列寧」只是提出一個口頭承諾，如此靠一 pie-in-the-sky，放在今天中國沒有動員能力。在今天中國政治現實裏，黨內反對派頭頭要人膽敢跟他冒高風險挑戰黨領袖，必須真金白銀先付首期。
這好比香港黑社會找打手綁架殺人不僅要付足工本費，還須因應可能出的狀況，例如打手被捕要坐牢、作案過程中出意外被殺等，事先支付一筆「安家費」。這其實不是一個比方，因為中共無論從淵源、道德和行為等各方面看，都是一個如假包換的黑幫，而黨內權鬥，就是某個頭目挑戰幫主、想取而代之。但總之一句話，今天誰要經營一個黨內反對派，必須有足夠本錢。這比起毛時代，一本《毛語錄》便足以動員全國黨政軍鬥足十年，是兩個不同的宇宙。按此，我們應該問，這樣的一筆本錢規模有多大？誰有本事調度得這個規模的資源？
權鬥的資源要件
五十年來，中國大概只有一個人曾經擁有足夠能力建立一個放在今天足以倒習的反對派，那就是江澤民。江掌握中共最高權力十三年（1989-2002），期間廣泛安插親信；名義上退任後，他事實上還可以左右整個胡溫十年裏的大局、繼續發他的財。他主導了中國的「鍍金時代」（1992-2008，鄧小平南巡至北京奧運年）；在那個朋比資本主義盛世裏，他的家族及盟友催生無數得國家蔭庇而獲厚利的企業。然而，江的影響力隨着年事漸高而逐步減弱，作古後更無來者。
那麽，張又俠又如何？張或者確曾在軍中搞貪腐積累了可觀的個人財富，但若說要能調度資源建立一足以挑戰習近平的反對派，那他的斤兩無疑還差太遠。有人會說，軍隊講資歷，張打過中越戰爭，是當今碩果僅存的少數「實戰派」，有足夠威望挑戰習近平。聽起來似有道理，但只要翻查一下資料，即知是嚴重作大。1979 年中越邊境戰爆發，激烈戰況在第一個月內即達峰回落，隨後拖出一條長達十二年、只含零星衝突與口水戰的尾巴。張在戰爭裏，初期是連長，指揮約一百名士兵；到 1986 年戰事趨近尾聲時，他才升任團長，統率約一千人，相當於紐約市一所規模較小的高中人數。和他一同被習清洗的劉振立，軍事資歷比張更淺；劉於 1983 年參戰當偵察兵，整個戰爭完結之後才升任排長，指揮區區四五十人。資歷如此單薄，何言服眾？
事實上，只要用「資源」這一要件作檢驗標準，今天及可見將來幾乎任何中共最高層權鬥故事都可以直接排除。
上述 Roemer 的論文沒有提供理論模型的量化方法，容我狗尾續貂替當今在中國對着黨中央領導核心搞權鬥所需資源作一極粗略估算。以今天通用的 AI 模型為工具，這不困難。
首先衡量反習主謀人須建立的倒習行動指向和組織規模，下列是三個選項。
- 暗殺或宮廷、武裝政變：進行這類活動所需建立的行動組織規模最小，中國歷史上成功及失敗的先例最多，風險最高，而且近年大量研究顯示，習近平過去十多年來已積極替自己維穩，重構權力管控和監視機制，在黨政軍各個層面嵌入應有盡有的防政變軟硬件設計。例如，整個京城的維穩功夫早就做足；僅僅是從人民大會堂會議廳到長安街那幾百米空間的保衛力量，也由幾種品位不同、黨中央辦公室控制、互不隸屬、彼此也防範對方的衛戍部隊組成。日前，美國拜登總統時期的國安顧問 Jake Sullivan 接受訪問，回憶 2024 年訪問北京和張又俠會面，說留意到在會議室裏的服務員，個個都是昂藏七尺、運動員身材的女保鏢。今天用「荊軻—汪精衛式」手法搞政變倒習的話，成功概率接近零。（研究獨裁者如何防止政變始於 1999 年 RAND 研究員 James T. Quinlivan 的一篇題為 Coup-Proofing – Its Practice and Consequences in the Middle East 的論文，jstor.org 綫上免費註冊閲讀。現代保鏢行業已能夠利用各種數學模型優化防內奸的誘因設計、衛隊行動陣式，等等。）
- 全民起義：反對派要營造這個局面最困難。89.64 之後，除非到了舉國民窮財盡，否則這個很難發生，發生的話，黨內反習派很可能也會沒頂，所以他們絕對不會主動營造，我們也不必在這個根本不可能的選項上花心思。
- 收買足夠的全國政治精英在體制內倒習：三者之中，這個倒習方式和規模算是最可行，江澤民在他的勢力全盛時期有可能做得到，卻完全是一個狗咬狗骨之舉，無任何進步意義。下面給一個按這個方向倒習所需資源的數量級估算。
參數及行為設定
由於我們只是想知道所需資源的一個粗略估計，具體如何凑集、分發、收買等的仔細情節在本文裏並不重要，選一套大家比較有感的就可以：
- 收買對象是全國縣級或以上的各個人大及黨大裏四分之一的代表。背後的假設是，這些機構的代表等量擁習反習，平均中立，主謀者收買中間偏習派，令最後反習成為一時的壓倒性多數；
- 各級人大和黨大成員的平均年齡、就業環節、收入等各有不同，按其所屬單位及級別計算平均所需「安家費」，其金額選取為相當於事故傷亡全保險額即餘生收入縂現值之單位級別平均（ 經濟學以此量度個人的生命現值，普遍應用於牽涉死亡的法律審判賠償場合。嚴格而言，應以這個額度的保險費即保險額乘以事敗或然率 – 而不是保險額本身 – 作為安家費就可能足夠，但考慮到參與者家人也可能受株連，所以選取這較高值。注意：「安家費」其實只是一個方便説法；物質誘因工具很多，不一定是現金，等值就可以）；
- 資源由反對派主謀者向市場環節裏的頭 N 個最大型私企攤派徵收，額度是 2024 年該企業的淨利潤的 10%。
把這些簡單參數輸入任何一個坊間流行的人工智能 app，即可輕易找出所需數據及算出 N 的最低值。我選擇用 baidu.com，認為它最熟識中國數據和資料；結果，不需五分鐘的運算，它就給了我答案：N = 48 （總金額是 0.45 萬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説，如果一個反習主謀者能夠私下向全中國最大的 48 個私企，包括如騰訊、阿里巴巴等，要求交出 2024 財政年度淨利潤的一成，便可有或足以買起關鍵數目政治精英、完成倒習工程所需的金錢資源。這不是倒習的充分條件，而是一個門檻，任何人沒有這種級別的資源調度能力，想今天一下子打倒一個有中共體制資源支撐的獨裁者，幾乎沒有可能。
新範式：「小道不問」、「當問資源」
我提議的研究範式有如下特徵：不涉意識形態；不偏幫任何挑戰者或現任領導人；不問小道消息，更不會考慮鬼神力量等超自然想象；要研究任何挑戰者必須具備的財金資源的一個合理最低值 X；要對體制內挑戰者作關鍵的資源一問，並研究這個挑戰者能調度的財金實力 M；若 M > X ，則可進一步研究這個挑戰者的其他質素如往績、口碑、人脈關係、號召力、所提出的治國理念、外國政府怎麽看他，等等，適當加分或減分。（這裏説「不問」，不必絕對，如果一些小道可以驗證，特別是和資源有關的，可作參考。）
範式是用來指導及規範研究的；範式轉移即徹底改變研究的內涵。上述黨內權鬥新範式可概括為一塊銅幣兩個面，即「小道不問」和「當問資源」。小道已然渾沌不可持，量度挑戰者的財金實力反而更實在。當然，財金面向的研究也不會容易，但收集財經資料是在今天中國裏政治風險比較低、結果還算可靠的行業，現成的人才也相當多，更可以用 AI 協助。
這個範式也有其局限，那就是必須假定中國的社會基本盤還是穩定有序的。當一個現任最高領導人遇到不可抗力，例如生命垂危導致權力真空，或者因為管治無道弄得烽煙四起民不聊生（大量民眾不只跌下貧窮線，更跌下飢餓線），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便可能有那麽一個道旁兒看準時機順手將他一把拉下馬，那樣就沒有甚麽門檻不門檻。觀中外歷史與現實，目下中國國勢儘管已進入結構性下行螺旋，卻還未真正亂，與十九世紀中國的那種局面比，還有相當距離。
一兩年來，圍繞張又俠的各種政變説法引起我的興趣，而坊間有關的分析存在明顯缺陷，遂有此文。至於一月二十四日張、劉二最高級官員落馬會有甚麽影響，也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但那必須是另一篇文章了，下面試開一個頭，鼓勵有興趣的朋友嘗試。
中央軍委如今僅剩習和委任不久的張升民，習將如何重建之使成為一有效運作的機關，當中包含一個理論難題。經過兩年來的幾輪大清洗，剩下的中共官員中最精明者有理由不想被習提拔到官場最高位；反而是低好幾級的位置，更有利於他們攫取非法或灰色利益，也更安全。在個人層面上這想法完全理性，但對黨國而言，卻體現了一種十分不利的畸形誘因。反腐不成而有此困頓，恐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特色。
（獻給在獄中的前《蘋果日報》評論版編輯楊清奇先生）
（全文完）
練乙錚
2026.2.7
[1] 本文説的「觀察」，泛指對中國當下發生的事進行即時觀察、辨別、解讀和分析的活動，不包括做基礎學術性中國研究的工作。觀察家包括一些學者、媒體人、智庫研究員、評論員、外交界人士、KOL，等等。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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