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蔣月惠的咬人新聞，差不多就是上週的這個時候。我躺在床上滑手機，一開始看只覺得這人精神有點不穩。後來我開始覺得有點古怪，記憶中，沒有一個議員跟警察關係這麼差，也沒看過幾個議員會站在抗爭（而且是冷門的地方議題）第一線。
我開始搜尋蔣月惠這個人，查著查著，手機沒電了。這裡有個當時看來細微，事後影響甚大的決定：我要不要倒頭休息，當作沒這件事？後來，我向好奇心屈服，爬起來開電腦，一邊查資料，一邊不知為何流淚，一邊把文章寫完了。
這類的地方拆遷議題，過往的媒體效應都有限。這兩年以來，溪頭原墾戶、高雄大溝頂、果菜市場、拉瓦克部落......太多議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聲援參與的朋友，往往受到不易復原的運動傷害。我很慚愧，這些議題，都沒有找到施力點，沒有好好的為他們發聲。
我在寫那篇文章的時候，心裡都是對這些被忽略的拆遷戶的愧疚感。
但這次，我覺得找到了一個施力點，一個動人的故事。這實在很神奇。經濟學的老笑話說，地下的鈔票一定是假鈔，真的早就被人撿走。不，真實世界還真的不是這樣的，這珠寶般閃閃發光的故事，就躺在那裡，輸入幾個關鍵字就能打開。我只是巧合遇上了。
感謝自由時報記者侯承旭在2017年的報導，我文中的QA就是引用自他的手筆。這是篇樸實而有力量的採訪，建立了我對人物的信心。
文章發出之後，也是凌晨一兩點了。我還在那種既激動又冷靜的寫作情緒中難已入睡，於是下樓散步了一兩個小時，從古亭走到公館來回好幾次。
我當時的預想是，以過往的經驗，這樣的題材力量，這樣的寫法，大概可以有兩千多讚，四百個分享。加減可以平反一些對蔣議員的負面評論。
隔天上午醒來，那個媒體詢問轉載的數量跟速度，我超乎想像，前所未見。我誤打誤撞，開啟了風暴的開關。
但那時候我就知道了：這一切都會結束，很快的，大家會把這件事情淡忘。我們都會被遺忘。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這幾年從事公共議題的經驗。一個人，要嘛本身具備經營自媒體的才能，要嘛人在台北跟主流媒體關係良好，不然，是注定被大多數人遺忘的。
我曾經糾結過這個問題：如果最後甚麼都會被忘記，那感動是多麼虛妄，努力是多麼徒勞。
我後來想通了：最可貴的，不是你被人記住的時候。是沒有人記得你，沒有人注意你，但你找到一件真心覺得有意義的事，貫徹始終去做的時候。
那裡有最原初，最真實，最堅毅的自己。
因為知道這個道理，燈光掌聲，潮起潮落，也無法侵擾心中那份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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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蔣月惠被媒體利用了，快快回屏東吧。
我覺得，有些時候，他們真正關心的，不是這個人這件事，而是他們心中的黨派價值觀。
挺藍的，怕蔣月惠說出本土立場，也怕他被綠營擊倒；挺綠的，怕蔣月惠影響選情。（即使蔣月惠已經說出整體來說，會支持縣長潘孟安，只是在單一事件的是非上，不能隨便退讓。）
挺柯的，希望看到無黨籍白色力量壯大，渾然沒想到許多核心價值上，蔣月惠跟柯文哲是衝突的。
人們一直在投射自己心中的期望。
有人說，蔣月惠病了，在媒體上囂張了，胡言亂語了。為了她好，早早回屏東看醫生吧。
我覺得......這裡頭是有一些階級歧視在的。如果是個台大醫學院的教授，一夕暴紅，也不會被稱為「網紅」。叫你網紅，其實就是在說「你除了網友盲目支持外，甚麼也不是」。把網紅看做是個髒話，其實是看不起網路使用者的智力，覺得他們無法做出及格的判斷。
如果具有高學歷、高文化地位的外觀，人們就會覺得，你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舉止負責。認為蔣月惠需要就醫、需要人照顧、趕快離開媒體，其實就是說她沒有為自己負責的資格。
一個成年人，要說甚麼話，要過甚麼樣的人生，都是自己要去承受。除非影響到公共利益，不然我們憑甚麼去干涉。
是的，蔣月惠目前缺乏選立委、選縣長的能力。很有可能，她終其一生，就是個為民喉舌的縣議員，一個慈善機構的大家長。但這怎麼了嗎？
為甚麼她必須符合人們的期待，「成長」到某個戰力非凡的樣子？
她不能享受遲來的鎂光燈、宣洩一下多年的情緒、幫羅騰園募些款項，然後回去，過她本來的人生？
不能變成「更偉大的樣子」，就是「被媒體毀掉」？說出這些話的人，在她多年來獨立奮戰的時候，又做了甚麼？
沒錯，她確實沒有強大的表達能力。她不知道如何在連續幾天，每天馬不停歇的採訪通告中，調節自己的體能戰力，維持穩定的情緒。
她不知道怎麼把話說得又真實又好聽。那本來就是一項要長期鍛鍊的技藝。
四五個來賓加上主持人，風格各異的聯手圍攻，她不知道怎麼巧妙的抓到講話時機，而不必大聲插話；她不知道怎麼精煉的表達觀點，怎麼四兩撥千金，反守為攻。得利的時候她不知道何時要追打，何時要喊停。
她不知道廣大的中產階級喜歡怎樣的形象，她平時往來的就不是這樣的人。
她不具備在媒體上精準演出的能力，她只能用力真誠的秀出自己，秀到有些誇張，秀到有些荒謬。
她如果具備這些能力，人生可以輕鬆許多，從政之路一片光明。
但是，她不必當台灣政壇的救世主。經歷了一場奇妙之旅，風潮落去之後，她可以做她自己。
她在舞台上，認真的秀了一段又一段，直到心力交瘁。這演出絕對說不上完美，有些甚至失誤連連。但這社會上，又有幾個人能有這樣的機會，能在被忽略被打壓了多年後，被全台灣的人看見。
她圓夢，而夢也會醒。風潮會退去，善念已留下。神壇上下，最真實的，永遠是照顧你也被你所照顧的人。那裡沒有挑高的攝影棚，沒有對準你的鏡頭，沒有掌聲與謾罵......那裡有的，只有平靜的日常。
揮灑的血淚，激昂的衝撞，各種形式的戰鬥......我們終究會懂的，這些不是為了甚麼光彩奪目的玩意。到底，只是為了讓更多人，能夠平平靜靜的過日子。
那些最熱血的，只為了最平靜。
2014/05/28 - Sho-Ping Chin, FAIA, LEED AP, is a leader in Payette's healthcare practice. Sho-
Third-year M.Arch student Orli Hakanoğlu announced as recipient of the 2018 Payette Sho-Ping Chin Memorial Academic Scholarship. Congratulations Orli! http://www.architectmagazine.com/…/architects-foundation-an…
Background
Sho - Ping Chin is Principal of Payette Associates, Inc. Ms. Chin first joined Payette Associates in 1990 she returned in 2000 after leading her own healthcare practice for several years. She is guides Payette's healthcare team, using design to synthesize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rapid advances in medical technology with the real human needs of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She works with university research hospitals, community hospitals, charitable services, and international
Sho - Ping Chin: Executive Profile & Biography - Bloomberg
https://vimeo.com/139727253
Sho-Ping Chin FAIA
Tribute to the career and legacy of Sho-Ping Chin FAIA.
Video produced by the Women Principals Group at the Boston Society of Architects and Duncan Lake.
Sho-Ping Chin FAIA, 1953–2015 | Boston Society of Archit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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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19
漢清講堂成立晚於太陽花革命，所以我沒留下多少影片。告訴我，有何科技可以將腦中影像DOWNLOAD下來？
Hanching Chung 我還記得楊索曾叫人去免費理髮。革命不忘整容
楊索
楊索 美髮師朋友在四月九日、十日到現場義剪，結果十日抗爭結束那天，人潮湧入濟南路，連站立的位置都沒，趕快收攤。
楊索 美髮師朋友在四月九日、十日到現場義剪，結果十日抗爭結束那天，人潮湧入濟南路，連站立的位置都沒，趕快收攤。
臉書提醒我曾是《聯合文學》十月號作家，初識外號小光的李屏瑤讓我驚艷，她提問到位精準，我已預感她的爆發力。（文長好讀）
【背著幸福等幸福】
黑暗中有光，惡地也能豐收盛放。楊索以《我那賭徒阿爸》、《惡之幸福》展示一場直指人心的家族書寫，擁有直面傷痛的能力，於是帶來綿厚溫暖的療癒。採訪當天是中秋節，適逢天兔颱風強襲，強風怪雨，時晴時雨。楊索眼睛微恙，戴著墨鏡現身。剛才遭遇的陣雨已然退去，她將傘收好，坐到窗邊的座位，太陽恰好露臉，灑了她一身的光。
Q.您在2007年推出的第一本書《我那賭徒阿爸》即將重出，在內容上是否有更動或增加？相距已有六年的時間，回過頭看您的第一本書，甚至是接下來的《惡之幸福》，現階段有什麼感覺？
A.跟編輯討論《我那賭徒阿爸》新版書腰的時候，我人在高鐵上，用很短的時間寫下這兩句話「當現實鋒利如刀，青春已成洪荒祭草，生命要如何找到光？」新版的封面是楊雅棠設計的，我很喜歡，深沉暮色和草上的色彩形成強烈對比，如同黑暗中的光。
舊作重出，每篇文章我都重新修過，包括標點符號、語意邏輯的重新推敲，我想著句子有沒有辦法更簡潔？所以修改之後反而變少，也添寫兩篇新作〈漂浪之女〉、〈河岸的天光〉。台語用詞的部分，我請寫台語詩的朋友林沈默修正，不僅修正詞彙用法，希望讀的時候可以讓語感更流暢。
可能一直把太多東西壓在底下，寫作《我那賭徒阿爸》的時候，感覺像水噴了出來、皮球彈了起來，特別是寫青春時期的篇章。我十五歲國中畢業離家，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包括幼年在市場做事的記憶，對我都是刻骨銘心的。那些記憶雖然已經是過去，但是不論當初書寫的時候，或是現在回過頭來看，那些記憶都是非常強烈的。我今年已經五十四歲了，那是發生在五歲到十五歲之間，算起來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以這種方式成長，回顧過往，生命像是打鐵的狀態，一直敲打之下，某個時期會覺得很悲苦無望。從現在的年齡回望，反倒覺得非常珍貴，重讀的過程，好像又重新走過那些路。有時候會懷疑說，我真的做過這些事嗎？
《惡之幸福》的封面，其實是我祖父母耕作的地方，地點在雲林二崙那邊，我從沒有去過。恰好跟楊雅棠、傅月庵約好去找，在那邊看到一個小路，所以拍了這個照片。因為我很少早起，當天其實沒有睡飽，於是拍出這個表情。
Q.國中畢業後就離家自立，直至考上記者之前，您做過許多工作，可以大略地談談這些經歷嗎？
A.我當上記者已經二十四、五歲了。其實在讀國中的時候，晚上就會到永和秀朗路的聯合電子公司做夜班。第一個正式工作應該是國中畢業後，那年九月就去碧潭中央新村一個老立委家裡做女傭。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的塑膠行李箱裡放著一本蔣中正寫的《蘇俄在中國》，不知道為什麼會放那本書。放假的時候，會走到碧潭橋看風景。
第二個工作在忠孝東路三段，他們家有三個孩子，除了幫傭之外還要當保母。女主人的媽媽是吳火獅的妹妹，有一年過年吳火獅還來他們家做客，那天因為太忙了，我打開一罐米酒還是醬油，大腿被割傷流血，主人很忙也不知道，我就用一塊布壓著，這個記憶很深刻。他們家後面有一家有名的麵包店，小時候很少吃麵包蛋糕，每天都在聞那個味道，很濃很香。附近的懷生國中，每堂課鐘聲都會響，收衣服的時候總會聽到，讓我覺得很惆悵，可能聯想到我的國中生活跟同學，有種悲哀的感覺，而且持續很久。後來又到了一個人家，是台大的長興街宿舍，男主人是法律系教授，太太是望族千金，男女主人受西方教育，都對我很好，但是兩個人常常在吵架。我住在廚房的小小房間，有時候太太半夜會衝進來，拿菜刀要去殺她先生，常常在那邊打得一塌糊塗。
我在不同的家庭之間流浪，相當壓抑，不能表達自己的情緒。後來到竹圍的電子工廠當作業員，六人一間，剛開始還滿開心的。以前在家要跟姊姊妹妹擠一起，可能加上小弟，六七個人擠一張床。到了工廠宿舍，有自己的床位、小小的燈、小小的櫃子。當時有個同事教我彈吉他，會到宿舍屋頂去練〈給愛麗絲〉、〈南屏晚鐘〉。在屋頂可以看到大海，末班的火車隆隆地經過，黑夜海上漁船的小亮光，那個時期的我覺得孤獨得不得了、寂寞得不得了。
離開家庭出外工作多年，跟父母總是處在冷戰的狀態裡。我跟父母關係惡劣，甚至有很深的恨意。出外工作是一種擺脫，卻也非常的寂寞，感覺被剝奪了什麼，對於愛有很深的匱乏。雖然一直被父母忽略，自己卻不懂得那種忽略有什麼問題。有次我幫傭回家，母親不知道說了什麼，我就掉眼淚，父親就說，「不是說在外面過得很好，現在哭什麼？」我內心的殼好像又更堅硬了，沒有退路，只能自己挺住自己。一個人活在世界上這種感覺強烈。好像一隻小小的螞蟻，窩在小小的角落，有自己小小的悲哀。
後來在日本料理店當小妹，也曾經去公館賣男裝夾克，都是很特別的經驗。我小時候被說是「生意子」，從小就很會做生意。去過「愛的世界」賣童裝，滿受重視的，大概第二個月就當上南京東路的店長。
有人看了我這兩本書，說我真的過得很苦。其實我並不覺得苦，以前在市場，也有很多同年齡的小孩這樣長大。假使我爸有自己的攤位，我有可能就接下攤位做下去。「有自己的攤位」是我小時候的人生願望，還寫在作文本上。到了電子工廠、當女傭的時候，感受到無法升學的苦，還有缺乏愛的孤寂感，這兩樣東西才讓我真正感覺痛苦。
有很長一段時間，周圍的人都覺得我不切實際。從作業員可以升領班啊，為什麼不老老實實做下去？我那時候在忠孝東路幫傭的人家很捨不得我，後來還找到我家，說他們希望栽培我，供我讀夜校，繼續在他們家做下去。從青春期走到成人的階段，一直覺得迷惘，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要的，卻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國中三年都念升學班，同學資質都很優秀，他們順著發展下去，勢必要念大學、研究所。當時我還不了解什麼叫階級，看見同儕的未來，對我來說是一種渴望跟奮鬥力，帶來想像跟嫉妒，想著要怎麼走到那個方向。
幸好生命的各個階段，都有人拉我一把。即使沒有繼續升學，國中同學也沒有放棄我，放假都會跟國中同學去逛書店。國中老師在我國二的時候送我一本《葉珊散文集》，老師在書的扉頁題字：「送給一個文學的鑑賞者」。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句話，因為太深刻了。老師對我的期許好像一種銘刻，為我對文學的想像添了柴火。我的現實生活沒有任何籌碼跟資源，擁有的只是短短的放假時間，都拿來看小說看詩，也在報紙上發表過一些文章。《中時晚報》創報，就帶著那些作品去考試。很多年後才知道，那真的是我的關鍵點。每個人的人生中，其實做好很多抉擇，當時你不知道，後來才明白是這樣發生。
從小個性就很強硬，父母壓不下我，只能打我。我一直在很多事情上表達我的意志，以此個性早出社會，也是致命性的缺點，常常跟人相處不來，只能選擇撤退。另一個方面，我不斷在求生，什麼是我的生路我不知道，可是我不接受我的階級給我的既定命運，這是我的驅動力。
Q.您童年時期幾乎都在市場度過，現在會重回市場去逛嗎？
A.我對永和一直有感情，卻是一種愛與憎的對比。那是我成長的土壤，但是有很多年我恨這個地方。這地方造成我的失學，沒有失學過的人不知道這種痛苦，不只是跟同儕的割斷，也是跟知識的割斷。我其實很喜歡那個市場，就連現在住在新店，還會跟朋友特意約好去逛。感受很特別，因為市場的路太熟悉了，我曾經跟家人在哪些地方擺過攤，到現在還記得。有些攤販不在了，有些換成下一代接手，有些攤販可能還是我小時候看過的那個。
因為叔叔養豬，以前我跟祖母每天在永和的大街小巷收餿水，每個禮拜有幾天，要去畫家楊三郎家收，所以我很小就知道楊三郎。上個禮拜永和社大辦了活動，去楊三郎美術館演講，演講時我就說了這段經過。我還記得他們家很漂亮，是有花園的大戶人家，出入分正門後門，我們當時還要去後門收。
Q.您在跑新聞時期以「悍」著稱，有過眾多稱號，可以談談您的記者生活嗎？當時的一天會是什麼樣子的？
A.我的外號前期是「小辣椒」，後期進階成「索命娘子」，因為名字裡有個索字。
以前會跟蔡珠兒去唱歌，總會點〈孤女的願望〉和〈苦海女神龍〉，我其實不太會唱歌，都是別人唱，我跟著合唱或打拍子。那時候珠兒幫《惡之幸福》寫的推薦文〈苦海，女神龍〉，也有提起這件事。
我是解嚴後、報禁開放之後去做記者，考上記者是我生命的轉折。以前在報社是新聞界的黃金十年，下班之後常常被主任帶去唱歌喝酒，或去跟政治人物續攤，去私人招待所。那段時間我還滿勤學的，因為失學的經驗，讓我對知識有種病態的飢渴，很愛買書跟看書，看不懂的也買。記者是寫字的工作，也是讀書的行業，我因此讀了很多書。當記者的很多時間都花在看各類型的書。生吞活剝之後也似懂非懂，培養了閱讀的習慣，這個習慣一直跟著我。
寫稿是很痛苦的事。當時有個深度報導版，大約要寫九千字。有一次我怎麼都寫不出來，辦公室三百多人都下班了，我一個人待在辦公室，睡睡醒醒寫到天亮。早上清潔工來打掃，看到有一個人坐在後面，臉色蒼白，被我嚇了一大跳。我曾經為了採訪遊民，住到歸綏街的收容中心三天，觀察他們的生活，跟他們聊天。也曾經為了採訪被拘留的流鶯，拜託萬華分局的警察讓我也被關在一起。拘留所是水泥地、連被子都沒有，我躺在那邊一夜都沒有睡，但是她心情很惡劣，不願意跟我講話，我就白白被關了一個晚上。這些經驗雖然沒有寫出來，也成為記憶的一部分。
我的同業認為我親和力滿強的，比較無害，採訪對象也都願意跟我說話。可能是我做過比較底層的工作，採訪開始之前，其實已經可以理解對方的感受，那種「理解」，被採訪對象嗅得出來。不過我有個弱點，雖然天生批判性很強，對大人物會丟出很多問題，讓對方覺得這個記者很難搞。但如果遇到比較弱勢的人，他當時講什麼我都會信，回去才會覺得有哪些地方需要再求證。我在日常生活是很好騙的。
因為《中時晚報》十一點截稿，早上六、七點就要出門去跑新聞，跑到我苦不堪言。大概半年後轉到《新新聞》週刊，再來就轉到《中國時報》。如果早上要開會的話，前一夜都沒辦法睡，或是轉三個鬧鐘把自己逼醒。睡覺是我最大的休閒，常常星期天就在補眠。
Q.您大概四十幾歲開始寫《我那賭徒阿爸》，那時候選擇動筆書寫下來，有什麼特別的契機嗎？
A.我自己的出身背景接近底層家庭，後來在《中國時報》待了很多年，做深度調查版的採訪，調查了很多社會底層的議題，包括遊民、流鶯、關廠女工、外籍移工等等。人物採訪做多了，常常有種矛盾產生，對一些事情開始反省。我採訪的這些人，跟我的原生家庭是很相似的。在主流媒體做了這麼多年記者，我生活的很多部分已經像個中產階級了。比方說買書、喝咖啡、去酒吧、看藝術電影，我的消費習慣和社會位置，其實都像是個中產階級的文青。
前去了解採訪對象故事的我、回到永和跟原生家庭在一起的我，好像是不同的兩個人。我用國語講話是很平緩的，可是回到家，全家人用台語講話，感覺好像回到小時候。屋子裡有那麼多人，每個人都要搶話說，為了壓過別人速度就變得很快，所以我講台語的時候就很焦躁，甚至有點氣急敗壞。
面對家庭，我感覺格格不入，對自己也充滿困惑，覺得我到底認同哪個階級？對認同的困惑，讓我想要更深刻地去挖掘我的出身背景。有時候跑完新聞已經接近午夜，很疲倦但是睡不著，心裡不太平靜。像是一口滿水的井，情感被壓抑得很深，抵達壓力點，文字自然地流出來。第一本書的寫作是自然而然的，某個程度是為了重新認同我的原生家庭，試圖去做一些清理跟回顧。
Q.家族書寫告一段落，您跟父母的關係好像也有所改善，這個和解的過程是怎麼達成的呢？關於之後的寫作方向？
A.《惡之幸福》的書名是傅月庵想的，我本來很抗拒「幸福」兩字，覺得離我很遠，加上這兩個字太勵志了，後來大家說服了我。我跟父母的關係是慢慢在轉變的，我自己曾經分析，跟父母之間似乎沒有那種天生的愛。在人生記憶裡，我沒有父母抱過我的記憶，即使是很幼小的時候也沒有。跟父母、跟家庭都很疏離，直到做了記者之後，自己都三十幾歲了，開始去思考父母的問題，訪問了很多社會底層的人物，追溯他們的人生故事，進而回想父母的人生。也可能是讀了一點社會學的書，可以用大觀點回頭看父母的奮鬥，產生一種同情的理解。
一方面看到父母的老去，兩個八十歲左右的老人家，還在擺地攤，過跟他們年輕一樣的生活。我前一陣子跟母親聊天，她說現在覺得很快樂，擺地攤的感覺跟年輕時候不一樣。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有幾分真實，我跟她擺了一個晚上，都快站不住，何況他們風雨無阻。父母已經老了，如果我跟他們之間沒有更多接觸，沒有主動釋出善意去理解他門，那之後我會非常內疚，會成為無法原諒自己的包袱。想想我父親還滿了不起的，可以做那麼多行業，賣吃的也賣過十幾種，其實他也有他的天分。即使他是個失敗者，也用他的方式努力過，而我母親其實是非常善良熱情的人。
現在在寫小說，五十出頭女性的愛慾生活。我在寫小說上還是新手，已經寫了四萬多字，想說要寫到七萬。寫散文的時候，我覺得餘韻是重要的，像水墨畫，需要留白。我喜歡短句，曾經跟朋友開玩笑說，即使只認識一千個國字的人，都能夠讀懂我的散文。
Q.可不可以請您對年輕的自己，或是對遭逢困境的人說一些話？
A.我最害怕這種勵志的時候。有一句話：「千金難買少年苦」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少年苦其實不是壞事，人生勢必是苦的，看你在哪個年齡遇到。處在那樣年齡，在困頓中掙扎，少年苦讓你的承受力更強，生命會更堅韌。
賴小路攝影 李屏瑤（左）
作家楊索及家人／(李屏瑤採訪)，
作家楊索15歲那年，祖父過世，她離家做幫傭，小弟也送養出去，2人一分別就是大半輩子。詩人銀色快手到了20歲，才知道自己不是親生的孩子，跟家庭始終有些隔閡。
分離這些年來，這2個孤獨的靈魂，一個做記者、寫散文，一個寫詩，不約而同走上文學這條路。一連串的偶然與巧合，讓他們相見不相識。
銀色快手回顧大一那年夏天，忘了自己為何跟父母吵架，只記得自己賭氣說：「難道我是撿來的嗎？」趙母崩潰哭了，她說：「沒錯，今天就告訴你好了，你是抱來的孩子。」他壓根沒想到自己的人生是骨肉分離的連續劇。當時他只知道，生家住在永和文化路，但姓楊的那麼多，怎麼找？他說：「有人曾跟我說，在永和看到跟我很像的人。以前我會想哥哥長什麼樣子？做什麼工作？」
24歲，趙佳誼開始用「銀色快手」這個筆名，30歲出版第一本詩集。詩作〈我們應該相遇〉寫出他茫然的心境：「我們應該相遇／
在城市的某個街道／
不確定的牆，張貼著尋找的地址。」
在城市的某個街道／
不確定的牆，張貼著尋找的地址。」
楊索和銀色快手一樣，脾氣硬又容易頂撞父母，跟家庭關係疏遠。她記得有一次，她從永和老家回新店租屋處時，搭公車少了一塊錢，堅決不跟家人開口，寧可從永和徒步到台電大樓，少轉一趟車。年輕時也曾發誓「就算死都要死在外面」。她不愛與人交際，做女工時，常爬上宿舍頂樓，「看著淡水線末班車回來，車子越來越近，沒有人可以說話。我在這世上就只是一個人，沒有什麼好留戀。」
「我也想過要離開這世界。」銀色快手記得很清楚，2001年，他進了艋舺大道中國時報大樓，在中時電子報做英文新聞編譯。年輕時，他仗著才華心高氣傲，辦公室坐不住，翻譯拖稿，常常三餐不繼，人緣也不好。楊索則是前一年才從同一棟大樓的辦公室離職。我們似乎可以想像，當楊索前一年在辦公桌前寫稿，銀色快手後一年在隔壁製作電子報版面。2人或許都吃過員工餐廳某道菜，甚至搭乘同一座電梯，偶然停留在同一個樓層。
久別四十四年重逢，這天楊索等不及採訪結束，拿出一顆陪伴她多年的石頭，慎重地對銀色快手說：「我希望這次相認，是在你人生的窗口，射進了一道光，當你感到黑暗的時候，要知道40年來的生命中，一直有一群人掛念著、從來沒有把你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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