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佔中領袖哀嘆,香港不再是香港。 “雨傘運動”4年後“佔中”人士面臨審判:陳健民、朱耀明、戴耀廷、黃浩銘......; 鍾士元 1917-2018

編輯推薦|佔中領袖哀嘆,香港不再是香港
“雨傘運動”四年後,九名香港親民主派人士面臨審判 。面對公眾妨擾罪的指控,全體被告人在周一開庭時稱拒不認罪。庭審當天,場外也出現高舉黃雨傘與海報的支持人潮。 “政府可以清場,卻清不了人心。”運動發起者、“佔中三子”之一陳健民表示,“牢獄可以監禁我們的身體,卻禁錮不了我們的靈魂。”
同樣是“佔中三子”之一、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時報觀點版面發表文章,稱香港不再是以前的樣子,也不再是它應有的樣子 。那個更偏向於民主而不是專制的香港已不復存在,但它也沒有死亡。
戴耀廷認為,從禁止特定人員競選公職、取締支持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到拒絕為外國記者簽發簽證,北京的政治紅線不斷朝著鎮壓的方向變化。但即便如此,許多香港人還在為民主而奮鬥,以非暴力抵制北京的鎮壓行動。 “我們可能無法阻止威權主義的前進。但我們必須竭盡所能,至少減慢它的速度。”他寫道。




“雨傘運動”4年後“佔中”人士面臨審判







香港“雨傘”運動已逾4週年,針對參與占領行動的人​​士,包括發起人“佔中三子”的訴訟將於11月19日開審。德國之聲記者採訪了即將受審的佔中領袖人物,以及政界、學術界的人士。




2018年9月28日,民眾上街遊行紀念“雨傘”運動四周年



(德國之聲中文網)"佔中三子"分別是港大法學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會學副教授陳健民、牧師朱耀明,其他六位是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 社民連的黃浩銘等,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 等罪名,下週一(11月19日)開審,預計審訊期為1個月,料明年初有判決。一旦定罪,最高刑罰可被判處入獄7年。


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又稱雨傘運動(Umbrella Movement)或占領行動(Occupation Movement),發生於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歷時79天,是香港歷史上最大型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運動中,示威者自發佔據多個主要幹道進行靜坐及遊行,佔領包括金鐘、中環、旺角等主要地區。象徵是黃色的雨傘是運動的主要像徵,源於示威者面對警方以胡椒噴霧驅散時以雨傘來抵擋,媒體便因而稱此運動為"雨傘革命"。佔領行動持續79日後,最終在12月15日以銅鑼灣佔領區及添馬艦立法會示威區被全面清場作結。


"已作了入獄的充分準備"

九名被告之一、佔中其中一名發起人陳健民早前向任教的中文大學申請提早退休獲批,於週三(14日)在中大教授"最後一課",吸引逾600人出席。即將面對審訊甚至頗大機會要鋃鐺入獄,陳健民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坦言已作了入獄的充分準備,此刻心情很平靜,沒有憤怒和悲哀。


陳健民指出,案件中控罪頗為不尋常,其中"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 這一條控罪甚至找不到先例,所以對結果不能預測,就連律師也不能估算結果,再加上近兩年來,涉及雨傘運動的案件審判結果都很不一致,在這個情況下他未能樂觀,因此已作好最壞的打算,包括入獄的準備。

陳健民笑言,為了適應獄中生活,他早已作好身心的準備,兩年多已沒有開空調,並積極運動迎接身體上挑戰,為自己及同行者打氣,不讓自己的意志低沉脆弱。他強調,政權希望擊倒他們,他更要用一顆堅強的心去面對,不被摧毀。

"一生以參與這一場運動為榮"

回想五年多前,戴耀庭( 佔中另一位發起人) 邀請他一起發起佔領運動開始,他從來沒有一刻感到後悔,強調這一生以參與這一場運動為榮。明年便踏入六十歲的他,感到前半生所付出的精力,包括寫作、公開演講,彷彿就是要鍛煉他成就這一場運動,對他的人生意義非常巨大。




2014年“佔中三子”的合影,左起為陳健民、戴耀廷、朱耀明




雨傘運動後這四年間,社會氣氛撕裂,政治氣氛低沉。陳健民告訴德國之聲,早在佔領運動前已經發表了文章,指香港面對政治懸崖,如果爭取不了民主,社會將會走向三個局面:一是年輕人走向勇武化,二是本土化,三是犬儒化;而運動後他陸續看見以上三個狀況相繼浮現。另一方面,政府對爭取公民抗命及社運的打壓比他想像中嚴重,那種不擇手段已經達到了令他驚訝的地步。陳表示,這班由英國殖民地訓練出來的香港官員,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變得像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們,他儘管早已作了心理準備仍然十分驚訝,所以對香港感到很憂慮,因為香港受制於中國,而中國現時站在危險高地,習近平重新集權,令他感到悲觀。

然而,另一方面,他對人性卻仍然持樂觀的態度,他堅信人的心底總是良善,而且渴望自由,因此無論大家受到多少折騰,總的方向還是會追尋自由的社會。


"咬著牙關沉澱下來"


陳健民寄語年輕一代要沉澱下來,他以騎自行車作比喻,逆風時,低下頭來不要受風吹襲;另外要放緩腳步。他認為年青人要有歷史觀,要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爭取民主也不是一蹴而成,這是對爭取民主信念的考驗,因此,在這個不得已的時候,要咬著牙關,多點看書裝備自己,當佔據社會不同位置,仍然可以重新起航。

陳健民表示,對每個曾經參與運動的人深深感激,感謝那些犧牲坐牢的年輕人,感謝那些被追打而繼續堅持抗爭的示威者、眾多生活及工作都被受影響的同路人,讓他看到人性美好及光輝的一面。

第三度入獄

另一名被告,香港社民連外務副主席黃浩銘對德國之聲表示,面對可能第三度入獄,他的心情仍然坦然。早前黃浩銘因東北案再加蔑視法庭罪,被判合共17個月牢獄(最後實質坐了半年牢獄)。

當日在雨傘運動中,黃雖然不是站在最前者,然而也擔當不同角色,包括衝入公民廣場。黃表示,他後悔的不是參予了這場運動,而是當日沒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包括在組織上沒有充份把握這場雨傘運動的契機,使宣傳工作更加紮實。

黃表示,這一場雨傘運動,是他經歷最深的大型群眾運動。雖然最終被清場,但對香港人及他自己,香港人用非暴力抗爭的運動,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己,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第一章。他希望香港每一個人,都能為自己的城市努力、建設民主社會。"但願在雨傘運動展現的無私和勇氣,終有一天能夠再展現出來。"

社會瀰漫著失落及無力感

浸會大會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表示,今次佔中案九名被告很大機會被判重刑,甚至入獄。看到香港很多願意承擔的人走上牢獄,感到很心痛。呂認為,北京政府沒有信守給予港人普選的承諾,香港人決心爭取,北京卻寸步不讓,採取強硬的管治,讓這班有良心的人自我爔性。事實上這班有良心的香港人,如能在自己的崗位上作出貢獻,絕對能造福香港,而不是要在獄中貢獻。

雨傘運動後社會瀰漫著一股失落及無力感,呂秉權認為,這股無力感需要面對,同時也要去戰勝,他認為,在低潮時候,香港人需要各自謹守崗位,低潮期不應長期存在,大家在一段沉澱後,在合適的時間,便要重新振作,共同捍衛香港核心的價值。


雨傘運動期間學生領袖黃之鋒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表示,目前香港己超過二十位政治犯身處獄中,而他們監禁的年期甚至高達六七年,他希望國際社會能關注香港的情況,香港民主運動不斷受到北京的打壓,而一些領袖相繼面對審訊及判刑。黃之鋒認為今次案件是極具指標性,案中被告年齡由20多歲年青人到70 多歲( 牧師朱耀明),如果判刑嚴苛,相信會激起香港人強烈的反彈。面對昔日曾經共同站在運動浪尖的九名被告,雖然曾經出現意見不同的時候,但此刻,他坦言最希望能給予他們支持。

建制派:"佔中"令社會秩序蕩然無存

另一方面,建制派民建聯副主席、立法局議員張國鈞書面回复德國之聲, 指佔中事件當初的論述是以"公民抗命"爭取普選,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的基礎也是要尊重法治,而並非破壞法治。佔中事件發起人在宣揚理念的時候也多番強調參與者會和平進行,並消極地自願接受法律制裁。可惜大家見到的結果是違法佔中一發不可收拾,社會秩序蕩然無存,有參與者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為,暴力行為不斷升級。

張認為,佔中參予者不但積極地抗拒法律制裁,更甚至阻撓執行法律制裁,香港法治制度受到嚴重衝擊。他期望法院能嚴肅地處理有關佔中的案件,讓社會大眾明白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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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回想起同鍾士元唯一一次面對面的長談。談了好久,記錄成文接近兩萬字。是訪問,但也有些不同意見的爭論。他的直率、不迴避問題與謙和的態度,是我在訪問政治人物的生涯中僅見的。

時在1984年七月中,正是英國已宣佈97年將放棄香港主權,中英進入商談《聯合聲明》具體內容而港人在焦慮等待的時刻。這之前六個月,鍾士元率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奔波倫敦北京表達香港民意,基本上已經失敗。他在倫敦,向朝野直說香港人的恐慌,提議英國以主權換治權,延續管治,提出中英達成協議應該讓香港人公投確認,步步力爭港人的生存權益,被英國說他是走狗;他到北京見鄧小平,表示他以兩局議員身份表達香港人對97主權轉移的憂慮,一是擔心港人治港會變成京人治港,二是擔心執行對港政策的幹部不能落實中央政策,三是擔心中國自己的政策會變。鄧小平否定兩局議員代表香港人的角色,否定香港人有信心問題,說只是他們個人的信心問題。

在中共權威領導人面前,許多人都有一種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感,自己矮了一截。但鍾士元既沒有亢奮也沒有虛怯。他直抒港人意見,最後鄧小平說:「夠了,我累了,不聽你說。」不歡而散。回港後,中方斥之為漢奸,許家屯說他是「孤臣孽子」。

當時,中方提出從1984年至97年的13年過渡時期,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訪問中,鍾士元表示,如果97前13年設立中英聯絡小組,那麼97後也應該讓這小組保留13年。他在挫折中仍然不放棄爭取97後延續優良體制的努力。

在訪問中,他說,「日後非我能操縱。不論赴湯蹈火,也只是盡我所能。所謂挾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非不為也。如果你叫我和中英對抗,這是不可能的,我沒有後盾,沒有選民。如果你認為有甚麼我應該做得到的,而我未做,希望你隨時告訴我。我一無所求。只是在這個位置上,要對得起香港人。」說時態度誠懇,直率,明澈照人,我謹記至今。

他最後當然守不住那個時代。但至少他竭盡所能去守過。其後,有哪一個政治人物這樣做過呢?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去如黃鶴,現在香港是徒有其名的「空餘黃鶴樓」了。「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香港,鄉關,使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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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士元爵士大紫荊勳賢GBEJP英語:Sir Sze-Yuen Chung,1917年11月3日-2018年11月14日)[1],祖籍廣東南海,外號大Sir,是香港政治家香港主權移交後首任行政會議召集人。

生平[編輯]

自從1990年代起,鄧蓮如勳爵退休定居英國後,鍾士元一直都是香港政壇的第一號人物,曾被中共批評為「孤臣孽子」。曾任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直到末任香港總督彭定康上台為止。回歸後,他再度得到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倚重。香港回歸後任行政會議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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