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來台北宣道堂講道時，妻子 安息已一年。有些人給我安慰的話，說：「心情難過，很快就會好」，沒想到安慰的話，成為我的控告，因為過那時間，自己還是難過。
我來此講道，那天，來了一個新朋友，我下講台，與他談談。我要為此交談，大大的感謝主。這個新朋友，解決我的迷惑。
他說：「教授，我想我明白你的心情。」
我好奇的問道：「是嗎？」
他說：「我是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也是醫生。」
我知道那是美國最好的醫院之一，我說：「幸會」
他說：「我95歲，自己一個人回到台灣，看我的妹妹。明天我就搭飛機回去了，大慨此生不會來臺灣了。」
我說：「你的妻子沒有陪你來？」
他說：「妻子在50歲時，有一天晚上身體不舒服，送到史丹福醫院，隔天中午，她就安息了。」
我默默的看著他。
他說：「細菌感染她的心臟，各樣的方法搶救，都救不回來。」
我沒有回應。
他說：「我是基督徒，照顧兩個孩子，13與15歲。一直到他們長大」
我只有聽著。
他說：「退休後，我搬到北加州，自己住」
我問道：「這四十多年，你怎麼過鰥夫生活？」
他看著我，緩緩問道：「教授，我可以唱首歌給你聽嗎？」
我說：「好」
他唱：「let it be,let it be .....」
我跟他一起唱，在教會。
他邊唱，邊流下眼淚來。
原來四十多年，沒有忘記自己的妻子。
我為遇見這醫生,感謝主耶穌，let it be,天國見。
2024 Maxwell 傳
張教授二十多年前就在中原王晃三老師的課中表演過。著作等身，然而此文是必比較完整的與台灣互動的簡介。
在「中原大學」，給我學弟妹的一場演講
謝謝母校推薦我，為中原大學的傑出校友。事實上，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傑出，但是畢業多年，深深地知道自己喜愛，與「水」有關的這一行。迄今仍像一隻河馬，泡在水中，不肯離去。
1973年，我進入中原理工學院的水利工程學系。我以爲聯考考差了，無奈到此地，後來，我才體會這是上帝對我最好的安排，最好的老師，最好的所在。
中原給我一種空間，可以自由的在圖書館中閱讀群書；可以在校園散步久久，又不會影響自己的功課；水利系的就讀，讓我認識易任與歐陽橋輝老師，他們分別給我95分的水文學與98分的衛工學。讓我發現，我可能是可以拿高分的學生。我謝謝老師，給我機會。
1977年，我考進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研究所，我是中原畢業第一個考進該系的學生。後來許多學弟們，也考進此系。我在研究所裡，繼續衛工學的領域，接觸「水質污染」的研究，沒想到這成為我一生的專業，對台灣能有一點貢獻的所在，更是我認識上帝恩典的獨特角度，與無盡分享的泉源！
研究所畢業後，我在內壢的農工中心上班，不久擔任環境組的組長，參與保護灌溉水的工作，幫助農、漁民，替他們排解水土污染的糾紛，例如「宜蘭養蝦池對周遭鹽份的污染案」、「楊梅嘉新畜牧污水的污染案」、「屏東紙漿廠污染案」、「台中中港路海砂污染案」、「花蓮大理石廠排放水污染案」、「台中大里電鍍污水污染案」等。
工作，使我學習與第一線的人民溝通。我走經台灣各鄉鎮，成為臺灣史地，親身経歷，第一手的的分享者。
工作二年半後，自認所學有限，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再唸水－土－植物關係的領域，期待能夠在水利的領域，結合化學與生物。
1989年，我回到台灣大學任教，在系上教授環境化學、生態學與濕地工程等。教學之餘，我對台灣水域生態的愛好，已難自拔，還是到處為人排解污染糾紛，自得其樂。
1990年到2003年，我在台灣各處重金屬嚴重污染的地區，鑑定污染源與水－土－作物的污染，並提出污水處理與排放的改善方法，並且以八年的研究，確定灌溉用水的水質標準，為消費者的健康把關第一道陣缐。
為此，我常被修理。有主保守，亮也，不改其志。上帝的帶領，是有死蔭的山谷，就有泉湧。
2003年，我改而擔任環保署河川、生態工程場址的總評審者，並多次擔任生態工程，對政府、顧問公司與民間組織的教育者，在多次環評案與現地污染鑑勘上，擔任工程與生態界溝通的橋樑。
2005年，被聘為台灣大學生態工程研究中心的主任。2006年，成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辦國際生態工程研討會的主席，代表台灣政府，與歐、美、日的一流學者、專家、學會，建立生態工程溝通的平台。爬的高，祗為點亮高處的燈，否則切實的當個小人物，我也很快樂。
2012年，我又回到農村，擔任農業水利生態化的總評審，2015年，參與都市生態化的工作。我一直沒有離開大學所學的領域，経常在野外工作，一講到台灣各地，力即回。
在外面開會，有人笑我：「你為何還拿印著中原的茶杯在喝茶？」。中原多次的邀約講演、上課，我總樂意回去，在中原的教室裡，我看著年輕的學弟、妹，我心中總響起：「我們一生最好的教育～在中原」！
不要氣餒，不要喪志，不要什麼都看不慣，不要好批評。批評之人無所是，抱怨之徒無作為。我們一生做的比一般人多，是很早 就省下批評的力量，來建設，來擋住國家、時代的破口。
你今天擁有的，就是上帝給你最好的裝備。未來所有的道路，看啊，上帝是如何為你在舖陳。
同學，我在2019年退休，我還是像唐吉柯徳，騎著老馬，奔跑在一片全新的原野上。
楊索
昨日所寫小文，引起一些感喟，九年前，我幫壹周刊訪問過這位友人，附於此，可更多了解故事背景。附圖是友人初抵花蓮時照片。
【追風的人】
戴宏基神父是追風的人。採訪次日，他騎摩托車載我到海拔一千三百五十公尺的竹村教堂，從蜿蜒的中橫公路到緊沿懸崖的竹村步道，他一路飆車。抵達時，有濃厚原住民腔的戴宏基說：「今天速度慢了。我年輕時假如沒當神父，應該可以做賽車手。」
六十二歲的戴宏基二十七歲時從瑞士來到花蓮縣秀林鄉傳教，現今，他負責新秀堂區的九處教堂。戴神父的遠祖是中東沙漠游牧民族貝都因人，雖然世代混血，他猶有中東人的輪廓特徵。戴神父自言：「我的個性是激烈派，如果不是受溫和的天主教文化影響，我肯定認同聖戰。」
天主教司鐸要發貞潔、神貧、服從三願，他卻以「不服從」出名。戴宏基說：「做神父就是要為真理奮鬥，對於虛偽的事，我絕不妥協。」去年，廢死爭議鬧得沸沸揚揚，根據教義，天主教反對死刑。他說：「當時主教團不敢出面表達立場，現在事件過了，主教團才發函要求神父連署反對。我反對死刑，但我拒絕簽名，因為我看不慣這種怕事的作風。」
戴宏基從七歲就想當神父，他說，那時有一位在非洲傳教的神父回家鄉講道，談到在非洲吃甘蔗。瑞士沒有產甘蔗，他心中想：「當神父不錯，可以吃甘蔗。」戴神父又說，他年輕時也很欣賞切‧格瓦拉，「我們修會在中南美沒有會院，否則依我的個性會去中南美，可能已經帶領教友搞革命。」
八O年代初，在秀林鄉部落中，經常有國、中小畢業的原住民少女，被人口販子押到西部的私娼寮做雛妓。主因是，部分原住民缺乏理財概念，他們看鄰人買電視機、摩托車，想跟著買。人口販子為他們辦分期付款，分期背後卻是高利息。等到付不出錢，人口販子再來押女孩抵債。
戴神父為了保護小教友，曾經在會院二樓收留少女。兩年後他回到瑞士，就雛妓現象投書到瑞士媒體，這篇文章透過台灣的瑞士代表處傳回外交部，台灣雛妓問題成為國際矚目事件，引發媒體報導及後續的救援雛妓運動。
當初，戴神父藏匿的一位少女，還是被強押到北部賣淫，她歷經混亂的感情生活，離婚後回到部落，染上酒癮，日夕酗酒，在四十多歲就病死了。她在臨終前，將幼子託付給戴神父，請戴神父幫孩子找養父母，希望為孩子轉變命運。孩子後來被送到義大利，展開新人生。
戴宏基說，「送葬當天，有四個應允抬棺的原住民都喝醉，其中一個大醉倒在地上，我只好幫忙扛棺到墳地。」回想這女人短促的一生，他說：「天主瞭解她所受的苦，所以要早一點把她接走。」
十多年前，戴神父的一位教友在太魯閣國家公園 整理環境，工作時墜入山谷身亡。出殯時，國家公園派了兩輛垃圾車做靈車前導，讓一些清潔隊員坐在垃圾車內。戴神父忍不住破口大罵這群主管：「你們太過份，這樣污辱原住民，如果死者是平地人，你們敢這樣做嗎？」
戴神父是超級重視時間的人，他的床頭放兩個鬧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週日，他都在五點十五分起床，六點做彌撒，結束後即開始忙碌的一天，分秒必爭。這種個性和成長背景多少有關，他說：「做農要早出晚歸，割草、趕收成不能偷懶，瑞士老家種覆盆子，採收時刻很關鍵，再怎麼累，還是要起床。」
採訪這天，下午一點，他到陶樸閣部落主持葬禮彌撒，三點整，趕到秀林教堂為國中、小學生講聖經道理。五點多回到會院，戴宏基隨即架著兩層樓高的鋁梯，去為隔鄰的馬爾大修會剪樹枝，天黑下雨，他還在樹上清除蔓澤蘭攀藤。除了聖職儀式，他還無師自通學會電焊、木工、水泥工，維修教堂。赤貧教友過世，他會負責砌墳墓。
戴宏基每週兩次和神父聚餐吃熱食，其餘時間都吃剩菜。他總是穿舊衣，最舊的衣服可追溯到美援年代。協助他傳教的聖馬爾大會林德蘭修女說：「神父的神貧沒話說，他的每一分錢都是用在教會和教友身上。」
他在新城會院有一處兩坪大的工具間，裡面分層分格擺滿各種工具、材料，有成捲舊鐵絲和碎片玻璃。戴神父說：「我這樣做，每年可以省十多萬元，我做小工是讓教友知道做這些事並不可恥。」
會院裡有一處聖母園，供奉一座聖母像，戴神父每天會去點蠟燭。新城教堂鄰近立霧溪出海口 ，四季多風，燭火經常被吹滅，戴神父總是一回回再去點；即使半夜三、四點，他起身發現燭火熄了，也會去點燃，猶若與海風競逐意志的勝利。
戴宏基每晚用修女廢棄的原蠟碎塊，慢慢堆湊出一隻供奉的蠟燭。許多人不解，他為何費時做這些事？他說：「花錢買蠟燭是很容易的事，我做蠟燭和點蠟燭是向聖母祈禱的方式，也能夠幫助靜心。」
平時，戴神父是很隨和的人，但當他穿上祭衣，整個人即有不怒而威的莊嚴性。有一回主日彌撒，一個大醉的教友來鬧場，脾性暴烈的戴神父難以忍受，在教友讀經時，他脫掉祭衣，走下講道台，將這位體格強壯的醉漢踢出教堂。等他重新穿上祭衣上台 ，全場靜默無聲。戴宏基說：「教堂安靜到一根針掉下來都聽得見，我真希望有人發出一點聲音。」神父發怒像魔鬼，以後人人都知道望彌撒要守規矩。
戴神父並非聖人，有人批評戴神父領導教友非常強勢、固執，很難溝通。教友陳德政說，「神父是剛直的人，在信仰和做事上有他的堅持，所以容易得罪人。」 同修會的雷震華神父笑說：「我們都很忍耐他。」戴宏基說：「我早期年輕氣盛，從瑞士人的角度看台灣，還存有西方人的優越感，現在都被現實生活磨平。」
戴神父和弟弟是一對雙胞胎，在四十歲那年，他特別回家鄉共同慶祝生日。隔年四月底，戴宏基接到家中噩耗，務農的弟弟突然腦溢血過世。他為此情緒崩潰，把自己關在房間，哭了三天三夜。當傷痛過去後，戴神父投入修建竹村教堂，每天駕駛俗稱「蹦蹦車」的農用搬運機載建材，帶著原住民砌磚、上大樑。他像一頭蠻牛，在陶塞溪拉纜索取水源。「我日夜拚命做，只想把身體用壞，可以早日和弟弟見面。」
竹村天主堂修復完成，他在周遭種下紅檜、肖楠以及樹齡可長達三千年以上的香杉。如今這座教堂成為國家公園竹村步道的地標，也成國內山友的登山宿處。可是，戴神父說：「我是為原住民青少年重建教堂，希望他們回到山上，但我的夢碎了，很少人主動說：『神父，我們上山好嗎？』」
失落的太魯閣族原住民，在都市找不到位置，也失去對山野的好奇。在教區部落，四處可見一瓶在手，白日已醉醺醺的人。部落內，有些小學生、國中生也會學大人去買保力達B混米酒喝。戴宏基在一天的勞累後，需要依靠冰啤酒解勞，他摸摸啤酒肚說：「人都有軟弱的部分。」
戴神父說，民國六十五年，他剛來台灣時，原住民也很窮，但那時他們有地可以耕種，可以上山打獵，找蘭花、藥草，以添補家用。「現在的原住民比過去更弱勢，部落到處是酗酒和失業的人。」
在台灣奮鬥多年，戴神父還是有異鄉人之感；回到家鄉，也覺得格格不入，存有兩處不落根的痛楚，戴宏基說：「當我選擇這條路，已經註定要揹十字架過一生。」
圖右：過往的我常往海濱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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