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9日 星期五

65歲清潔隊員潘秋林自學費時五年畫出台北市溝渠地圖成為「清溝大師」

 【退休前大作!高齡65歲自學Google,歷時五年畫出台北市溝渠地圖】

「有不會的就問小孩!」潘秋林今年65歲,預計明年一月15日退休,在清潔隊服務超過43年。潘秋林表示,以前剛開始擔任台北市環保局溝渠隊員時,發現溝渠裡面污水、泥水都沒有分流,裡頭非常骯髒,頭幾天連「午餐、晚餐都無法進食」,因為一想到溝渠裡頭的骯髒情狀就吃不下飯。
環保署今年遴選十名具有特殊貢獻、追求創新的特優清潔隊員,11月九日將公開表揚。
雖然高齡卻自學電腦靠Google地圖、Excel,費時五年繪製轄區溝渠流向示意圖,被譽為「清溝大師」獲選特優清潔隊員。
潘秋林最驚人的工作成果是親自繪製轄內所有溝渠,他到社區大學上課,從「電腦白紙」開始,從最基礎學習如何開機、關機,但他工作繁忙,沒時間跟上所有課程,後來都是利用自己的閒暇、休假時間,在家裡自己摸索使用Google地圖、Excel軟體,有不會的就問家裡小孩,總共歷時五年呈現台北市溝渠地圖,從水流流向、大小巷子的人孔蓋都一一記錄,相當精細。

2021年10月26日 星期二

謝志偉為陳儀深說話2021。 228事件七十年 (蔣介石元凶等等)。陳儀深《天猶未光:二二八真相,紀念與究責》 鄭立中。




「陳儀深當年是反台獨三劍客」 施明德曝:曾為續留中研院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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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hours ago — 立委黃國書「線民」一案事件延燒,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日前透露創黨主席江鵬堅曾是調查局「臥底」,遭駐日代表謝長廷駁斥,兩方數度隔空交鋒。
謝志偉粉絲頁



民主路上 施 攻 中?
施先生公開指稱,他聽李勝峰說,陳儀深當年根本是反台獨。
我看了,心裏第一個感慨就是:
唉,前面既找李勝峰,
後頭就該去問李筱峰!
但是,且不管這些是否為真,也不知施先生對陳儀深到底認識有多深,我和儀深兄嫂認識超過三十年了。
1990年三月野百合學運是我1987年返台後,第一次參加的校外政治運動。是年年底,我參與了「台教會」的成立。當時就此事來東吳找我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陳儀深。
「台教會」籌備會當天,最先討論的就是類似「台教會支/堅持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成立宗旨。我還記得,當時就有兩位出席者説,若如此白紙黑字的寫明,他們暫就不克列名,因為一個正在升等中,另一個則在申請教職中。
我最後也簽名了,但是,老實說,簽得很不乾脆,很猶豫。因為,當時我雖然已看穿老K的外來政權心態,但我心理上並未準備好要對「台灣獨立」表態。再說,還有家庭因素等。
那些年間,讓我逐漸吃了定心丸,清楚定位自己是「台灣人」,並以自由民主作為台灣這個國家的基石而非專制獨裁的炎黃神州的幾個人,其中一位「本省人」就是陳儀深。(另一位是「外省人」金恆煒)。我和李筱峰等也是那時開始相知相惜的
三十年下來,台教會有人後來走失了,有的則走偏了。但是,絶大部分,至今不管人在哪裡,都是「未忘初衷」,- 那倒不是因為我們都非唸「國中」,而是上「初中」- 其中一位,我知道,就是儀深兄。
我前兩天寫了「我也曾當過線民」的臉書貼文 ,重點就在點出「今天很多在捍衛台灣的自由、民主和主體的人,不少都曾在覺醒之前誤入或誤信歧途」的真義。
故而,「疾風」(極右)也好,「台風「(獨派)也罷,此皆非本文重點。我要説的是,就算李勝峰所言為真,但是把從「疾風」轉向「台風」污衊成「變色龍」,是否「發瘋」?「台灣主體」只能譲有些人永遠獨佔?
台灣民主路上,血跡斑斑,其來自施先生身上的,至今猶可辨,吾人不敢或忘。
但事到如今,揮刀亂砍,然後真正的罪魁禍首聚在一旁,好整以暇地,或當起評論員,或鼓掌叫好,此情此景,寧有天理?!
施先生當年為「自由」「捨我其誰」的浩然正氣曾讓我等不捨。可,如今正義若任由您點誰打誰,或自由施捨,豈不與您當年所言所行之本義背道而馳矣?!
對照日來背叛「自由民主」初衷而投靠「聯共治台」者之一一現形,即便施先生所言為真,也只會更令我尊敬儀深兄而已。
我們這些後生晚輩都曾被這塊土地上自日治時代以來的台灣政治犯 - 你絕對坐在第一排 - 所感動。可,這點若須一再強調,著實令人感傷。
吳X嘉為您不捨而嗆「某些」美麗島辯護律師:「你敢在施明德面前談勇氣和堅持?!」。這句話的內容或許是對的,我沒意見。但是淪落到要由他來為您説這句話,我倒也為您感到不捨。
惟説到美麗島等辯護律師,對不起,愚認為,他們,和您一樣,都是被「唾棄專制獨裁、支持自由民主的台灣人」所提拔,而非如有人所言,是被政治犯所提拔。
是以,「被政治犯提拔」之說法,造成的,卻是「將政治犯降格」的結果,此令吾人感傷者二。
因而,施先生,抖胆請聽吾言:
超過一世紀以來,台灣追尋自我的路上,荊棘滿佈,若真要如您我之願,克服萬難成一自由民主之國家,則若能先作到以下兩句話,就已成功一半了:
寧要「浪子回頭金不換」,
莫出「豎子回頭換金子」。
誠祝 闔家平安如意 萬事順利





2017 今(27)日《天猶未光:二二八真相,紀念與究責》新書發表會上,不當黨產委員會主委顧立雄致詞時,有反對人士進入鬧場,現場發生衝撞有數人倒地,更有人在地上扭打,也中斷這場發表會。顧立雄在會中演說到一半時,突然有人大聲向他問到「顧立雄你是外省人也是國民黨,你是不是台灣人,釣魚台到底是不是台灣的」?

在混亂的過程中更有《天猶未光:二二八真相,紀念與究責》作者陳儀深的反對人士衝入,在會中丟撒陳儀深是二二八事件的謊言製造者等文宣。

外,文史工作者武之璋也現身批評,受難人數並不如陳儀深書中所寫的2萬人,批評陳書中內容連篇謊言,武等人接著大喊「二二八就是一個騙局,這就是民進黨的二二八」。對於武之璋的質疑,陳儀深受訪時表示,「人數不管是多少人,當時國民黨的作為就是殘暴的」。 

「天猶未光 228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新書發表會上午在臺北登場,現場卻有不同立場的民眾到場嗆聲,與出席發表會人員爆發衝突,場面混亂。圖為民眾直接衝到作者陳儀深的面前,表達不滿。(蘇仲泓攝)
陳儀深表示,對無法順利地進行發表會感到失望,並說寫這些反對文宣的人明明是有能力發表與他正面論戰的人,何必做這些游擊戰呢。


台灣來鴻:228事件七十年

  • 2017年 2月 23日
  •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圖片版權CNA

今年的2月28日將是台灣228事件七十週年,這個過去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戒嚴時期在台灣被裝作從未發生的事件,即使在七十年後的今天仍無完整的真相。
本周在台北市中心的二二八紀念館舉辦的一場特展,標誌出台灣社會從集體被封口掙脫,是始於蔣經國晚年的1987年民間開始每年集結抗爭要求開真相開始,抗爭至1995年終迫使當時兼任國民黨主席及總統的李登輝代表"中華民國"向台灣人民道歉,但他的道歉僅承認事件有受害者,並沒有承認有加害者。
三十年來的這段抗爭一直都認為轉型正義並沒有真正的實現。一個現象從蔣介石角色到基本事實的死傷人數,都存在各說各話,比如馬英九當政時表揚的一名歷史學者宣稱,二二八事件僅673人死亡,儘管這並不符合當時眾多親歷事件者及外國觀察者的回憶。
在七年前馬英九總統任內,當時二二八紀念館舉辦的展出則是將1947年國民黨或中華民國軍隊在全台鎮壓解釋為"公權力行使"及"建立新秩序"。
在228事件七十年的來臨之際,想要取得事件的解釋權還包括了中國政府。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發言人安峰山對事件下定義說這是"台灣民眾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本權力的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部份"。

北京立場

近年來北京無疑的在方方面面都更大的程度影響著台灣,在北京將舉行228事件七十年紀念活動下,在台北市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前日前即"應景"地出現中國五星國旗,以及"向228共產黨員致敬"布條。
安峰山提到台灣人民反抗專制,或許表達對當時與反蔣中國民眾一樣遭軍隊鎮壓的台灣民眾同理心,不過從其發言的理路來看,228事件是"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才是其重點。
他說長期以來這一事件被一些台獨分裂勢力別有用心地加以利用,"他們歪曲歷史事實,挑撥省籍矛盾,撕裂台灣族群,製造社會對立,為開展台獨和分裂活動進行彰目",他還說他們背後的用心是"十分卑劣的"。
國台辦這段說法,與八十年代台灣民間針對228事件抗爭時的國民黨當時說法極為相似。他們同樣宣稱台獨卑劣,但國共一個不同處是當時國民黨政宣還強調"台毒"份子是中共的同路人,且通過軍隊政治教育說他們與中共、反國民黨人士同列國軍的三合一敵人。
就歷史文件看國民黨過去長年宣稱推動台灣獨立者為中共同路人,根據的或許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態度。因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二戰期間,都曾將台灣與朝鮮並列且支持台灣獨立,據台灣學者考據,228事件爆發後毛曾向《解放日報》表明支持台灣人民對蔣介石的鬥爭,明確贊成台灣獨立。
台灣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近日出版傳記時,也提到一段八十年代與當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見面時論及的228事件過往。李遠哲當年是以第一位由台灣出身的諾貝爾獎得主身份到訪,而鄧小平在同他見面時曾問他為何有台灣人要追求台灣獨立。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Image caption在228事件七十年的來臨之際,想要取得事件的解釋權還包括了中國政府

據李遠哲說他當時向鄧指出,二戰後國民黨到台灣對百姓壓制得很厲害,因為其非常腐敗才會爆發228事件。台灣百姓就如當年大陸百姓及中共一樣,反對專制腐敗的蔣介石政府,包括知識分子及許多年輕人都能認同社會主義,希望能有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
至於台灣人民希望獨立的原因,李遠哲說他向鄧解釋,中共在取得政權後對國民黨招手回歸併說愛國沒有先後,在台灣人的感受是遭到出賣:以前中共支持台灣人反專制腐敗,但取得政權後立場卻變得專制腐敗沒關係,愛國沒有先後。
據李轉述,鄧小平對他的解釋似乎相當程度上"聽得進去",並對他表明了中國將全力發展經濟,這檔事留給後代解決的知名立場。

蔣介石

在中國經濟發展起來後,或許現在的北京已開始以鄧口中要解決的"後代"自居。而針對國台辦發表的228事件說法,在台灣戒嚴時期即在地下幫助包括傳播事件真像異議人士的基督教長老教會回應說,北京對228關心僅是作態,若其真心關懷民主人權議題,應先釋放中國的家庭教會領袖、維權律師,並讓西藏與新疆獨立。



前總統馬英九出席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庭園廣場舉辦的中樞紀念儀式圖片版權CNA
Image caption前總統馬英九出席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庭園廣場舉辦的中樞紀念儀式

從基督教長老教會在事件七十週年前夕提出的三點呼籲來看,其應該也會被國台辦列入指控的"十分卑劣"台獨分裂勢力。其三點呼籲之一是:為了永絶外來政權再次摧殘台灣人民的人權與自由,台灣應制定新憲法,建立台灣新國家。
而其呼籲的另外一點則是要繼續追查真相、追究元兇及加害者。這大概也會被國台辦列入"挑撥省籍矛盾,撕裂台灣族群,製造社會對立"對象。這些由支持國民黨力量在台灣帶頭宣揚已使人們耳熟能詳的套話,此前的一個指控高峰期是在陳水扁執政後期將"中正紀念堂"改名時。
陳執政時台灣政府的國史館曾考據歷史文件指蔣介石是228事件元兇,但其後馬英九執政時的228事件特展反駁指蔣不僅非元兇,且"寬大為懷"。而眼下宣揚執政要搞平衡及維持現狀的蔡政府則一方面宣佈要推動轉型正義,另一方面對八年前被馬英九一上台就改回中正紀念堂原稱的蔣介石紀念館"維持現狀"。
中正紀念堂修建當年的"現狀"是台灣社會只能集體高唱"總統蔣公"是"世界偉人"及"民族救星",敢異議者下場淒慘的年代。這樣的現狀固然早已改變,不變的則是這座以中國歷代封建皇帝規格打造的紀念館,仍以偉人救星的規格受政府力量保護不容民眾有任何挑戰。



台灣的政治大學校總圖書館內的蔣介石銅像被館方披上布禁止接近。圖片版權CNA
Image caption台灣的政治大學校總圖書館內的蔣介石銅像被館方披上布禁止接近

相對來說仍分散於許多校園內的蔣介石銅像則往往在每年228事件前後,則遭到學生及運動人士噴漆"元兇"或拉倒。在眼下蔡英文政府對銅像採不置可否態度的維持現狀下,有台灣網民"不禮貌鄉民團"在228事件七十週年前夕發表說要為為蔡政府出"好點子"。
這個諷刺味十足的點子是:如果民進黨不敢拆銅像,其建議保留蔣的"偉人銅像",另外訂做一些在228事件被槍決的人被綁下跪的銅像,"擺在蔣介石這個偉人面前以昭告全天下,讓後代子孫了解蔣介石有多偉大"。
新頭殼newtalk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陳儀深23日表示,行政院228事件調查報告於1992年定稿,但報告裡,關於事件死亡人數達2萬的部分卻遭刪除。他也表示,透過今(23)天國史館公佈的檔案資料,蔣介石作為事件元兇應無疑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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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中-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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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中(1951年9月9日-),福建省霞浦縣人,中國共產黨員,吉林大學在職研究生學歷,經濟學碩士學位,曾任中共漳州市、廈門市委書記及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 ...

2014.11.25 鄭立中(1951年9月9日),福建省霞浦縣人,中國共產黨員,吉林大學在職研究生學歷,經濟學碩士學位,曾任中共漳州市廈門市委書記及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現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常務副會長、中共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北京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1]
鄭立中是國台辦及海協會之中少數熟悉閩南語的高階官員,因此大多前往台灣的中南部地區進行參訪等交流活動。






2014.2.25
海基會與海協會將在明天舉行兩岸兩會第10次高層會談,今天下午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的預備性磋商,由陸委會副主任委員兼海基會副董事長張顯耀,與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主持。晚上海基會在圓山飯店設宴為陳德銘一行洗塵。(王烱華/台北報導)

2021年10月21日 星期四

楊慶安教授 (~2015) The Sogo Shosha: Japan's Multinational Trading Companies

 

追思一位身在海外心存台灣的楊慶安教授

 2015-05-15 11:30

簡介:

楊慶安教授教授1928年出生台南,台大法學院畢業,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專攻國際關係。他任職紐約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ew Paltz)教授直到退休。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著述頗多,以國際關係為主。

楊教授精通中、日、英文,長期在日本報章雜誌撰寫有關日本、台灣與中國三角關係的文章,深受李前總統欣賞

楊慶安教授不幸於2015年5月6日仙逝,消息傳來不勝悲痛。

楊教授於1928年出生台南,台大法學院畢業,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專攻國際關係。他任職紐約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ew Paltz)教授直到退休。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著述頗多,以國際關係為主。

楊教授精通中、日、英文,長期在日本報章雜誌撰寫有關日本、台灣與中國三角關係的文章,深受李前總統欣賞。他每次返台,均蒙李前總統召見,垂詢台灣的國際形勢。但楊教授淡泊明志,在李前總統任內,始終婉拒擔任任何政府公職,直到2002年始由陳水扁總統聘為國策顧問,以其專長提供貢獻,提昇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回饋台灣。

認識楊教授之後,始有相知恨晚的遺憾。他早在1980年代,卽以其著作協助美國國際貿易法在國會通過,並由雷根總統簽署成為法律。日本政府以罕有的天皇勳章頒發給他,以酬謝他對日本外交政策分析與研究的貢獻。

楊慶安教授著作《The Sogo Shosha: Japan's Multinational Trading Companies》是促成雷根總統的"The U.S. Export Trading Companies Act of 1982"立法的基礎,爲此日本政府頒給他「勳三等瑞寳章」。Sogo shosha (総合商社sōgō shōsha, or general trading companies) are Japanese companies that trade in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and materials. 

在美國的楊慶安博士為緬懷父親楊士養牧師,老先生在戰後曾經到Princeton 讀神學碩士。楊慶安在美國東岸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設立「楊士養牧師獎學基金」,2002年11月30日在該院舉行設立禮拜。

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受到中共不斷的打壓,而美國自九一一事件之後,無暇顧及亞洲局勢,除了北韓核武之外,對於台灣華府始終只給Lips Service。兩岸之間只要不給美國加添麻煩,華府已心滿意足。而國內不少親中媚共之士,又營造和平假像,以為只要經貿交流順暢,就是兩岸和平發展,使他十分憂心。

楊教授在其著作中,不斷評論與台灣安全有深切關係的日本,其外交政策不夠積極抗共。他認為日本對中共過於軟弱將自食其果。他甚至以他在日本政界的人脈,親赴東京與日本政府官員為台灣嗆聲,真正是人在海外,心存台灣。


2021年10月17日 星期日

Sarah Gilbert莎拉·凱瑟琳·吉爾伯特女爵士 DBE她與牛津疫苗團隊共同研發的牛津-阿斯利康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 Now let’s take on 12 more diseases

照片等   https://www.bbc.com/news/health-58898085

Prof Sarah Gilbert, Covid vaccine creator: Now let’s take on 12 more diseases

By James Gallagher
Inside Health presenter, BBC Radio 4

Medical science has transformed the pandemic, and the experimental technologies that helped develop vaccines in record time have strapped rocket boosters to scientific ambitions. Could we be entering a golden age of new vaccines?

Short presentational grey line

If you head to the cutting edge of vaccinology you will find Prof Dame Sarah Gilbert, from the Jenner Institute and the architect of the Oxford vaccine.

Using a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the team at Oxford had a vaccine ready to start clinical trials in just 65 days. In partnership with pharma giant AstraZeneca, more than 1.5 billion doses have been distributed around the world.

You might assume that once you had reached the top of your professional tree you would be free to think profound thoughts that push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knowledge. Yet nearly every time I interview Prof Gilbert, I get the sense that a huge chunk of her time is taken up buying fridges and freezers. After all, if you can't keep viral samples and prototype vaccines cold then you can't do vaccine research.

莎拉·凱瑟琳·吉爾伯特女爵士 DBE(英語:Sarah Catherine Gilbert,1962年4月)為英國疫苗學家牛津大學 疫苗學教授及Vaccitech共同創立者。[2][3][4][5][6]吉爾伯特專攻於流行性感冒及新興病毒病源體疫苗開發。[7]並帶領研究及試驗廣效流感疫苗,該疫苗於2011年進行臨床試驗。吉爾伯特於2020年元旦知悉中國武漢有4人感染特殊不明肺炎,並於2週內在牛津大學設計出應對新病源體之疫苗。[8]2020年12月30日,她與牛津疫苗團隊共同研發的牛津-阿斯利康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經批准,並於英國施打。[9]

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

我的淺薄故事:第一例:“哈佛北京書院”改與台大合作"的猜想。第二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故事。第三例: social sciences using natural experiments.

 

第一例:我對於“哈佛北京書院”改與台大合作"的猜想相當淺薄

讀"哈佛大學暑期中文學習項目“哈佛北京書院”改與台大合作"

 

阿邦或許知道我通常不看中時、聯合或蘋果,前兩者近匪報,末者曾把A/Z疫苗打成A/B疫苗,嘿嘿。他今天提醒我這則消息:"台大證實「搶贏北京」!明年辦哈佛台北書院收60學生 課程曝光有吃有玩"。
我原先只認為這是"語言中心"的報價之爭,所以"小菜一碟,不值得大驚小怪"。
又想起近日中共的"人質外交"事件,,可能原因更複雜呢!


RFI 是否抄襲"范琪斐的美國時間"?

今天的 #新聞短打 要關注的是,據哈佛大學學生報紙《克里姆森報》披露,明年開始哈佛大學的暑期中文課程將從北京移至台灣。
這項原名「哈佛北京書院」的課程,由哈佛大學與北京語言大學合作舉辦,提供約80名哈佛大學的學生到北京學習中文的機會。為期九週的課程中,學生可以精進自己的中文、體驗北京的人文風情,並有一週的時間前往內蒙古遊覽。
但據克里姆森報 (the Harvard Crimson) 的報導,自2022年起這項課程將改與台大合作,課程地點變更到台北並更名為「哈佛台北書院」。官方的說法認為台北成功融合了現代性與傳統文化,可以提供參與課程的學生非常不一樣的文化體驗。
哈佛大學中國語文課程主任劉力嘉教授 (Jennifer Liu) 對克里姆森報說,北京方面對課程的態度轉變,加上合作機構提供的宿舍不足以容納所有學生,因此才搬遷整個課程。她也提到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教育計畫 (NSEP) 先前已經將聯邦僱員的中文訓練中心搬遷到台北。
報導指出,從2019年開始,北京語言大學就禁止哈佛的學生在七月四日聚會慶祝美國國慶,類似的不友善行為最終讓哈佛決定變更合作對象。對於課程遷移,哈佛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 表示,課程遷移完全出於後勤因素,哈佛大學的其他機構並沒有要終止合作計畫,也仍在試著深化與中國之間的合作關係。
可能是顯示的文字是「 thecrimson.com Harvard Beijing Academy's Move to Taipei From singing Chinese pop songs to playing Mahjong to visiting the Great Wall, students in the Harvard Beijing Academy summer study abroad program have ampl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Beijing while improving their Chinese. While these immersive experiences will continue, the program will move from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in Beijing, China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aipei, Taiwan startıng the summer of 2022. BY Y. GILMAN AND ISABEL พบ f October 7, 2021 」的圖像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45分鐘 
据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报》10月7日报导,原来设置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哈佛北京书院”将从2022年开始改为与台湾大学合作,并且改名“哈佛台北书院”。哈佛大学中国语文课程主任刘力嘉教授表示,中国方面提供的环境与条件不符所需,因此决定将哈佛强化中文的课程迁往台湾。

哈佛大學暑期中文學習項目“哈佛北京書院”改與台大合作

美國哈佛大學校園一角

據哈佛大學校報《哈佛深紅報》10月7日報導,原來設置在北京語言大學的“哈佛北京書院”將從2022年開始改為與台灣大學合作,並且改名“哈佛台北書院”。哈佛大學中國語文課程主任劉力嘉教授表示,中國方面提供的環境與條件不符所需,因此決定將哈佛強化中文的課程遷往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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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深紅報》7日披露了哈佛與中國方面合作的中文學習計劃發生改變的消息。據劉力嘉介紹,該項目之所以決定遷往台北,是因為感覺到中國大陸合作機構北京語言大學“缺乏友好性”。報導稱,近年來,“哈佛北京書院”在獲得他們所需的教室和宿舍方面開始出現困難。劉力嘉指出,例如,北京語言大學沒有為所有學生提供單一的宿舍,而是要求該項目將學生分成兩個不同質量的宿舍,或者找到一個能讓他們的學生在一起的酒店。“鑑於他們提供的條件,我們真的無法以我們希望提供給學生的質量來運行這個項目,”劉說。

根資料介紹,“哈佛北京書院”是北京語言大學與哈佛大學聯合創辦的暑期中文學習項目。在九週的時間中,該項目安排了中文強化課程、語伴輔導、中國文化講座、社會實踐調查、中國家庭交流、文化遊覽等學習和交流活動。自2005年創辦以來,該項目已有1300名左右來自美國大學的學生參加。

此外,由於美國獨立紀念日恰好發生在“哈佛北京書院”的項目期間,哈佛的學生總會在7月4日這天舉行簡單的聚會活動,大家聚在一起吃吃披薩,或者唱美國國歌。但是北京語言大學從2019年起卻表示,哈佛的師生不可在美國國慶日這天舉行任何與節日有關的聚會。劉力嘉介紹稱,“我們被告知,我們的學生不允許唱(美國國)歌,不允許慶祝。”

《哈佛深紅報》指出,“哈佛北京書院”將從明年起遷往台北,並以“哈佛台北書院”的新名稱與台灣大學合作。劉力嘉表示,雖然哈佛的國外進修中文計劃合作對像有變,但學生的權益與學習不受影響。她還提到,此前美國國家安全教育計劃下轄的“語言旗艦學習計劃”,同樣把設在北京的機構遷往台灣地區。哈佛校方強調,哈佛的海外中文課程雖然從北京搬到台北,但是課程內容同樣嚴格,哈佛的同學更可以住在台大附近的現代化學生宿舍,並且探索充滿活力與多元的當地文化。

對此,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回應稱,這只是由於後勤問題導致,並否認哈佛將退出中國大陸。他表示,他負責的“哈佛上海中心”和其他與華合作機構正如常運作。他說,“現在不是哈佛大學退出與大陸交往的時候。實際上,哈佛仍在尋求各種可能性深化雙方合作。”


第二例:讀文章不夠細心,文中說過的,卻輕忽過去,作者還那樣謙虛: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故事

((風土懷思錄)) 之 50
談談 “諾貝爾經濟學獎” 與 “齊邦媛的巨流河”
時序步入初秋,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逐日公佈今年各奬項得奬名單,今天公佈的是經濟學獎,由三位美國經濟學者卡德,安格理斯特,因本斯等三人共獲經濟學獎殊榮,讓我想起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巨流河這本書有些需加以說明之細節。
先談諾貝爾獎,這是黃色炸藥發明人阿爾佛列德-諾貝爾 (Alfred Nobel) 捐贈巨資當基金存在瑞典中央銀行,每年以其孳息當作獎金,頒發給五種獎項得獎人,包括物理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文學獎及和平獎,首屆在 1901 年頒出。
1968 年,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 300 週年行慶,決定每年捐出與諾貝爾獎獎項獎金相當的金額,由諾貝爾獎委員會遴選得獎人並且頒發的經濟學獎,名稱為 “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佛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屆頒獎在次年 1969 年 12 月,與其他五個諾貝爾獎獎項一起頒發。
對於經濟學獎附著在諾貝爾獎,經濟學界有兩極看法,贊成者認為附著在諾貝爾獎可提升經濟學獎聲望及價值。反對者則認為不倫不類有高攀諾貝爾獎之嫌,其中反對最力者首推擁有奧地利與英國雙國籍的經濟學家佛里德利希-海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969 年首次頒獎日,他曾發表公開演說反對經濟學獎附生於諾貝爾獎。諷刺的是 1974 年得獎人就是海耶克,而他也大大方方的上台領獎,畢竟這個獎太不同凡響了。
好了,回到巨流河這本書。齊邦媛教授花了四年寫完這本書,由天下遠見出版社於 2009 年 7 月 7 日出版,一時洛陽紙貴,短短兩個多星期於 7 月 25 日即第一版第二次印行,我個人買到的就是這一版。
在本書 page 360 與 361 提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於 1965 年來台訪問,在台中中興大學也發表一場演講,由外文系齊邦媛老師擔任口譯,獲得在場的台大經濟系名經濟學家施建生教授的好評,認為是海耶克此行在台演獎翻譯得最精彩的一場。
隔幾天,看完這本書,我發了一個電子郵件給天下遠見出版社,提出以下兩點我的觀點 :
(1)
經濟學獎不是諾貝爾獎嫡系獎項,正名是 “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佛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由瑞典中央銀行提供獎金,委由諾貝爾獎基金會操作的獎項。
(2)
1968 年瑞典中央銀行才開始與諾貝爾奬基金會討論此獎項,次年 1969 年才由諾貝爾獎基金會首度頒發經濟學獎,而海耶克在 1974 年始獲得此獎項。所以巨流河 360 及 361頁不應提 1965 年在台中中興大學演講的海耶克博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而應改為 “爾後於 1974 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個人對以上兩點看法之所以如此確定是因為 1969 年我正好是東海大學經濟系大一學生,初進經濟系求學正好碰上諾貝爾獎基金會首度增加了經濟學獎奬項,印象特別深刻。
我非常佩服天下遠見出版社的工作效率,他們在隔天就回覆我的電子郵件,表示經過求證社方完全同意我的兩點看法,再版時會作適當修正。
後來我在書店看到再版的巨流河,此兩頁已修改正確了。

我的留言

Hanching Chung
學長最好再給更正式的名稱
何瑞賢
Hanching Chung 請說明何為 “更正式的名稱” ,謝謝!
Hanching Chung
我手機忘記copied. 請試Nobel economi cscs prize 搜索

我沒看他的另一則續給: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何瑞賢
Hanching Chung 您是指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正式名稱吧?我在給天下遠見出版社的電子郵件聲明第一點即提到它的正式名稱是 “瑞典中央銀行紀念 Alfred Nobel 經濟學獎”。

((風土懷思錄)) 之 50 補述:仍仍ㄥㄖ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正確名稱應為:
“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佛瑞德--諾貝爾經濟學獎”
此名稱在文中已強調兩次,名稱來源是因此獎項乃瑞典中央銀行於 1968 年為慶祝建行 300 年紀念而每年出資與諾貝爾其他獎項等額的獎金,委由諾貝爾基金會每年遴選得獎人,並與其他五個獎項一起頒獎。
謹此補充說明,也感恩 Hanching Chung 兄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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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例:social sciences using natural experiments.

只轉英文資料而沒翻譯,表示仍不太懂,知識有限



10月11日下午10:21 
分享對象:所有人
所有人
可能是‎顯示的文字是「 ‎People born late in the year have more years of education and higher incomes Additional years of education have Born in first quarter Born in fourth quarter positive effect on income. The figure uses data from Angrist and Krueger (1991). wetrton 12.8 13 tf sars 12.6 370 اد 360 12.4 350 12.2 1935 340 1936 1937 1938 Year of birth 1939 1935 1936 ©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1937 1938 Year of birth 1939‎ 」‎的圖像
How can we use a natural experiment – situations arising in real life that resemble randomised experiments – to examine whether additional years of education affect future income?
2021 economic sciences laureate Joshua Angrist and his colleague Alan Krueger (now deceased) showed how this could be done in a landmark article. In the US, children can leave school when they turn 16 or 17, depending on the state where they go to school. Because all children who are born in a particular calendar year start school on the same date, children who are born early in the year can leave school sooner than children born later in the year. When Angrist and Krueger compared people born in the first and fourth quarters of the year, they saw that the first group had, on average, spent less time in education. People born in the first quarter also had lower incomes than those born in the fourth quarter. As adults they thus had both less education and lower incomes than those born late in the year.
Because chance decides exactly when a person is born, Angrist and Krueger were able to use this natural experiment to establish a causal relationship showing that more education leads to higher earnings: the effect of an additional year of education on income was nine per cent. It was surprising that this effect was stronger tha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come, which amounted to seven per cent. If ambitious and intelligent people have both high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high incomes (regardless of education) the result should have been the opposite; the correlation should have been stronger tha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The 2021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has been awarded with one half to David Card “for his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o labour economics” and the other half jointly to Joshua D. Angrist and Guido W. Imbens “for their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analysis of causal relationships.”
Learn more:
Press release: https://bit.ly/3hC6yn4
Popular information: https://bit.ly/3nAq1bH
Advanced information: https://bit.ly/3EnfuXk
10月11日下午10:15 
分享對象:所有人
所有人
未提供相片說明。
This year’s economic sciences laureates have shown that it is possible to answer ques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using natural experiments. The key is to use situations in which chance events or policy changes result in groups of people being treated differently, in a way that resembles clinical trials in medicine.
We can imagine a natural experiment as if it randomly divides individuals into a treatment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is entitled to participate in a programm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is not. This year’s economic sciences laureates Joshua Angrist and Guido Imbens showe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he programme by applying a two-step process (known a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method). The first step investigates how the natural experiment affects the probability of programme participa¬tion. The second step then considers this probability when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the actual pro¬gramme. Given a few assumptions, which Imbens and Angrist formulated and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researchers can thus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programme, even when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about who was actually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experiment. One important conclusion is that it is only 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effect among the people who changed their behaviour as a result of the natural experiment.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which individuals are included in this group, but we can determine its size. The effect for this group has been named the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LATE.
Joshua Angrist and Guido Imbens thus showed exactly what conclusions about cause and effect can be drawn from natural experiments. Their analysis is also relevant for randomised experiments where we do not have complete control over who participates in the intervention, which is the case in almost all field experiments. The framework developed by Angrist and Imbens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by researchers who work with observational data. By clarifying the assumption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ausal relationship, their framework has also increased the transparency – and thus credibility –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e 2021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has been awarded with one half to David Card “for his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o labour economics” and the other half jointly to Joshua D. Angrist and Guido W. Imbens “for their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analysis of causal relationships.”
Learn more:
Press release: https://bit.ly/3hC6yn4
Popular information: https://bit.ly/3nAq1bH
Advanced information: https://bit.ly/3EnfuXk


Credibility Revolution--談今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對於經濟學界的巨大影響(包括對臺灣的經濟學界)
某方面來說,今年諾獎得主的影響力應該是近幾年來說最大的。過去幾年的獎,大多數都是頒給某個專門領域的高手,像是Duflo他們之於發展經濟學的田野實驗,Paul Milgrom之於拍賣,Oliver Hart之於契約理論,但這些對於95%的研究生,大概都沒什麼影響。
但今年的得主比較不一樣,因為他們的文章是我們這些經濟學徒耳熟能詳的,他們提出的研究方法,已經變成了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新標準」。
相關不等於因果,人人都知道。在三位得獎者的研究之前,經濟學差不多還是停在「相關性」研究的階段。但因為社會科學的資料,多半是「觀察性」資料,不容易用實驗方法來取得「因果關係」的結果。這是出於早期不容易從事大規模的田野實驗,又或是許多問題無法妥善地進行人為的實驗(e.g.工業革命)。
幸運的是,三位研究者提出的各種「實證策略」,使得經濟學研究者得以在一定的「統計假設」下,對於觀察性資料,提出因果推論,甚至進一步計算出「究竟一個政策造成了多大的影響」。也就是說,三位學者的研究,有助於經濟學者跨出早期卡在「相關不等於因果」的困境當中。
這三位研究者在實證方面的研究,幾乎定調了當代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大者舉凡工具變數(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差異中的差異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斷點迴歸設計(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配對法(Matching),小者包括了如何詮釋控制變數、該怎樣處理資料等等。
在理論層次上,三位研究者提出了一個計量經濟學的框架,可以去思考(跟計算)平均政策效果(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等等要評估政策時需要的統計量。他們的框架在觀察性資料的計量模型中代入了「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思考,這些東西在傳統的統計學上並不太著墨(其實Imbens跟數學家Rubin有很多合作)。這也使得計量經濟學與傳統的統計學有了相當程度的分離。
各位可能想不到的是,在臺灣,這樣的實證方式,早已經為主流。最早一批將這樣的研究方式帶回臺灣的經濟學家,就包含了臺大經濟系的林明仁教授等人,將這些新觀念利用課堂的機會帶給學生。
以我自己來說,我跟我的同儕都是上林明仁老師等人開設的「應用個體經濟學」的課程學到這些觀念。在課堂上不只學到觀念,也親自實作,進而學習這套實證研究的操作方式。這三個諾獎得主的研究,自然也大量出現在我們課堂的閱讀清單上。
臺大「應用個體經濟學」的課程名稱,老師剛回來開課時,早期還叫「勞動經濟學」,也反映在三位得主他們早期的重大貢獻,集中在「勞動經濟學」的議題上,包括了最低工資、參加越戰對終生收入的影響、政府提供的勞訓(training program)對就業的效果等等,多半圍繞在勞動經濟學的議題上。這些方法也被證明有重大的政策意義,因為他們利用實證資料得到的研究結果,時常與傳統的經濟學觀念下用「直覺」推理出的預測,有所差異(比方說最低工資的影響)。
在實際操作上,三位諾獎得主多半利用政府臨時的政策異動,作為一種「自然實驗」,並去思考如何利用這些自然實驗,來製造出工具變數、斷點或是時間差,進而可以得出因果關係的推論(Imbens相對比較理論一點)。
不過隨著這些「因果推論」方法的普及,並不只勞動經濟學,幾乎所有的經濟學門,現在於處理資料上,都必須去思考「內生性」、「遺漏變數」等議題,並且要想辦法利用不同的實證策略,來得到值得信賴的統計結果,這便是所謂的「Credibility Revolution」。
以我自己的研究為例,雖然我是研究臺灣經濟發展的,比較偏經濟史跟發展經濟學,但當我的論文宣稱「日治時期的商業銀行網絡對戰後臺灣經濟奇蹟有正面影響」,我就必須要處理「相關不等於因果」的問題,於是我選擇採用「工具變數法」,以日治時期商業銀行創辦人的住處當作工具變數,來去估算「日治時期的商業銀行網絡」究竟貢獻多少的戰後經濟成長。
這樣的方法論可以深入到臺灣經濟史的議題(美國的勞動經濟學與臺灣經濟史,坦白說離很遠),有賴於國內一批極為優秀的學者,一邊探討臺灣議題之餘,一邊引進世界上最先進的研究方法。
出於在方法論上的改進,我們可以對於國內各種重大政策的討論上,有更好的評估與測量,有了證據,下一步,我們才能討論到底什麼政策是比較好的。所以媒體朋友如果要訪問相關的領域,歡迎聯絡臺大教應用個體的教授們(e.g. 林明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