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寫張光直（1931年4月15日－2001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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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直（1931年4月15日－2001年1月3日），生於北京。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亦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與哈佛大學。





李零寫張光直

（五）張光直先生

張光直是台灣人，但在北平長大。當時的世界，當時的中國，和現在不同，不是全面向右轉，而是全面向左轉。世界上的大學者、大文豪和大藝術家，紛紛加入共產黨。他生活在北平，受時代風潮影響，思想左傾，同情革命，再正常不過。他大哥張光正（何標）和同學溫景昆（南開教授溫公頤之子）對他影響最大。1945 年，張光正去晉察冀參加革命，成為共產黨員。

張光直是1946 年12 月31 日隨父母去台灣，當時才15歲。他到台灣不久，1947 年2 月28 日，著名的“二二八”事件，讓他碰上了。台灣人反對國民黨，殃及外省人。他在《番薯人的故事》中回憶過那一天，遠處傳來槍聲，他的外省籍同學在街上被暴打，血流如注……接著，有一天，“有一個國文老師在我以後的生命中扮演了沒想到的角色”，這就是他的啟蒙老師，一生從事革命的白族詩人羅剛（羅鐵鷹）羅老師（1917―1985）。

1948 年，在羅老師鼓勵下，他寫過7 篇小文章，登在台灣的《新生報》上，如《文學是為多數不幸者存在》，一看題目，就是左傾。他把羅老師的講授，把他對勞動者的同情寫進《伐檀》。他不滿學校中的“麻木”和“暮氣沉沉”，反對“孤立台灣，割斷與大陸的一般性和聯絡”。他懷念北平，懷念那“粗線條的北國”（“我感謝它——我的故鄉，它孕育了我北國的特性”），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重新踏上那黃色的土”。他盼望那遠方的來信，每次讀信，都雙手顫抖，熱淚滾滾。

1949 年1 月31 日，解放軍進北平。當時，台灣的民主運動與大陸的民主運動是此呼彼應，國民黨風聲鶴唳。蔣介石第一次嚐到他的對手曾經嚐到的滋味，被人圍剿的滋味。4 月6 日，國民黨到台大抓左翼學生，把他們一網打盡，是為著名的“四六”事件。被抓學生相信，名單是由他們的校長傅斯年提供。他是中學生，也在被抓之列。獲罪原因恰好是“北國來信”，他與溫景昆的通信。他被國民黨抓起來，蹲了一年大獄。50 年後，他把他埋藏心底的故事總算寫出來。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番薯人的故事》。此書有珍貴的史料價值。他不僅記載了同獄的21 個“匪嫌”，還見到過金門海戰（台灣叫“古寧頭大捷”）的“共軍俘虜”。他提到的“劉團長”（劉天祥），大陸一直不知下落。這個“死亦為鬼雄”的錚錚鐵漢，就是靠了他的筆，才留下最後的身影。獄中的“好人”讓他刻骨銘心。

出獄後，1950 年，他考入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他說他之所以考這個系，目的就是要研究“人之所以為人”。1955 年，帶著人生困惑，他去了美國。李濟盼他學成回台灣，他卻選擇留美國。羅泰說，這一選擇不知是不是與他的牢獄之災有關。李光謨則推測，也許是為了日後與大陸合作。

張先生第一次回北京是1975 年5 月，離開北京已經29年。他是隨美國古人類學代表團訪華，既是為了學術交流，也是為了看望故人，更大願望是看望故人。這以後，他多次回北京。1980 年，他終於見到他大哥。1982 和1983 年，他在《秋水》雜誌（波士頓地區的華文雜誌）上寫過三個短篇小說，都是寫他回大陸看故人。

《楊老師》是寫他在台北建國中學上高中時的老師，原型是上面提到的羅老師。羅老師回大陸，曾在上海軍管會工作，後回雲南。肅反打成胡風分子，反右打成右派，他在台灣的革命經歷換來的是“敵特嫌疑”，“文革”遭罪，老婆離婚，跳樓自殺，摔成殘廢。

《孫在芳》是寫他的小學同學。這所小學是日本人辦的。“孫在芳”的原型是《番薯人的故事》提到的管彤芬，文化漢奸管翼賢的女兒。她爸爸任偽職，被同學恥笑，她說，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知道，我和我弟弟是不是跟小日本好。後來她參加了共產黨，專門負責送情報，大冬天裡，天天在冰水中渡河，落下一身病。1949 年後，她爸爸被槍斃，弟弟自殺。“孫在芳”臨死前，“我”去看她。病榻上的她，骨瘦如柴，面帶微笑，一點不怕死。

《王恢與李繼禹》是寫他在北京師大附中上初中時的同學。書中的“我”和“老張”是台灣人，後來去了台灣。“王恢”和“李繼禹”是北京人，後來投身革命。“李繼禹”，“文革”被打斷雙腿，想不到獻身革命，反而成了革命對象。有一天，“我”在台灣撞見“王恢”。原來他早就潛入台灣，不幸於“四六”事件被捕，受盡酷刑，出獄後，靠擺攤算命過日子，下場很慘。“老張”“王恢”和“李繼禹”的原型是誰，我不清楚，反正是代表了兩種選擇，選擇革命都倒了黴。

他的3 篇小說，主要人物都是台灣說的“共匪”。他本以為，這些人都是革命功臣，現在至少也是“中級以上的干部”，萬萬想不到，這些人的下場都很慘，而且讓他更為驚訝的是，他們居然無怨無悔。張先生筆下的“小人物”說明了什麼？很多人都認為，他的故人，凡是參加革命，凡是留在大陸，凡是跟了共產黨，活該倒霉。相反，張先生在美國，是國際知名的大學者，肯定最幸福。但張先生怎麼看呢，你猜猜看。

在小說《楊老師》中，“楊老師”的兒子“楊強”寫信給“我”，痛說他爸爸遭受的種種苦難，說他執迷不悟，這一輩子全白活了。“楊強”的原型是羅剛之子羅鳴（已去世）。他說他是學物理的，最近有驚人發現，要“我”幫他在美國發表，沒準能得諾貝爾獎，“那時我要向美國的朋友，向全世界的朋友，控訴中國××× 的××× 暴行”。“我”很悲憤，不知如何作答。最後，他這樣說：

照來信說，楊老師自1957 年來遭受了不少磨難，我很替他痛心，但是我並不覺得他的一生因此便都浪費了。也許我這麼想是因為我沒有目擊他的磨難，卻在30 多年以前與他一起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日子——我說快樂並不是因為天下太平，生活如意，而是因為我們是為了一個理想而鬥爭著，並且還相信在這個鬥爭上我們是一定會勝利的，而一旦勝利，黑暗便消滅，太陽便上升，天便亮了。楊老師比我還幸福，因為他更進一步地經歷了天亮的過程，而我卻一直停留在舊社會裡面。你的父親為了理想而奮鬥，而且進一步目擊了那理想的實現。你可曾想過：在中國五千年曆史上有幾個人有過這種幸福的經驗呢？他這一生顯然是沒有浪費了的，我們應當替他高興才是。

在這封信中，他把革命者比作虔誠的基督徒。他說：

基督徒如果生時虔誠，死後一定能進天堂嗎，這個問題自我們無神論者看是不能回答的。其實如果能夠回答的話，問題恐怕便多了。誰能保證死後的審判一定是公正無私的呢？萬一我們竟發現人間的黑暗也被帶入天堂，而死後面臨的審判是不公平的，竟然有託人情、走後門、拉關係這種情形發生，那麼虔誠的教徒會作何感想呢？

1948 年的革命者和教徒之不同，是他們有目擊天亮以後的福氣——也可以說是有目擊天亮以後的不幸。

最後，他把這樣的話留給楊強：

我們這幾代的人是最幸運的了，我們這幾代的人也是最不幸的了。我們的幸運是只有我們才有那走“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的千載一時的機會。可是那五千年來的黑暗有強韌的生存力量，不是一瞬間的光華便可以將它消滅的。要走那萬丈光芒的路是漫長的、崎嶇的、曲折的，我們跌倒的機會也比別人都多。這樣說來，你和你的父親的命運，和我的命運，和我們下一代，再下一代……不知下去多少代的兒女的命運，都是息息相關的。你的父親戰鬥過了，下面要看你的了。

在《王恢與李繼禹》中，他並不認為，在北京同學的四人中，去了美國的“我”才最幸福。相反，他以自嘲的方式，借別人的口，向自己發問，在中國人受苦受難的日子裡，無論為台灣，還是為大陸，你都做了什麼？“我”很慚愧，無言以對。

張先生去世後，三聯書店編了個紀念集，書名是我起的，叫《四海為家》，編者前言由我代筆（未署名），我把我對他的理解寫在這篇前言中。後來，張光正先生打電話，要我把這篇前言當《考古學家張光直文學作品集粹》的代序，我答應了他。

同樣的歷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張先生不是文學家，但他的文學作品，讓我非常感動。最近，我又讀了一遍，不是當文學讀，而是當歷史讀。它讓我想起我的北京，想起我執教28 年的北京大學，想起我生活其中的上一個世紀。

這100 年只是剛剛翻過的一頁，宛如昨日。它不僅對我們的父輩是轟轟烈烈，對張先生是魂牽夢繞，對我也是揮之不去。

記憶的碎片紛至沓來，有如大樹飄零。

歷史就在你的腳下。

來源：《北大中文系第一課》，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