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蘇曉康談"團派"「團派」轉向敵視西方普世的極左路線

 

「團派」轉向敵視西方普世的極左路線

【按：中國人三十年兩次「哭總理」，不也是一種「窩囊」嗎？當然，屍檢、謀殺追究，還有諸如葬禮有沒有、什麼規格之類，都是習近平的麻煩，但是吃瓜大眾忽然為李克強所代表的中共那個最窩囊的派別撐腰，只能再次證明習政權的敗壞，於是我反倒想梳理一番這個派別：紅小鬼—共青團—工程師執政（老男人）—胡青幫。】

        二十大閉幕式上，兀然出現胡锦涛不自愿被带离场的法新社画面，习近平扭頭不理，胡最後拍打李克强手臂，好辛酸的一副「兒皇帝」退位景象，若再聯想起胡耀邦臨終之淒涼，再印證當下年龄未达退休的李克强和汪洋均從中央委员出局，便知坊間的一個猜測：習近平鬥不過江氏上海幫，盡拿團派出氣，大概不是猜測，而當年鄧小平自廢股肱（胡趙），好不叫人惋惜。

        胡耀邦在當代中國政治史上，不僅代表著一個時代，也是一個政治世代的開山宗師，即未來可能主導中國前景的「團派」。梳理一下它的來龍去脈，或可看到一種傳承與變異：從「紅小鬼」到「胡青幫」。

　　胡耀邦因著力「平反冤假錯案」，而為這個瀕死體制，注入一股政治清明期望，成為中共歷史上僅見的「好人政治」（胡適語），成為「八九」學運的深層驅力。它與趙紫陽代表的所謂「改革派」，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光譜；而更加具有前瞻意義的是，「改革派」經「六四」屠殺幾乎全軍覆沒，「團派」雖「神龍之首」遭覆沒，卻因鄧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而「見尾不見首」，倒是埋下中國的一縷變數。

「紅小鬼」的長幼觀

　　共青團的源頭，是「紅軍」世代裡的所謂「紅小鬼」，胡德平《胡耀邦陳丕顯傾心交往五十年》（炎黃春秋雜誌二○○四年第十二期）一文說：一九二九年陳丕顯、譚啟龍、胡耀邦同時參加革命，譚十五歲、胡十四歲、陳十三歲，三個人都被打成ＡＢ團反革命分子，三個人均僥倖存活下來。

　　這些「革命少年」的成長經歷，與中共的「列寧黨體制」和越來越呈凌駕之勢的毛澤東崇拜，融為一體，是他們人格、理念的唯一來源；他們又僥倖從極殘酷的戰爭（以陳丕顯的「南方三年遊擊戰」為最），和更為血腥的黨內絞肉機中倖存下來，而胡耀邦竟可以童心未泯，天良可鑒，真是奇跡。

　　「紅小鬼」自然都是他們同齡人裡的佼佼者，毛澤東有點偏愛。下面這個細節耐人尋味，文革中陳丕顯落難上海，其子陳小津來北京找賦閑的胡耀邦，胡給他出主意：「毛主席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錯了？當然，要認錯有兩種，一種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種是不可取的。一種認錯方式就是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錯誤，請主席關心，向主席提出請求，要求解除監禁，恢復組織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種，就是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

　　胡甚至具體指導信如何寫：「要在信中表示：多年來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沒有見到毛主席，過去主席經常耳提面命，經常能聽到主席教導。這麼多年沒有見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雖然沒有見到主席，但一直在認真讀毛主席的書，檢查自己的錯誤，願意繼續跟戰爭年代一樣，在毛主席的教導下，跟毛主席一起幹革命。」一九七四年秋陳丕顯給毛寫信，果然八天後得毛批示獲救。很顯然，「紅小鬼」跟毛的關係，超出一般上下級程度，甚至帶有某種父子關係的意味──毛不僅是「領袖」，更是「長者」，是名副其實的「老人家」，所以對他「認錯」是天然合理，跟你自己究竟錯沒錯完全不相干。

　　從這裡便不難理解，胡耀邦在八九年可以委屈而死──鄧小平之於他，是跟毛澤東一樣的長輩，豈能違拗？但他終於吞咽不下，以命相抵。他的政治秘書劉崇文回憶他逝世前的狀況寫道：「在我們日常的交談中，他儘量迴避提到小平和陳雲同志，萬不得已時也從不直呼他們的名字，而是用摸右邊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邊耳朵代表指陳雲，可見其之噤若寒蟬。他還告訴我，有一次，他去拜訪葉帥，在他倆談話時，葉帥把收音機開得大大的，唯恐被人聽到。」曾經為多少人洗冤的「紅小鬼」，自己離開人世前竟陷入如此的恐懼，難道不是 「鄧小平時代」的一個特大奇冤嗎？

　　借著胡耀邦的悲劇性格，蘸上「六四」之血，再加上後來二十年的冷酷「穩定」，歷史會給中國人鑄進怎樣的「長幼」型文化性格，又如何接榫中國傳統君臣之道，豈非一道思想史景觀？

選儲兩代，一準一誤、一成一廢

　　中共的世代，粗放劃分是紅軍、八路、解放，所謂「打江山」的三代，坐江山（四九）以後的幹部，似無資格構成「一代」，乃是一種典型的軍事集團模式。

　　早在江西瑞金的紅軍割據時期，「紅小鬼」便是「兒童團」頭頭，到抗戰時期他們才隨年齡增長，而升任共青團領導人。共青團作為共產黨的預備隊，其任務是將社會上所有的青年人都改造成這種「預備隊」，可是，它自己是否列於中共的接班序列，卻從未成為一個事實，因為直到文革前，中共尚無「接班」需要。

　　倘若中共體制也勉強具有韋伯所謂「科層制」的話，其資歷、級別與升遷，皆有矩可循，「打江山」的三代也是論資排輩的，而共青團幹部具有越級擢拔的潛在優勢，亦是成規，如五二年團中央第一書記人選有二：胡耀邦、陳丕顯，毛澤東將後者派去上海主持工作，那年陳才三十六歲。

　　這個接班階梯，被毛澤東自己以文革打碎，代之以毫無資歷可言的「四人幫」，實屬毀方敗常，難以為繼，所以鄧小平「撥亂反正」，擢升胡耀邦（紅軍）、趙紫陽（八路）主持改革，乃回到原點，順理成章。但是「八九六四」一劫，鄧又重蹈毛澤東覆轍，罷黜胡趙，進而一併廢棄紅軍、八路、解放「打江山」之三代，代之以毫無資歷的江澤民。同樣的政治體制，會犯同樣的錯誤。鄧小平臨死前隔代指定胡錦濤作接班人，是不是意識到了「犯錯誤」，我們不得而知，而他再次啟用一個共青團頭頭，無疑是回到中共的「原教旨」接班序列上。

         這次鄧小平是從紀錄片上看到了接班人——在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專供中南海放映的內部絕密片上，拉薩街頭，一九八九年三月初，主角是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頭戴鋼盔、手提衝鋒槍，令鄧小平大為讚歎，扭頭問秘書：這個人是誰？

　　三個月後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鄧小平，不再對「改革」有想像力，轉而焦慮身後江山的安危，殺戒已開，「經濟救黨」不夠了，他的「接班人標準」只剩一條：敢不敢開槍鎮壓群眾？其餘免談。「頭戴鋼盔、手提衝鋒槍」者，正是胡錦濤，他被鄧小平隔代指定為接班人。

團棍、清華、姑爺

         鄧小平指定了兩代接班人。「六四」一劫，令中共老人幫恐懼江山傾廢，「選儲」餘地又不大，挑出來的江澤民、胡錦濤兩代，可說是一準一誤、一成一廢。以他們的立場來評估，江澤民死守鄧小平告誡「絕對不跟西方翻臉」，在國內放縱仇外思潮泛濫，大舉引進外資，對內拆除「社會主義」，將中國轉型為廉價勞力的世界工廠，重鑄政權合法性於「經濟起飛」基礎之上，不可謂不成功。

        但是這點本錢，到胡錦濤手裡，不出十年就揮霍殆盡，二〇一二年國內左右兩派都認為到了「革命前沿」、「八九」重現。太子黨們更是惡言相向：老太爺走了以後這二十多年，被一幫秘書、太監把這個國家折騰得不像樣，現在正宗傳人們要集合成一個政治集團，出來重整山河。

        他們是在罵所謂「團派」。這股政治勢力，並非起於那位頗有政治清明魅力的胡耀邦，而是成軍於後來這個胡錦濤。胡耀邦到「胡青幫」——「青」者，一謂「青年團」，又謂「清華幫」，這個十年中共的體制，即「中南海九個老男人」，皆為理工科出生的工程師，卻由「胡青幫」總舵胡錦濤領隊，余杰稱之為「與世界文明完全隔絕」的殘次品；張木生則說他們「在中國創造了讓全世界震驚的經濟奇跡，也創造了讓全世界震驚的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是有待日後政治史家去釐清的一個有趣課題。

       更加要害的是，胡溫扭轉江朱「師夷」、「韜光養晦」、悶聲發大財的路線，轉向敵視西方、發財、普世的極左路線，其標誌就是敵視諾爾和平獎、弄死劉曉波。所以，今日溯源，習近平倒退路線的端倪，始之於胡錦濤的左轉。

       坊間戲稱的「胡青幫」，因「團派」從宗師到當今總舵都姓胡，又以共青團發家的「團棍」為主、清華校友居多、大都出身平民、且多成了「紅軍」「八路」們的姑爺。出身、學歷、官場歷練、婚姻，樣樣具備，只缺心肝兒肺。這幫理工科大學生從政，可謂具有「中共特色」的新科舉，至少它是對毛澤東「讀書無用」反智主義的反撥，但又撥向唯「科學」的另一種蒙昧，比如清華的這個五字班，前未遭遇「反右」「大躍進」，後面躲開了「文革」，據說「受教育最全面」，卻人文涵養幾乎是零，既昧於古典，也盲於西洋，所知僅限蘇聯，難怪中國從九十年代便進入一個枯燥而冷酷的「工程師治國時代」，在那個兇暴且無廉恥的「上海幫」裡，也是成堆的「工程師」。

中國人精神荒漠史無前例

         中共第四代「工程師」執政團隊的一個突出特徵，是知識結構上升，而人文素養趨零，這更接近一個文化或者思想史的課題。一個突然「崛起」的經濟大國，由一幫「腦殘者」以集權方式統治，乃是二十世紀都未曾出現過的奇觀。史學家余英時曾對此「發生一個很深的感慨」。他在上個世紀就寫下這樣的預言式文字：

「在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的精神貧困更遠在物質貧困之上，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一九九四年以研究歐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古烈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談到蘇聯解體後俄國的一般思想狀態時指出：官方意識形態長期壓抑下俄國民間文化的多層積澱，在極權體制崩潰之後，突然爆發了出來。無論是政客、史學家、學人對此都毫無心理準備。與此同時，數十年來宰製了史學思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完全失去了信用，留下來的則是一片「哲學空白」（philosophical void）。而填補這一大片空白的便是神秘主義、「怪力亂神」（occultism），以至侵略性的沙文主義等等現成的東西。幾年前我初讀此文便印象很深，今天我更感到中國精神的貧困還遠在俄國之上，因為俄國在極權時代仍存在著東正教的根荄，更重要的是文學的反抗傳統始終不絕如縷，有一些作家和詩人即使在斯大林統治下也不肯在思想上作一絲一毫的妥協。我們只要一讀伯林（Isaiah Berlin）的那篇訪談錄便可見其大概。今天中國一般人民的精神饑渴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真可謂史無前例。」（《讓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來》）

　　再去多說胡錦濤個人的乏味、僵化，已成絮叨，擺擺他的局限性，還有點意思。第一條自然是「合法性缺失」，他的發跡本來就是一個偶然，鄧小平的一次衝動而已，有首《共產兒童團歌》一直在唱「準備好了嗎？時刻準備著！」從中央蘇區瑞金唱起，掐指八十年，遲遲沒有兌現。胡耀邦那次起於百廢俱興之際，也不是「共青團接班」，但他選定死後葬在江西九江共青城，未預期地成了合法性來源的一塊神牌。胡錦濤曾想去磕個頭，後來忍住了。清華「五」字班水利系的這個學生畢業後又兼政治輔導員，成為「團派」掌門人，根正苗紅，但共青城那個墓塚的神聖性，來自八十年代的「平反昭雪」，它主要不是關於權力的，而是關於道德和終極意義的，這種合法性不是昏庸之君所能接濟得上的。　　

　　所以，由「紅」（小鬼）變「青」（華），既是知識化，也是理想主義退火的「冷血化」，與胡耀邦的政治清明資源，背道而馳。這也是一種「遺傳性退化」，既指施政能力、名望魅力，也包含打天下一代的革命犧牲精神、絕對服從、含辛茹苦、不計個人得失甚至六親不認，斯大林所謂「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已不復存在，列寧式政黨的壽命，大致到打江山的第一代死光，這是蘇聯和東歐的命數，中共呢？

　　在給定的前提下，胡所繼承的這份遺產，確乎太沉重了，他們面對的世道和難題，跟他們的能力太不相稱──他們一群是靠聽話、看上級眼色、忘掉了自己還有腦子，才混到今天的，哪裡還剩下什麼創造力？即便從鄧小平的角度來說，當初隔代指定他，想必是要他來擦江澤民的屁股──「財富的極大湧流」與人心的極大壞死，不僅叫共產黨坐在火山口上，也叫中國面臨萬劫不復，可胡錦濤非但沒有沾上胡耀邦的清譽，反而是坐享其成「上海幫」的惡政、惡名。也許他最大的能耐，不過是為「團派」爭得半壁江山，果若如此，他真是無顏以見九江共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