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籍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Jonathan Sumption）在《金融時報》撰文，題目很聳動，叫「香港法治岌岌可危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is in grave danger）」，直指近日「47人案」判決「法律上站不住腳（legally indefensible）」，並列舉香港司法界面臨的三大難題：
一、法官須根據「国安法」及殖民地時代的「煽動罪」判案，這些都是「不開明的法律（illiberal legislation）」，大大限制了法官的自由；
二、法庭判決若不合乎中国喜好，「人大」可透過「釋法」把它推翻，如黎智英被禁委託海外律師，已說明中国以權力對付異見人士可以去到幾盡；
三、當局疑神疑鬼，為了應付立法會可能出現泛民多數派，便實施「国安法」，連和平的政治異議也扼殺了。
最後，岑耀信說香港曾經充滿活力和政治多元，但現已慢慢變為極權社會。他又說之前留任香港法院，是希望海外法官能幫助維持法治，但如今已覺得這想法不切實際，只好毅然請辭。//
巴奈在凱道和二二八公園
為原民傳統領域抗議七年，
在今年五二零拔營。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民進黨支持者，
一些自命是獨派菁英者，
視他們為不切實際、不顧實際的左膠。
一定也有人認為：怎麼可能恢復傳統領域，
提出這些主張邀請大家支持的人，是騙子。
我知道一定有，所以我都完全不搭理這種人了。
自大，限制了這些人的想像空間。
巴奈說：從抗爭的第七百天後（2019年一月起），
他們的活動的主要的支持者，就是台灣人權促進會了。
豪人兄較早做過台權會長，
他任內，我嘉友會學妹林淑雅教授
成為台權會的主力幹部。
而且淑雅老師特別專注於原民權益。
巴奈在《巴奈回家》書中也提到，
她是在台東的活動中聽到豪人兄的演講，
才開始理解什麼是轉型，
並且受豪人兄說『有尊嚴的生活是基本人權』
這句話極大的啟發。
2019 年，豪人兄還出版了（春山小瑞出品）
《「野蠻」的復權 ---
台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現代法秩序的自我救贖》
（也太長）
深深契入巴奈他們的抗爭，
從完全不令人意外的豪人兄風格出發，
給予最深層的理論上的支援。
但是，恕我說一句來自書呆子的重話：
如果你想要完全掌握《「野蠻」的復權》的論述，
完全掌握其背後的理論脈絡，
你終究得要把《殖民地的法學者》徹底讀通。
天下也許有我們做不到的事。
但實際上大部分情形都只是我們想像我們做不到。
你想像原住民的轉型正義是不可能達成的，
你想像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恢復是異想天開，
你想像舊慣法和現代性是沒有辦法並存的，
也許你都矇對了也不一定，
但，思辨過的結果才是值得尊重的。
六月十三日豪人兄在唐山講座講《殖民地的法學者》；
六月二十三日周日下午兩點，
巴奈在唐山和豪人兄對談，推書（《巴奈回家》），
現場可購書、購買專輯《夜婆》、並有簽名時間。
關於現代性，這是昨晚李老師訪談後，
我們小小的宵夜聚中又談到的話題。
當然，引信應該是
仍在下周要和豪人兄對談的焦慮中的我。
什麼配得上說是具有現代性，什麼不是？
或簡言之：現代性的定義是什麼？
昨天和李老師的對談，加上事前的準備、閱讀，
我有自己的一些心得。
我試問一個問題：
當一群人聚集，有志一同地要以復興某某文化為任，
打造一個「學術」環境的時候，
是否已經預設了這個「某某文化」必然比較優越？
或是，稍為謙遜些說：可找出它優越之處？
然而，這樣畫定標的、先張起結果的旗幟的做法，
姑且不論它是否符合科學精神及方法論，
我會想問：人類的不同文化，
各自之中的優越的部分，難道不應該是趨同的嗎？
不先張起某某文化較為優越的旗幟，
難道就不會研究出對全人類具有共同意義的
一個優越的結論嗎？
我必須要強調：我完全可理解認同：
熟稔精通某種語言、某些古典經典，
做為往那最優秀的人性去研究的取徑，
是非常有價值的。
比起閉門造車、高鐵兩秒可剎車這種信口開河，
當然是勤學勵志、格物致知的人才可靠。
但我要問的是：信仰或意識型態先行，
符合現代性的標準嗎？
換言之，如果學術的現在性可以用簡單的話語詮釋，
我會說：研究的結論，即使是成為一個意識型態，
他產生的過程不應該基於一個預設的強固的意識型態，
特別是如果預設的意識型態並非來自科學的思辨。
如果對於現代性做這樣的詮釋可以被接受，
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
具有現代性的思辨與研究的結果是否就一定是好的。
其一，其實豪人兄已經在他的書中提及，
然而該書不是著重在這個方面，即：
歷史並不是線性演化的。
例如有趣的是：當馬克思認真研究達爾文主義時，
他接受有機體演化的論證，更贊同唯物的演化模型；
但他基於對馬爾薩斯的線性的人口論的強烈反感，
（在對數-線性圖上是線性）
對於達爾文引人口壓力為演化動力也強烈不滿。
但馬克思沒有自省的是：
資本積累的模型也是基於線性演變的假設。
在新達爾文主義中，線性的「進化」觀念已被修正，
人們談「演化」而非「進化」。
但馬克思主義的線性史觀，
因為被牢牢錮鎖在意識型態之爭中，
直到像皮卡提或齋藤幸平這些人受注目
才得以被實質地檢討：
資本固然是問題，共產也不是解方，
因為只要以資本/貨幣做為交換價值的代表，
即使發動階級革命，資本也只會換一個單位累積，
像是中美之爭裡的中國以國家為單位累積資本；
新自由主義中以大跨國企業為單位累積資本。
因為人的確有能力讓歷史非線性地發展，
脫離馬克思的模型。
問題是取而代之的是什麼模型。
皮卡提或齋藤想要傳達的新想法即是：
只有徹底改變資本及據之的經濟成長的價值核心，
改以生活品質為價值的核心，才能跳脫循環。
有點離題了，回到主線：
豪人兄引用 Bauman 之言為其實證的討論的序言，
即是質疑：主觀地以現代化為最高價值
套用在與常民生活型態及社會運作邏輯
息息相關的法律上，
等於是使得擁有權力的一方最終必然會
片面地撕毀與公民的契約。
我個人相信這不是豪人兄自己想要達到的結論，
但這一點得要留待豪人兄自己去說。
我個人的意見是：權力成立的基礎才是問題。
不妨這樣想：
如果觀察到主張現代化的掌權者會片面撕毀契約，
回顧歷史，甚至就看上個月發生在我們面前的事，
持哪一種意識型態的掌權者都可以撕毀契約，
反而越不具有現代性素養的人撕毀得更激烈而惡劣。
所以豪人兄談到的：
日本的顯密教二元辯證治術的問題，
才是幫助我們看到
現代化的思想如何可以被不正當的權力結構腐蝕，
使得歷史不依線性發展，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走回頭路。
書是只能循一個方向書寫；
閱讀只能有限度地不沿直線前進。
但讀書人的思想可以自由地在線性與非線性中切換，
讓心中的模型更具有詮釋力。
僅僅只是要為自己的生活做一些什麼努力，
就應該負起責任學習閱讀和思辨；
更何況自許以人類的福祉為己任的話，
不能從一開始就把自己鎖進
為權力、或為資本、
或為反科學的意識型態服務的死胡同。
六月十三日，吳豪人教授，
《殖民地的法學者》，唐山講座見。
殖民地的法學者：「現代」樂園的漫遊者群像
內容簡介
作為統治核心的專業法律人，對殖民地台灣留下了什麼刻痕？
本書是一本正統的法思想史學術著作，運用嚴謹、專業的比較思想史的方法，加入法社會學的觀點，追溯日本在臺殖民法律人──法學者、法官、檢察官與律師──思想的根源、特質，歸納其類型，並且深入地評價其影響。
在〈導論〉之後，第一章分析及評價殖民統治初期，日本法學者岡松參太郎如何嘗試將台灣的慣習法體系，改造成近代德國法體系的事蹟及其法思想。第二章則以私法學的角度，檢討台灣的慣習法中與台灣人自我認同關係最深的「祭祀公業」制度的法律性質，以及祭祀公業之沒落，如何改變了台灣人民族認同的形式與内涵。
第三章以台灣進入現代法體系之後首次發生的政治裁判──治警事件的裁判過程為背景，探討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如何運用法庭抗爭與殖民者進行對抗的戰術及其極限。第四章則透過顯密二教兩種類型的法學家的介紹與比較，說明「凡庸之善」姉歯松平與「凡庸之惡」増田福太郎，在知識與意識形態成反比例消長的歷史情境下如何自處，從而改變了殖民地台灣對於現代法的信念。
名人推薦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叡人——專文導讀
王泰升（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臺大講座教授）
吳密察（國史館館長）
李茂生（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若林正丈（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
許玉秀（前大法官）
黃文雄（台灣人權促進會前會長）
黃丞儀（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聯合推薦（依姓氏筆劃排列）
這本書告訴我：看起來掙脱於被殖民之外，卻又受困於被殖民之中；看起來致力於追求價值之中，卻同時置身於價值之外；看起來努力邁向現代化，卻更像處處背離現代化。是前進，是後退？衝突與矛盾的化解之道？一反省！——前大法官許玉秀
關心人權（human rights）的人都不能不同時關心「人枉」（human wrongs），不論後者——來自節制不足的國家權力、規約不足的市場經濟、還是帝國與殖民，法律都是一個重要的介面和機制。本書從透視現代性的視野，俯瞰日本把從德國繼受的法學和法制應用到殖民地台灣的「辯證」過程。因為所用的不是「通史」而是比較少見的多觀點、跨觀點的「問題史」取徑，讓非法律人的讀者如我，反而在增加了對法律史的瞭解之外，不但對這段台灣史的掌握在其他面相上得到不少啟發，也對作者已立下「書」狀將處理戰後時期的下一冊，充滿期待。——台灣人權促進會前會長 黃文雄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至少有三個世代的日本法律人投入殖民地的經營。過去對於日治時期的法律史研究較為側重法律規範與司法裁判，偶見以台灣法律人為對象的研究。本書當屬第一本全面針對日本法學家、法曹和律師在台灣的嘗試與業績，進行長時段、跨地域的比較與批判。從初期的舊慣調查事業、中期受到大正民主影響的內地延長和政治審判，到末期極富法西斯風格的皇道法學思想，本書縱橫捭闔，汪洋閎肆，深入探究殖民者的內在理路，見人所未見。作者對於殖民地法學者的批判，不僅再次凸顯了日本近代國家的曖昧困境，也展現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同經歷的探險，更反身指涉國族建構與階級宰制在當代台灣的臨水照鏡。本書不只是台灣法律史所結出的奇花異卉，更是關心台灣法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人，不得不讀之書。——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黃丞儀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吳豪人
1964年生於台北。日本國立京都大學法學博士，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研究領域為基礎法學與人權思想。除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外，編有《大正十三年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豫審記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
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我不懂實體法。」天生自由人，遭際冷硬派。非自願型人權工作者。滴酒不沾，痛恨西裝，不會打領帶，會打撐人結。不喜奔競，避官如避禍。曾口占二句以明志：「我是佛門鴦堀子，不學人間富貴禪。」
目錄
圖輯
「臺灣研究先行者」序言╱黃英哲、梅家玲
導讀：立法者之書╱吳叡人
自序
導論
第一章 岡松參太郎的法學烏托邦
第一節 德國人種法學之系譜
一、歷史法學派
二、達爾文主義
第二節 德國人種法學之理論與實踐
一、A. H.坡斯特之人種法學
二、J.柯勒之比較法學
第三節 德國人種法學對於台灣舊慣調查事業之影響
一、背景
二、岡松參太郎之台灣舊慣調查事業
三、小結
第四節 從歐陸殖民法學尋找線索
一、貌合神離：柯勒的問卷與德國殖民政策
二、岡松參太郎的對照組：C. van Vollenhoven的Adat Law研究與荷蘭殖民政策抗爭
第五節 結論
第二章 臣民與帝國之間的「絕緣體」：祭祀公業的興廢
第一節 序論
第二節 前史：1923年以前
一、日本領台前的祭祀公業
二、祭祀公業之種類及其內容
第三節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的祭祀公業
一、於台灣適用民商法的問題與祭祀公業的廢止論爭
二、祭祀公業之法律性質
三、祭祀公業大解體：日治法院檔案（台中地方法院）中的線索
四、「絕緣體」的最終抵抗：1937年之後的祭祀公業
第四節 結論
第三章 大正民主與治警事件
第一節 先行研究與本章檢證範圍的設定
一、先行研究
二、本章檢證範圍的設定
第二節 大正民主時期對日本法律人的影響
一、大正民主時期
二、大正法學與法律人
第三節 治警事件的法律爭點
一、政治裁判的定義
二、治警事件以前的台灣刑事法概要
三、治安警察法的成立與其在日本國內的爭議
第四節 治警事件中關於治警法的爭點
一、治警事件發生的過程
二、第8條第2款
第五節 日籍檢察官與辯護律師的備忘錄
一、判決
二、日籍辯護律師的備忘錄
三、日籍檢察官、法官備忘錄
四、小結
第六節 結論
第四章 敗者的精神史：「凡庸之善」姉歯松平與「凡庸之惡」増田福太郎
第一節 法學「大老」退場後的台灣殖民法學界
第二節 「法／權利的自我增殖者」姉歯松平
一、姉歯松平的出身背景與學術業績
二、姉歯松平的政治立場：長男的回憶與「朱諾號事件」
三、小結
第三節 凡庸之惡：「法」學者筧克彦與増田福太郎
一、筧克彦的「皇道神（法）學」
二、筧克彦學說對増田福太郎的影響
三、増田福太郎與「日本法理研究會」
第四節 結論
終章
註解
附錄一 研究德國殖民地所謂自然民族（Naturvölker）法律關係之問卷／柯勒（J. Kohler）
附錄二 筧克彦的日本法理圖
參考書目
序
自序
事實上，本書既是，也不是筆者的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只不過是取得文憑的終點，但卻是思想推求的起點。從2000年取得日本國立京都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至今，筆者不斷推敲自己在這篇博士論文裡所提出的問題，也不斷地修改能夠說服自己的答案，所以從不急於出版。況且回到台灣不久，就發現台灣法律史的研究領域，並非異端如筆者所能廁身其中者，因此將自己的研究範圍，轉移至廣義的人權思想與實務。從此，「出書」更是不亟之務了。儘管如此，夢倒是愈做愈大。
構想中，《殖民地的法學者》至少得寫成兩本書，第一本談日本殖民台灣時代的日本法學家，第二本談中華民國殖民台灣原住民族時代的「白浪」殖民法學家——包括筆者自己在內。這個構想的前提是：假設戰後的台灣只有原住民族仍然處於被殖民狀態（為什麼不假設「整個台灣都仍然處於被殖民狀態」呢？理由很簡單。法律上「我是不是人」並不是「我之所以為人的要件是否滿足」的問題，而是「我」要不要出於自由意志公開宣示「我是人」的問題。是否為獨立國家，或者尚在被殖民狀態的判斷亦然）。
在這個構想的前提之下，第一本書中探討他者─日本殖民（法學）者的本質，盡量不及於台灣的近代法律人。目的是要凸顯一個問題的重要性：「作為殖民者的日本人，和荷蘭人、鄭成功或大清帝國究竟什麼地方不一樣？」或者，「日本的殖民為什麼徹底改變了台灣？」當然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一定是互動、互相形塑的，不過在「知識等於規訓或權力」的現代性命題被台灣人參破之前，「形塑殖民者」的力量相較於「被殖民者型塑」的力量便顯得微弱。因此討論台灣的近代法律人，就不妨委諸於下一本專書。若就已經成書的第一本，與構想（夢想）中的第二本作對比，那麼第一本出現的「殖民地的法學者」全數都是現代性理念的傀儡，而第二本出現的，卻將是能夠自由出入、從而「超克」現代性理念的「新種」。也就是能夠充分體會日裔美籍學者Masao Miyoshi於Off Center: Power and Cultur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s的以下這段話的新種法律人，乃至於「新種台灣人」：
中心╱邊陲的圖式，並不在於鼓勵邊陲打敗中心而另成一個新中心，並將舊中心打入邊陲。邊陲本身並無法求得倫理的優越性。被壓迫、被欺詐、被殖民等受害者經驗與記憶本身，並無任何倫理上的價值。只有當這些特定的民族苦難記憶，轉化為強烈保護其他民族不受相同苦難欺凌的動機與實踐之際，才真正出現倫理上的價值。上述的弔詭才得以避免，中心╱邊陲的循環論證，才得以終止。
如此深刻的體認，當然不可能一步到位。第二本的出現，必須等待第一本的完成。如今，算是繳卷了。
是為序。
導讀
立法者之書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Das war kein wahres Paradies—
Es gab dort verbotene Bäume.
（那不是真正的樂園―
那裡有生長著禁果之樹。）
—— Heinrich Heine, Adam der Erste
一、法思想史與後殖民批判
這是一本不易閱讀，也不易掌握作者真意的書。用作者吳豪人京都大學時代的業師河上倫逸教授慣用的調侃話語來說，這本書「對讀者不太友善」。在表層意義上，正如書名《殖民地的法學者》所示，這是一本正統的法思想史學術著作，運用嚴謹、專業的比較思想史的方法，加入法社會學的觀點，細緻（有時甚至繁瑣）地追溯日本在台殖民法律人─法學者、法官、檢察官與律師─思想的根源、特質，歸納其類型，並且深入地評價其影響。但是進一步細讀之後，我們又會發現書中有很多「溢出」思想史範疇的東西，如隨處可見的機鋒、反諷、自嘲，乃至當代觀點的評論，以及鮮明的政治立場等，因此似乎顯得「不夠專業」或「非歷史」。然而這些「溢出」─或者冒瀆了─傳統學術專業框架的東西正好說明了，本書不只是一本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法思想史的專業著作，而且還是一本日治時期台灣法思想史的後殖民批判（a 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the history of legal thoughts of colonial Taiwan)。正如同蘇格拉底慣用的反諷一般，作者在本書中看似肆意揮灑的「機鋒、反諷與自嘲」，其實是一種表現台灣史上連續與多重殖民經驗所造成的道德複雜性（moral complexity）的方法，而那些「非歷史的」當代觀點評論與「不夠客觀的」台灣主體立場，則是進行任何有效的後殖民批判的必要尺度。
掌握了本書兼具法思想史與法思想史的後殖民批判的雙重或重層特性，我們因此可以對它進行某種雙重的，或者重層的閱讀。作為一冊法思想史著作，本書從戰前日本國家意識形態內所謂「顯」（國體論）、「密」（現代君主立憲論）兩教並存的曖昧本質此一大脈絡或前提出發，觀察作為密教現代性先鋒的殖民法律人的特質、行動，以及他們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作者遵循法思想史的研究取徑，從這些法律人的思想內在理路中解釋他們的行動─特別是他們在前現代的顯教教義與帝國主義國策強大制約下，在殖民地台灣追求法律現代性的成就與限制。
做為一篇法思想史的後殖民批判文本，本書隱含另一個深層論證：戰前日本深深受困於西方現代性論述，它對台灣的統治，包含其成就與限制，都清楚反映了此種受困，而書中論及的這批殖民法律人則是日本受困物語的例證，他們也同樣都是西方現代性意識形態的囚徒。另一方面，作為日本殖民統治的臣民，台灣人可以說是雙重受困者。我們必須從這個認識出發，超越戰前日本所構築的知識與道德霸權之壁，對日本殖民統治及其遺產進行批判性的檢視，才能真正理解那些來統治我們的人到底是誰，他們做了甚麼事，又在我們的身體與靈魂中留下了甚麼痕跡。然後，我們才知道我們接著要往哪裡走。
第一層次的論證是實證的、歷史的，第二層次的論證則是政治的、當代的。前者為後者的分析提供經驗基礎，後者則是前者的規範性演繹，兩者相互呼應，共同構成了一次台灣思想史上少見的對日本殖民統治之法思想面向的知識／道德考掘。
在嘗試釐清作者的意圖，以及勾勒出本書兩個層次論證的輪廓之後，讓我們接著對這個論證進行比較細部、深入的討論。由於本書的論證涉及到許多法學以外的專業概念與問題，例如帝國、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等，所以這篇導讀以下的討論，主要是為本書關於法思想史與後殖民批判的論證提供比較政治、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的補充詮釋。首先，筆者會簡單探討戰前日本帝國與殖民主義的結構特質與思想特徵。其次，筆者會在這個日本帝國整體的脈絡之中，觀察作者在本書所建構的殖民地法律人的面貌與特質。最後，筆者將重建日本殖民統治下不同位置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群體的結盟型態。
二、日本帝國的特異性：顯密兩教並存的結構性起源
本書論證的前提，也就是戰前日本國家意識形態中「顯密」兩教並存的說法，是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著名典故。顯密兩教之說最初是哲學家久野收與鶴見俊輔在1956年的共同著作《日本の思想》所提出的。他們主張，當初伊藤博文在制定明治憲法時，刻意設計了兩套對天皇制的解釋系統：教育一般庶民大眾時使用國體論，日本被視為「神國」，天皇被視為絕對主權者，是為「顯教」，也就是天皇主權說；教育菁英層則使用現代憲法思想，日本是現代君主立憲國，天皇權力受到憲法限制，是為「密教」，也就是天皇機關說。這種二元設計，日後成為政治衝突的根源。大正、昭和前期的日本政治史的變遷，體現了這兩種國家觀的對立消長：所謂「大正民主」就是密教對顯教的「征伐」，但是昭和期法西斯主義的抬頭則代表了顯教的反擊與勝利。久野收這個說法影響深遠，幾乎與丸山真男的「無責任體系」並列，成為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最著名的定說之一。京大法學部出身的本書作者，顯然就是在這個日本知識脈絡中發言的。
日本戰前國家意識形態中的二元性或折衷性是一個重要的事實，然而用「顯密兩教」來解釋此種二元性，似乎誇大了明治開國者的能動性與日本的特殊性。另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方式是，這是日本在戰前世界體系與地緣政治結構位置的思想上反映。印度後殖民理論家Partha Chatterjee指出，殖民處境中的民族主義者的思想結構經常表現出一種折衷的特質，也就是想要同時保有民族認同與追求現代性（national modernity）。中國的中體西用論，印度的「東方精神、西方科學」論，以及幕末佐久間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均是例證。明治中期，日本依然處在西方列強殖民壓力下，受不平等條約桎梏，伊藤博文兼採顯密兩教，試圖調和本土與外來、傳統與現代，以及象徵與現實權力的明治憲法，也可以看成是這種追求「民族的現代性」的一個例證。這種折衷主義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常常誘發內部傳統、西化兩種不同路線的爭鬥，甚至導致整個國家方向劇烈擺盪。戰前日本顯教（傳統主義）與密教（現代主義）的鬥爭，乃至整個國家由明治前期熱烈學習西化的「脫亞入歐」，一轉為昭和時期的「脫歐返亞」，就是戰前日本民族主義思想的折衷性或曖昧性的表現。處於相同結構位置的印度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具有類似思想特徵，這類意識形態具有結構性根源，不能化約成偉大開國者的政治設計。
戰前日本不同於印度與中國之處在於，它擺脫了殖民或半殖民的處境，同時還進一步發展成一個殖民帝國。不過戰前日本帝國是一種向同文同種的鄰接地域擴張的領土連續帝國（contiguous empire），與統治遠隔重洋的亞非異文化殖民地的歐洲海外帝國適成對比。從比較政治角度觀之，這是民族國家擴張與初期帝國形成相互重疊的個案，類似於英格蘭向凱爾特邊陲（Celtic fringe）的擴張模式。基於國防與地理、文化近接性的理由，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即試圖將擁有完整主權的新領土如沖繩、北海道、台灣、樺太與朝鮮，透過「差序式吸收」（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的模式，經由漸進的制度整合與文化同化，逐步整編、吸收到日本民族國家之內。因此，日本在這幾個地域的統治同時具有殖民統治（差別）與民族建構（同化吸收）的雙重性質，可稱之為一種「民族化的殖民主義」（nationalizing colonialism）或者「殖民的民族建構」（colonial nation-building），這也與古典的歐洲殖民主義非常不同。
在地緣政治與世界體系結構中，戰前日本帝國處於西方的邊陲，而沖繩、台灣、朝鮮等地則處於日本的邊陲。處於半邊陲位置的日本，一邊以折衷主義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論述抵抗西方中心，一方面又把這個論述轉化為支配邊陲領土的殖民意識形態。與被殖民者同文同種（特別是共享儒教與漢字文化）的事實使日本的統治具有合理性，但日本成功吸收西方現代文明的事實又使他們在當地的統治具有「文明開化」（現代性）的正當性。這種基於「同中之異」的曖昧統治與西方殖民主義純粹基於差異性的統治（rule of difference）有本質的差異，筆者將此種日本式的殖民主義稱之為「東方式殖民主義」（oriental colonialism）。在東方式殖民統治下，同文同種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會出現複雜的協力與對抗的景致。
前面簡單勾勒的戰前日本帝國與殖民統治模式的圖像，目的在為理解本書所處理的殖民地法律人提供一個大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脈絡，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在這個極為特殊的脈絡中活動的歷史行動者。他們並非完全沒有自主性，但他們確實深深受到這個歷史脈絡的塑造與制約。從這個脈絡中觀察，有助於我們掌握他們的思想與行動，成就與限制。
三、殖民地法學者與法曹：自由帝國主義者與平庸的辯證
本書所討論的殖民地法律人，包含法學者（岡松參太郎、増田福太郎）與實務法曹如法官（堀田真猿、姉歯松平）、檢察官（三好一八、上內恆三郎）與律師（如治警事件辯護律師群）。對於這些人物的特質，作者在書中做出了複雜、深刻而辛辣的觀察：
(一) 他們雖有自由、保守之別，但基本上都是前述母國國家體制與國策（帝國擴張、殖民統治、漸進整合與同化主義）的支持者，偶而會與殖民政府齟齬，但絕不抵抗國家，更不敢觸及天皇與國體顯教。法官與檢察官則根本屬於現地殖民官僚系統的一環，自然遵行殖民政府政策。
(二) 除了増田福太郎這個較為複雜的特例外，他們都是法律現代性的真誠信仰者。我們可以觀察到幾種法律現代性的表現方式：
(1) 初期以岡松參太郎為代表，從法多元主義（legal pluralism）立場支持後藤新平的特別統治主義路線，不過他的目的並非證成後藤的政治現實主義，而是想建構一部「臺灣民法」，追尋台灣特有的法現代性形式。岡松的思想源於德國人種法學，但也受英國式殖民主義尊重舊慣的思考，特別是同時代英國殖民法律人為印度舊慣建構成文法典事業的影響。
(2) 中期以後的殖民地法律人多信仰法的一元論，主張內地與台灣屬同一國家，故應法律一體，並由此角度支持內地延長主義和同化政策。實務法曹主張廢除祭祀公業，全面適用日本民法即是此一立場的例證。
(3) 至少到1937年為止，他們基本上都信仰法治國家原則，治警事件一審判決無罪是最有名的例證。
(三) 這些法律人大多懷抱使命感而來，視殖民地（新領土）為推動其法律現代性理念的「樂園」——此處所謂「樂園」，指的是可以讓這些擁有巨大權力的殖民官僚與法曹自由形塑當地的法律與社會，實現其現代性理念的場域。然而他們所信仰的法的現代性，終究是承襲自西方的事物，並非自己的原創，因此他們所想像可以任意揮灑、自由塑造的「樂園」也終究不是真正原創的樂園，而是一個仿造的遊樂場而已。
(四) 除了岡松參太郎以外，這群殖民地法律人─特別是以姉歯松平為首的務實法曹─多是日本社會的第二線人物，並非出身菁英階層，然而這個凡庸的特質產生了一個有趣的辯證：因為凡庸，他們並未真正理解模仿自西方的法律現代性，只是對這個外來事物抱持堅定的信念，於是凡庸加上過剩的信念，再加上現地實務法曹擁有的權力與優勢，使他們在台灣積極推動法的普遍性，最終產生了將原被排除的被殖民者納入日本法秩序的不預期效果。作者如此生動地總結：
被殖民者原本是殖民法制中權利的被排除者，只有對西歐法的價值信心堅定的「敗者」，才會致力於法╱權利的自我增殖。雖然這種增殖純屬自我建構與自我完成，無關殖民統治之善惡。（頁206）
最終，在台灣的現代化之路留下痕跡的，是這些堅定信仰法的現代性的實務法曹，而非大法學家。這是一個複雜的圖像。整體而言，這群涉入台灣統治事務的日本法律人是日本國家兩面性意識型態之中的「密教」，也就是現代性的信仰者與尖兵；他們來到台灣並非為了掠奪，而是為了在這個新領土推行與實現自身的法律理念。就這個意義而言，這群懷抱文明開化使命感（以及優越感），自許將為台灣帶來法律現代性的法律人，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馬考萊式（Macaulayian）的「自由的帝國主義者」（liberal imperialists）集團。然而，這群自由帝國主義者的文明化計畫必須被加上括號，因為那是二手的，而且他們凡庸到無法真正理解西方原創的精神，以至於只能比西方人更加倍熱情地，更忠實，更徹底地在人工的樂園推動二手的現代性計畫。一個弔詭的結果是，熟知現代性的西方人不願在他們的殖民地徹底推動現代性計畫，而西方手下敗者的日本法律人卻因忠實、徹底地在殖民地推動模仿自西方的現代性計畫，反而在那裡留下了比較深刻的痕跡。徹底實行的二手計畫，反而比不願實施的原創計畫達到更大的成果，這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日本式殖民現代性之辯證。
對於這個精采複雜的論證，筆者在此只想補充兩點。第一，如同前述，日本統治台灣的最終目的是要將台灣吸收到日本國家之中，因此其治理模式遠較任何歐洲殖民帝國（包括宣稱同化主義的法國與葡萄牙）更重視同化與整合。殖民地法曹固然因為真誠信仰西歐法現代性而勤奮地推動法律一體化，但日本逐步吸收台灣的統治方針也為他們的行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條件。
第二，殖民文官（包含法務官僚）的凡庸其實是現代帝國的常態。除了大英帝國統治下印度的文官體系（Indian Civil Service, ICS）是完全由英國統治階級與劍橋、牛津等大學畢業生甄拔形成的超級菁英集團（elite corps）之外，幾乎其他所有歐洲帝國的殖民文官，都是經由一個特別的殖民文官養成體系培育而成，如法蘭西帝國的Ēcole Coloniale，而且學生大多資質凡庸。十九世紀歐洲殖民帝國得以成立的真正權力基礎，其實不是高素質的殖民官僚，而是殖民母國的綜合國力，包含了能有效凝聚與動員國民忠誠的政治組織型態（民族國家）、科技（軍事）、經濟（資本主義），以及關於所謂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意識形態霸權。換言之，歐洲殖民帝國的崛起背後，其實就是經濟史家Douglas North所想解釋的「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問題。從比較殖民主義角度觀之，日本雖是後進帝國，但其殖民官僚素質介於英國的印度高級文官與其他歐洲帝國殖民官僚之間，雖然不是全由帝大出身的第一線菁英組成，但仍具有一定水準。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確實是有效率的，但這只需要忠誠、勤奮而負責的官僚、警察與軍隊即可實現，然而支撐日本有效的台灣統治的是日本帝國的綜合國力─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科技與資本主義發展，以及一整套帝國的意識形態。討論至此，於是我們會發現，本書作者精彩的「殖民現代性的辯證」論證的原型，其實是母國日本，因為最初的仿冒，第一個二手計畫，就是明治民族國家的建構，以及日本對西方列強的急起直追。當我們質問台灣殖民現代性的辯證法，其實就是在質問日本民族國家形成的辯證法，然而這已經超出本論的範圍了。
四、日本東方式殖民統治下的抵抗與協力
如前所述，日本的東方式殖民主義不是典型歐洲殖民主義的「差異的統治」，而是異同並用的「曖昧的統治」。它的意識形態結構不是「西方／現代」對「東方／傳統」單純二元對立圖式，而是「東方＋西方／傳統＋現代」對「東方／傳統」的區隔。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分享共同的東方傳統（儒教與漢字傳統），這正當化了領有權與同化的可能，但殖民者又擁有被殖民者沒有的西方現代性優勢，這點則正當化其支配權。
對於日台共享的文化傳統以外的在地特殊性，日本殖民統治者採取漸進的文化同化與制度整合的政策：先進行語言與部分慣習的同化（如斷髮、放足等），其次進行制度整合（地方制度改正、共學等），民俗信仰與宗教同化則放在最後。這個局部的「漸化」（第三任台灣總督乃木希典語）政策導致了一段相當長的「舊慣溫存」時期，在這段期間，殖民政府甚且積極支持本地民俗信仰（如建醮），以攏絡民心。
在戰前的世界體系結構中，日本處於西方的邊陲，而受日本支配的殖民地則成為日本的邊陲。在這種「雙重邊陲」情境中「遠交近攻」成為主要的邊陲抵抗策略，也就是直接與核心部位（西方）進行現代性的論述結盟，批判日本統治現代性的不徹底。孕生自雙重邊陲情境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論述，因此往往帶有較鮮明的親西方、現代取向。被殖民者或者直接援引西方現代性論述，或者透過與日本內部的西方現代性論者結盟，批判日本意識形態的折衷與封建。戰前台灣與朝鮮的民族主義者直接與基督教結盟，或者與大正民主派知識人結盟，均是例證。
在東方式殖民主義下，反殖民民族主義者同時也是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享許多文化傳統（特別是儒教式封建主義）的狀況下，他們批判殖民者的封建性，必然同時也會批判自身（儒教）傳統的封建性。此外，他們也批判殖民者刻意溫存的舊慣風俗信仰（如迎神、建醮、歌仔戲）。成為被批判對象的本地文化保守主義者或傳統主義者則向共享封建價值，並且寬容他們舊慣風俗信仰的新殖民者靠攏，成為協力者。
東方式殖民主義下，以現代／傳統之對立為主軸，形成一種外來、本土交錯的結盟關係。最主要的敵我區隔，是由殖民地民族主義者與母國自由派知識人的「反殖民的現代性同盟」與由殖民政府與殖民地傳統主義者的「殖民主義同盟」相對峙。作者在本書中提到，在廢止祭祀公業（家族制度）問題上，形成殖民者與反殖民者結盟的奇妙關係，也就是民族主義者與現代派殖民法曹聯手對抗本土傳統主義者。筆者認為這是東方式殖民主義促成的一種有限度的議題性結盟，雖然短暫跨越了殖民與被殖民的界線，但並未導致結盟雙方根本政治立場（殖民／同化 vs 反殖民／民族自決）的變化。
廢止祭祀公業問題涉及殖民地傳統家族制度，家族制度則是本地文化認同的核心要素，容易引發保守主義或傳統主義者的反彈，因此殖民政府理性，或者機會主義地採取除外例，以迴避正面衝突。不過殖民地台灣的傳統家族制度具有強烈封建性格（家父長主義），反封建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自然會選擇支持殖民政府廢除該制度，於是形成反殖民主義與殖民主義在非直接涉及政治的現代性問題上的議題性結盟。
事實上，整個二○年代的反殖民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均帶有強烈反傳統主義色彩，所謂「本土現代性」或「民族現代性」的思考與運動，要在三○年代前半的一波文化民族主義中才開始出現，而且集中在與語言、文字相關的領域，如台語文字化、民間傳說採集、歌謠創作，以及本土語言學、文學、哲學等。在二○年代的祭祀公業論爭過程中，台灣民族主義者從未發展出將祭祀公業─亦即本地家族制度─當成民族認同素材並加以現代化的思考。作者提到法學者戴炎輝在三○年代中期開始暗示這個方向，但這個時點台灣民族運動已經瓦解，而祭祀公業的沒落也大勢已定，在缺乏政治奧援與社會基礎的情況下，戴氏也並未繼續環繞這個議題發展出本土或民族法律現代性的論述。或許我們可以說，戴炎輝是一個遲來的民族主義者（belated nationalist），或者早夭的「台灣格勞秀斯（Grotius）」，而他想將祭祀公業轉化為民族認同基礎的思想嘗試，則是一種「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法學」，注定徒勞無功。
五、結論：朝向未來的「台灣法史」
在他京都大學的博士論文〈『台湾法史』の可能性：法社会史的・法思想史的試論〉的終章，吳豪人提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反省：由於台灣法史乃是由連續外來政權之「統治者的恣意」所形塑，從未體現台灣人的集體意志，與德國歷史法學派主張法是全民族的「共同財產」與「共同確信」完全相反，因此台灣人如果想通過法律獲得自己的民族認同，就必須逆用歷史學派的論證，把「法是民族的共同財產與共同確信」這樣的說法，由客觀事實轉化為主觀願望。換句話說，一部外來者書寫的台灣法史告訴我們，在台灣所謂「法是民族的體現」尚未成為客觀事實，只能是未來的願景，而為實現這個願景，為了在未來創造真正體現民族意志的法，必須對這個由連續的「統治者的恣意」所構成的台灣法史進行清算。
這篇博士論文和本書的內容有部分重疊，然而吳豪人卻整個拿掉了足以「明志」的博論終章，讓這本書的顯得更為迂迴、隱晦。上面這段自省，使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確認他整個「台灣法史」研究計畫的反殖民、後殖民，以及追尋主體建構三個環環相扣的目標。起源、成長於日本殖民支配，並且在戰後國民黨的移民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下獲得新生的台灣法史，必須經過一次或反覆的後殖民批判審視，才能化為真正屬於台灣人自己的精神遺產，也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構思、醞釀與書寫真正體現台灣人民族認同的法。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傳統中，所謂「立法者」（the lawgivers）在政治共同體的形成過程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在思想史家區別的三種立法者類型中，英雄般的創建者（herofounder）從外部以非常手段與過去決裂，締造新的共同體，而制憲者（constitution-maker）與法典制定者（codier）則在內部賦予這個新生的共同體穩定的政治與法律秩序，使其得以綿延久遠。放在這個思想脈絡中理解，吳豪人的《殖民地的法學者》可謂一冊探討立法者與台灣政治共同體的奇妙著作─更精確地說，這是一冊立法者之書的序論，因為它是為一個尚未降生的台灣政治共同體，以及未來世代的台灣立法者們而寫的。它具有創建者的決裂意圖，但它主要的工作是在為未來的制憲者與法典制定者們清理、清算日本法律人在殖民統治時代所留下的足跡與遺產，協助他們辨識我們的先人曾經驗過的黑暗、光明與複雜曖昧的黃昏景致，並且鼓舞他們為我們這個將要降生卻遲遲未降生的、難產中的台灣政治共同體，描繪出一個全新的政治與法秩序的願景。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3502265
- 叢書系列：臺灣研究先行者
- 規格：平裝 / 368頁 / 25k正 / 14.8 x 21 x 1.9 cm / 普通級 / 部份全彩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一章 岡松參太郎的法學烏托邦（摘錄）
岡松參太郎（1871-1922），是日本明治維新／法學近代化之後的第三代民法學家，而且是最傑出的一位。他不但擺脫第一代第二代法學前輩（如穂積陳重等）只能被動繼受歐陸法學的困境，開始思索如何建立合於國情卻不抱殘守缺的日本民法學，而且在方法論上已經突破法律釋義學的侷限，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進入了法律史學及法律社會學的層次，對於其後的第四代及第五代日本民法學家（末弘嚴太郎、我妻榮等人）影響至深。
岡松參太郎同時也是最難理解的近代日本法學家。但這不是因為他的學術成就難以理解，而是因為他參與了─同時也深深影響了日本對於台灣（以及日後的滿洲國）所進行的殖民統治。這個殖民法學家的身分，讓他在戰後背負了一種污名，除了少數的學者之外，岡松的所有研究成果與事蹟均被刻意遺忘，乃至於幾乎無人（意欲）知曉。對於台灣的研究者而言，岡松同樣也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儘管台灣法制近代化的最初三十年，其走向幾乎完全被籠罩在岡松的思想中而成形。我們大致知道：他是後藤新平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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