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構請我作一個有關徐訏先生的講談節目，遂趁機將多年前研究徐訏的資料再整理一下，充作講稿。
徐訏在香港
一香港歲月
1950年5月，徐訏先生從上海來奔香港。他的年表只列出他來港的年份，我為什麼連月份都知道這麼清楚呢？因為他留在上海的女兒葛原親口告訴我，她父親離滬時她出生只有五十三天，而她是1950年3月份生人。
徐訏走得匆忙，只帶了隨身衣物和一點零用錢。葛原母親、徐訏第二任太太葛福燦隨後遂清理些家中金錢細軟，隻身赴港送給丈夫。從又通過在郵局工作的學生將兩大箱他作品版樣和家中剩下的一點英鎊寄他。後來中港關口封閉，母女倆便從此與為夫為父的徐訏分隔兩地。這些事，葛原記敘她三十年後來港見父親最後一面的著述《殘月孤星》中，有詳細敘述。這裡我就不贅述。
所以徐訏在香港很快安頓下來。到了一九五一年，他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基本上已經穩定下來。在《星島週報》擔任編委。並開始在各報刊發表小說、散文和雜文。一九五二年便已有短篇小說集《煙圈》在夜窗書屋出版，同年，大公書局出版了他兩個長篇《舊神》和《爐火》。一九五三年，他竟同時出版了八本書：詩集《輪迴》、小品集《傳杯集》、散文集《傳薪集》、短篇小說集《有後》、《殺機》以及長篇小說《癡心井》、《彼岸》和《期待曲》。顯然其中有那兩大箱版樣的功勞。據葛夫人告訴我，那幾年──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四年徐訏第三次結婚之前，她還曾幫徐先生抄稿寄港。
這樣，一九五、三年，徐訏的經濟情況已大大好轉，以致可以著手創辦《幽默》雜誌和創墾出版社。事實上，在香港的三十年，他始終對辦雜誌和出版社有著濃厚興趣。我想，這跟他念念於有個能夠自由自在發表自己作品的園地有關。
一九五七年，他到珠海學院中文系任教。開始了他在香港的教學生涯。之間曾兼任新亞書院講師、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授。直到一九六九年進入浸信會學院中文系任教。一九八零年，他在浸大文學院院長任上榮休。
一九五、六年，他最重要的小說《江湖行》一二三四部陸續由香港亞洲書局出齊。而他另兩部長篇《時與光》、《悲慘的世紀》亦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分別由台灣正中書局和黎明文化事業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六三年，他曾主編《新民報》副刊。一九六八年他創辦了《筆端》半月刊。一九七五年，還組織成立了香港英文筆會。
在香港歲月中，他的外事活動不斷。一九六、四年，他受邀到印度講學。一九七、三年他赴巴黎──年輕時求學的地方，出席東方學人會議，順道歐遊，還去了蘇聯參觀。一九七、八年，他去了美國、墨西哥出席國際筆會。一九八零年六月，就在他去世前四個月，他還再赴巴黎，出席「中國抗戰文學會議」，並在會上發表了演講。
徐訏在香港
二在香港文學的地位與評價
徐訏是香港文學史上地位最為重要的作家，只是，由於他作品的廣而博、涉獵的文學門類的多而雜、作品性質的雅而俗，他讀者群之眾與人們對他作品的理解之淺，實在不成比例。
徐訏去世後, 很多人說他「生前潦倒, 死後蕭條」。但是, 研究他的小說一段日子以後, 我要說: 他生前談不上潦倒, 死後更不能說蕭條。
當然, 這首先要看你對潦倒和蕭條怎麼定義。
假如說非得拿了這個獎那個獎,擠入了高層，政府裡有個席位,豪門裡常來請柬,才算風光才算不潦倒, 那徐訏當然潦倒。他從未得過任何文學獎。雖然大家說他反共親台,但他從未參加過台灣任何官方組識甚至會議,唯一的一次是參加台灣官方邀請的文化代表團赴台參觀。這種代表團連我都曾在九十年代初參加過一次,無非是台灣當局對香港知識分子的例行統戰活動。就是在這類活動中,他也表現得很不合作。
更不用說他和大陸的關係了。自從來港，他從未踏上過羅湖橋那邊的土地。還挖苦朋友曹聚仁說他「號召大家回國定居有點不顧別人死活。」如此言論，怎不被大陸列為反動作家。徐速回憶說自己一九六六年辦《當代文藝》時，本打算每期登徐訏一稿，不料第二期就接到南洋發行商警告信叫停，說新加坡正展開「反徐訏運動」，有學校將他作品堆到廣場上點火焚燒。罪名是黃色加反動。
其實黃色真是冤枉哉也，徐訏作品雖總有美女與愛情，但從無露骨的性描寫；而反動則指他在美國新聞處辦的刊物上登稿，反而未涉及他批判毛共文藝政策的力作<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和<回到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那些搞事學生的思想水準畢竟只是紅衛兵程度。
大陸對徐訏作品的抵制倒是一以貫之的，唐弢的現代文學史和夏志清的現代文學史一樣把他略去，出版社也很少出他的書。昨天我還上「微信讀書」查了他的作品，竟然一本也無。想想看，這可是一生出版了數以百種著述，其中數種足以傳世的大作家呀！
不過，如我在第一節所述，徐訏在香港的寫作和出版還是比較順暢的，文章書藉寫出來了都有地方發表，生活亦在一般水平之上。光看他三十年之內在香港出了三十七本書就可見一斑。對於作家, 生活小康，可以發表作品就不算潦倒。
喜愛徐訏的朋友們在他身前身後撰文,都不約而同提到他的落寞神色,眉目之間的憂傷等等。不過, 那不正是詩人小說家的經典神情嗎。不少大作家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也是這般神色,其中還不泛走上絕路自我了斷者，例如海明威、川端康成等。
至於說到死後蕭條,那更是見仁見智。如果要像雨果那樣，死後舉行國葬,數十萬人為之舉哀,世界各國都有政要名流發電悼念。徐訏當然算是蕭條。這麼一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去世時只有少數港台報紙發了消息。不過, 追悼會還是開得似模似樣的，「港台文教界人士親臨執紼者達五百餘人,白馬素車.備極哀榮。」
當然, 贈送花藍花圈者沒有政府部門、富豪權貴, 其中最顯赫的組織是香港中文筆會理事會,最顯赫的人物是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 （據葛原說抬棺者中有董浩雲。不過當時董還不是權貴，而且正處於破產邊緣。）
但這不正是徐訏一生追求的境界嗎?可謂求仁得仁。
更何況,在他去世一年之內,就有兩本紀念文集分別在港台兩地出版,在台灣出版的那本收了他生前友好的回憶文章和他著作選錄;在香港出版的那本是浸會大學他的學生編集,收了很多重要回憶文章,還收有他生前從末發表的遺著。一九八一年，台灣正中書局更出版了他的全集，洋洋二十冊。
甚至，徐訏去世十年之後的一九九零年，香港還舉行了一場徐訏詩樂欣賞會,會上演唱了十九首以他的詩作譜曲的歌,有三個合唱團參加，歌手多達二百多人，
不過令我最感徐訏死後並不蕭條的,是他盡管一直受到主流文學界的冷落,去世多年之後卻一直有一群徐訏迷的存在。他們毫無名利之心,只因熱愛他的作品而收集、討論、編集他的文稿和遺作,關心他的一切信息。本世紀初我在香港報刊發表了幾篇評論徐訏的文章,很快就收到這些徐訏迷的信和電話。其中廖文傑還給我寄來他和康夫編的三本徐訏遺著,並指出我文章註釋中的四條錯誤。之後又將他多年來收集並裝訂成冊的徐訏資料送給我,有七大冊之多。當我覺得過意不去,想付給他一點報酬時,他斷然拒絕:「我是為了喜愛徐先生才這麼作,說報酬就沒意思了。這些資料如果能為你的研究提供幫助,讓徐先生作品的價值為世人所知,我願足矣。
作為一個作家, 徐訏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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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訏在香港
四 作品選段導賞：<禪境與詩境>
節目主持人要我選出一兩段徐訏作品，以供講解導賞。這可難倒我了。因為徐訏是位多產大作家，文學的各個門類，詩歌、散文、劇本、短、中、長篇小說、文藝理論，他均有涉獵，且皆有傳世之作。情況恰如錢鍾書在《宋詩選注·序》中所言：在一切詩選中，老是小家佔便宜，因為他們只有那點點好東西，可以一古腦兒陳列到櫉窗，大家就不然了，我們總是希望「對大詩人能夠選到『嘗一滴水知大海味』的程度，只擔心選擇不當，弄得彷彿要求讀者從一塊磚上看出萬里長城的形勢。」
於是選來選去，我選了徐訏的長篇詩論<禪境與詩境>中的一兩個小段。我認為這部詩論應是徐訏傳世之作。太精彩了！我們不僅能從中認識作為文論家的徐訏，也可一窺作為詩人的徐訏之身手，因他若沒有詩歌創作的成功實踐，決不能對詩歌有此精當論說。我們甚至可從這段選文稍窺徐訏的敘事功力，其容量之大、張力之勁，絕不是那種貌似優雅其實空洞無物的所謂美文能夠比擬。
這段選文解讀的是陶淵明的兩句名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前文中徐訏以日本佛學家鈴木大拙對一首俳句的解讀為介入點，講了如何從外「物」到內「我」到詩意之境，然後借陶詩再作深入講解。現將此段抄錄如下：
有許多詩，給我們的感應往往不同，所以我們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釋。這裏我且舉陶淵明的一首大家都熟悉的詩來說，這首詩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關於這首詩列代欣賞的人也已經很多，但我相信它引起每個讀者的感應是并不相同的。我這裏要說的是我感覺，由我的感應而給它一種詮釋。
這首詩最受人稱頌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歷來想學這兩句詩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是都不能寫到這個境界。也有人說，「悠然見南山」，應該是「悠然望南山」，因為「採菊東籬下」應該是遠遠「望」南山，「見」是見不到的。另有人說，「望」是存心去看，「見」是不經意的見。「見」字自然比「望」字要好。而我還聽見學者賣弄自己的庸俗幽默，說陶淵明眼睛至少有一隻是「斜眼」，不然，他在東籬下採菊怎麼會見到南山呢？
我覺得這些說法都沒有接觸到這首詩的真精神。我以為陶淵明上面既然說他「結廬在人境」，實在說是在擁擠的市區裏。他的東籬也不可能是空曠的大花園的籬笆，可能只是後屋小院的籬笆。我以為陶淵明在東籬下採菊，根本見不到「南山」，也根本沒甚麼山可望。那他怎麼說「見南山」呢？我說，他所見的「南山」是在他的心胸中，這也就是說，在他採菊東籬下的時候，他在他心中看見了南山。也可以說南山就在他心中出現了。這也可以說，陶淵明在侷促的陋巷中，能有他內心中曠闊的天地。
徐訏的文章尚有數萬字，洋洋洒洒以中國古詩、日本俳句、和他自己的詩為例，說明寫實與想像的關係，也即是中國古代詩論中的「賦」與「興」的關係。詩人是怎麼從「床前明月光」、「採菊東籬下」、「夜來風雨聲」的寫實，進入到「疑是地上霜」、「悠然見南山」、「花落知多少」的想像世界、從而進入到詩的境界呢？
竊以為這就是徐訏這篇論文的結論：使得一首詩、一位詩人從寫實進入到想像之藝術境界的，不止是要從現實的土壤起飛，飛躍到想像世界，還須將詩境和禪境區分開來。因為文學必須是人間的、時代的、社會的；而禪境走向了虛化的極端，脫離了人間、時代、和社會，那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了。
「在禪的道的境界中，」徐訏如此作結道，「本不須用文字，勉強用了文字，那在佛教中所謂『偈』，可說是寺院文學。詩脫離了時代，在玩弄與雕琢文字的階層，那是一種遊戲，是書房的、閨房的、沙龍的文學。」
我想，或亦可將這段論述看作徐訏先生的小說創作藝術觀。他自己最優秀、最精湛、最雅俗共賞的小說，便都是入世又出世的、模糊了寫實與虛構界限的、抒寫了時代社會又飄舉於時代社會之上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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