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P News Agency
2022年10月6日 ·
French author Annie Ernaux, known for her deceptively simple novels drawing on personal experience of class and gender, was awarded the Nobel Literature Prize.
Ernaux, 82, was honoured "for the courage and clinical acuity with which she uncovers the roots, estrangements and collective restraints of personal memory", the jury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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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PASSION By Annie Ernaux. .......
又快到諾貝爾文學獎頒獎了，我最懷念還是十年前那一次，我最愛的在世小說家莫迪亞諾獲獎，收到消息的時候我正在金鐘街頭⋯⋯接下來三天我連寫三篇文章評論他的獲獎，這是其中兩篇：
尋我記：在「佔領時期」讀莫迪亞諾
廖偉棠
在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宣布頒給莫迪亞諾之後不到半小時，一位香港出版界前輩在我臉書上留言：「瑞典文學院頒獎詞：他喚醒了對最難以捕捉的人類命運的記憶和揭露了對人類生活的占領」然後，他不無興奮地重複了一句：「佔領，嘿嘿」——的確，當我看到授獎詞裡的the occupation我也感到神奇，這不是對當下我們這個全球佔領時代的呼應嗎？
後來授獎詞的官方譯本出爐，是「他用記憶的藝術，召喚最難把握的人類命運，揭露了佔領時期的生活世界」(for the art of memory with which he has evoked the most ungraspable human destinies and uncovered the life-world of the occupation)。為什麼是「佔領時期」？原來the occupation在法文頒獎詞中寫作大寫的 l’Occupation，特指二次大戰中法國被德國佔領時期。這樣一來，此佔領與我們當下的佔領完全不同，莫迪亞諾專注與描寫的，是那一段神秘、含混的歷史時刻中，那些尚未得到參與者直面的黑暗——莫迪亞諾並不書寫二戰抵抗運動的英雄，只執著於那些失敗者：他們也許是走私犯、法奸、告密者和歹徒，也許就是共同承擔平庸之惡的淪陷區的沉默者——莫迪亞諾嘗試在這芸芸眾生當中辨認自己的面孔，實際上也等於自我審問，是否我們每一人都參與了黑暗的佔領？
於是才有了莫迪亞諾幾乎全部小說都在從事的「召喚最難把握的人類命運」之舉，命運並不只屬於舞台射燈照耀的那些個輝煌人物。從處女作《星形廣場》描寫一個熱中於變換身份的猶太青年投機者瘋狂如奧蘭多的一生，到獲得法蘭西學院獎的《環城大道》的那個尋找失散父親、通過父親再牽連出那個偽時代的最黑暗的一批人的命運；到他最著名的作品《暗店街》直接塑造了一個喪失記憶的偵探絕望地破解自己身世之迷的努力——二十年前，《暗店街》被李玉民譯作《尋我記》在大陸出版，這改編的書名錯有錯著，點出了莫迪亞諾的第一主題：辨識故我、反抗失憶。
獲得龔古爾文學獎後《暗店街》成為暢銷書，「暗店」也成為「佔領時期」裡靈魂與物質黑暗交易的一個自然而然的隱喻，儘管是一個誤會。《暗店街》裡的暗店街始終未正式出現，這才是一個真正的隱喻：它是主角留給自己尋找記憶的最後一條鑰匙，小說結尾他將要動身前去他失憶前曾居住過的羅馬的暗店街，莫迪亞諾沒有接著寫下去，是因為他因此許諾了一個永恆的出口給我們這些失憶者，尚未重訪的街道永遠意味著還是記憶中原來的那條街道，我們因此尚存希望。
想通了這一點，莫迪亞諾對佔領的直面與反抗，才恍然與我們今天的佔領接軌。他小說中的佔領不只是德軍對法國的佔領，也是那個時期人性晦暗面之對童真和青年的執著的佔據（他的另外兩部作品《緩刑》與《一度青春》發揮了這兩個主題），而如果從寓言的角度去理解，這也是存在本真狀態的被侵蝕，人類置身於失去了正常社會關係與互相信任的空白地帶——就像現今大熱的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謂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每個人就如阿岡本的「裸命」之徒，失去存在根基裸露於欲望的暴雨中。
如此看來，我們現在的佔領，其實是被佔者的逆襲，就像《暗店街》裡莫迪亞諾試圖返回、一次次地返回暗店街及其他原屬於他的街道一樣，我們佔領旺角、銅鑼灣和中環均帶有同樣的意義：我們不是在佔領，我們是在嘗試奪回我們原有的空間，甚至時間。莫迪亞諾書寫的，都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最後也許在跟強大的流逝時間戰鬥而最終「失敗」的人，他們尋找父親和自我，尋找失去的記憶，所得到的意義僅僅是：現實是偵破不了的案件，但你可以永遠偵破下去；你失去身份，但你至少確立了一個偵探的身份。這個偵探，就是一個不合作者，他拒絕晦暗和被蒙蔽的狀態，力求「揭露」——授獎詞裡的uncover。
許多年以後，也許也有一個香港的小說家書寫今天我們的「佔領時期」——不，應該是「反佔據時期」，這些日子猶如夢幻：街道是真正的人走的街道，不是奢侈品消費長廊；空氣屬於呼吸者，不是高速運轉的物流機器；燈光給予露天討論和學習的人，而不是用作虛飾繁榮……原來不知不覺地被「盛世」神話佔據和蒙蔽了的這個城市，被不在乎「盛世」的人們通過「佔領」重奪。我們的訴求當然是關於普選和民主，而有意思的是，我們尋求這個訴求達成的手段，本身就構成了我城的一個可能願景：無政府主義的、克魯泡特金「互助論」被訴諸成功實踐的一個臨時烏托邦。
這一切的存在，也許正來自於我們尚未遺忘，尚未遺忘作為情感集體共存的香港人身份，不願意香港陷入那種只問GDP和樓價的空白狀態，我們每個出來「重佔」香港的人，其實都是莫迪亞諾小說中那些不甘心的人——他們並不是永遠的失敗者堂吉訶德。
如果你這二、三十年像我一樣追尋莫迪亞諾的創作，你會發現，在他的近作《地平線》的開放結尾比起以往的朦朧多了一份希望，尋找者博斯曼斯找到了他執著尋找的舊情人，不再被過去所捆綁。這種感覺就像博斯曼斯在修改他第一部小說的打字稿時感到的：「走到人生的一個十字路口，或者不如說是一個邊界，他在那裏可以衝向未來。他腦子裡第一次想到『未來』這個詞，以及另一個詞：地平線。那些晚上，這個街區的條條街道上空無一人，十分安靜，這是一條條逃逸線，全都通向未來和地平線。」
這不就是在說我們現在的佔領時期嗎？我們在實驗著另一個「不可能」的香港，卻因此獲得了眺望未來地平線的機會，不再蒙眼，因此尋回自我。
後普魯斯特時代的寓言
廖偉棠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曾被稱為法國新寓言派小說掌門人。但是仔細查看法國的文學網站，才發現法國本身並沒有這個流派——很可能是英語評論界或者翻譯界為了方便敘述的一個虛構。
但是莫迪亞諾還是一個很擅長講寓言的文學大師。他的寓言當中，最撼動讀者的莫過於《暗店街》裡的「海灘人」：「他在海灘上和游泳池邊度過了四十個春秋。嘻嘻哈哈地同避暑者和無所事事的富翁們聊大天。在成千張假日照片的角落或背景上，總可以看到他穿著游泳衣，混雜在歡樂的人群中，但是沒有人能說出他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他究竟為什麼呆在那裡。因而當他有一天從這些照片上消失了的時候，誰也沒有注意到。」你是不是讀得心有戚戚焉？莫迪亞諾接著直接指明：我們實際上都是「海灘人」，「沙子把我們的腳印就只能保留幾秒鐘」。
這「沙子把我們的腳印就只能保留幾秒鐘」，與安迪.沃霍爾的「每個人都能出名十五分鐘」其實是當代人類的一個硬幣的兩面，同樣虛妄。這樣的留存狀態與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裡一個馬德蓮小糕點就能引起連篇累牘回憶的那個時代的人類留存狀態自然懸殊。所以當人們把莫迪亞諾比作「現代普魯斯特」的時候，除了嘉許他直面記憶的決心，同時也在暗喻著：這是一個「反普魯斯特」。
莫迪亞諾所有對時光的偵破注定沒有破案結果：這些在黑暗時期失敗的偷越國境者、走私者，後黑暗時期失敗的偵探，在莫迪亞諾後期作品如《夜半撞車》、《地平線》裡直接化成無法完成人生拼圖的失憶者，就像安東尼奧尼電影《春光乍洩》（blow up）里的攝影師，似乎發現過神秘命運的蛛絲馬跡——隨後這些蛛絲馬跡又被命運一一反駁——不一樣的是，莫迪亞諾始終不甘心於命運的反駁。
的確，後極權世界中，我們對人類命運的辨認只剩下蛛絲馬跡而已，王小波和王朔也是這麼想吧——在他們的《萬壽寺》與《動物兇猛》（《陽光燦爛的日子》原著）里充滿了對莫迪亞諾的致敬，也許因為他們面對的，也是一個註定失憶的時代。失憶，向來是極權時代最希望人民達到的狀態，而記住，則是文學的本質，一生作品糾纏於這兩者的莫迪亞諾，是這麼一個矛盾綜合體：是記錄前者的普魯斯特，同時也是捍衛後者的堂吉訶德。
作為一個作者，去呈現這些會被拋棄在黑暗中的我們的陰暗面（在戰爭時代，這很可能並非少數人的存在狀況），莫迪亞諾本身秉持的也許是他的中篇小說《緩刑》裡的孩童之眼，對如此芸芸眾生不評判卻有著神秘的穿透力。
「緩刑」不單指這部小說和他無數篇小說裡那些身份不明的非常時期的流氓們日常生活的那種懸宕狀態，實際上也是當代人的絕望的隱喻：我們確知有一個無以名狀的可怕未來將要來臨，但不知道它將於何時才真正終結我們的幸福幻像，是所謂緩刑。同時，在小說裡借孩子回憶的混亂性之便，莫迪亞諾也盡情地打破線性敘事，即興往來於不同的記憶和現實之中，其實這也是回憶的真實狀態：莫迪亞諾接續了普魯斯特的千頭萬緒，只不過更化作吉光片羽，以呼應現時代精神的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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