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達觀點：
Google 創辦人 Sergey Brin ：
在擁有一切之後，仍然保持當年那個爬鷹架的勇氣。
他是 Sergey Brin，Google 的共同創辦人，身價千億美元的科技巨擘。但在這一刻，站在史丹佛的講台上，透過 Jennifer Widom 院長和現任校長 John Levin 的訪談，我們看到的似乎不是那個叱吒風雲的商業領袖，而是一個當年為了進實驗室不惜爬鷹架的頑皮學生。
這場對談充滿了懷舊的溫度，
卻也透露出這位科技巨人在 AI 時代的焦慮與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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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莫斯科 400 平方英尺的公寓走來
在談論創新之前，Sergey 先講了一個關於「世界觀擴張」的故事。
「我出生在莫斯科，那時還是蘇聯，」Sergey 的語氣變得柔和。「那是個很不一樣的世界。每個人都很窮，我們一家四口——父母、祖母和我——擠在一間 400 平方英尺的公寓裡，每天要爬五層樓梯。我根本不會去想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轉折來自他父親參加了一場在波蘭的學術會議。
在那裡，他第一次聽說了「西方世界」的模樣。回家後，這位父親做了一個在當時極具爭議的決定：舉家移民美國。
「我們仍然很窮，還得從零開始，」Sergey 說。「我得學新語言，交新朋友，放棄我在莫斯科的一切。那時候感覺很痛苦，但後來證明，那些痛苦的轉變反而打開了新世界。」
這段經歷似乎為 Sergey 後來的人生埋下了伏筆：當機會來臨時，敢於跳進未知，即使痛苦，也可能收穫意想不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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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是用來開的
如果以為 Google 的誕生是源自於嚴謹的學術規劃，Sergey 的回憶可能會讓你跌破眼鏡。
鏡頭拉回 1993 年。那時的 Sergey 剛到史丹佛讀博士，他的辦公室在舊舊的 Margaret Jacks Hall。他當時醉心的不是改變世界，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實驗。
「我當時在研究怎麼把碎紙片重組回原本的文件，」Sergey 說。「說實話，我從來沒完全做成功，但也沒人告訴我不要做這個。」
為了這個研究，他需要進入某些辦公室或房間，所以學會了撬鎖。
但當電腦科學系搬到嶄新的 Gates Building 時，門鎖變成了電子紅外線感應，撬不開了怎麼辦？Sergey 發現二樓陽台可以進去，而外面剛好有施工用的鷹架。
「我知道訴訟時效應該過了，所以我可以說了，」Sergey 露出那種工程師特有的狡黠笑容。「我從四樓的辦公室爬出窗外，沿著鷹架爬到二樓陽台，撬開那邊的實體鎖，然後進去那台製作鑰匙的電腦，給自己做了把萬能鑰匙，然後刪掉複製檔。」
台下的 Jennifer 院長打趣補充：「那可是四樓喔。」
全場哄堂大笑。
這或許就是矽谷精神的原點？
如果門鎖著，那就找窗戶；如果窗戶鎖著，那就爬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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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技術上還在休學中」
故事更有趣的是，Sergey Brin 其實從來沒有拿到博士學位。
當他和 Larry Page 決定離開學校創業時，他的指導教授 Jeff Ullman 給了他一個建議：
「為什麼不先試試看？如果不行，你隨時可以回來完成學位。」
「所以技術上來說，我還在休學中，」Sergey 說完停頓了一下，帶著促狹的笑容補充：「也許我還會回來，看看情況怎麼樣。」
台下又是一陣笑聲。Google 市值已經超過 4 兆美元，每分鐘處理上千萬次搜尋查詢，而創辦人還在「考慮是否要回來完成學業」。
這個玩笑背後，其實是史丹佛教授對學生極致的信任與自由，沒有人會因為你去做一個「看起來不靠譜」的專案而責備你。
不過就是去試試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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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萬美元的「玩笑」
歷史的轉折往往充滿戲劇性。
Sergey 回憶起他和 Larry Page 試圖兜售 PageRank 技術的往事。他們曾找上當時的搜尋巨頭 Excite。Excite 的創辦人之一 Vinod Khosla 覺得有點意思，於是 Sergey 他們回了一封信：「好的，我們願意以 160 萬美元授權這項技術。」
這對當時的窮學生來說是天文數字。結果他們很快收到回信：「喔，這錢太多了（a lot of moolah），但好吧。」
兩人興奮極了。但 15 分鐘後，他們的朋友 Scott 跑進來狂笑不止。
原來那封回信是假的。Scott 偽造了 Vinod Khosla 的電子郵件。「那時候你可以用任何人的名義發信，」Sergey 解釋道。
故事本該到此為止，帶著遺憾。Excite 後來確實也沒有買下 PageRank，但這個插曲彷彿是命運的玩笑，
命運硬是把 Google 留在了他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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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我是下一個 Steve Jobs
成功往往會掩蓋錯誤，
但 Sergey 沒有迴避他最大的失敗：Google Glass。
當學生問起「如何避免重複過去的錯誤」時，
Sergey 的回答異常坦率。
「我的建議是，在你有一個很酷的穿戴式裝置點子，並計畫搞一場涉及跳傘和飛艇的酷炫發表會之前，先確保你的產品真的做好了，」他說，語氣中帶著自嘲。
「我犯的錯誤是太快商業化了。我們還沒把成本降到消費者可接受的程度，也沒把產品打磨到足夠精緻，我就想說『看我的！』結果就……」
台下笑聲中帶著同情。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下一個 Steve Jobs」Sergey 說。
「我也犯過這個錯。但他真的是個非常獨特的人。我的教訓是：當你進入那種『外界期待越來越高、開銷越來越大』的雪球模式時，你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把事情做對。你需要給自己足夠的時間，不要被外部壓力推著走。」
這段話讓人想起 Google Glass 當年的盛大發布。
跳傘員戴著眼鏡從天而降，影像即時傳送到台下觀眾眼前。那場發表會確實震撼，但產品本身還沒準備好面對市場的殘酷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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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時代的坦白：我們一度太害怕
當話題轉到 AI，氣氛變得嚴肅而真誠。
作為 Transformer 論文的誕生地，Google 本該是這波生成式 AI 浪潮的絕對領跑者。但 Sergey 坦承：我們確實搞砸了。
大概八年前我們發表了 Transformer 論文，但我們低估了它的潛力，沒有投入足夠的運算資源去擴展規模。而且我們太害怕聊天機器人會說蠢話，所以不敢把它推向大眾。」
這份謹慎給了 OpenAI 機會。而且諷刺的是，帶領 OpenAI 突破的關鍵人物 Ilya Sutskever，正是從 Google 出走的。
「這是個非常聰明的洞察，他們做得很好，」Sergey 大方承認。
但 Sergey 也強調，Google 並非毫無準備。「我們很幸運的是，Jeff Dean 很早就對神經網路充滿熱情。那可以追溯到他大學時期的研究，他 16 歲時就在用神經網路研究第三世界疾病治療。」
Jeff Dean 在 Google X 底下建立了 Google Brain，開發出一系列神經網路演算法。「他跟我說『我們可以分辨貓和狗了』，我當時想『喔，好吧，酷。』」Sergey 笑著說。
「但你要相信你的技術人才。很快他們就開發出 TPU，應用到搜尋和各種任務中。」
Google 確實慢了，但底子還在。他們有 TPU 晶片（已經發展了 12 年），有全球規模的數據中心，有深厚的演算法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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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廳關了，我的退休計畫也毀了
Sergey 提到自己其實在疫情前「退休」了。
「我原本的計畫是坐在咖啡廳裡讀物理學論文，」他說。「結果疫情來了，咖啡廳關了。我發現自己困在家裡，感覺自己的思維越來越鈍，有種往下螺旋的感覺。」
「我必須回來。」
現在的他，不僅回到了辦公室，甚至成了自家 AI 最忠實的測試員。「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自我宣傳，」Sergey 說，「但我現在開車時，會跟 Gemini Live 講話。不是現在公開的那個版本——坦白說公開版用的是很舊的模型，有點丟臉——而是我們內部測試的新版本。」
「我會問它各種問題，比如：如果我要蓋一個數據中心，需要多少百萬瓦的電力？要花多少錢？它不會直接給我答案，但會給我五個選項，其中三個可能是垃圾，但兩個會有一些精彩的洞見，幫我理清思路。」
我看到這段的想法是：那個曾經爬鷹架的大學生回來了，但這次他手裡拿著的不是萬能鑰匙，而是通往通用人工智慧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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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會變成什麼樣？
在演講接近尾聲時，校長 John Levin 問了一個大哉問：「如果你是院長，你會怎麼規劃工程學院的下一個百年？」
Sergey 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思考該如何回答這個龐大的問題。
「我想我會重新思考大學的意義是什麼，」他終於開口。「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煩人——這是 Larry 會說的那種話，而我通常會很受不了他。」
台下又是一陣笑聲。
「但認真說，現在資訊傳播非常快。很多大學已經把課程放到網路上。MIT 有開放課程，Coursera、Udacity 這些平台也都在做。任何人現在都可以上網學習，看 YouTube 影片，或者直接問 AI。」
「所以大學的意義是什麼？如果你的目標是最大化影響力，只限制在一個地理位置可能不夠有效。當然，灣區是個特殊的地方，但人們現在可以遠端工作、跨地域協作了。」
這個回答讓台下的氣氛變得有些微妙。
Sergey 似乎意識到自己說得太深入了。
「我知道我有點漫談了，也不覺得自己能神奇地給你一個新配方，」他說。「但我真的覺得，這種『地理集中、有建築物、有講堂』的模式，不太可能是下一個一百年的答案。」
這個觀察既殘酷又真實。當 AI 可以成為你的家教，當線上課程可以觸及全球數百萬人，「大學」的護城河究竟在哪裡？
也許答案仍然是：那些在走廊上的偶遇、那些爬鷹架的冒險、那些被信任可以「休學去創業」的自由。
這些，AI 暫時還給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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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未來的備忘錄
在演講的最後，一位學生問他：「什麼是美好生活？」
Sergey 的回答意外地樸實。不是財富，不是名聲，而是「被智識挑戰的感覺」。
「我能和家人共度美好時光，我很感激，」他說。「但能夠在智識上被挑戰，對我來說也非常重要。我很高興我沒有繼續退休，那會是個大錯誤。能夠參與 Gemini 這樣的計畫，能夠在第一線感受技術的脈動，這才是活著的意義。」
台下響起掌聲，這次沒有笑聲，只有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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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最後：成功與失敗的鐘擺
聽完整場演講，我腦中浮現一個有趣的軌跡。
年輕的 Sergey 什麼都不怕。他爬鷹架、撬鎖、偽造鑰匙，甚至研究把碎紙片拼回來這種「看起來不太真實」的計畫。
為什麼不怕？
因為他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一個窮學生，一間 400 平方英尺的公寓出身，最壞的結果不過是回去完成博士學位。
但 Google Glass 改變了一切。
那時的 Sergey 已經是億萬富翁，是改變世界的科技巨擘。他以為自己是下一個 Steve Jobs，結果這份自信帶來了重大的失敗。產品沒準備好，市場不買單，那場華麗的跳傘發表會最終成了笑話。
這次失敗是否讓他在 Transformer 上變得保守？
我猜想，當 Google Brain 的研究員興奮地展示聊天機器人時，Sergey 腦中閃過的可能是 Google Glass 的教訓？
太早推出不成熟的產品，會毀掉整個計畫。
於是他選擇了謹慎，害怕聊天機器人會說蠢話，害怕再次砸了招牌。結果這份謹慎，讓 Google 錯失了先機。
但還好，故事沒有在這裡結束。
疫情把他困在家裡，咖啡廳關了，退休計畫毀了，他發現自己的思維開始鈍化。
於是他做了一個決定：回來。
不是回來當 CEO 發號施令，而是回到「創辦人模式」——親自測試產品、開車時跟 Gemini 聊天、提出各種瘋狂的問題。
這個決定把 Google 帶回了正軌。
我認為，成功可以讓我們學到東西，失敗也可以讓我們學到更多。
但 Sergey 的故事告訴我們一件更重要的事：
不管是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首先，我們需要不停地去嘗試。
年輕時我們因為「沒什麼可失去」而勇敢，成功後我們因為「害怕失去」而謹慎，但真正的智慧是：
在擁有一切之後，仍然保持當年那個爬鷹架的勇氣。
那個說「我技術上還在休學中」的玩笑，也許才是 Sergey 留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
永遠不要畢業，
永遠保持學生的好奇心，
永遠願意為了進入一個鎖著的房間，爬上四樓的鷹架。
（ 或許，也可以先花個幾分鐘想想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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