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9日 星期三

启功

買過启功先生的一些書.....

谁能把启功先生揣摩透?


《收获》第六期刊登了一组巴金和曹禺的通信,漫不经心地翻 着翻着,突然就有了触动,原来我误解了曹禺。谈到生命,曹禺感伤而颓唐,一幅认老服输的姿态,而他的文学领路人巴金总是鼓动他写作,不要辜负才华。提及死 亡,巴金用的是这样的句子:“看到全集出齐,签了名,亲自送到朋友手里,我就满意了。”“靠药物延续的生命,我不能浪费。唯一的目标是生命是开花。”“我 还可以拖下去,只希望再拖两三年,写出一本小书。”……所以,我无从知道巴金的遗言,他在死亡面前的态度,他对人生的检讨。巴金是在2005年走的,晚年 黄袍加身,死后哀荣备至,不幸的是试图说真话的《随想录》被阉割,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无人理睬。更可悲的是,他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度过生命的最后六 年。

不服老,不知死,不畏死。这或许是中国当代的一大文化奇观。愈是有知识的人,愈是会产生一种自我迷恋:相信自己不同凡响,可以逆自然规律而动。他们 似乎忘记了神灵、天意,凸显出自己与命运抗衡的特异功能。研读庄子的画家范曾对央视女主持人宣告,他人生的下半场从七十岁开始,他的爱情日日常新。东方文 化学者季羡林信心百倍奔赴108岁。2009年7月11日,98岁的季羡林先生离世时,依旧没有遗嘱,他知道前面就是坟地,但似乎很不愿意正视那个地方, “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烦。最好办法是不理,只等秋风过耳边。”这其实还属于是走夜路唱歌,驱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在他儿子季承的新书《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里,有 这样明确的表达: “死亡一直是个禁忌。他也没有遗书和遗嘱……父亲对死亡没有准备。”“父亲很少谈身后事。主动谈是没有的。一则,他相信自己身体好,另外,他不愿意谈身后 事。”

他们高寿的夭折耐人寻味,巴金是因为那个春节探望的人太多,造成呼吸道感染,以至于一病不起;身披上百个头衔的季羡林老人,也和某些啃名人高手的频繁拜访有关——题字,口述,拍照。

启功先生也是在2005年走的。他早已看穿了死亡的把戏,活得自在,圆满。晚年其实是陪大家玩儿。早在1978年风头正健之时,他就自撰《墓志铭》 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他说:“这个世界上面对我的字大体有三种人,有一种是不认识我的人,他们对我的生存是无所谓 的;另一种人是对我感兴趣并且已经拿到我的字的人,他们盼我赶紧死;第三种人是对我感兴趣但还没拿到我的字的人,所以他们盼望我先别死。

他的超脱通达甚至达到令人诧异的程度。当得知一个素来交恶的人即将西行时,他欣然预备了一副温情的挽联,“玉我于成,出先生意料外;报怨以德,在后死不言 中。”李可讲先生认为此说“尽释前尘”,现出启夫子高远的佛学修养——“所谓的恩怨,就是你不度他,你和他就不能得度”。启功先生认为“某先生是命里有缘 的朋友”。这种解释真是令人信服。

晚年的张中行先生暴得大名,他间或带着几位女性晚学向启功先生求字,“有好事者背后嘀咕:是桃色故事吗?夫子张口就道:不是。不过是蹭桃毛!”李可讲先生在书里评曰:“私下回味,夫子这随口一比,其喻事传神,实在精妙。”蹭/ 蹭桃毛

启功先生是真人,一个遵从本性生活着的人;其次,才是学者和书法家。他不是为了成为大师而来到人世的,他也不是为了身家排行榜而挥毫泼墨的。被人诟 病的“自谦”与“自贱”集于一身,恰是启功的智慧之处。他要跟俗世保持距离,又不愿伤害别人,就使出了此招,委屈的是仁者自己。

启功先生的故事,可以有这样的叙述法,可谓别开生面。文字读来趣味横生,满口留香。虽也有几近拍案而起为大师辩护之处,但作者大体以委婉解读飞白, 谨慎小心,生怕误读了大师,误导了读者。如此这番对大师人生的解读,不能不令人敬佩。本事有案可查,但有系统的解读,此书当算第一本。

在动乱频仍的中国社会里,如何安身立命、保有真性情,启功先生可谓范例。作为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和符号,他儒雅、内敛,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在俗世与 内心之间设置了一道厚实的隔离墙,治人者即使能感觉到他不驯服的存在,却很难抓到一点把柄。在七十七岁时,他就这样应对所遭遇的那场政治考验。

好的传记,除了陈述主人是什么,精彩之处就在于讲清楚主人公的不得不。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称得上一部别致的启功先生传记。在《服膺启夫子——揣摩启功先生的人生智慧》一书里,作为一个目击者,李可讲先生所言应该不虚。

活着,但随时可以从容离去。这本书独家披露的八十余幅照片里,启夫子圆润、本真的笑容,让人看到了一个被中国文化浸润而成正果的生命。他令人喜悦, 让人即刻卸下了人生的重负。人生的境界在晚年才见分晓,在启功先生面前,那些自恋的名流“国瑞”及“准国瑞”,真的难以让人尊重。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有意见请与作者联系:wh2021@126.com)


2010年12月27日 星期一

洪英花

司法院人事審查委員會,廿七日決定士林地院庭長洪英花(見圖,蕭博文攝)等三位法官免續兼庭長。上周才到監院陳情指控司法院長違憲的洪英花,獲知後表示是意料中事,但仍多次落淚指控庭長任免制度違憲,直指司法院長賴浩敏與祕書長林錦芳為了整肅異己「硬著幹」。 ...



庭長職被拔 洪英花:意料中的事
司法院昨日召開人審會,決議洪英花免兼庭長。洪英花則表示被拔掉庭長是意料中的事,但她不會氣餒,將留在體制內繼續推動司法改革。(記者張文川攝)

〔記 者楊國文、張文川、周敏鴻、黃良傑/綜合報導〕曾質疑台北地院扁案判決「自始無效」的士林地院庭長洪英花,被司法院提列不適合續任庭長,司法院人事審議委 員會昨開會討論並投票,經冗長攻防,以十八比四及一張廢票,決議將洪英花免兼庭長;洪若不服,可向考試院保訓會申訴。

洪:續留體制內推動司改

洪 英花獲悉投票結果後說,「這是意料中的事,沒什麼好期待的」,司法體系本來就是比較冷漠、封閉的官僚環境,她不願苛責投票贊成她免兼的委員,仗義執言的人 孤掌難鳴,愛莫能助吧!這種結果對她也毋寧是一種解脫,不然她還是會不斷被凌遲下去。未來她會續留在體制內督促司法院完成庭長任免、遴選制度的人事改革, 以免未來又有庭長被凌遲。

昨天司法院投票結果出爐後,洪英花眼眶泛紅、強忍淚水說:「我一滴眼淚也不能流!有人急著看到我被打倒的模樣,但我會更堅強,堅定地留在體制內,推動司法改革」。

她並強調,絕對不會撤回國賠聲請,整個免兼庭長案的過程,包括選票資料證據、會議紀錄,將來都會攤在審判庭的陽光下接受公評檢驗,她相信、也期待司法能還她公道,如果爭得一百五十萬元國賠金,將捐做公益或當司法改革基金。

洪英花說,這樣的迫害和整肅,不會影響她對審判工作的熱誠,反而更堅定她待在體制內捍衛是非與法官尊嚴的決心,她不是為了位子而爭,而是希望藉由她這小小的星星之火,能讓司法院回應司法改革訴求,建構公正客觀的法官審議制度。

洪英花日前曾為被提列不續任庭長到司法院遞送國賠聲請書,並向監院陳情,指稱司法院長賴浩敏和秘書長林錦芳廢弛職務,要求糾彈賴、林二人。昨日人審會未演先轟動,會中也花了最多時間討論洪是否續任庭長案。

昨 天人審會上,洪英花結案的「自結率」高達九成七,受到肯定,被質疑較多的是承審案件經上訴後,未被撤銷的「維持率」為六成一,低於士院所有法官平均的八成 四;此外,有數位委員發言指「洪過去的爭議多」,昨天下午秘密投票結果,十八票投洪應免兼庭長、四票認可續任、一票廢票。

另有桃屏二庭長也免兼

昨天同被提列的屏東地院庭長潘正屏、桃園地院庭長謝順輝,也分別以十九比四、十五比八通過免兼案。謝對此結果表示尊重,潘則說「建立制度也好」,肩上壓力終於可以減輕。

對於洪英花被提列不續任庭長案,司法院昨表示,該院依規定發函給高等法院刑事庭法官、庭長等一百零四封問卷,列出審判品質、裁判書製作等「五項評判標準」,以了解洪英花等人是否適合續任庭長,共回收卅份法官問卷,其中十九人認為洪不適合續任、四人認為適任、七人無意見。

其後,司法院彙整洪的辦案成績、近五年考績、擔任庭長及所屬該庭遲延件數等共「九大標準」,再送司法院職期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會中有六人認為洪應免兼庭長、四人贊成續兼,因此全案送司法院人審會。

洪英花日前點名司法院長賴浩敏對她政治迫害,身兼司法院人審會主席的賴浩敏昨強調,一切依法行事,全案已由監察院調查,不方便多說。

2010年12月21日 星期二

黑幼龍

這一篇是Justing 轉寄的 原來有段案語和不同的顏色表示 我都拿掉

黑幼龍先生與他的兒子月前在台北真理堂(隔壁)演講 "激動學" (我這樣稱呼之) 我都沒有機緣去給"激動一番"

黑幼龍先生早期也在教會刊物翻譯 約1990年起 他代理美國 D.卡內基的教材等 在台灣很成功 我對他們有一小小貢獻
即送一位SALES 去受訓 他們的組織嚴密 Bob 再來要求我受"中級班"之類的
我跟Bob 說 那兒的人際關係畢竟不是他的核心關係......


有類人 是不相信所謂激勵學的
它們的提神效果可能只幾秒幾分
然而 人的情緒意志等問題是無所不在的
許多人會認為它們自有些效果

幾年後 他們的業務很發展
我在21世紀初還在香港機場某公司的business class 櫃檯上遇過他







----

我們並非無知,只是知而未行
( 摘自-多點思考 更能放鬆,作者:黑幼龍)
一九二五年,芝加哥白水灘飯店(White WATER Beach Hotel)舉行了一場重要的會議,與會者都是各行各業的頂尖人物,包括全美最大鋼鐵公司總經理、最大電力公司總經理、最大瓦斯公司總經理、紐約證券交易所總經理、聯! 邦! 政府部長、爾街響叮噹的投資高手、最大交通運輸公司總經理、國際商銀總經理。

這些人都很會賺錢,這次聚會的目的,也正是討論如何創造更多財富。
這些人後來過得如何呢?或許你跟我一樣好奇。

二十五年後,果真有人興致勃勃地作調查,結果驚訝地發現: 鋼鐵公司總經理去世前五年是借債度日的;電力公司總經理一文不名地死在外國的小島上;瓦斯公司總經理成了精神病患者; 紐約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剛從辛辛監獄關出來; 聯邦政府部長剛得到美國總統特赦,總算能死在家裡; 華爾街投資高手和交通運輸公司總經理、國際商業銀行總經理都自殺了! 十個頂尖人物,竟沒有一個人能得善終。 他們為什麼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團糟?
我並不確知詳情,卻很感慨,會賺錢的人,不一定會生活; 工作能力強的,不一定懂得克服情緒壓力;絕頂聰明的優等生,不一定能夠自我調適。
在台灣有多少這樣的人?
努力賺錢、衝刺事業、用功讀書,卻因為不懂得如何克服緊張、壓力、焦慮、憂愁,所有的付出,到最後是一場空,只換來失去健康、失去平靜、失去快樂。
活得這麼辛苦,究竟是為什麼? 只要願意,其實每個人都能把自己從不幸、痛苦的深淵解救出來,快樂絕對可以操之在我,端視你如何面對、處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記得三年前,我和十幾個美國卡內基講師一起到蒙大拿滑雪。
很巧地,有兩位講師的妻子都是才剛過世不久,其中一人,沿途都鬱鬱寡歡,另一人卻是活潑開朗,玩得比誰都盡興,而大家都知道,他與妻子向來十分恩愛。

我感觸很深,類似的境遇發生在不同人身上,反應也截然不同。
這讓我想起一段印象非常深刻的電影情節。

冰天雪地中,女主角在凍結的湖上快樂盡情的溜冰,坐在湖畔重病已久的丈夫,凝視著心愛的妻子,安然闔上雙眼。

接下來的日子一片忙亂,親友們前來幫忙喪偶的女主角,照顧小嬰兒、安排生活、處理瑣事……
女主角的姊姊心疼妹妹的遭遇,悲傷流淚,但女主角反而微笑安慰姊姊說:「我曾經擁有一段美麗的時光,這已足夠!」 看到這一幕,我不由自主流下淚來。

當時我就想,萬一有一天,我遭遇重大的災難痛苦,也要告訴自己:「我曾經快樂充實地生活過,這就夠了。」
我深深確信,人真的可以改變想法,來克服憂慮、恐懼、甚至各種病痛,進而改變人生。
生活需要平衡發展,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特別是相互激勵,相互瞭解,相互分享,相互原諒。
學會感恩、寬恕,活在每一個當下,以正向積極的人生態度,微笑迎接命運給我們的每一個挑戰。
事實上,你我都不需要再學什麼新觀念,我們所認知的已足夠引導我們享受快樂的人生。
我們並非無知,只是知而未行。

當你遭遇困境,不知所措時,與其焦慮,不如試試魔術方程式的三個步驟,和解決煩惱問題的三個原則,你將發現事情沒那麼糟,總有改善最壞狀況的方法。 如果情勢真的無法挽回,那麼就接受它!已經盡力就夠了,其他的交給上蒼吧!

(克服憂慮的魔術方程式,其實只有簡單的三個步驟: 1.問自己:最壞的狀況是什麼? 2.接受最壞的狀況 3.設法改善最壞的狀況)

相信我,你真的可以做到。當你不小心又跌入憂煩時,與其惱怨命運的不公平,不如盤算你所得到的恩惠,你將發現自己原來是很有福氣的。

俗話說:「人人頭上一片天,歹歹馬,也會一步踢。」 再貧弱的人,也有自己的強項,振作起來,去忙一些建設性的事,茁壯自我你就會愈來愈幸運,愈來愈有福氣。
相信我,你一定可以做到。

不心存報復,不斤斤計較得失,不期待他人的感恩,只享受付出的快樂,並在為人創造喜悅的同時,豐富自己的人生。

2010年12月18日 星期六

Richard Holbrooke

我是從bbc知道Richard Holbrooke過世的消息
後來的報導和訪問中的評語多正面的

台灣的書中談到他的 可能只有錢復回憶錄的5處 都不深入

Sharing Stories of a Man Who Loved Big Challenges

Celebrities and former colleagues of the diplomat Richard C. Holbrooke gathered to reflect on the life and accomplishments of a cherished friend and demanding boss.



Richard Holbrooke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 [ 翻譯此頁 ]
Richard Charles Albert Holbrooke (April 24, 1941 – December 13, 2010) was a top-
ranking American diplomat, magazine editor, author, professor, ...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時的國務院東亞助卿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十三日因主動脈剝離急救無效逝世,享年六十九歲。他曾調停波士尼亞戰火而獲國際稱道, ....."

"歐巴馬政府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特別代表理察.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是當今美國外 交界最有能力、最具才華但也是最自大、跋扈的傳奇人物。他從事外交工作將近半世紀,從甘迺迪時代到歐巴馬政府,其間凡是民主黨執政,他一定會出來做外交 官。從六○年代的的越戰到今天的阿富汗戰爭,他都是親歷者和見證人,他的最大成就是在一九九五年促成解體後內戰不已的南斯拉夫(波士尼亞)達成德頓停火協 議。 "




Profile: Richard Holbrooke

Richard Holbrooke at the White House on 22/1/09
Richard Holbrooke has served under presidents since Jimmy Carter

In a career alternating between financial executive and diplomat, Richard Holbrooke is perhaps best known as the architect of the 1995 Dayton peace accords that ended three years of war in Bosnia.

He is also credited with averting a possibl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Greece and Turkey in a dispute over an uninhabited Aegean Sea islet a year later.

Nicknamed "the Bulldozer", Mr Holbrooke gained a reputation for confronting warring leaders to get them to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ese skills were to be tested again in his final role as US envoy to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First name terms

Mr Holbrooke was born in New York in 1941, and is of German-Jewish descent. He was educated at Brown University and was married to writer Kati Marton.

He began his diplomatic career in Vietnam, and served a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sia as well as US ambassador to Germany.

It was while he wa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uropean and Canadian affairs, between 1994 and 1996, that he went to Bosnia as part of a peace-seeking delegation.

The then Yugoslav President Slobodan Milosevic with Richard Holbrooke in Dayton, Ohio, in 1995
I make no apologies for negotiating with Milosevic and even worse people, provided one doesn't lose one's point of view
Richard Holbrooke in 1999

Over the course of various protracted and often difficult negotiations, Mr Holbrooke developed a rapport with then Yugoslav President Slobodan Milosevic. They were said to have been on first name terms.

There were stories of Holbrooke sipping a mid-morning pear brandy with Mr Milosevic at the peace talks in Dayton, Ohio.

Mr Milosevic also reportedly hosted the US diplomat for an 11-hour dinner near Belgrade at the former hunting lodge of long-time Yugoslav President Tito.

Mr Holbrooke said he had no moral qualms about "negotiating with people who do immoral things".

"If you can prevent the deaths of people still alive, you're not doing a disservice to those already killed trying to do so," he said in 1999.

"And so I make no apologies for negotiating with Milosevic and even worse people, provided one doesn't lose one's point of view."

His success at Dayton saw him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 one of several such nominations he received over his career.

Although his 1999 mission to persuade Mr Milosevic to remove his troops from Kosovo failed, it did not damage his reputation as one of the best and toughest US diplomats.

UN role

While admired for his first-class intellect, Mr Holbrooke's robust and combative style made him enemies in the US government.

In 1997, he was widely tipped to become secretary of state, but lost out to Madeleine Albright.

A year later, he was nominated by then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s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But his appointment was delayed for more than a year while a federal ethics probe was carried out over his lucrative second career on Wall Street.

After stepping down from his role at the UN in 2001, Mr Holbrooke served as vice-chairman for a private equity firm.

He also advised Senator John Kerry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2004, as well as Hillary Clinton in her bid for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in the 2008 campaign.

As US special envoy under Barack Obama, Mr Holbrooke continued to work with Secretary of State Clinton, trying to get Kabul and Islamabad to effectively fight the region's resurgent Taliban and al-Qaeda militant groups.

2010年12月14日 星期二

戌井 市郎

戌井 市郎我不認識 不過這是日本訃文代表
Wikipedia

戌井 市郎(いぬい いちろう、1916年8月5日 - 2010年12月15日)は、日本の演出家、文学座代表。

経歴・人物 [編集]

京都祇園に生まれる。母方の祖父は喜多村緑郎。本名・戌井市郎右衛門。京都府立第二商業学校卒。1935年創作座研究生、1937年文学座創立に参加、久保田万太郎岸田国士岩田豊雄の演出助手を務める。

1940年日本放送協会嘱託となり、1943年までラジオ番組の演出に当たった。

1945年森本薫の「女の一生」(久保田万太郎演出、杉村春子主演)初演の演出助手を務め、のち演出を行う。1957年日本新劇代表団の一員として訪中、1963年劇団文学座理事、1970年終身幹事、代表幹事、取締役、社長を経て、1992年文学座会長、2008年代表。新劇のみならず、新派歌舞伎商業演劇と幅広く演出を手がけた。

1954年毎日演劇賞川口一郎「島」、森本薫「退屈な時間」の演出で授賞、1960年名古屋演劇ペンクラブ賞、1982年紫綬褒章受章、1987年勲三等瑞宝章1997年芸能功労者表彰、2003年朝日舞台芸術賞特別賞を「大寺学校」の演出などで、2008年読売演劇大賞芸術栄誉賞、松尾芸能賞特別賞受賞。

2006年から2009年まで日本劇団協議会会長を務めた。

著書に『芝居の道 文学座とともに六十年』(丸善出版事業部、1999)がある。

孫は作家の戌井昭人

2010年12月15日、肺炎のために死去[1]。94歳没。

脚註 [編集]

  1. ^ 戌井市郎さん死去 読売新聞 2010年12月15日閲覧

外部リンク [編集]

****

文学座代表、戌井市郎さん死去 94歳

2010年12月15日13時47分


写真戌井市郎さん

 杉村春子さん主演の「女の一生」の演出などで知られる劇団文学座代表で演出家の戌井市郎(いぬい・いちろう、本名戌井市郎右衛門〈いぬい・いちろうえもん〉)さんが15日午前11時17分、肺炎のため東京都内の病院で死去した。94歳だった。

 京都市生まれ。祖父は新派俳優の喜多村緑郎さん。1935年に創作座に入団して演劇界に入り、37年に文学座創立に参加した。演出助手、舞台監督などを 経て、「華々しき一族」など劇団の代表作を数多く手掛ける一方、坂東玉三郎さんらが出演する「華岡青洲の妻」「ふるあめりかに袖はぬらさじ」や「天守物 語」「婦系図」など、商業演劇や歌舞伎、新派など幅広いジャンルで演出した。

 90歳を超えても現役演出家として活躍。今年6月も平田オリザさんに依頼した新作戯曲「麦の穂の揺れる穂先に」を文学座で演出した。06年には、演出 家、流山児祥さんの誘いで高齢演劇人のユニットに参加し、「オールド・バンチ」で俳優としてデビュー。老いた悪漢たちが世の不正に異議を唱える3部作で、 歌や女形芸も披露して、観客を沸かせた。

 俳優を育てる文学座付属演劇研究所の活動にも力を注ぎ、その50周年を記念して今年3月に「大同窓会」を企画。4月の記念公演「わが町」に老農夫役で出演もした。

 03年朝日舞台芸術賞特別賞、08年読売演劇大賞芸術栄誉賞を受賞。06年から09年まで日本劇団協議会会長を務めた。小説家の戌井昭人さんは孫。

2010年12月13日 星期一

《鈍夫年譜》談"任"

"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胡鐵花


《鈍夫年譜》是胡適先生1957年在台灣印行他父親胡傳*自撰的
胡先生請楊聯陞先生寫一篇跋-- 我近日重讀它-(我沒讀過《鈍夫年譜》)


根據楊先生的引述


".......鐵花先生52歲 不甚得意......范荔泉先生"以'任'字相勖"

鈍夫先生就"任"發了些議論

"弟前所論任字之義
乃謂隨時隨地皆有當任之責
當盡其在己者 不容推諉于人.......
曾子以仁為己任 亦曰任重"

"如弟今日所處之位 義當處則處 當退則退 于己皆有當任之責
處其位而不能有所為 則任過 任也
任怨 亦任也
省己量力 義當求退而力求之 亦任也
任事 任也
任道與義 亦任也
論道義則命在其中 求道義之所安 即安命也 非計及運氣也






*胡傳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胡傳1841年1895年),原名守珊,字鐵花,號鈍夫安徽績溪縣人,為胡適之父。家中為茶商,1858年通過上海縣試,1859年松江府試中試,遭逢太平天國之變,元配馮氏罹難,後續娶曹氏。胡傳協助督辦團練1868年上海龍門書院,師從劉熙載。而後五次參加鄉試皆未中舉,遂放棄科舉之途,前往中國東北寧古塔,後受吳大澂推薦,走上仕途,擔任五常廳撫民同知,因丁憂守喪回鄉。後追隨吳大澂,先後前往海南、協助治理黃河,及辦理江蘇稅務。此一期間,續娶馮順弟,即胡適生母

1891年,奉調台灣,擔任「全臺營務處總巡」,考察台灣防務,隨後又擔任臺南鹽務總局提調兼辦安嘉總館,辦理臺南鹽務。期間將家眷接至台灣,胡適便與母親渡臺。1893年,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屯,任職期間大力整頓軍紀,嚴禁鴉片,禁弗能禁。1895年真除知州一職,甲午戰爭後,台灣割讓予日本,奉令返回,胡傳先將家眷送回中國大陸,自己則受劉永福委託,參與台灣民主國事務,因得腳氣病,難以撐持,1896年內渡,病死於廈門。胡適曾謂:「我父親是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位犧牲者」(《胡適評傳》可憐的縣太爺)。

胡傳著作有【台灣日記與秉啟】。其中記載:『埔裡所屬有南番,有北番。南番歸化久,初亦不茲事。北番出,則軍民爭殺之;即官欲招撫,民亦不從……。 民殺番,即屠而賣其肉,每肉一兩值錢二十文,買者爭先恐後,頃刻而盡;煎熬其骨為膏,謂之『番膏』,價極貴。官示禁,而民亦不從也。』清楚記載出當初漢人 屯墾而屠殺原住民的歷史。

臺東舊站前有鐵花路,鯉魚山忠烈祠旁則有「清臺東直隸州州官胡鐵花紀念碑」以為紀念。

2010年12月11日 星期六

陳盛文

讀這漫畫 想起大三(1973)的室友 陳盛文(化工)---我竟然忘記是否為陳勝文
他有一好習慣 每天一定在臥床冥思半小時以上
我們在1981年之後就很少連絡
很思念阿文

按下看大圖
漫畫來源: Ted Goff

2010年12月9日 星期四

孫大偉

自從上月, 孫大偉的親友給許多故事。  選這則當代表。
----

大偉,我沒有哭---孫大偉教會我的四堂課

《康健》資深撰述王梅,曾幫廣告教父孫大偉出書《該生素質太 差》,以及多次採訪報導。就連大偉想要將來葬身何處,都是王梅寫《跟親愛的說再見》一書時,他親口說出的心願,從拉拉山的樹下改到清境農場的杜鵑花下。面 對好友驟逝,王梅最後一次寫孫大偉。這一次,是關於大偉教給她的幾件事。
文.王梅

「大偉,我沒有哭。」
2010年11月7日,台灣廣告界人稱「教父」、「才子」、「頑童」的孫大偉以58歲盛年離開人世,成為轟動媒體的新聞。隔天,我到中部出差,坐在南下的高鐵一路回想和大偉20多年的互動,心有所悟寫下了這句話。
奧美整合行銷集團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莊淑芬和孫大偉情同姊弟,她很精準地形容大偉,「崛起於廣告界,影響力卻超越廣告界,他是台灣的英雄,他的離去更是台灣的損失。」
我和大偉因為多次採訪工作而熟識,曾經共同完成《該生素質太差》與《老男人與老男孩》兩書,以及數十篇報導,有4~5年時間因為必須密集工作,和大偉來往頻繁,與他的家人與身邊同事也相當熟稔。
大偉為人四海,交遊廣闊,從市井小民、販夫走卒、高官要員到企業老闆,到處都有他的好朋友。身為大偉的朋友之一,老實說,我有很深沈的失落感,彷彿 生命裡「空掉了一塊」。但我反覆咀嚼,大偉這一生活得淋漓盡致,痛快精彩,沒有白來一趟,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的際遇,我應該替他感到高興,實在不應該掉淚。
永不浪費生命
大偉教給我的第一件事,他熱血沸騰,永不浪費生命,做事永遠都是打前鋒、帶頭衝。他一共經歷3家廣告公司──奧美、汎太、偉太,早從在奧美時代,他 就經常帶著工作夥伴南征北討,抓蝦、摸魚、追趕流星雨。我也曾經跟著「大偉幫」一起加入過幾場「戰役」,遠征福壽山、清境農場、馬祖、台東等地,曾在淒風 苦雨中遇到大霧,飛機被迫折返,改搭夜船上岸,印象依舊深刻鮮明。

 他可以盡情嬉戲玩耍,但也頭腦冷靜,做任何計劃都會先沙盤推演,盯緊每一個細節。舉例來說,2002年他去參加鐵人三項,2006年騎自行車環島,事前 都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縝密規劃,包括勘查路線、體能訓練、行程分配,絕不貿然行事。他一生都在努力「拚執行」,一貫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廣告拚在執行」,意思 是說,光是有好點子有什麼用,不把它執行出來就是白搭。

一般人都以為孫大偉天生就是做廣告的好手,其實,他高中留級,大學落榜3次,換過很多工作,最後瞎打誤撞才進入廣告業,不到幾年光景就從小文案爬升到創意總監,那是因為他在背後付出加倍的努力。
他非常用功,只要有空,幾乎卷不離手,隨時都在看書,而且看的種類很廣泛,天文地理、自然生物、歷史小說、漫畫遊記,是個標準的「雜食動物」,還會 一邊看,一邊記重點。他有一項特長,記憶力過人,看過的內容幾乎都能牢牢記住,有次大偉的老戰友何兄(何英超)和他打賭,想故意考考他,大偉隨手抓出一本 書清清楚楚地講出重點。難怪大偉做創意信手拈來都是素材,因為肚子裡裝了很多料,廣告界資深前輩莊淑芬就親口說過,「大偉是我看過最用功的創意人。」
有情有義,只說真話
大偉教給我第二件事,有情有義,愛恨分明,不說假話。大偉以「愛朋友」出名,常說「為朋友可兩肋插刀」,每個朋友在他心中都佔有一個「位置」。有一 回,我請他到《康健雜誌》演講,他老兄不假思索回說,「妳就是找我去跳脫衣舞,我也得跳啊!」讓人聽得很窩心,真是給足了面子。
但大偉也對我說過「No」。我的另一本書《手術室裡的祕密》出版,找他幫忙寫推薦序,他起先一口答應,但後來看了書的內容談到「醫療失誤」、「手術 併發症」與「細菌感染」等章節,又深覺不妥,提筆寫了一封信向我道歉,解釋他本身是「醫療受益者」,不能違反江湖道義,得了便宜還賣乖。

 大偉的心臟不好,緊急動過2次心導管手術,驚險地與死神擦身而過,讓他有很深的體悟與感恩,「醫院是個奇特的地方,能讓人興起謙卑之心。」他說,鞠躬道謝那些曾經拯救他性命的醫護人員都來不及,怎可倒將一軍、「出賣」朋友?我了解大偉處事風格,沒有繼續為難他。

 他們兄弟都有高血壓和心臟病的家族病史,大偉的四哥比他更英年早逝,49歲那年死於心肌梗塞。幾年前,我記得大偉曾跟我講過,「台灣男人平均壽命是75歲,我憑什麼認為自己會比這個數字活得更久?」我當他是說笑,沒有答腔。
但大偉很認真地思索過這個問題,從2003年動過手術以後,他就公開聲稱,接下來的每一天,都是他賺到的,只要多活一天,就多賺一天。有一次,他表情嚴肅地跟工作夥伴、偉太廣告總經理周筱莉說,「你們都以為我是樂觀的人,其實我是悲觀論者,每天都在拚最後一分鐘。」
大偉想得很清楚,每個人的人生終點都是確定的,而是在到達終點的過程中選擇用哪種方式。他總自比是一輛跑車,一直在挑戰極限,跑車最大的悲哀就是停在車庫裡腐朽生鏽,萬一他這台跑車在跑道上掛了,撞得粉身碎骨,也要甘願,因為這是跑車的宿命。
趁早寫好遺囑腳本
大偉教給我的第三件事,對死亡一定要有想法、有計劃,才不會倉促而走。幾年前,曾有機會與大偉訪談過「死亡」,他說到自己早已寫好遺囑腳本,他其實很早就認知,「明天」和「無常」並不見得是明天先到,「意外」就像突擊檢查,無從作假,愈早做好準備才能接受生命無常的本質。
在醫院接受心臟手術時,他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能活著走出去,朦朧中感覺彷彿回到童年時撒野的模樣,以及父母年輕時的風采,正在與大姊、四哥話家 常……。出院後,大偉寫下了對生命的了悟,「我像是經過多年遊蕩,終於踏上返鄉之路的遊子,身後是牽腸掛肚、依依不捨的妻兒,遠方則是朝思暮想、一別經年 的父母與兄姊,往前往後都是團圓,只是和不同的對象而已。」

 大偉一直擔心他的心臟問題,最後卻因腦溢血過世。他在加護病房和死神奮鬥的最後2個月,我去探望他不下10次,但始終未走進加護病房一步,沒有見到他最 後的模樣,我私下認為那是保留給家屬的專利,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尾神氣的活龍」,我只需表達關心,必要時或許可以把在《康健》工作所學到的知識提供協 助。

 大偉的昏迷指數始終維持在3,以醫學的判定標準是屬於重度昏迷的腦死。我心裡很清楚大偉應該是醒不過來了,即使逃過一死,也會變成必須仰賴各種維生儀器 的植物人,以他願賭服輸的個性,絕不會喜歡「歹戲拖棚」。我擔心大偉在最後一刻被CPR電擊急救,幸好家人與醫療團隊已有共識,讓他平靜有尊嚴的離世,沒 有在生命結束前遭受「死亡套餐」的折磨。

 我回家趕緊立下自己的遺囑腳本,簽好「拒絕心肺復甦意願書(DNR)」,以免萬一得到重病藥石枉然時,還被送去插管或者變成植物人,拖累家人。把這些事都打點好,我才能無後顧之憂、在有生之年好好活著,走的時候了無遺憾。
死亡只是旅行的形式
大偉很早就決定不要告別式,他討厭繁文縟節,最好是靜悄悄地走,不要驚動大家,他很不喜歡那種哭哭啼啼、吵吵鬧鬧的氣氛。大偉曾參加過很多告別式,常常好奇地想,如果那些「主角」有知覺,會不會覺得被困在那個軀殼裡的時間很難熬,希望趕快度過漫漫長途。
大偉過世那晚,諸親好友在醫院的往生室裡跟著誦經團一起助念「南無阿彌陀佛」,正前方是躺在那裡全身覆蓋「往生被」的大偉,我看不見他的臉,瘦瘦長長的身體線條,好像躺在船裡等著被曬乾的鹹魚。
看到這幅畫面,我突然覺得很有趣,我猜想大偉的靈魂此刻飄浮在空中,一定會忍不住對著我們開罵,「你們這些豬頭,在這裡敲鐘誦經,連續搞了好幾個鐘 頭,不嫌吵啊!」但我在心裡和他對話,「大偉,現在既然落在我們手裡,就隨便我們怎麼搞吧,由不得你了!」我走出往生室,隨口和坐在休息區裡的胡珮玟(大 偉戰友)說起這事,兩人很有默契地相視而笑。
大偉走後第3天,我們共同的好友之一、企業界老頑童、奇哥實業董事長陶爸(陶傳正),用電子郵件傳了3張大偉的照片給我。幾個月前他們一起受邀替台灣觀光局的「光點計劃」擔任評審,到北部、東部的旅遊景點實地考察了一圈,陶爸難得跟大偉一起出遊,趁機幫大偉拍了幾張照片。

 陶爸為大偉留下的身影,幾乎都是背部或側面大特寫。我有點不滿,打電話向陶爸抗議,「你拍大偉的鏡頭,怎麼不是『老屁股』,就是『老人斑』? 」陶爸回說,「妳不覺得他的『老屁股』看起來很放鬆嗎?」我們兩個忍不住笑了起來,陶爸說的沒錯,畫面中的大偉看起來的確很「放鬆」,這就是他一貫的人生 態度:放輕鬆,並且玩得爽。

 不過,我認為大偉還是做錯了一件事,不該太早離場,送行的親友這麼多,卻只有他一個人登機。莊淑芬比喻得好,「大偉是急性子,等不及要到另一個世界去探 險。」大偉心愛的大兒子小牛也說,「爸爸在那一頭微笑招手,交代大家別擔心,他先去那裡玩耍,要我們好好繼續走下去,見到他的時候才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可 說。」

 這也是大偉教給我的最後一件事,死亡只是一種旅行的形式。大偉的好友、資深音樂製作人倪桑(倪重華)語重心長說了一句,「他是活菩薩,教會我們最寶貴的『生命課』。」

往前往後,都是團圓
雖然大偉交代不舉辦公開告別式,但大家還是決定替他舉辦「畢業典禮」攝影展,這樣他就無話可說,因為大偉非常喜歡玩攝影,他曾經形容,廣告是他的大老婆,攝影就是他的小老婆。
「往前往後都是團圓,只是和不同的對象而已」-孫大偉。偉太廣告的同事把這句話當作大偉畢業展的slogan,我真是由衷地喜歡這句話。《天堂的階梯》與《天堂旅遊指南》這兩本書都告訴我們不需要懼怕死亡,因為死後到達的世界是另一個樂園。
每年大偉過生日,我總不忘寄張卡片給他,心想,今年這張生日卡可能寄不出去了,但我還是琢磨著,是否把收信地址改寄到「在天堂裡的孫大偉」。
大偉,謝謝你,我們天國相聚。
PS.很抱歉,我還是忍不住偷偷哭了。
版權所有,本刊圖文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公開傳播。
---

11/22Fanny 傳給一份:大陸同胞的單車台灣環島夢!
最讓我想起孫大偉先生的自行車環島之旅的 planning 階段的文章
孫大偉在10歲時曾經有個夢想,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騎自行車環島.他五十五歲時,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個夢想,也就是騎著腳踏車環島

*****

孫大偉1951年2010年11月7日),生於台灣屏東縣,著名廣告製作人、作家、主持人、企業家,曾任台灣奧美廣告創意總監、汎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顧問、張思恆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顧問,以及上海偉太廣告總裁。
熱愛釣魚、登山、自行車、旅行,充滿創意,在台灣文化圈中素有盛名,被稱為廣告教父。

目錄

[隱藏]

[編輯] 生平

孫大偉其父為東北人,1949年帶著全家隨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落腳屏東。孫大偉出生於台灣屏東眷村,是家中第八個兒子。中學時隨家人遷移到宜蘭羅東居住,因成績不佳,中學曾經留級大學聯考落榜、重考。服完兵役之後,重考並畢業於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與李豔秋是同學。其妻袁自玉也是就讀於輔大時的同班同學,與孫大偉生有二子。
32歲時,進入國泰建業(即今台灣奧美廣告前身)由試用文案做起。此後,因製作許多膾炙人口的廣告,在廣告界展露頭角,並成為台灣奧美廣告創意總監。他樂於提攜後進,台灣廣告界許多著名人物,如許舜英范可欽都視他為師父,因此被稱為廣告教父。
41歲時,他離開台灣奧美廣告,獨自創業。曾任汎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顧問,52歲時,又在上海創辦偉太廣告。
孫大偉中年開始挑戰鐵人賽,開創了台灣中年人攀登玉山,與騎單車環島的風氣。他也在電視開設節目,介紹廣告,曾擔任傳訊電視「廣告也瘋狂」和力霸友聯「廣告再瘋狂」節目的製作及主持、Go Go TV「今夜要回家」和年代「魚樂新聞」節目主持人。
孫大偉政界及商界的人緣極佳,與藝人陳昇陳文茜、商界嚴凱泰等人皆是好友。1998年,國民黨馬英九參選台北巿長時,由孫大偉擔任廣告總監,為他製作了一系列的競選廣告,最具代表性作品就是「馬之內在」。在馬英九進行台北巿長連任選舉,以及總統大選時,都曾邀請孫大偉為他製作廣告。也曾幫國民黨郝龍斌朱立倫胡志強等人製作形象廣告。
2009年,參與捷安特董事長劉金標發起的京騎滬動。
2010年,設計了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的標誌。

[編輯] 逝世及以後

孫大偉素有氣喘高血壓心臟病史,2010年9月因腦溢血入院,於11月7日下午1點30分病逝於台北振興醫院,享年58歲[1]

[編輯] 著作

  • 《該生素質太差 : 孫大偉的成績單》作者:王梅
  • 《人慾橫流-孫大偉的異想世界》作者:孫大偉
  • 《孫大偉的菜尾與初衷》作者:孫大偉

【本報台北訊】「廣告教父」孫大偉,七日結束五十八歲的人生,他生前好友包括陳文茜、李艷秋以及嚴凱泰等,替孫大偉策畫了「孫大偉的畢業典禮」,用攝影展取代告別式紀念他。

親 朋好友將舉辦兩波攝影相片展覽,包括十九日在台北華山藝文中心舉行「往前往後都是團圓│孫大偉攝影展」,以及十二月六日,也就是孫大偉生日這一天在新店圓 頂劇場辦「有你真好│孫大偉畢業典禮」,屆時民眾可透過孫大偉生前攝影作品與生活照,看見他眼中與眾不同的世界,並緬懷這位廣告教父。

孫大偉廣告生涯共創作超過百部的廣告作品,其中不乏膾炙人口、令人印象深刻的廣告。而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則是與媒體人陳文茜共同完成的環保議題影片「正負二度C」。

「大 偉,有你真好」,陳文茜昨天手持在孫大偉辦公室找到的一幅字「有你真好」,並說畢業典禮名稱不但取名為「有你真好」,還將分『此生素質很差篇』和『大偉偉 大篇』兩部分。陳文茜說,孫大偉用豁然的態度看待生死,曾表示在過世後不喜歡亂糟糟的告別式,想靜靜的走,所以朋友們不幫他辦告別式,僅將他身前的攝影作 品和廣告作品集結,以靜態和動態多媒體方式,在畢業典禮中展出。

孫大偉─從三次落榜到「廣告教父」

文.王梅

孫大偉因為生性貪玩,興趣廣泛,上課不專心,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有點過動的傾向,曾經留級、三次落榜……,高中導師給他的評語是「該生素質太差」。
直到入伍當兵,遇到一位連長,看出孫大偉的潛質,讚賞他把軍中事務辦得很妥當,當面鼓勵他:「你當憲兵表現很優秀,以後進入社會一定也優秀。」孫大偉重拾自信,決定要從谷底重新出發。退伍後,他發奮考上大學,成為班上最高齡的學生。
他換過很多工作,但都做得不久,最後被老婆用「激將法」,32歲才進入廣告圈,從菜鳥的文案做起,初出茅廬就展露才華,一路爬升到國內首屈一指奧美廣告執行創意總監的位置,被譽為「廣告教父」。
即使做廣告,孫大偉依舊不改貪玩的本性,玩得很盡興,這些豐富的生活經驗反而成為創意的素材,代表作包括March汽車、MTV好屌篇、起乩篇、中 華職棒......,得過國內外大大小小超過200座獎項。老婆曾和孫大偉打賭,進廣告公司絕對熬不過3個月,結果竟然已做了25年,不但老婆對她刮目相 看,包括他自己也承認「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
經過年少輕狂的衝撞,孫大偉一步一步找回自信。他說,年輕有嘗試錯誤的權利,但也要有判斷的能力,一旦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勇敢「玩」到底。

------
Thanks KJ
孫大偉的遺囑腳本(天下雜誌)~~我們要好好活著

國家籃球教練錢一飛過世以後,資深廣告創意人孫大偉為他策劃告別式,最後將告別式主題定為:一飛沖天。

對外發出的訃文,是一幅藍天白雲的照片,一顆緩緩往天空飛升的籃球,下面拉了一根細細的絲線。象徵一旦往生了,從此解脫,如同衝上藍天,自由遨翔。

告別式現場,特別搬來250顆籃球,排成波浪,精心製作的多媒體影音DVD,配上大陸內蒙古歌手布仁巴雅爾演唱的《天邊》,把錢一飛教練多彩的人生詮釋得淋漓盡致。

懷念才是最好的弔祭

辦完了錢教練的喪禮,孫大偉想到自己未來的告別式,「我應該不會要告別式,因為我不喜歡麻煩別人,一般告別式的氣氛都是亂糟糟,現場兵荒馬亂的,我最好是靜悄悄地走。」

他停頓了一 下,又接口說,「告別式是留給活人看的,對一個人懷念在心裡,就是最好的弔祭。」大偉媽媽生前就很反對漫天哭喊、敲鑼打鼓的告別式,告誡他們兄弟姊妹千萬不要「活著不孝,死了亂叫」。

大偉一向討厭繁文縟節。念大學時,有個小學妹血癌過世,大偉去弔唁,看到小學妹身上穿了壽衣,臉上被人塗了濃妝,心裡很難受。事後,他和幾個死黨說起這件事,不禁火冒三丈,「是誰規定人死了就一定要穿壽衣,難看死了,小學妹即使過世了,也應該保持原來的樣子,漂漂亮亮地入土為安。」

他愈講愈生氣,「你們幾個給我聽好,等到我走的時候,上身要打赤膊,下身要穿全棉的BVD短褲,我要讓自己舒服一點;還有,腳底下要穿登山鞋,因為到了陰曹地府可能要上刀山。」

大 偉講完這番話,幾個同學笑得東倒西歪,聽起來雖是玩笑話,卻是十足典型「孫大偉風格」。

有生之年搏命演出

死亡對孫大偉並不陌生。他的父母、大姊、四哥、姥姥(外婆)、奶奶都已相繼過世,除了大姊的骨灰安置在善導寺,其餘全都放在佛光山,不管自己死後往哪裡去,都有親人相伴。但他最想要的是「樹葬」,很多年前,他就告訴兒子小牛,「以後把我的骨灰灑在拉拉山的神木下當肥料。」

大偉曾經寫過兩次遺囑。第一次是SARS疫情氾濫,人人聞「煞」色變,為了控制疫情,從染病到死亡不過短短兩、三天,衛生單位立刻就把屍體給燒了,從此天人永隔,一切過程都很匆忙。

大偉感悟生命的脆弱,隨時都會收攤再見,明天會發生什麼,誰都不敢說。有天晚上 ,決定提筆寫遺囑。

下筆的時候,原本以為會拉裡拉雜扯個3天3夜,後來發現只花了30分鐘,該交代的、該感謝的,差不多該寫的都寫了,不過區區兩張紙。大偉蓋上指紋,對著遺囑發愣,原來,搞了半天,人生就是那麼簡單,沒有那麼複雜,至於珍藏的那把刀要給誰,鋼筆、照相機該如何處理,統統不在遺囑裡面。後來,大偉索性就把那些身外之物都給打包了。

寫完遺囑,交代完後事,大偉感覺格外輕鬆愉快,彷彿人生隨時都可以「關機」,剩下來的每一時、每一刻,等於都是賺到的,把每一天都當成是「最後一天」,奮力一擊,搏命演出,才夠痛快。

不想歹戲拖棚

第二次寫遺囑是2003年9月底,大偉因突發性的心肌梗塞被送進加護病房。出院後,他把遺囑又重新改了 一次,交代「千萬不要插管」,因為痛恨歹戲拖棚,一定要走得痛快。

大偉的心臟不好是家族遺傳,但他仍「冒死」參加鐵人三項比賽,在練習單車項目時,他總是騎得飛快,別人問他:「你幹嘛這麼拚命?」他半開玩笑回說:「你們看不到,但我看得到,死神就在後面追我啊!」沒想到,2003年第二次參加鐵人賽,心臟病真的半途發作,緊急送醫,才從死神手裡把命搶回來。

手術後,大偉神智清楚地躺在床上,想起曾經讀過的一篇醫學報告,有25%心肌梗塞患者在尚未送進醫院之前就掛了,進了醫院還能活著走出來的機率大約在50%。大偉愈想愈興奮,「如果真的就這麼掛了,我多年來想樹葬的心願終於可以完成了!」

大偉出院後,趁著結婚二十週年和老婆小玉到清境農場旅遊,沿 途往最高的武嶺走,滿山遍野都是深紅色的森氏杜鵑,順著雲霧一路蔓延,面對幻化如詩的山景,大偉看得心花怒放,特別交代小玉,「等我掛了,妳記得找個春暖花開的日子把我的骨灰丟在那些杜鵑下面,告訴小牛,我不要去拉拉山了,做個花下鬼,感覺也很爽。」

一位企業界的朋友聽大偉說要在清境農場花葬,不甘示弱表示,「我要葬在合歡山頂,位置比你更高,」大偉回敬他,「你實在太有競爭心,人都死了,還在那裡比來比去。」

向閻羅王告假

重情義、愛朋友的孫大偉雖然不怕死,但自從有朋有跟他抱怨,「萬一你真的走了很多人會覺得很無趣。」有天晚上,老婆小玉口氣認真地跟他說,「如果你先走了,我活著也沒什麼意思!」他一聽,這下可慌了,驚覺這件事非同小可。

大偉把事情又好好想了一遍,以前一直想當然耳,認為自己會先走,但假若真的就這樣拍拍屁股走了,對周圍的親友太不夠道義。假使是老婆先走了,赫然發現自己也無法承受,因為彼此太依賴了,是最直接的「關係利害人」。

大偉原本報名參加中秋節游泳橫渡日月潭,事前做了身體檢查,醫生發現他的運動心電圖異常,建議他不可再玩命,最後終於打退堂鼓。反而是兒子小牛臨時起意,下水游完了全程,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代父出征」。

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孫大偉不諱言,年歲愈長,變得愈婆婆媽媽,牽腸掛肚,以前可以視死如歸,現在卻惜命如金,「為了那些我在意的人,我可要好好活著,如果閻羅王再來找我,以前是衝上去跟他打架,現在卻是要跟他告假,」這名廣告頑童做了如是的告白。

2010年12月7日 星期二

胡適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這篇 "胡適與馮友蘭"沒有抓到重點
在胡適給楊聯陞的信 (1950年5月29日)說:
"這種沒有歷史眼光的書 絕對夠不上.......他一字不提"顏李學派*" 可見他無見識
他接受Northrop **的胡說作鋼領 更是好笑! " (台北: 聯經 頁99)



*颜李学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因该派的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故得名。颜李学派标帜“实学”,主张“实文、 ......
顏元-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河北博野(河北安國縣東北)人,顏李學派(“李”指颜元的学生李塨)的創始者。 ... 在學術上和學生李塨創立顏李學派,提倡並實用主義。顏元創立的學派和官方提倡的程朱 ...


**"大鋼" 詳細待查 應指此人

Filmer Stuart Cuckow Northrop (Nov 27, 1893 in Janesville, Wisconsin – Jul 21, 1992 in Exeter, New Hampshire) was an American philosopher. After receiving a B.A. from Beloit College in 1915, and an MA from Yale University in 1919, he went on to Harvard University where he earned another MA in 1922 and a Ph.D. in 1924.

He was appointed to the Yale faculty in 1923 as an instructor in Philosophy, and later was named professor in 1932. In 1947 he was appointed Sterling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Law. He chaired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from 1938 to 1940 and was the first Master of Silliman College from 1940 to 1947.




----*****

胡適與馮友蘭

謝詠

2006年12月30日17:03

  忽然想到寫一篇關於胡適和馮友蘭關系的文章,是因為看了《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灣遠流出版公司)中胡適對馮友蘭的評價。胡適比馮友蘭大四歲,可以 說是同代人,但在胡適和馮友蘭之間,這4歲不僅是年齡的距離,還是師生的差別。1917年,胡適到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時候,馮友蘭還是北大三年級的學生,也 就是說,胡適是他的教師。胡適一生中和馮友蘭的直接交往並不多,雖然因了北大和清華的關系,他們不可能有較密切的來往,但事實上,胡馮二人,也許是個性, 也許是思想不同,在同時代的知名學者中,他們的交往是很少的。

  應該說20年代,胡馮二人有過交往,關系也還比較融洽。1931年9月 3日,為了能到教育部將要設立的國立編譯館中謀事,馮友蘭曾給胡適寫過一封非常懇切的信,他在信中說:“前在京暢談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曾未與先生一 信,歉厭何極。”(《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346頁)馮友蘭這封信是求胡適幫忙的,寫得很客氣,信末署“學生馮友蘭鞠躬”,可以想見當時胡馮二人的關系。

   1931年,馮友蘭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與胡適的一段學術爭論,即關於老子和孔子誰前誰后的問題。胡適認為老子在前,而馮友蘭認 為孔子在前。為此當時學術界曾發生過爭論,梁啟超也站在馮友蘭一邊。但在這個問題上,馮友蘭的結論最終沒有能說服胡適。1930年3月20日夜,胡適曾給 馮友蘭寫信,申說自己的看法,其中說:“你把《老子》歸到戰國時的作品,自有見地,然你的《中國哲學史》講義中所舉三項証據,則殊不足推翻舊說。”(《胡 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第38頁)1931年胡適在給錢穆的信中還說:“我並不否認‘老子晚出之論’的可能性。但我始終覺得梁任公、馮芝生與先生諸 人之論証無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証據使我心服,我決不堅持老子早出之說。”(同上968頁)盡管論爭中的雙方誰都未能說服對方,但學術之爭還是平和 的,胡馮之間的關系也很正常。胡適和馮友蘭的關系進入40年代以后開始發生變化,這變化可能確有當年學術分歧中積下的怨氣,但這時胡馮之間的分歧主要不表 現在學術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當年在學術上和胡適有不同觀點的人很多,比如顧頡剛、錢穆等人,但學術的分歧並未影響他們之間的正常關系,而隻有在對馮 友蘭的關系上,胡適顯得很偏激,這其中肯定夾雜了許多非學術的因素。1943年12月12日,胡適讀到了在貴州印行的由張其昀主編的《思想與時代》雜志, 他的評價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記》第15冊)而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馮友蘭。胡適接著說:“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 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同上)1950年初胡適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 英文本,他的評價是“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日記》第16冊)可以說,從50年代以后,胡適對馮友蘭的看法就完全改變了,他 已很難平靜地看待馮友蘭和他的著述,凡提到馮友蘭幾乎都帶有鄙意,一反胡適固有的寬厚態度。1955年1月24日的日記中說:“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書評。

《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寫此書英譯本 《TheDeikBodel》的書評,我耽誤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為此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故此評頗指出此書的根本弱 點……”(《日記》第17冊)在日記的最后又說“陳寅恪(審查報告──筆者注)說得比他清楚……”這裡胡適引了陳寅恪給馮友蘭所寫審查報告中的一段話,從 語氣上說是借陳的話來否定馮友蘭。陳寅恪先后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卷都寫過審查報告,而且評價很高,胡適也許是有成見,所以評價不夠客觀。從學術 分歧的角度說,胡適對馮友蘭的態度是偏激了。人們也許會說,一向主張寬容的胡適,為什麼對馮友蘭這樣呢?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種評價中有胡適對馮友蘭人 格的認識。50年代末,胡適在給嚴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說到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反而平靜了,他說:“馮書最便檢查。但不列原書所舉僧名,最為無識!” (《長編》第8冊3102頁)

  從根本上說,胡適對馮友蘭的評價,是隨馮友蘭的變化而變化的,也就是說,愈往后評價愈低 ,而且是愈到 后來愈從人格上加以評價。1961年胡適和錢思亮聊天,談到大陸許多朋友的近況,對馮友蘭的評價就很苛刻,他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 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一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3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 裡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錢。”(《長編》第10冊2556頁)胡適的這些話是和朋友聊天 時說的,隻能說表達了一種情緒,並不一定准確,查《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馮友蘭沒出國,他是1948年2月由美 返國的,胡適顯然是說錯了。可見胡適是道聽途說,再有說馮友蘭想回國做買賣發財,也太離譜了。公平地說,離開大陸以后,由於馮友蘭的一些變化,使胡適對他 的評價多帶有情緒化的色彩。反過來說,80年代初馮友蘭寫《三鬆堂自序》的時候,說到胡適,評價卻很客觀,他說:“胡適的這部書,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影響 ──胡適是在哲學方面用那個指頭比較早的一個成功的人。”(該書216-217頁,三聯版)他還說:“陳寅恪和金岳霖的兩篇審查報告都把我的《中國哲學史 大綱》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做比較。這是因為在當時,這一類的書,隻有這兩部。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無論什麼事物,都是后來居上。這是因為后來者可 以以先來者為鑒,從其中取得經驗教訓。無論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同上228頁)

   從胡適和馮友蘭的相互評價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學術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誤也許是難以避免的,但我們應當盡可能在一切問題上都盡量發揮理性的力量,以便 能使偏見少一點,馮友蘭晚年說到胡適時,基本上沒有偏見了。當然,胡適與馮友蘭關系和特定的時代背景有關,評價失當的責任並不全在個人身上。


2010年12月5日 星期日

蔣夢麟與《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演進》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蔣夢麟
性別
籍貫 浙江省餘姚縣
出生 1886年1月20日
逝世 1964年6月19日
在校学历
  • 美國加州大學農學院肄業
  • 美國加州大學教育學系學士 1911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1917
經歷
  •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1930.12.04-
  • 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 1923
  • 國立第三中山大學校長 1927.06-
  • 「新教育」月刊創辦人
  • 國立北京大學總務長
  • 浙江省教育廳委員 1927.05-
  • 浙江省教育廳(兼)廳長 1927.05-
  • 浙江政治分會秘書長 1927
  • (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 1928.10.03-1928.10.23
  • (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 1928.10.24-1930.12.04
  • (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1947
  •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
  • (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 1929.01.23-1933
  • (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 1945.06.25-1947.04.23
  • 國民政府委員 1947-1948
  • (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7-1948
  •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委員 1948.08-
  •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8.10.01-
  • 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8-
  • 中國紅十字會會長 1942-1950

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教育家。浙江余姚人。

目录

[隐藏]

[编辑] 生平

蒋梦麟早年是在家鄉浙江餘姚成長,年輕時曾參加科舉,其後遠赴美國進修,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教育学博士,导师为哲学家约翰·杜威

回國後曾任《新教育》主编、国立北京大学总务长兼代理校长、北京大学校长(1930年12月1945年10月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教育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22年作为国民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

抗戰期間曾出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也曾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兩年。1949年來台,致力推動台灣建設,任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2年(民國四十一)時任農復會主委並引進美國四健會運動,由政府機關與農會合作進行,目的在訓練今日農村青年將來具備科學知識和技能的農民。

1964年因肝癌病逝,享年78歲。

[编辑] 逸闻

  • 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代理及在任长达17年,自嘲曰“北大‘功狗’”[1]
  • 毛泽东在北大任图书馆馆员一事,即有赖时任校长蒋梦麟的批准[2]
  • 蒋梦麟在北大好友高仁山被杀后,对其妻陶曾谷关怀备至,蒋妻病故后,便与陶结为夫妇,蒋梦麟对宾客说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编辑] 著作

  • 《中國教育原理》
  • 《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
  • 《書法探源》
  • 《西潮》
Monlin Chiang, Tides from the West: A Chinese Autobio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
  • 《孟鄰文存》
  • 《談學問》
  • 《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演進》台北:世界書局 1962 84頁
中西文化之演進與近代思想之形成 (總論)
分論
孔子學說與中國文化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基督教與今日我國的信仰--三教渾一的道教
佛教哲學的中心思想--中觀論
陽明學說之淵源及其影響



  • 《新潮》

[编辑] 参考文献

  1. ^ 蒋梦麟:北大“功狗” [2008-03-15] (简体中文).
  2. ^ 历史不会忘记——蒋梦麟与毛泽东. 浙江在线. 2005-12-27 [2008-03-15] (简体中文).

Jean-luc Penso

班任旅東遊記:台灣偶戲走向世界舞臺 Jean-luc Penso

---- 這本書是很難得的可以了解法國的偶戲之創新


深情之旅:譬如說李天祿先生的部分骨灰葬法國 1998
1999法國陸佩玉逝 改葬李先生墓旁
我最欣賞改編之奧德賽偶戲

(李天祿先生的團隊到荷蘭 接待翻譯的是 羅 斌 Robin Erik Ruizendaal /Robin (2-3) 羅斌的戲偶情緣....)


作者蔡紫珊

簡秀珍
書名台灣偶戲走向世界舞臺 : 班任旅東遊記 = Les marionnettes de Taiwan entrent sur la scene du monde et le voyage en Orient de Jean-luc Penso / 蔡紫珊, 簡秀珍作.
出版項宜蘭縣五結鄉 :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2007.09.

  

002-1.jpg

  

  一 九六二年台灣電視公司成立,緊接著幾年內,中視及華視也陸續開台。這些新興的娛樂媒體,很快地就吸引住了大眾的目光,雖然李天祿的掌上功夫是愈老愈顯得爐 火純青,但是台下觀眾卻是愈來愈少,傳統地方戲曲至此逐漸步上式微的命運。而就此時,李天祿結識了來自法國的漢學家班文干教授(Jacques Pimpaneau),為他晚年更形精采的人生起了開端。

  班文干教授,任教於法國第七大學東亞語言學院,他自六O年代開始投入中國的戲曲研究,尤其對於偶戲更有濃厚的興趣。一九七一年,班教授經由香港來台進行布袋戲的田野調查,並透過有關單位找上了李天祿,二人一見如故、意志相投,在觀賞了亦宛然的演出後,更是對李天祿的掌上功夫大表歎服。

  一九七四年,法國人班任旅(Jean-Luc Penso)、尹曉青(Claire Illouz)及陸佩玉(Catherine Larue),陸續經由班教授的介紹來台與李天祿學習布袋戲。三人從最基本的手勢學起,到基本動作、尪仔步到整齣的戲齣,如大鬧水晶宮大鬧天宮火焰山等,三人也會跟著亦宛然出去表演,李天祿有時更會將戲偶套在三人手上,讓他們演一些簡單的角色,總計三人前前後後在台灣共學了三年多。回到法國後,班任旅等三人在一九七八年成立了小宛然劇團(Theatre du Petit Miroir),開始在全法、全歐乃至全世界巡迴演出。

  一九八一年,小宛然應邀至福建泉州、晉江演出,打著外國人演出中國傳統戲劇的名號,小宛然演 出大獲成功,不少老泉州人難以至信地看著二個法國人演出那麼道地的布袋戲,重溫了他們兒時的記憶。散戲後更有人偷偷地跟隨班任旅等人回到旅館,拜託班任旅 把剛剛演出的尪仔借給他看,這個人一拿到尪仔馬上潸然淚下,原來他是一代雕刻大師江加走的兒子江朝鉉,江加走所刻戲偶多數銷往海外,大陸所剩者,也幾於文 化大革命中損毀,江朝鉉能於有生之年再次見到父親大作,自是內心激動不已。小宛然》的這趟大陸之行,大陸乃至國際偶戲界都知道了早已在大陸不復存在的傳統布袋戲,竟然在台灣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小宛然不僅成功地將台灣傳統布袋戲帶到全球各地,連帶地也將老師李天祿的聲名遠播至國際偶戲界。

   在班任旅等人之後,來台拜師學藝的外國人絡繹不絕,有法國人、美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及澳洲華僑。其中的來自日本的村上良子,本身是神奈川縣川崎市劇團 的「文樂」演師,為了增進自身演技及戲劇內涵,特地來台學習;而韓國學生趙鍾斗學過默劇,更特別的是,他是位和尚(現已還俗娶妻,定居紐約)。這些洋徒弟 學成歸國後,分別成立了如宛然》、《也宛然》、《己宛然等劇團。同時,來自國外不斷的演出邀約,也讓業已於一九七八年宣佈解散的亦宛然重啟爐灶,開始了一連串的文化外交之旅,足是印證了算命先生「活愈老,走愈遠」的神奇預言。

ltlpuppet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迴響(0) 引用(0) 人氣(88)

2010年11月30日 星期二

Keiko Mitsuhashi "the first female conductor."


In a man's world, here's a woman who wields baton with the firmest of hands

BY SHINYA MINAMISHIMA CORRESPONDENT

2010/11/30

photoKeiko Mitsuhashi in front of La Scala in Milan (Shinya Minamishima)

In the male-dominated world of conducting, Keiko Mitsuhashi is often described as "the first female conductor." But she says she "has not been so conscious" about her gender in her career so far.

That may change. Mitsuhashi, 30, won second prize at the Arturo Toscanini International Conducting Competition in Parma, northern Italy, in October, becoming the first woman to receive one of the prestigious event's top two prizes.

Upon hearing she had won the award, her mentor Seiji Ozawa told her, "Now you stand at the starting point. Brace yourself and work hard."

Mitsuhashi decided to enter the world of professional music while still a third-yea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In 1995, she and other students at a music school in Hiroshima performed in Jerusalem. On Oct. 31, they were invited to a luncheon attended by then Prime Minister Yitzhak Rabin at his official residence.

Rabin approached the piano and suddenly hit four notes, "mi, fa, so and re," Mitsuhashi said. He asked his guests, "Would you play music using these notes?"

Mitsuhashi responded with an impromptu piece. Rabin and his wife were delighted, she recalled.

"Even though I could not make myself understood in words, I got my feeling across via music," she said.

Four days later, Rabin was assassinated.

Even though the incident shocked young Mitsuhashi, her interchange with Rabin confirmed her belief that "music can be a strong means of communication," she said.

She said she decided to become a conductor because "I like the chemical reaction created by communication with musicians."

Desiring to learn more about opera, which grew out of the close connections between music and the language of its birthplace, she moved to Milan last year.

She moved to Venice, home of the Teatro la Fenice (The Phoenix opera house), this month.

"I want to help bring this great music, which developed over so many years, into the future," Mitsuhashi said.

2010年11月26日 星期五

Theodore Roosevelt

Theodore Roosevelt

The third and concluding volume of Edmund Morris's monumental biography of Theodore Roosevelt covers the nine eventful years after he departed from office.

A Headlong Life


For my paternal grandfather, born in 1884, Theodore was the Great Roose­velt. He always regretted he’d been too young to vote for him in 1904, rushed to the polls to do so when Roosevelt ran as a Bull Moose in 1912 and to the end of his long life proudly called himself a “progressive Republican” in honor of his hero. For my father, who was born in 1910 and first went to the polls in the mids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32, Franklin was the Roosevelt to admire; to him, the younger Roosevelt’s dead fifth cousin seemed shrill and overwrought, a perpetual adolescent.

Corbis

Blood lust: Theodore Roosevelt on safari in 1909.

COLONEL ROOSEVELT

By Edmund Morris

Illustrated. 766 pp. Random House. $35

From “Colonel Roosevelt”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On a river expedition in Brazil in 1913.

On the evidence offered in “Colonel Roosevelt,” the third and concluding volume of Edmund Morris’s monumental life of the 26th president, both of my forebears had a point. Morris is a stylish storyteller with an irresistible subject. The seismic personality that one White House visitor said had to be wrung from one’s clothes when leaving Roosevelt’s presence infuses every one of his trilogy’s nearly 2,500 pages.

The first volume,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 (1979), traces its subject’s rocketlike rise from asthmatic infant to accidental president at 42, the youngest chief executive in our history. “Theodore Rex” (2001) chronicles Roosevelt’s seven years and 196 days at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during which he redefined the president’s role at home and the United States’ role abroad, while proving himself, as Morris writes, “the most powerfully positive American leader since Abraham Lincoln.” More than a century later, polls of presidential historians continue to list him among the top five holders of that office, a fact that would have pleased Roosevelt himself but also might have surprised him: he was convinced no president could be considered great who had not met and mastered a grave national crisis. “If Lincoln had lived in a time of peace,” he once said, “no one would have known his name.”

“Colonel Roosevelt” covers the nine short years left to him after he left office. Morris has lost none of his narrative skill over the last 31 years. His new book is filled with vivid set pieces, from the train ride across the sunburned plains of East Africa with which it opens to the snowy graveside ceremony at Oyster Bay with which his story ends.

Morris sticks close to his fast-moving subject, managing to keep pace as Roosevelt blows away three giraffes and a family of rhinoceros in a single morning; attends the funeral of Edward VIII, becoming the top-hatted symbol of democracy among the crowned heads present; dashes off a brisk, entertaining autobiography in which he admits to not a single error of substance; comes close to death while exploring an unmapped river in Brazil; and defends himself against a charge of libel with such exaggerated vehemence that the plaintiff’s attorney tells him, “You need not treat me as a mass meeting.” Morris admires Roosevelt, but does not venerate him. He has written elsewhere of the flaws he considers most grievous: a “blood lust impossible to excuse, . . . a tendency to preach, a need for enemies and an almost erotic love of the personal pronoun.” All four were given free reign during Roosevelt’s last years. While power almost always became him, powerlessness did not, and in his struggle to win back what he had voluntarily relinquished, his ego was increasingly inseparable from his principles.

“When you are dealing with politics,” he told his friend the humorist Finley Peter Dunne, “you feel that you have your enemy in front of you and you must shake your fist at him and roar the Gospel of Righteousness in his deaf ear.” As he got older, he had more and more difficulty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the Gospel of Right­eousness and the Gospel of Roosevelt. The savagery with which he took out after his two successors had its roots in serious differences over policy: Taft’s belief that power was properly enshrined in the judiciary was a betrayal of everything Roose­velt had tried to do as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really was slow to arm the country. But Roosevelt’s animosity was also fueled by the fact, maddening to him, that each lived in the White House while he no longer did.

Morris recounts his battle first to wrest control of his party from Taft and the conservatives and, when that failed (only because of “naked robbery” by “the forces of reaction,” Roosevelt insisted), to lead a third-party campaign he understood to be doomed almost from the start. Roosevelt’s courage cannot be questioned. Who else would have insisted on delivering an 80-minute speech with a would-be assassin’s bullet freshly lodged in his chest? And the Progressive platform on which he ran was a bold, even visionary document: it recognized labor’s right to organize and promised to curtail campaign spending, promote conservation and provide federal insurance for the elderly, the jobless and the sick. But the evangelistic fervor with which he campaigned probably alienated more voters than it attracted. He had the satisfaction of swamping Taft on Election Day, but the victory went to Wilson, giving the Democrats the White Hous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In 1916, Roosevelt gritted his formidable teeth and returned to the Republican Party. By then, the likelihood of war consumed him. He was proud that during his own administration “not a shot was fired at any soldier of a hostile nation by any American soldier or sailor.” But he also still believed what he had first told the Naval War College in 1897: “No triumph of peace is quite so great as the supreme triumphs of war.” Combat had made him a national hero, and he seems to have seen a return to the battlefield — almost any battlefield — alternately as a route back to power or a way of providing himself with a fittingly heroic end to his headlong life.

Twice, he volunteered to rally new regiments of Rough Riders and lead them into Mexico, only to be disappointed when border tensions eased. When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the Great War in 1917, he was half blind, overweight and already suffering from the host of ills that would combine to kill him two years later, but he nonetheless hurried to the White House without an appointment, to ask permission to raise a division of volunteers and rush them to the front in France. Wilson received him cordially enough, but his secretary of war, Newton D. Baker, issued a flinty rejection: despite whatever “sentimental value” there might be in sending a former president to the front, he wrote, command positions would be given only to regular officers who “have made a professional study of the recent changes in the art of war.”

Roosevelt wrote an 18-page protest: “My dear sir, you forget that I have commanded troops in action in the most important battle fought by the United States Army during the last half-century.” He had failed, Morris writes, to persuade Wilson to “grant him his desperate desire, . . . nothing less than death in battle: he knew he would not come back. Denied this consummation, he would have to cede it to one or more of his sons. ‘I don’t care a continental whether they fight in Yankee uniforms or British uniforms, or in their undershirts, so long as they’re fighting.’”

He tried to ensure that each of his four boys was not only in uniform but nudged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front line. “You and your brothers are playing your parts in the greatest of the world’s . . . crowded hours of glorious life” he told his eldest son, Ted. “You have seized the great chance, as was seized by those who fought at Gettysburg, and Waterloo, and Agincourt, and Arbela and Marathon.”

He presented a stoical public face when his youngest son, Quentin, was shot out of the sky over France: “Quentin’s mother and I are very glad that he got to the front and had a chance to render some service to his country, and to show the stuff there was in him before his fate befell him.” But privately, he was shattered; a friend came upon him “sobbing in the stable . . . with his face buried in the mane of his son’s pony: ‘Poor Quentyquee!’ ”

He never recovered. His health continued to decline. But he clung to the hope that he could regain control of his party, redirect its energies toward reform and retake the White House in 1920. When the editor William Allen White visited his hospital room in the winter of 1918 and happened to mention another potential presidential candidate, Roosevelt was quick to interrupt. “Well,” he said, “probably I shall have to get in this thing in June.” Then, Morris reports, “he produced an article he had dictated that amounted to an advance campaign platform.”

But in the end, my grandfather’s Roose­velt died, the country got Warren Harding instead, and it would be left largely to my father’s Roosevelt to make good on the promises in the Progressive platform.

Geoffrey C. Ward’s next book is “A Disposition to Be Rich,” a life of his great-grandfather, the notorious 19th-century swindler, Ferdinand Ward.

2010年11月25日 星期四

《台湾ってどんな 鄰人》酒井亨 Sakai Tōru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酒井亨酒井亨 Sakai Tōru,1966年2月 -),出生於日本石川縣金澤市,目前居住於台灣的日本籍自由記者作家自由撰稿人。日本神戶大學客座教授。


[编辑] 簡歷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系畢業,當過日本共同通信社記者,2000年離職,搬到台灣,一方面就讀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班(2005年得到法律學碩士),另一方面作為自由撰稿人對於台灣南韓中國菲律賓亞洲地區的外交國際關係、政治民主化公民社會社會運動語言等問題進行研究並撰寫文章。 最近對於以黎巴嫩為首的中東音樂、宗教文化等議題發表一些文章。 精通日語台語中文韓語等,並略懂客語。對於台語、客語等台灣本土語言的文字化、制度化等議題採取積極立場。

[编辑] 主要著作

  • 《「親日」台湾の幻想》ISBN 9784594062606扶桑社新書、2010年)
  • 《加速する「脱・中国経済」 取り残された日本の行方 ──逃げ出す台湾、そして世界》ISBN 9784863910157 (晋遊舎ブラック新書、2009年)
  • 《台湾ってどんな"国"?》 ISBN 9784817512710 (日中出版、2008年)
  • 《台湾 したたかな隣人》 集英社. 2006. 這是2010/11/25 與川賴建一先生"台大牛莊"晚餐之後在附近新開張的胡思二手書店買的

したた‐か【強か/健か】

    [形動][文][ナリ]
    粘り強くて、他からの圧力になかなか屈しないさま。しぶといさま。「世の中を―に生きる」「―な相手」
    強く、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さま。「―な後見役」「―な造りの家」
    強く勇猛であるさま。
    「力が強く勇気があって―な豪傑である」〈魯庵・社会百面相〉
    程度がはなはだしいさま。
    「いと―なるみづからの祝言どもかな」〈・初音〉
    分量がたいへん多いさま。
    「国の事など―に申し居たるさま見るに」〈夜の寝覚・一〉
    [派生]したたかさ[名]
    [副]
    分量がたいへん多いさま。たくさん。「―食料を買い込む」
    程度がはなはだしいさま。ひどく。「―腰を打つ」「―酔う」
したたかもの【強か者】
容易に人の思うようにはならない者。「海千山千の―」
非常に強い人。剛の者。
「さばかりの―と聞こえし高間の三郎も」〈保元・中〉

したたか【強か】

1 〔ひどく〕severely; heavily; hard
頭を壁にしたたか打った
I knocked [struck] my head hard against the wall.
したたか酔っていた
He was dead drunk.
2 〔手ごわい様子〕
したたかな女だ
She is a formidable woman./She is difficult to deal with.
強か者 〔手ごわい人〕a man (who is) difficult to deal with; 〔くせもの〕a rascal; a scoundrel; 〔剛の者〕a strong man


  • 《從非營利組織發展論現代憲法「市民社會」理論之界限——以台灣、日本、韓國三國之比較為主》 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班公法組論文. 2005.
  • 《哈日族 なぜ日本が好きなのか》光文社. 2004.
  • 《台湾海峡から見たニッポン》 小學館.2004.
  • 《台湾入門》 日中出版. 2001(初版), 2006(増補改訂版).
  • 「《台灣論》與近代化論」台灣『自由時報』 2001年3月10日.
  • 「日本恐懼北韓攻撃」台灣『蘋果日報』 2003年5月12日.
  • 「日本禁止台灣人入境?」台灣『蘋果日報』 2003年5月21日.
  • 「開發新能源 拒絶核電廠」(新エネルギーを開発して原発を拒否しよう、原著者・伴英幸)台湾『Taiwan News綜合週刊』 第88期(2003年7月3日)、94-96頁.
  • 「台灣會效仿韓國會選舉結果?」台灣『台灣日報』 2004年4月19日.
  • 「請台灣注重另一個海峽對岸-菲律賓」台灣『台灣日報』 2004年5月23日.
  • 「台灣必須發展中東外交」台灣『台灣日報』 2006年1月26日.
  • 「黎巴嫩是中東的要衝」台灣『台灣日報』2006年5月6日.
  • 「黎巴嫩—我們的決心還在」台灣『自由時報』2006年5月12日.
  • 「真主黨、民進黨 黄志芳秘訪真主黨幫助台灣對中東外交的擴展)」台灣『自由時報』2006年8月10日.
  • 「台灣不應盲從美國」台灣『聯合報』2006年8月11日.

[编辑] 相關條目

[编辑] 外部連結

2010年11月24日 星期三

杜十三

許久前買過杜十三的詩集
找不到"燒好一壺夜色"出處

詩人杜十三9月15日逝世於天津旅次,詩壇和藝術界朋友們將於11月28日下午2:30至4:00,於文藝協會(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77號10樓)舉辦「燒好一壺夜色──送別杜十三」追思會,歡迎故舊好友前來與杜十三話別。

杜十三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杜十三(本名黃人和1950年12月5日2010年9月),台灣南投竹山人,台灣新詩作家

目录

[隐藏]

[编辑] 生平

本姓,後被過繼給竹山鎮的黃姓人家當養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畢業,曾任地磅工人、高中理科教師、廣告公司設計師、化妝品公司藝術指導、雜誌社總編輯等。曾獲國軍新文藝金獅獎新詩首獎、時報文學獎散文獎、《創世紀》四十年詩創作獎、中國電視公司全國歌曲創作比賽首獎、年度詩人獎、中國文藝獎章新詩獎等獎項。

2005年11月,打公共電話恐嚇當時的行政院長謝長廷而被捕。於2010年9月中旬到北京演講新書《杜十三主義》,途中證件出現問題,因而單獨留在南京處理,於當地旅館因心肌梗塞猝逝,享年六十歲。

[编辑] 著作

  • 《石頭因為悲傷而成為玉》
  • 《新世界的零件》
  • 《火的語言》
  • 《愛撫》
  • 《嘆息筆記》
  • 《愛情筆記》
  • 《地球筆記》
  • 《人間筆記》
  • 《杜十三主義》

[编辑] 資料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