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社出版公司

那個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張超英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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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身體依然健康，只是父親的心、父親的靈魂、精神和熱情，已被摧殘殆盡，被趕去另一個不存在的世界。

Wei Yi Tsai

【張超英談父親】

　　記憶中，祖母常常深深嘆息，以臺灣話形容父親：「四十幾歲，就按呢去了！」

　　「去了」？事實上，父親的身體依然健康，只是父親的心、父親的靈魂、精神和熱情，已被摧殘殆盡，被趕去另一個不存在的世界。

　　一直到父親去世，父親過了三十多年自我封閉的日子。他把自己關在中山北路的老宅裡，足不出戶，不見任何一位朋友。嚴格說，父親也不與家人往來。我們祖孫三代住在同一座大宅，但父親把自己再關進大宅裡的書房。吃飯時，偶而會出現，但永遠面無表情。我的長女出生，呱呱墜地的聲音也未能敲開父親的心門；他既沒有對我說半句恭喜的話，臉上也看不出一絲笑容，連摸一下小孫女都沒有。

　　一九四八年以前，父親不是這樣的人。不僅不同，而且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

　　父親的革命同志張深切在其著作《里程碑》中如此形容父親：「我們同志中最活躍的，可以說是張月澄，他多才多藝，而且比我們有錢，所以富有活動力。他是臺北人，先在嶺南大學讀書，後來轉入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和英語，面容有點似托洛茨基，如果除掉了少爺脾氣，便是一個好革命家。」

　　張深切是名作家王詩琅筆下的「革命家，也是思想家、哲學家」又是「劇作家、導演」，張深切對父親的描寫，可以相信是既真實又懇切。

　　一九○五年，父親生在富裕而人丁單純的家庭。祖父張聰明開採煤礦致富，膝下僅父親一子，極盡培育之能事。父親也不負祖父期待，小學唸完四年級，祖父即送他到日本京都，由當時唸醫學院的杜聰明先生代為照顧、引導。畢業後，以優越的成績考上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是清一色日本權貴子弟的中學。

　　在中學，父親因受日本學生歧視性的欺侮，對臺灣人的二等公民處境很是憤慨，萌生壯志，輟學轉往香港英屬拔萃書院就讀，勤學中英文，立志要讓臺灣人有朝一日脫離日本統治，昂首做一等公民。這個魂繫救臺灣的心志，貫串他的前半生。而以他當時的認知，他認為能救臺灣的，只有「祖國」中國。所以，二十歲那一年，他毅然前往中國，先是進廣州私立嶺南大學，後又轉入中山大學政治系就讀，並在廣州參與黃埔師生的革命行列，寄望中國革命成功，進而回頭來救臺灣。

　　父親在他的回憶冊《「勿忘臺灣」落花夢》裡，曾多次提及，他和同志們手無寸鐵，又發現中國自顧不暇，完全忘記臺灣還深受著帝國主義的蹂躪，於是把革命工作鎖定在宣傳臺灣的問題上，做他所謂「文章報國」的事業。

　　於人，父親以他與生俱來的廣交能力，結交國民黨黨政要人戴季陶、甘乃光、廖仲愷的子女廖承志和廖夢醒，以及革命詩人郭沫若、知名作家魯迅，喚起他們注意臺灣人所受的苦難。父親翻譯的《勞動問題》一書，還請魯迅寫序，序文〈寫在《勞動問題》之前〉編入魯迅的《而已集》。

　　於文字，父親寫成兩萬字的《勿忘臺灣》小冊子印發，也在《廣州民國日報》連續發表「臺灣痛史」。

　　於金錢，父親出資刊行《臺灣先鋒》雜誌，對同志們也多有援助。

　　於組織，父親糾合同志組成「臺灣革命青年團」，繼之以此組織名義，散發傳單，將六月十七日日本在臺灣始政的這一天，改為「臺灣恥辱紀念日」。

　　我在書上目睹的年輕父親，渾身幹勁，充滿革命救臺灣的熱情，他暗自抱著「事若不成死不還」的信念，也知道從事反總督府的運動，若被緝捕，免不了要判刑入獄，但父親說，果如坐牢，「也是自己甘心情願的」！

　　父親與同志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等多人於一九二七年果真被捕，遭監禁一年多，史稱「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事件」。隔年父親被判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五年，禁止出境。而在島內，則又被列為「要視察人」，意謂行動不得自由，既要事前報准，又有日本特務警察全天候跟監。

　　禁足令一結束，父親形容自己「歸心似箭」，立刻再到中國，轉入上海暨南大學外交領事系就讀。不久遭逢一二八上海事變，其時家姐超雄甫出生，父親即攜帶家眷避去東京，並蒙特准進入東京帝大研究院，在東京帝大鼎鼎有名的神川彥松教授研究室當博士研究生，前後三年，寫成三十五萬字的日文巨著《國民政府外交及外交行政》。這本書卻也為父親差點招來一紙發行禁令和警視廳不時的監視與搜查。

　　父親是獨生子，結業後，祖父很自然嚴禁父親再涉入政治，命令他專心做生意。父親離開東京帝大後，往返臺、中、日三地，確也幫祖父做生意，而且專營日本大財閥三井株式會社在上海的煤炭買賣，賺很多錢。但父親同時還在為臺灣和祖國默默效力。驕傲的是，反對總督府運動史上著名的「鴉片事件」，一般熟知是蔣渭水醫師（他亦是我父母的證婚人）的傑作，把臺灣總督府企圖在中部種植鴉片的消息訴諸國際，遏止了總督府惡毒的如意算盤計畫；這個事件，父親是居幕後獻策及作業的人。父親在本書對拍電報給國際聯盟及籲請國聯派員來臺視察等過程，有第一手的詳細記載。

　　另外，父親也以一圓日幣象徵性的租金，把我們在宮前町九十番地（即現今臺北中山北路二段一一四至一一八號）的家供做中國駐臺總領事館。父親說：「我想這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我的住宅屋頂可以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光輝的『祖國』國旗，能可翻揚於臺灣唯一的空中，算也是值得一種的欣幸。」

　　抱著這樣純真赤情的父親，把臺灣的遠景和希望寄付給中國的父親，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卻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

　　二二八發生當時，父親因臺灣長官公署工礦處長包可永是他在東京當研究生時的舊識，而出任公營工礦公司轄下的紡織分公司的總經理。父親精通中、日、英語及臺灣、廣東、上海話，又嫻熟公司經營，使得協理幾乎成了名譽職。

　　父親家境富裕，又深受日本教育，痛惡貪汙，但從「祖國」派來的人要貪，父親便成了他們的擋路人。二二八爆發後，公司內有二十一人聯名密告，指父親唆使臺灣人衝進公司打中國來的職員（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舊址在現今衡陽路的金石堂書店）。過不了多久，父親突然被特務抓走，關在警總情報處（即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地窖，今天的西門町獅子林廣場）。事有湊巧，保密局臺灣站站長胡寶三的弟弟胡品三，時為警總少校，常來我家走動，意在追求我祖母的養女。那一天，他剛由東本願寺出來，撞見父親被蒙住雙眼綁去，很驚訝說：「張先生，您怎麼也在這裡？」於是趕緊奔告祖父。

　　許多菁英在二二八之後被綁走，一部分的人救不了，根本問題是不知道被誰綁去，綁去那裡。父親所幸有胡品三告知，祖父才開始營救父親。據家人事後說，只有錢也救不了，完全是靠很高層的關係才救出父親；靠的不是祖父在臺灣人圈子裡的關係，這個圈子已經自身難保。據說靠包可永和陳儀的關係，後來陳儀下條子要放人，但承辦人不放，一口咬定有二十一人聯名，不可能錯抓。解嚴後，經友人在警備總司令部，查得父親的罪名是「叛亂嫌疑」，應處死刑。最後還是由參謀長柯遠芬親自去帶父親出來。

　　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也曾受誣關在東本願寺過，張副院長形容那裡是「一個只有『人間地獄』可以描寫的地方」。父親自那個人間地獄出來以後，就不再多講話了。我記得他被放回來的那一天，滿臉鬍鬚，形容沮喪，匆匆吃完飯就進房休息。此後，不斷有悲慘的消息傳進家裡來，許許多多父親的親朋近友不是失蹤，就是被抓。一位家姐超雄的同學，家住迪化街，也來告訴我們，她親眼目睹四十一部卡車行經延平北路，車上疊滿屍體，雙腳朝外，簡直就是古代遊街示眾的搞法。從那以後，父親愈來愈鬱悶，愈來愈封閉自己，直到晚年。他的眼神永遠看見人又似沒見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

　　我這樣寫著父親，心底無限割痛。也深有感慨，世人所知父親事蹟無多。父親在終戰當年十月從上海返臺，臺灣局勢仍不穩定，家裡決定父親先避居北投別墅，他便在那裡動筆寫這本書。那時我已是初中生，常常騎腳踏車經圓山明治橋（現已拆除）去北投探望父親，一個禮拜兩、三次，對父親執筆伏案的情景仍歷歷在目。父親親筆記錄自己波瀾壯闊的半生，書稿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完成，八月出版，但不久書又因故收回煙滅。

　　今天能由我的好友張寬敏醫師提供珍藏的舊本，重新製版再刊發行，除了讓父親半生念茲在茲救臺灣的愛國精神，不至灰滅，且身為人子，可以減輕些許遺憾之外，也渴望這本書能夠啟發後來者，所謂的中國「祖國」是一場惡夢，呼籲中國「勿忘臺灣」更是一場「落花夢」。臺灣人只有緊靠自己，團結一致，赤誠護衛臺灣，才能建設臺灣為永遠美好的家園。（本文於二○○四年完成）

所有心情：

玉山社出版公司和其他5人

花王的臉偷偷在改變

2014年01月30日

花王在台灣已是老牌子，在她的出生地日本，更老。花王現在有洗衣精、洗髮精、洗面乳，產品琳瑯滿目，1890年面世當時，花王只是一塊「石鹼」的商品名。
「石鹼」即日文的香皂。19世紀下半葉，日本已經有很多歐美舶來的石鹼。一位叫長瀨富郎的24歲年輕人，1887年在東京開了「長瀨商店」，專賣一些「洋小間物」，像是洋菸、火柴、皮鞋、洋傘、帽子、咖啡和洋酒等等，其中石鹼最孚人氣，美國的「蜂印」化妝用石鹼更是大牌子。
很快，長瀨老闆不想只當個賣外國香皂的商人，他聘請一位藥劑師協助，跨足石鹼製造業。有了產品，接下來就要取個響亮的名字。當時稱洗臉用的香皂「顏の石鹼」，長瀨老闆靈光一閃，想取名「香王」，發音和「顏」一樣，都念「ka-o」。長瀨富郎很慎重請來精通漢詩的書道家永坂石埭一起商量，永坂先生建議「華王」，讀音和香王相同。一經激盪，華跟花兩字相通，長瀨富郎隨之提議「花王」，兩人終於意見一致。
老牌都有個讓人難忘的商標圖案，森永有天使，仁丹有翹鬍子元帥，花王則是有個半月臉，也來自長瀨富郎的發想。他進口一款鉛筆，商標是星月，因此得到靈感。不過，百年的花王半月臉易容多次，早期濃眉老成，新近大眼俏麗。最早的半月臉還會吹氣，吐出「花王石鹼」四個字，伴有星星，長瀨認為如此設計有高品質的感覺。

作文比賽轟動全台

日本時代一開啟，花王跟著就來台灣了。本來由一家台北站前的化妝品代理商「大崎公司」經銷，到三○年後期，花王在現今台北西門町設「出張所」（類似辦事處），1940年更設立「台灣花王株式會社」，之後改造台中沙鹿的一座糖廠，生產香皂和食用油，大概有300位左右的台灣籍員工。
早期花王和台灣更可愛的因緣還有1937年的有獎作文比賽。花王送出大獎，要請6位小朋友同遊日本半個月，結果，吸引了全島小學生投出5500多篇稿子。最終得獎名單出爐，其中有兩個台灣小孩，一位是新竹竹北六家公學校（今六家國小）的郭清棟，另一位是台南市媽祖宮公學校（今安南區海東國小）的林文穎。
掐指推算，郭清棟和林文穎現在頂多也是88歲，或許還可以找出他們，跟大家說說當年從大阪玩到名古屋、東京，再轉回京都、奈良，那趟花王帶給他們驚喜的旅程。

編按：商標圖取自花王官網
《老牌子到台灣 陳柔縉》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40130/35612051/%

張超英

張超英口述陳柔缙執筆《宮前町九十番地》台北：時報出版，2006

張英超不提他在日本出版的著作，或許是自謙，或許是因為主題是介紹台灣之文化與社會習俗的，回到台灣，似乎是多餘的。其實不然，譬如說，龍山寺為什麼佛道雜收呢？他在日文書解釋：當時統治的日本，將民間道教定為非法的邪教，必須清除之，所以龍山寺收容之…….。這其實不是本文的要點。

我很佩服的是，以作者的家世，竟然能當完三十幾年的公務員，兩度退休；姑且不談諸如他59歲去學開飛機之壯志。這本書，貫穿著如何對台灣的前途有好處的苦心，它也給我們一台灣家族的關係簡圖，執筆者陳柔缙，很擅長此道，所以政治大學的台灣企業家族研究小組，都必須向她請教，請她去交流。

宮前町九十番地台湾をもっと知ってほしい日本の友へ / 張超英陳柔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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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	「勿忘臺灣」落花夢
作者	：	張秀哲
編者	：	陳柔縉審定
出版社	：	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	：	2013-02-27

一個不肯受到殖民政權綑綁的臺灣知識份子
為尋求臺灣自主之路而漂浪的人生

來自一九四七年的聲音，二二八紀念出版！
張炎憲、李筱峰、曹長青專文推薦

日治時期
●他曾豪氣以一圓日幣把中山北路豪宅租給中國當駐臺領事館
●他曾經與蔣渭水聯手阻止日本在臺灣開放買賣鴉片政策
●魯迅幫他翻譯的《國際勞働問題》寫序
●蔣渭水、杜聰明是他的結婚介紹人
●革命同志張深切說他，長得就像托洛茨基，如果除掉了少爺脾氣，便是一個好革命家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對於十幾歲的張超英來說，父親張秀哲從此成為沉默的存在，他滿臉鬍子地被家族從警總營救出來後，從此封閉在自己的書房。一九四七年八月這本《「勿忘臺灣」落花夢》出版了，但很快又因故收回煙滅。此後的父親成為一個活死人，餘生抑鬱以終。
只有在《「勿忘臺灣」落花夢》裡，張秀哲是一個不同的父親，是個活躍的革命家。這本書裡，他如夢一樣地回憶了自己在一九二○、三○年代的年輕歲月，以熱情與豪氣在中國宣傳臺灣解放，反對殖民統治，即使入獄也未曾後悔。他交遊廣闊，在廣州組織「臺灣革命青年團」，與魯迅、郭沫若、戴季陶、甘乃光往來，自費印行小冊《勿忘臺灣》與雜誌《臺灣先鋒》，革命是他的事業。
《「勿忘臺灣」落花夢》重新出版，彷彿是皆已離世的父子兩人，透過出版繼續在時空對話，其中更有許多珍貴的一手文獻，可以窺見當時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的心靈世界，以及對日本、中國的觀察。張秀哲自己在書中緒言提道，這本書是「臺灣解放運動的一頁史實速寫」，「在已往數十年來，是不能在臺灣自由公開赤裸裸的寫出來！況且先前在帝國主義者蠻行統治的時代，極端壓制之下，都是沒有機會公開發表的，而同志們都星散了，也沒人肯用功寫出來的。」如今，就是它再度現身的時刻，也是張超英心中真正父親的復活。

溫紳

我的好友張寬敏醫師曾提供「勿忘臺灣落花夢」珍藏舊本，重新製版再刊發行，除讓張秀哲半生念茲在茲救台愛國精神不至灰滅，且與身為人子的被其家教過之張超英，因此可以減輕遺憾，為台灣留下至為寶貴的見證...張寬敏醫師不幸於日前高齡辭世，訂今(25)日上午10點在台北市首座天主教堂，台北市民生西路245號天主堂（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行追思出殯儀式，回顧他生前常常公開慨歎「台灣人迄今還是奴隸」，如今斯人安息主懷，還是希望在天之靈能庇佑台灣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