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馬可教授（Mark Thelin 1933-2014）。 Peter .Drucker 誤引，我們誤信，近50年了

The Canterbury Tales 的引用： Peter .Drucker 誤引，我們誤信，近50年了。W. Edwards Deming 、的引用，沒問題。練馬可 說是Christopher Wren 說的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1040250516902048


練馬可教授（Mark Thelin 1933-2014） - People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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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 2014 — 練馬可老師在1955年參與東海大學的創辦，隨後成為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多年，一生培育學生無數。去年練老師師母回東海慶祝路思義教堂五十年，由高承恕 ...

一位著名的英國建築師Christopher Wren有一則故事。一次他視察所設計的一座教堂，詢問三個砌牆的工人每人幹些什麼。第一個回答：「我在砌牆。」第二個說：「我在幹活兒賺錢。」第三個泥水匠給了特別有衝擊力的回覆：「我在蓋一座教堂。」三個人在同樣的地方、同樣的時間、做同樣的工作，卻有如此不同的展望！ 練馬可 著〈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徐錚 譯。1971年11月2~4日《中央日報》

據Peter Drucker，他的匠人驕傲地說，自覺"自己在蓋個大教堂"的故事，出自
The Canterbury Tales，可惜我沒 找到出處。

Chaucer scholars have generally settled on April 17, 1387, as the date his pilgrims departed for Canterbury.

The Canterbury Tales

A woodcut from William Caxton's second edition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printed in 1483
Author	Geoffrey Chaucer
Original title	Tales of Caunterbury
Country	England
Language	Middle English
Set in	Kingdom of England, 14th century
Publication date	c. 1400 (unfinished at Chaucer's death)

Fifteenth-Century Illustrations from The Canterbury Tal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Canterbury_Tales

Chaucer scholars have generally settled on April 17, 1387, as the date his…
THEPARISREVIE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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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 Edwards Deming* 的 Out of the Crisis 一書中，有2處引用：

的確，對那些充耳不聞的人說教，徒令自己受人討厭。

──傑弗里·喬叟(Chaucer)《坎特伯里故事集˙梅里白(Melibeus)的故事》



你那無價值的講演，令我雙耳疼痛。

──傑弗里·喬叟(Chaucer)《坎特伯里故事集˙梅里白(Melibeus)的故事》開場白

***

 練馬可教授（Mark Thelin 1933-2 014）

*Deming was the author of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 Position, Out of the Crisis (1982–1986), and The New Economics for Industry, Government, Education (1993), and books on statistics and sampling. Deming played the flute and drums and composed music throughout his life, including sacred choral compositions and an arrangement of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Peter Ferdinand Drucker (/ˈdrʌkər/; German: [ˈdʀʊkɐ]; November 19, 1909 – November 11, 2005) was an Austrian-American management consultant, educator, and author, whose writings contributed to the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business corporation.

Peter Drucker

William Edwards Deming (October 14, 1900 – December 20, 1993) 

W. Edwards Deming

 

268 戴明的新經學與好友 2019-01-18 漢清講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z0V2OcYKXY&t=2s

Hanching Chung

2019年1月17日下午8:29 · 

明天計畫自錄："W. Edwards Deming 博士的三位好友：W. A. Shewhart博士 (為主)、M. H. Hansen博士、A. Politz先生：友情、統計學，可運作定義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轉危為安》(1986)《新經濟學》(1992)記錄很多友情的結晶 ：可參考原書的索引和進一步的研究。
以《新經濟學》為例：Deming記錄他與Shewhart的友情 (第8章)，很感人。
另外一位他佩服的統計學家兼管理者Morris H. Hansen (1910~90)，pp.167~71。
此外，第一章章前引言的Alfred Politz (1902~82)，也很值得談 (p.44)。
111頁，聖保羅了解系統：1990.7.11與Nida Backaitis博士訪英國西敏寺....

這兩年，我在此領域沒什新創/新發現。

Hanching Chung

2015年10月13日 10:45 · 

本周三(14日)10點起，我處有"漢清講堂"節目：
"Deming and Drucker at NYU /GBS ：A Friendship. "紀念戴明...
http://hclectures.blogspot.tw/…/1014-dr-w-edwards-deming-an…

2015年10月23日 9:11 · 

Deming and Drucker at NYU /GBS ：A Friendship 紀念戴明博士 鍾漢清 戴久永

Deming and Drucker at NYU /GBS ：A Friendship 紀念戴明博士 鍾漢清 戴久永

戴明博士訪台講學盛會 1970年11月23~27日：…

YOUTUBE.COM

2015年10月25日 22:35 · 

現在的資訊網很奇妙。我10月14日做一場"戴明與杜拉克在紐約大學的商學研究院：一段友情。我當時把商學研究院GBA錯寫成GBS。

今天，我想研究他1945年在紐約買的小套房，為教學和辦公方便才買的。我用"w edwards deming new york apartment"搜索，第1頁就有兩條讓我想深入去看看，首先是一本Frank Voehl先生主編的"Deming The Way We Knew " (謝謝Frank十幾年前從美國寄一本到台灣送我)，Frank和Gerald Glasser 都分別回憶他們有幸到那套房聊天的樂趣和榮幸；Glasser的那篇，更是1976年10月14為慶祝Dr. Deming 75歲生日的頌文，談他怎麼到紐約大學修課，後來當戴明博士的統計顧問的助手所見所學......Deming博士將它裱起來，掛在套房的牆上多年.....

另一則是曾是Dr DEMING博士學生的 J. N. Orsini ，為【從17世紀到20世紀的統計學名人】寫篇W. Edwards Deming(在第7分的"科學與技術上的應用"， pp.355-60：
Leading Personalities in Statistical Science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edited by Norman L. Johnson, Samuel Kotz (1997)

我還讀到戴明檔案中的書信部份的一些通信人：R. T. Birge, Harold Dodge, Churchill Eisenhart, Gregory Lidstone, Jerzy Neyman, John Tukey, W. Allen Wallis, Peter Drucker, Joseph Juran, Ichiro Ishikawa, and Kenichi Koyanagi. 等等。這些對我寫傳記有幫助。

原書名為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
Bystander翻譯為"旁觀者"或"局外人"。Adventures 在廖譯中省略，日譯本翻譯成"時代"。
其實，原作者Drucker或許想襲用【Alice 漫遊奇境】，因為此書談到不少真實奇人的故事。

將 Henry Luce and TimeLifeFortune翻譯成"美國報閥魯斯"，似乎有點過份啦！80年代我從"台北美國新聞處"借得此書，讀後印象最深刻的，無疑是此章說，"路思義(這是東海大學對該校的教堂捐贈者Henry Luce 的稱呼)，深諳中國宮廷的鬥爭文化和方式，也將它應用於其創造的媒體帝國之管理之中。

"斯隆的專業風采"一章的"專業風采"也是漢譯本添加的，有違傳主的嚴以律已之精神。關於他，請參考討我討論 Peter Drucker和W. Edwards Deming的領導力的英雄之章節。

Deming and Drucker: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By Peter Drucker 旁觀者－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

DDHCC.BLOGSPOT.COM

人文三缺一

練馬可老師在1955年參與東海大學的創辦，隨後成為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多年，一生培育學生無數。去年練老師師母回東海慶祝路思義教堂五十年，由高承恕老師講述「相思林裏的練老師」，把練老師作為一位信仰實踐者的形象，深深刻劃在每一位聽眾心裏。練老師逝世了，他的的謙和身影和生命熱情，是否依然在您的心底激盪不已？明年東海將屆六十歲生日，此時讓我們來紀念敬愛的練老師，紀念這一位終身奉獻自己於臺灣高等教育的開拓者。

從練老師的文章 緬懷令人永遠懷念的 社會系 練馬可教授（Mark Thelin）

我是屬於傳教士第二代，一九三三年出生於福州，我父親是協和中學的副校長，專長是農業推廣，母親在那兒教英文和音樂，他們都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直到內戰發生，就是閩變吧，母親才帶著我離開福州。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母親又帶著我和弟弟經香港回美國。父親則留在大陸，因為他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策，不論戰爭與否，教育必須持續下去，所以他與協和中學的師生在一起，直到一九四三年才回美國。一九四七年，抗戰勝利後，我又回到福州，隨即到上海去唸美國學校的初三。不料，一九四九年，大陸整個兒落到共產黨的手裡，我只好回到美國南達科塔州，寄住在叔叔的農場裡。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我在奧柏林學院主修社會學。

傳教士的第二代登陸台灣

畢業後透過奧柏林山西基金會，申請服務，被分發到台灣來。這個基金會是為了紀念一九OO年義和團暴動中，在山西省遇害的一群奧柏林傳教士，後來由熱心的奧柏林校友發起成立的。一九一八年，基金會派遣第一批教員到山西銘賢中學教英文。一九四O年左右，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基金會有好幾年都不再派遣新的教員到中國。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佔據大陸以後，基金會改派英文教員到日本、印度和台灣。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第一批到台灣的教員，被派往台南長榮中學任教，我則是第二批。記得是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我由西雅圖搭乘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新型飛機──「星座號」(Constellation)，花了廿六小時飛抵東京，與親友們在那裏待了幾天，十月十二日飛抵台灣。為什麼我記得那麼清楚呢？因為一四九二年的十月十二日正好是哥倫布登陸美洲，一九五五年同一天我登陸台灣！

剛來的時候坦白說，我對台灣沒有什麼印象，只知道她經過五十年日本統治，社會結構與中國大陸不全然相同，但其實我對中國的大文化認識也很模糊，在福州時我畢竟只是個孩子而已。一九五六年，那時候的文學院院長吳德耀先生請我考慮回美國進修，因為東海準備要成立社會系，我說讓我想一想，考慮六個月吧。說實在那時候我的第一志願，是想回美國考試受訓，進外交部當官員。隔一年呢，我還是接受了吳院長的建議，回到奧柏林修了一年碩士，之後又到北卡羅萊納大學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 花了三年半取得社會學博士。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八日，我又回到大度山上。

極有個性的曾校長

第一次見到曾校長，倒不是在東海，而是在一九五五年，春天的奧柏林。第一印象是他戴著圓圓的眼鏡，穿著一襲長袍，好像是個儒家人物。不料他的英文非常非常好，如果不見其人，只聽其音，你會以為講話的是個受過良好教育英國紳士。吳院長那時跟在他旁邊，西裝畢挺，好像個企業家，我以為是這個中國老先生的翻譯員。

曾校長頗嚴肅，不輕易說話，但是他也會開玩笑，他的幽默全是古雅的英國式，用了非常多的典故，如果不專心聽的話，就不能心領神會。譬如我聽人家說過這樣的一個笑話，曾校長第一次坐飛機啊，他透過圓圓的窗口向下望，滿眼都是稻田，隨口就說：「All the rice down below would be consumed by mouths!」你看看，這就是典型的曾氏幽默。他演說時國語極漂亮，稍微休息，自己隨即用更漂亮的英文翻譯一遍，不假思索喔！我有一次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校長交接之前，曾校長有一次介紹吳院長時，先用中文說：「他比我好o」接著自行翻譯時，卻說：「He is as good as I ！」，不知曾校長是不是無意的，但我一直覺得這句話很妙，很有意思。

曾校長在台北時，和他的姊姊曾寶蓀住在一起，在東海，則是獨住，但有一位傭人照顧他。他是貴格會員，生活十分嚴謹。走路很有尊嚴，四季一襲長袍，我只在他退休後，和他在台北青年會吃飯時，看過他穿一次白襯衫，而且是不紮進褲子的唐裝式穿法。他治校是全心全力的投入，開會時效率極高，因為每次提案需要表決的時候他都會說：「如果沒有人反對，就算是通過了。」這就是他的獨特作風。六十五歲他要退休的時候，學生覺得如果他一走，東海就沒希望了。大家就開會，集體絕食，想要挽留曾校長，這種事在五十年代的台灣還是破天荒第一遭。

參加了創校典禮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旬我抵達東海，先和七名志願新生、吳司機一起幫忙搬東西。十一月二日開學典禮，那一天天氣還不錯，沒有樹，後來很有名的東海風已經吹的很厲害了。學校剛蓋了一點點建築物，我記得男生宿舍是四棟，女生宿舍三棟，創校典禮和月會，都是在位於現在十五棟的倉庫——臨時禮堂舉行。那時中港路還沒鋪柏油，只是一條泥土路，我們坐公路局的車上來，每個人一下車，第一個動作都是先拍拍頭，撲掉滿身的灰塵。

說起早年的東海生活啊，就像個大家庭，我住在男舍第二棟，和艾大衛住在一起，曾校長就住隔壁的隔壁，我早上常常碰到，他正好也在浴室裏洗臉。剛來台灣的時候我不太適應，四個月內，體重掉了三十磅，後來又增加十磅，我想是因為生活正常吧！曾校長擔心外國教員吃不慣食堂裡的飯，要求外國教員一起開伙吃中飯，我常到柯安思家裡吃，曾校長還規定我每個禮拜到牧師家吃頓西餐。雖然大家生活清苦，物質條件不是很好，但是過得還蠻快樂的。我問過一個家住台南的男生，一學期只回家兩次，他倒一點也不覺得苦。而且，我曾經約略的估計過，那時候的學生衣服只有兩套，一學期伙食費，食堂包飯才兩百四十元，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時，全年學雜費及生活費只要八千元。

不得了的東海風

生活裡頗多趣事，東海的水塔比宿舍高，水壓過大，水龍頭常突然爆開來！我後來搬到男舍七一一室，那個東海風啊，真不得了！有一次測出來，風速每小時高達廿五到三十英哩。朝北的門特別辛苦，很難關上。灰塵大，半個小時就積滿桌面，掃都掃不完。冬天也很冷，有一年降到華氏卅八度，換算成攝氏大概只有三度。我跟學生吃住都在一起，我和他們打籃球，到夢谷烤肉。我也參加合唱團，指揮就是後來的圖書館館長鄭得安先生。學生則教我說中文，跳土風舞。

我在中國出生，在台灣待了這麼多年，我的中國話至今仍然是白話文，沒有什麼文言文的味道。小時候在大陸，家裏講英語，和協和中學的學生講中國話，出去玩會講一點點福州話，但現在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只記得一句：「你會講福州話嗎？」中國語從小就學，在上海念高中時，老師強迫我們每學期背五百個方塊字，還要考試，但是我的程度比別人稍好一點。一九五五年我從美國要到東海之前，還先到耶魯上過三個月的華語密集班，每周廿小時，由兩個在北平出生的美國傳教士和六個北平人輪流跟我們對談，非常有效，他們的中文說的非常標準，可惜時間實在太短。

通才與勞作

通才教育現在已經消失了，十分可惜！我自己在奧柏林學院時，一、二年級就是先接受通才教育，課程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數學、語文和英文作文，到了三、四年級才上專門教育。我記得一九五六年東海實施通才教育的時候，理學院的人抱怨最多，覺得浪費太多時間。一九六O年代，吳校長曾開辦一個叫作「社會科學綜合討論」的課程，觀念很新，是由學生輪流上台報告，效果顯著，如果能夠恢復，特別好。

流傳至今的勞作制度，是聯董會特地從美國請來高齡六十五歲，剛退休的蕭查理博士規畫指導的，之前他在美國貝利亞學院推動勞作教育非常成功，到了東海他以身作則，常常自己帶頭做勞作，學生們對他非常尊敬，甚至可以說是崇拜。繼任的亨德博士，組織學生到大肚山頂四個村落去做社會服務，他們利用假日到村裡做排水溝，提供醫療服務，或者找個三合院，放放電影，教村民跳跳方塊舞。這個勞動服務的精神可以說是一貫的。現在學生人數增加太多，勞作制度大受挑戰，如何分配有意義而且足夠的勞作，可說是很大的難題。我也曾經建議過將學生勞作推展到校外的社區，現在東海學生人數十分多，應該更能夠提供這種社會勞動服務，並且必須具備「實質性」(substantive)的內涵，而非只為「做工」而已。

教授相處融洽

一九六二年，我搬進東海路廿五A宿舍，一九六五年回到美國，次年四月結婚，九月底回到東海後，仍住在廿五A，一直到現在。我經常和教授們一起聚會，覺得東海教授的陣容很堅強，學問很好。我還記得政治系的徐道鄰教授，博通百家，口才風度都是第一流。他是從柏林大學回來的，能說三四種語言，兼有文學、歷史、政治、藝術、社會的涵養，上他的課真是一種福氣！如果東海能多一些這種老師那就好了，通才教育也就會有希望。教授們彼此之間也很融洽，從前我們每個月都有一次教授聚餐。有一次我和一位中文系教授方師鐸聊天，剛好那陣子詹森總統宣布不連任，因為他的越戰政策失敗，必須下台。方教授是留日回來的，笑著說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日本的話，要切腹！在中國的話，就辭職。而在美國，頂多是不連任而已。從這個笑話裡，我們可以感受到國情的不同。這樣輕鬆而有意義的聊天現在已經很少了，教授之間也不像從前那樣團結和諧了。我覺得重建東海以前的團結，可以從小單位開始做起，例如現在學生流行的學長制、家族制都很好，這比較有可能回復到東海的精神。


重建東海的理想主義

現在回首，才驚覺到時間過得好快，東海的改變十分大，幾年前一位在美國住了十年的老朋友回來看我，當我們一起站在牧場上遠看台中盆地時，他問我說：「 Where have a11 the greens gone？」我無言以對。東海早期理想主義甚濃，學生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義務，去創造這個學校的傳統！當初我拿到學位時，所長還曾經認為回到台灣簡直是浪費我所受的良好教育，但是我堅持已經對東海有所承諾，一定要回來。現在，社會系所有十七個專任老師，算算有一半是我的學生，回想當初的決定，從來沒後悔過，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創造這個學校的傳統，我覺得這輩子的根是在東海。我看望東海的未來，大學部能再度受到重視，提升大學部的水準。雖然我們已經有研究所了，即使東海將來變成第一流的研究機構，但可能我出身奧柏林吧，仍然衷心希望重振通才教育。

我這一生沒什麼驚世的大作，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

（本文摘自《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台中：東海大學，1995﹞，頁166~169）

進一步：

• 練馬可 〈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1971)

東海大學的人與書(131) :
Dr. Mark Thelin 練馬可教授

 Two Taiwanese Village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conducted by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Tunghai University, by Mark C. Thelin, 1976  
Dr. Mark Thelin  練馬可     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   徐錚譯   中央日報 1971.11.01-02-03

    練馬可老師1933年出生於福州，身為傳教士的第二代，他22歲從奧柏林學院畢業之後，便帶著愛來到台灣，1955年十月抵達東海，和七名志願新生、司機 一起幫忙搬東西，開始了在東海44年的歲月--1999年退休返回美國。他成立了全台灣第一個社會系，並且開創了東海當年聞名的「工作營－－在貧乏的年代裡，是一群大學生對社區環 境人群貢獻與付出的記號－－深深影響了東海的文化。

陳續升在「追憶練老師」相簿新增了 7 張相片。

今晨聞訊練老師過世，虔誠的默禱者已歸主安息。
　
很慶幸自己有如此的機緣，在練老師最後一次回到東海（2013）的旅程中，近乎全程相伴。練老師不僅屬於社會系，練老師是屬於東海大學的，作為宣教士，練老師除了替社會學系打下基石之外，更心繫著整個東海大學的未來，他的信仰指引著他，教育不僅止於課堂，更帶領著學生走進社會，傾生命之力無私貢獻於台灣。
　
練老師說過：
「　　我們對於一所美善的大學──這是可以定義的──的理想來自過去許多世代的經驗，然而這種理想的內涵卻不為過去的經驗所限。我們要致力把目前的活動和經驗加以塑造，使之適合我們的理想，而這種塑造直到目前都是辦得到的。　
　　如果我們希望鑄造我們的行為、我們的活動來適合一種理想，我們必須怎麼做？我提出兩個我認為特別有意義的字眼：「參與」和「責任」。
　　我們必須要「參與」進具有當前一切限制的情況中去；這種參與必須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必須是建設的，不是破壞的；必須是一種「必要的參與」，使本社區的每一份子，都永遠警覺到要把我們的理想作創造性表現的責任。
　　「參與」意謂著「接受責任」。如果我們真正參與進一種境況，我們必須接受責任去求有所貢獻於那個境況，不論是加以維持或加以改變。這種責任不能轉嫁於任何其他人。轉嫁意謂從參與中擺脫出來。」（練馬可著，徐錚譯，〈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
　
對照於練老師寫下這些文字的1970年代，今日的東海依舊切合著此文，想像著當年練老師公開演講的景象，一位長相斯文帥氣的宣教士，在台上說著心中的東海，鼓舞著台下的每一個東海人，我們要「創造性的」「參與」要承擔「責任」，我們要眺望著宛若星辰的理想，由他們來指引我們方向。

陳續升分享了 Tsaiman Clare Ho 的貼文。

50分鐘 ·

彩滿學姊於2000年和2009年兩次探望練馬可老師，記錄了練老師的養老生活剪影，以及早已超越師生之間的動人互動。今晨聞訊練老師過世，虔誠的默禱者已歸主安息。

很慶幸自己有如此的機緣，在練老師最後一次回到東海的旅程中，近乎全程相伴。練老師不僅屬於社會系，練老師是屬於東海大學的，作為宣教士，練老師除了替社會學系打下基石之外，更心繫著整個東海大學的未來，他的信仰指引著他，教育不僅止於課堂，更帶領著學生走進社會，傾生命之力無私貢獻於台灣。

練老師說過：⋯⋯

更多

Tsaiman Clare Ho 新增了 2 張相片 — 在 Grinnell, Iowa 。


2009年的12月3日，我去探訪練馬可老師所寫下的敘述。2014年的今天，聽聞練老師歸主安息，歇了地上的勞苦，我將過往的點滴重新貼在臉書，紀念這位充滿良善對主忠心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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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去美國時，回程特意安排了前往愛荷華州去探望練老師夫婦。從台灣的工作退休後，他們到英國Durham讀了有關考古學的碩士學位。那年是2000年左右，我也去探望他們。當時他們借住在東海外文系另一個老師Howard在Durham的家。也許一百年的老房子在英國並不稀罕，但充滿古意，很對我胃口。有一個景像，我永難忘懷。有一晚忽然睡不著，半夜醒來，從閣樓的斜窗往外望，一輪明月安靜地掛在夜空，皎潔的月光照耀著Durham 那個有名的大教堂。它們離我好近好近，我的心變得很安靜。


從英國回到美國後，練老師他們分別拜訪了東岸、西岸與中部的三個退休社區，最後選了位於中部的Grinnell。按照他們的描述，的確是三者當中最好的，不但年長者的獨立生活空間受到尊重，醫療、再教育等設備大概也是最accessible的。Grinnell College 步程可達，兩位老人家積極安排自己的生活，常常去聽演講跟音樂會。待在那裡五六天左右的我，盡量參與他們的活動，想看看年長者的生活或是美國所謂的退休社區是什麼樣子。大概是每周二左右，他們兩會去參加一個遊戲活動，叫Trivial Pursuit，就是類似機智問答，但是題目多屬於冷門或是主流上無關緊要的知識。遊戲分成兩隊，分為南跟北(我們通常都是黑跟白隊，分成南北不知道跟美國南北戰爭有無關係)，互相搶答。比如，其中有一題是三文魚(鮭魚，我受了香港人影響了，竟然說成三文魚)肚中靜脈的顏色是什麼?這一題練老師答對了，答案是黑色。Grinnell College是很好的學校，也很貴，非常具有人文特色。台灣日治時期培養出來的精英之一，陳炘就是這裡畢業後，再去讀哥倫比亞大學的。

練老師的身體狀況不如以往。以前他走路很快，手上帶著兩個錶，對於時間的掌握分秒必爭，就是清教徒嚴格自我規律的那個樣子。現在他走路變很慢，常常落在師母後頭。跟年輕時完全相反，以前是師母小跑步跟在後頭。練老師佇著拐杖落後於我們，還叫我們不用在意他，他總會跟上來的。我後來跟師母說，我們還是走慢一點，免得老師太挫折，師母說，他已經挫折很久了。聽了有點不捨練老師。我記得在Durham要坐火車去蘇格蘭時，因為我有點小感冒，練老師硬是塞了很多維他命到我的背包。火車快要開動時，他在窗外追著火車跑，就是要確定我是否有找到座位...當時的心情，還真像朱自清望著父親背影那樣...

上面那張圖拍攝地，是練老師他們的住宅。說到這個退休社區與計劃，應該也挺有意思。房子的土地本身是May Flower協會所有。房子則是練老師出資所蓋。若他們離世，可以將房子拍賣，所得大概八成歸練老師夫婦的財產指定繼承者，其餘二成歸May flower。照片裡倚靠在他們旁邊的是Whitey，是隻流浪狗，本身也很有故事性。她來自韓國喲，因為主人搬往他洲，原先找到別的人家收養，結果自己逃了出來，流浪了四個月，熬過了嚴苛的冬天，是練師母有耐心、愛心，漸漸培養她的信任下，終於馴養了她。我到的那幾天，每天早上，她都當我是陌生人一樣，總會對我吠幾聲。有一天，我考慮兩個老人家辛苦，自願單獨帶她去溜溜。好不容易說服她跟我出門，才走了2個blocks，她就趴在那裡，怎樣不肯跟我再前進。我只得順著她，乖乖往回走，帶她回家。
下面這張圖是前來拜訪的小松鼠。師母見到小松鼠來了，趕快拿堅果灑落在窗前好招待小客人。可惜照相機沒照到，這裡的小松鼠尾巴是棕黃色的，挺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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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12/16/hwangjinlin/

紅土上的播種者─悼念練馬可教授

Posted on 2014/12/16by 巷仔口社會學

黃金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坐在電腦螢幕前修改這篇短文時，練馬可老師（Dr. Mark C. Thelin）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十天。我相信這個時候他已經在天堂的某個角落快樂地過活著，享受凡俗世界沒有的寧靜與安詳。雖然不捨，但仍然為他能得到上帝的寵召，邁向永生而感到欣喜。

【練馬可老師在今年12/1辭世，1933～2014】

四年前(2010年11月)，當我初次提筆描繪我所認識的練馬可教授時，是在他獲得台灣社會學會頒發終身成就獎的前夕。當時我帶著感恩的心情寫下一些自己與練老師相處過的片段，分享給學界朋友和練老師的學生。此刻，我還是帶著感恩和懷念的心情，修改這篇舊文，悼念我所敬愛的老師。

◎東海社會學系的精神導師

一個人的一生究竟能給旁人和來者多少幫忙和啟示，這個問題實在難有明確答案。畢竟，每個人的用心和機遇都不相同，難以苛求一致。不過，與其去計較自己的貢獻和成果，不如點點滴滴、默默地去實踐自己必須完成的職責和工作。這種不求名位，只求完成職責和工作的精神，是我在練老師身上發現的特質。在三十多年的任教生涯中，他總是謹守分寸，以傳播知識和養成學生人格做為自己的職志，用心完成上帝賦予他的播種者角色。說他是東海社會學系的精神導師並不為過。

十分有幸，在出國念博士學位前，我回到東海社會學系擔任一年半的助教，負責的主要工作就是擔任練老師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理論」課程助教。我在大學時期就上過練老師的文化人類學課程，配合起來絲毫沒有問題。社會學理論部分，也因為是自己的興趣所在，十分投入。唯一比較吃重也感覺責任重大的是，必須幫練老師改期中考和期末考的考卷。因為牽涉到學生的權益和公平性，我們都非常慎重其事。通常，我們會先討論答題的重點，然後由我念幾份申論題的答案給他聽，一起討論後評定成績，以做為我改考卷的參考標準。當時，留著大鬍子的練老師帶的是上半邊近視、下半邊老花的黑框眼鏡，中間有一條明顯的折線，外型上很有氣質和學問。我常常好奇的是，他是怎麼看東西的？他會看到我看到的那條線嗎？我至今仍不知道答案是什麼！印象中，因為我即將出國念書，練老師也讓我用打字機重打他修訂過的英文講義，好讓我學習點出國後的生存技能。大學時期，我常常會被系辦邊傳出的打字機聲音所吸引，因為當時的東海社會系只有練老師常打字，而且打得很快，聲音非常悅耳。不知不覺中，我也喜歡上打字機打在紙面上的那種連串、獨特的聲音。PE II出現後（1980年代的一種中文文書軟體），打字機也逐漸淘汰了，但練老師敲打鍵盤的速度、身影和打字機發出的聲響，還深深留在我的腦海中。

1987年，透過練馬可和高承恕老師的推薦，我辭去東海的助教工作到UCLA攻讀博士學位。六年後，當我再度回到東海時，練老師已經因為使命所在，轉赴台南神學院承擔吃重的教學和行政工作。當時，南神複雜的人事問題成為他退休前，必須經常介入處理的問題。1995年，在一次回東海兼課後的校園短程散步中，我問他為何要離開東海到台南任教，奔波兩地？他告訴我，那時的南神比東海更需要他的幫忙，做為一個傳教士，他必須協助南神走出困局。東海社會系已經有足夠的羽翼可以自己飛翔，他已經完成該做的事。時間到了，也就是該離開的時候了。對我而言，這是一個理智上可以接受，但情感上有點不捨的失去。畢竟，他爽朗的笑聲、學者的氣質、流暢的中文和修剪整齊的大鬍子都是我們熟悉的身影，驟然不見，總是覺得不捨。

◎紅土上的播種者

扣除返回美國奧柏林學院和北卡羅來納大學Chapel Hill分校就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時間，練馬可老師在東海總共任教34年。前兩年(1955-1957)，他的身分是奧柏林山西基金會派赴東海任教的英文老師，後32年(1962-1994)為社會學系的專任老師，但實際上，從1990年開始他已經專心於南神的社會工作學系教育了。

【練馬可老師可說是在紅土上的播種者】

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練老師曾經有機會任職美國的國務院，擔任公職，但在吳德耀校長的邀請下，他決定回到東海散播社會學的知識和種子。在當時，他是台灣極少數擁有博士學位的社會學專任教師。1966年到1977年間，他擔任社會學系的系主任，帶領社會學系走過威權體制下經營自由學風不易的歲月。他曾說，有時候他必須使用「傳教士」和「美國人」的身分才能讓自己的課程免於受到政治干擾，當然，他也非常有節制地使用這兩個身分，避免節外生枝產生不必要的困擾。無論如何，在他的堅持和教學下，社會學理論得以完整的方式在東海教授，馬克思的理論也沒有因為情治單位在他的課堂中安插旁聽生，就在他的講課中消失。各種社會調查的研究工作也在他的支持下由師生合作展開。東海的工作營也在他的指導下活躍於各地，造就各種各樣的服務事蹟。沒有私心的教育、用人和領導，是他為東海社會學系豎立的傳統，這是東海的福份，也是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上必須記錄的一筆。

1956年，東海社會學系創立，第一任的系主任是由大陸來台的張鏡予教授擔任，練老師是第二任的系主任。從草創到後來的發展，練老師都躬身其事，無役不與。直接受教於他的學生數以千計，其中不乏社會學界的成名前輩和中生代的社會學界同儕，由此衍生的香火關係幾乎縱貫台灣南北，甚至也及於美國的部分大學。在1980年前後，台灣才陸續有出國留學的學生返台傳遞薪火，形成新的活力與氣候。在此之前，學術傳承的責任多數由大陸時期訓練出來的社會學者擔任。東海十分有幸地有正科班的社會學博士領導其發展，學術研究高於其他，自由學風不受政治管束，也不受人事羈絆，這個特質也由此奠立。到目前為止，這都還是東海社會學系的特質。這個特點和傳統的塑造，不能不歸功於練老師的認真與堅持。練老師對社會工作學門的扶持和關心，也分別在東海和南神開出社會實踐的花朵。由於不少社會學系的畢業生後來從事社會工作的行業，而練老師也擔任台灣家庭暨兒童扶助基金會的董事二十餘年，他也因此被家扶基金會尊稱為「社工員教父」。1979年，在他的努力下台灣終於出現第一個社會工作學系。說他是一位播種者，一位在大度山的乾硬紅土上埋首耕耘，留下甜美果實予後輩享用的長者，應是貼切的描繪。

◎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

練老師曾經非常自謙地說：「我這一生沒什麼驚世的大作，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他沒有說的是，這些學生都生長在台灣。他用了四十年的時間(1999年他從南神退休)，不求回報地寫這本書。做為一位東海人，我必須說，他不只是屬於東海！在大學教育走到過於體制化、功利化和商業化的此刻，以及教授們因為體制要求而著重在研究數量和出版表現時，他的堅持和用心更顯得珍貴。

【練馬可老師說，他的最佳著作就是他的學生】

2010年，在徵得練老師的同意後，社會學系系友會設立了「練馬可教授發展基金」，接受系友和各界的捐款，以行動實踐練老師關懷學生、關懷社會的志趣，在系友的熱心贊助下，練老師雖然退休了，他對學生和社會的關愛依舊可以透過發展基金持續下去。2013年10月28日，在東海大學的邀請下，練老師和練師母再度回到東海，參加路思義教堂建立50週年的慶祝活動，81歲的他仍然精神奕奕，以謙虛、熱情的態度和師生、系友座談、話家常，鼓勵大家努力向學，並奉獻所學。做為一個老師，他無疑已經成為大家心中的典範。2014年12月1日，練老師在美國Iowa state安詳地離開這個世界。「生命不會永遠美好，但永遠有趣」，這是他的座右銘，也是他的人生態度。哲人已遠，但他留下的精神和風範一定會影響一代代的東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