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0日 星期六

練馬可教授(Mark Thelin 1933-2014)


練馬可老師在1955年參與東海大學的創辦,隨後成為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多年,一生培育學生無數。去年練老師師母回東海慶祝路思義教堂五十年,由高承恕老師講述「相思林裏的練老師」,把練老師作為一位信仰實踐者的形象,深深刻劃在每一位聽眾心裏。練老師逝世了,他的的謙和身影和生命熱情,是否依然在您的心底激盪不已?明年東海將屆六十歲生日,此時讓我們來紀念敬愛的練老師,紀念這一位終身奉獻自己於臺灣高等教育的開拓者。



從練老師的文章 緬懷令人永遠懷念的 社會系 練馬可教授(Mark Thelin)

我是屬於傳教士第二代,一九三三年出生於福州,我父親是協和中學的副校長,專長是農業推廣,母親在那兒教英文和音樂,他們都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直到內戰發生,就是閩變吧,母親才帶著我離開福州。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母親又帶著我和弟弟經香港回美國。父親則留在大陸,因為他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策,不論戰爭與否,教育必須持續下去,所以他與協和中學的師生在一起,直到一九四三年才回美國。一九四七年,抗戰勝利後,我又回到福州,隨即到上海去唸美國學校的初三。不料,一九四九年,大陸整個兒落到共產黨的手裡,我只好回到美國南達科塔州,寄住在叔叔的農場裡。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我在奧柏林學院主修社會學。

傳教士的第二代登陸台灣

畢業後透過奧柏林山西基金會,申請服務,被分發到台灣來。這個基金會是為了紀念一九OO年義和團暴動中,在山西省遇害的一群奧柏林傳教士,後來由熱心的奧柏林校友發起成立的。一九一八年,基金會派遣第一批教員到山西銘賢中學教英文。一九四O年左右,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基金會有好幾年都不再派遣新的教員到中國。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佔據大陸以後,基金會改派英文教員到日本、印度和台灣。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第一批到台灣的教員,被派往台南長榮中學任教,我則是第二批。記得是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我由西雅圖搭乘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新型飛機──「星座號」(Constellation),花了廿六小時飛抵東京,與親友們在那裏待了幾天,十月十二日飛抵台灣。為什麼我記得那麼清楚呢?因為一四九二年的十月十二日正好是哥倫布登陸美洲,一九五五年同一天我登陸台灣!

剛來的時候坦白說,我對台灣沒有什麼印象,只知道她經過五十年日本統治,社會結構與中國大陸不全然相同,但其實我對中國的大文化認識也很模糊,在福州時我畢竟只是個孩子而已。一九五六年,那時候的文學院院長吳德耀先生請我考慮回美國進修,因為東海準備要成立社會系,我說讓我想一想,考慮六個月吧。說實在那時候我的第一志願,是想回美國考試受訓,進外交部當官員。隔一年呢,我還是接受了吳院長的建議,回到奧柏林修了一年碩士,之後又到北卡羅萊納大學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 花了三年半取得社會學博士。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八日,我又回到大度山上。

極有個性的曾校長

第一次見到曾校長,倒不是在東海,而是在一九五五年,春天的奧柏林。第一印象是他戴著圓圓的眼鏡,穿著一襲長袍,好像是個儒家人物。不料他的英文非常非常好,如果不見其人,只聽其音,你會以為講話的是個受過良好教育英國紳士。吳院長那時跟在他旁邊,西裝畢挺,好像個企業家,我以為是這個中國老先生的翻譯員。

曾校長頗嚴肅,不輕易說話,但是他也會開玩笑,他的幽默全是古雅的英國式,用了非常多的典故,如果不專心聽的話,就不能心領神會。譬如我聽人家說過這樣的一個笑話,曾校長第一次坐飛機啊,他透過圓圓的窗口向下望,滿眼都是稻田,隨口就說:「All the rice down below would be consumed by mouths!」你看看,這就是典型的曾氏幽默。他演說時國語極漂亮,稍微休息,自己隨即用更漂亮的英文翻譯一遍,不假思索喔!我有一次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校長交接之前,曾校長有一次介紹吳院長時,先用中文說:「他比我好o」接著自行翻譯時,卻說:「He is as good as I !」,不知曾校長是不是無意的,但我一直覺得這句話很妙,很有意思。

曾校長在台北時,和他的姊姊曾寶蓀住在一起,在東海,則是獨住,但有一位傭人照顧他。他是貴格會員,生活十分嚴謹。走路很有尊嚴,四季一襲長袍,我只在他退休後,和他在台北青年會吃飯時,看過他穿一次白襯衫,而且是不紮進褲子的唐裝式穿法。他治校是全心全力的投入,開會時效率極高,因為每次提案需要表決的時候他都會說:「如果沒有人反對,就算是通過了。」這就是他的獨特作風。六十五歲他要退休的時候,學生覺得如果他一走,東海就沒希望了。大家就開會,集體絕食,想要挽留曾校長,這種事在五十年代的台灣還是破天荒第一遭。

參加了創校典禮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旬我抵達東海,先和七名志願新生、吳司機一起幫忙搬東西。十一月二日開學典禮,那一天天氣還不錯,沒有樹,後來很有名的東海風已經吹的很厲害了。學校剛蓋了一點點建築物,我記得男生宿舍是四棟,女生宿舍三棟,創校典禮和月會,都是在位於現在十五棟的倉庫——臨時禮堂舉行。那時中港路還沒鋪柏油,只是一條泥土路,我們坐公路局的車上來,每個人一下車,第一個動作都是先拍拍頭,撲掉滿身的灰塵。

說起早年的東海生活啊,就像個大家庭,我住在男舍第二棟,和艾大衛住在一起,曾校長就住隔壁的隔壁,我早上常常碰到,他正好也在浴室裏洗臉。剛來台灣的時候我不太適應,四個月內,體重掉了三十磅,後來又增加十磅,我想是因為生活正常吧!曾校長擔心外國教員吃不慣食堂裡的飯,要求外國教員一起開伙吃中飯,我常到柯安思家裡吃,曾校長還規定我每個禮拜到牧師家吃頓西餐。雖然大家生活清苦,物質條件不是很好,但是過得還蠻快樂的。我問過一個家住台南的男生,一學期只回家兩次,他倒一點也不覺得苦。而且,我曾經約略的估計過,那時候的學生衣服只有兩套,一學期伙食費,食堂包飯才兩百四十元,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時,全年學雜費及生活費只要八千元。

不得了的東海風

生活裡頗多趣事,東海的水塔比宿舍高,水壓過大,水龍頭常突然爆開來!我後來搬到男舍七一一室,那個東海風啊,真不得了!有一次測出來,風速每小時高達廿五到三十英哩。朝北的門特別辛苦,很難關上。灰塵大,半個小時就積滿桌面,掃都掃不完。冬天也很冷,有一年降到華氏卅八度,換算成攝氏大概只有三度。我跟學生吃住都在一起,我和他們打籃球,到夢谷烤肉。我也參加合唱團,指揮就是後來的圖書館館長鄭得安先生。學生則教我說中文,跳土風舞。

我在中國出生,在台灣待了這麼多年,我的中國話至今仍然是白話文,沒有什麼文言文的味道。小時候在大陸,家裏講英語,和協和中學的學生講中國話,出去玩會講一點點福州話,但現在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只記得一句:「你會講福州話嗎?」中國語從小就學,在上海念高中時,老師強迫我們每學期背五百個方塊字,還要考試,但是我的程度比別人稍好一點。一九五五年我從美國要到東海之前,還先到耶魯上過三個月的華語密集班,每周廿小時,由兩個在北平出生的美國傳教士和六個北平人輪流跟我們對談,非常有效,他們的中文說的非常標準,可惜時間實在太短。

通才與勞作

通才教育現在已經消失了,十分可惜!我自己在奧柏林學院時,一、二年級就是先接受通才教育,課程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數學、語文和英文作文,到了三、四年級才上專門教育。我記得一九五六年東海實施通才教育的時候,理學院的人抱怨最多,覺得浪費太多時間。一九六O年代,吳校長曾開辦一個叫作「社會科學綜合討論」的課程,觀念很新,是由學生輪流上台報告,效果顯著,如果能夠恢復,特別好。

流傳至今的勞作制度,是聯董會特地從美國請來高齡六十五歲,剛退休的蕭查理博士規畫指導的,之前他在美國貝利亞學院推動勞作教育非常成功,到了東海他以身作則,常常自己帶頭做勞作,學生們對他非常尊敬,甚至可以說是崇拜。繼任的亨德博士,組織學生到大肚山頂四個村落去做社會服務,他們利用假日到村裡做排水溝,提供醫療服務,或者找個三合院,放放電影,教村民跳跳方塊舞。這個勞動服務的精神可以說是一貫的。現在學生人數增加太多,勞作制度大受挑戰,如何分配有意義而且足夠的勞作,可說是很大的難題。我也曾經建議過將學生勞作推展到校外的社區,現在東海學生人數十分多,應該更能夠提供這種社會勞動服務,並且必須具備「實質性」(substantive)的內涵,而非只為「做工」而已。

教授相處融洽

一九六二年,我搬進東海路廿五A宿舍,一九六五年回到美國,次年四月結婚,九月底回到東海後,仍住在廿五A,一直到現在。我經常和教授們一起聚會,覺得東海教授的陣容很堅強,學問很好。我還記得政治系的徐道鄰教授,博通百家,口才風度都是第一流。他是從柏林大學回來的,能說三四種語言,兼有文學、歷史、政治、藝術、社會的涵養,上他的課真是一種福氣!如果東海能多一些這種老師那就好了,通才教育也就會有希望。教授們彼此之間也很融洽,從前我們每個月都有一次教授聚餐。有一次我和一位中文系教授方師鐸聊天,剛好那陣子詹森總統宣布不連任,因為他的越戰政策失敗,必須下台。方教授是留日回來的,笑著說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日本的話,要切腹!在中國的話,就辭職。而在美國,頂多是不連任而已。從這個笑話裡,我們可以感受到國情的不同。這樣輕鬆而有意義的聊天現在已經很少了,教授之間也不像從前那樣團結和諧了。我覺得重建東海以前的團結,可以從小單位開始做起,例如現在學生流行的學長制、家族制都很好,這比較有可能回復到東海的精神。


重建東海的理想主義

現在回首,才驚覺到時間過得好快,東海的改變十分大,幾年前一位在美國住了十年的老朋友回來看我,當我們一起站在牧場上遠看台中盆地時,他問我說:「 Where have a11 the greens gone?」我無言以對。東海早期理想主義甚濃,學生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義務,去創造這個學校的傳統!當初我拿到學位時,所長還曾經認為回到台灣簡直是浪費我所受的良好教育,但是我堅持已經對東海有所承諾,一定要回來。現在,社會系所有十七個專任老師,算算有一半是我的學生,回想當初的決定,從來沒後悔過,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創造這個學校的傳統,我覺得這輩子的根是在東海。我看望東海的未來,大學部能再度受到重視,提升大學部的水準。雖然我們已經有研究所了,即使東海將來變成第一流的研究機構,但可能我出身奧柏林吧,仍然衷心希望重振通才教育。

我這一生沒什麼驚世的大作,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

(本文摘自《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台中:東海大學,1995﹞,頁166~169)


進一步:



東海大學的人與書(131) :
Dr. Mark Thelin 練馬可教授

 Two Taiwanese Village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conducted by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Tunghai University, by Mark C. Thelin, 1976  
Dr. Mark Thelin  練馬可     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   譯   中央日報 1971.11.01-02-03

    練馬可老師1933年出生於福州,身為傳教士的第二代,他22歲從奧柏林學院畢業之後,便帶著愛來到台灣,1955年十月抵達東海,和七名志願新生、司機 一起幫忙搬東西,開始了在東海44年的歲月--1999年退休返回美國。他成立了全台灣第一個社會系,並且開創了東海當年聞名的「工作營--在貧乏的年代裡,是一群大學生對社區環 境人群貢獻與付出的記號--深深影響了東海的文化。


陳續升在「追憶練老師」相簿新增了 7 張相片。
今晨聞訊練老師過世,虔誠的默禱者已歸主安息。
 
很慶幸自己有如此的機緣,在練老師最後一次回到東海(2013)的旅程中,近乎全程相伴。練老師不僅屬於社會系,練老師是屬於東海大學的,作為宣教士,練老師除了替社會學系打下基石之外,更心繫著整個東海大學的未來,他的信仰指引著他,教育不僅止於課堂,更帶領著學生走進社會,傾生命之力無私貢獻於台灣。
 
練老師說過:
「  我們對於一所美善的大學──這是可以定義的──的理想來自過去許多世代的經驗,然而這種理想的內涵卻不為過去的經驗所限。我們要致力把目前的活動和經驗加以塑造,使之適合我們的理想,而這種塑造直到目前都是辦得到的。 
  如果我們希望鑄造我們的行為、我們的活動來適合一種理想,我們必須怎麼做?我提出兩個我認為特別有意義的字眼:「參與」和「責任」。
  我們必須要「參與」進具有當前一切限制的情況中去;這種參與必須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必須是建設的,不是破壞的;必須是一種「必要的參與」,使本社區的每一份子,都永遠警覺到要把我們的理想作創造性表現的責任。
  「參與」意謂著「接受責任」。如果我們真正參與進一種境況,我們必須接受責任去求有所貢獻於那個境況,不論是加以維持或加以改變。這種責任不能轉嫁於任何其他人。轉嫁意謂從參與中擺脫出來。」(練馬可著,徐錚譯,〈理想、創造性和東海大學〉。)
 
對照於練老師寫下這些文字的1970年代,今日的東海依舊切合著此文,想像著當年練老師公開演講的景象,一位長相斯文帥氣的宣教士,在台上說著心中的東海,鼓舞著台下的每一個東海人,我們要「創造性的」「參與」要承擔「責任」,我們要眺望著宛若星辰的理想,由他們來指引我們方向。



50分鐘 ·
彩滿學姊於2000年和2009年兩次探望練馬可老師,記錄了練老師的養老生活剪影,以及早已超越師生之間的動人互動。今晨聞訊練老師過世,虔誠的默禱者已歸主安息。
很慶幸自己有如此的機緣,在練老師最後一次回到東海的旅程中,近乎全程相伴。練老師不僅屬於社會系,練老師是屬於東海大學的,作為宣教士,練老師除了替社會學系打下基石之外,更心繫著整個東海大學的未來,他的信仰指引著他,教育不僅止於課堂,更帶領著學生走進社會,傾生命之力無私貢獻於台灣。
練老師說過:⋯⋯
更多

Tsaiman Clare Ho 新增了 2 張相片 — 在 Grinnell, Iowa 。


2009年的12月3日,我去探訪練馬可老師所寫下的敘述。2014年的今天,聽聞練老師歸主安息,歇了地上的勞苦,我將過往的點滴重新貼在臉書,紀念這位充滿良善對主忠心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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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去美國時,回程特意安排了前往愛荷華州去探望練老師夫婦。從台灣的工作退休後,他們到英國Durham讀了有關考古學的碩士學位。那年是2000年左右,我也去探望他們。當時他們借住在東海外文系另一個老師Howard在Durham的家。也許一百年的老房子在英國並不稀罕,但充滿古意,很對我胃口。有一個景像,我永難忘懷。有一晚忽然睡不著,半夜醒來,從閣樓的斜窗往外望,一輪明月安靜地掛在夜空,皎潔的月光照耀著Durham 那個有名的大教堂。它們離我好近好近,我的心變得很安靜。


從英國回到美國後,練老師他們分別拜訪了東岸、西岸與中部的三個退休社區,最後選了位於中部的Grinnell。按照他們的描述,的確是三者當中最好的,不但年長者的獨立生活空間受到尊重,醫療、再教育等設備大概也是最accessible的。Grinnell College 步程可達,兩位老人家積極安排自己的生活,常常去聽演講跟音樂會。待在那裡五六天左右的我,盡量參與他們的活動,想看看年長者的生活或是美國所謂的退休社區是什麼樣子。大概是每周二左右,他們兩會去參加一個遊戲活動,叫Trivial Pursuit,就是類似機智問答,但是題目多屬於冷門或是主流上無關緊要的知識。遊戲分成兩隊,分為南跟北(我們通常都是黑跟白隊,分成南北不知道跟美國南北戰爭有無關係),互相搶答。比如,其中有一題是三文魚(鮭魚,我受了香港人影響了,竟然說成三文魚)肚中靜脈的顏色是什麼?這一題練老師答對了,答案是黑色。Grinnell College是很好的學校,也很貴,非常具有人文特色。台灣日治時期培養出來的精英之一,陳炘就是這裡畢業後,再去讀哥倫比亞大學的。

練老師的身體狀況不如以往。以前他走路很快,手上帶著兩個錶,對於時間的掌握分秒必爭,就是清教徒嚴格自我規律的那個樣子。現在他走路變很慢,常常落在師母後頭。跟年輕時完全相反,以前是師母小跑步跟在後頭。練老師佇著拐杖落後於我們,還叫我們不用在意他,他總會跟上來的。我後來跟師母說,我們還是走慢一點,免得老師太挫折,師母說,他已經挫折很久了。聽了有點不捨練老師。我記得在Durham要坐火車去蘇格蘭時,因為我有點小感冒,練老師硬是塞了很多維他命到我的背包。火車快要開動時,他在窗外追著火車跑,就是要確定我是否有找到座位...當時的心情,還真像朱自清望著父親背影那樣...

上面那張圖拍攝地,是練老師他們的住宅。說到這個退休社區與計劃,應該也挺有意思。房子的土地本身是May Flower協會所有。房子則是練老師出資所蓋。若他們離世,可以將房子拍賣,所得大概八成歸練老師夫婦的財產指定繼承者,其餘二成歸May flower。照片裡倚靠在他們旁邊的是Whitey,是隻流浪狗,本身也很有故事性。她來自韓國喲,因為主人搬往他洲,原先找到別的人家收養,結果自己逃了出來,流浪了四個月,熬過了嚴苛的冬天,是練師母有耐心、愛心,漸漸培養她的信任下,終於馴養了她。我到的那幾天,每天早上,她都當我是陌生人一樣,總會對我吠幾聲。有一天,我考慮兩個老人家辛苦,自願單獨帶她去溜溜。好不容易說服她跟我出門,才走了2個blocks,她就趴在那裡,怎樣不肯跟我再前進。我只得順著她,乖乖往回走,帶她回家。
下面這張圖是前來拜訪的小松鼠。師母見到小松鼠來了,趕快拿堅果灑落在窗前好招待小客人。可惜照相機沒照到,這裡的小松鼠尾巴是棕黃色的,挺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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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12/16/hwangjinlin/

紅土上的播種者─悼念練馬可教授

黃金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坐在電腦螢幕前修改這篇短文時,練馬可老師(Dr. Mark C. Thelin)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十天。我相信這個時候他已經在天堂的某個角落快樂地過活著,享受凡俗世界沒有的寧靜與安詳。雖然不捨,但仍然為他能得到上帝的寵召,邁向永生而感到欣喜。
2013Mark C Thelin
【練馬可老師在今年12/1辭世,1933~2014】
四年前(2010年11月),當我初次提筆描繪我所認識的練馬可教授時,是在他獲得台灣社會學會頒發終身成就獎的前夕。當時我帶著感恩的心情寫下一些自己與練老師相處過的片段,分享給學界朋友和練老師的學生。此刻,我還是帶著感恩和懷念的心情,修改這篇舊文,悼念我所敬愛的老師。

東海社會學系的精神導師

一個人的一生究竟能給旁人和來者多少幫忙和啟示,這個問題實在難有明確答案。畢竟,每個人的用心和機遇都不相同,難以苛求一致。不過,與其去計較自己的貢獻和成果,不如點點滴滴、默默地去實踐自己必須完成的職責和工作。這種不求名位,只求完成職責和工作的精神,是我在練老師身上發現的特質。在三十多年的任教生涯中,他總是謹守分寸,以傳播知識和養成學生人格做為自己的職志,用心完成上帝賦予他的播種者角色。說他是東海社會學系的精神導師並不為過。
十分有幸,在出國念博士學位前,我回到東海社會學系擔任一年半的助教,負責的主要工作就是擔任練老師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理論」課程助教。我在大學時期就上過練老師的文化人類學課程,配合起來絲毫沒有問題。社會學理論部分,也因為是自己的興趣所在,十分投入。唯一比較吃重也感覺責任重大的是,必須幫練老師改期中考和期末考的考卷。因為牽涉到學生的權益和公平性,我們都非常慎重其事。通常,我們會先討論答題的重點,然後由我念幾份申論題的答案給他聽,一起討論後評定成績,以做為我改考卷的參考標準。當時,留著大鬍子的練老師帶的是上半邊近視、下半邊老花的黑框眼鏡,中間有一條明顯的折線,外型上很有氣質和學問。我常常好奇的是,他是怎麼看東西的?他會看到我看到的那條線嗎?我至今仍不知道答案是什麼!印象中,因為我即將出國念書,練老師也讓我用打字機重打他修訂過的英文講義,好讓我學習點出國後的生存技能。大學時期,我常常會被系辦邊傳出的打字機聲音所吸引,因為當時的東海社會系只有練老師常打字,而且打得很快,聲音非常悅耳。不知不覺中,我也喜歡上打字機打在紙面上的那種連串、獨特的聲音。PE II出現後(1980年代的一種中文文書軟體),打字機也逐漸淘汰了,但練老師敲打鍵盤的速度、身影和打字機發出的聲響,還深深留在我的腦海中。
1987年,透過練馬可和高承恕老師的推薦,我辭去東海的助教工作到UCLA攻讀博士學位。六年後,當我再度回到東海時,練老師已經因為使命所在,轉赴台南神學院承擔吃重的教學和行政工作。當時,南神複雜的人事問題成為他退休前,必須經常介入處理的問題。1995年,在一次回東海兼課後的校園短程散步中,我問他為何要離開東海到台南任教,奔波兩地?他告訴我,那時的南神比東海更需要他的幫忙,做為一個傳教士,他必須協助南神走出困局。東海社會系已經有足夠的羽翼可以自己飛翔,他已經完成該做的事。時間到了,也就是該離開的時候了。對我而言,這是一個理智上可以接受,但情感上有點不捨的失去。畢竟,他爽朗的笑聲、學者的氣質、流暢的中文和修剪整齊的大鬍子都是我們熟悉的身影,驟然不見,總是覺得不捨。

紅土上的播種者

扣除返回美國奧柏林學院和北卡羅來納大學Chapel Hill分校就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時間,練馬可老師在東海總共任教34年。前兩年(1955-1957),他的身分是奧柏林山西基金會派赴東海任教的英文老師,後32年(1962-1994)為社會學系的專任老師,但實際上,從1990年開始他已經專心於南神的社會工作學系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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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馬可老師可說是在紅土上的播種者】
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練老師曾經有機會任職美國的國務院,擔任公職,但在吳德耀校長的邀請下,他決定回到東海散播社會學的知識和種子。在當時,他是台灣極少數擁有博士學位的社會學專任教師。1966年到1977年間,他擔任社會學系的系主任,帶領社會學系走過威權體制下經營自由學風不易的歲月。他曾說,有時候他必須使用「傳教士」和「美國人」的身分才能讓自己的課程免於受到政治干擾,當然,他也非常有節制地使用這兩個身分,避免節外生枝產生不必要的困擾。無論如何,在他的堅持和教學下,社會學理論得以完整的方式在東海教授,馬克思的理論也沒有因為情治單位在他的課堂中安插旁聽生,就在他的講課中消失。各種社會調查的研究工作也在他的支持下由師生合作展開。東海的工作營也在他的指導下活躍於各地,造就各種各樣的服務事蹟。沒有私心的教育、用人和領導,是他為東海社會學系豎立的傳統,這是東海的福份,也是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上必須記錄的一筆。
1956年,東海社會學系創立,第一任的系主任是由大陸來台的張鏡予教授擔任,練老師是第二任的系主任。從草創到後來的發展,練老師都躬身其事,無役不與。直接受教於他的學生數以千計,其中不乏社會學界的成名前輩和中生代的社會學界同儕,由此衍生的香火關係幾乎縱貫台灣南北,甚至也及於美國的部分大學。在1980年前後,台灣才陸續有出國留學的學生返台傳遞薪火,形成新的活力與氣候。在此之前,學術傳承的責任多數由大陸時期訓練出來的社會學者擔任。東海十分有幸地有正科班的社會學博士領導其發展,學術研究高於其他,自由學風不受政治管束,也不受人事羈絆,這個特質也由此奠立。到目前為止,這都還是東海社會學系的特質。這個特點和傳統的塑造,不能不歸功於練老師的認真與堅持。練老師對社會工作學門的扶持和關心,也分別在東海和南神開出社會實踐的花朵。由於不少社會學系的畢業生後來從事社會工作的行業,而練老師也擔任台灣家庭暨兒童扶助基金會的董事二十餘年,他也因此被家扶基金會尊稱為「社工員教父」。1979年,在他的努力下台灣終於出現第一個社會工作學系。說他是一位播種者,一位在大度山的乾硬紅土上埋首耕耘,留下甜美果實予後輩享用的長者,應是貼切的描繪。

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

練老師曾經非常自謙地說:「我這一生沒什麼驚世的大作,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他沒有說的是,這些學生都生長在台灣。他用了四十年的時間(1999年他從南神退休),不求回報地寫這本書。做為一位東海人,我必須說,他不只是屬於東海!在大學教育走到過於體制化、功利化和商業化的此刻,以及教授們因為體制要求而著重在研究數量和出版表現時,他的堅持和用心更顯得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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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馬可老師說,他的最佳著作就是他的學生】
2010年,在徵得練老師的同意後,社會學系系友會設立了「練馬可教授發展基金」,接受系友和各界的捐款,以行動實踐練老師關懷學生、關懷社會的志趣,在系友的熱心贊助下,練老師雖然退休了,他對學生和社會的關愛依舊可以透過發展基金持續下去。2013年10月28日,在東海大學的邀請下,練老師和練師母再度回到東海,參加路思義教堂建立50週年的慶祝活動,81歲的他仍然精神奕奕,以謙虛、熱情的態度和師生、系友座談、話家常,鼓勵大家努力向學,並奉獻所學。做為一個老師,他無疑已經成為大家心中的典範。2014年12月1日,練老師在美國Iowa state安詳地離開這個世界。「生命不會永遠美好,但永遠有趣」,這是他的座右銘,也是他的人生態度。哲人已遠,但他留下的精神和風範一定會影響一代代的東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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