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7日 星期三

Sylvia Plath, Marilyn Monroe, Janis Joplin and Frida Kahlo,

這一類才女/紅顏薄命者,在Wikipedia都友立傳。


When Diane Arbus died in 1971, she joined a pantheon of distraught, creative women, including Sylvia Plath, Marilyn Monroe, Janis Joplin and Frida Kahlo, who all died prematurely

2016年7月24日 星期日

向楊用台語寫詩給屈原;阿盛VS.向陽/存活自在,老而無憾、石曼卿(994-1041)




林淇瀁

阿盛VS.向陽/存活自在,老而無憾
2016-07-25 聯合報 侯延卿報導

去年趨勢科技舉辦的文學劇場,向陽客串陶淵明,被指定用台語念〈歸去來詞〉,向陽覺得用念的太無趣,索性用自己的方式演唱。今年六月「星期五的月光曲」朗誦作家為阿盛和向陽,由許悔之主持。許悔之和副刊主任宇文正為了誘引向陽開嗓在朗誦會上高歌一曲,開場前兩人對著向陽合唱了他的詩作、李泰祥譜曲的〈菊嘆〉,和聲優美,歌者如醉,聽者如癡,可惜向陽依然不為所動。


阿盛這次朗讀散文〈燕窩記〉,一上台先揶揄許悔之少年時期比現在帥多了,現在是「還可以」。阿盛與向陽是四十年的老朋友,他說向陽年輕時「人模人樣」,他自己也是,但最近幾年比較遜色了;年輕時兩人好像意氣風發不得了,但其實也不怎麼樣。阿盛住中和,平日四處觀察燕子的作息與樣態,十幾二十年才寫出一篇〈燕窩記〉,他感慨寫作是一種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差事,投資報酬率甚低,向陽更可憐,寫詩稿費更少。阿盛一連串自虧與虧人之語,引得滿堂爆笑不歇。

向陽讚譽阿盛的〈燕窩記〉乾淨俐落,是燕子的起居注,不但把燕子寫得傳神,同時寫燕子又好像在寫人,阿盛不愧是文學名家。許悔之說阿盛作品中總有高度的人生智慧,文中提到蘇州人吵架像台灣人的尋常問候,也讓許悔之憶起多年前與攝影作家張耀在蘇州一家餐廳吃飯,聽到外面有一男一女說著吳儂軟語像在談戀愛,講了很久,他好奇出去一看,原來是兩人機車相撞在吵架。

向陽這次朗誦兩首詩和一篇散文,〈南方孤鳥〉用台語寫屈原,也是為趨勢科技今年的文學劇場而作;〈永遠的一天〉係國家人權館一場紀念音樂會邀請向陽寫一首歌詞,獻給曾關在綠島的政治犯,由於受害者包含原住民、客家人、本省人、外省人,為了讓大家都聽得懂,所以向陽用國語寫;〈山村車輄寮〉則是抒發思念童年故鄉之情。

朗讀之前,向陽聊起阿盛讀大學時寫了一篇〈廁所的故事〉讓楊牧驚為天人,阿盛從此「麻雀飛上枝頭變鳳凰」,中時、聯合兩大報搶著拉他去當副刊編輯。阿盛的際遇,讓服完兵役之後工作不太順遂的向陽極為羨慕。向陽初入社會,在海山卡片公司寫文案,依據攝影師拍的照片寫出感性的詞句,再交由公司裡一至四樓、從高中到大學各年齡層所有女工讀生投票,若投票不通過就必須重寫。公司裡的「公民投票」成了向陽的噩夢,反覆寫一些看圖說話的文字,向陽自己都覺得窮極無聊,因此他決定參加文學獎。1980年他以敘事詩〈霧社〉獲得時報新詩組優等獎,在報上刊出時,當時評介這首詩的人就是阿盛。兩人的緣分真是深長。

向陽小時候,家中經營南投縣鹿谷鄉山上產茶區唯一的一家書店。他從國小三年級開始看課外書,十三歲已把家裡的書都看完了,便劃撥郵購了一本屈原的《離騷》。收到書打開一看,竟是一本明朝的木刻版,沒有標點符號,也沒有註解。為了搞懂內容,他與這本「天書」搏鬥了半年。先查字典,再從斷句著手,凡是看到「兮」字,多半就是可下標點之處。單字、單句看懂之後,整首詩還是看不懂。乾脆抄下來、背下來,仍然不懂。最後他做了人生最不可原諒的決定:他決定要當詩人。

溪頭的妖怪村是文創產業的奇蹟,向陽家在妖怪村正對面,他的弟弟也是詩人林彧在家賣茶,向陽開玩笑:「真正的文人在對面,卻遠不如妖怪。」不過,如同許悔之說「語言很神奇,可以承載大家的記憶」,詩人的作品,絕對能比妖怪流傳久遠吧!



阿盛VS.向陽/存活自在,老而無憾 | 閱讀 | 聯合新聞網
去年趨勢科技舉辦的文學劇場,向陽客串陶淵明,被指定用台語念〈歸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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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鳥聲中醒來,清晨的暖暖山村,涼風習習。耳順添一,又是新歲的開始。


今天整天只有一件事,從早上到晚上都得在中山堂度過。趨勢經典文學劇場《屈原,遠遊中》首演,因趨勢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陳怡蓁盛情,要我客串,在劇末念一首給屈原的台語詩,雖只是客串,一樣得彩排,為此我的今天就整個獻給屈原了。


我十三歲時因為誤會,在南投山村車輄寮向台北重慶南路的出版社郵購屈原的《離騷》,收到書後,發現是明刻版複印,沒有註解、沒有注音,宛然天書。年少好強,背誦之不足,復又抄寫之;儘管如此,還是不懂,因而懵懂做下了影響此生的決定:我要當詩人,像屈原那樣寫一本讓未來十三歲的小孩也看不懂的詩集。


於今看來,這決定天真而荒謬,卻已成舟,無法翻轉了。從十三歲至今,我的人生之路雖然轉折甚大甚多,唯一不變的是,一直在詩的路上前行;我的詩作其實也不多,但詩人之夢未了,構想中的詩作也尚待書寫,這條人煙稀少的小徑也只能繼續走下去了。


屈原對我的影響甚大,卻也說不清影響何在?我的台語詩、我的十行詩,都有效式《離騷》的影子。老友詩人蕭蕭、渡也均曾撰論文論我詩作與《楚辭》的關聯,承他們看重,我只敢承認,大學時我開始台語詩的嘗試,屈原的「楚語楚聲」的確讓我壯膽不少。這得感謝屈原那麼早就走入我的童稚之心。


這次趨勢經典文學劇場推出《屈原,遠遊中》,怡蓁限定我用台語寫詩給屈原,卻讓我焦慮多月。寫詩給屈原,對我來說就是一大難事(我從未動念寫詩給屈原);用台語寫詩給屈原,更是困難。於是磨蹭再三、拖遲既久,直到前數日才完成,得四段四十八行,題曰〈南方孤鳥──寫予屈原〉,再用鋼筆書寫,交給趨勢的工作人員帶回。(圖下)


昨天演出前彩排,首次朗讀這首台語詩,背景就是我的手稿(上圖)。兩千三百年後我在離屈原甚遠的台灣,用台語唸寫給他的詩,也不知他能不能聽懂?


* 今天的《屈原,遠遊中》下午、晚上各有一場,不知還有沒有座位?

* 5/21(六),還會移師高雄社教館演出(日光14:00/星光19:00),目前尚有座位,有興趣的朋友得快報名:

https://www.trend.org/course/donate.aspx?aid=18
















------2011.3.19四十年幾前 初中石 國文老師教我們歐陽修的祭石曼卿文
今天讀 范仲淹送石曼卿



河光獄色過秦關,英氣飄飄酒滿顏。
賈誼書成動西漢,謝安人笑起東山。
亨途去覺雲天近,舊隱回思水石閑。
此道聖朝如不墜,疏封宜在立譚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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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昜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彿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 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 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
  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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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曼卿

  石延年994-1041 字曼卿。宋城(安徽阜陽,一說河南商丘)人。文學家。徙居宋城。屢舉進士不第。初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治績。曆大理寺丞、秘閣校理、太子 中允,建言加強邊備,以禦夏、遼。元昊攻宋,奉命赴河東徵集鄉兵,得數十萬。又請遣使勸回鶻出兵攻西夏。文辭勁健,尤工詩,善書法。

二、生平經歷

  

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 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啖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 之乃知劉、石也。
  其才氣在當時廣為人知,眾多文人都與他交好,從很多詩文我們可以看出,如歐陽修的《祭石曼卿文》,梅堯臣的《吊石曼卿》,蔡襄的《哭石曼卿》等。
  天若有情天亦老,出自李賀的詩《金銅仙人辭漢歌》。
  這句話在古代就早已聞名,很多文人雅士就以此為上聯,做對子,看誰對得好。石曼卿對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一語既出,驚動四座,眾人皆五體投地。
  這件事記載在《蓼花州閑錄》中。

三、軼事

  學士石曼卿好酒善詩,談吐幽默。一次,出遊報甯寺,馬夫疏忽,馬受驚躍起,石學士被摔下馬來。隨從慌忙將他扶起。許多看熱鬧的人以為他定要大罵馬夫了。不料他只是指了指馬夫說:虧得我是石學士,要是瓦學士,還不是摔得粉碎?
  《資談異語》載曼卿戲言”:
  石曼卿善謔,嘗出禦馬,一日失鞍馬驚,曼卿墜地,從吏慌忙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學士,豈不跌碎乎?表示不介意了。自然,幽默,大度。

四、石曼卿與石棚山

  在石棚西南不遠處,聳立著一塊大招頭崖,向陽背風,前臨一片較為平坦的芳草地。遊人休憩此間,面對遮滿視線翠屏般的南山,便會產生溶入青綠色彩之間的超凡感覺。傳說當年石曼卿常在這裏讀書彈琴,飲酒宴樂,故明代人于古石壁間刻了六個擘窠漢隸石曼卿讀書處,深入石骨,古樸可愛。
  石曼卿,名延年,曼卿是他的字。他生於北宋淳化五年(994),卒于康定二年(1041年)。他的祖先為幽州人(今北京一帶),因避契丹之亂舉家南遷,在宋州的宋城(今安徽阜陽市)落了戶。
  石曼卿有個好友叫范諷,曾任官職,但被人汙告,石曼卿為好友范諷說了幾句公道話,也受到牽連,從京城貶到海州,做一個小小的通判。通判是知州的副手,還有監察當地官吏的職責,又稱監州。
  石曼卿是當時著名的文章高手,詩人和書法家,著有《石曼卿詩集》行世。石棚山風景俏麗,又離州城較近,便成了他經常遊樂的去處。
  石曼卿最值得後人景仰的事,乃是他那錚錚鐵骨和拳拳的報國之心。北宋景祜五年(1038年), 西夏王改稱皇帝,定國號為大夏,表示他與北宋完全處於對等地位。自康定元年至慶曆二年,西夏每年對北宋都要發動一兩次大規模的軍事侵犯,常常把宋軍打得大 敗。石曼卿受命於危難之際,很短時間內,便在河北、河東、陝西等地組織起來幾十萬大軍,開往前線抵禦西夏。皇帝因此賞賜他緋衣銀魚,方準備重用的時候,石 曼卿卻一病不起了。正是:壯志末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襟!
  石曼卿去世時才四十八歲,當是官至太子中允、秘閣校理。

張富美,黃天福,陳水扁,李逸洋

民報
凱達格蘭基金會日前修改章程,將凱校正式納入編制,23日董事會決議,原任校長張富美予以解任,由金恆煒接任校長


凱達格蘭基金會日前修改章程,將凱校正式納入編制,凱達格蘭基金會23日經董事會決議,原任校長張富美予以解任,由董事長高志鵬提名,聘任前總統府國策顧問、該會董事金恆煒為凱達格蘭學校校長。

凱達格蘭基金會於6月4日舉行募款餐會,前總統陳水扁配合中監要求,在會場旁小包廂與支持者會面,餐會大爆桌到200桌,《風傳媒》在餐會前報導「沒拿扁辦一毛錢 凱校要和陳水扁「劃清界線」」,內容指稱,凱達格蘭基金會募款餐會大動作,卻給凱達格蘭學校帶來不小困擾,因凱校和凱達格蘭基金會並無財務關係,而不少人認為,出席餐會,就是支持凱校。

對此,凱校前校長張富美本月20日發表一封給凱校全體校友的公開信,駁斥該報導是媒體誤解自行下標,並不是她的真意,她也已去函媒體澄清,她表示,凱校是陳前總統於2003年創辦,既不是為了他個人,也不是為了民進黨,而是為了台灣。

張富美指出,在2008年凱校因故停辦課程3年多,但歷屆校友推動恢復學校運作,2011年她親赴台北監獄,徵得陳水扁同意後擔任校長一職,五年來從未支薪,也沒有支領任何車馬費,2011年復校之初,所有經費皆由她獨資挹注,嗣後財務由歷年校友捐助與學員所繳研習費支應,從未接受任何政黨或政府經費補助。

張富美說,自2011年復校以來,財務與人事皆與凱達格蘭基金會分別運作,她說「凱校不是黨校,也不是扁校」,既是客觀事實陳述,也是陳前總統創校初衷,媒體所謂「要和陳水扁劃清界線」並不是她的真意。

凱達格蘭基金會24日發表新聞稿表示,陳前總統為推動台灣民主深化,一手擘劃創辦凱達格蘭學校,為一非官方教育推廣及政策研究機構,不隸屬任何政黨、個人,2003年創辦時隸屬福爾摩沙基金會,2005年改隸凱達格蘭基金會,2008年以前,創辦人陳水扁每年支持凱校約數千萬經費,2011年重新開課後,仰賴學員研習費用及歷屆校友捐款支持,維持校務運作,惟財務自主並非獨立脫離。

凱達格蘭基金會23日召開第六屆董事會,正式決議,原任校長張富美予以解任,聘任金恆煒為新任校長,基金會表示,張富美是台灣民主運動前輩,操守人品與專業能力廣受肯定,曾任北市訴願委員會主委及僑委會委員長,和陳前總統長官部屬情誼長達12年,2008年政黨輪替後,凱校停止招生3年,2011年經陳水扁請託任命為凱校校長迄今5年,推動校務、恢復招生、延續各項課程,殫精竭慮、貢獻卓著。


‪#‎抓耙子真厲害‬ ‪#‎黑名單‬ ‪#‎台灣黑熊‬ ‪#‎凱達格蘭學校‬
張富美很好奇,為什麼她被列入黑名單那段日子裡,不管用甚麼方式和家裡聯絡,警察一定都會知道,而且沒多久就必然出現在她老家進行調查了!
到底是誰?還真有兩下子??被暱稱「台灣黑熊媽媽」的張富美,這會兒可變成[好奇媽媽]了。

近年來逐漸在政治場域第一線退休,重心轉往關心環保和文化教育活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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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島雜誌案,或稱為蓬萊島事件,是1984年發生在台灣的一起案件。此案中時任台北市議員陳水扁(後於2000年至2008年間就任中華民國總統)等人因誹謗罪入獄。這一事件後來成了陳水扁的主要政治資本之一。

蓬萊島雜誌


蓬萊島雜誌社長陳水扁律師
1979年《蓬萊島雜誌》創辦人之一的黃信介美麗島事件入獄,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結識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負責為黃信介辯護的陳水扁。1981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議員。1984年陳水扁擔任黃信介、黃天福所創辦的《蓬萊島雜誌》社長。

訴訟

1984年6月19日出刊的《蓬萊島週刊》第2期上有一篇批評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的文章〈梅可望當家,東海沒可望〉,其中談及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且為時任總統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馮滬祥的論文《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以翻譯代替著作」。馮滬祥狀告蓬萊島雜誌誹謗,被稱為「七字官司」。
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NATPA)為此於1985年2月成立「馮著評鑑委員會」,由林宗光張旭成張富美蕭聖鐵蕭欣義林天民田弘茂等七名教授組成,花了四個月時間,針對馮滬祥的論文進行比對,在兩百多頁的「馮著『新馬克斯主義批判』評鑑報告」中詳細指出馮著裡何處抄自哪一本書的什麼地方而未註明等等,表示《蓬萊島雜誌》的報導與事實並無太大出入。但是此一見解並不為法官所採。[1][2]
陳水扁後來說馮滬祥告訴是因為在1984年10月17日,時任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工會)主任的宋楚瑜在一次「現階段加強文化審檢措施座談會」中「鼓勵非公職人員當打手,提出告訴。」[3] 當時幫陳水扁辯護的辯護律師是蘇貞昌

蓬萊島雜誌總編輯李逸洋(時任台北市議員,後曾任中華民國內政部部長,2006年 - 2008年)
1985年1月,雜誌社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及總編輯李逸洋初審被判一年有期徒刑,並賠款二百萬元新台幣。三人被稱為「蓬萊島三君子」。陳水扁宣布辭去台北市議員職務。9月,陳水扁獲得黨外共同推薦,參加台南縣縣長選舉。11月選舉失敗,其夫人吳淑珍在投票日後第二天11月18日謝票過程中發生車禍,導致下半身癱瘓。1986年6月「蓬萊島案」官司上訴後改判黃天福、陳水扁、李逸洋三人各八個月徒刑,三人入獄服刑。在陳水扁等人服刑期間,民進黨成立,吳淑珍競選立法委員獲勝。1987年2月,陳水扁出獄擔任吳淑珍的特別助理。[4]



後續

此案被一部分人解讀為普通誹謗刑事案件,同時被另一部分人解讀為文字獄政冶迫害事件。[5]
2007年6月22日,陳水扁說「我就是為了蓬萊島案,我辦雜誌去批評,所以阿扁就是那時候,沒有新聞自由(入獄),我是一個受害者。」[6]
2003年,宋楚瑜指控陳水扁沒有資格在美國領取人權獎,因為陳水扁是誹謗他人而入獄,並不是為人權奮鬥而入獄。這種說法被支持陳的人士反駁,說擔任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的宋當年就是前線指揮與執行的加害者之一[7]
2008年,陳水扁因涉嫌貪瀆被羈押,還有報導將該事與蓬萊島雜誌案對比[8]。蓬萊島雜誌案原告馮滬祥表示「蓬萊島雜誌案和美麗島事件案,完全是兩回事,當初他(蓬萊島雜誌案)明明是一個單純的刑事誹謗案,他(陳水扁)卻把他扭曲成是政治事件,現在他(陳水扁)明明是明顯的涉及貪污案,也把它(該貪瀆案)扭曲成政治事件。」[6]
2009年9月10日,《蓬萊島雜誌》正式復刊。但在此之前網站名稱「蓬萊島雜誌.net」已經被中國一個網站搶先註冊,被一些媒體稱為「山寨版」。[9]

參考文獻

2016年7月22日 星期五

懷念 C. B. Winsten 教授,兼談 Kai Lai Chung教授、George Alfred Barnard





懷念 C. B. Winsten 教授,兼談 Kai Lai Chung教授

 C. B. Winsten 教授是我1977-78年在Essex大學的導師之一 (4位老師輪流,每一term二人,所以隔周與學生面談一小時)。他們 (和George Barnard等,Barnard 後轉到加拿大某大學)以前在牛津大學、帝國理工等校教過書。
Winsten 教授 對東方人很友善,可以傾聽我談Kenneth Clark的文明論......他會帶我們系上的師生郊遊,考慮是否用郡(county)政府的案子:Essex郡政府必須準備多少於樹苗,來補充得荷蘭病菌死掉的榆樹?
我最後悔沒將他獨創的講義留下;我回國到電信研究所面試,憑它就可以讓主考官信服我在Queuing Theory 功力及格。
Winsten 教授叫我"Ching"。有一次家教課,他桌上有一本 Kai Lai Chung教授*的概率論的著作,好像說,你們性鍾的,出大師,有為者亦若是。
他關心學生,曾寫信證明我已取得碩士,不過畢業證書必須在七月才發。(官方當然以證書為憑)
我對他的回報,只是年終時,請他參加華人學生的晚會,請他吃一頓印度餐。

*我80年代末才知道確切的中文。現在Wikipedia 有他的條目:
鍾開萊Kai Lai Chung,1917年9月19日-2009年6月2日),浙江杭州人,生於上海,卒於菲律賓羅哈斯。華裔數學家、世界著名機率專家,「機率學界學術教父」。
......1978年,鍾開萊和理論發展人Joseph Doob等人訪問中國,促進了機率論中國研究者和世界學者的交流,此後又多次回到中國開設短期課程和講座,幫助年輕的中國學生有機會到美國繼續深造。
此外,鍾開萊廣泛涉獵文學、音樂和京劇,退休後還學習了義大利語,並把一本機率論英文教材翻譯為了俄語。.....




George Alfred Barnard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George Alfred Barnard (September 23, 1915 – August 9, 2002) was a British statistician known particularly for his work on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and on quality control.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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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Biography

George Barnard was born in Walthamstow, London. His father was a cabinet maker and his mother had been a domestic servant. George's siter Dorothy Wedderburn became a socioligist and eventually Principal of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George attended the local grammar school, the Monoux School, and from there he won a scholarship to 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 to read mathematics. In 1937 he went on to Princeton University to do graduate work on mathematical logic with Alonzo Church. Shortly before Alan Turing had gone from Cambridge to study with Church.
Barnard was on holiday in Britain when the Second World War started and he never went back to Princeton to finish his PhD. The war made Barnard into a statistician as it did for many mathematicians of his generation. In 1940 he joined an engineering firm, Plessey, as a mathematical consultant. In 1942 he moved to the Ministry of Supply to apply quality control and sampling methods to the products for which they were responsible. It was there that Barnard began doing statistics. The group he was put in charge of included Peter Armitage, Dennis Lindley and Robin Plackett. Lindley recalls that they were like students working for a doctorate with Barnard as supervisor. Abraham Wald was in a similar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Both groups developed sequential methods of sampling.
At the end of the war, Barnard went to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as a lecturer, becoming a reader in 1948 and professor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n 1954. In 1966 he moved to the newly createdUniversity of Essex, from which he retired in 1975. Barnard, however, kept on doing statistics until he died aged 86. Until 1981 he spent much of each year at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and after that he continued writing papers and corresponding with colleagues all over the world.
Barnard's best known contribution is probably his 1962 paper on likelihood inference but the paper he thought his best was the 1949 paper in which he first espoused the likelihood principle. He had originally described the principle in the context of optional stopping. A statement by Savage brings out how surprising the principle first seemed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 1961, p. 75)
I learned the stopping rule principle from Professor Barnard in … 1952. Frankly, I then thought it a scandal that anyone in the profession could advance an idea so patently wrong, even as today I can scarcely believe that some people resist an idea so patently right.
Barnard’s first publication was “A New Test for 2X2 Tables” (1945). The old test was Fisher's and Fisher was not pleased! However he convinced Barnard that the new improved test was inferior to the old and the two became friends. Barnard had actually met Fisher in 1933 just before he left school. Barnard liked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ir meeting. Barnard had done a survey of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sixth-formers and how they had formed them. He ended up going to Fisher for advice on analyzing the results. Fisher showed him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Research Workers and said, “if you read this book, you’ll find a lot of statements in it that are made without proof. You’re a mathematician, you should be able to prove them for yourself. And if you’ve done that, you’ll know statistics.” Barnard found the last piece of the puzzle nearly twenty years later—just as he was becoming vice-President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to Fisher’s President. The story could be a metaphor for a side of Barnard's work. He kept returning to Fisher's work, trying to clarify his recondite ideas on likelihood, fiducial probability and pivotal inference. Barnard came under Fisher's spell just as his star was fading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statisticians and he remained Barnard’s great hero amongst statisticians.
In an interview Barnard recalled, “my main interest above everything was politics from about 1933 until 1956. Well, that’s not true—until the end of the war it would be fair to say.” At school he proposed the motion to the school debating society that “Socialism is preferable to Capitalism." He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1933 and he took part in anti-fascist marches in the east end of London. At Plessey he was chairman of the shop stewards.
Barnard served terms as president of three societies,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in 1971-2,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in 1962-4 and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1970-1. He was awarded the Guy Medal in Gold by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in 1975.
In May 1986 Barnard was awarded an honorary degree by the Open University as Doctor of the University.[citation needed]
George Barnard was very open-minded and very well liked. Lindley wrote in The Statistician, “We have lost a great statistician and a delightful human being. “

[edit]Publications

There is a bibliography (containing 109 articles) up to 1989 in
  • Seymour Geisser et al. (eds) Bayesian and Likelihood Methods in Statistics and Econometrics : Essays in Honor of George A. Barnard, North-Holland 1990.
This contains a review of Barnard's work by Lindley. The volume was one of a series honouring Bayesian heroes. Barnard was not a Bayesian but he was a "great guy"!
In 1990 he made a book out of manuscripts left by his friend Egon Pearson
  • E. S. Pearson (1990) ‘Student’, A Statistical Biography of William Sealy Gosset, Edited and Augmented by R. L. Placket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 A. Barna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fter 1990 Barnard published little, although he kept up his letter writing. In 1996 however he produced a review of Barndorff-Nielsen and Cox
  • Review of Inference and Asymptotics. by O. E. Barndorff-Nielsen; D. R. Cox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159, (1996), 178-179.
After observing that, “A great virtue of the book is that it raises perhaps as many questions as it answers,” Barnard went on to give his answer one of those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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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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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Frank Kermode's review of Ben Rogers's A.J. Ayer (LRB, 15 July) prompts me to enquire whether anyone knows why Ayer never met Wittgenstein. When I attended Wittgenstein's 'Conversation Class' – three hours, three times a week – in 1933, Margaret Masterman, Richard Braithwaite's wife, was attending on her husband's behalf, after he had been banished for writing a piece in Cambridge Essays which dared to attempt an explanation of Wittgenstein's ideas, in the course of saying i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in philosophy then current in Cambridg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guess what Gilbert Ryle might have said to Ayer, but specific confirmation, if it were available, would be interesting.
George Barnard
Brightlingsea, Essex

2016年7月20日 星期三

Neil Armstrong 1930-2012


On July 20th, 1969, Apollo 11 became the first spaceflight to land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The achievement of Neil Armstrong and his crew, relayed live on television, held the entire planet spellbound. Our obituary. From the archive
"I loathe danger,” he told one interviewer before his fateful flight
ECON.ST


這是篇典型的紐約時報悼文

尼爾·阿姆斯特朗 | 1930-2012

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逝世

NASA
1969年7月20日着陸後,阿姆斯特朗在『鷹』號登月艙附近工作時, 「嗡嗡」奧爾德林給他拍攝的照片。

登月第一人、邁出“人類的一大步”的尼爾·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於上周六去世,享年82歲。
他的家人在一份聲明中稱,他的死因是“心血管手術造成的併發症。”他於本月在辛辛那提住所附近接受了心臟搭橋手術。據那些在術後與他交談過的人表示,此前他的恢復進展良好,他的去世讓許多熟人感到意外,包括他的阿波羅宇航員同伴。家人沒有透露他的死亡地點。
阿姆斯特朗沉默內斂,本質上是一名工程師及頂尖試飛員。1969年7月20日,他作為阿波羅11號飛船的指揮官創造了歷史,把20世紀60年代的美 蘇太空競賽推向了頂點。約翰·F·肯尼迪總統(John F. Kennedy)曾向美國承諾“在本10年內實現登月目標,把一名宇航員送上月球,並讓他安全返回地球。”這個承諾實現時,離截止期限還有5個多月。
那一天,阿姆斯特朗與他的副駕駛員、外號“嗡嗡”(Buzz)的小埃德溫·E·奧爾德林上校(Edwin E. Aldrin Jr.),駕駛着他們的“鷹”號登月艙,到達了一片布滿碎石的平原,位置靠近靜海(Sea of Tranquillity)的西南岸。最後一、兩分鐘的情形可謂千鈞一髮,因為電腦已經響起警報,燃料也即將耗盡。但他們終於成功着陸了。
“休斯頓,這裡是靜海基地,”阿姆斯特朗用無線電告訴地面指揮中心,“‘鷹’已着陸。”
“收到,靜海,”地面指揮中心回答說,“我們已收到你們的現場通訊。你們讓一幫子人急得臉都快變藍了。現在我們終於鬆了口氣,非常感謝。”
這幾句話同樣可以代表世界各地數億緊盯電視屏幕的觀眾。
幾小時後,穿着白色太空服、戴着頭盔的阿姆斯特朗出現在登月艙的舷梯上。踏上月球表面的時候,他說道,“這是個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他的話引發了一場小小的歷史辯論,即他說的究竟是“man”還是含糊不清的“a man”。)
很快,奧爾德林上校也踏上了月球,在重力只有地球1/6的月面像袋鼠一樣跳躍,而指揮艙駕駛員邁克爾·柯林斯(Michael Collins)留在他們頭頂上方約60英里處的月球軌道上,等着他們歸來。從此次任務到1972年阿波羅17號,共有12名美國宇航員在月球上行走。
阿波羅11號為那個動蕩而影響深遠的10年畫上了句號。60年代開始時,一位年輕總統入主白宮,美國充滿希望,但也夾雜着無時不在的冷戰焦慮。接 着,民權運動使這個年代的美國觸及偉大的高度,可後來美國又在暗殺、燃燒的城市街道和校園騷亂中沉淪。但是,在這個10年結束之前,人類實現了那個長久以 來遙不可及的夢想。
月球行走持續了2小時19分鐘,足夠讓宇航員們在月球表面的細膩粉末上測試步法(阿姆斯特朗指出,他的靴子印跡不到一英寸深),也足夠讓他們架起電視攝像機和科學儀器,並收集岩石樣本。
阿姆斯特朗去世的消息傳出後,奧巴馬總統在白宮發表聲明說:“尼爾是美國最偉大的英雄之一。”
“當尼爾第一次踏上月球表面時,”總統繼續說道,“他展現了人類成就的一刻,這一刻將永垂史冊。”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現任局長小查爾斯·F·博爾登(Charles F. Bolden Jr.)說,“只要有史書,尼爾·阿姆斯特朗就會被寫入其中,紀念他在我們這個星球以外的世界裡邁出人類的第一小步。”
博爾登還提到,在月球行走後的多年裡,阿姆斯特朗“始終保持着一種優雅、謙遜的姿態,為我們每個人樹立了榜樣”。歷史學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 (Douglas Brinkley)曾在做NASA的口述歷史時採訪過阿姆斯特朗,他形容阿姆斯特朗為“我們國家最害羞的加拉哈騎士(Galahad)”。阿姆斯特朗的家 人說他“不願當英雄,一直認為自己只是在做本職工作”。
的確,一些航天官員也提到阿姆斯特朗的這些特點,加上他的工程技能和駕駛X-15火箭動力飛機的經驗,稱這些因素使阿姆斯特朗在宇航員隊伍中脫穎而 出。在參加了登月後的遊行以及為阿波羅11號的三名宇航員舉行的世界巡遊後,阿姆斯特朗就漸漸退出了公眾視線。他並沒有隱居,但努力過一種普通人的生活, 起初他擔任NASA航天項目的副局長,後來當了大學教授,還是數家公司的董事。
1930年8月5號,尼爾·奧爾登·阿姆斯特朗出生於俄亥俄州的沃帕科內塔,父親是史蒂文·阿姆斯特朗(Stephen Armstrong),母親的婚前姓名是薇奧拉·路易絲·恩格爾(Viola Louise Engel)。阿姆斯特朗的父親是一名州審計員,這意味着在尼爾成長過程中,全家過幾年就要遷移到俄亥俄州一個新的城鎮。6歲的時候,尼爾和父親坐了一回 福特三引擎飛機“Tin Goose”。這次飛行肯定給尼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在15歲的時候他就學會了駕駛飛機,而那個時候他還沒拿到汽車駕照。
後來,全家搬回沃帕科內塔,尼爾加入了雄鷹童子軍(Eagle Scout),並在當地讀完了中學。(現在該小鎮有一所以阿姆斯特朗命名的博物館。)然後,尼爾獲得一份美國海軍獎學金,到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學習工程學。他的大學生涯被朝鮮戰爭打斷,阿姆斯特朗擔任美國海軍的戰鬥機飛行員,執行了78次作戰任務,在一次任務中,他駕駛的 飛機失去了一塊副翼(用鉸鏈安裝在機翼上、用於控制飛行姿態的面板),他被迫彈射逃生。
在《第一人:尼爾·阿姆斯特朗的一生》一書中,詹姆斯·R·漢森(James R. Hansen)寫道,阿姆斯特朗在普渡大學讀大一時,查爾斯·E·耶格爾(Charles E. Yeager)駕駛火箭動力飛機貝爾X-1突破了音障。對於這個年輕的學生而言,這個消息既令人振奮,又苦樂參半。他認為自己已經趕不上航空史了。
“總而言之,對於一個沉浸于飛行、迷戀飛行並致力于飛行的人來說,”阿姆斯特朗對他的傳記作者表示,“我很失望,歷史的弔詭讓我遲到了一代人的時間。我錯過了飛行中所有偉大的時刻和冒險。”
朝鮮戰爭期間,阿姆斯特朗在作家詹姆斯·A·米切納(James A. Michener)在小說《獨孤里橋之役》(The Bridges at Toko-Ri)中寫到的那支部隊服役。從海軍退役回到普渡大學後,阿姆斯特朗更加全身心地投入航空工程學習,他的成績不斷提高,未來的職業道路也愈發清 晰起來。
在此期間,他還結識了來自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的家政學學生珍妮特·伊麗莎白·希倫(Janet Elizabeth Shearon)。阿姆斯特朗畢業後不久,兩人就在1956年1月結婚。
夫妻二人育有埃里克(Eric)和馬克(Mark)兩個兒子,他們仍然在世。1962年,女兒卡倫(Karen)因腦瘤無法切除而夭折。兩人於 1994年離婚,珍妮特·阿姆斯特朗(Janet Armstrong)目前居住在猶他州。1999年,阿姆斯特朗迎娶了比他小15歲的寡婦卡羅爾·奈特(Carol Knight),她也仍健在。他們居住在辛辛那提郊區的印第安希爾。
其他仍健在的家庭成員包括一個繼子和繼女;兄弟迪安(Dean);姐姐瓊·阿姆斯特朗·霍夫曼(June Armstrong Hoffman);以及10個孫子孫女。
第一段婚姻的婚後,阿姆斯特朗與珍妮特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在那兒,他被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前身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NACA)聘用為實驗機試飛員。他第一次駕駛的火箭動力飛機是Bell X-1B,是當年耶格爾首次實現超音速飛行時駕駛的飛機的後代產品。
阿姆斯特朗的表現給同事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個試飛員米爾特·湯普森(Milt Thompson)說,阿姆斯特朗是“早期X-15飛行員中技術最好的一位”。另一位同事比爾·達娜(Bill Dana)說他“擁有像海綿一樣吸收知識的大腦以及照相機一樣的記憶力”。他駕駛過7個架次的X-15飛機到達太空邊緣,時速達到6440公里。他還駕駛 過許多最新型最危險的飛機。
1958年,阿姆斯特朗被選為軍用穿梭機項目——X-20 Dyna-Soar的顧問,後來被任命為飛行員之一。但這位年輕的試飛員被另一個機會吸引。在水星計劃(Mercury)選拔了第一批7名宇航員 後,NASA正在招收第二批宇航員。在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的NASA飛行中心工作7年後,阿姆斯特朗在圈內已小有名氣,於是他成了一名宇航員。
阿姆斯特朗告訴他的傳記作者,“我當時認為,做宇航員的吸引力並不在於飛向月球,而是能夠在一個全新的載體中飛行。”
新選出的宇航員在休斯頓開始接受雙子星號(Gemini)雙人宇宙飛船的飛行訓練,此型飛船是水星(Mercury)的後代產品,也是阿波羅三人飛 船的前身。阿姆斯特朗作為雙子星8號(Gemini 8)宇宙飛船的指揮官,成為美國第一個在太空飛行的文職宇航員。他和副駕駛戴維·R·斯科特(David R. Scott)在1966年3月16日發射升空。他們完成了兩個航天器(他們的雙子星號與無人駕駛的阿金納號)在空間的首次對接,這是後來登月飛行的必要測 試。
然而,對接之後,連在一起的航天器開始滾動,他們無法讓航天器穩定一些。阿姆斯特朗按照地面指揮中心的指示,將雙子星從阿金納脫離,但滾動更加劇 烈,兩名宇航員甚至有昏厥的危險。他們關閉了控制推進器,切換到重返大氣層的控制系統。飛船終於恢復了穩定,但兩名宇航員接到準備回家的命令,即便他們在 軌道上還不到一天。
接下來,阿姆斯特朗成為阿波羅8號(Apollo 8)的替補指揮官。阿波羅8號在1968年完成第一次環月球飛行。此前,在1967年1月的一次發射台試驗中,駕駛艙起火,三名宇航員喪生。這次任務使阿 波羅計劃重回正軌,也使阿姆斯特朗順理成章地出任阿波羅11號飛船的指揮官。
如果阿波羅9號的登月艙測試和阿波羅10號在月球軌道上進行的登月綵排進展順利的話,阿姆斯特朗按計劃就會和奧爾德林上校一起登月,而邁克爾·柯林斯將作為指揮艙駕駛員。NASA官員決定,讓擔任指揮官的阿姆斯特朗第一個踏上月球。
着陸約六個半小時之後,阿姆斯特朗打開了四支柱登月艙的艙門,慢慢爬下舷梯,踏上月球表面。一台電視攝像機記錄下了他的每一步,讓全世界共同見證這一時刻。為了紀念阿姆斯特朗,着陸點附近的一個火山口以他的名字命名。
阿姆斯特朗和奧爾德林上校在月球上留下了一塊匾,上面寫着:“在這裡,來自地球的人類首次踏上月球。公元1969年7月。我們為人類和平而來。”
離開太空計劃之後,阿姆斯特朗小心避免任何有損其形象或登月成就的事情。雖然他也曾前往不同的地方,並發表演講(比如2007年10月,他出席了普渡大學尼爾·阿姆斯特朗工程學院的落成儀式),但是他很少接受採訪,並避免成為公眾焦點。
在《第一人》中,漢森寫道,“每個人都對尼爾從不像其他宇航員那樣試圖利用自己的名聲讚許有加。”珍妮特·阿姆斯特朗回應稱:“沒錯,但是看看這對 他的內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吧。他總是感到內疚,因為他所獲得的榮譽是成千上萬人努力的成果。”她還說,“他的人生確實很有意思。但是他對這一切太認真 了。”
他曾擔任NASA的航空學副行政官,但他對這種華盛頓的辦公室工作感到厭倦。阿姆斯特朗拒絕了商業和學術領域的很多高級職位,回到俄亥俄州擔任辛辛 那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的航空工程學教授,還在俄亥俄州的萊巴嫩附近買了一個農場。此外,他還曾在幾家企業擔任董事。
幾年前,阿姆斯特朗重新回到公眾視野,對奧巴馬總統取消NASA把宇航員再次送往月球的計劃表示強烈不滿。後來,他向參議院一個委員會作證,對依賴商業公司的做法的成功幾率表示懷疑。
他去世的消息剛一傳出,網站和社交媒體上就湧現了大量美好的祝願和溫情的悼念,可見公眾是多麼讚賞這位極其低調的人。
“儘管尼爾很重視自己的隱私,但他總是十分感激世界各地、各個階層的人士所表達的良好祝願,”他的家人說。“在我們為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人感到悲痛 之時,我們也讚美他光輝燦爛的一生,並希望全世界的年輕人能夠以他為榜樣,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勇於探索和挑戰極限,為一個比自身更加偉大的事業作出無私 奉獻。”
John Schwartz對報道亦有貢獻。Susan C. Beachy對本文調查亦有貢獻。
翻譯:林蒙克、谷菁璐、許欣、柳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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