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會
敬悼本會資深會員、英文季刊主編齊邦媛教授（1924年2月19日—2024年3月28日）。齊邦媛為台大外文系名譽教授，並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1992到1999年間擔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主編。她參與「台灣現代華語文學」英譯計畫，推動吳濁流、黃春明、李喬、朱天文、平路等多位作家的作品英譯，對台灣當代文學的翻譯與推廣，貢獻卓著。以四年時間完成的《巨流河》，記述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藉個人身世彰顯歷史，以凡人命運比喻民族，允為齊邦媛老師最重要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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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沒有外文研究所，像我這樣想繼續讀書的，作助教是唯一的路。40年後我由臺大辦理退休手續時，拿出當年那張決定我一生命運的助教臨時聘書，毛筆手書的宣紙已泛黃易碎，另一張正式聘書由陸志鴻校長發的，日期竟是1947年11月…」 –
#齊邦媛《
#初見臺大》
齊教授1924年生，遼寧鐵嶺人。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1947年來臺灣。1968年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1969年出任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從本校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並獲榮譽教授殊榮。
齊教授曾於臺大創校83年校慶（2011年）時
#獲頒本校名譽博士學位，以表彰其長期擔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及教科書組主任時，改革中小學語文教育，拉近語文學習與學童生活經驗的距離，而以文學經驗擴充其精神內涵，以文學美感培養其情操。
再者，齊教授長期任教於國內大學外文系。身為學者，其最大成就在於對臺灣文學的整理、研究與介紹。她多次主編臺灣文學選集，並將有關作品譯為英文，
#成功把臺灣文學推介至國際舞台。她的成果也
#開啟國際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興趣，終於蔚成一受重視的獨立學術領域。此外，齊教授晚年又以高齡，歷時數載，奮力撰成自傳文學鉅著《
#巨流河》，以優美動人的文字，記錄時代洪流下平民百姓的顛沛無依與隨遇而安的心情，獲得華人世界廣大迴響。
#齊邦媛教授於2019年時獲母校印第安那大學來臺頒贈榮譽博士學位 （如圖），以表彰其對世界文學的卓越貢獻，促進國際和諧，並開創學術新局。齊教授致詞時曾說，她深信文學是連結文化、社會與人生的橋樑。她一生致力於文學教育與譯介，急於補足因戰爭與災難而蹉跎的光陰；她回首一生志業，更慶幸見證臺灣孕育出當今華人世界最豐饒的文學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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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齊邦媛老師（1924-2024）
齊邦媛是遼寧省鐵嶺縣人，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一九四七年來台灣，起初任中興大學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直至一九八八年從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後任台大榮譽教授，並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
她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不但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更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她筆耕不斷，直至高齡而不輟筆，81歲起嘔心瀝血四年完成25萬字《巨流河》一書。記述自己從長城外的「巨流河」，到台灣南端恆春的「啞口海」，她的一生，正是整個二十世紀顛沛流離的縮影。
作家鄒欣寧於2014年專訪中如此描述：「莫能禦之的大時代，將齊邦媛的生命切割成中國、台灣兩個截然不同的塊面，卻一如《巨流河》與《洄瀾》兩書，兩相激盪出跌宕、壯闊卻完整的生命。」
謝謝齊邦媛老師。
（圖/2014年OKAPI專訪資料照，顏涵正攝影）
｜永懷 齊邦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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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拜訪齊邦媛教授，她已九十八高齡，住在養生村，每天與書為伍，偶爾寫寫文章，自得其樂；睡不著的時候，竟以背詩助眠。這本《植栽一座文化森林》能請老師寫序是我的最大榮幸，老師永遠是我們的榜樣。(簡靜惠 2021/11)
～《植栽一座文化森林》齊邦媛老師推薦序～
深植在台灣社會進展史的敏隆講堂
文 / 齊邦媛
那是經濟起飛的年代，一九七一年洪建全先生創辦基金會，簡靜惠由策畫執行至今五十年。文學界的朋友們，第二年（一九七二）即驚喜地發現基金會發行《書評書目》：臺灣第一本文學書評和新書介紹的期刊。不久又出版了簡宛的《愛．生活與學習》，當時幾乎是人手一册，開創了青少年讀物的高格調。
一九七四年設立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全臺首次如此隆重鼓勵兒童文學的奬項，投入兒童寫作及推廣，啟發了無數優秀作家。
我們很感謝自一九九一年，許倬雲教授將歷史專業融入人生的人文講座，從他與李亦園院士策畫的「宗教與社會倫理」、「現代社會的職業倫理」開始，到「抉擇與負責」、「文學與人生」、「革命的歷史教訓」、「信仰與學問」，到「從歷史看人物」等系列，在二○○三年十一月那些個秋日午後，古樸的敏隆講堂座無虛席。參與的心是對今日世界和人生最關懷的心，在聽講與思索之際，更深植了生命的寬厚深思之心。
一九九一年（紀念）洪敏隆先生人文紀念講座，更結合了人間情義和靜惠的人文教育深入民間的理想。聽講者，晴雨無阻前來，是年齡思緒更成熟的聽眾，知識與智慧的授受，影響即不祇限於個人了。
接著更年輕的一代如楊照、葉言都講歷史；葉思芬、朱秋而講文學；傅佩榮、王邦雄講哲學；劉岠渭講音樂……
靜惠以歷史畢業生的理想，設置敏隆講堂發揮現代人文休憩站的功能。在這個紛亂，災難頻襲的時代，人們最需要強韌的內心力量，世界上許多基金會就以它們豐厚實力建立諮詢機構，開發文史深度講座、出版……幫助人們建立自心的安定力量，加強判斷的能力，社會亦更穩定。
因為石家興與簡宛（初惠）和我的師生緣，靜惠和我多年來緣分更深，五十年來我看到年輕的靜惠，為基金會的理想奮鬥全心投入的熱忱，將她的足跡清清楚楚印在那些計畫裡，她投入文化講座和活動深廣的影響，工作團隊的努力，都已深植在臺灣社會進展的歷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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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齊邦媛教授2024.03.30
2014年8月，我應「親子天下」之邀，幫忙編了一本《晨讀10分鐘--親情散文選》。我特別在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一書中，選了一個適合學生閱讀的段落「撒石灰的童年」，務必讓年輕的學生也有機會來親炙這本雄渾壯闊的好書。我想也許藉由這篇童年記憶的書寫，會勾引出學生找書來看的興致。當時，也應出版社之請，寫了簡要的導讀。
齊老師昨日遠走了，我就以這篇文章、導讀、兩封鼓勵我的信及2011年出席朗讀《巨流河》的照片，恭送老師一路好走。
撒石灰的童年 齊邦媛
一九三四年夏天，突然間我得了病。
我從小氣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兩次肺炎，生命垂危，幾度又是氣若游絲的狀況。
我父母很憂愁，有位醫生跟他們說：「她這種肺，應該到北方乾燥的地方，會好一點。」祖母那時還住在北平，得知我的病情，寫信說：「把她送到北平來吧。」祖母身體也不好，因為父親的關係，經常上德國人開設的「德國醫院」。
我記得跟父親坐津浦鐵路到北平去，自己並不知此程的真正目的，只因為父親親自帶我，讓我感到很快樂。
火車好似走了兩天兩夜，第二天過黃河鐵橋的時候，我第一次坐到餐車吃飯。父親把牛排切成小小的一塊塊給我，教我怎麼切、怎麼拿刀。在火車經過長長的鐵橋發出雄渾的轟隆聲中，我第一次和爸爸面對面坐著，那幸福的感覺我記得清清楚楚。
北平德國醫院的醫生診斷後，對我父親說：「這孩子如果這樣下去，恐怕保不住了，你最好把她送到療養院。」
父親又親手牽著我，把我送到離城二十里、位在西山山麓由德國人和中國人合資開設的「西山療養院」，那位德國醫生保證我到那裡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療養院採西式管理，病人是一個人住一間房。雖然我是院裡唯一的小孩，也得一個人住。
每到晚上，我一個人睡在房裡就很怕，住了整整一年也怕了一年。
那時候肺病是重症，有些人會治好，有些人治不好。因此院裡經常有人死去，死後院方會在病人住過的屋子裡撒石灰。本來我不懂，後來我知道，一撒石灰，就是有人死了。死亡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一看到撒石灰就開始哭。
院中有一位送飯的老王，是個白白、壯壯的男人，那時大概有三、四十歲吧。他有個女兒和我差不多大，他都叫我「丫頭」。每次我一哭，老王就說：
「丫頭別哭！我去給你煮土豆！」
土豆就是洋芋，那是我小時候最愛吃的。我到今天和好朋友出去吃飯，誰有一個煮好的、圓的洋芋，都會給我。每想起這事我仍悲傷難抑。
六十多歲的祖母每個禮拜六坐二十里路轎子到療養院看我。每回她要走的時候，我就哭哭啼啼地想下床追，但又不能下床，就在床上喊：
「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
祖母的轎子走很遠了，還聽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帶我走。有一次臨走時，她也哭了，眼淚在皺紋裡是橫著流的，至今我才明白何以古人文章裡說「涕淚橫流」……。
療養院有一位女病人，我記得叫做張采蘋，大概二十五、六歲，我叫她張姐姐，老王說她是失戀生病的。她覺得我這個小孩滿靈的，對我很有興趣，她講什麼我都懂，常常偷偷叫我到她的病房（醫院不許我們到別人病房去）。她有很多新文學的書，大多是一九三五年左右的中文翻譯作品。她的書我都看了，至今還記得一本林琴南譯的《茶花女》，當時很喜歡他的筆調。
有一天下午，我記得很清楚，有人在她的房間撒石灰，我就問老王：
「張姐姐的房間為什麼撒石灰？」
老王說：「丫頭，我去給你煮土豆。」
雖然我不太曉得死是怎麼回事，但是知道她也死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死亡跟我的關係，因為石灰撒到我朋友的房間去了。
我想那時候我大概鬧得太厲害了，整天哭哭啼啼的，把祖母鬧得夠受。我一生常常懷念祖母，她自我誕生之初開始，直到多病的老年還要為孫女這麼操心，我常常覺得虧欠她太多。幾年後，我們由漢口顛沛流亡許久到重慶，輾轉得到她逝世的消息，我始終很難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溫暖身體會變冷。
我父母親七十歲的時候，搬到內湖安居直至去世，那是我們團聚最多最快樂的時期，也是父親與我談話最多最密切的時期。有一天晚飯後，他送我到湖邊等公車，我對他說當年在西山療養院的心情和它影響我終生膽小怕黑暗。
「你們好殘忍，把我一個人送到那荒山上的醫院去。」
他嘆息說：「我們那個時代，很少人懂得兒童心理學，我多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不知道小孩有那麼複雜的心理。那時我用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把你送去療養院，只希望你能活下來，親友都說我是很好的父親呢！」
我們坐在等車的板凳上，無言許久，車到了才驚覺。
他一定在想：「如果那時我懂這些，我會怎麼做？」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幸運的，父母生我、養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住療養院那一年在無可奈何中，把讀書當作唯一的消遣，漸漸成了終身的興趣。書好像磁鐵，會吸引我。有時回想這深植我生命的書緣，大約可稱之為因禍得終身之福吧。
記得出院時，在一位留學回來的表叔家看到中文版的亞當．斯密《國富論》(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當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樂。我似乎抓到什麼就看什麼，同時也看《小朋友雜誌》，裡面有畫阿貓、阿狗的漫畫，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還記得用號碼連一連畫一隻狗，這些我也做。
一年後醫生說我病好了，父親把我接回南京。我的大妹妹已經快兩歲了。
最初我仍回鼓樓小學上學，但是同學都不跟我玩，後來才明白，因為他們的家長知道我曾得過肺病、上過療養院。我還記得有個同學名字叫萬芳，本來跟我最要好，是個長得嬌滴滴的小美人，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我媽媽叫我不要跟你玩。」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不懂人家是怕傳染。
後來家搬到新社區的寧海路，正好就把我轉到山西路小學。因為是轉學生，所以來往的都是轉學的和降班的邊緣人，相處得不錯。我作文特別好，老師對我很照顧，身體也漸漸健康進步，無憂無愁地就小學畢業了，那一年有很多可愛的回憶。
（轉載自《巨流河》，天下文化出版）
文章賞析
十歲的作者與父親坐津浦鐵路，在鐵橋雄渾的轟隆聲中，往北平去治病。雖然兩度性命垂危，但在她記憶裡留下的，卻是與爸爸在餐車中，面對面坐著的幸福時光。
離開家鄉、親人，在療養院沒有同齡朋友的日子裡，常有人死去。小女孩雖不明白死亡的意義，卻對撒石灰的動作充滿恐懼。這時憐惜她的王伯伯，就會給她煮洋芋吃。熱燙燙的，綿密的洋芋。
每當坐二十里路轎子來探望的祖母要回去時，她總是哭著要一同回家。病弱的女娃娃，坐在病床上哭求，祖母雖心疼，卻也明白怎樣對孩子才是好的。
這樣寂寞的日子裡，只有張姊姊能與她聊上兩句話。可某天下午，張姊姊的房間也灑上石灰，死亡這麼近。
恐懼的影子覆蓋著她，直到多年安定後，在湖邊等公車時，她才對父親提起在療養院的心情。父親面對「你們好殘忍」的控訴只回：「不知道小孩有那麼複雜的心理。」但兩人坐在等車的板凳上，無言許久，那樣的安靜寫盡了父女倆的相互疼惜。她自然也知道，那是無可奈何中最好的安排，孤獨反倒種下她一生的書緣，使閱讀成為她終身的友伴。
當她病癒回小學讀書，同學都不和她玩。被隔離與排除在外的寂寞縈繞，許久後，她才明白其中的因由。可喜的是，轉學後，因為書讀得多，作文寫得好，老師特別照顧她。不但身體健康多了，人緣也好，無憂無愁地從小學畢業。
「那一年有很多可愛的回憶。」在病危、恐懼、寂寞與孤獨過後，在奔亡、流離、傷痛與奮鬥之前，這一句，顯得特別敦厚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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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去世，我很為她高興，畢竟已經101歲了，而且最重要的回憶錄早已完成。
2009年我去長庚養生村採訪齊邦媛時，她85歲，花了四年半寫的回憶錄 《巨流河》剛出版，寫的是父親齊世英與她自己兩代人驚濤駭浪的一生。她一生都在人堆中活著，晚年得以獨居寫書，她把書房叫做「最後的書房」時，心裡必是愉悅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鋼鐵般的意志，以及她鄭重要求我答應她，以後離開壹週刊，不論高不高興，都不要罵黎智英，否則將看不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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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從容不迫 齊邦媛
八十五歲的齊邦媛住在林口的長庚養生村四年半，除了剛來時認識的五個人，她幾乎不與別人打招呼，更別說交朋友。到自助餐廳吃飯她總是帶著書或資料坐在最後排，這樣她可以看到誰接近她。當那些慕名而來想認識她或想聊天的人先自我介紹然後問：「我可以坐這裡嗎？」她就會擺臉色說：「不可以，我要看書。」再問她就不回答了。
這天她帶我們來吃飯，遠遠地她悄聲跟我說，某方向什麼長相的是某某人，另一方向另一長相的是某某人。自然雙方都當作不認識。所以就可以推測，那些人都曾一腔熱血被她冷水澆熄過（她都記得人家名字身分）。她對於傷害了別人情感有些遺憾，但她有她的理由，「我一開始這樣，以後就不得罪他們，如果我跟他認識再來往再得罪就是背叛。」她不耐「妳有幾個兒子？為什麼不跟兒子住？丈夫呢？住這誰給錢？」這樣的問題。其他問題她也「沒慾望回答」。
這位孤僻老太太，有丈夫和三個兒子，一九八八年從台大外文系教授退休，八十一歲那年自己住進這個六十歲以上才能入住的養生村，開始寫回憶錄《巨流河》，四年後完成，堂堂二十五萬字。因此我們很可以理解她說的：「時間是我唯一重要的事。」她沒有日記，只靠驚人的記憶力、大量史料和她的鋼鐵意志。《巨流河》記述的是父親齊世英與她自己的一生，兩代人面對大時代大歷史，血淚斑斑但從容不迫。
齊邦媛愛吃甜點，有人經她同意來看她，通常會帶來甜點，她就打開當場大家吃掉。兒子寄來她愛吃的巧克力，她珍藏著慢慢吃。到處都是書，「我來之前把差不多的東西都丟掉燒掉毀掉，只留少數東西，因為這裡擺不下。」書都捐給台大的齊邦媛研究室，這裡的書都是重新買的。為了拍照她塗了點口紅，穿上紅色衣裳，襯著雪白的頭髮甚是美麗，她說：「我一生愛漂亮，至少要做到不醜惡。」對於我們一直拍照她很緊張。
齊邦媛是遼寧人，一九二四年生，武漢大學畢業，一九四七年應聘來台大外文系做助教，與四六年來台的交通部工程師羅裕昌結婚。一九八八年自台大外文系退休前，她除了赴美進修兩年、國立編譯館工作三年，幾乎都在教書，也大量譯介台灣文學到西方國家，她同時也是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催生者。
《巨流河》是因父親齊世英才有，故事也從這裡開始。齊世英年輕時赴日、德留學，回國後與郭松齡將軍一同辦學，認同郭松齡反對內戰、實行民主的革新主張，並參與郭松齡倒戈反張作霖，希望改變東北落入日本手中的命運，結果兵敗流亡。後加入國民黨，為創黨元老，從事地下抗日活動多年。一九四九年來台，任立委，與蔣介石不睦，後因反對電價上漲政策遭蔣開除黨籍。齊世英長期支持並參與黨外運動，與雷震等人組「中國民主黨」，雷震等人後來遭蔣介石以《自由中國》冤案入獄。齊世英倖免，一九八七年去世。
八十歲才開始寫回憶錄，齊邦媛說，「我父親我哥哥都不認為我能做這種事，認為我不過寫點文學研究。」哥哥齊振一做過中央社記者，一直準備要幫父親寫傳，八○年代到美國辦報，因批評國民黨，報紙因無人敢出錢而被迫停刊，寫作計畫也放棄。「他放棄得太晚。等到我想到要寫時已經太晚，可是還是來得及，他們認為我不懂政治，其實政治不那麼難懂。」
齊邦媛將父親早年與郭松齡將軍反張作霖兵敗，以及後來長期從事抗日地下活動，與她流離不安的童年、整個求學時代交織寫成。她寫出父親當年的心情：「一路上打的都是勝仗，為什麼當瀋陽燈火可見的夜晚，我們就是渡不過巨流河？」巨流河是清代稱呼遼河的名字，「遼寧百姓的母親河」。
她拿出幾個月前《Time》的一篇回溯雅爾達會議的文章，她指著當時的世界地圖，「整個這樣一塊東北，中國恐怕還比它小一點，當時在戰略上是最重要的，次於德國和最早的戰線日本。不是我們自己說，是西方國家都認為東北很重要，這其中的憾恨在於，我們的生命完全由別人支配、沒有發言權。蔣總統和毛澤東他們憑什麼？只因為你不行！我父親對郭松齡失敗最傷心的是，我們曾經有機會可以把東北握在自己手裡。」
「我父親也不完全是為了那個地方，也為那些跟他革命的人死得冤枉。他覺得對不起他們。當初是因為他去組織、煽動他們出來打仗，那些人都是有職業的人，不是沒職業才去打仗。」
齊邦媛在書中回憶，童年時母親有段時期常要接待來自家鄉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學生，有一天，一位伯母和她母親在屋裡哭，母親要她帶伯母的兩個小男孩到院子玩，小兄弟說：「 不知為什麼我爸爸的頭掛在城門樓上？」
齊邦媛受父親影響很大，父親長得英挺帥氣，不罵人，不說無聊話（有人說無聊話他會生氣），還有，「我父親很不喜歡表演，他最早被國民黨開除時，新聞界對他很有興趣，他都笑而不答，沒有一點倒楣的樣子。人倒楣的時候不要看起來倒楣就不倒楣了。」
齊世英晚年接受中研院做口述歷史，只肯講到一九四九年來台，之後的事不願提及，「是因為他不願批評蔣介石，君子絕交不出惡言。」父親的行止齊邦媛不但一生遵行，她還鄭重告訴我，將來若離開壹週刊，不論高不高興，都不要罵黎智英，否則將看不起我。我連忙稱是。
齊邦媛自己的生命歷程亦是驚險萬端。她的求學過程因戰事而流離失所，一九四七年讀武漢大學最後一年時，更遇上六一慘案。當時正值國共內戰，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那天校園發生警備司令部進入武大校園逮捕共產黨師生事件，三名學生被槍擊死亡。齊邦媛由於父親的背景，並未參與學生運動，早已被同學排擠，事件發生後，她被憤怒的同學要求寫悼文。她誠心寫完，同學也未再為難她。
至於那時為何沒有像大多數的同學那樣左傾，齊邦媛說，「因為我在那樣的家庭長大，我看到中央政府重要的人物在我們家做朋友，他們不是那麼腐敗，而且多半都是知識份子，不像共產黨說的。共產黨那樣說是為了宣傳。我們那些同學，或像聞一多那些人，連邊都挨不上。他們不知道中央那些是什麼樣的人，而我知道。我寫這本書還有個力量就是，我很想留下他們那一代人的樣子，這代人已經沒辦法瞭解。」
不久她畢業了，時局很亂，父親的好友馬廷英（按，馬世芳的祖父）負責從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即台灣大學），外文系需要助教，齊邦媛便拿了聘書和父親為她買的來回票，來到她日後將埋骨於此的台灣。
一九四八年結婚後，中國時局更亂，許多人開始搭船逃到台灣。她與丈夫時常要到基隆碼頭接父親的友人。她回憶：「最後一次去接船是一九四九年農曆除夕前，去接鄧蓮溪叔叔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一家六口。我們一大早坐火車去等到九點，卻不見太平輪進港，去航運社問，他們吞吞吐吐地說，昨晚兩船相撞，電訊全斷，恐怕已經沉沒…。」船難至今六十年，「我兩人當時站在基隆碼頭，驚駭悲痛之情記憶猶如昨日。」
太陽快下山了，我們要抓住最後的光線在外面拍照。齊邦媛起身帶我們去她每天傍晚散步的小徑。一路上都是樹，樹上開著各色的花，靜謐而美麗，「在這個地方，我把過去一寸一寸建構起來。想下一章、下個句子要怎麼寫，有時腦袋很忙，但也很快樂。在城裡可不能這麼做。我在麗水街住時幾次差點被車撞了，因為我常常在想事情。」
她每天早上八、九點起床，是因為她前一天工作到夜裡兩、三點才睡。「人的精神力量很大，我現在有一股勁兒撐著我。我父母親都是坐著死的，不是躺在那裡拉拉扯扯不完。我現在就下功夫，希望以後照顧我的人不要把我插管子，如果我不行了就教我走，夠本了。我最恨生命無盡地延長。」
她房間桌上顯目處擺著一份遺囑和簽好的「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
她這樣擔憂，有部份原因跟她病中的丈夫羅裕昌有關。羅裕昌是一九四六年最早一批交通部考試分發來台的人員，原先做鐵路號誌。齊邦媛六○年代曾因妹妹嫁至美國也考慮申請移民，「我先生說，以他這樣一個電機工程師，能有機會在這麼大的場面做一個全新設計，已經很滿意了，他很想留在台灣。」齊邦媛也就打消移民念頭。
不久羅裕昌又負責鐵路電氣化工程，這在當時是亞洲第一套，他更是日夜投入。未料卻在白色恐怖時遭到調查，幸有鐵路局長力保。齊邦媛回憶，「那幾個星期眼睜睜看著他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家，晚上在餐桌上寫（自白書）至午夜。」
羅裕昌少年曾患中耳炎，此時便因憂勞過度復發。一九七九年鐵路電氣化完工，他獲頒五等景星勳章，但聽力只剩一半，後又努力完成北迴和南迴鐵路擴建工程，一九八五年退休時，聽力只剩十之一二。齊邦媛描述：「他與我有事相談時也多半靠筆寫，退休後不易與人交往，淡泊之外，更加沉默了。」不幸的是，二○○三年羅裕昌因病住進加護病房，氣切插管，至今未能出院。
二十五萬字寫不完這兩代人，如何在歷史的洶湧波濤中努力掙扎不致滅頂。幾年前齊邦媛曾住在美國兒子家，每天早上媳婦開車送小孩上學，把她送到圖書館，小孩下課，把她一起接回。再之前，她有很多年都保持一個習慣，每逢生日，她一個人到墾丁福華飯店住一星期，面對大海，讀書、寫文章。她一直都需要獨自的空間。
「我年輕時宿舍十八個人一間，整天連上廁所都是靠著走。一直到小孩大學畢業做完軍官出國，我都五十多歲了，都在人堆裡活著，人山人海。」
她拍拍養生村她房裡的這張書桌，「我到這裡來，第一眼看到這張桌子覺得跟福華飯店那張很像，我大叫一聲：『這就是我要的！』」她把這裡叫做「最後的書房」時，心裡必是喜悅的。
200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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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 小檔案 1924 元宵節生於遼寧省鐵嶺縣。
1937 抗日戰爭開始，開始輾轉流離的求學生涯。
1943 聯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後轉外文系。
1947 大學畢業，九月赴台灣大學外文系擔任助教。
1948 與羅裕昌結婚。二人育有三子。50年隨夫調職台鐵台中段，定居台中17年。
1953 台中一中任教高中英文。
1956 考取美國Fulbright 交換教師計畫，赴美半年。
1958 中興大學任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英文秘書。
1967 隨夫調職回台北。第二次考取Fulbright獎學金，赴美任教。同時入印第安那大學進修比較文學。
1969 返台回中興大學出任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
1972 出任國立編譯館編纂兼人文社會組主任，兼任教科書組主任。
1977 台大外文系專任，至88年退休，89年台大頒贈名譽教授位。
2009 出版回憶錄《巨流河》。
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台灣）選集》、《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台灣一九七○至一九八九》、與王德威合編《最後的黃埔》等；著有評論集《千年之淚》《霧漸漸散的時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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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日文本
池上貞子、深谷真理子 譯 杉山一樹 出版社待查
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lc051/page11.asp
一篇難寫的序──日文版《巨流河》出版 【齊邦媛】 2011.07.16
前言：《巨流河》在台灣出版整整兩周年的今天，我手裡捧著國際快遞寄來的日文譯本，上下兩冊，山村燈下，看著自己童年的照片，竟不知已淚流滿面。日本讀者會怎麼看這本書呢？中日戰爭那八年，有數百萬日本兵死在深不可測的中國大陸。而中國人，前十年被追殺奔跑，後六十年大離散，數千萬人數代湮沒。死者默默，生者豈可無言？我日思夜想多年，也寫了多年，這本書在台灣，在大陸都有很多回響，但是這日文譯本的序卻最是難寫，太多該說的話，都寫不明白，剪不斷，理還亂，一世紀的傷逝憾恨怎麼說得明白？日文譯者池上貞子、深谷真理子，有如此超越出塵的文學姓名，也象徵了文學清朗的胸懷。一本書開始活著，是讀者說話的時候。（齊邦媛寫於2011年7月7日）
巨流河是清代稱呼遼河的名字，她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遼寧百姓的母親河。啞口海位於台灣南端，是鵝鑾鼻燈塔下的一泓灣流，據說洶湧海浪衝擊到此，聲消音滅。
這本書寫的是一個並未遠去的時代，關於兩代人從巨流河落到啞口海的故事。
六十年來我在台灣，我讀書，教書，寫評論文章為他人作品鼓掌喝采，卻無一字一句寫我心中念念不忘的當年事──郭松齡在東北家鄉為厚植國力反抗軍閥的兵諫行動；抗日戰爭初起，二十九軍浴血守華北，犧牲之壯烈；南京大屠殺，國都化為鬼域的悲痛；保衛大武漢時，民心覺醒，誓做決不投降的中國人之慷慨激昂；奪回台兒莊的激勵；萬眾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慶，絕處求生的盼望；漫長歲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緬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戰士的容顏，堅毅如在眼前；那一張張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戰報、文告、號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跡淋漓未乾。那是一個我引以為榮，真正存在過的，最有骨氣的中國！
半世紀以來，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戰爭紀念館低迴流連，尋求他們以身殉國的意義；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著當年的沉船，愛丁堡巨岩上鐵鑄的陣亡者名單，正門口只寫著：「Lest We Forget」（勿忘！）──是怎樣的民族才能忘記這樣的歷史呢？
為了長期抗戰，在大火焚燒之中奔往重慶那些人刻骨銘心的國仇家恨，那些在極端悲憤中為守護尊嚴而殉身的人；來台初期，單純潔淨地為建設台灣而獻身、扎根，不計個人榮辱的人。許多年過去了，他們的身影與聲音伴隨我由青壯、中年，而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幾乎已經太遲的時候。我驚覺，不能不說出故事就離開。
似那尋覓築巢的燕子，我終於在桃園找到這間最後的書房，月升日落，身心得以舒展安放，得以一筆一畫寫出我這本心願之書。
如今《巨流河》日文譯本即將問世，這篇序卻是難寫。我的國族，家庭命運深深陷在中日關係的歷史中，整整百年，千絲萬縷的愛、恨、情、仇，當從何處說起？
理智地來說，我終生不能了解，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怎麼會有那麼持久的，不停歇的傷害？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僅造成當年那數千萬人的死亡，也造成了至今仍有數百萬人，漂泊異鄉，至今數代不能回歸故鄉。
而在情感上說，中日兩國是近鄰，文化上自古都在師友之間。在我父親那一代很多的知識分子曾「東渡扶桑」去留學，在日本都有良師益友。2002年我專程去金澤市追尋我父親讀了三年金澤四高的足跡，終於找到紀念館。他們很興奮地在校友名錄找到1920級的齊世英名字，名字下面是一片空白。1920以後他去了哪裡？他由金澤四高畢業保送京都大學哲學系，轉學去了德國，回中國參加反軍閥革命，結識了當時的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中日戰爭後再度相見，曾多次聚談，吉田茂是他終生欽佩的政治家。我在金澤住了五天，每天在古巷舊街間行走，拜訪古蹟及著名的兼六園，記得父親在世時常常說起在金澤讀書美好的歲月。想著這近百年的中日恩怨真是感慨萬千。
在那八年漫長的對日戰爭中，我對日本人最清晰的印象是1945年二月，中國農曆年剛過，在那美麗的三江匯流的四川樂山古城，極寒冰的早晨，我與三位同學去文廟上朱光潛老師的英詩課，由文廟廣場進了廟門，迎面看到櫺星門旁石柱上貼了一大張毛筆寫的布告，墨汁淋漓似尚未乾：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國巨型飛機一千八百架轟炸東京，市區成為火海。日本首相小磯惶恐，入宮謝罪。
站在這布告前的數百個中國大學生，已經在戰爭中熬了八年之久，大多數的人全靠政府公費生存，衣衫襤褸，面黃肌瘦，在大塊石板鋪的文廟正庭，無聲無言地站著，讀到這樣的復仇消息，內心湧出複雜的欣喜。
我也無言無語，沉痛而歡欣地站在石柱之前，想像那遮天蔽日的死亡降臨之際，有些女人把在中國戰場戰死的情人或丈夫的骨灰綁在和服的背袋裡，火海裡，這些骨灰將被二度焚燒……
1947年，初來台灣大學任助教時，在單身宿舍，第一次睡在榻榻米上，長夜漫漫，在窗外樹間聽收音機播放〈荒城之月〉，在音樂中忘記它是日本歌，令我想起在崇山峻嶺的川黔路上逃難時，荒郊寒夜的風聲犬吠；想想那數百萬死在侵略中國戰場上的日本兵，雖是我們痛恨的敵人，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們回家吧。
近七十年後2011年，我在台北看到日裔美籍攝影家中川治（Osamu James Nakagawa）的展覽：以Banta「崖」為名。戰後出生的藝術家，用最新科技攝製一系列沖繩島的斷崖絕壁，想用色彩沉重懾人的岩石和洞穴寫真，重現二次世界大戰時數十萬人跳崖的悲痛。崖間的和平公園是我一直想去參訪之地。我寫《巨流河》時心中亦是充滿了那樣虔敬而悲痛的心情。
感謝池上貞子、神谷真理子教授將此書譯成日文出版，感謝黃英哲教授的促成與種種協助。願此書日文版之問世，可增加我兩國民間的認識，尤其是知識分子對災難的態度，增加人類的悲憫心，促進世界的和平與和諧。
感謝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以〈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這樣切中我心的評論，為此書作真正的導讀。他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專家，兼蓄歷史眼界與文學胸襟，對我所寫的時代和家鄉有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能見人所未見，點明這是一本「惆悵之書」。書中人物有許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自幼耳聞目睹，他知道他們打過的每一場仗，跑過的每一條艱難路，知道他們所秉持的理想和護住的聖潔的人性光輝，絕不能粗陋地以成敗論英雄。感謝他鼓勵我，回應時代暴虐和歷史無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學書寫超越政治成敗的人與事。
書寫前，我曾跟著父母的靈魂作了一趟返鄉之旅，獨自坐在大連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島嶼。回到台灣，在這間人生最後的書房，寫下這一生的故事。即使身體的疲勞如霜雪重壓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盡燈枯，我由故鄉的記憶迤邐而下，一筆一畫寫到最後一章，印證今生，將自己的一生畫成一個完整的圓環。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將化為灰燼，留下這本書，為來自巨流河的兩代人作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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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英文版的副標題。
能夠妥協的簡體字版，不見得皆大歡喜："2010年底，《巨流河》簡體字版由北京三聯書店取得授權，雖在少許刪節的立場上有些折沖與磨合，但終能順利出版。齊邦媛這個名字也由此為大陸讀者熟知。"
比較：《巨流河》日文版在日本正式出版了20，日本相關部門沒有進行篡改與閹割，這是讓日本讀者重新看待八十年前戰爭真相的最佳讀本。
中華民國筆會──和 John Balcom 。
筆會前季刊主編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英文版，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中心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將在七月初正式出版。
本書譯者陶忘機 John Balcom 也是筆會季刊的長期合作名家，《巨流河》透過他的譯筆，將齊教授這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也是記錄台灣文學走向世界的大事紀，介紹给西方世界。
齊邦媛教授於八十高齡時以四年時間完成《巨流河》，苦心孤詣，深情至性。她的個人生命歷程，映照了兩岸的大時代洪流，呈現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局勢變遷與戰爭帶來的顛沛流離，是紀實，也是史詩。
《巨流河》中文版2009年在台灣出版時，立刻引起華文文壇及各界廣大注目，討論評述者眾，英譯本出版，更將把影響帶上國際，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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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9
最近看了兩標題，不管是紐約時報或者哈佛商業評論HBR，我都認為老美的說法，有點天真。中共政權盡管殘暴，它一向一以貫之，欲置它認為的"台獨勢力"於死地。
紐約時報8月20日早报 - 蔡英文过境美国激怒中国......
天真的 HBR 分析：Why Western Digital Firms Have Failed in China
所以，我說，
中共乃敵國也。
Windson Chen 分享了 1 則貼文。
對中共「無理取鬧」製造統ㄧ假象，政府千萬別客氣！必須要即時祭出讓那些妄想「聯共促統」有感的反制作為，只要ㄧ查獲領18碼居住證者，馬上吊銷健保卡！規勸不果則實施「限制入出境」！如再不從，逕予取銷身分證除籍，成全這種認同中共的敗類～如官員「抗命」延誤，也移送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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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對齊邦媛先生、李敖先生、余光中先生的某些中共看法的印象。以下敬稱先生就"免了。
齊邦媛、李敖、余光中等三人，都是生在中國大陸的，然而，我認為他們在對台灣(人)的認同上。高低順序為齊邦媛、李敖、余光中。
齊邦媛先生在九三人文巷 (天下文化)的《巨流河》出書一周年的紀念演講，很令人動容：她是為大家寫出該書的；她大體上是屬於挺起腰桿抗戰的一代，可是她也知道，很多在座的下一代的聽者或讀者，是致力於"台灣"的一代。
事實上，兩岸初通，齊邦媛即率團參加兩岸的文學團體聚會，中共即要統戰，而齊先生說，還不是時候 (參考《巨流河》)。
李敖先生的北大演講，固然讓他有VIP待遇的快感，然而，他後來也說了，中國不會將重要職位給台灣人的 (中國對某些台灣人好，是有目的的，骨子裏是不信任的。
余光中先生雖然有中國鄉愁，他對馬氏BUMBLER (2012/11/23 - 最近最火紅的一個英文字，大概就是bumbler了。《經濟學人》用這個字形容總統馬英九........)的諂媚解釋，大家都知道。
我還想提醒大家，齊邦媛、李敖、余光中等三大家可能都(將)是葬於台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