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達教授1931年出生於河北，在燕京大學（1949-1952）、北京大學（1952-1953）歷史系受教育，研究領域為隋唐史、中亞史地及海外漢學，學術成就享譽國際。上個世紀80年代末去國後，任教於瑞士日內瓦大學、法國法蘭西學院、美國耶魯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等多所世界著名學府及研究機構。2008年，張廣達教授榮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國大陸首位中研院院士。

穿越學術絲路的不老少年：中研院院士張廣達訪談（1/3）

全部文章, 訪談May 19, 2015編輯部0 Comments

作者：傅揚（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生）

張廣達教授，1931年出生於河北，在燕京大學（1949-1952）、北京大學（1952-1953）歷史系受教育，研究領域為隋唐史、中亞史地及海外漢學，學術成就享譽國際。

1989年離開中國後，任教於瑞士日內瓦大學、法國法蘭西學院、美國耶魯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等多所世界著名學府及研究機構。

2008年，張廣達教授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應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之邀，來臺訪問講學，於本系（台大歷史系）開授「中西文化交流史」、「二十世紀漢學研究」課程，並與臺灣學者及研究機構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

本文原為筆者與張廣達教授之訪談紀錄，徵得張教授同意，將對話形式改成自述體裁。全文約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記述張教授的學思心得，第二部分則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課題。

如欲進一步了解張廣達教授的學術成就和心路歷程，可參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張廣達文集》，或張教授為臺大「我的學思歷程」系列所做的演講（臺大演講網：網站連結）。張廣達教授提攜後學一向不遺餘力，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讓張教授的學術研究經驗與智慧啟發並鼓勵更多讀者。

作者補記：

我第一次見到張老師，是在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當時我是碩士班新生，張老師和師母正準備進入高研院。因為舟車勞頓，兩位老人家看起來精神不佳。即便如此，張老師見到我這樣素昧平生的後生小子，仍然掛著微笑，相當親切地和我點頭招呼。後來，我有幸擔任老師在臺灣大學授課期間（2008-09）的助理，在課堂課外和為學處世上都獲益良多。

曾有幸親炙張老師教誨的學生相當多，對於老師的為人為學，不待我多言。我只想提兩點。首先，老師是相當謙和的人，這不只反映在待人接物，也體現在好學不倦上。謙沖平和又知識淵博，可能是老師撰寫國際漢學史、品味前人成果時，最重要也最具個人特色的優勢。但另一方面，老師對於做學問，其實有非常高的標準。可能因為張老師長期關注的西北或中亞史地，一向是國際學界爭雄的領域，老師在判斷研究良窳時，除了考慮研究本身的材料、觀點、論證外，也相當重視和不同國家和學術傳統的成果對話。

第二，考慮張老師的成就，應留心老師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的特質。透過著述和教學，張老師大大地擴充傳統「中國史」的領域，即把敦煌、吐魯番以至中外交流，納入隋唐以至中國歷史的一環。在全球史火紅的今天，張老師的研究關懷不僅繼承前人遺產，還「預流」國際人文社會學界的趨勢。

得益於留學英國，我有機會和歐洲許多歷史語言學家共處一室，見識他們關於中國西北或中亞文獻的研究。這些學者經常精通多國語言，包括各種印歐和漢藏語系的文字。但驚豔於他們的語言能力之餘，我也有種感覺，好像多數涉足這些材料的研究者，他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文本，較少處理更廣袤的歷史或文化課題。

有別於此，張老師的研究，常常是出於歷史學者「通變」的關懷，也就是在確實把握材料的基礎上，透過歷史想像將材料編織成一個引人入勝的圖像，讓讀者可以跟著他，探索人事物的來龍去脈。透過授課，老師也將上述的全球視野和通變精神，傳遞給年輕學生。

張老師常說，自己喜歡和年輕人相處，因為年輕人可以帶給他活力。我常想的是，不知我們給張老師帶來的活力（甚至麻煩），能否及得上老師帶給我們的啟發和成長？再過幾天便是張老師的生日，謹祝老師生日快樂，並希望更多讀者（無論專家學者或有歷史興趣的大眾），可以認識老師的為人為學，願意進一步接觸中外交流、中亞史地，以至國際漢學的林林總總。

傅揚
英國劍橋

May 21, 2015

第一部分：樂將金針度與人：分享學思歷程

我如何做學問

2009年3月10日，我應黃俊傑教授之邀，做了一次「我的學思歷程」的演講，主要談的就是我的求學和生命經歷。

我的求學過程，可能和很多老師不一樣，尤其不能和我的生活過程切割。之所以這麼說，原因是我從26歲一直到48歲這段期間，不管生活還是讀書治學，受到大陸的政治干擾太嚴重了，使我的讀書過程不是很正常。我在1957年就被劃成了右派，成了一個政治敵人。這一點影響非常大。

關於如何建立知識樹的問題，我想我自己談不上什麼知識樹。因為我該建立知識樹的時候，正好受到外界政治干擾。再者，即便做為一個讀書人，被政治高層「控制使用」時，我能做的也僅僅是根據他們所佈置的任務，充其量準備些資料而已。直到1978年，我真正上課之前，一個是政治因素造成的耽誤，一個是只能按照佈置下來的方針做些基本的學術工作，為政治需要準備些資料。這些因素造成我的求學和學術生活很不正常。

假如讓我談一下我的學習門徑，首先，我比較早便開始擔任我父親（張錫彤教授）的助手。或許家父也有心引導我做些練習，所以在查找資料方面，我可以較早熟悉、進入狀況。再者，我的老師也比較好，有許多國寶級的先生，我在〈我和隋唐、中亞史研究〉一文中提過了。他們對我最主要的影響，是要我注意基本功的重要。

張錫彤教授（1903-1988），歷史學﹑翻譯學家﹐歷任燕京大學、北京政法學院、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圖為1959年前往新疆調查的照片（最左邊者即是張錫彤教授）【圖片來源：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http://www.xjass.com/y/content/2011-05/27/content_196580.htm】

比如說我很早就聽聶崇岐先生（1903-0962，燕京大學教授，歷史學家）告訴我，應該找些白文無標點的書，自己從頭至尾點讀一遍。清代杭世駿課徒，要學生掌握「三通」──《通典》、《通鑑》、《文獻通考》，聶先生也很早就要我在暑假時，找本《通鑑》白文來自己練習標點，遇到困難點不下去時，尤其要勉力為之。後來鄧廣銘先生（1907-1998，北京大學教授，宋史泰斗）教學生時，提及中國史研究有四把鑰匙：年代、地理、職官、目錄，也是這一道理。我的老師們強調的基本功，實際上就是要我們熟讀幾部經典，紮實地把握住這四把鑰匙。

以目錄學來說，當年我這方面的老師是著名的孫楷第先生（1898-1989，燕京大學教授，訓詁學家），我很早就在本科時聽過他的目錄學。他授課時，根本不用準備講義，從不帶片紙隻字，拍拍腦門便一連串地講了起來。與其說我們從他那裡「學」了點什麼，倒不如說從他那兒「感受」了些什麼：人家唸書竟然可以精熟到這個地步。

而且他講的都是經驗，他告訴我們《四庫提要》的大序、小序都得念，還要我們到圖書館找他提到的書，借出來翻一翻，以後再提到這本書，便能回想起它的具體模樣。這些顯然都是他的一些個人體驗。

孫楷第教授年輕時的照片

所以我想我的求學過程有很多巧合。既有耽誤這方面，但又有一些因為耽誤而成就我的一方面。我比較早動手做一些學者的助手，也就因此早一些知道怎麼找材料、寫論文。這些事我覺得越早著手越好。其次，老師很早就叮囑我們要注重基本功。要建立基本功，就是不要泛泛去讀書，應先找幾本重要的書，精思熟讀，唸成自己的看家本領。儘管我當年《通鑑》沒有真能從頭至尾點讀完，但那時較早地透過讀《通鑑》、練標點，還是對我很有幫助的。

現代學者要有哪些工具？

我經過這些年的不斷思考和總結，所謂知識結構，大概應包含以下幾方面。首先，根據二十多年飄蕩海外所見，感受最深刻的是他們的多學科訓練，特別是理論性的思考。在海外，不管做哪個專業，你總得要有些理論的思考。像在法國，中學畢業會考的作文題目，好多是哲學性的題目。大家應該加強與自己領域有關的理論思維的訓練。

王國維（1877-1927）像，國學大師，被喻為中國新學術的開創者

像王國維，他假如不前後攻讀四次康德的著作，縱然可以在許多地方勝過當代讀書人，但本質上跟乾嘉時期士大夫不會有什麼太大差別。他鑽研了西方文學、美學，尤其是哲學，應用到研究上，才讓他境界與一般人不同。

知識結構的第二部分，是專業領域。為自己選定並累積一個專業知識領域，越早越好。我回想起來，專業知識其實就是老師們叮囑的基本功。基本功不要多，有個兩三部看家的著作就可以了。像《通鑑》，跨越了從周威烈王到五代的一千三百六十多年，從頭到尾點下來固然好，只點讀幾個朝代也是必要的。

通過這幾個朝代，把年代、訓詁、職官、地理等問題真正地下一番硬功夫，絕對會有很大收穫。我的老師指導的這種路子，早建立起基本功，從標點、句讀、訓詁下功夫，再於職官、年代上做些必要的準備。

今天我們關於年代，只能查找對應的記載。我有幸親炙鄧之誠先生，提到中國古代紀年，六十甲子他就直接掐著手指頭來算！那個時代過去了，但那基本功的道理並不過時。余英時先生也有文章講到，當代人應回到朱子〈讀書法〉中的一些基本要領。所以我想建立基本功，掌握自己領域幾部基本的、重要的著作，當作自己的看家本事，這道理仍然站得住腳，並不過時。架籬笆要先打好、立好樁腳，而後編織就易於為功了。

鄧之誠（1887-1960），江蘇江寧人，歷史學家

面對現代的學術要求，知識結構的第三部份就是掌握工具了。一個工具是多學科性訓練。念歷史的人，要有些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知識才好，像吉爾茲（Clifford Geertz）的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或是默頓（Robert Merton）講的某些功能理論，都是一種工具。

另一個工具是語言，這又分兩部分。過去在乾嘉時代，學者只要掌握文字學就夠了，今天外語的要求比古代人要高得多。現代的學術語言，我把它稱做工具語言，是用來吸收知識的必備工具。現代人會了英語也不見得有優勢，但不會英語肯定處在被動不利的位置。英語以外，法語、德語、俄語、日語，這些現代語言都是重要的工具語言。

另一種語言工具可以稱作專業語言，例如中亞地區、塔里木盆地周圍的一些死文字。過去這些文字解讀不了，現在日本就有幾個新一代的學者，在這方面達到了世界水平。我想大陸、臺灣早晚也會有人趕上去的。又比如你若要研究中國古代，也得熟悉金文、甲骨文。現在又出了許多簡牘帛書，想要認字，文字學、音韻、訓詁等，也都屬於專業語言。

工具的第三部分就是現在的電子檢索和資料庫。過去談到電子資源和研究的關係，還只是強調如何操作電腦。現在不同，各地都有數據庫（database），臺灣就有好幾個數據化的資料庫。這對於年紀大的一輩，不禁感嘆它可望不可及。但即便是年紀大的人，他要是不甘心落後，能追多少便追多少。對年輕人來說，資料庫的運用更成為一個基本的技能了。檢索和資料庫這種工具，在現代學術研究中所佔的比重，比我唸書時要大得多了。

第四點要注意的是表達能力。我唸書時，有些老一輩的先生不怎麼善於表達。但我們看一看西方，從古希臘時就非常注意修辭（rhetoric），現在西方史學家也非常重視敘事。Narrative著重的不僅僅是怎麼把話講出來，還有一系列關於presentation的要求：它要求你思考，如何把史料證據融合至敘事結構中？這又產生一個問題：這樣的寫作和文學的區別在哪裡？歷史雖說不能脫離過去的實際，但過去事情這麼複雜，怎麼挑選敘事對象，又怎麼去present？我們對這些問題，應該要思考得比過去更深刻才行。

文字表達外，口頭表達也很重要。將來大家無論做記者、老師或從事其它行業，總得了解如何向你的聽眾、交談者表達，使他們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你的話。也就是說，口頭表達的目的，是要使對方能正確的了解自己。這方面，西方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也提出了許多見解。無論是哪種表達，只要做得好，都會有很大的效果。有些老師表達能力好，就有感染力。像余英時、李亦園、許倬雲幾位先生，說一句是一句，毫無廢話，邏輯之嚴密，思考、回覆、對應問題之敏捷，分析之深透，都值得大家學習。當然，他們能有這麼好的表達能力，都是建立在前面打下的基礎上，又和有意識的訓練有關。

總結來說，知識結構可分成四部分。

首先是要有理論的素養。理論訓練讓我們能反思專業領域的方法問題，在處理材料時，能夠深入地進行分析，並提出有啟發性的綜合判斷。

其次，專業知識的基本功，越早建立越好，以幾個看家本領的著作為點，再由點到面，對自己的專業領域有通盤理解。

第三方面是掌握各種工具，包括多學科性訓練、工具語言和專業語言，並注意全世界的電子資源，這些可以幫助大家吸收和運用知識。

第四部分是加強表達能力，包括文字和口頭的表達。由於受到許多耽誤，我無法按照心意讀書學習，故我算不上有自己的知識樹、知識體系。但經過許多年的思考，我想這幾方面共同建構了我的知識結構，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學語言沒有捷徑

關於語言學習，我請教過周一良先生。他認為想學外語，第一種外語一定要下大苦工，認真學好，別只從專業領域入手，最好從文學進入一個語言。語言的本質是交流的

張廣達老師講授「二十世紀漢學研究」上課情形。（攝於臺大文學院外研三教室）

載體（vehicle），最基本功能是講話、溝通，所以周先生建議從讀小說入手。現在有很多光碟與學英文的資源，是按照情境（situation）來學英文，也是個入手的好地方。特別是西方這種變格變位的語言，沒有捷逕，一定要熟，要熟到很自然張口便能說的地步。

按照自己的專業，找一本相關領域的重要著作進行翻譯，也是精進外語能力的好方法。我自己從翻譯工作中受益非常多，二十五、六歲時還當過俄國人的課堂口譯。我覺得翻譯很重要，筆頭的翻譯是必要的，最好還要有機會做口頭翻譯。口譯的重要性在於，口譯過程講究快速、準確，可以訓練並逼使你得完全用外語的方式思考。

讀書也要追上潮流

關於眼界問題，最重要的是自己書讀得夠不夠。我在大陸帶了一、兩屆學生，我告訴他們，選定了某個領域，就要掌握該領域世界最主要、最重要的期刊雜誌，這是我很強調的一點。看雜誌時先重點看書評，與你有關的專題研究當然也要看。書評評介的都是最新的書，看書評可以使你不脫節，得以了解全世界的同行在做什麼，這些基本的信息非常重要。

今天我們不能再窮守一個小題目了，要了解自己領域中那些有代表性、主導地位的leading journals，並且定期翻閱。另外，書評往往凝聚了書評作者的學思所得，他們提出的意見經常很深刻、很有啟發性，也值得大家參考。

編按：

影片為2014年，張教授以84歲高齡，於法國最高學術機構、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舉辦的法國漢學兩百週年紀念研討會上，以法文宣讀〈論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沙畹〉一文。
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是十九-二十世紀初，法國漢學與東方學的傑出人物，被喻為歐洲漢學泰斗，亦為法蘭西學術院的院士。近年來，張教授致力研究沙畹的學術，以期能將法國漢學的學術源流傳承給世界上的漢學家。

我來臺灣感到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因為忙碌，沒法定期至圖書館翻閱雜誌。我不大能運用網路資源，但現在年輕朋友可以透過網路來接觸那些期刊雜誌。眼界的提升，取決於自己的內涵，定期翻閱雜誌對此絕對有幫助。你翻閱多了，眼界自然也會提昇；讀久了，自然會產生鑑別能力。

所謂「學術前沿」，主要也可以透過閱讀書評來了解。「前沿」不是一、兩個人在進行研究就算前沿了。前沿是相對的，是一批人、尤其是重要學者們近期的用心所在。對於所謂的學術前沿，我們可以透過書評來了解其他人正著手的課題，因而得到一個印象。我們不一定要追趕前沿，但也不能對它有隔閡。

關於讀書，我還想提醒大家，要做好整理的工作。大家讀書，要趁著記憶力還新鮮的時候，歸納幾個要點，記下來之後再離開。假如當時不積累，不做些整理，讀的東西一過去就忘了。甚至於遇到讀過的東西，還恍恍惚惚覺得似曾相識呢！所以定期整理的工作非常重要，念兩個小時有兩個小時的歸納，然後積累到一個月或三、四個星期的時候，再做些歸納、分類的工作。

每次歸類、分類，對自己讀書狀態都是一次提高。我到臺灣，住處的設備不是我習慣的，但分類的工作還是要做。按中國古人要求，三年一小成，五年一中成，十年一大成，講的無非是一個積累的道理，而積累的基礎是自己按部就班，隨時做起。電腦裡儲存的東西也得定期分類整理。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是在建立自己的知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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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世界的文化轉譯者：中研院院士張廣達訪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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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

中研院院士張廣達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