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淵堂語》高友工教授論戲劇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高友工生前曾在法拉盛圖書館開講座。那次，高教授畫龍點睛地講了戲劇。
中國古典戲劇（戲曲）是從舞台演劇的原始形態開始的，專家們從戲劇的起源考證戲劇的性質，旁及說唱、說書、變詞和地方戲。自發的、大眾的戲劇逐漸有了文人的參與，這種介入，一是戲劇走向「正規」之所必然，卻也成為舞台演劇的一個陰影，導致戲劇戲曲研究，文學是主流，學唱戲曲，能夠進入學術殿堂者，稀有。
這種兩邊各自隔簾看花、對霧照鏡的情形，表面看，是個人的或者是學校制度的事情，其實緣於中國戲劇本身及其歷史演變中，文學和舞台分離乃至扭曲的特點。高教授評價他的著作「美典」，說他最喜歡的還是由六篇短文構成的「中外戲劇的傳統和革新」。在講到如何保持傳統的態度時，他說：「自然有史以來，我們就有不少好古之士，但似乎很難建立起一種風氣。我是研究美學的，我的遁詞是我們文化中太注重抒情傳統了。而抒情傳統中最注重內化，因此只要心中能由此記憶、影像，外在的物質存在似乎可以算是身外之物吧！」則戲劇之文學和演劇的分離，某種程度上也見出長期以來文人（所謂文學家、編劇）和演員的關係：前者絕對占據上手的地位，從前元明清時代文人騷客和倡優、伶人之不可同日而語，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近、現代文人成了作家，其身分、地位也是高於演員的。文人也好，作家也罷，其內心的抒情性在此往往和尊嚴、清高聯繫到一起了。文學的戲劇不僅可以脫離演劇而存在，甚至到了被視為高於演劇的存在。高先生說：「這正說明了在戲劇中，這個文藝傳統和演藝傳統的距離就異常地大了。於是我們往往只談文藝而忽略了演藝。」精闢！
從這點看，文藝和文學的戲劇在為作家和學院派文人教授談得頭頭是道的時候，已經是象牙塔中之物了。戲劇，在原始的意義上，是以表現群體的呼聲和感情為支撐和精髓的，無論戲劇之產生於勞動說，還是宗教或禮儀說，都是一種大眾參與的文藝，而非書齋中的獨享和自賞，是通俗和平民化的傳統，而非書案和講台上的歷史。不明乎此，則各種革新的和改編的戲劇和戲曲，就沒有回到古代原創作品的高度，如高先生所說，就不存在保持傳統的問題，於是，無法達到一種「全面的完整的藝術經驗」；相反，文藝家們，從編劇到演員，一旦意識到什麼是真正的戲劇、戲曲傳統，即演劇、表演和音樂的「戲」於存古劇中的價值，傳統戲劇的保存和恢復，才有出路。
一次聚會，舞蹈家江青同席。我讀過她的回憶錄，其中多述與高教授交往，及其人品、學識。談起高教授之論戲劇，我非常認同。因為我曾也是古典戲曲的學生，卻僅能作紙上談兵而已。
孫康宜：苦難成就輝煌
(2015-02-05 18: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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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康宜，女，1944年2月生於北京，祖籍天津。國際馳名的中國文學研究學者。早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外文系，1978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歷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主任，現為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講座教授。著有學術著述《抒情與描寫》、《情與忠》、《比較視野中的傳統與現代》以及文學作品《走出白色恐怖》、《我看美國精神》等數十部，並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
最早知道孫康宜這個名字，我還在念大學本科。當時教授古典文學的陳筱芳教授在講到晚明文學時，忽然熱情地向我們推荐一本名叫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的書，並一再強調：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孫康宜的女士，她研究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相當有建樹，是國際知名的學者。
下課之後，我去圖書館，發現沒有，然後輾轉去了四川大學圖書館，終於找到了這本書的英文版（當時還沒有中譯本），就當時我的水平而言，讀來確實很費力，但坦率地說，這本書讓我對晚明的文學狀況有了清晰的了解。也記住了孫康宜這個名字。
今年，我在美國工作交流，拿出了一個月的空閒期，自駕雲遊美國十五個州。在旅途中的每天晚上臨睡前，我都會讀幾頁《走出白色恐怖》，作者正是孫康宜，這本近似於個人自傳的書，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個堅強、智慧的女性形象。而這本書，正是我在康涅狄格州拜訪孫康宜教授時，在臨別前她送給我的。在獲得這本書之前，我曾有幸與孫康宜教授長談近六個小時，其氣度風範及深厚學養，令我感佩不已。
讀完《走出白色恐怖》之後，我決定將孫康宜的經歷用自己的話寫下來，因為，這不只是一個人的歷史，更是一個時代的背影。
“因為如果談到我父親坐牢，我們可能會遇到災難。”
1944 年，孫康宜出生在北京。
她的父親孫裕光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執教北京大學，孫康宜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抗戰勝利的前一年。
1946 年，抗戰結束，內戰爆發，通貨膨脹帶給無數中國人難以磨滅的恐懼記憶，而在這場人禍中，高校又是首當其衝的。在北京大學教書的孫裕光已經無法拿到薪水，他決定：去沒有戰亂的台灣碰碰運氣，說不定能夠謀到教職。
與孫裕光一家“東渡求生”的，還有知名作家張我軍一家人。但是，他們誰也沒有想到，當時台灣的經濟也不景氣，孫裕光被迫改行，在基隆港務局應聘擔任一名基層公務員，而張我軍只好開茶葉店謀生。
孫家的苦難，沒有出現在大陸，而是發生在台灣，這一點誰無法預料。
他們家抵達台灣的第二年，就發生了外省人與台灣本地人衝突的“二二八慘案”，孫康宜的父親是“外省人”，但母親陳玉真是台灣本地人，在這場騷亂中，她們家不但要躲避外省人的騷擾，還要逃脫台灣本地人的攻擊。東躲西藏沒多久，“二二八”剛結束，新的災難又降臨了。
孫康宜有一個舅舅，叫陳本江，也是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的高材生。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時，參加中共台灣工委組織的左翼運動，並化名“劉上級”，成為“鹿窟基地案”的領導者之一。自然，陳本江也成了當時國民政府的“要犯”。
負責抓捕陳本江是當時被稱之為“活閻王”的“保密局”局長谷正文，他在一時無法抓捕陳本江的情況下，竟然將孫裕光抓捕收監，讓孫裕光說出陳本江的下落。孫裕光當然不知道陳本江在哪裡，並頂撞了審訊他的谷正文。一怒之下，谷正文竟然將無辜的孫裕光判刑十年。
這對於孫家來說，無疑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孫裕光入獄後，陳玉真只好獨自一人撐起家庭的重擔，為謀生計，她不得不在鄉下開設“洋裁班”，靠裁縫手藝養家糊口。在孫裕光入獄的十年裡，孫康宜與母親一起，克勤克儉，在高雄林園的鄉下生活，就在孫康宜讀高中時，她的父親孫裕光也刑滿出獄，在高雄煉油廠國光中學教書。
高中畢業時，孫康宜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進入台灣東海大學外文系，之所以選擇外文系，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與她父親有關。
“我六歲不到，父親就被抓走，小小年紀當然也不敢和別人隨便提起這事。我母親反復告訴我們，千萬不要跟人談論我父親，因為如果談到我父親坐牢，我們可能會遇到災難。”對於這樣一種陰影，孫康宜選擇了外文系，“可能因為如此，我很早就知道自己要讀英文系，想把自己投入外國語文的世界中。在那種背景裡，我感覺是一種逃避的心理在推動著我。
苦難往往能誕生輝煌，在這樣一種奇特的推動力下，大學畢業後的孫康宜，又考入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攻讀美國文學，為她日後走向世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經過邊界時，發現有中國軍人站崗了，眼淚就流了下來。”
1968 年，孫康宜赴美留學。
就在這一年，她與自己的表兄、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張欽次結婚。
三年學習之後，她獲得了美國紐澤西州的羅格斯大學的圖書館學碩士學位，第二年，她又獲得了南達科達州立大學英文系的碩士學位，第三年，她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攻讀博士學位，師從於高友工、浦安迪、牟復禮等知名學者。1978 年，她獲得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學位。
這一年，也是她來到美國的第十年。
之於孫康宜而言，這一年還有一個極其不平凡的記憶：她通過香港中國銀行，與中國大陸的親人重新取得了聯繫。
1979 年，孫康宜回到中國大陸探望自己的親人，並在南京大學舉辦學術講座，成為了改革開放時期最早來中國大陸講學的一批海外華裔學者。這也是她自兩歲離開大陸之後，第一次重新踏上大陸的土地。“我從香港坐火車到廣州，經過邊界時，發現有中國軍人站崗了，眼淚就流了下來。”
在大陸居留的日子裡，她陸續拜訪了詞學家唐圭璋、翻譯家楊憲益、散文家蕭乾與作家沈從文等文化名流。但與此同時，孫康宜也獲悉，自己的祖父1953 年因故自殺，她的叔叔也在政治運動遭受迫害，理由竟然是“兄長給蔣介石開飛機”，但事實上自己的兄長卻是因妻舅參加左翼運動，而在對岸身陷囹圄。
“真是很諷刺，我們家在兩岸都受迫害，這是一個悲劇的時代。”時至今日，孫康宜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遭遇，仍然覺得非常痛心。
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嘲諷，但在亂世中卻習以為常。自己的親屬在兩岸都因為政治而受到迫害，這在兩岸都是相當少見的。但孫康宜並未將這種痛心演變為無休止的仇恨或是將家族的苦難作為包袱，沉重地扛在肩上，而是將其而是“吞恨感恩”，甚至認為“患難是我心靈的資產”。
這樣帶有包容性的“大愛”變成了孫康宜內在的動力，促成她不斷在學術研究上攀登高峰。1980 年，孫康宜就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兩年後，她轉到耶魯大學執教。
可以這樣說，在耶魯執教的三十多年，是孫康宜學術生涯最為輝煌、卓異進取的歲月。
“學識廣博淵深，研究功力深厚精湛。”
1991 年，孫康宜擔任耶魯大學亞洲研究系主任。
一位華裔女教授，成為耶魯的系主任，這在三百年耶魯校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孫康宜做到了。對於耶魯這所有著三百年曆史的國際頂尖學府，孫康宜有著自己深厚的感情。
“在美國大學中，耶魯一直以傳授古典課程而聞名。不管它多麼重視現代潮流的發展，但它絕不會忽視原有的古典傳統。所以，在耶魯學習和任教，你往往會有很深的思舊情懷。” 在孫康宜看來，耶魯是懷舊、古典的，充滿了傳統的意蘊，而她對於耶魯的認同，也是貫穿綿延於其日常生活當中。
在孫康宜有“五張書桌”的書房“潛學齋”裡，可以看到一把椅子，這是耶魯大學300 年校慶時限量生產的，孫康宜特意不辭辛勞買到並將其搬回家；而孫康宜身上的胸針，也是帶有“ YALE ”標識的；甚至，她書房裡所擺放的各種照片，亦都以耶魯大學為主題。耶魯懷舊、古典、知性、傳統的風範，深刻地烙刻在了孫康宜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
熟悉孫康宜的人都知道，她雖然是外文係出身，但卻是享譽世界的古典文學專家，尤其是對於六朝文學與晚明文學的研究，可以說到達了一個值得學界仰視的高度。而且，孫康宜獨闢蹊徑，從婦女文學入手，以女性的角度反觀中國文學史，展現出了另一個燦爛靈動的學術世界。
“她的學識廣博淵深，研究功力深厚精湛，在她所研究的每個領域，從六朝文學到詞到明清詩歌和婦女文學，都揉合了她對於最優秀的中國學術的了解，與她對西方理論問題的嚴肅思考，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哈佛大學教授宇文所安如是評價孫康宜的學術成就，“（孫康宜）前所未有的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古代中國的婦女文學方面。這是孫康宜為整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所做出的許多重大貢獻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孫康宜的名聲還在學術之外。1995 年，她與王元化、杜維明與余秋雨等知名學者一道，擔任“國際大專辯論賽”的評委，其精湛的點評讓許多收看過這個賽事的中國大陸觀眾都記憶猶新。而且，她還是一位傑出的散文家，近年來在兩岸三地出版的散文作品《走出白色恐怖》、《我看美國精神》與《從北山樓到潛學齋》等等，都有著不凡的影響力，部分作品甚至還登上了一些獨立書店的暢銷排行榜。
從當年高雄林園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小女孩，到闖蕩美國的留學生，再到耶魯大學第一位華裔女性系主任。今日的孫康宜已經年過古稀，已經成為了東亞系最年長的教授，但她依然有著年輕人一樣的心態，蘋果手機、社交網站是她最常用的生活必需品，她會每天更新自己的主頁，將拍攝的新照片貼在上面，有學生評價，孫康宜是耶魯大學東亞系最富有活力的教授。
“我認為人生總要過去的，再美的東西最後都會醜掉的。就像一朵花，很美，但是最後仍要凋謝。所以我更喜歡曇花。我覺得女人要像曇花，不要讓自己謝掉。我不喜歡一些女人總是靠美貌取勝，我更欣賞一個人的氣質和修養。”這是孫康宜對女人之“美”的評價，而這，何嘗又不是孫康宜自己從苦難走出，邁向輝煌的真實寫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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