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 Hirschman 於1945年出版了一本叫做《國力與對外貿易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命題：「貿易並不僅僅是經濟交換的手段，更是國家權力延伸的工具。」 拆解反動修辭的大師：赫緒曼思想傳記 Albert O. Hirschma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米凱勒．阿拉切維奇 Michele Alacevich 著 陳信宏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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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8日 ·

已故的知名經濟學家及思想家 Albert Hirschman 於1945年出版了一本叫做《國力與對外貿易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命題：「貿易並不僅僅是經濟交換的手段，更是國家權力延伸的工具。」

赫希曼指出，透過貿易產生的依賴性、不對稱性和選擇性，國家可以在不訴諸軍事手段的情況下，實現對其他國家的影響與控制。他以1930年代納粹德國藉由操控貿易控制東歐小國的策略為案例，詳細論證了貿易如何被用作地緣政治的槓桿。

赫希曼在書中提出了「影響效果」（Influence Effect）與「供給效果」（Supply Effect）兩個核心概念。前者說明當國家掌控關鍵貿易品項或供應來源時，可透過終止或限制貿易來對他國施壓；後者則指貿易可以加強一國戰爭動員能力，例如確保戰略物資供應或與盟友建立穩定貿易通道。赫希曼強調，真正的國力來自於讓對方在失去貿易關係時承受更大損失，並增加其調整替代來源的難度。這些觀點打破了傳統經濟學對自由貿易「互利共贏」的信仰，突顯貿易中潛藏的權力不對等。

赫希曼的觀點最近又被重新發掘，特別是在探討地緣政治與貿易交織議題時，他的理論提供了一種更貼近現實政治運作的視角。對他而言，國際貿易的本質就是一種權力分配的體現，尤其是在國家利益與安全優先於市場效率的情況下。

2025年川普政府第二任期中推出了具有高度象徵與實質意涵的「對等關稅」政策，作為美國對全球貿易秩序重新定位的標誌。政策核心在於針對與美國貿易順差較高的國家徵收對等甚至懲罰性關稅，起始稅率為10%，部分國家則將近50%。例如，中國遭課以34%關稅（4月5日此時），歐盟為20%，越南高達46%，而如柬埔寨與萊索托等小國也被課以近50%稅率。

這項政策以《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為法律依據，並以「國家緊急狀態」為名實施，標榜應對貿易逆差、保護美國勞工、遏制不公平貿易做法以及強化供應鏈安全。然而，其計算基礎「以貿易逆差占進口比率來設定關稅比例」遭廣泛批評為經濟上不嚴謹。儘管政策包含對戰略部門的豁免，表面上具備某種精細設計，但整體上仍顯露出單邊主義與重商主義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此種「對等關稅」實際上並未真正遵循WTO的多邊機制，也未考慮產業價值鏈的高度全球化現實。其所傳遞出的訊號，不僅是經濟上的對抗，更是地緣政治上的施壓手段，目的在於強化美國對其他經濟體的談判籌碼，進一步鞏固其全球領導地位。

將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置於赫希曼理論框架下，顯現出許多重疊與呼應之處。首先，政策展現了典型的「影響效果」邏輯：藉由利用美國市場作為全球出口的核心終端市場，對貿易盈餘國進行施壓。這種策略意圖創造一種貿易依賴，讓被徵稅國無法輕易放棄美國市場，從而迫使其讓步於談判桌上。

其次，政策中的「供應鏈重組」、「製造業回流」與「國安優先」等論述，與赫希曼所謂的「供給效果」不謀而合。美國藉由重新導向供應來源、確保關鍵物資自主可控、以及增加與盟國間的戰略合作，顯示其不僅追求經濟利益，更深層地反映出一種強化國力與自我防衛的戰略思維。

而且川普政策中的地緣選擇亦具有戰略意圖：例如針對中國、歐盟、日本等經濟強國施加壓力，意圖迫使其在其他議題（如科技、地緣政治、安全）上讓步；而對小國徵收高額關稅，雖對美國經濟影響有限，卻具備示範效果與談判籌碼的象徵意義，這種策略性選擇與赫希曼所分析的納粹貿易政策有高度相似性。

赫希曼曾指出，當貿易成為國力擴張的手段時，國際制度與合作機制將遭受挑戰。美國此舉對WTO等多邊體系的衝擊，正是這一預言的現代再現。此外，他也提醒，當貿易依賴變成壓力工具時，易引發報復行動與長期信任危機，進而削弱全球經濟穩定性與國際政治秩序。

儘管赫希曼的理論出於20世紀初至中葉的歷史環境，其基本論點在今日依然保有高度解釋力。不過，1940年代與2025年之間的國際關係還是有顯著差異。赫希曼所處的世界仍以國家為主要經濟單位，國際貿易多為雙邊協定；而今日的全球經濟高度整合，跨國企業與價值鏈遍布各國，政治與經濟邊界日益模糊。

當代國際制度（如WTO、IMF、世界銀行）與科技變革（尤其是數位與人工智慧技術），大幅改變了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邏輯。赫希曼著重於「貿易依賴」的非對等性，而當今的經濟現實則是「相互依賴」與「供應鏈韌性」並存。即使如此，其關於「權力不對等」與「貿易政治性」的論點，依然適用於分析美國運用單邊關稅工具所引發的國際矛盾。

在應用層面，有學者將赫希曼視為依賴理論的先驅，認為川普的貿易政策是一種現代的「權力貿易」實踐。此種觀點認為，川普實際上並非單純追求貿易平衡，而是試圖以經濟工具改寫國際規則，重新劃分全球利益格局。即使赫希曼在理論建構上未使用數學模型，他的實證方法與跨領域視角，使其作品在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重獲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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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就什麼標準而言，阿爾伯特．赫緒曼都不是典型的學者。出生為德國人的他，到了三十歲已參與過兩次世界大戰，也在三座不同大陸的七個國家居住過。他能夠以五種語言交談書寫，使用過多個筆名，而且能夠假扮成土生土長的法國人而不被發現。他從不曾獲得高級學位，卻任職於十幾所菁英機構。乍看之下，他的學術產出可能像是各種主題和方法論的大雜燴。然而，他卻是二十世紀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家之一。

在他漫長的人生裡，赫緒曼於數十年間不斷對經濟學與社會科學做出開創性的貢獻。他的貢獻絕非一系列毫無道理的探索，而是共同呈現出一條智識發展路徑，帶有驚人的想像力與深刻的一致性。他的視野極為寬廣，能夠把所有的社會科學涵蓋在一套總體的學科範圍當中，從而改變那些學問本身的界限，因此他總是偏好談論一個單一的詮釋性社會科學。到了學術生涯尾聲，赫緒曼已是當時在世的思想家當中最受仰慕的一位，也是最難以模仿的一位。

赫緒曼在他的學術生涯裡雖然也不乏遭受批評，但他的著作受到的評價通常強調其原創性，甚至是其精妙之處，而淡化其中比較引人疑慮的面向。身為傳記作者，我承認自己不是完全客觀中立；但儘管如此，我在呈現自己的分析之時，還是盡量不迴避赫緒曼的著作裡所存在的問題。赫緒曼曾經把自己對於任何一項分析的思考方式形容為「不必然是這樣」。我也以自己的方式試圖採取赫緒曼的這種「不必然是這樣」的態度，效法他看待世界的觀點，而以不帶成見的方式看待他。我尤其試圖評估赫緒曼對於同時代文獻的貢獻：他的觀念如何受到同僚與決策人士的討論、採用，或是拒卻；他的觀念是否禁得起時間考驗；以及他與機構的關係如何演變。由於赫緒曼是一位深富原創性的思想家，因此我們很容易忍不住強調他的獨特性，而在無意間把他奉為偶像。我在本書裡著重的一大要點，就是把赫緒曼放在適切的背景脈絡當中，從他與自己的智識及政治同僚持續不斷的對話當中看待他。不是把他視為一個獨特的學者（儘管他確實極為獨特），而是他那個時代的智識與政治辯論當中的一個參與者。

由於本書是一部思想傳記，因此一大部分的內容都投注於探討赫緒曼的學術生涯。二○一三年出版的《入世哲學家：赫緒曼的奧德賽之旅》（Wor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是一部極為優美又更加詳細的傳記，作者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史學家，也是赫緒曼夫婦阿爾伯特與莎拉的好友。只要是對赫緒曼的生平與著作感興趣的人，阿德爾曼的那部傳記絕對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參考書。不過，阿德爾曼的那本書「不是赫緒曼著作的故事，而是那些著作背後的故事……是他一生思想的背景傳記故事」。相對之下，本書則比較是關於那些著作本身，關於那些著作所引發的辯論，以及那些著作試圖探究的問題；因此，阿德爾曼的那本書和我的這本書與其說是互相替代，不如說是彼此互補。我們雖然在許多面向有所重疊，卻也在若干地方強調不同元素。同樣的說法也可套用於其他作品，包括一群拉丁美洲的同僚與朋友在近期所進行的分析（他們對於赫緒曼與拉丁美洲的關係特別感興趣），以及若干在赫緒曼去世之後針對他的著作提出的讚譽。

面對一個像赫緒曼這樣的思想家，如果要瞭解他的著作，尤其必須對他的人生採取全面性的觀點。歷史事件，特別是發生於赫緒曼人生前半段的歷史事件，在形塑他的世界觀當中占有主導地位。赫緒曼的人生無法劃分為早期的「行動生活」階段（vita activa）以及後期的「沉思生活」階段（vita contemplativa），儘管他自己提議過類似的劃分方式，在介紹他最新出版的論文集之時提及「我人生中的冒險性與沉思性面向」。赫緒曼的著作向來都與現實世界具有深刻連結，而他的學術產出也總是由特定問題引發，因為他希望能夠提出有用的想法，對問題的解決有所貢獻。赫緒曼絕非象牙塔學者，而是極為腳踏實地。

實際上，赫緒曼人生的前半段大體上漂泊不定，思想經常是透過行動而成形，像是他參與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或是在走訪哥倫比亞各地之時與農民以及市鎮首長談話。他總是非常關注歷史，因為歷史深深影響了他的思想、價值觀，以及他在自己所屬那個時代當中的生活方式。赫緒曼在他的職業生涯裡經常四處旅行，許多文章都是在世界各地受邀參加討論會而寫成的結果。這些文章也體現了赫緒曼的思考與行動之間的關聯，但比較屬於經常存在於學者人生中的這兩個領域之間的正常連結；至於利用帶有夾層的手提箱偷運宣傳小冊，則是另一回事。本書的第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仔細記述了赫緒曼的著作以及生活；至於他四十五歲以後的人生，則是比較專門聚焦於他的著作。

關注赫緒曼的個人生活，也表示我決定尊重他多次的改名換姓。在柏林出生時被命名為奧圖．阿爾伯特．赫緒曼（Otto Albert Hirschmann）的他，在一九四○年有幾個月的時間改名為阿爾伯特．赫曼特（Albert Hermant），一九四一年之後則是改為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他還有另外一個筆名，稍後就會在第一章談到，我不想提前爆雷。）阿德爾曼當初也決定採取同樣的做法，而我實在找不到比他傳達這一點更貼切的言詞：「以一般人最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常舉動體現二十世紀的種種轉折，那項舉動就是我們受到稱呼的姓名。」

既然本書是一部思想傳記，所以對赫緒曼的家庭生活也就幾乎毫不關注。這點就赫緒曼的太太莎拉．夏皮洛．赫緒曼（Sarah Chapiro Hirschman）而言尤其問題重重。莎拉不只是他終生的伴侶，而且如同赫緒曼在《反動的修辭》的題獻詞所寫的，也是他的「第一位讀者，同時又是五十年來的評論者」。此外，在構成赫緒曼著作基礎的許多旅程當中，她也扮演了共同研究者的角色，書寫實體筆記並且主動參與討論與訪談。她是赫緒曼最重要的智識對話夥伴，為赫緒曼引介了一套龐大的新文獻，例如人類學家的著作，而赫緒曼也持續不斷在他的寫作當中使用這些文獻。

不過，莎拉不只是一名盡心盡責的研究者以及富有同理心的伴侶，她同樣也生活在現實世界裡。她為了支持低收入成年西班牙語使用者的閱讀活動，而創立了「人與故事」計畫（People & Stories/Gente y Cuentos）。這項計畫非常成功，不但廣為擴展，也衍生出其他語言和形式的版本，以便造福不同的弱勢群體。這是草根社運的絕佳案例，赫緒曼本身也從中學到不少東西。如同阿德爾曼指出的，赫緒曼在一九八四年寫作《集體向前進》（Getting Ahead Collectively）的時候，莎拉的草根活動以及她「銜接識字與口語能力」的努力所造成的「深刻印記」，即可見於赫緒曼的實地研究做法以及寫作風格當中。

他的女兒卡蒂亞（Katia）與麗莎（Lisa）所扮演的角色，在本書裡也不得不受到犧牲。書中唯一提到她們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是一封他在一九六五年寫給她們的信件，引用於第四章。赫緒曼在信中仔細解說了他為自己正在寫作的書所得出的若干最奇特的結論。不過，這封信只可讓我們稍微窺見一項充滿深情與智識交流的父女關係，而此一父女關係也再度顯示了赫緒曼如何以活力把他的學術生活與個人生活交織在一起。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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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反動修辭的大師：赫緒曼思想傳記

Albert O. Hirschma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米凱勒．阿拉切維奇 Michele Alacevich 著

陳信宏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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