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7日 星期四

紀念 BRUNO LATOUR (1947~2022 布魯諾·拉圖爾/拉圖， 75 歲：非常欽佩教宗方濟各及其2015年出版的《願你受讚頌》（Laudato Sí）。在這本書中，教宗與拉圖博士一樣，倡導與大自然建立一種新的關係。 )：事實並非存在於社會之外，而是在由人、思想和事物組成的密集網絡中產生和發展。《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何處安居？：法國哲學大師布魯諾．拉圖最後十二堂課》何處安居。柄谷行人；Isonomia；王丹：柄谷行人教給我們什麼；不斷被重新理解的：「抗爭」；談反核、120年前社會和國家在結構大變化；《柄谷行人談政治》《倫理21》《世界史的構造》The Structure of World History : From Modes of Production to Modes of Exchange


Bruno Latour, 75, Philosopher on the Social Basis of Scientific Facts, Dies

A leading thinker of the postwar era, he became an ally of the science establishment in the face of attacks by climate deniers and conspiracy theorists.

布魯諾·拉圖爾，75歲，科學事實社會基礎哲學家，逝世
作為戰後時代的重要思想家，面對氣候變遷否認者和陰謀論者的攻擊，他成為了科學界的盟友。


Bruno Latour at his home in Paris in 2020. He was one of the leading philosophers of the postwar era and one of the few known outside the academic world, especially in Europe. Credit...Benoit Tessier/Reuters

2020年，布魯諾·拉圖爾在巴黎的家中。他是戰後時期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也是少數在學術界（尤其是歐洲）之外廣為人知的哲學家之一。圖片來源：Benoit Tessier/路透社
克萊·里森
作者：克萊·里森
發表於2022年10月12日

By Clay Risen


Dr. Latour was one of the leading philosophers of the postwar era and one of the few known outside the academic world, especially in Europe, where his name was frequently mentioned alongside those of Jürgen Habermas and Slavoj Zizek. He received the Holberg Prize in 2013 and the Kyoto Prize in 2021, each considered the equivalent of the Nobel Priz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is 50-year career spanned disparate disciplines like theology, sociology, art and anthropology, in turn influencing fields as far apart as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literary theory. But a single thread ran through all of his work: the notion that facts do not exist outside of society, but rather are generated and advanced within dense networks of people, ideas and objects.

拉圖博士是戰後時期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也是少數在學術界以外，尤其是在歐洲，為人所知的哲學家之一。在歐洲，他的名字經常與尤爾根·哈伯馬斯和斯拉沃熱·齊澤克的名字並列。他於2013年獲得霍爾堡獎，並於2021年獲得京都獎，這兩項獎項都被認為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

In his acceptance speech for the Kyoto Prize, he discussed the tight interplay between climate change,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the way that the rapid pace of epidemiological research about Covid and vaccines played out messily in real time.他在京都獎獲獎感言中討論了氣候變遷、全球化和冠狀病毒大流行之間的緊密相互作用，以及有關新冠病毒和疫苗的流行病學研究的快速發展如何在現實中造成混亂。




他50年的職業生涯橫跨神學、社會學、藝術和人類學等不同學科，並影響了商業管理和文學理論等許多領域。但他的所有著作都貫穿著一個主線：事實並非存在於社會之外，而是在由人、思想和事物組成的密集網絡中產生和發展。


Scientific facts, they concluded, do not spring fully formed from the skulls of researchers. Rather, they said, they emerge out of the push-and-pull of lengthy laboratory debates and incomplete results, and become established — or don’t — amid particular social and political ecosystems.

他們總結道，科學事實並非完全誕生於研究者的腦海中。相反，它們源於漫長的實驗室爭論和不完整結果的反覆推敲，並在特定的社會和政治生態系統中得以確立——或者最終消亡。


拉圖博士在《微生物：戰爭與和平》（1984）中擴展了這一方法，該書於1993年以英文版《法國的巴斯德滅菌法》/《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出版，促成了一個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新興框架。在書中，他認為微生物學家路易·巴斯德之所以成功，並非因為他關於細菌和疾病的事實比他們所取代的那些更真實，而是因為他們被嵌入在更強大的網絡中。

Dr. Latour extended that approach in “Les Microbes: Guerre et Paix” (1984),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3 as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which contributed to an emerging framework called actor-network theory. In it he argued that the microbiologist Louis Pasteur was not successful because his facts about germs and disease were truer than those they superseded, but because they were embedded within stronger networks.



 “I certainly was not anti-science, although I must admit it felt good to put scientists down a little. There was some juvenile enthusiasm in my style.”

Dr. Latour was a prime target during the so-called science wars of the 1990s, which pitted traditional, positivist thinkers against social constructionists like himself. Alan Sokal, a mathematician a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a leading positivist, once invited those who, like Dr. Latour, believed that “the laws of physics are mere social conventions” to leap from Dr. Sokal’s 21st-floor apartment to test whether gravity was real or just a social construct.

Dr. Latour declined, but also insisted that Dr. Sokal and others were missing his point. In fact, he said, he was very much pro-science, and felt that he was doing it a favor by demystifying its means of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 the better to demonstrate to skeptics the extensive work that goes into it.

實證主義領導人物艾倫·索卡爾曾邀請那些像拉圖爾博士一樣認為「物理定律只是社會習俗」的人從索卡爾博士的21樓公寓跳下，以檢驗引力是真實存在的還是僅僅是社會建構。


拉圖博士拒絕了，但也堅稱索卡爾博士和其他人沒有理解他的觀點。事實上，他說他非常支持科學，並認為透過揭開科學知識生產方式的神秘面紗，自己是在幫科學的忙——這樣可以更好地向懷疑論者展示科學背後所付出的大量工作。


「我認為我們之所以如此樂於提出所有這些批評，是因為我們非常確信科學的權威，」拉圖博士在 2018 年接受《紐約時報》雜誌採訪時說道。 “而且，由於我們身處一個共同的世界，科學的權威將會被共享。”


“I think we were so happy to develop all this critique because we were so sure of the authority of science,” Dr. Latour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in a profile of him in 2018. “And that the authority of science would be shared because there was a common world.”

他告訴《時報雜誌》：“事實只有在得到共同文化、值得信賴的機構、或多或少體面的公共生活、或多或少可靠的媒體的支持時，才能保持強大。”


“Facts,” he told The Times Magazine, “remain robust only when they are supported by a common culture, by institutions that can be trusted, by a more or less decent public life, by more or less reliable media.”



Rare among left-wing French intellectuals, he remained a practicing Roman Catholic. While he was often critical of the church’s hierarchy, he greatly admired Pope Francis and his 2015 book “Laudato Sí,” in which the pope, like Dr. Latour, espoused a new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在法國左翼知識分子中，他是一位罕見的虔誠羅馬天主教徒。雖然他經常批評教會的等級制度，但他非常欽佩教宗方濟各及其2015年出版的《願你受讚頌》（Laudato Sí）。在這本書中，教宗與拉圖博士一樣，倡導與大自然建立一種新的關係。





《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群學



#何處安居？：法國哲學大師布魯諾．拉圖最後十二堂課


哲學×人類學×社會學

我們不再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

法國出版後一個月銷量破萬冊！

化繁為簡的哲學大師訪談錄，追隨者書架上最後一本拉圖著作，

也是共存於蓋婭的我們認識拉圖的最佳導引。


不久前辭世的知名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在2021年接受新聞工作者尼可拉．圖翁（Nicolas Truong）專訪。法國出版社將這一系列專訪整理成文字出版，作為拉圖獻給世人的臨別贈禮。


本書收納12篇專訪，在書的前半部，拉圖解釋我們如何改變了地球，以及環境災難如何成為現代生活無可避免的一部分；後半部羅列拉圖一生職志的哲學思考，宗教之真理、科學之成就、政治之互動，如同進入一座「拉圖博物館」，通盤認識其思想，從頭到尾，一覽無遺。


自17世紀開始，世界被認為是由斷裂的兩種層次組成，一邊是客觀真實的、被科學所知的世界；另一邊由人們的主觀性構成，是人們對世界的想像、感受或印象。後者主觀且有趣，但不是世界的構成。這種「分岔的世界」被拉圖視為「現代化世界」的定義。


如今人們因為生態問題（氣候、病毒、細菌……）而迷失方向，無法對災難性的情況做出快速的反應，布魯諾．拉圖認為這是因為人們誤以為自己仍處於過去的世界──一個沒有能動性、可被計算控制的物理世界、一個可占有的科學世界、一個由生產系統提供的豐富而舒適的世界。事實上，我們正在離開這個科學所認識的物體世界，進入一個令人驚訝的「活生生」的世界。


以COVID-19為例，拉圖指出當人們聲稱偉大的經濟運動將繼續發展時，巨大的發展和進步的機器突然在幾週內停止。他重申並更加確定「現代化」是一個毀滅的陣線，如果我們使世界現代化，它就會變得不適合人類居住，因為現代化與人類作為生態主體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


拉圖將「我們（與過去）不再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的認知，以及奠基於此認知之上的研究，與17世紀初伽利略的科學歷史時刻並置，認為第一次科學革命和現代世界的轉變是同樣巨大的工作，且同樣可以改變世界。


作者： 布魯諾．拉圖, 尼可拉．圖翁 Bruno Latour, Nicolas Truong

譯者： 江灝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24/06/01

定價：320元（門市取書79折）

購書連結：https://tonsanbookstore.cyberbiz.co/products/9786263154957


#法國 #哲學 #Brunolatour #新書上架












。。。。2014

柄谷行人（からたに こうじん)


1941年生，日本兵庫縣人。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本科畢業，後獲東大英國文學專業碩士學位。為日本現代三大文藝批評家之一，代表當前日本後現代批評的最高水準。

他同時也是左翼批判理論家，更是革命行動實踐者；曾籌組NAM運動。重要作品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世界史的結構》、《邁向世界共和國》『世界共和国へ――資本=ネーション=国家を超えて』。

著書[編集]

文学[編集]

哲学[編集]

  • 『ダイアローグ』Ⅰ〜Ⅳ（冬樹社、1979年 / 第三文明社、1987年 - 1991年）
  • 『内省と遡行』（講談社、1985年 / 講談社学術文庫、1988年）
  • 『探究I』（講談社、1986年 / 講談社学術文庫、1992年）
  • 『探究II』（講談社、1989年 / 講談社学術文庫、1992年）
  • 『言葉と悲劇』（講談社［講談社学術文庫］、1993年） 講演集。
  • 『ヒューモアとしての唯物論』（筑摩書房、1993年 / 講談社［講談社学術文庫］、1999年）
  •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英語）
  • 『〈戦前〉の思考』（文藝春秋、1994年 / 講談社［講談社学術文庫］、2001年）
  • Architecture as Metaphor, The MIT Press, 1995 （英語）
    • 日本語版の『隠喩としての建築』『内省と遡行』『探究Ⅰ、Ⅱ』を一冊にまとめる。定本柄谷行人集の『隠喩としての建築』はこれの翻訳。
  • 『倫理21』（平凡社、2000年 / 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2003年）
  • 『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カントとマルクス』（批評空間、2001年）
  • 『柄谷行人初期論文集』（批評空間、2002年インスクリプトから2005年に再版）
    • 文芸批評家としてデビュー以前に、発表された論考を収める。
  • Transcritique : On Kant and Marx, The MIT Press, 2003 （英語）
  • 『世界共和国へ――資本=ネーション=国家を超えて』（岩波書店［岩波新書］、2006年）
  • 『柄谷行人　政治を語る』聞き手　小嵐九八郎（図書新聞、2009年）
  • 『世界史の構造』（岩波書店、2010年）
  • 『「世界史の構造」を読む』（インスクリプト、2011年）
  • History and Repet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英語）
  • 『政治と思想 1960 - 2011』（平凡社、2012年）
  • 『哲学の起源』（岩波書店、2012年）
  • The Structure of World History : From Modes of Production to Modes of Exchange,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英語）

共著[編集]

編著[編集]

  • 『シンポジウム』（思潮社、1989年 / 太田出版、1994年）
  • 『近代日本の批評』（福武書店、1990年 / 講談社［講談社文芸文庫］、1997年）
  • 『可能なるコミュニズム』（太田出版、2000年）

共編著[編集]

  • （蟻二郎・森常治）『現代批評の構造――通時批評から共時批評へ』（思潮社、1971年）
  • （渡部直己）『中上健次と熊野』（太田出版、2000年）

選集[編集]

  • 『定本柄谷行人集』（岩波書店、2004年）
  1.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
  2. 「隠喩としての建築」
  3. 「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カントとマルクス」
  4. 「ネーションと美学」
  5. 「歴史と反復」

 

 


BillyPan 潘建志醫師
分享最近我讀的炳谷行人的『哲學的起源』一書。這本書帶我們回到西方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時代，探索人類民主制度的源頭。現代民主制度的缺陷，當時就出現了。雅典的民主和自由，曾帶來繁榮，但很快的階級的不平等出現，權貴，寡頭統治，僭主，災難接踵而至，最後衰敗。這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是不是也有點像?
扁馬這14年，我們認清台灣現在的民主(Democracy)制度有很大的缺陷。所以最近修憲和內閣制的議題又被提出來，但這就能解決台灣民主的困境嗎?
炳谷行人考証，雅典施行Democracy之前，附近愛奧尼亞地區曾存在過Isonomia(平等法則，無支配)制度，西方三哲蘇，柏，亞都受其影響。他以經濟交換模式的轉換解釋Isonomia出現的社經背景(相當唯物主義)，申論Isonomia的哲學意涵，他認為甚至Isonomia能像宗教般地召喚人心，可以當作Democracy民主制度的救贖。
實作上炳谷行人是沒說怎麼搞，但是我想參與式的民主，開放透明的政府，重視分配的社會民主主義，擴大公民參政，應該都是可考慮的方向。
中研院有學者研究過，台灣歷來選舉結果，和經濟數字根本沒有相關。2014這場選舉前，GDP是連六季正成長，國民黨還是大敗。人民要的不是更有錢，而是心理上更高階的需求:Isonomia，公平正義。

王丹：柄谷行人教給我們什麼

太陽花學運期間，王丹到立法院時送了《柄谷行人談政治》給林飛帆。資料照片


太 陽花學運的時候，因為我隨手抓了一本《柄谷行人談政治》送給立法院裡面的林飛帆，正好被記者看到，於是到了媒體上就成了「柄谷行人是學運的理論推手」之訛 傳。把柄谷行人跟太陽花學運扯在一起當然不是事實，不過我倒是蠻希望是事實的，因為這本書我列為本學期「中國沙龍」的閱讀樹書目，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學生能 夠從柄谷行人的思想中得到一些啓發。

那麼，柄谷行人到底說了一些什麼呢？

首先，柄谷行人非常強調「行動」對於民主的 意義，他認為，民主不跟行動聯繫在一起，就是死的民主。而社會運動，就是行動的具體形式。所以柄谷行人很重視示威，遊行等公民行動對於民主制度的完善。這 跟漢娜鄂蘭的「集體行動的個人」的理念可謂不謀而合。過去，我們比較關注的是作為不同制度和程序組合而成的民主，但是制度本身一旦成形，比較容易凝固僵 化，逐漸腐朽。因此我們要尋找一種具有流動性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就是社會運動。

其次，對於作為資本主義代表的大財團，要怎麼對抗他 們？柄谷行人跟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是，前者從「生產」的過程看資本主義，而他則是從「流通」的過程看。因此他主張用消費來對抗大財團，因為資本主義離不開消 費。除了用區域性的生產合作，甚至是地方替代性貨幣之外，消費上的抵制也是很重要的方式。今天在台灣，我們也為某些媒體的惡質而氣憤，但是氣憤只是情緒性 發作而已，不是真正的行動。行動的方式，就是用拒買，拒絕收看等方式來抵制那些囂張的媒體大亨，那些信口開河，發表反人性言論的名嘴。對於只知道賺錢的人 來說，讓他們轉不到錢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打擊。

第三，如何看看待群眾運動？柄谷行人自己參加過1960年代日本的學生運動，，那場學運本 身也出現不少問題，最後導致日本中產階級逐漸放棄對學運的支持。但是柄谷行人自己從來沒有要去跟學運劃清界限，因為他認為本來就不應當神聖化群眾運動，設 定這樣的運動就什麼破綻和醜聞都沒有，重點不是運動本身的純潔和神聖，而是社會應不應當出現這樣的運動。我個人認為這樣的態度是很值得推薦的。另外，他也 提出延續學運的方式之一，就是要形成一個嚴謹的組織，這也是值得太陽花學運的幹部們參考的意見。

第四，柄谷行人特別談到社會運動中的暴 力的問題，我認為更值得剛剛經歷過太陽花學運的台灣人思考。他提出：「所有的市民革命都是暴力革命，因為革命所企圖對抗的，之前的體制本身，就是暴力的。 在暴力體制支配之下的國家，就算發生暴力革命，也無可厚非。」我的理解是，他並非主張暴力革命，但是他認為，對於群眾運動中出現的暴力行為，要具體分析。 例如他認為「對警察丟石頭不是暴力行為」，因為「那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行為」，「對政府並不構成威脅」。柄谷行人的意思是說，社會運動的一些方式固然會被認 為具有暴力性質，但是那跟暴力革命完全是兩回事，不應當把社會運動中的暴力行為跟武裝革命混為一談，並進而否定群眾運動。

柄谷行人的思想並不深奧，但是值得我們深思。

  

柄谷行人談反核反野田內閣運動早報記者石劍峰發表於2012-11-14 04:05學者趙京華認為，柄谷行人是一位有很多讀者的日本學人，他的新作《世界史的構造》出版後在日本一度成為暢銷書。■ 日本學者在滬講演“歷史與反复”■ 接受早報記者專訪
1941年出生的柄谷行人是日本當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近年來，柄谷行人在漢語讀書界已受到比較廣泛的關注，他的主要著作《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作為隱喻的建築》、《跨越性批判— —康德與馬克思》、《歷史與反复》和《世界史的構造》均已先後在國內出版。過去兩個月，柄谷行人一直在清華大學講學，上週（11月8日）他來到上海大學做了一場名為《歷史與反復》的主題講演，下午才從北京趕到上海大學的柄谷先生，演講從下午2時半一直持續到近6時。在滬短暫旅行期間，柄谷行人接受了早報記者專訪。“柄谷行人40餘年來的文藝批評和理論實踐，比較完整地反映了'後現代思想'發源於'68革命'，經過上世紀70、80年代的迅猛發展而於1990年代逐步轉向新的'知識左翼'批判的演進過程。”柄谷行人作品的主要譯者、學者趙京華認為，柄谷行人是一位有很多讀者的日本學人，他的新作《世界史的構造》出版後在日本一度成為暢銷書。已經71歲的柄谷曾經是1960年代反對日美安保協定的活躍分子和學生領袖，而他至今依然活躍在社會抗議運動之中，尤其是從去年持續至今的反核運動​​，他是其中的重要領導者。今年6月16日，野田佳彥領導的內閣批准重啟大飯核電站3號和4號機組。數以萬計的示威者6月29日在日本首都東京市中心首相官邸前集會，抗議野田佳彥政府批准7月1日重啟大飯核電站。 7月16日，由作家大江健三郎和音樂家坂本龍一發起的反核集會示威活動“再見核電站10萬人集會”在東京代代木公園舉行。據集會主辦方公佈，共有17萬人頭頂烈日參加了此次集會活動，且參加者大大超過了預計人數。柄谷行人多次發布宣言和召開發布會，抗議政府重啟核電站。與柄谷行人的採訪從他參與的反核運動​​開始。在他看來，不能孤立地看待日本反核運動，事實上反核運動與之後的日本政府所謂的“國有化”釣魚島有直接關係，有政府轉移社會矛盾之嫌。而另外一方面，現在的東亞危機可以和120年前甲午戰爭之前的日清關係做比較。柄谷說，日本需要做選擇，也就是徹底執行和平憲法永遠放棄戰爭。


歷史與反復
“可以把今天的東亞局勢看作120年前的歷史重演或者說反复。”東方早報：去年5月號的《讀書》雜誌上曾刊登過你一​​篇反思地震的散文《地震與日本》，但這篇文章沒有提到更嚴重的核洩漏危機。我知道最近幾個月你一直和大江健三郎他們一起上街遊行抗議野田政府重啟核電站計劃，你能介紹下這次反核運動的情況嗎？柄谷行人：我寫那篇散文的時候是在地震發生後三天，當時地震對日本意味著什麼，地震的狀況到底如何，我自己都不清楚。一個月之後，東京就出現了大規模反核遊行，在日本已經有幾十年沒有發生過這麼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了。我早年也曾領導、參加過社會抗議運動，也就是1960年代組織、領導、參與了反對日美安保運動（注：即反安保條約運動。早在1951年簽訂的安全條約，為美日安保關係提供了初始基礎，1959年雙邊開始協商修改1951年的安全條約，1960年1月19日新的美日安保條約在華盛頓簽訂，2月5日此條約送交日本國會批准時，激起關於日美關係的激烈辯論，並在左派反對黨的竭力反對下引發暴力事件）。 1960年代的反對安保運動是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但自從那以後，日本社會近50年再也沒出現過這樣的運動。時隔半個世紀後，我們再次走上街頭，從那開始一直堅持到現在，在這一年半中，我一直是參與者。這個運動的高潮在2012年6月，野田首相再次提出要重啟核電站。我們的運動方式是，每個週五去日本國會大廈前進行抗議，有幾次達到10萬人以上，最多的時候有20萬人。在那個時候，同時進行的還有反對美軍駐軍運動。但這次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不僅在日本之外很少被報導，就連日本國內也沒有媒體做太大報導。我不是這次運動的領導者，他們讓我去演講我也拒絕了，但大家都知道，我始終站在抗議的一方。在這個意義上，我也是這個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東方早報：反核運動對國際社會有什麼影響？柄谷行人：我認為就是在那種情況下，為了轉移人們的視線，野田政府才提出了“國有化釣魚島”議案。中國人可能會覺得，日本政府是突然提出這個議案，但其實並非如此。我認為，野田政府是要把國內視線轉移到外交上去，緩解政府的壓力。中國人也可能認為，日本老百姓都認同政府的行為，其實不是這樣。我們可以從日本國民對野田政府的支持率持續下降看出來，他們並不認同政府的行為。所以，如果我們不注意今年6月以來日本社會內部的語境，就無法理解日本政府為何會有那些奇怪舉動。最近有一個外務省出身的學者、原防衛大學教授孫崎享出版了《日本的國境問題》一書，他的觀點我是讚同的。他說，如果把釣魚島問題拿到國際法庭上討論，中國會勝利。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的“擱置爭議”的建議是很對的，如果大家甚麼都不去做，其實對日本反而有利。然而，日本政府卻強調釣魚島問題，這後面是有動機的，而這恐怕就是中國人民不了解的。重提領土問題，日本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國內社會問題，通過釣魚島轉移視線。第二個原因是背後美國因素，我們稍微向前追溯一下：當民主黨執政以後，鳩山首相曾經提出兩個議題，一個是建立東亞共同體，一個是解決沖繩美軍基地問​​題。結果是，鳩山首相不久就被革職。小澤一郎是鳩山首相的後盾，小澤一郎在那個時候也遭到日本檢察院的起訴，小澤這樣一個民主黨的核心人物遭到起訴，就意味著民主黨遭到毀滅性打擊。在這種情況下，代替鳩山出任首相的是菅直人，也就是在菅直人任首相期間發生了大地震和核洩漏。當時菅直人首相下了決心要徹底廢除核電站，結果，他也遭到了革職。在這之後，出任首相職位的是野田佳彥，他上台後首先做的事情卻是重啟核電站和重新維護美軍在日本沖繩的基地。目前，野田能做的也就是這兩件事。說穿了，野田代表的是美國意志，為了能反映美國意志，他不惜提出釣魚島問題，使東亞局勢走向戰爭邊緣。因為有了釣魚島問題，也才使得沖繩人感到，還是需要美軍基地。出於各種複雜原因，導致了目前的日中關係。但如果把這些背景梳理清楚了，你們也就知道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發生釣魚島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做的反核運動​​對野田政權是有相當大打擊的。但還有一個情況，現在的日本大眾媒體是完全站在政府一邊的，他們很少對我們的遊行示威運動做報導，卻拼命報導反日行為，來煽動日本人。東方早報：是否可以這樣說，現在的反核運動​​和50年前的反安保運動是可以聯繫起來的，也就是共同反對背後的美國因素？　　柄谷行人：我認為就是這樣的。安保條約就是日美聯合去掌控東亞局勢。我認為，反核反野田內閣是可以和1960年代的反安保運動聯繫起來的。東方早報：所以如何處理對美問題，始終是日本所要面臨的最重要難題？　　柄谷行人：應該是這樣的。我在上海大學講演時的題目叫《歷史與反复》，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可以把今天的東亞局勢看作120年前的歷史重演或者說反复。就是說，現在日中緊張的狀態，是對120年前中日甲午戰爭前夜的一個反复。 120年前，在1890年代，那個時候日美其實已經聯手在了一起。我們說到美國，總覺得它非常遙遠，其實不然，早在1870年代，美國就已經消滅了夏威夷王國，越過太平洋，作為一個帝國現身東亞。我強調，我們不應該把目前的狀況跟60年前做比較，而應該以更長遠的視角——即120年前的狀態做比較。真正實施和平憲法“建未來世界體系，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放棄戰爭作為箴語真正去實施。”東方早報：如果把現在跟120年前中日甲午戰爭前夜相比較，是否也意味著，中日、東亞局勢可能還會持續動盪，甚至不排除會有更為激烈的衝突？　　柄谷行人：是這樣子的。我認為，現在如何做一個根本性選擇，對日本非常重要，這也關係到未來。首先我們應該確認，日本跟美國不同，它終究是一個東亞國家。在甲午戰爭前，日本的一位思想家福澤諭吉就提出“脫亞入歐”觀點，並不是說他提出這個口號，日本就沿著這個口號走了，最終日本選擇了與列強為伍侵略亞洲的道路。因為這樣一個選擇，最後導致日本在二戰中的徹底戰敗。在“脫亞入歐”提出的同時，在日本還有另外一個觀點就是“亞洲主義”，強調日本應該走亞洲路線。在日本出現的亞洲主義者曾經支持過孫中山的革命，但亞洲主義思潮並沒有顛覆“脫亞入歐”路線，今天的日本需要重新作出選擇。現在的問題是，如果選擇“脫歐”或者“脫美”，日美關係就會出問題，鳩山一提出“東亞共同體”，就遭到美國反對，不久就被革職。我個人的想法是，日本不應該強調“脫亞”或“脫歐”，而是重新回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前的原點，重新做個選擇。比如說，日本在二戰後製定的憲法，其中第九條就說要放棄戰爭，日本的憲法也被看作和平憲法。從外界來看，日本有和平憲法，但其實從未真正實施，可也沒有被廢除。實際上，美國當初把這個憲法強加給日本人之後，不久就想廢除掉，但當時的日本人對美國的做法予以堅決的抵制。現在的日本右翼總說，和平憲法是美國強加的，但這些人恰恰是最親美的。日本的右翼政府始終沒能推翻和平憲法第九條，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日本人自己制定了憲法。當然還有一個問題，我們雖然可以認為這是日本人制定的憲法，但如何實施一直是個問題。但日本的自由主義者認為，這個憲法很好，防止了日本的軍事化，而我的想法是，如果完全徹底地實施這個憲法，結果會怎麼樣？我從理論上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就是這本剛剛在中國出版的《世界史的構造》。說實話，日本的憲法內容非常豐富，連德國的憲法都比不上它。我認為重建未來世界體系，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放棄戰爭作為箴語真正去實施。我認為，目前日本面臨的選擇不是“脫亞入歐”也不是“脫歐入亞”，而是回到120年前，去看看當時日本做出的選擇所造成的後果，同時以和平憲法為基礎，邁出放棄戰爭這一步。“今天的東亞狀況和世界狀況和120年前不同，起因於美國霸權的衰退，尤其是經濟霸權的衰退。”　　東方早報：中國的選擇是什麼？柄谷行人：中國也可以邁出放棄戰爭這一步。日本和美國叫囂中國已經要過來了。中國當然沒有。現在日本人對當前局勢的判斷只留在表面，其實那些印象和本質是脫節的，其實那是一個妄想。冷戰時，歐美人說蘇聯就要攻過來了，其實是創造了一個恐懼環境，現在我們知道，當時蘇聯根本沒有這個想法。當時蘇聯也只有守勢根本沒有攻勢。我現在所講的放棄戰爭的想法，並非是空想，而是從現實出發得出的。日本倒向中國，可能會受到美國製裁，所以日本人覺得倒向美國就安全了。可是這樣子，日中關係會越發緊張，到目前為止，日美聯手可能更安全，結果是日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最後導致日中美三方的關係緊張，甚至會有戰爭的危險。現在的狀況，不是說要重演120年前的歷史，而是歷史本身有一個結構性的反复規律。而且眼前的矛盾不能僅僅局限在領土之爭，而應該從更大的歷史中去看。如果不去思考歷史的結構性反复，可能遇到越來越多麻煩。東方早報：可是現在與120年前不同之處在哪裡？我想這個差異也就是現在能避免劇烈衝突的因素。柄谷行人：目前的狀況跟120年前有不一樣的地方。 120年前，正是英國霸權逐漸衰退而新的霸權尚未產生的時期，幾個試圖要爭奪霸權地位的國家開始相互爭奪，其中有德國、日本、美國等。今天的東亞狀況和世界狀況和120年前不同，起因於美國霸權的衰退——尤其是經濟霸權的衰退，隨著美國霸權的衰退，也出現了一些國家試圖爭奪未來霸權的位置，比如歐洲不再以法國或者德國為中心，而是以歐盟的形式出現帝國形態。中國、印度、俄羅斯、土耳其都在重建其曾經有過的輝煌，而中國在其中有著重要位置。現在的中國和甲午戰爭前後的大清國還是不同，後者在走向衰退，而現在的中國在上升。我說現在和120年前相似不是說又要發生戰爭，而是說社會和國家在結構上發生重大變化。這樣的相似性，在東亞表現得最為明顯。從東亞、中東、印巴顯現的危機狀況來看，難道和120年前不相似嗎？當舊的世界帝國分崩離析的時候，在那個地區就會出現歷史變動，所以應該把東亞、中東和印巴地區發生的變動局勢，放在一起看！東方早報：這意味著進入新的帝國時代了嗎？　　柄谷行人：不是。回顧120年前的歷史情況，當時美​​國還沒有成為霸權國家，美國成為霸權國家是在二戰前後，要成為一個霸權國家一定要進行某種情況的戰爭。我認為，不會再出現像以往那樣的霸權國家了，但中國和印度經濟的繼續發展可能會導致資本主義體系的終結。我所說的資本主義嚴格上講是產業資本主義，產業資本主義體系賴以生存的條件是存在一個外部體系，外部可以不斷給產業資本主義提供資源和勞動力。目前，按照中國和印度的發展速度，人力和資源都可能面臨枯竭，產業資本主義存在的必要條件將不復存在，這也是資本主義的極限。最早提出資本主義終結的人是誰呢，就是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1790）。資本主義就算終結也沒有關係，我們的生活在還存在。

 

 

 

 

柄谷行人談社會運動

2013/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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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記者 鐘聖雄 / 採訪報導 廖欽彬、林暉鈞  / 翻譯
柄谷行人是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理論批判家，研究主題跨越文學、經濟、歷史、政治、哲學等多元領域，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近畿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康乃爾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係、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
柄谷行人出身日本學運世代，1960年代曾參加安保運動。他曾在1969年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獎，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他的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以討論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理念，並曾在2000年組織New Association Movement （NAM）運動，鼓勵成立各種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生產消費，對抗大財團資本。
柄谷行人也在近10多年來積極參與反核。日本311地震後，他發表《站在震後的廢墟之上》獲得廣大迴響，也親自參與街頭反核遊行。以下的訪問，是柄谷行人於今年二月初訪台時所進行。

最近台灣興起「反媒體壟斷運動」，雖有人質疑大規模企業資本干涉媒體，但多數人更在意「中國因素干預台灣媒體自由」，您怎麼看待這樣的問題？

我不瞭解台灣，但可以談談日本的媒體狀況。日本沒有收購媒體的事，但是媒體都是國家、資本主義操作。以福島危機來說，言論幾乎一面倒，只有一家叫做《東京新聞》的小媒體反核，但他們的發行量卻因此上升，記者也比較能獲得特殊情報。別人選擇不登的，只有《東京新聞》願意登，有些報社的記者甚至在收到某些情報時，心裡很清楚自己的媒體不會刊登，所以會私下把情報交給《東京新聞》，讓他們去刊登。
雖然大家幾乎都看大媒體，但例如Labour Net這類的獨立媒體還是有人看的。例如之前包圍首相官邸的事情，大家就會去看Labour Net的報導。NHK照理說應該是公共媒體，但它偏袒政府和資本，很多議題都沒有揭露，包圍官邸的事情當然不報導，所以你不只要批判它，還要自己出來做新媒體。我早就不付錢給NHK了，很多人也是這樣。
如果不和政府、財團掛勾，媒體確實很難生存，在日本，報紙的主要收入也是從銷售和廣告來。我舉《東京新聞》和Labour Net為例，是想把「經營」和「報導主題」切開來看。比方說，《東京新聞》的策略是瞄準知識份子，之後再去推廣書籍，所以他們在災後的業績成長了兩倍。
報社記者間的人際網絡，還有網際網路是一條可行的路，記者甚至可以聚集起來，自己辦報。現在全面電子化了，傳統媒體如果不改變，大概難以存活。

自「阿拉伯之春」與「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階級矛盾所引發的革命、抗議浪潮不斷。姑且不論「Occupy」運動有幾分成功失敗，但這股火一直沒有大規模延燒到東亞來，為什麼？

因為東亞的經濟還不夠糟，所以不會有佔領運動。我覺得不一定要用「Occupy」這字眼，重要的是各地都要做。從去年開始，日本國會前也有類似的「佔領」運動，當時是佔據道路不走，不像一般的示威感覺要遊行、走動。我們所謂的「佔領」國會活動，只有每個星期五晚上六點到八點進行，因為對日本人來說，大家更在意「不干擾」社會，所以像華爾街那樣的「Occupy」方式在日本行不通。
像以前那種激烈的抗爭方式，現在日本都很反彈了。

日本左翼運動似乎在安保鬥爭、三里塚等大規模抗爭後，便急速消退至幾乎無法重振的地步，為什麼？

與其問為何消失，不如思考「為何這些東西存在過」？
正因為那樣的示威消失了，才會出現現在的示威。示威不一定要有激烈的行動。所謂武裝示威，拿著武器行動，這樣的行動重複再多次，也不會成就任何事。那些激進的示威，後來變得非常暴力，甚至互相殘殺，使得日本民眾討厭運動。不是激進的運動消失了，而是因為日本激進的運動一直還殘留，所以才沒有一般民眾的運動。
日本有過浅間山莊事件，德國、義大利也都有過激進的運動，後來都消失了。我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激進的運動在別的地方都消失了，卻還在日本殘留下來。德國、義大利現在還有民眾運動，是因為激進的運動消失了。暴力的運動消失，一般民眾的運動才會留下來，日本的情況相反。日本的警察故意不取締暴力運動。
福島核災之後，日本產生了新的示威。現在的示威和過去的運動沒有任何關係。因為之前的消失了，才有現在的。很多人批評現在的運動過於溫和，過於守禮，但是我們不得不這樣做，我們必須明確地表示自己和過去的運動無關。
最近示威被逮補的人，還會被警察詢問是哪個Sect（激進黨派）的。日本的警察花了一年的時間，才搞清楚這些人和過去的激進黨派無關。
剛剛講的是「過激」的運動，現在講普通的運動。工會組織運動在八〇年代開始「無力化」。日本最大的工會是國鐵，但是國鐵解體、民營化變成 JR之後，工會也解體了，不再有能力示威。
過去的過激運動，是過激組織做的。現在的示威活動比較個人，不太是被組織動員出來的。但我不認為分別的個人會來參加示威，個人與個人間要有網絡存在，他們才會來參加示威。
雖然國會佔領行動沒什麼被報導，但每週五都有三、四千人在那邊。如果我人不是在這邊，現在應該也會在那裡。示威有沒有效果呢？不知道。但是示威本身對擁有權力的人來說，就是很大的存在。我不是很想談效果，因為本來就註定不會成功的。但是我覺得一定會有效果出現。
之前因為在吵釣魚台問題，所以很多爭議都被蓋過了，主謀者都會這樣搞。民族情緒總可以掩蓋掉不少事情。
柄谷
柄谷認為，許多有關資本、政府的爭議，經常在主政者拋出民族議題後就被掩蓋遺忘。

是否有中產階級存在，就不可能有革命發生？革命是否必定伴隨武力？溫和社會運動能否修正資本主義問題？

 那不是中產階級的問題。首先我必須請大家看看這個結構：
 資本 – 民族 – 國家
 大家談得比較多的，大概是右邊這兩項；只要去談資本，就會有階級矛盾產生。我們一直去談民族的時候，反而很多的不平等會被掩蓋掉。
如果這三者作用良好，反而能有福利國制度誕生。九零年代有人提「歷史的終結」，我部分同意這說法。（註：指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所提出的概念。）
三位一體的結合如果作用良好，就不會再有根本的變化。現在全世界的國家都是這樣的結構，只是比重不同。資本比重較重，就是新自由主義。國家、民族比重較重，就是凱因斯主義，或者現在的歐巴馬；他一直談「CHANGE」，但其實沒改變什麼。
如果我們只是在這個三位一體的迴路中打轉，不可能有革命。真有革命的話，就是要消掉這三者。我寫了一本書就是在談這問題，現在社會一出現階級矛盾，國家就會拿民族主義出來牽制，就像我之前說日本政府扯釣魚台一樣。

在民族的壁壘之前，以「東亞」為規模的社會運動如何可能發生？

東亞有很多國家我不瞭解，無法談那麼大，但我想談談「超越」的社會運動。我將社會運動分成兩種，一種是「內在」的，一種是「超越」的。前者是在資本、民族、國家的模式中打轉，不超越的話，最多就是奪取國家權力，本質上不會改變什麼。
所謂「超越」，就是要建立出非國家資本的型態。這也不是什麼新東西，其實就是合作社，以前就有人談。現在比較多是消費者合作社，但應該要把生產端也拉進來，變成生產消費合作社，並創造類似區域貨幣的東西。現在的社會仍有這樣的條件。
日本因為震災的關係，現在大家更能理解生產和消費的問題，因為食物與都市關係變得緊密，大家都開始重視了，所以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聯結變強。日本現在有不少合作社，是用所謂「交換」的概念在運作，例如「生活Club生協」，甚至有長照體系也是這樣運作。
剛剛談區域貨幣，其實這在日本會被禁止，國家一旦發現你這樣做，手就會伸進來干涉了，所以不行。有人提出替代的作法，其實就是類似換工。以長照體系來說，有人建立小規模的合作體系，今天你幫我照顧長輩，就可以得到一張交換券，之後你有需要照護服務就使用交換券，合作社內的鄰近成員，就會為你提供服務。
日本在311後一直有示威抗爭，因為這些活動太頻繁了，所以政府就會反撲。但我認為事情不會這樣就結束了，一定要建立出超越國家、資本型態的社會運動模式，整個生活方式才會被打破、改變。目前整個社會風氣仍然最（只）重視經濟，所以政府相對應地，就搞一些印鈔政策。不改變社會運動模式的話，也許情況會變得更糟也不一定。
一直在談舊型態的抗爭，只是會處於更虛無飄渺的狀況。


陳為廷
這個標題太誇張XD.....。那本書是王丹在前兩晚送衣服來給我們換的時候，順便送來的。 林飛帆到底翻了幾頁是個謎吧。在議場裡面，根本不可能有什麼時間翻書啊。
說實話，炳谷行人幾本譯著大家可能多少讀過，但也沒有過什麼深刻的思想辯論。其他引介日本學運的論著台灣並不多。如果真要說，真正的推手可能是川口開治、弘兼憲史、跟尾瀨朗XD.....。
不過，在議場那幾個晚上，有一些時刻，我們倒是終於稍微可以理解一點，什麼是安田講堂、為什麼會有赤軍、什麼叫做淺間山莊。

專題 - 柄谷行人

柄谷行人是台學運思想推手

童清峰
2014年4月20日 第28卷 15期

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鼓吹行動改變世界，認為個人成立小型共同體可以對抗國家和財團。三一八學運總指揮林飛帆亦不時翻閱柄谷談政治的作品，為學運尋求指引。

柄谷行人：個體和社群結合產生力量（圖：心靈工坊提供）





三一八學運總指揮林飛帆是個愛好閱讀者，雖然每天忙進忙出，總是會抽空看書，日前他被媒體拍到，趁空翻閱一本日本翻譯書籍，名叫《柄谷行人談政治》，該書在林飛帆看過後，洛陽紙貴，銷路大增。作者柄谷行人具有多重身份，本身既是文藝評論家，也是左翼批判理論家，更是革命行動的實踐者，該書是他參與六十年代日本史上最大的社會運動「安保鬥爭」的長期思索，一路談到他如何走上思想家之路，探索歷史的力量及其反覆性，如何解析當前的國家資本主義、金融危機、九一一後的世局變化等。林飛帆翻閱他的作品，或許想為僵持不下的學運尋求指引。
該書以訪談形式，完整呈現柄谷行人的理念精華，這位犀利的左翼思想家鼓吹以行動改變世界，小蝦米可以對抗大鯊魚。他認為，社會上每一個人，不管願不願意，都已站在世界洪流之中，個體和社群可以結合產生力量，例如消費者用鈔票投票，對商品、企業行使罷免；區域性的生產和消費可以團結互利，對抗大財團資本怪獸，這些具體提案都可成為現代人對抗洪流的生活革命之道。
《柄谷行人談政治》譯者、台南藝術大學音樂系主任林暉鈞指出，該書的精髓是提到一九六零跟一九六八年兩次日本學運的不同命運，國際間處於不和平時代，一國之內的運動很容易被鎮壓。
日本六十年代兩次學運其實是經歷兩個不同階段，一九六零那次學運只是整個社運的一部分，但到了六八學運，農運、工運等紛紛停擺，只剩學運苦撐。林暉鈞指出，當時學運逐漸走向激進路線，例如「赤軍連」想搞武裝革命，因而失去中產階級支持。「我想林飛帆了解這一點，所以他一再強調和平、非暴力，但和平、非暴力會有它的限制，有點兩難」。
柄谷參加的是六零年學運，在那個年代，抗爭是拿棍子跟警察對打，但林暉鈞認為，包括對警察丟石塊，都不算暴力，真正暴力是用槍。「這次衝行政院的學生為什麼會被打得那麼慘，並不是他們沒有棍子，只是不敢拿出來，當警方看到你拿棍子，他就拿槍，可是你沒有槍，就一定挨打」。
光是推翻政權沒有用
革命成功通常指推翻政權，但柄谷認為體制並未經過革命，依舊徒勞。就像當年陳水扁當選總統，然而傳統體制並未更動，仍舊是資本主義下的民主體制，結果就不會有任何改變。「在目前代議制度下，你選出的民意代表，至少在四年之內，整個國家國民對他沒有一點約束力，意思就是民主跟獨裁中間只隔著薄薄一條線，一下就跨過去。」林暉鈞認為，台灣目前的情況如此，以前陳水扁執政時亦復如此。
柄谷倡議小區域個體團結與對抗之道。「主婦聯盟」在這方面是台灣非常成功案例。對台灣社運涉獵甚深的林暉鈞指出，如前所述，體制未改，就算推翻政權，接下來怎麼辦？主婦聯盟做的並不是要急著推翻政府，「它先來實現非資本主義式的經濟，若能成功，一旦有別人推翻政府，才有新的體制可以運轉」。
柄谷認為，不只要做「內在的（意指體制內）抗爭」，也要做「超越的抗爭」，前者指的是推翻政權或如在工會內提高基本工資等，後者指的是小團體實踐新的經濟模式，例如地方替代性貨幣、合作社等，現在台灣有人默默在做這類實驗，但他們很低調，外界所知不多。
柄谷當年的學運經驗有何值得借鏡之處？林暉鈞指出﹕「就是不要衝太遠、不要衝太快，不要衝到武裝去，那一定會被消滅。」近年來的學運跟當年的野百合學運已經有明顯差異，現在的學運有在經營社區，跟工運、環保團體保持良好關係，彼此互相聲援，聲氣相通，平常運動的內容就是環保，不是只在政治面，這是這個世代學運的進步。
林暉鈞強調，《柄谷行人談政治》這本書不是學運的教戰守則，內容龐雜，林飛帆本人很聰明，很多事做得很漂亮，如成功約制運動激化等，很難說他是從哪裏學來的。
對於學運退場，高度關注社運的林暉鈞指出﹕「只能這樣結束，你沒有辦法用別的方式結束，事實上如果用純粹的結果看，真正的訴求並沒有達到。」學生的要求是「退回服貿」，但現在只是把服貿「退回行政院重審」，即便立法院長王金平承諾「先立法，再協商服貿」，可是立法又會再回到立法院，也就是國民黨佔多數，「會立什麼法已可以想像，而且過程又是兩黨協商，會協商出什麼東西大概可以想像，總的來說，學運實質達成的不多，但這次學運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很大」。
林暉鈞認為，這次學運可以號召出五十萬人上街，影響非常深遠，那些被影響的人在下次社會運動會站出來，他們未必是學生，正面的影響是執政的國民黨比較不敢胡作非為，「但它不太甩你，當你鬧得太厲害，它就把門打開，讓中國進來，所以兩邊都要抓分寸」。
下一波將指向核四
林暉鈞進一步表示，學運現在退場，一方面是保護學生，一方面是保護運動本身，如果運動能量這一次耗盡，九月怎麼辦？「台灣真的會亡國，因為還有一個東西非擋下來不可，就是核四插入燃料棒，社會必須再發起新一波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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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字花》

42期專題：柄谷行人：我不關心文學

Filed under: 專題啟首 — Editor at 9:39 pm on Saturday, March 9, 2013
柄谷行人：我不關心文學
啟首語
／毛淳宇
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成名作《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使他在西方學術界建立名聲，然而這個專研文學的柄谷行人，已經一去不返。他雖從研究文學起家，後來多次被問及對文學和藝術看法時，他卻說，現在的文學和哲學所關心的，都是無聊的東西，而他也在這小輯的訪談中，直接表明他並不關心現在的文學。
柄谷行人自學生時期起投身日本戰後的新左翼運動如安保鬥爭和全學連，但和一般定義的新左翼不同，柄谷不輕易否定政治經濟學、亦對文化藝術創造之於革命持懷疑態度。由於柄谷於2000年成立NAM（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許多人將他理解為一個「社區社會運動家」，但他卻沒有順從後現代主義潮流，反而加以批判那些將社會主義貶為空想大敘事的理論，並回應了哈德（Michael Hardt）與內格里（Toni Negri）有關「帝國」、全球化和帝國主義等問題，從倫理與政治方面構想世界革命的可能性，拒絕退居到「去政治化」的個人鬥爭。評論生態清楚地反映柄谷現今對學術圈的影響，不在文學，而是不斷被重新理解的：「抗爭」。2011年在台灣出版了《柄谷行人談政治》與《倫理21》的中譯本，即見「世界共和國」、「跨越的」、「歷史反覆」、「東亞共榮圈」等關鍵詞彼落此起。
可是，在一本文學雜誌內覆蓋一個不再關心文學的思想家，意圖是甚麼呢？柄谷曾指出，以法國為首的當代思潮之所以如此風行，是政治錯折(sic 挫折)的表現。現實上做不到，就轉移到觀念世界進行革命。理論無論如何疑似關注現實也好，都變成文學化的東西。文學的特質是指向人，這是柄谷極力反對的。人終究是要棄掉文學，方能對人類共同負責；要先超越「內部的風景」，從寄居回到現實，方能察見革命的起源。
由此，我們小輯也先從柄谷與政治的關係說起，柄谷的訪問鈎勒出他近年來就世界政治和哲學理論的思考，而許煜則從柄谷的哲學方法出發，討論「世界共和國」的理形，嘗試初步設想世界政府如何可能。文中帶出《世界史的構造》一書的核心：將「贈與」的交換模式從日常層面提昇到國家主權之間的退讓。但這種以想像力，關係建立為基礎的聯邦主義如何能架空國家主權，並最終使國家瓦解，便需要更多人一起去思索。最後，張歷君從柄谷「我不再關心文學」起始，剖析柄谷從文學到政治的轉變，指出轉變並非與過去割裂，而是帶著文學批評的能力，到政治中去爆破。而這，不就是現代文學最根本的破壞力量嗎？
讀柄谷行人，未必能獲得很銳利的抗爭武器，卻有豐富的歷史感。他的作品，通過無政府主義經濟、馬克思的《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冷戰結構、 巴黎公社、俄國十月革命種種例證，進入歷史、推演歷史。
在此鳴謝國立台南藝術大學的林暉鈞穿針引線；及促成訪談的林正尉。


社運教父要改變日本

毛峰
2014年4月20日 第28卷 15期
柄谷行人認為日本反核運動，將轉變為改變日本社會力量。





柄谷行人不僅僅是日本後現代思想的主要宣導者，更是力倡以青年群體為主通過社會示威落實國民權利的精神教父。柄谷行人指出：「在歷史上經濟過程，從來沒有只表現為純粹的經濟過程。這不正是我們身處經濟領域內而必須去尋求民主的原因嗎？」



二零一一年日本特大地震帶來福島核電站洩漏的核災事故後，柄谷行人興奮地加入到各界民衆反核示威遊行的行列中。柄谷認為，很少出現的這種市民反核電示威遊行將改變日本社會，反擊以資本利益為代表的國家主義無視民衆根本性權益的墮落。對日本民衆以反核電為標竿設立了「遊行與廣場自由」持續推動確保民衆安全生存的反核之舉，柄谷行人指出，示威遊行是主權者——國民的權利。如果不能遊行，那麼可以說國民並不是主權者。民衆示威遊行不僅僅是單純地反對核電，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意志可以通過遊行表現出來。民衆不直接行動，就意味著社會民主主義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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