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7日 星期日

馬英九: 虛與偽 (3)

【黃國昌專欄】馬英九的虛幻憲法

黃國昌 

憲 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她劃定了一個國家的基本定位,揭示了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也彰顯了國家人民所共同尊奉的核心價值。當然,這些都是憲政主義的應然,未 必反映實然的運作。也因此,憲法的生命,從來就非在於她的文字,而是在於她的實踐,更是在於國民捍衛憲法核心價值的意志與行動。

以一個淺顯的例子來說,當一位憲法學者在講台上大聲疾呼「學術自由」於憲法上的意義與重要,但為了個人的私利,對於北京大學配合中共極權鎮壓知識份子而解聘夏業良的惡行,卻刻意選擇沈默,這樣的憲法學者對學術自由不僅毫無信仰可言,更是虛偽醜陋。

中華民國憲法被國民政府自中國大陸帶至台灣之後,曾經為了配合蔣家父子的極權統治,歷經了將近一甲子的虛幻歲月;在台灣人民爭取民主化的奮鬥浪潮後,透過七次的修憲,才使得這部憲法與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產生連結,並透過後續的不斷實踐,取得一定程度的生命力。

時 至今日,這部憲法一方面反映了我們願意共同信奉的價值,但另一方面也仍殘存了虛幻的遺毒。我們共同信仰的價值,除了「國民主權」這個憲政主義最為重要的基 礎外,即是「權力分立」與「人權保障」兩項當代文明社會所共認的憲法原則。儘管對於到底應採用孫文所獨創的「五權分立」還是應遵行法治先進國家所樹立的 「三權分立」原則,論者間存有不同意見,但是對於「權力不應過度集中」、「權力應相互監督制衡」的基本原則,卻已是台灣人民的共識。基本人權的保障,在歷 經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慘痛教訓,更已成為台灣社會所共同擁抱的核心價值。

至於我國憲法中的虛幻遺毒,則不外乎是「中華民國主權仍及於中 國大陸與蒙古西藏」、「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存在」以及憲法增修條文前言中所提及「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的文字。以台灣人民目前的智識,這些內容何以虛 幻,實已無庸贅言;為何這些幾已淪為政治笑話的主張,還會殘存在我們的憲法之中,只要對台灣民主化歷程有些許歷史縱深的認識,也不難理解。

真 正荒謬而令人痛心的是,馬英九作為我國的憲政機關,心中所想、口中所說的「憲法」,竟然只剩下其中最為虛幻、最反常識、也最違民意的部分。在日前接受美國 華盛頓郵報的專訪中,馬英九不提「權力分立」,不談「人權保障」,將我國整部憲法對國際社會的行銷,化約為僅突顯「一中原則」的面貌,強調在憲法下不容許 「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臺灣獨立」。馬英九雖然也提及「一中各表」,但是如果「只有一中」,那在國際社會上指的自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件事 中共也知道,因此對於馬英九如此的態度,當然是額手稱慶。

國際現實如何,台灣人民都很清楚,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一位有智慧、有能 力的領導人,在國際社會上行銷台灣最為可貴的價值,突顯台灣在世界上存在的意義:那就是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法治。這些台灣的核心價值,也正是中國共產黨 所最為畏懼,也因此最處心積慮所欲摧毀的台灣根基!

不幸的是,台灣人民選出的總統馬英九,自己卻正在踐踏、正在摧殘這些台灣最為珍貴的 價值。因為自己跨越憲政紅線,破壞權力分立原則,因此試圖將九月政爭的毀憲亂政,淡化為「國民黨家務事」,只談國民黨團結,不談責任追究;至於自己所曾大 聲疾呼「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一個人民已經不尊敬、不支持的總統,應該有羞恥心下台」的主張,馬英九自是再也絕口不提。因為自己成為人民四處抗議的 對象,因此開始調動國安特勤及大批警力,非法逮捕抗議的學者、濫權訴追怒吼的人民;至於馬英九2008年競選時所提出「修改集遊惡法、把街頭還給人民」的 人權宣言,更早已被印證是最虛偽的謊言,馬英九根本無臉面對!

事實上,出身於國民黨宮廷的馬英九,在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中,對於台灣人民 目前在國際社會可以引以為傲的進步價值,不僅從來沒有做出任何的貢獻,反而是處處站在對立面。1992年當台灣人民要求直選總統,馬英九為了「保護法統」 高聲反對;1995年當馬英九現身憲法法庭,倡議的更不是什麼人權保障,而竟是容許檢察官自行羈押刑事被告!對於這樣一個掛著哈佛法學博士名銜但骨子裡卻 是「反民主、反人權」的馬英九,我寧願相信這不是哈佛教育的問題,而是馬英九的人格問題!

基於相同的道理,儘管台灣的民主選出了馬英九這樣的人擔任總統,我們不必因此對民主喪失信心,即使是美國也曾產出過尼克森。儘管我們的總統選擇擁抱憲法最為虛幻不實的遺毒,我們也不應放棄憲政主義的精神,「權力分立」、「人權保障」還是我們應該追求、應該實踐的價值!

這個國家是屬於台灣人民的,這部憲法也是屬於台灣人民的。也因此,這個國家的核心價值為何,這部憲法的根本意義為何,是由我們自己集體的意志與行動加以界定,絕不應也絕不能由少數政客擅斷。

我不知道馬英九卸任後是否會逃離台灣,但是我知道絕大多數的人民會繼續堅守這塊土地。馬英九可以輸,但是台灣不能輸!

2013年10月24日 星期四

梁啟超 1897,譚嗣同,唐才常,時務學堂









元龍百尺樓
《三國志·魏志·陳登傳》:“﹝ 劉備 ﹞曰:‘君( 許汜 )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後借指抒發壯懷的登臨處。 陸遊 《秋思》詩:“欲舒老眼無高處,安得元龍 百尺樓。”亦省稱“ 元龍樓 沉礪 《狂歌行》:“時而一憑高,直上 元龍 樓。”參見“ 元龍豪氣

(元龍豪氣) 東漢 陳登 ,字 元龍 許汜曾見之。 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久不與語。後 許汜 劉備 曰:“ 陳元龍 湖海之士,豪氣不除。”見《三國志·魏志·陳登傳》。 黃機 《永遇樂·章史君席上》詞:“ 自有, 元龍豪氣,喚客且休辭醉。
參見“ 元龍高臥
東漢 陳登 ,字 元龍 。《三國志·魏志·陳登傳》載, 許汜 劉備 陳元龍 曰:“昔遭亂過 ,見 元龍 元龍 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後以“元龍高臥”為怠慢客人之典實。




胸蟠子美千間厦.氣壓元龍百尺樓


○詠懷寄趙君
2 鉛槧生涯二十秋,無依如鵲拙如鳩。胸蟠子美千間廈,氣壓元龍百尺樓。知命豈爭蕉底鹿,興宗要遠夢中牛。壯懷磊落憑誰語?時問東陵謁故侯。




時務軒 1897

時務軒是為紀念清末維新派創辦的學校——時務學堂而築的紀念性建築。1994年落成。位於書院園林內,嵌梁啟超手書“時務學堂故址”碑。

中日甲午戰爭失敗以後,民族危機空前加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國內發動了變法強國的維新運動。為推動湖南新政,在譚嗣同等人的活動下,湖南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按察使黃遵憲於光緒二十三年(1879年)上奏朝廷,設時務學堂于長沙小東街,一月籌辦,八月招生,十月正式開學。熊希齡為學堂總理(校長),梁啟超為中學總教習,著名學生有范源濂、蔡鍔、方鼎英、楊樹達等人。變法運動失敗之後,湖南巡撫陳寶箴等人被革職,時務學堂被迫停辦。隨後改為求實書院,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改為湖南大學堂,次年併入嶽麓書院,幾經嬗遞,發展成為湖南大學。

軒前掛有梁啟超撰書的對聯:

      胸蟠子美千間廈,

      氣壓元龍百尺樓。

“子 美”,即杜甫。“千間廈”,出自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元龍”即三國伏波將軍陳登。“百尺樓”,語出《三 國志·魏志·陳登傳》。全聯在於勸戒人們在天下危亂之際,應該心系國家、胸懷天下,切不可為自己的蠅頭小利虛度一生。








參考《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光緒23年1897

梁啟超悲悼菊花硯 ---
本文原載於《隨筆》2011年第3期
   
    一

  1897年,梁啟超(任公)25歲,滿腹經綸,豪氣干雲,痛國家之衰敗,哀民智之暗昧,有匡世救國之志。這年秋天,湖南友人譚嗣同和黃遵憲、熊希齡等開辦時務學堂於長沙,聘請梁啟超為總教習,梁遂欣然前往。

  這之前,王文韶、張之洞、盛宣懷等滿清大臣曾向朝廷連銜舉薦,謂梁乃國家可用之才,請朝廷擢拔重用。朝廷有旨,交鐵路大臣差遣。梁啟超以不願被人差遣辭之。張之洞又力邀其入幕府,梁亦固辭。那麼,他為何跑到湖南一個剛成立的學堂去教書呢?他在那裡又教了些什麼呢?

   中日甲午戰后,清帝國危機日深,但國家的出路在哪裡?朝野上下仍很迷茫。雖有一些大臣有改革圖強的想法,但朝中守舊勢力相當頑固,國家仍然在舊有的軌道 上蹣跚。民間百姓被舊的禮法和道德所束縛,懵懂混沌,對世界大勢一無所知。要想民族新生、國家富強唯有開啟民智,改弦更張,向世界上先進國家學習,變法維 新。覺醒的士人最先認識到這一點,他們憂心如煎,奔走呼號,希望能警醒清朝統治者和他們治下的臣民。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就屬於這樣一群先知先覺的人 物。如果說,當時的中國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大變局中,中國的知識人由皇權專制下“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士”蛻變為現代的知識分子,梁 啟超就是他們中最杰出的代表。在這個由蛹成蝶的艱難蛻變中,梁啟超具有標本性的意義。

  湖南的時務學堂有學生四十人,受聘前,梁啟超曾 與老師康有為擬訂教育方針,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為目標,用急進之法,痛下猛藥,言人所不敢言,提倡民權、平等、大同之說,發揮保國、保種、保教之義。在 這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專制帝國裡,這樣的聲音,無異於悶雲不雨中的驚雷,既使人驚悚惶懼,又令人警醒振奮。梁啟超不奉朝廷,不入官場,以啟蒙民眾為己 任,於這年冬月,來到了長沙。在時務學堂教學的日子裡,是梁啟超最激昂、最快樂的時光,真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在講堂上,宏論滔 滔,在學生所作札記上,日批萬言。時務學堂和舊時的私塾、書院不同,應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學堂之一。學生如何學,教師怎麼教,皆無定法可資借鑒。梁啟超后來 回憶道:
當時“學科視今日殊簡陋,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為令諸生作札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還札記時,師生相與坐論”。
這樣的教學方法和當今培養研 究生的方法差不多。這四十個學生,多為有一定舊學功底的少年學子,老師批答講授之言,皆聞所未聞。初聞如霹靂驚夢,懵懂茫然,繼則如醍醐灌頂,歡忭起舞, 師生間往來辯難,“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學生與老師都在風華正茂的年齡,學到的不止是學問,更激勵出以身許國的人生志向。

  應該說,梁啟超等人在時務學堂所講在當時都屬於“大逆不道”之言,所以后來守舊頑固派以他們在學生札記上的批語為“叛逆”之據,向朝廷告發,由朝中頑固派大臣逐條劾奏,成為戊戌政變鎮壓維新派的最有力的口實。下面是梁啟超在學生札記上的幾條批語:

  今日欲求變化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拜跪之禮,上下仍習虛文,所以動為外國訕笑也。

   乾隆年間,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朝廷以天朝大國自居,強令英使晉見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英使不從,廢然返國,開放口岸貿易的使命沒有達到。后來用大炮打開 天朝國門。鴉片戰爭多年后,中國仍然保持著這種皇帝神聖至尊,臣子口稱奴才,伏地三跪九叩,不能仰視天顏的野蠻禮節。統治者不把臣子當人,更談不上把百姓 當人,這樣專制野蠻之國,欲求平等、民權,何其難也!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賊之所為,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發指?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息矣。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乃清兵入關后對漢民族最血腥的屠殺暴行,梁揭此傷疤,無異於罵清王朝的祖宗,煽動民族革命,當屬大逆不道的罪行,無怪乎清朝臣子視康、梁為不赦之異端也!

  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王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余皆民賊也。

  此論何其精當痛快!專制王朝哪裡會行孔子王道之說,除了幾個霸主外,余下的都是壓迫欺侮百姓的民賊,當今朝廷自然也不例外。

  要之,王霸之分,隻在德力,必如華盛頓乃可為王矣。

   提出華盛頓,引入西方民主思想,對當時閉關鎖國的大清王朝,真乃石破天驚之語!與梁同在時務學堂的韓樹園(文舉)亦有批語云:“地球善政首推美國。” “天下無敵,美國有焉,歐洲不及焉……將來大一統者必由美國以成之也。”在一百多年前的清王朝時代,提出這樣超前的觀念,令我們不能不佩服。

 這樣的教學方法和教 學理念,在幾千年延續下來的封閉、腐朽的文化環境中自然是一個異數。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述及當時的教學情形:
“啟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 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
如此離經叛道,抨擊時政,豈能不惹來禍端!湖南這個地方,雖得風氣之先,維新改革的激進分子多出此省,但也是維護舊學問舊道統的頑固派最為猖 獗之地。當時,賴有先進革新思想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之提倡和維護,時務學堂得以開辦並維持下來。當時,社會上並不知入了學堂的學生在那裡學些什麼,因為學生 住宿在學堂,師生日夕相處,家長還以為學生在那裡學些八股策試一類東西。及至放了年假,把札記及老師的批語遍示親友,結果聳動省內外,惹得全湘大嘩,新舊 兩派大哄大鬧,陣線分明,勢同水火矣!先是湖南守舊派學人王先謙、葉德輝以時務學堂的課本為叛逆之據,向湖廣總督張之洞舉報,巡撫陳寶箴聞訊后,派人午夜 通知梁啟超,速將課本改換,否則不等第二年戊戌政變,以梁啟超為首的這一干書生早就遭了大禍。表面看來,這是思想學術之爭,但它的激烈程度,已上升到政治 層面,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葉德輝著《翼教叢編》數十萬言,將康有為所著書和梁啟超所批學生札記及湘中革新派報紙上的言論逐條批駁,以名教罪人和當朝叛逆 申討之,其言曰:
“偽六經,滅聖經也;托改制,亂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申民權,無君上也;孔子紀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王先謙更是聲稱,與革新 派斗爭“雷霆斧鉞,所不敢避”,
完全是一副拼死的架勢。思想學術上的紛爭一旦變成政治的聲討,就透出了凜凜殺氣和血腥味,守舊派指斥梁啟超等人“是何肺 腑,必欲傾覆我邦家也”。后來,在變法的日子裡,就有湖南舉人曾廉上書皇帝,摘錄梁啟超在《時務報》及時務學堂的關於民權自由的言論,指為大逆不道,請殺 康、梁。光緒皇帝為了保護康、梁二人,先命譚嗣同對曾廉奏疏逐條駁斥,才敢給西太后看。

  湖南革新派和守舊派的殊死搏斗,關乎著國家的 前途和命運,其意義非同一般。1895年,梁啟超就認識到湖南在國家變革中的重要性,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十八省中,湖南人氣最可用,惟其守舊之堅,亦 過他省,若能幡然變之,則天下立變矣。”
三年后,梁啟超毅然入湘,如蛟龍弄潮,和一幫志同道合的熱血士子,掀起宏波巨浪,使古老而沉酣的中國,戰栗猛省, 進入了光明和黑暗的交戰,其功厥偉,何可限量!后來發生戊戌政變,梁啟超流亡東瀛,他在時務學堂所教的四十名學生中,竟有十一人沖破重重阻力,歷經千難萬 險,跑到日本去找他。先進的思想一旦進入青年的大腦,會產生何等的精神力量!這四十名學生,后來都成了中國革命和進步的中堅,至民國初,大半死於國事,存 者僅五六人而已。其中最優秀的學生蔡鍔(松坡),后來在梁啟超的支持下,潛回雲南,組織護國軍,倒袁起義,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傳奇人物。這已是后話。 


    二

  一個杰出人物的出現,必然有他得以產生的大環境和適宜成長的小環境。啟蒙思想家梁啟超也不例外。從大環境來看,十九 世紀末,一方面中國內憂外困,列強環伺,面臨瓜分和亡種之禍,首先覺醒的有識之士如寒蟬臨秋露對危機有切膚之痛,認識到中國必須改革舊制,方能自保而圖 強;另一方面,東西方列強的入侵也帶來了全新的思想觀念,並向國人展示了他們不同於古老專制帝國的先進政治制度,這些都強烈地刺激著知識者的神經。返觀中 國,在上者顢頇守舊,不想放棄專制的權力,在下者麻木愚昧,自甘為奴隸和奴才,渾渾噩噩,對世界大勢一無所知。改革圖強,必須喚起國人覺醒,梁啟超認為 “開民智、開紳智、開官智”乃一切之根本,因此,他們才奔走呼號,辦學辦報,以啟蒙為己任。在這個大環境下,湖南又形成了一個小環境。這個小環境,首先有 賴於湖南巡撫陳寶箴對維新改革思想的支持和同情;其次,在他的提倡和保護下,有一批志同道合者齊聚湘中,無論為官為民,居長居幼,皆平等共事,以新學相砥 礪,以議政相激蕩,以國事相期許,以推進國家更新改制為目標。在等級制森嚴、尊卑次序分明的專制帝國裡,形成這樣一個知識者的小團體是多麼難能可貴啊!在 這個小團體中,梁啟超年紀最小,卻因他的才華和卓見贏得普遍的尊重,成為其間的翹楚和核心人物。

  梁啟超也認為湖南時務學堂期間是其平 生“鏤刻於神識中最深”的一段經歷。他在《戊戌政變記》中有一段記述說:
“先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湖南學政江標、徐仁鑄,湖南時務學堂總 教習梁啟超及湖南紳士熊希齡、譚嗣同、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風……”
這裡列出了湖南改革集團的主要人物。下面僅就諸人與梁啟超的 關系縷述一二。

  陳寶箴,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1831年生,1897年在湖南巡撫任上時,已經六十六歲,長梁啟超42歲,應該算 祖父輩的人。他的新政舉措領全國風氣之先,如開辦時務學堂、刊布《湘學報》以啟民智,設礦物、輪船、電報及制造公司等實務,設保衛局維護地方治安等,成為 地方督撫中唯一傾向維新變法的實權派。梁啟超在湘期間,協助陳、黃諸公倡行新政,出力甚多。德國佔領膠州灣后,外患益深,梁曾有《上陳中丞書》勸湖南自立 自保,以為將來大難到來做准備,又有《論湖南應辦之事》,力陳變科舉、設學堂、倡新學,以應時變。這些建議都深得陳的重視,對梁的才華深表嘉賞。在梁啟超 父親蓮澗先生五十大壽時,陳親為撰聯:“行年至一萬八千日;有子為四百兆中雄。”這樣的贊語可謂極矣。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當代史學大家陳寅恪之 父),1853年生,長梁二十歲,應屬梁的父輩,時任吏部主事,在父親任所襄助新政,和梁也情厚誼深。百日維新夭折后,陳寶箴以“濫保匪人”罪被革職,永不敘用,其子陳三立,以“招引奸邪”罪,一並革職。陳氏父子退居南昌西山,陳寶箴兩年后即郁郁而終。陳之死因,后世有很多猜測,后有史料和分析証明,他是 被西太后密旨賜死的。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梅州人。1848年生,1876年中舉。自1877年隨清朝駐日大 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后任大清國駐美國舊金山領事,駐英使館二等參贊,駐新加坡總領事等職,是當時頗負時望的外交官。1894年奉召回國,先任江寧洋務局總 辦,1895年轉任湖南長寶鹽法道,后署理湖南按察使。在此期間,協助陳寶箴辦理新政,是維新派的骨干和中堅。黃有許多詩文著作傳世,如《日本國志》、 《日本雜事詩》、《人境廬詩草》等,因有東西洋游歷見識,對維新變法鼓吹最力,是當時最有影響的改革思想家之一,同時被譽為“詩界革命巨子”。黃長梁啟超 25歲,來往書函中卻尊梁為“公”,自卑為“弟”,此絕非虛文客套,實乃對梁之才華見識感佩敬服之至也。1902年,梁在日本辦《新民叢報》,黃來信盛贊 曰:“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羅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 東游而后,又變為《西游記》之孫行者,七十二變,愈出愈奇。吾等豬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黃也是見識遍寰宇,文名滿天下的長者,將梁比 之孫悟空,自貶為豬八戒,對梁這等“后生小子”,推重如此,豈非心悅而誠服!1905年,黃在逝世前,與梁書中謂梁“公學識之高,事理之明,並世無敵”。 時梁流亡東瀛,周圍聚集一些當年時務學堂中跑出去追隨梁的弟子,眾人照了一張照片,寄給臥病在梅州家中的黃遵憲,黃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半年岑寂,豁然 釋矣”,並囑梁對眾人朗誦他的兩句詩:“國方年少吾將老,青眼高歌望汝曹”。這位親自籌辦時務學堂,為國培育新政人才的老人痼疾纏身,行將就木之時仍對少 年后進寄望殷殷,對國家的新生充滿憧憬。黃在輾轉病榻的晚年,梁啟超幾乎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二人彼此傾慕,又政見相同,來往書函,滿布風雲滄海之氣,剖 肝露膽之誼,讀來令人感慨良深。黃在彌留之際的最后一首詩就是寫給梁的,詩云:“君頭倚我壁,滿壁紅模胡。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圖。”對梁的懸望之深和對 國事的憂慮多麼深切動人!黃死后,梁啟超有語云:“平生風誼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應是肺腑知己之言。

  陳寶箴父子和黃遵憲對梁啟 超而言,應算有官職的長輩。在湖南改革集團中,還有一人,即江標(字建霞),1860年生,長梁13歲,按年齒來算,也是長輩。他當時是湖南學政,相當於省教育廳長,那時這樣級別的官也要由朝廷任命的。江是江蘇元和(吳縣)人,光緒十五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當時即蜚聲詞翰,詩文、書法、篆刻無所不精, 時務學堂應是在他親自操持下辦起來的。他雖年長,但與梁啟超之關系,應屬嚶鳴友聲,才華相引,並無尊卑長幼之藩籬。此何以証之?就是下面菊花硯的佳話。

   在敘述這段佳話前,還要引出一個主人公。此人姓唐,名才常,字紱丞,一為佛塵,1867年生,長梁六歲,和譚嗣同(字壯飛,又字復生)同為湖南瀏陽人, 因此梁指稱二人有譚瀏陽和唐瀏陽之別。早在1895年,梁即與譚嗣同定交,梁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稱:“譚復生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可見 推重之深。梁曾問過譚,依君之才華抱負,可有知音密友?譚答曰:二十年間刎頸之交,紱丞一人而已。原來譚、唐二人不但是同鄉,且同為瀏陽學者歐陽中鵠之弟 子。此話梁牢記心中,久欲結識。正巧來長沙任教,譚為介紹,三人遂同為摯友。

能為梁、譚二人引為同道知交,唐才常自非庸常之輩。他是貢生出身,在岳麓書院 和兩湖書院都讀過書,曾主辦過《湘報》和《湘學報》,鼓吹變法維新,當時在時務學堂任助教。還有一個來自湖南鳳凰縣的熊希齡(字秉三),和梁年相仿,隻長 梁三歲,其后熊與梁在政治活動中交往很深,此略而不言。至此,湖南時務學堂萃集的一時才俊除梁、譚、唐、熊外,尚有同去任教習的韓樹園、葉湘南、歐矩甲等 人,陳寶箴以巡撫之尊總攬新政,按察使黃遵憲以地方官身份時相過從,而學政江標與諸君惺惺相惜,同氣相求,和他們已經打成一片了。我見過一張時務學堂教習 們合影的照片,八個人皆長衫飄逸,俊朗超群,飽蘊書卷風雲之氣,堪稱中國知識界啟蒙之前驅。



  梁為總教習,雖年紀最輕,才華見識頗孚眾 望。唐才常出身詩書世家,家境殷實,對梁敬慕有加。一日,贈梁一方菊花硯,梁甚喜之。時譚嗣同在側,親為作銘曰:“空華了無真實相,用造
¡j 偈起眾信,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公石交我作証。”晚清的許多文人,從傳統舊學中找不到思想突圍和民族自強的思想資源,有很多人熱心佛學(如章太炎曾主張用佛 學救中國),譚嗣同亦熱心佛學,曾自號“華相眾生”。銘的前兩句,譚用佛家語,指出世相“了無真實”,必須用新的思想(用造¡j 偈)重新建立信仰,表明了以啟 蒙為己任的心志。“ 偈”是佛教的一種文體,在此泛指來自西方的一切先進思想學術和制度。有硯有銘,誰來鐫刻,使硯銘一體,珠聯璧合?此時,湖南學政江標將奉旨卸任回京,來時 務學堂向眾人作別。原來,西太后此時歸政光緒,光緒有變法之志,正羅致新政人才,江標調任回京,或有重用。此當國家有望之時,維新士子,人人振奮,皆欲一 展抱負,為國效力。江標意氣縱橫,艤舟待發,見梁所示唐硯譚銘,曰:“此銘鐫刻,豈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我當留一日了此因緣。”為了這菊花硯刻銘,朝廷 命官江標寧可晚一日發舟,與梁啟超等眾士子之情,於此可見。梁述此事,其情其景,歷歷如新,故人神態,恍如目前,文字亦佳妙傳神,其述江標曰———

  遽歸舟,脫冠服,向夕,褐裘抱一貓至,且奏刀且侃侃談當世事,又泛濫藝文,間以詼諧。夜分,余等送之舟中,翦燭觀所為日記,忽忽將曙,建霞轉相送於江岸,濛濛黃月,與太白殘焰相偎煦,則吾儕別時矣。 

這哪裡是一個官員,分明是一個親切隨意,道法自然的才子!想湘江岸邊,荻花秋月,才相埒,情相通,天欲曙,人將別,此情此景,安得不長留魂夢!

  至此,菊花硯遂成完璧。

  三

   江標返京后,湖南學政由徐仁鑄(研父)接任。徐是朝中改革派大臣侍讀學士徐致靖(子靜)之子,時務學堂堅持了啟蒙維新的路子,繼續宣揚自由民權的思想。 剛入戊戌年,梁啟超患了一場大病,幾乎死去。不久,即攜菊花硯返滬治病。回上海,他坐的是招商局立村號輪船,雖病體未愈,仍意氣昂揚,據同舟人狄楚青記 載,一日飯后對同人曰:“吾國人不能舍身救國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輩從此相約,非破家不能救國,非殺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國為第一義,同此意者皆為 同志。吾輩不論成敗是非,盡力做將去,萬一失敗,同志殺盡,隻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敗,仍須盡力進行。然此時方為吾輩最艱苦之時,今日不能不先為籌劃 及之,人人當預備有此一日,萬一到此時,不仍以為苦方是。”以身家許國,志氣宏壯,然維新之勢未張,改革之道未行,前路崎嶇險惡,梁氏已懷隱憂也。

   梁回滬后,戊戌三月,奉老師康有為之命,即由康有為弟弟康廣仁(幼博)護送陪伴入京。入京后,即參與了康有為發起的保國會和請廢科舉的公車上書活動,這 年農歷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頒發定國是詔,變法維新運動正式啟動。在這場表面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中,梁啟超亦喜亦憂,喜者為光緒皇帝變法之意甚堅,國事 有望一新;憂者為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勢力強大,變法充滿變數,隱伏凶險和殺機,所以梁在與友人書下有不日將出京南下之語。由於徐致靖的保薦,梁啟超於 這年的五月十五日被光緒皇帝召見。按舊例,皇帝是從來不見四品以下官員的,梁氏雖有舉人功名,但尚無實授官職,以一介布衣,蒙皇上召見,也是破例之舉。這 次召見,授梁六品銜,欽命梁辦理譯書局事務。這是皇上要從思想上廣開海禁,引進西方思想、文化、學術的大舉措。皇上厲行變法,推進很快,繼五月五日和五月 十二日下旨廢除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后,七月十九日,動雷霆之怒,罷阻撓變革的禮部六堂官之職,七月二十日,就拔擢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京卿為軍機 章京,賞四品銜,參預新政。這時,張揚激進的變法之輪已經滾到了懸崖邊上。

  首先被難的是為菊花硯作銘的譚嗣同。八月六日,梁氏正在譚 嗣同寓所,對坐榻上,策劃變法時局,驚聞抄捕康有為之報,接著就聽到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聽政的諭旨。二人知事不可為,譚從容勸梁氏入日本使館避難,自己竟日 不出門,以待捕者。當日,捕者未至,譚第二天入日使館與梁氏作別,以自己所作詩文手稿和家書一篋托於梁,對梁慨然道:“不有行者,無以托將來,不有死者, 無以酬聖主。今南海(康有為)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譚嗣同以春秋時晉國為救趙氏孤兒首先赴死的公孫杵臼和日本幕府末 期為維新變法而投海自盡的月照自比,將變法未盡之責托於梁氏,已抱定必死的決心。譚、梁二人相抱而別,此八月初七日事也。后兩日,有日本志士數人勸譚嗣同 東去日本,譚不從,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初十日,譚被逮捕,八月十三日 被斬於北京菜市口,留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悲壯詩句。

  接著,為菊花硯刻銘的江標也在變法失敗后英年早逝。江標入京后,受命四品京堂、總署章京上行走(和譚嗣同官職相同,也是被光緒皇帝倚重的變法骨干)。尚未就職,新政失敗,隨即被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次年憂病交加,卒於家鄉,年僅四十歲。

   在這次血腥的政變中,菊花硯原主人唐才常暫時幸免,他被友人譚嗣同招引入京,本欲在變法新政中一展抱負,船到漢口,政變已作,唐遂返回湘中,前往上海。 其后,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各處,1899年2月返回湖南,3月到上海,主持《亞東時報》。這時的唐才常已成為反清革命最重要的活動家。唐在日本期間, 和舊友梁啟超以及孫中山多有交往。當時,時務學堂的學生蔡鍔等十一人也跑到了日本,和梁在一起,唐才常數相來往,在一起摩拳擦掌,共圖革命。

1900年7 月,唐在上海張園召開“中國國會”,唐自任總幹事。提倡自主和民權,不認清政府,但又提出擁護光緒復辟的口號。參與此會的章太炎認為既排滿,又勤王,自相 矛盾,遂於會上割辮與之絕。唐才常的矛盾其來有自,因為他從前的友人譚、梁等人都是擁立光緒皇帝的維新派,此時的唐實是借勤王以圖革命。流落海外的梁啟超 並沒有放棄維新的主張,毋寧說,他是更加激烈了。他一方面辦報宣傳新思想,攻擊后黨頑固派,一方面和康有為等籌組政治團體,以圖大舉。還在華僑中籌款,欲重金購求聶政、荊軻一類志士行刺滿清大臣,李鴻章及其幕僚劉學詢,張之洞以及慈禧太后都在他們的行刺名單上。他和唐才常書信往還,共同商議起事密謀。 1900年,唐組織的反清“自立軍”,因海外匯款未到,匆促起事,謀泄被捕,於七月二十八日夜被殺於武昌大朝街滋陽湖畔,刑前有詩云:

“七尺微軀酬故友, 一腔熱血濺荒丘。”

為了民族新生,故友或殉難或亡命,唐才常視腐朽的清政府為寇仇,以血明志,從容就死。在這次起義中,不止死唐才常一人,好多從前時務學 堂的學生也一同被難。

  至此,與菊花硯相關的贈硯者、題銘者、刻銘者皆死於國事,梁啟超亡命天涯,菊花硯遺落塵海,再無從得見。唐才常被難后,梁啟超悲痛異常,清政府正懸賞十萬兩白銀要他的頭顱,這年七月,梁從檀香山返國,有《東歸感懷》一首,抒發蒼涼憤郁之情———

  極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負盡百年心。

  那將涕淚三千斛,換得頭顱十萬金。

  鵑拜故林魂寂寞,鶴歸華表氣蕭森。

  恩仇稠疊盈懷抱,撫髀空吟梁父吟。


   多年之后,梁啟超悲悼菊花硯,有語
云:

“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失,顧無甚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唯一菊花硯……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硯復飛沉塵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並時也,念之淒咽。”

百年中國,知識分子於國事之心意糾結,生死相許之悲情能不令人淒咽哉!

 

唐才常年譜長編 - Volume 1 - Page 425 - Google Books Result

books.google.com.tw/books?isbn=962201450X - 轉為繁體網頁
Sin-wai Chan - 1990 - ‎Revolutionists
... 銘曰:空華了無真實相,用造荊侷起眾信。任公之硯佛塵贈(謂唐君)該銘文並由時任湖南學政之江標鎢刻。 Q ,兩君石交我作證。 0 0 查梁啟超欣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復 ...
 
 ¡j 古代的契約寫在簡帛上,從中剖開,雙方各執一半,以為
 憑證,稱為「拃」。亦泛指券書、合同。漢.劉熙.釋名
 .釋書契:「拃,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
 

2013年10月22日 星期二

Condoleezza Rice, Sachin Tendulkar , Jim Kim

Condoleezza Rice is an ardent fan of college football.

 

Condoleezza Rice is 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diplomat. She served as the 66th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and was the second person to hold that offi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Wikipedia
Born: November 14, 1954 (age 58), Birmingham, 

On College Football

Rice Approaches New Role With Diplomacy

By GREG BISHOP

Condoleezza Rice, a member of the new college football playoff selection committee, will bring her deep knowledge of the sport and collaborative skills to the group's deliberations. 


 *****

How do you cope in a world without God? That is the question Indian cricket fans (otherwise known as Indians) are asking after, on October 10th, Sachin Tendulkar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retire next month from international cricket. Through his brilliance, his longevity and his demeanour, Mr Tendulkar has inspired and united India's teeming generations http://econ.st/H1nrny

-----
  1. News for jim kim world bank

    1. Oxfam America ‎- 11 hours ago
      World Bank reforms create excitement and uncertainty. Jim Kim means business but concrete details are lacking, especially with regards to the ...

  2. Jim Yong Kim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n.wikipedia.org/wiki/Jim_Yong_Kim
    Jump to World Bank presidency (2012 - –)[edit].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s Dr. Jim Yong Kim as nominee to lead the World Bank. On March 23, 2012, ...
Jim Kim is trying to give the World Bank a sharper focus. In the unlovely words of a new strategy, endorsed by the bank's governors on October 12th, the group's "value proposition" is to end extreme poverty by 2030 and to foster income growth among the poorest 40% in every country, not just poor ones. The aim is to shake up the world's leading development body http://econ.st/16q7L3f
金墉1959年12月[5]8日出生於韓國首爾,5歲時隨父母移民至美國愛荷華州Muscatine。他的父親於愛荷華大學任教牙醫學,而他的母親則取得了哲學博士學位。金墉高中畢業後,只在愛荷華大學讀了一年半,然後轉往布朗大學就讀,並於1982年取得文學士。1991年,從哈佛醫學院取得醫科博士;1993年於哈佛大學得到人類學系的博士[6]。他是非營利機構「衛生夥伴組織」創始人之一,曾出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顧問,2004年至2006年任世衛組織愛滋病防治部門主管。2009年7月,他出任達特茅斯學院校長,成為美國常青藤聯盟院校首位亞裔校長。[7]
2012年3月23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提名他為世界銀行總裁[8]
2012年4月16日,世界銀行宣布任命在韓國出生的美國公民金墉(Dr.Jim Yong Kim)為下一任行長,任期五年[9]

2013年10月17日 星期四

Soren Kierkegaard, a Great Communicator/Kierkegaard at 200


Rogue Philosopher, Great Communicator

Tourists and residents stroll along Kobmagergade in Copenhagen. Kierkegaard was confirmed in a church just down the street.John McConnic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ourists and residents stroll along Kobmagergade in Copenhagen. Kierkegaard was confirmed in a church just down the street.
For years, visitors to the Copenhagen City Museum wandered into a modest room that contains a few artifacts from the Danish philosopher Soren Kierkegaard’s life: portraits, meerschaum pipes, first editions and, best of all, the desk where he stood and produced with preternatural speed a series of original and difficult works, many of them written pseudonymously and published in editions that numbered in the hundreds — among them “Either-Or,” “Fear and Trembling,” “The Concept of Dread” and “Repetition.” The exhibit has been refreshed to mark Kierkegaard’s 200th birthday on May 5th. His belongings — a large library, furniture, paintings, and knickknacks —were pretty well dispersed after his death in 1855, but the expanded version will add an “outer circle” of relevant material. Manuscripts and papers from the Kierkegaard archives will be on display at the Royal Library.
Kierkegaard’s use of pseudonyms helped express the spiritual and deeply personal.
The philosopher’s grave is fairly close by, in Assistens Kirkegaard—his forbidding name is a variation of the Danish word for cemetery — in the Norrebro district, which is also the burial ground of many other notable figures, including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Niels Bohr and the American tenor saxophonist Ben Webster.

Though in death he rests in this distinguished company, Kierkegaard was markedly less revered in life. His contemporaries saw him as a troublesome, quarrelsome figure. He was a familiar sight, strolling about the Old City, where he created the illusion that he was merely an underemployed gentleman. The satirical weekly Corsair published nasty caricatures of him and mocked his writing and pseudonymous disguises. He was gossiped about when he broke his engagement to the 18-year-old Regine Olsen, and was feared by his targets, among them,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whose early novels Kierkegaard eviscerated in his 1838 debut, “From the Papers of One Still Living.” Shortly before he died at age 42, he began a bitter ground war with the state Lutheran church. For his biographers and interpreters, his private life remains a nest of secrets.
For all his well-known existential explorations — his fascination with life’s dreadful uncertainties and his belief, set forth in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that despair is central to the human condition — Kierkegaard will forever be associated with the “leap,” an exertion of faith that helped him accept what he saw as the absurd idea that Jesus was simultaneously divine and yet much like other young men of his time; the question obsessed and perplexed him. As he put it in his major 1846 book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the Philosophic Fragments,” “The Absurd is that the eternal truth has come to exist, that God has come to exist, is born, has grown up and so on, and has become just like a person, impossible to tell apart from another person.” Kierkegaard called this “the Absolute Paradox.”
These were awkward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in a public forum — particularly in a small 19th-century monarchy with a dominant church. Kierkegaard came to realize that the subjects he cared most about — spiritual, deeply personal, wordless even — did not lend themselves to straightforward discourse. So he found a new way to communicate, letting his various pseudonymous “authors” say what a pedagogical doctor of theology could not. This was the Socratic method in epic form. It allowed Constantin Constantius in “Repetition” to hint that life might indeed be lived over; and it let Johannes de Silentio in “Fear and Trembling” retell the biblical story of Abraham preparing to sacrifice his son Isaac and to introduce what he called the “teleological suspension of the ethical,” the idea that one could disregard society’s legal and ethical boundaries in favor of a higher law. It was a dazzling thought experiment, and somewhat frightening, especially when you consider its extreme, all-too-familiar modern-day applications.
Related
More From The Stone
Read previous contributions to this series.
This subversive approach — “indirect communication” was the term he used repeatedly in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 was a way of saying: “Here is a secret that I cannot tell you — in fact, to say it outright would ruin it. Yet even without saying it, I think you get the idea.” Perceptive readers did get the idea without being told explicitly what it was.
This technique is familiar today; it’s what we experience in public debate, more widely with every advance i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e best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advertisements demonstrate it. Political candidates know that speaking directly to voters, telling them precisely what they stand for, may only be asking for trouble and that there are more effective ways to broadcast their views. The “dog-whistling” of modern campaigns —seemingly innocuous language used by surrogates and press officers to spread unruly opinions — is a method that Johannes Climacus, the “author” of the “Postscript,” would recognize.
Subjectivity (“inderlighed”), Kierkegaard wrote —in an almost contemptuous dismissal of the rational systems of 19th-century German philosophy — is truth. Yet inwardness and subjective reflection doesn’t leave much room for open discussion. Thus, he became the poet of the unsaid, the inexpressible — an artist-philosopher drawn to the mystery of powerful silence. It is a cliché to say that ideas matter, but they may matter more, and may be far more effective when they are communicated, as Kierkegaard suggested, without the intrusive voice of an insistent author. That’s one reason why, 200 years after his birth, in ways that are not always immediately apparent, Kierkegaard still matters.


Jeffrey Frank is the author of “Ike and Dick: Portrait of a Strange Political Marriage” and a co-translator from the Danish of “The Stories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Op-Ed Contributor

Kierkegaard at 200


Northfield, Minnesota
THE intellectual immortal Soren Kierkegaard turns 200 on Sunday. The lyrical Danish philosopher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existentialism, a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movement that emphasizes the category of the individual and meditates on such gauzy questions as, Is there a meaning to life?
Not surprisingly, existentialism hit its zenith after humanity got a good look at itself in the mirror of the Holocaust, but then memories faded and economies boomed and existentialism began to seem a little overwrought.
Still, throughout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scholarly market, the intellectual world has remained bullish on Kierkegaard, in part because the Dane, unlike other members of the Socrates guild, always addressed what human beings are really up against in themselves, namely, anxiety, depression, despair and the flow of time.
There are at least a dozen scholarly fests going on around the globe to celebrate Kierkegaard’s bicentennial, and here at the Hong Kierkegaard Library at St. Olaf College we are expecting over 100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at our birthday bash.
In his youth, Kierkegaard earned the nickname “gaflen,” or “the fork,” for his ability to discern the weaknesses in other people and to stick it to them. All his writing life, Kierkegaard wielded his red-hot stylus to stick it to bourgeois Christendom. His life was a meditation on what it means to have faith.
Although Kierkegaard never used the exact phrase, “the leap of faith,” those words have become his shibboleth. A Lutheran raised in a pietistic environment, Kierkegaard insisted that there was no being born into the fold; no easy passage, no clattering up a series of syllogisms to faith. For Kierkegaard, faith involved a collision with the understanding and a radical choice, or to use the terms of his singular best seller, life and faith demands an “Either/Or.” Believe or don’t believe, but don’t imagine you can have it both ways. As the mostly empty pews attest, much of Europe has taken Kierkegaard up on his challenge.
But Kierkegaard was more than a Luther of his Lutheran tradition; his writings bristle with insights about culture and humanity that can be redeemed in the currency of secularism.
For instance, Kierkegaard flourished at the inception of mass media. Daily and weekly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were just beginning to circulate widely. As though he could feel Facebook and Twitter coming down the line, he anticipated a time when communication would become instantaneous, but no one would have anything to say; or again, a time when everyone was obsessed with finding their voice but without much substance or “inwardness” behind their eruptions and blogposts.
In one of his books Kierkegaard moans, “The present age is an age of publicity, the age of miscellaneous announcements: Nothing happens but still there is instant publicity.” In the end, Kierkegaard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power of the press to foment and form public opinion and in the process relieve of us of the need to think matters through on our own.
Over a 17-year span, Kierkegaard published a score of books and compiled thousand of pages of journal entries. Like Nietzsche and other geniuses who were more than less immolated by the fiery force of their own ideas, Kierkegaard sacrificed his body to dance out the riches of his thoughts. Self-conscious of his own preternatural powers, he wrote, “Geniuses are like thunderstorms. They go against the wind, terrify people, cleanse the air.”
Of course, we have all known hours of inspiration, but to live with the Muse on one’s shoulders year after year is to be able to abide close to the borders of what must sometimes feel like madness. Not an easy task.
Just to pluck a couple of plums from the sprawling tree of Kierkegaard’s extraordinary oeuvre: He was not what we would term an ethicist. He did not devote his energies to trying to find a rational basis for ethics, nor was he occupied with teasing out moral puzzles. And yet, he has something very significant to say about ethics.
According to Kierkegaard, it is not more knowledge or skills of analysis that is required to lead dutiful lives. If knowledge were the issue, then ethics would be a kind of talent. Some people would be born moral geniuses and others moral dolts. And yet so far as he and Kant were concerned, when it comes to good and evil we are all on an equal footing.
Contrary to the ethics industry that is thrumming today, Kierkegaard believed that the prime task is to hold on to what we know, to refrain from pulling the wool over our own eyes because we aren’t keen on the sacrifices that 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likely to require. As Kierkegaard put it, when we find ourselves in a moral pinch we don’t just take the easy way out. Instead, he writes, “Willing allows some time to elapse, an interim called: We shall look at it tomorrow.”
And by the day after tomorrow, we usually decide that the right way was, after all, the easy way. And so the gadfly of Copenhagen concludes, “And this is how perhaps the great majority of men live: They work gradually at eclipsing their ethical and ethical-religious comprehension, which would lead them out into decisions and conclusions that their lower nature does not much care for.”
There are epiphanies in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Kierkegaard’s authorship, but paradoxically enough,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the man who seemed to know just about everything, was gently emphatic: “The majority of men ... live and di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life is simply a matter of understanding more and more, and that if it were granted to them to live longer, that life would continue to be one long continuous growth in understanding. How many of them ever experience the maturity of discovering that there comes a critical moment where everything is reversed, after which the point becomes to understand more and mor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which cannot be understood.”
And what might it mean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of vital importance in life that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 the indirection of a Zen master, our Birthday Boy helps us unlock this and other koans that strike to the marrow of the question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 human being.
Gordon Marino is a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Hong Kierkegaard Library at St. Olaf College. His most recent book  “The Quotable Kierkegaard”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fall.

Peter F. Drucker, a Pioneer in Social and Management Theory, Is Dead at 95/A Man's Spiritual Journey From Kierkegaard to General Motors

Peter F. Drucker, a Pioneer in Social and Management Theory, Is Dead at 95


Published: November 12, 2005
Correction Appended
 
Peter F. Drucker, the political economist and author, whose view that big business and nonprofit enterprises were the defining innov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led him to pioneering social and management theories, died yesterday at his home in Claremont, Calif. He was 95.

Lee Celano
Peter F. Drucker in 1999.
His death was announced by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Mr. Drucker thought of himself, first and foremost, as a writer and teacher, though he eventually settled on the term "social ecologist." He becam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for urging corporate leaders to agree with subordinates on objectives and goals and then get out of the way of decisions about how to achieve them.
He challenged both business and labor leaders to search for ways to give workers more control over their work environment. He also argued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turn many functions over to private enterprise and urged organizing in teams to exploit the rise of a technology-astute class of "knowledge workers."
Mr. Drucker staunchly defended the need for businesses to be profitable but he preached that employees were a resource, not a cost. His constant focus on the human impact of management decisions did not always appeal to executives, but they could not help noticing how it helped him foresee many major trends in business and politics.
He began talking about such practices in the 1940's and 50's, decades before they became so widespread that they were taken for common sense. Mr. Drucker also foresaw that the 1970's would be a decade of inflation, that Japanese manufacturers would become major competito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union power would decline.
For all his insights, he clearly owed much of his impact to his extraordinary energy and skills as a communicator. But while Mr. Drucker loved dazzling audiences with his wit and wisdom, his goal was not to be known as an oracle. Indeed, after writing a rosy-eyed article shortly before the stock market crash of 1929 in which he outlined why stocks prices would rise, he pledged to himself to stay away from gratuitous predictions. Instead, his views about where the world was headed generally arose out of advocacy for what he saw as moral action.
His first book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1939)was intended to strengthen the will of the free world to fight fascism. His later economic and social predictions were intended to encourage businesses and social groups to organize in ways that he felt would promote human dignity and vaccinate society agains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os.
"He is remarkable for his social imagination, not his futurism," said Jack Beatty in a 1998 review of Mr. Drucker's work "The World According to Peter Drucker."
Mr. Drucker, who was born in Vienna and never completely shed his Austrian accent, worked in Germany as a reporter until Hitler rose to power and then in a London investment firm before emigra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7.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in 1943.
Recalling the disasters that overran the Europe of his youth and watching the American response left him convinced that good managers were the true heroes of the century.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developed world, had recovered from repeated catastrophe because "ordinary people, people running the everyday concerns of business and institutions, took responsibility and kept on building for tomorrow while around them the world came crashing down," he wrote in 1986 in "The Frontiers of Management."
Mr. Drucker never hesitated to make suggestions he knew would be viewed as radical. He advocated legalization of drugs and stimulating innovation by permitting new ventures to charge the government for the cost of regulations and paperwork. He was not surprised that General Motors for years ignored nearly every recommendation in "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the book he published in 1946 after an 18-month study of G.M. that its own executives had commissioned.
From his early 20's to his death, Mr. Drucker held various teaching posts, including a 20-year stint at the Stern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since 1971, a chair at the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He also consulted widely, devoting several days a month to such work into his 90's. His clients included G.M., General Electric and Sears, Roebuck but also the Archdiocese of New York and several Protestant churches; government agen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Japan; universities; and entrepreneurs.
For over 50 years, at least half of the consulting work was done free for nonprofits and small businesses. As his career progressed and it became clearer that competitive pressures were keeping businesses from embracing many practices he advocated, like guaranteed wages and lifetime employment for industrial workers, he becam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the social sector," as he called the nonprofit groups.
Mr. Drucker counseled groups like the Girl Scouts to think like businesses even though their bottom line was "changed lives" rather than profits. He warned them that donors would increasingly judge them on results rather than intentions. In 1990, Frances Hesselbein, the former 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Girl Scouts, organized a group of admirers to honor him by setting up the Peter F. Drucker Foundation for Nonprofit Management in New York to expose nonprofits to Mr. Drucker's thinking and to new concepts in management.
Mr. Drucker's greatest impact came from his writing. His more than 30 books, which have sold tens of millions of copies in more than 30 languages, came on top of thousands of articles, including a monthly op-ed column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rom 1975 to 1995.
Among the sayings of Chairman Peter, as he was sometimes called, were these:
¶"Marketing is a fashionable term. The sales manager becomes a marketing vice president. But a gravedigger is still a gravedigger even when it is called a mortician - only the price of the burial goes up."
¶"One either meets or one works."
¶"The only things that evolve by themselves in an organization are disorder, friction and malperformance."
¶"Stock option plans reward the executive for doing the wrong thing. Instead of asking, 'Are we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he asks, 'How did we close today?' It is encouragement to loot the corporation."
Mr. Drucker's thirst for new experiences never waned. He became so fascinated with Japanese art during his trips to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that he eventually helped write "Adventures of the Brush: Japanese Paintings" (1979), and lectured on Oriental art at Pomona College in Claremont from 1975 to 1985.
Peter Ferdinand Drucker was born Nov. 19, 1909, one of two sons of Caroline and Adolph Drucker, a prominent lawyer and high-ranking civil servant in the Austro-Hungarian government. He left Vienna in 1927 to work for an export firm in Hamburg, Germany, and to study law.
Mr. Drucker then moved to Frankfurt, where he earned a doctorate in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law in 1931 from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became a reporter and then senior editor in charge of financial and foreign news at the newspaper General-Anzeiger, and, while substitute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met Doris Schmitz, a 19-year-old student. They became reacquainted after waving madly while passing each other going opposite directions on a London subway escalator in 1933 and were married in 1937.
Mr. Drucker had moved to England to work as a securities analyst and writer after watching the rise of the Nazis with increasing alarm. In England, he took an economics course from John Maynard Keynes in Cambridge, but was put off by how much the talk centered on commodities rather than people.
Mr. Drucker's reputation as a political economist was firmly established with the publication in 1939 of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New York Times said it brought a "remarkable vision and freshnes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fascism. The book's observations, along with those in articles he wrote for Harpers and The New Republic, caught the eye of policy maker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at corporations as the country prepared for war, and landed him a job teaching at Sarah Lawrence College in Bronxville, N.Y.
Writing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published in 1942 after Mr. Drucker moved to Bennington College in Vermont, convinced him that he needed to understand big organizations from the inside. Rebuffed in his requests to work with several major companies, he was delighted when General Motors called in late 1943 proposing that he study its structure and policies. To avoid having him treated like a management spy, G.M. agreed to let him publish his findings.
Neither G.M. nor Mr. Drucker expected the public to be interested because no one had ever written such a management profile, but "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became an overnight sensation when it was published in 1946. "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is a book about business the way 'Moby Dick' is a book about whaling," said Mr. Beatty, referring to the focus on social issues extending far beyond G.M.'s immediate operating challenges.
In it, Mr. Drucker argued that profitability was crucial to a business's health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full employment. Management could achieve sustainable profits only by treating employees like valuable resources. That, he argued, required decentralizing the power to make decisions, including giving hourly workers more control over factory life, and guaranteed wages.
In the 1950's, Mr. Drucker began proclaiming that democratic governments had become too big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This, he said, was a threat to the freedom of their citizens and to their economic well-being.
Unlike many conservative thinkers, Mr. Drucker wanted to keep government regulation over areas like food and drugs and finance. Indeed, he argued that the rise of global businesses required stronger governments and stronger so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more powerful unions, to keep them from forgetting social interests.
According to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Mr. Drucker's survivors include his wife, Doris, an inventor and physicist; his children, Audrey Drucker of Puyallup, Wash., Cecily Drucker of San Francisco, Joan Weinstein of Chicago, and Vincent Drucker of San Rafael, Calif.; and six grandchildren.
Early last year, in an interview with Forbes magazine, Mr. Drucker was asked if there was anything in his long career that he wished he had done but had not been able to do.
"Yes, quite a few things," he said. "There are many books I could have written that are better than the ones I actually wrote. My best book would have been "Managing Ignorance," and I'm very sorry I didn't write it."
Correction: Nov. 19, 2005, Saturday:

An obituary last Saturday about the political economist and management consultant Peter F. Drucker misstated the source of a quotation about him - "He is remarkable for his social imagination, not his futurism" - and misstated the authorship of a book, "The World According to Peter Drucker." The book was written by Jack Beatty, not by Mr. Drucker, and the quotation was from the book, not from a review of the book. Because of an editing error, the obituary also misstated the source of a quotation from Mr. Drucker. It was Fortune magazine, not Forbes, in which he said: "There are many books I could have written that are better than the ones I actually wrote. My best book would have been 'Managing Ignorance,' and I'm very sorry I didn't write it."



 
Beliefs

A Man's Spiritual Journey From Kierkegaard to General Motors


Published: November 19, 2005
When Peter F. Drucker died eight days ago, the only specifically religious reference that appeared in most obituaries was "guru" - as in "management guru." It was, incidentally, a term he despised.
Many obituaries did mention that for decades Mr. Drucker, who would have turned 96 today, devoted much of his energy to analyzing and advis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charities. A few obituaries even mentioned churches.
In fact, Mr. Drucker's prescience about the growing role of megachurches in American society could be placed alongside other insights those obituaries recorded: his anticipation of Japan's economic emergence, for example, or his attention to the rise of "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 uses of "privatization."
Religion, it turned out, had a great deal to do with Mr. Drucker's work. In 1989, the editors of Leadership, an evangelical quarterly for pastors, asked him, "After a lifetime of studying management, why are you now turning your attention to the church?"
Mr. Drucker politely corrected them.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the other way around," he said. "I became interested in management because of my interest in religion and institutions."
Mr. Drucker was raised in Vienna in a family of intellectuals, the perfect incubator for the polymath he became. Jack Beatty, in his biography "The World According to Peter Drucker" (Free Press, 1998), passes on Mr. Drucker's description of the family Lutheranism as "so 'liberal' that it consisted of little more than a tree at Christmas and Bach cantatas at Easter."
Then, at age 19, Mr. Drucker came across the works of the theologian and philosopher Soren Kierkegaard - and was bowled over. He studied Danish in order to read Kierkegaard's yet-untranslated writings.
From Kierkegaard to studying General Motors and the secrets of entrepreneurship may seem like a long stretch. But Kierkegaard's stark Christian vision spoke to Mr. Drucker's lifelong search for what he was observing while working in a Germany sliding into Nazism - an explanation of why, in a modern world of organizations and rapid change, freedom has so often been surrendered.
Mr. Beatty notes the "nakedly religious sentiment" with which Mr. Drucker ended his 1959 book "Landmarks of Tomorrow."
"The individual," Mr. Drucker wrote, "needs the return to spiritual values, for he can survive in the present human situation only by reaffirming that man is not just a 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being but also a spiritual being, that is creature, and existing for the purposes of his creator and subject to Him."
Such sentiments do not crop up often in the 35 books that Mr. Drucker published. In a 1999 profile in Christianity Today, Tim Stafford described Mr. Drucker as a "practicing Episcopalian." An interview in Forbes exactly a year ago described him as a "muted Episcopalian." (One can almost hear other Episcopalians quipping, "What other kind is there?")
As Mr. Stafford observed, "Drucker hardly ever uses theological or biblical terminology to express himself, even if he is writ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easily fits theological categories. With some other management writer this might be an accident, but Drucker is so well educated i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that it has to be a conscious choice. The point is that Drucker is not a man of pious gestures."
So if Mr. Drucker's religious interests were not more widely noticed, it was due to his own reticence as much as to any antipathy to religion in the world of business or ideas. Still, once one becomes aware of his religions as well as his political outlook, it is not hard to see them as underpinnings for much of his thinking about the human obligations of manage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ty in an unstable world.
His reticence disappeared, of course, when he was addressing religion and management directly. He tossed out ideas and opinions in his usual dizzying fashion, comparing Reformation-era Calvinists and Jesuits, declaring revolutions "in the human spirit," obviously less concerned about being wrong than about not provoking thought.
The future was with "pastoral churches," he argued, ones that put a higher priority on answering people's needs than perpetuating some specific doctrine or ritual or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Very bluntly, people are dreadfully bored with theology," he told the editors of Leadership in 1989. "And I sympathize with them. I've always felt that quite clearly the good Lord loves diversity. He created 2,500 species of flies. If he had been like some theologians I know, there would have been only one right specie of fly."
Are pastors comparable to C.E.O.'s? "Up to a point," Mr. Drucker said. On the other hand, "many other organizations can be run on the army model, the command model. But the church cannot. It's a partnership."
Sermons are important. "You have 20 minutes to communicate the vision," he said,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nother world, but it completely penetrates, encompasses, encapsulates this world."
Sometimes he criticized churches as being unconcerned about the world. At other times, he criticized them as emphasizing social programs to the neglect of a distinctly spiritual mission.
"The church is the only organization that is not entirely concerned with the kingdom of this earth," he said. "We're the only one with another dimension. And for that reason, many good concerns around here are not our primary focus."
One should not miss the "we" and "our" in those sentences.
He freely admitted inconsistency, however, questioning whether some churches should "really be in the shelter business," but praising Roman Catholics for running schools for non-Catholics in areas where the public schools were wanting. The question was always, he said, "Can we make a real difference?"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way people see what's truly important in life" was his ultimate test for both individuals and churches.
"I don't know," he acknowledged, "that you can measure this - certainly not by the bookkeeping of this world - but I'm reasonably sure that some sort of bookkeeping is going on someplace."
In this world, he said in a characteristic marriage of the visionary and the practical, the ones who best understand what can make a difference are the saints.
"That's the definition of a saint," Mr. Drucker said, "somebody who sees reality."

2013年10月16日 星期三

吳先旺, Kumar Pallana


吳先旺1940-2013:五洲製藥董事長吳先旺病逝 享年74歲 【2013/10/16 15:35】
新聞圖片
吳先旺曾在自傳「窮鬼翻身」提到過去艱苦的打拚人生。(圖片擷取自商周出版社)
〔本報訊〕據中視報導,擁有百億身價的五洲製藥董事長吳先旺,15日下午3點因心臟與多重器官衰竭逝世,享年74歲。吳先旺過去僅有小學畢業,大字不識幾個,隻身北上闖天下,曾經待過機車行、婦產科工作,到了中年才開創他的藥品事業,努力打拚出億萬財富的製藥王國。

 吳先旺曾在自傳「窮鬼翻身」表示,因從小就被算命剋父母給人收養,貧窮的環境下沒有機會受教育,年輕時北上打拚,在機車行修過車,甚至還開過婦產科、中醫院,經歷各種艱苦心酸,直到中年才投身製藥,連支票都沒看過的他,就開始了傳奇的創業生涯。

 回首過去,曾窮地沒褲穿到坐擁百億身價,一路上艱辛奮鬥全靠意志力翻身,吳先旺曾說:「如果上天給你的是一條歹命,你一定要加倍努力,把它翻過來不要怨嘆沒本錢,機會就是你的本錢」一語道盡不凡的人生哲學。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kSZ33A-xc
1918-2013
Look back at the life and work of Kumar Pallana, an Indian plate spinner turned Texas yoga instructor turned sought-after character actor in films by Wes Anderson, Steven Spielberg and others.

“He had a certain wise serenity and tremendous charisma,” Mr. Anderson wrote in an e-mail message to The Times. “We had never met anyone even remotely like him in any respect.”

Kumar Pallana obituary

Indian-born actor who brought his ingenuous charm to the hit films of Wes Anderson
Kumar Pallana in The Royal Tenenbaums, 2001
Kumar Pallana in The Royal Tenenbaums, 2001, directed by Wes Anderson. Photograph: Allstar/Cinetext/Touchstone
Some film-makers have lucky-mascot actors who are occasionally to be spotted in small roles in their movies – for instance Dick Miller in the work of Joe Dante or Jack Nance returning repeatedly to David Lynch. It's a film geeks' in-joke, a cinephiles' game of Where's Wally? For Wes Anderson,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US film-makers to emerge in the last 20 years, that position was filled on four occasions by the delightful and guileless Kumar Pallana, who has died aged 94.
Pallana appeared in Anderson's first three, reputation-forging movies. He played the useless safecracker Kumar in the director's 1996 debut, Bottle Rocket ("Man, I blew it," he sighs memorably as the police close in. "I blew it, man.") He was the school caretaker Mr Littlejeans in Rushmore (1998), Anderson's masterpiece. And he took his most prominent role as Pagoda, the sidekick-cum-butler to the feckless patriarch played by Gene Hackman in The Royal Tenenbaums (2001). He turned up again in Anderson's fifth film, The Darjeeling Limited (2007), set in India.
Pallana was more than just a benevolent presence drafted in to boost the eccentricity quota of those pictures. He had his own varied and colourful life and career long before Anderson was born. Nor was Anderson the first to spot his screen potential: he had already appeared in bit parts in the James Stewart western Broken Arrow (1950) and in Elia Kazan's Viva Zapata! (1952), and appeared as Kumar of India – the name of his off-screen act – on US television in the children's series The Mickey Mouse Club (1956) and Captain Kangaroo (1961). "Each of us has our own destiny," he told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in 2004. "Mine is to be an actor."
He was born in India. His father was a car salesman and the family had a comfortable life until falling on hard times during the country'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Pallana trained as a gymnast and juggler, and performed as a child in Indian communities across Africa; he also studied yoga. He went to the US in 1946 and found small acting roles. To support his wife and two children, he took work as a juggler and plate-spinner in nightclubs before settling in 1960 in Dallas. There he opened a yoga studio. His son Dipak (who has also appeared in Anderson's films) later opened a coffee shop, the Cosmic Cup, on the studio's ground floor.
Anderson attended the Cosmic Cup's regular chess nights, with his co-writer, Owen Wilson (best known as an actor). "They just finished college, the both of them," Pallana recalled. "They said, 'We are writing.' They wanted to shoot … Bottle Rocket. And I did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what kind of movie it was. They go to Los Angeles and finally they come and they say, 'Yeah, we are shooting the movie. And here is your part.'" It was precisely that nonplussed charm that came through on screen; Pallana was such an ingenuous presence that it seemed possible he might turn to camera and break the fourth wall at any moment.
His work with Anderson led to more screen roles. Pallana appeared in Steven Spielberg's sentimental comedy The Terminal (2004), John Turturro's musical Romance and Cigarettes (2005) and the science-fiction drama Another Earth (2011). But he was busy with yoga classes and was not exactly waiting for the next script to drop through the letterbox. "Whatever comes, I take it," he said. "I'm an old guy. I don't hustle and I don't bustle. So sometimes you're behind, but that's okay. Your peace of mind is more important. I have seen the people who hustle and bustle, and they are already gone, at a young age. They could have enjoyed life."
He is survived by his son and by his daughter, Sandhya.
• Kumar Pallana, actor and yoga teacher, born 23 December 1918; died 10 October 2013

2013年10月8日 星期二

莊國欽。曾永權,吳伯雄

 吳促王提申訴 暗嗆馬勿伸黑手
Ads by Google
宏佳騰Elite 300i夢幻跑旅 www.aeonmotor.com.tw
Aeon黃牌跑旅車,4行程水冷單缸引擎, 最大25Ps馬力,輕鬆征服每一條公路!
〔記者彭顯鈞、施曉光/台北報導〕馬英九總統惡鬥立法院長王金平,藍營矛盾難平,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昨呼籲雙方透過黨內機制解決,由王金平向廉能委員會提出申訴,不過吳也暗嗆曾赴考紀會坐陣鍘王的馬英九,「希望任何人不要事先干涉、事先指示!」
婦聯會昨在圓山飯店舉辦國慶聯誼茶會,馬英九、吳伯雄和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都受邀出席。馬致詞完、正準備離去時,連戰剛好走入大門,已有大半年不曾公開同台的兩人「巧遇」,姿態僵硬地簡短握手寒暄,表情尷尬。
透過黨內機制解紛爭
由於馬、連陣營曾經發生言語互鬥;馬王政爭後,連戰還向馬喊話,強調「對國會議長不能如此羞辱」,立場針鋒相對。兩人昨天「不小心」當面遭遇,也成為媒體關注焦點。
吳伯雄則在受訪時,針對黨內矛盾、團結,語重心長地提出解決之道。吳表示,大家都很憂心,希望這個風波早日過去,呼籲「多一分慈悲、多一份智慧」。
吳伯雄並表示,為了眾生著想,這是一念之間的事,「說難很難,說簡單很簡單」,希望大家放棄個人執著,為眾生著想,呼籲「馬先生也好,王先生也好」,都要有這樣的想法。
至於馬、王是否聽進去,吳無奈地說,應該慢慢感受得到,「應該不難吧!也許我個人太單純了一點!」
吳也提到化解矛盾的解決方案,認為王可循黨內機制提出申訴,強調「王是永遠的國民黨員,希望王能在黨內機制得到重新審核的機會」。
不容任何人事先干涉
吳伯雄特別強調,王可向黨內廉能委員會申訴,「當然,我們也希望任何人不要做事先的干涉,事先的指示!」至於王金平能否出席全代會,吳說,王是黨員,應該可以參加。
此外,根據轉述,國民黨昨晚中山會報也有與會人士表示,目前要處理王金平的問題,最好還是走黨內申訴一途,盼黨內能促成;有人還說︰「黨已經開了一扇門,就看王院長的決定。」但馬英九僅聆聽,沒有做任何回應。
國民黨考紀會主委黃昭元在會中強調,廉能會是公正獨立運作的單位,目前十三位廉能會委員中,半數以上為非黨籍人士,成員包括前法官、調查局長,本月十四日是王金平可以申訴的最後一天。

曾永權銜命 盼王金平勸侯寬仁放棄上訴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8-18 09:14:43  


曾永權銜吳敦義之命,前天傍晚與王金平會面。
中評社香港8月18日電/國民黨“總統”提名人馬英九特別費案再掀黨內波瀾。中央政策會執行長曾永權銜黨秘書長吳敦義之命,前天傍晚與“立法院長”王金平會面,希望王出面勸請有親戚關係的檢察官侯寬仁放棄特別費案的上訴,但遭王拒絕。

  聯合報報道,王金平對黨內高層在他拒絕的次日,就拿他與侯寬仁的親戚關係放話、作文章,甚至扭曲事實,感到相當憤怒。他說,侯寬仁是馬英九任 “法務部長”的部屬,關係不是更親密?讓他最生氣的是,那位高層既然要在他與侯的親戚關係上作文章,卻又找人來見他,要他勸請侯寬仁放棄上訴,“這到底是 什麼意思?”

  據透露,曾永權、王金平會晤近半小時,談到大法官會議釋字六三二號解釋及馬英九特別費案等議題;曾表示,吳敦義知道王金平與侯寬仁有親戚關係,希望請王透過這層關係,幫忙勸請侯寬仁不要在馬案提起上訴。

  王金平當場拒絕,強調他不能介入司法案件,他不能做也沒有能力做;王也坦言,他與侯寬仁是有親戚關係,但關係很疏遠,所以長期以來他與侯根本沒有往來。

  王金平昨天公開證實“有人受託”請他勸侯寬仁放棄上訴,遭他拒絕,但他不願多談會談過程及內容。被問到“有人”是否就是曾永權,王笑而不答。至於哪位黨內高層,王金平表示,對方確有提到,但他不願講。

  面對媒體一再追問,那位黨內高層到底是誰?是否即為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王金平說,“他(吳伯雄)不會做這種事。”但接著被問到是否為吳敦義?王則說:“我不想說”。

  對於黨內有人放話指王金平過去半年強勢,是出於對侯寬仁辦案有百分之百信心;王金平相當不滿地說:“什麼時候強勢?如果強勢幹什麼不跟馬英九 選(國民黨“總統”提名)。”黨內有人放這種話根本就是誤導。檢方偵辦特別費案及起訴過程中,他沒說過馬英九應該有罪的話,公開或私下都不願去談或是討論 馬英九特別費案有罪或無罪。

  王金平說,誰沒有親戚,硬要把他和侯寬仁扯在一起,根本是把“土豆仁與土豆干扯成一樣的東西。”

  侯寬仁在朴子市的親友指出,侯寬仁和王金平的外甥是連襟,侯寬仁娶涂淑惠為妻,涂淑惠的妹妹嫁給王金平的外甥。

莊國欽先生簡歷表

中央銀行理事
 學  歷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材料工程博士
 專  長
 產業經濟、產業科技發展、企業經營與管理
 主要經歷
 一、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二、立法委員
 三、產業科技發展協進會理事長
 四、遠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董事長
 現任職務
邏輯電子公司董事長


作者:游常山 

 

沿著世賢路來到省道,博愛路,往北,則是,忠孝路,二十年前,我曾經在忠孝路的遠東機械採訪了莊國欽博士,他是美國MIT的機械工程博士,沒有去教書,繼承家族的事業,當遠東機械的CEO。也因為國民黨征召,當過短短一任立委,但是他不愛,很快離開政壇。

記得,二十年前,年輕、還沒有出國唸書的我,和莊博士,大談他留學的美國新英格蘭的大自然,他說在波士頓,因為他愛大自然,曾去New Hampshire州的白山,登山、賞楓葉。

談到企業倫理,我們又聊到,日本德川幕府前、現代性大舉進入日本前,日本佛教的種種。

往事如煙,今天經過他家族的遠東機械,當時採訪他,他約五十歲,如今,應該退休了吧?

 

莊國欽樂在網球


對一位日常行程表密密麻麻,擁有好多位專任助理,仍然覺得時間不夠用的企業界最高主管而言,安排年假有時是一種奢求,只能將年假切成數段,透過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取代度長假。一旦能夠挪出一至二星期時間度假,他們通常選擇以鍛鍊身體、放鬆身心的方式度過。
 遠東機械董事長莊國欽,身兼立委,每日有數不清的會議、訪客,昔日的嗜好─音樂,被迫捨棄,「目前可以從事的休閒生活,就是運動!」五十七歲的他,神采奕奕,看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多拜愛好運動之賜。

網誌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