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上海解雇30萬（或3萬）公安」的消息.....推測背後的具體:「機構精簡與轉型：輔警」與編外人員裁撤原因主要涵蓋以下幾個核心面向： 地方財政枯竭：。藍博洲： 相信一國一制，共產黨制度的優異，了不起，致力於鼓吹1927年台灣青年加入上海共產黨支部的愛國主義，來喚醒當代台灣青年2026.......鍾浩東，"幌馬車の歌"急げ幌馬車 唄。郭明哲（1921-1998），臺中大甲人，所涉案件為「郭明哲蔡仲伯案（匪偽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郭明哲等叛亂案）」

所謂「上海解雇30萬（或3萬）公安」的消息，源自於近期海外時事評論與社群媒體（如 YouTube 頻道 攝徒日記Fun TV）對中國地方財政壓力的討論。這並非官方公開的正式人事命令，而是外界根據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所作出的分析與推測。 [1, 2]

此推測背後的具體原因主要涵蓋以下幾個核心面向：

• 地方財政枯竭： 中國地方政府近年面臨嚴重的土地財政萎縮及經濟成長放緩，包含上海在內的多數地方政府稅收大減，難以繼續負擔龐大的行政與維穩開支。 [1]
• 「輔警」與編外人員裁撤： 為了削減開支，外界分析認為政府首當其衝會針對沒有正式公務員編制、薪資由地方財政支應的「輔警」（協警）及外包安保人員進行大規模裁員或大幅降薪。 [1]
• 機構精簡與轉型： 隨著經濟壓力增加，部分評論推測官方可能正在進行體制內的機構合併與人力優化，減少對基層維穩人力的依賴，將資源轉向數位監控或其他優先項目。 [1]

藍博洲 ·



去大甲郭明哲老前輩家裏整理棄置多年的舊書，因而看到這張已是文物的宣傳單，自己都忘了細節。同時提醒自己：
今年應把蘇新文集重新出版當作重要的一件任務。
祝福正派的人新年安康！

• 紀念碑錄名位置：
  綠島園區紀念碑景美園區紀念碑

郭明哲（1921-1998），臺中大甲人，所涉案件為「郭明哲蔡仲伯案（匪偽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郭明哲等叛亂案）」，同時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廖學銳等案」被槍決之郭萬福堂侄，被捕時為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民學校校長。 據官方檔案顯示，郭明哲曾參加謝雪紅所領導之「人民協會」及簡吉所領導之「農民組合」等左傾團體，並與郭萬福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研究相關理論。1947年7月郭明哲參加郭萬福之讀書會時，被吸收加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並經郭萬福指定擔任大甲支部組織幹事。在擔任同富國民學校校長時，向同事宣傳並企圖成立讀書會吸收黨徒未果，並印《青年修養》等書刊散發，並在大甲介紹鍾來田給郭阿坤吸收。1950年11月（39）安潔字第2741判決，以郭明哲參加叛亂組織，判處有期徒刑9年。 另據郭明哲堂叔郭萬福的自白書，自述參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是因為1946年秋於臺中與同學羅秋棠相遇，經羅秋棠介紹認識廖學銳，又由廖學銳介紹而認識陳福添。陳福添在1947年秋向郭明哲介紹「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組織的存在，以及如何參加此一組織。郭萬福回鄉後與郭阿坤、郭明哲研究，但郭明哲並未立即參加，而是回到南投信義鄉繼續工作。日後郭萬福與郭阿坤決定參加，並由郭萬福代寫郭明哲與蘇海樹加入組織之自傳。 郭萬福曾於1952年12月及1953年1月自臺灣省保安令部軍法處看所守呈送兩份報告，請求轉呈蔣介石，報告中陳述審訊過程的不法與亂判，力陳郭明哲與蘇海樹並未獲准加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並指出郭明哲要繼承伯父一房的責任，自己絕不可能介紹他去送死，懇求鈞座「千萬不要冤枉他們兩人」。惟隔年1954年4月郭明哲再遭重判，據保安司令部（43）審三字第47號，以「前情經軍事檢察官偵查，以其參加組織復吸收黨徒，為匪宣傳等積極叛亂行為，應變重刑，申請復審，報奉國防部」，本案應是當局整肅過往與謝雪紅關係匪淺者。 又據陳英泰紀錄，郭明哲於1951年3月送軍事監獄，先在內湖曾與陳英泰同被編在第三隊，也是第一批被送到綠島。在綠島期間，因爆發「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廖學銳案」，再被調回調查，他把謝雪紅相關資訊向當局披露而判刑15年。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43）清澈字1606號，亦指出本可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論處郭明哲，惟「念其重新坦白時，曾供出線索數十起，頗具價值，自可衡情權處」，經送蔣介石總統核定，最後判處15年、褫奪公權10年，全部財產除各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均沒收。 1999年4月郭明哲妻兒王賜璧、郭志強代表向補償基金會提出補償申請，2001年3月3日第二屆第四次董事會審核通過。2019年2月27日經促轉會公告撤銷判決處分。

撰寫者/資料來源：鄭麗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rpUeMOVrCU&feature=fvwp&NR=1
急げ幌馬車 唄 /幌馬車之歌/ KARAOKE/カラオ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sImUmtO6Z8  

幌馬車之歌／悲情城市よ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xmrRPW-X_4

台語翻譯"幌馬車の歌"及Danny Boy 幌馬車之歌

香港來信

拒絕革命吞噬的兒女

廖偉棠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3年06月26日

左左右右，在大陸早已失去座標，其實在台港亦然。明明應該 代表獨立、激進的左派在大陸往往是保皇黨，而在香港則分為老左和新左，前者被視為「土共」，後者被本土激進右派者稱之為「左膠」（即左傻子）。而台灣亦是 複雜，有實際參與農村建設的左派、有參與工人鬥爭的左派、也有不斷在理論上繞圈圈的左派，近些年一些老左派甚至尊崇毛澤東，讚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 們被稱為「統左」，支持統一的左派，但我覺得更像是「自願接受統戰的左派」。在台灣，左派源遠流長，這裡要談的，是台灣最早的一輩左派——鍾浩東。

曾經沒有幾個大陸左派知道鍾浩東，儘管他是台灣最早的共產 黨員之一，並且為共產主義理想死得壯烈；台灣人知道鍾浩東和他的妻子蔣碧雲的存在，也是在他死後40年的1990年代通過侯孝賢導演的兩部電影巨作《悲情 城市》和《好男好女》而約略想像他們曾經的生死凜然——電影正是以他們為原型。

• 檢視大圖
  《幌馬車之歌》是有關台灣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鍾浩東的紀實作品，簡體中文版出版於2012年5月。
• 檢視大圖
  《悲情城市》電影海報。

鍾浩東（1915年—1950年）是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 最早和最重要的受害者之一，他出身台灣望族、留學日本，曾冒險回大陸抗日，日降後任基隆中學校長時成立中國共產黨「基隆中學支部」，繼而改組為「中國共產 黨台灣省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發行地下刊物《光明報》與成立讀書會來擴大影響。1949年該組織被台灣國民政府查獲，相關人士陸續被捕。8月27日前後鍾 浩東被捕，12月被處感訓，因為拒絕感訓，1950年9月9日，被判處死刑；同年10月14日遭到槍斃處決，據說當天獄友齊唱他喜愛的日本民謠《幌馬車之 歌》送別。

台灣作家藍博洲書寫鍾浩東及其他台灣白色恐怖時代殉難者的 《幌馬車之歌》書名正來於此，但我讀完之際卻無端想起另一本書的書名：《革命吞噬它的兒女》（徐慶全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後者寫的是丁玲 的遭遇。希望我這樣比擬沒有對鍾浩東先生等先烈不敬，鍾浩東是畢生的理想主義者，丁玲只是一度的理想主義者，後來她之所以被革命吞噬，很大原因是因為她不 肯直面革命的變質，甚至為之圓謊。

而早於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中殉道的鍾浩東及其同志，最大 的幸福是不用看到數十年後他們為之殉道的理想之變質。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只是我讀到四十年代時鍾浩東夫婦和另一對台灣返陸抗日夫婦為了革命事業忍痛送走 自己的孩子，其後又因墮胎不成導致次子體質虛弱最終亦早夭，我心中的一聲嘆息。

我對捨身成仁者永遠抱有最大的敬意，無論他們信奉的是什麼 主義。但是當一個主義、一個信仰要你犧牲自己的孩子來追隨（縱然你的理由是為了千千萬萬人的孩子不用犧牲），我認為都是靠不住的，沒有對自己孩子的愛不能 奢談對眾生之愛，這樣的信仰最終走向的是肅清與殺戮，與它曾反抗的暴政沒有兩樣。

鍾浩東及其同志們之死，最大的意義是在九十年代他的故事隨後輩的反思而為人所知，讓台灣民眾反思國民政府之獨裁殘暴、以及自身長期的沉默與遺忘之罪，讓人重新審視理想主義先行者的初衷，把之化為此時此地前進往更美好世界的新動力。

這一意義的展開，藍博洲先生的紀實小說《幌馬車之歌》當是 第一功，其後侯孝賢導演因之而來的電影巨作《悲情城市》及《好男好女》把反思從知識分子層面擴大到普羅百姓。不過，正如在《幌馬車之歌》的附錄里藍博洲指 出的，《悲情城市》含糊處理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關係，並且因為結尾字幕時間點的錯誤提示（結尾打出1949年國民黨敗退來台的字幕，相信是其時侯導 礙於政治壓力的虛晃一槍，使應該在50年代發生的白色恐怖肅殺被抹去，歷史被壓縮），這讓《悲情城市》被另一批政客所利用（詳見藍博洲《誰的<幌馬 車之歌>》一文）。估計侯導也意識到這個錯漏，於是進一步大膽地拍攝了直面白色恐怖的《好男好女》，正色為那一代理想主義者立像（也必須記一筆兩片 之間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從側面觸及白色恐怖在六十年代的延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第一次看《悲情城市》是1996年左右在珠海家中看盜版 VCD，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二二八事件；第一次看《好男好女》是2001年在北京一個朋友家中，這部片是一個台灣留學生帶來給我們看的，她是左翼青年，在 人民大學讀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生。第二年春天，我孤身往台灣環島漫遊，其中一段與她同路，在金瓜石下山往十份去的公車上，她用簡短的語言為我講解了一番台灣 左翼運動史。當然，我們還去了金瓜石、九份、十份那些和侯孝賢電影有關的地點參拜了一番。經歷過電影熱潮帶來的外景地旅遊熱潮之後，今天這些地方都多少荒 蕪，電影海報殘舊一任風雨剝蝕，就像那些夭折的青春一樣混作自然的一塵。

看《好男好女》的時候，台灣女生、我和北京的幾個朋友都哭 了。當「為革命而犧牲」在此岸成為人皆厭之的陳詞濫調之時，在半個世紀前在彼方卻是活生生的性命交割。革命因為成功而變質，革命因為失敗卻純粹，卻超越了 政治成為人性的考驗，成為存在的自我煉獄。當時我苦思切·格瓦拉的意義，其意義也大抵如此。

《幌馬車之歌》在2004年出版增訂版（2012年更意外 出版了大陸簡體版本），增補了幾近一倍的內容，關鍵是藍博洲能進入大陸調研、被訪者也更勇於講述史實，因此敲實了初版里許多仍在歷史迷霧中的細節。其中之 一個細節就是：鍾浩東及其同志的確是組織內的共產黨員，並存在接受大陸指揮策反基隆軍方的努力（見廣東省民盟「抗戰勝利後，我縣民盟成員在台灣省活動的情 況」）。我不禁想像假如歷史逆轉，白色恐怖會否被另一種顏色的恐怖所取代？而鍾先生是將成為加害者還是受害者？我相信，他依舊是受害者，那樣一個時代只要 你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就必定受害，必定殉道。想來寒氣滲骨，余亦難以多言！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此言難道真的是永恆的詛咒？

「馬嘶彼此呼應，消失在彼方漸行漸遠。」 《幌馬車之歌》最後的唱詞，既有惋惜，亦有呼應不絕的激勵，我想這是鍾浩東在臨刑前唱此歌的一個隱喻，而前面的一句「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這是 革命者所毅然確信的宿命。求仁得仁，死何懼哉。只是永別二字，要讓活下來的人承擔一生。

台灣的倖存者也無愧這沉重的承擔，活下去，並記住。鍾浩東 的太太蔣碧玉選擇了潛藏和保存記憶，最終在晚年大聲疾呼披露真相；本應和這些被政治迫害者無關的《人間》雜誌記者藍博洲尋找到他們，他是他們精神上的遺 孤，因此不懈不怠一寫再寫他們的故事，繼而拍攝《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台灣思想起》等紀錄片，強力為之發聲；而其他《人間》的同仁陳映真、王墨林、鍾喬 等也通過戲劇和詩歌擴大其餘波……，直至侯孝賢的兩部電影出現。這些都是倖存者的義務，像遠方的馬嘶呼應。而因為這些後繼者的努力，鍾浩東們才真正成為了 拒絕被革命吞噬的人。

這樣沉重的一個故事，我從中學會了反思，反思理想主義本身 的傷害性——理想主義並非不容置疑的、無往不利的真理，理想主義的傳承正正建立在對自己的批判和直面上。必須撇除「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鬥爭邏 輯。在2013年的今天，讀罷藍博洲們在1990年前後對1950年的惡之批判鬥爭，更加期待的是他們如何在今天追擊今天的惡。

野火一樣的歌唱着，是要燒掉什麼？

我曾經斷念愛恨地愛着，自我否定的野火。

永別之後馬兒抖擻着銅鈴——山河紅了綠，

我是雪，在馬鬃上的熱氣化作追隨的精靈。

——這是我寫給鍾浩東們的紀念詩，因為《幌馬車之歌》里，永別並不等於結束。

廖偉棠是香港作家和詩人。

史景遷和美國漢學 (鄭培凱：《傳習錄》中說：「心不安靜，則事皆亂矣。」鄭培凱教授分享道，古人也難心靜，因為世上麻煩從沒少過，關心則亂，那麼怎麼辦呢？要懂修養，從孔子到王陽明，都在教我們這件事。) 第三屆陽明心學國際論壇。本屆論壇於 2026 年 6 月 3 日舉行，探討核心為「陽明心學與教育未來」，會中正式揭牌成立了「陽明學與國際教育研究中心」。 陽明龍場之悟五百年暨中江藤樹誕生四百年 楊儒賓，馬淵昌也 主編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中日陽明學者墨跡 ──紀念王陽明龍場之悟五百年暨中江藤樹誕生四百年

楊儒賓，馬淵昌也 主編

•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出版
• 書籍裝訂平裝 / / 頁 / 單(黑) / 中文
•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叢書系列
• ISBN978-986-01-5040-7
• 定價300元
• 紙本書 三民書局 / 五南網路書店 / 博客來 / 國家書店 / 灰熊愛讀書 / 誠品網路書店 / 讀冊生活 /

• 簡介
• 作者
• 目次

為了紀念東亞陽明學史上劃時代的兩大歷史事件，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日本學習院大學與國立清華大學等學術機構，共同商定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廿至廿一日在東京的學習院大學舉辦《東亞陽明學──王陽明龍場驛悟道五百年暨中江藤樹誕生四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中、日、韓各地關心陽明學的學者共聚一堂，切磋共學。

配合《東亞陽明學──王陽明龍場驛悟道五百年暨中江藤樹誕生四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日本學習院大學馬淵昌也教授、清華大學楊儒賓教授以及何創時書法文教基金會何國慶先生，共同努力將他們的收藏品以及所蒐集到的陽明學者的墨寶，在學習院大學舉辦楊明學者墨寶展覽會，這是一項有意義的活動，也是我們推動東亞儒學研究極為重要的工作。

在展覽會舉辦的同時，我們同時將所展出的陽明學者墨寶，全彩精印作為展覽圖錄，以廣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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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備受學界與社會關注的焦點為剛剛落幕的第三屆陽明心學國際論壇。本屆論壇於 2026 年 6 月 3 日舉行，探討核心為「陽明心學與教育未來」，會中正式揭牌成立了「陽明學與國際教育研究中心」。 [1]

大會主要亮點與子論壇包含：

• 多元範疇：首次開設青年學者、校長與企業家 3 個平行論壇。
• AI世代挑戰：探討傳統文化如何融入課堂，以及破解現代人在價值觀教育中「知行不一」的難題。
• 企業實踐：探討陽明心學對當代企業家精神的塑造，與現代管理理念的結合。
• 心靈沉澱：學者倡議以心學幫助年輕人靜心，並透過「事上磨煉」應對生活挑戰。 [1, 2, 3]

詳細會議內容與專家見解可參閱 香港商報 的深度報導。

如果您對陽明心學的特定主題感興趣，想進一步了解：

• 王陽明核心主張（如「知行合一」、「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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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說：「心不安靜，則事皆亂矣。」鄭培凱教授分享道，古人也難心靜，因為世上麻煩從沒少過，關心則亂，那麼怎麼辦呢？要懂修養，從孔子到王陽明，都在教我們這件事。

#王陽明 #陽明心學 #文化 #文化自信 #鄭培凱教授 #鹽酥雞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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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的絕大多數作品，台灣都有譯本。幾年前訪問過台灣。我以後在發表意見：譬如說"康熙"一書，他在書中明說受法語作家名著 (待查)的啟發。

鄭培凱丨史景遷和美國漢學

2015-05-07 明清史研究資訊

　　　　明清史研究資訊投稿　　　　

chenzh56@qq.com

上海書評：讀過史景遷的書，都想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您是史景遷的第一個博士生，能跟我們談談您的這位導師嗎？為美國著名的中國史專家，史景遷以“說故事”的傳統歷史方法在中國讀書界擁有極大的影響和聲望。香港城市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早年在耶魯大學師從史景遷攻讀博士學位，近期又主編了“史景遷作品”系列。近日適逢鄭教授訪滬，對我們談起了他的導師和多少與史景遷有點格格不入的美國漢學界。

鄭培凱：史景遷人很好，他最好的一點是，他會問我到底喜歡做什麼。我說我自己還摸索不清楚，興趣也蠻多。他說那這樣吧，你自己去讀書吧，我可以教你怎麼組織你掌握的資料。他有時候會說，那段歷史我也不熟。這個態度我以前在中國沒有見到過。中國的老師不會跟你說，這個東西我不是很清楚，你自己去讀，回來我幫你整理整理你的思路。

他說我絕對可以幫你把你的英文寫好。這個對我幫助很大。我寫學期報告還有其他文章，他都幫我改，就跟我中學的時候，老師給我改作文一樣。他改的呢，很有趣。我覺得我講得已經蠻順啦，可他用字就不同。我印像很深的有一個，我講到當時社會上有一些流動的人，在不同時期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他幫我改了一下，說有一些人“sporadically employed”。我對這個印像很深，這兩個單詞是說有些人“斷斷續續地不同地工作著”。我師姐韓書瑞也幫我看，看到這句，說：“哎，這個是不是史景遷幫你改的？”她知道我那時寫不出這樣的詞語來。這個很有趣。

我在耶魯讀了四年之後，因為興趣廣，還沒做完博士論文，史景遷就幫我申請到兩年的耶魯最高的榮譽獎學金，所以我總共有六年的獎學金。而且還說，你可以回中國大陸做考察，經費全部提供。這個機會其實也改變了我一生的發展。我是1976年夏天，“文革”還沒結束，以及1978年夏天，由耶魯獎學金資助，兩次來大陸做學術考察，這個經歷對我影響很大。

我覺得史景遷教人的方式，應該是因人而異，因為我知道有些師弟最後沒拿到學位。他對學生其實很關注。而且他很聰明，史景遷的聰明是沒有話講的。我覺得他教學上是非常好。他認為學生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意，弄清楚自己想要研究的方向。他主要是在教學上相當照顧學生，為他們提供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

他也把學生當作朋友。最後兩年我其實不住在耶魯，住在郊外；那時他讓我叫他Jonathan就行了。我覺得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講也有很重要的啟發意義，那就是老師拿學生當朋友，他覺得你有獨立性，他也不希望你繼承衣缽，也不希望你說是他的家派，這跟我們中國老師很不一樣。其實講起來，美國漢學界，其實也不止是漢學界，就是整個學界，人文學界，它是這麼一個氣氛，也不只是他一個老師是這樣，大多數都是這樣。　

上海書評：有人批評史景遷的著作裡有一些對文言文的誤解。史景遷的中文水平怎麼樣？

鄭培凱：他是懂很多門外語的。比如說他在做利瑪竇的時候，就比較得心應手，因為他歐洲的語言基本都會。我記得當時他看意大利文的材料，還有很多法文的，他各種語言都掌握得非常的好。這在他後來寫《王氏之死》時我也發現了。寫《王氏之死》，他看蒲松齡的著作，讀中文材料，同時他也看法文的翻譯和意大利文的翻譯。所以你現在發現，他其實在用原始資料的時候，不止是靠自己讀中文，也參照各種歐洲語文譯本。你當然可以說，我中文好就行。我覺得很難說，因為每一個翻譯家他都好好地讀過原文，在轉譯的過程中把它重新詮釋了，希望能夠進入到一個現代的語境。他參考了不同語言的翻譯，還有原文在手。

他中文很不錯的，文言文也能看。其實真的給他打下根底的老師，是房兆楹和杜聯喆這對夫婦學者。他們是非常有學問的，可是在美國始終都沒有進入學院教書，因為美國學校位子很少，尤其早期。胡適介紹他們給國會圖書館，做《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史景遷的中文底子，是這兩位學者，特別是房兆楹幫著打下的。史景遷這個名字就是房兆楹給他取的嘛。有許多漢學家謠傳史景遷不會中文。我知道他會中文的，他會看的，有時候會問一下。他也會講，講得不是太好。有個笑話，是真事。1980年，錢鍾書隨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到美國訪問，到了耶魯，要見史景遷。他們兩個相會，都是才子型的嘛，這怎麼辦呢？兩人見面，用什麼語言對話呢？中文還是英文？最後講的是法文。　

上海書評：聽說錢鍾書曾說過史景遷是“失敗的小說家”？

鄭培凱：這個說法，我們聽說過，傳聞的，是有可能的，說他是“failed novelist”。可是問錢鍾書，他說沒有。錢鍾書那個嘴是……後來楊絳不是一直幫他掃清這些東西嗎？

上海書評：史景遷的文筆好是大家公認的，他的作品之所以好看和暢銷，也在於有很多想像出來的細節。

鄭培凱：我覺得他寫的方法非常有趣，因為他的確是有許多歷史的想像。這個歷史的想像並不是中國傳統固有的，它來自一種對人類文化的深刻了解。史景遷對歐洲的整個文化傳統有很深刻的認識，他的西洋文學、西洋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所以他有一種敏感度，他看中國的東西，他對中國人的一種歷史的同情，比別人多，比別的所謂的漢學家要多。

我覺得他最深厚的東西，其實是他對西方的了解，所以他在了解中國的時候，充滿了一種歷史的同情。史景遷在做歷史研究的時候，他就會進入那段歷史的情景。你要了解歷史，歷史到底是什麼東西？歷史的確是過去的客觀，然而，你現在沒有辦法回到過去的客觀。那是千千萬萬的人生活在裡頭的客觀真實，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每一個人的生活經歷。你知道當時每一個人在想什麼，每一個人在做什麼，那一場戰爭每一刀砍在哪裡，你可能知道嗎？這不可能的嘛。所以呢，你掌握所有的資料，這些資料還是斷斷裂裂的，那你怎麼樣把它整合起來？這還是要有一定的想像的，可是你所有的想像都是要建築在你所知道的可靠的史料上。史景遷的作品大概是這樣寫出來的。

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天安門》，很多人誤會這本書說的是那個事件，其實不是的。他認為天安門很重要，從清朝就重要，是一個中國近代史的象徵。書中主要講三個人：康有為，魯迅，丁玲。史景遷借助由這三個人延伸出來的所有歷史事件，呈現出當時的社會思潮、人物性格，還有他們的歷史處境，歷史環境的大變動，這是很有意思的。他的基本看法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遭遇，遭遇是他們個人的生活，而出現這些遭遇的環境就是歷史。所以從這裡頭又發現了近代中國歷史文化的變動，又回到對每一個人的關注與重視，由此展現活生生的歷史。我們中國的歷史研究，到了二十世紀，開始學西方的歷史的時候，有個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學了一套客觀的歷史，然後經常講到歷史的潮流，經常把具體的、活生生的個人抹殺掉，對個人遭遇和心境的認識比較欠缺。

他第一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康熙與曹寅》，其實寫得蠻好，用比較傳統的史學的寫法，用檔案哪，用文獻哪。那本書耶魯大學出版社覺得不錯，後來就出版了，賣了二十年，第一版都沒賣光。後來史景遷成名 ​​了，都賣掉了，而且不但如此，後來還加印。我覺得這個現像也很有意思。有些人讀書也怪，明明這本是好書嘛，他不讀，一定要作者後來享了大名了以後才讀。我知道最典型的例子是高行健。高行健的《靈山》在台灣出，十年賣了五十九本。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一個禮拜賣了五萬本。

其實史景遷在學習他的本文化，也就是歐洲文化的過程當中，老早就碰到很多跟中國有關的一些討論，這可以從他的第二部作品中看出來。那本書叫《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是比較好看、比較通俗的。雖然用的資料大體上都是第二手的，可是他研究了從明末一直到新中國這個歷史階段在華的外國專家、外國顧問、傳教士等等。他後來寫了幾本書是跟這個主題有關的，​​他也會再回到西方找材料，比如說《胡若望的疑問》，相關的資料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梵蒂岡都有。這本書的寫法就有點像寫《王氏之死》。《大汗之國》等於說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西方怎麼看中國，他也寫得蠻有意思。

他一部一部地這樣寫，後期比較重要的作品是本教科書《追尋現代中國》，這本書到今天仍是在美國學中國近代史最主要的一本教科書。這本書出版後很快就成為暢銷書，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一本教科書，居然可以變成暢銷書，在美國普通書店都有得賣。

上海書評：美國漢學界和學術界對史景遷的評價如何？

鄭培凱：他的《康熙》出版後，一般的評論認為很好，史學界評論也認為很好。但那些漢學家就覺得，哪裡有這樣寫歷史的？也不是所有漢學家都批評，但的確有些人覺得他另闢蹊徑，假冒康熙，端起架子說英文。漢學界總覺得，這個史景遷走的路子，不是我們搞漢學傳統的方式。等到他寫《王氏之死》的時候，就有一些人嘰嘰喳喳的了：“做夢嘛，亂想的，這個東西跟客觀歷史不相干的啦。”這種批評是有的。史景遷後來按照他的路子再繼續寫下去，每本書都開始暢銷了，這時候就有人不滿了。你寫的是學術著作嘛，居然暢銷了；我們皓首窮經的漢學研究著作卻沒人看。特別是寫到《天安門》，大家也不是批評這本書寫得不好，就是說它太暢銷。

我覺得漢學界在過去的美國，是非常邊緣的，就好像在我們中國，你研究非洲史，或者是阿拉伯史的，應該是非常邊緣的。因為美國最主要是，自己有個美國史，美國史之外，是以歐洲史為主，歐洲的上古史啊、希臘、羅馬啊這些，有研究中古史的，也有研究歐洲思想史或是社會發展史的，然後有國別史，英國、德國、法國……中國是一個國別史，大概是這樣一個狀況。

當漢學本身是邊緣的時候，它自己有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比較傳統。史景遷的整個路數呢，他從來沒有限於傳統的漢學圈子，他就是研究歷史，只不過具體的研究領域是近代中國的歷史。所以他寫書的對象呢，不是寫給漢學研究領域的漢學家看的，他是寫給對歷史有興趣的，還有各種領域的歷史家看的，因為他們希望了解中國的歷史。

講到漢學界是蠻麻煩的。漢學界最主要的有一批人是研究與講授中國語文的，這些人總是覺得，可能史景遷中文底子不夠好。當然，我相信史景遷沒有他們的中文底子好，這個我相信。可是在歐美歷史界，他一直都受到大家的認可與尊重，他做過美國歷史學會的主席，也就是整個歷史學界的領袖。這可能也反映了一些有趣的現象，因為他真正活躍的學術圈是歷史界，而不是所謂的漢學界。現在在美國很少聽到對他的批評，傳統的漢學界也接受他，因為他的著 ​​作變成教科書了。教中國近代史，總會選用他的書，甚至有些人教中國近現代文學的，也用他的書，因為他寫過魯迅、丁玲，以及近現代作家的生活環境。可是，他基本上還是個歷史家，當然因為是研究中國，所以也被人稱作漢學家，然而絕對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漢學家。

在美國，整體的知識圈與文化圈都對他很尊敬，像《紐約書評》經常請他做撰稿人，那在美國差不多算是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一份刊物了。《紐約時報·書評周刊》也請他。他這個人，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很隨和，寫歷史也像講故事。他的東西寫得很暢銷啊，一般人都可以看，可他基本還是很嚴謹很紮實的，因為他是個歷史家，受過嚴格的歷史訓練。他的訓練是這樣，他會運用想像，彌補歷史的縫隙，可是他每一個想像的出發點，都會告訴你，這個想像怎麼來的，都有依據的，不會隨便亂想，因為歷史不是虛構的故事，他不是做文學創作。特別可以注意，看他如何批評有些胡亂想像的書，他的批評很嚴厲。比如有兩本書，一本是《黃金之城》，一本是《1421》。像這種時候，他謹慎當中還蠻決斷的，“根本是胡說”，他就敢這樣講。他經常在學術界跟文化界擔任一個知識人、文化人的本分功能，讓他的知識以及對中國歷史的理解，與人家共享。

他的學術地位嘛，我想可以這樣定：他作為一個歷史家，把一些涉及中國歷史學的研究探索重新提出來，以明暢的文字敘述清楚，探討近代中國的歷程該如何認識。其實是把歷史哲學也探討的一些重要的議題，都重新提出來，然後通過歷史敘述來實踐。他實踐的本身，就是一部部歷史作品，都呈現出具體人物所經歷的歷史氛圍。你可以看到，他的著作是歷史寫作很好的典範。有人批評他偶爾會誤讀了中文材料，我看也難免，人非聖賢，不是說什麼都百分之百對的。他處理的歷史題材，一般都通過具體的個人或事件，涉及如何理解中國傳統的歷史環境，而比較不太進行特定的專題探索。他也會爬梳史料，找出過去史家不太注意的材料，但總是為了說清楚具體歷史事件發展的關鍵，而不是專為了從事歷史考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史景遷影響了西方對近代中國的認識，這方面他有很大的貢獻。他的貢獻，跟早期，比如林語堂、賽珍珠他們，有一點不同。他基本上還是個學者，他講的東西，是從研究的角度，或者把學界的東西呈現出來，讓大家理解中國以及中國所經歷的變動。他的文化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這個很重要。不講別的，現在我們在英美教中國近代史，最基本的教科書就是用他的。以前我們用費正清的。費正清那本寫得很枯燥，文字不如史景遷的流暢活潑。至少，他們的書作為教科書，基本史實都可靠，你假如找出毛病來，也是你的一個成就。當這樣的書大家都讀，而且都覺得可靠，這就是重要的知識來源，會影響整個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與態度。1980年以後，美國人、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國，一個很主要的來源，就是看史景遷寫的書。

來源：《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4月10日

作者：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