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霖，林茹，任志強，高智晟，郭玉閃

從任志強到“李老師”，中國的納瓦尼們 像納瓦尼這樣高知名度的反對派領袖在中國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他們就已經遭到封口和監禁，無法接觸公眾輿論。但中國的異議人士從未停止反抗。 袁莉 2月16日阿列克謝·納瓦尼在獄中去世當天，俄羅斯駐華沙大使館外。 Sergei Gap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看過關於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尼的紀錄片《 納瓦尼》(Navalny)後，一位中國女商人給我發訊息說，「任志強就是中國的納瓦尼。」她說的是那位因批評領導人習近平而被判處18年徒刑的退休房地產大亨。 在納瓦尼本月不幸去世後，一位住在柏林的年輕異議人士在X上發文稱，「 李老師是最接近中國納瓦尼的人。」他指的是一位被稱為「李老師」的反叛網路紅人，他利用社群媒體分享有關中國抗議活動的訊息，現在已經在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還有其他人：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及因顛覆罪被判入獄14年、正在服刑的法律學者許志永。 可悲的事實是，中國並沒有類似納瓦尼的人，因為中國沒有反對黨，因此也沒有反對派領袖。 廣告 並不是因為沒有這方面的嘗試。許多勇敢的中國人挺身而出，反抗世界上最強大的威權政府。自2000年以來，非營利人道主義組織「 對話」記錄了中國48699名政治犯的案件，其中7371人目前在押。他們在中國公眾中的知名度都不如納瓦尼在俄羅斯的知名度。 2010年，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展示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影像，他於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 Toby Melville/Reuters 在普丁總統領導下，俄羅斯極度不容忍異議。普丁把批評自己的人關進監獄，甚至追捕流亡人士。而在中國，像納瓦尼這樣的高知名度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他們就已經遭到封口和監禁。 「你能想像中國允許著名政治犯像納瓦尼一樣，透過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方式持續接觸公眾輿論嗎？」已退休的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在X上寫道。 廣告 這就是中國異見者群體在悲痛和震驚中看到納瓦尼去世消息時的想法。他的死亡是個悲劇，他的人生是英勇的。但令他們難以消化的是，納瓦尼能在監獄裡寄出數百封手寫信件這件事。人們給他寫信，只需每頁支付40美分，還可以收到他回信的掃描件。網路上也發布了他最後一次出庭時身在柵欄後面的影片。 「儘管條件越來越惡劣，包括多次被單獨監禁，」我的同事安東·特羅亞諾夫斯基寫道，「他仍然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而他流亡的團隊成員繼續發表對俄羅斯上層腐敗的調查。” 這些在中國都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中國政治犯的名字在網路上都受到審查。一旦被捕，就再也不會有他們的消息。沒有人可以去探望他們，只有直系親屬和律師除外，而他們的探訪也得不到保證。中國的政治犯無法與外界聯繫，只能在獄中自生自滅，即使正面臨健康問題的困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就是在政府看管下因晚期肝癌逝世的。 任志強，2013年。這位退休的房地產大亨因批評習近平被判處18年監禁。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有人把退休的房地產大亨任志強稱為「中國的納瓦尼」。他可能一度是中國政治犯中最受公眾關注的人物。他也曾經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社群媒體部落客之一，擁有近3,800萬粉絲。 2016年，在他批評習近平宣布中國所有新聞媒體都必須為黨服務之後，他的微博帳號被刪除。 去年，當我向一個年輕的中國人提起他時，那個人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任志強被封口時，年輕人只有15歲，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從2010年就認識任志強了。但自從他於2020年3月被捕以來，我就再也沒有與他直接聯絡。他的朋友也沒有。我們都對他的獄中生活缺乏第一手的了解。 就在被捕前幾天，任志強告訴我，由於懷疑有攝護腺癌，他已經定了要去做切片檢查。幾個月來，我從與他家人有聯繫的人那裡聽說，他的前列腺疾病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他每天晚上要起床十幾次上廁所。我不能聯繫他的家人，因為接受外國媒體採訪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 高智晟是人權律師，在監獄中被關押多年，遭受酷刑，隨後在2017年失蹤。從那以後，家人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是否還活著。如今，很少中國人知道他的名字。 2022年，活動人士在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前集會，要求釋放人權律師高智晟。 Frederic J. Brow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他們的失蹤是一種常態，」2012年曾幫助律師陳光誠在美國尋求庇護的活動人士郭玉閃曾經寫道。 「（他們）被體制趕殺，被主流社會排斥與提防，被民間遺忘，」郭玉閃寫道。 「而且往往反抗越徹底，失蹤地也越徹底。」 郭玉閃是在2013年，也就是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年，為一個向政治犯家屬提供經濟援助的組織寫下這些文字的。這樣的計畫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可想像。郭玉閃本人在2015年被關押近一年後獲釋，自此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這樣一個受到嚴密控制的社會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像納瓦尼那樣的影響力。共產黨最害怕的就是可能挑戰其統治的組織和個人。正因如此，它不喜歡宗教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它害怕那些它認為擁有對黨構成威脅的經濟實力和組織能力的企業家。 它撲滅任何可能發展為燎原之勢的星火。

http://bit.ly/2brIOQ5

被捕的 #維權律師 夏霖，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一年半前，夏霖為被捕的郭玉閃擔任辯護律師，後來自己也被帶走。

他的妻子林茹收到的刑事拘留通知書上，稱夏霖涉嫌「賭博」和「詐騙」。

被帶走後一個月，夏以「涉嫌詐騙罪」被正式拘捕。

「我無罪。」夏霖在最後的法庭陳述中，為自己辯護⋯http://bit.ly/2brIOQ5

【「被拘逾年半，中國維權律師夏霖案終將開庭】http://bit.ly/1UtXxeu
【「7.09」家屬：從受難者到行動者的一年跋涉】http://bit.ly/29mlYWA

律師夏霖和他的時代

「政治案法律化，法律案技術化」，以「技術派」路線與政治保持距離的律師，終被「技術化」罪名捲入政治漩渦，與這時代最嚴峻的問題迎頭相遇。

THEINITIUM.COM

義人“傳知行”創始人郭玉閃 (笑蜀)；中村康二(Koji Nakamura)，《 納瓦尼》(Navalny)

從任志強到“李老師”，中國的納瓦尼們

像納瓦尼這樣高知名度的反對派領袖在中國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他們就已經遭到封口和監禁，無法接觸公眾輿論。但中國的異議人士從未停止反抗。 袁莉 2月16日阿列克謝·納瓦尼在獄中去世當天，俄羅斯駐華沙大使館外。 Sergei Gap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看過關於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尼的紀錄片《 納瓦尼》(Navalny)後，一位中國女商人給我發訊息說，「任志強就是中國的納瓦尼。」她說的是那位因批評領導人習近平而被判處18年徒刑的退休房地產大亨。 在納瓦尼本月不幸去世後，一位住在柏林的年輕異議人士在X上發文稱，「 李老師是最接近中國納瓦尼的人。」他指的是一位被稱為「李老師」的反叛網路紅人，他利用社群媒體分享有關中國抗議活動的訊息，現在已經在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還有其他人：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及因顛覆罪被判入獄14年、正在服刑的法律學者許志永。 可悲的事實是，中國並沒有類似納瓦尼的人，因為中國沒有反對黨，因此也沒有反對派領袖。 並不是因為沒有這方面的嘗試。許多勇敢的中國人挺身而出，反抗世界上最強大的威權政府。自2000年以來，非營利人道主義組織「 對話」記錄了中國48699名政治犯的案件，其中7371人目前在押。他們在中國公眾中的知名度都不如納瓦尼在俄羅斯的知名度。 2010年，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展示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影像，他於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 Toby Melville/Reuters 在普丁總統領導下，俄羅斯極度不容忍異議。普丁把批評自己的人關進監獄，甚至追捕流亡人士。而在中國，像納瓦尼這樣的高知名度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他們就已經遭到封口和監禁。 「你能想像中國允許著名政治犯像納瓦尼一樣，透過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方式持續接觸公眾輿論嗎？」已退休的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在X上寫道。 這就是中國異見者群體在悲痛和震驚中看到納瓦尼去世消息時的想法。他的死亡是個悲劇，他的人生是英勇的。但令他們難以消化的是，納瓦尼能在監獄裡寄出數百封手寫信件這件事。人們給他寫信，只需每頁支付40美分，還可以收到他回信的掃描件。網路上也發布了他最後一次出庭時身在柵欄後面的影片。 「儘管條件越來越惡劣，包括多次被單獨監禁，」我的同事安東·特羅亞諾夫斯基寫道，「他仍然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而他流亡的團隊成員繼續發表對俄羅斯上層腐敗的調查。” 這些在中國都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中國政治犯的名字在網路上都受到審查。一旦被捕，就再也不會有他們的消息。沒有人可以去探望他們，只有直系親屬和律師除外，而他們的探訪也得不到保證。中國的政治犯無法與外界聯繫，只能在獄中自生自滅，即使正面臨健康問題的困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就是在政府看管下因晚期肝癌逝世的。 任志強，2013年。這位退休的房地產大亨因批評習近平被判處18年監禁。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有人把退休的房地產大亨任志強稱為「中國的納瓦尼」。他可能一度是中國政治犯中最受公眾關注的人物。他也曾經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社群媒體部落客之一，擁有近3,800萬粉絲。 2016年，在他批評習近平宣布中國所有新聞媒體都必須為黨服務之後，他的微博帳號被刪除。 去年，當我向一個年輕的中國人提起他時，那個人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任志強被封口時，年輕人只有15歲，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從2010年就認識任志強了。但自從他於2020年3月被捕以來，我就再也沒有與他直接聯絡。他的朋友也沒有。我們都對他的獄中生活缺乏第一手的了解。 就在被捕前幾天，任志強告訴我，由於懷疑有攝護腺癌，他已經定了要去做切片檢查。幾個月來，我從與他家人有聯繫的人那裡聽說，他的前列腺疾病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他每天晚上要起床十幾次上廁所。我不能聯繫他的家人，因為接受外國媒體採訪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 高智晟是人權律師，在監獄中被關押多年，遭受酷刑，隨後在2017年失蹤。從那以後，家人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是否還活著。如今，很少中國人知道他的名字。 2022年，活動人士在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前集會，要求釋放人權律師高智晟。 Frederic J. Brow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他們的失蹤是一種常態，」2012年曾幫助律師陳光誠在美國尋求庇護的活動人士郭玉閃曾經寫道。 「（他們）被體制趕殺，被主流社會排斥與提防，被民間遺忘，」郭玉閃寫道。 「而且往往反抗越徹底，失蹤地也越徹底。」 郭玉閃是在2013年，也就是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年，為一個向政治犯家屬提供經濟援助的組織寫下這些文字的。這樣的計畫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可想像。郭玉閃本人在2015年被關押近一年後獲釋，自此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這樣一個受到嚴密控制的社會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像納瓦尼那樣的影響力。共產黨最害怕的就是可能挑戰其統治的組織和個人。正因如此，它不喜歡宗教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它害怕那些它認為擁有對黨構成威脅的經濟實力和組織能力的企業家。 它撲滅任何可能發展為燎原之勢的星火。

“傳知行”創始人郭玉閃獲保釋

經北京“傳知行”創始人郭玉閃的代理律師李瑾證實，郭玉閃已於昨天（9月14日）獲得保釋。郭玉閃2014年10月9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名傳喚和刑拘，今年1月被正式逮捕，但罪名換成了“非法經營罪”。

（德國之聲中文網）被警方從家中帶走11個月後，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公共知識分子郭玉閃9月14日獲得保釋並回到家裡。郭玉閃的代理律師李瑾在接受德國之聲電話採訪時對司法機關的這一決定表示歡迎。她說："具體的我就不多說了，人出來就好。我因為在外地，沒有見到他，但聽說他精神還不錯，只是瘦了很多。"

致力於經濟社會問題研究和維權

郭玉閃北大政治經濟學碩士畢業，2004年和維權律師許志永、滕彪一同創立"公盟"。2007年郭玉閃離開公盟並創立非政府組織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致力於調查研究稅制改革、教育平權、法制改革以及社會轉型中自由與公正、公民參與等問題。同時，他也為《第一財經》擔任特約評論員。

在2008年"毒奶粉"事件以及2009年的"鄧玉嬌刺官"等事件中，郭玉閃都參與了維權活動。2012年4月，郭玉閃和傳知行工作人員 參與營救被長期非法監禁的盲人律師陳光誠，幫助其逃離東師古村並逃進美國駐京使館。

傳知行在幫助被非法囚禁的陳光誠逃至美國駐華使館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取締、刑拘、批捕

一年後的7月18日，傳知行研究所被北京市民政局以"沒有在民政部門註冊"為由取締。只有傳知行社會經濟諮詢有限公司得以作為企業繼續運行。

2014年10月9日，郭玉閃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名傳喚和刑拘，並關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之前他曾公開表態支持香港佔中行動。今年1月3日，北京警方以 涉嫌非法經營罪將郭玉閃正式逮捕。傳知行行政主管何正軍同日也被當局以涉嫌非法經營罪逮捕。４月１５日，兩人同案被移送海淀檢察院審查起訴，並移至海淀公安局關押。8月中旬，郭玉閃、何政軍被指涉嫌非法經營罪的案子第二次被檢察院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

取保候審

郭玉閃的律師李瑾對德國之聲說："郭玉閃就是第二次退偵期間被取保候審的。從法律角度取保候審並非終結，而是變更強制措施。"李瑾希望郭玉閃的案子不會再次進入審理程序，而是能夠就此告一段落。

據先前披露的的起訴意見書，郭玉閃等人被指成立傳知行社會經濟諮詢有限公司，利用"德國博爾、諾曼、美國CIPE、加拿大PI等境外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及美國使館提供的資金，針對中國稅制改革、教育平權、法制改革、社會民生等多個社會領域進行調研，撰寫相關領域調研報告及文章，在大學等社會場所開辦演講會，編制演講稿文集。郭玉閃、何正軍負責將調研報告、文集非法印刷成書籍並進行發放。2007年至2014年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諮詢有限公司印製非法出版物圖書1萬9千餘冊（已鑑定）。"傳知行公司則指出，這些研究資料均係免費贈閱，從未收取分文。

李瑾律師表示，傳知行現已不能正常運轉。郭玉閃將在家中休整，陪陪家人，暫時沒有更多的打算。

義人郭玉閃

笑蜀 2014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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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是10月10日的那個黃昏，我正在景美溪邊散步，突然想起已經一個多星期沒聽到閃電俠的聲音了。此前一天我曾私信他，也居然沒迴音。這不合我們交往的慣例，不禁心下忐忑。當即打電話，第一遍沒人接，第二遍沒人接，第三遍還是沒人接。無奈放下電話，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 

出事了。一定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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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馬上就得到確切消息，閃電俠在10月9日凌晨被北京警方以「尋釁滋事」的罪名刑拘，期限不知。

預感出事，這不是第一次。自從2012年4月，他傳奇般地衝破國安的重重防線，把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送入美國駐華使館之後，他自己的生活就被徹底顛覆了，再沒有一天平靜的日子——連續幾個月軟禁於他是家常便飯，沒被軟禁的日子，也都有國保時刻的陪伴。

那時我們就知道，報復遲早會來，無論他怎麼低調。不是不報，只是等待最合適的契機。

閃電俠，真名郭玉閃。北大經濟學碩士。民間智庫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曾跟許志永、滕彪一起創辦知名的維權公益組織「公盟」。當然，他最震撼人心的創舉還是救援陳光誠，為此獲名「閃電俠」，馳名江湖，也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對這代價，出手救援陳光誠之前，他就有了準備。人們都知道他救出陳光誠那電光火石的一剎那，卻不知為那一剎那，他費了多少心血。剛開始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陳光誠，關注陳光誠。他扛着攝像機，找到一個一個朋友做專訪，讓朋友們談陳光誠，做成視頻傳播。他在微博上小心翼翼地擴散陳光誠的話題，一次次被註銷賬號，又一次次重開賬號，不屈不撓，經年累月……

2005年8月，陳光誠為反抗臨沂暴力計生赴京向郭玉閃求助，從那時起，他們就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誼。陳光誠被處五年徒刑，刑滿再次被囚，成為郭玉閃心中的隱痛。每次對我談到陳光誠，他都禁不住熱淚盈眶。他甚至打算找一票武林高手，去陳光誠的家鄉東師古村強行解救；還策劃挖地道，通到囚室把陳光誠劫走，怎麼挖，從什麼位置開挖，他都有縝密規劃。我現在還記得他對我談到地道計劃時的那份投入。他還提到，據說臨沂當局聽到這風聲嚇壞了，特意給陳光誠囚室的地板澆上一層厚厚的混凝土。

「你想過後果么？很可能人沒救出，你自己倒被抓進去了。」我曾這樣給他潑冷水。他想都不想，一句話衝口而出：

「我認了，求仁得仁。」

我突然聽見自己心裡咯噔的一響。什麼叫義薄雲天，什麼叫俠肝義膽，那一刻，我真懂了。江湖人稱閃電俠，那閃電不是別的什麼閃電，正是義的閃電。

這是郭玉閃的另一個俠義故事。2009年，視「公盟」為眼中釘的北京警方，借口「公盟」所謂「偷逃稅」查封「公盟」並羈押公盟負責人許志永。出納庄璐遭株連，一度鋃鐺入獄，深受創傷，出獄後悄然返回福建農村老家，切斷了與所有北京同仁的聯繫。深懷內疚的郭玉閃，設法籌到一筆補償金，大海撈針般找到庄璐下落，千里迢迢趕去，把錢送到她父親手上，再三再四道歉。庄父本來也滿腹怨氣，這時不禁大為感動，前嫌盡釋。

郭玉閃深服儒學，尤服一個仁字。仁是儒學的靈魂，也是郭玉閃個人價值觀的靈魂。如果說西方文藝復興是基於雅典的人文傳統，那麼儒學中的仁，便是郭玉閃心中的雅典。但他不是把他的雅典掛在嘴上，不是把他的雅典當作旗幟來搶佔哪個山頭。而僅僅用作自己的行為規範，知行合一。  

跟郭玉閃相處，最深的感受就是他的仁厚、仁義、仁愛。用他的話說，就叫做「老派的道德」。在世風日下之今日，這「老派的道德」何等的清新，何等的珍稀。這也是他為什麼會朋友遍天下的原因。

經歷了法國大革命洗禮的作家雨果，曾有精闢總結：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雨果所稱的人道傳統，乃至西方整個的人文傳統，跟閃電俠理解的儒家之仁，是能夠全面接軌的。以仁為本，重建中國的政治倫理尤其中國的反對倫理，為中國政治尤其中國的反對政治奠定仁的價值基座，即人道的、人文的價值基座，一直是郭玉閃努力的方向。

仁者，愛人也。因為愛，因為悲天憫人的情懷，本來經濟學出身的閃電俠，大半精力都投入到人道救助之中。2008年，「三鹿奶粉」醜聞襲擊中國，舉國震怒。政府和企業都急於卸責，受害的三十萬結石寶寶像皮球一樣任人踢來踢去，補償費用和後續治療均無着落。郭玉閃挺身而出，出任受害者援助團的總協調人，儘力促成結石寶寶基金會的建立。為此奔波全國各地，跟救助小組一起搜集、訪問、核實全國各地的結石患兒，兩年間籌款數十萬元。

最新的經典之作，則是他跟知名網友肉唐僧發起的「送飯黨」：在淘寶開設網上集市「肉鋪」，凡在肉鋪拍賣成功者，均以溢價部分捐助失去經濟來源的良心犯。 集商業與公益於一身，運用市場機制將「送飯」常態化，堪稱中國公民社會的奇蹟。不僅調動十多萬網民參與，不僅讓肖勇、許萬平等十多位良心犯得到大額救助，最重要的突破在於，讓那些良心犯的受難史能夠曝光，能夠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其精巧的籌劃和精密的管理，更是對公民政治社會的後續開拓極具啟迪意義。

 誠如作家吳祚來所說，「國家的缺憾（甚至是政府的罪錯），由郭玉閃這樣的民間義士善人們修補了，他使這個社會顯出人性的光芒。」但是，當不仁、不義成為一種暴利產業，並不惜以國家暴力來維護，所有的仁，所有的義，就都會被當作威脅，所有的義人就都會被當作敵人。等待着義人們的，就往往是囹圄。義人閃電俠，又如何能幸免於難？

那個電話，至少暫時是撥不通了。但撥不通的豈止那個電話，被消失的豈止郭玉閃一人。從去年3月以來，多少兄弟、多少義人，一個接一個地從我身邊消失。多少個熟悉的電話，再也無法撥通。起初我還能精神抖擻地為他們四處求援，能夠大小報章為他們寫文章呼籲。但後來實在太多太多，終至於顧不過來，而且越來越感身心俱疲，大小報章也越來越審美疲勞。對義人的迫害，居然在這國成了新常態，漸漸地讓人們不以為怪。

而愈是成為新常態，人們愈是疲乏和沉默，仁的沉淪、愛的沉淪、義的沉淪就愈是沒有忌憚，迫害就愈是沒有底線，迫害滋養的仇恨和暴戾就愈是蔓延。這國的希望，也就愈是黯淡。而這局面，應該不是閃電俠、不是囹圄中的義人樂於見到的吧？

因而，掙扎就成了我們的義務，成了我們日常的主題。

笑蜀，本名陳敏，曾是《南方周末》報紙高級評論員和《炎黃周刊》雜誌編委。

The Journalist and the Emperor

By NORIHIRO KATO October 2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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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 Early last month, a quarter century after Emperor Hirohito’s death in 1989,Japan’s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 released the official record of his life. The 61 volumes contain a great wealth of previously unavailable material and some fascinating trivia: Who knew that the imperial family has been exchanging Christmas presents since at least 1907? The Japanese media have been digging in.

I haven’t waded through the books, but scholars are already noting that they studiously avoid addressing Hirohito’s part in Japan’s actions leading up to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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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ple of weeks ago, the historian Herbert Bix wrote in an op-ed for this paper that he had received an email from “an employee at one of Japan’s largest newspapers” asking him to comment on an embargoed excerpt from the record of Hirohito’s life. “But there was a condition,” Bix explained. “I could not discuss Hirohito’s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in World War II.” And so Bix refused, he said. Some 7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the subject is considered taboo in Japan’s mainstream media.

Which only makes it that much more remarkable that almost four decades ago, a Japanese journalist named Koji Nakamura asked Hirohito the question no one dared to ask. On Oct. 31, 1975, a few weeks after a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Hirohito and his wife held a public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palace. Nakamura, who participat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ndon Times, was one of the very few reporters called upon to ask an unscripted question.

“At the White House, your majesty referred to ‘that most unfortunate war, which I deeply deplore,"’ he began. “May we interpret this to mean that you yourself feel responsible for the war itself, including the fact that Japan wag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In addition, may I ask you to share your thoughts about so-called war responsibility?”

In a sense, the question was pointless. Hirohito did not answer anything meaningful: “Since I have not delved much into literary matters, these little tricks of language are beyond me, and I am unable to answer such a question.”

Yet this was a moment in postwar Japanese history without parallel. Although Hirohito lived for another 14 years, to my knowledge, he held no other press conferences; if the journalist had remained silent, the emperor would have died without once being publicly asked by a citizen of Japan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his catastrophic failures. Nakamura’s question may have gone unanswered, but he deserves a place in history simply for asking it.

Instead, he has been all but forgotten. The one reporter to have touched on Nakamura’s challenge to Hirohito is David Tharp, the only non-Japanese participant at that 1975 press conference.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the next morning in the English-language Mainichi Daily News, he said Nakamura had “swept aside” the “ultimate taboo in Japanese newspaper circles.” He described the reaction of their Japanese colleagues: “It was the one question that seemed to freeze the reporters with collective interest. Pens poised over notebooks as if for lack of knowing how to move for a brief instant.” He added, “Then there was what appeared to be a mutual relaxation because the question which everyone secretly was tensed to hear had finally been asked.”

I spent the past month trying to track down information about Nakamura. I have been unable to contact David Tharp, and an email I sent to the chief of this paper’s Tokyo bureau went unanswered. I did succeed in meeting a few former colleagues and acquaintances, though, and gleaning a few facts about the first half of this unusual journalist’s life.

Nakamura was born in 1918. When he was 13 he got a job as a gofer at the Mainichi newspaper offices in Kobe. In his free time, he took English classes at the YMCA’s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nd the Palmore Institute. In 1942, Mainichi sent him to Manila to work at a new local newspaper. He stayed after the defeat of Japan in World War II, as an interpreter for soldiers accused of war crimes; many could not speak English.

He wrote about this experience after he returned to Japan in 1949. From those writings it appears that in addition to interpreting at trials, he also translated the letters that soldiers wrote “in a special prison with a gallows” immediately before they were hanged. It was his task to take dictation of their final wishes.

He was well aware of the brutality of the Manila massacre of February 1945, in which Japanese soldiers slaughtered some 100,000 civilians. The fundamental horror of that event, he wrote, stemmed from the fact that Japan’s militarism, pegged to a cult of the emperor as a living god, was devoid of any respect for “the value or the sanctity of human life.”

I’ve pieced together a timeline of the assignments Nakamura took as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until he died of stomach cancer in 1982, at the age of 63. I’ve gathered enough of his writings to see that the question he put to Hirohito at that press conference in 1975 stemmed from his awareness, based on his own experience, of just how much wrong this other man had done. I know I can never assemble a proper record of Nakamura’s life — certainly nothing as hefty as the official life of Hirohito. And yet for me, the fact that Nakamura asked that one question is as great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y as those 61 volumes, which seem so determined, like Hirohito himself, to avoid answering it.

Norihiro Kato is a literary critic and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Waseda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by Michael Emmerich from the Japanese.

問裕仁天皇一個不該問的問題

加藤典洋 2014年10月20日東京——上個月初，在距1989年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去世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候，日本宮內廳(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發佈了的官方傳記。這部61卷的傳記包含了大量此前無法為世人獲知的珍貴史料，以及一些引人入勝的細節：誰會知道，皇室家族至少從1907年開始就在聖誕節互贈禮物了呢？日本媒體一直在從中挖掘素材。

我還沒有看完這套傳記，不過，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書中沒有談論裕仁天皇在二戰之前和戰爭期間在日本一些做法中的責任，而是刻意迴避了這部分內容。

兩周前，歷史學者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在為本報撰寫的一篇觀點文章中說，他收到了「日本一家大型報紙的工作人員」的電子郵件，請他對裕仁天皇傳記正式出版前一段不可外傳的內容發表評論。「但有一個條件，」比克斯寫道，「我不能談論裕仁天皇在二戰中的『角色與責任』。」比克斯說，自己因此拒絕了這個請求。在這場戰爭結束了近70年之後，該話題仍然被日本的主流媒體視作禁忌。

因此，有一件事就更加不同尋常：近40年前，一位名叫中村康二(Koji Nakamura)的日本記者問了裕仁天皇一個無人敢提的問題。1975年10月31日，裕仁天皇和皇后在美國之行的幾周後在皇宮舉行了一次公開的新聞發佈會。作為倫敦《泰晤士報》(The London Times)的代表，中村康二是少數獲得即興提問機會的記者之一。

「天皇陛下，您在白宮說，『我深深地為那場不幸的戰爭感到悲痛，』」他開始問道。「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您對戰爭感到負有責任，包括日本率先發動了戰爭的事實？另外，我想問陛下對所謂的戰爭責任是如何認識的？」

從某種程度上看，這個問題未能達到目的。裕仁沒有做出有實際意義的回答：「由於我對文學沒有過深入的研究，對於這樣的字眼，我並不明白，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然而，這仍然是日本戰後歷史上一個絕無僅有的時刻。儘管裕仁天皇此後又活了14年，但據我所知，他再未舉辦過新聞發佈會；如果這名記者當時選擇了沉默，那麼在裕仁天皇有生之年，將沒有任何一名日本公民公開要求他為自己災難性的失敗承擔責任。中村康二的問題或許是沒有得到答案，不過，單是因為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就應該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然而恰恰相反，他幾乎被徹底遺忘。只有一位記者提到過中村康二對裕仁天皇的這次挑戰，那就是新聞發佈會上唯一的非日籍與會者戴維·撒普(David Tharp)。在第二天早上發表在英文版《每日新聞》(Mainichi Daily News)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說中村康二「拋開了日本報界的大忌」。他描述了那些日本同行的反應：「唯有這個問題似乎讓擁有共同興趣的記者們呆住了。在短暫的瞬間，他們的筆停留在筆記本上方，似乎不知道如何移動。」他接着寫道，「然後似乎彼此都放鬆了，因為大家背地裡都害怕聽到的這個問題，終於被提出來了。」

過去一個月里，我在努力搜尋有關中村康二的信息。我一直未能聯繫到戴維·撒普。我給本報的東京分社社長發了一封郵件，但未收到回復。不過，我的確成功地見到了中村康二的一些前同事和熟人，搜集到了這位不同尋常的記者前半生的一些事實。

中村康二生於1918年。13歲時，他得到了在《每日新聞》位於神戶的辦公室當勤雜工的機會。在空閑時間裡，他在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YMCA）的外語學校和帕爾默爾學院(Palmore Institute)修了英語課。1942年，《每日新聞》將他派往馬尼拉新辦的一家地方報社工作。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後，他仍留在那裡，為被控犯有戰爭罪的軍人充當翻譯，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會說英語。

1949年回到日本後，他寫到過這段經歷。從這些作品來看，除了在庭審時做口譯員外，他還幫忙翻譯即將接受絞刑的士兵在「一座設有絞刑架的特別監獄裡」寫的信。記錄他們的臨終遺願是他的工作。

他很清楚1945年2月發生在馬尼拉的大屠殺暴行。在那場大屠殺中，日軍殺害了大約10萬名平民。他寫道，這次事件根本上的恐怖之處源於一個事實：與把天皇當做活着的神來崇拜密不可分的日本軍國主義，完全缺乏對「人生命的價值或神聖性」的尊重。

1982年，中村康二因胃癌去世，享年63歲。我拼湊出了一份時間表，列出了他擔任特派記者期間接受的任務。我還搜集到了他足夠多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在1975年的新聞發佈會上向裕仁提出那個問題，是源於他從自己的經歷中意識到裕仁做了多少惡。我明白，我永遠無法搜羅出一份像樣的中村康二的生平紀錄——當然比不上官方公布的裕仁的一生那麼詳實。然而，對我來說，中村康二提出了那個問題，而這一事實對歷史的貢獻與官方傳記同樣重大。似乎和裕仁天皇本人一樣，那部61卷的傳記鐵了心地決意避免回答這個問題。

加藤典洋(Norihiro Kato)是一名文藝評論家，同時也是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的教授。本文由Michael Emmerich自日文翻譯為英文。
翻譯：王湛、陳亦亭

高智晟再次被抓；陳秀娟Ａ學生午餐費至少千萬元

高智晟是人權律師，在監獄中被關押多年，遭受酷刑，隨後在2017年失蹤。從那以後，家人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是否還活著。如今，很少中國人知道他的名字。

【地方中心╱綜合報導】最貪女校長，狠Ａ學生午餐費！繼苗栗寒酸營養午餐及花蓮花崗國中「白菜門」午餐爭議事件後，雲林縣大成商工女校長陳秀娟被爆五年內向團膳業者強索回扣至少千萬元，任學生每天吃營養不足又寒酸的爛菜。檢調前天搜索該校及業者後約談陳秀娟等九人，昨凌晨訊後將陳依涉背信罪嫌聲押獲准。教師團體痛罵陳秀娟：「再怎麼貪，也不能動到孩子的餐費！」



高智晟接受美聯社採訪視頻公佈後又再次被抓
( 博訊北京時間2015年9月24日 首發- 支持此文作者/記者 )      
    
    博訊記者獲悉，9月23日，美聯社公佈對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的視頻採訪之後，高智晟於24日再次被抓。24日下午1點左右，多位國保搜查高律師居住的陝北老家。     在美國的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牧師在24日晚上22時左右發出信息說：“可靠消息，就在美聯社公佈高律師採訪後10幾個小時北京時間24日下午1點多黨國國寶多人開始搜查高律師居住地陝北老家。如先前所料，高律師又一次被失踪。他跟我講，他做好了各項準備了。為我們的好弟兄禱告。上帝給他力量使他繼續剛強壯膽。 ”
    

    
     [博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支持此文作者/記者 (博訊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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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kuei Tanaka ( 田中 角栄 1918-1993)提出「日本列島改造論」，推動各項基建工程，在正反兩面均對日本近代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日本列島的宏圖大略" 著作，在臺灣可找到譯本(約1972年)。我們大二的某課的課外參考書。金大中 Kim Dae-jung 1924—2009。《首爾之春》，張泰琓少將。全斗煥

金大中（韓語：김대중／金大中 ^{Kim Dae-Jung}，1924年1月6日—2009年8月18日），號後廣（후광）^{[註 1]}，別名忍冬草（인동초）^[10]，本貫金海金氏^[2]:2-7，韓國政治家，大韓民國第15任總統，在朴正熙、全斗煥獨裁政權期間多次因民主鬥爭入獄，被稱為「亞洲的曼德拉」，200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1][12][9]。

金大中原本是位企業家，韓戰後棄商從政，成為在野黨民主運動領袖。在朴正熙、全斗煥軍政獨裁期間，他曾五次死裡逃生，經歷了六年獄中生活和十年的軟禁、流亡生涯，屢次遭到軍政當局囚禁、流放、車禍謀殺、判處死刑等迫害^[1]。在其四十多年的政治競選和民主鬥爭中，金大中屢敗屢戰，最終於1997年當選為韓國第十五任總統^[13]。1998年2月25日，金大中正式宣誓就任，入主青瓦台，成功實現了韓國現代史上朝野政黨首次政權和平交替^[11][14]。

金大中執政期間致力復甦遭受亞洲金融風暴打擊的韓國經濟，改革韓國的經濟體制，使韓國成功完成企業民營化和產業結構轉型；在對北問題上，他採取「陽光政策」，曾在2000年成功進行首次南北雙邊會談，並在同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9]；另外，他通過協調發展與美國、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的關係有效維護了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提升了韓國的國際地位與威望^[15]。

金大中1956年由天主教漢城總教區盧基南總主教付洗成為一位天主教友，聖名為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註 2]}，代父是當時韓國副總統張勉^[2]:40[17]。金大中的座右銘是「敬天愛人」，也是他一生奉行的理念^[18]。

Nobel Prize 

“In 1980, I was sentenced to death by the military regime. For six months in prison, I awaited the execution day. Often, I shuddered with fear of death. But I would find calm in the fact of history that justice ultimately prevails. I was then, and am still, an avid reader of history. And I knew that in all ages, in all places, he who lives a righteous life dedicated to his people and humanity may not be victorious, may meet a gruesome end in his lifetime, but will be triumphant and honored in history; he who wins by injustice may dominate the present day, but history will always judge him to be a shameful loser. There can be no exception.”

In his Nobel Prize lecture, Kim Dae-jung shared the story of how he bravely struggled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South Korea. For this he was imprisoned several times. After being sentenced to death Kim Dae-jung was sent to Chungju prison.

His wife Lee Hee-ho knitted clothes to give more warmth than the prison uniform. In prison he was only allowed one sheet of paper per month. The letters to his wife Lee Hee-ho had to be written with small characters so he could fit in as many as possible.

Kim Dae-jung is occasionally referred to as the "Nelson Mandela of South Korea". He dedicated his life to working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South Korea.

Read his full lecture: https://www.nobelprize.org/....../2000/dae-jung/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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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興

18分鐘  · 

【如是我思】

MOD有部《首爾之春》，講1979年12月12日政變摧毀民主的故事，真的好看。劇中最感人的是堅守崗位對抗全斗煥的首都警備司令李泰臣少將（原型人物是張泰琓少將）。

全斗煥即將獲勝時，張泰琓已無軍隊可調，仍決定奮力反擊。副官勸他：「大勢已去，不必做無謂的犧牲。」

張泰琓說：「國家即將落入叛軍手中，如果沒有軍人抗敵到底，那還算軍隊嗎？」

於是他率一百多人，開4輛戰車衝入敵陣，與全斗煥對峙。這段劇情據說與實情有點差距，但他抵抗到底，最後被無能的國防部長下令解職則是真的。張泰琓被捕後，遭勒令退役。1996年，雙十二事件翻案，當過總統的全斗煥、盧泰愚都被判刑。2000年張泰琓加入金大中的政黨，當選國會議員。2010年78歲時病逝。他被韓國人認為是真正的軍人。

問題：「大勢已去時，犧牲真的有意義嗎？ 」

陳菊常跟我說，「美麗島大逮捕時，施明德逃亡，高俊明牧師挺身而出庇護他，最後也被關。高俊明跟施明德素不相識，本可置身事外，卻為大義而犧牲，他才是真正偉大的人。如果當時沒有一個人肯伸出援手，那個時代的台灣人會被看不起。」張泰琓說的，是同一個意思。

高俊明牧師拯救了1979年代台灣人的靈魂。

同一年，張泰琓將軍也拯救了韓國人的靈魂。

即使大勢已去，眾人必須忍受屈辱，

但一定要有人站出來，拯救時代的靈魂。

***

  Kakuei Tanaka ( 田中 角栄 1918-1993)
有意思的文章。其實，法國等國也有類似：基礎建設工程等，"或"可貪財，不過，要給後人留下好的建設。
Kakuei Tanaka ( 田中 角栄 1918-1993)的重要"日本列島的宏圖大略" 著作，在臺灣可找到譯本(約1972年)。我們大二的某課的課外參考書。

Japan has a deep tolerance for bribery scandals, especially those involving popular politicians



Japan is gripped by nostalgia for a corrupt former prime minister
Fondness for Kakuei Tanaka suggests a distaste for his grandson, Shinzo Abe
ECON.ST

wikipedia 田中角榮（1918年5月4日－1993年12月16日）是日本一名政治人物及建築師，歷任眾議院議員（16期）、郵政大臣（第12代）、大藏大臣（第67－69代）、通商產業大臣（第33代）、內閣總理大臣（第64、65代）。

目錄

  [隱藏] 

• 1個人生涯
• 2生平
• 3參考文獻
• 4外部連結

個人生涯[編輯]

出生自新潟縣農家的田中，在1940年代開設建築公司。日本戰敗後開始從政，曾組成自民黨最大派閥－田中派，並任領袖。1972年出任總理，是首名誕生於大正時代的總理。任內經歷簽署日中聯合聲明（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金大中事件、第一次石油危機等重大事件；並提出「日本列島改造論」，推動各項基建工程，在正反兩面均對日本近代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1974年因金權政治而下台，兩年後的1976年更因洛克希德事件而掀起更大波瀾，最終被迫退黨。但退黨後仍在政府及政壇保持一定的影響力。

其長女田中真紀子亦跟從父親步伐從政，是日本第一位女性外務大臣。

生平[編輯]

• 1918年（大正7年）出生於新潟縣一個農戶家庭。
• 1939年（昭和14年）參軍，被派駐於滿州國。
• 1941年（昭和16年）回國，加入坂本工程公司。
• 1942年（昭和17年）接管坂本公司，改名為田中工程公司。
• 1950年（昭和25年）任長岡鐵路公司總經理。
• 1953年（昭和28年）任理研化學公司董事。
• 1954年（昭和29年）任日本自由黨副幹事長（翌年日本自由黨、日本民主黨合併成自由民主黨）。
• 1957年（昭和32年）出任郵政大臣。
• 1961年（昭和36年）任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
• 1963年（昭和38年）出任大藏大臣。
• 1965年（昭和40年）任自民黨幹事長。
• 1966年（昭和41年）黑霧事件 (政界)
• 1971年（昭和46年）任通商產業大臣。
• 1972年（昭和47年）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同年9月底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日中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同年，與中華民國斷交。
• 1973年（昭和48年）與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簽署聯合聲明。
• 1974年（昭和49年）被《文藝春秋》揭發金權問題，辭去首相和自民黨總裁職務。
• 1976年（昭和51年）洛克希德事件曝光，退出自民黨。
• 1983年（昭和58年）因洛克希德事件，被東京地方法院判處4年徒刑、罰款5億日元。他最終並無服刑。
• 1993年（平成5年）逝世。

Kakuei Tanaka was a Japanese politician who served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26 April 1947 to 24 January 1990, and as the 64th and 65th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from 7 July 1972 to 9 December 1974. Wikipedia

Born: May 4, 1918, Nishiyama, Niigata

Died: December 16, 1993, Minato, Tokyo,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