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

蔡其瑞

全球最大鞋業王國——寶成集團總裁蔡其瑞，也充分展現沉靜領導人的特質。旗下擁有數十萬名員工的蔡其瑞，個性沉著、絲毫未顯任何霸氣。在員工和媒體眼中，蔡其瑞總是維持一貫的謙遜態度，不愛自誇張揚，強調自己只是扮演集團營運的規劃、運籌角色。

16/8/2003台灣壹周刊家庭代工到世界第一鞋王蔡其瑞發達之路
　

看看你腳上的鞋子，是 Nike 、 Reebok 、 Adidas ，還是 Clark 、 Timberland ？它們可能都是寶成集團製造。全世界每五個人穿的球鞋，就有一雙來自寶成，這全球最大鞋業王國，道道地地出身台灣鹿港小鎮。
寶成集團總裁蔡其瑞本是國小老師，因未能保送師大而棄教從商，他憑著「韓國能，台灣為什麼不能？」的抗韓情結，把寶成從家庭代工廠發展成橫跨鞋業、電子、金融，員工 28 萬人、市值 1 千 4 百億元的王國。
目前蔡其瑞是兩岸領導人的座上賓，但他行事低調，不自誇張揚，他的歷程是台灣中小企業奮鬥史，更重要的，他寫下「世界第一」的傳奇。

盛夏清晨，七點不到，八萬名員工如潮水般湧進寶成工業位於大陸東莞高步鎮的裕元工業區；音樂一響，八萬人排排站，頂著驕陽，在攝氏四十度的悶熱中，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做早操，如螞蟻雄兵般，場面驚人。中午，因為實在找不到可以容納這麼多人的食堂，只好分三批吃飯。
這只是寶成版塊的一隅，在東莞黃江鎮，廣達三百公頃的廠區，足足是台灣首富郭台銘的總部鴻海精密龍華廠區的三倍大，廠內連水壩都是寶成自己蓋的，我們一路上喝的包裝水「良淳」竟然就出自這裡。廠內自行發電，生活必需的醫院、銀行、超市也應有盡有。

代工鞋廠　全球最大
寶成在廣東的基地：珠海、黃江、高步、中山四地，加起來足足有四個新竹科學園區大，還可以無限制擴充。幾乎所有台商的大廠規劃，都以寶成為範本，連一向高傲的鴻海董事長郭台銘也去取經，把寶成「造鎮」規劃搬到鴻海龍華廠。
寶成集團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代工廠，員工多達近二十八萬人，集團總值一千四百億元，全球四大知名品牌球鞋 Nike 、 Reebok 、 Adidas 、 New Balance 都出自寶成，每年生產一億三千萬雙鞋，可獲利一百億元。近年又將代工觸角伸向休閒鞋品牌 Timberland 、 Rockport 、 Clark ，全世界平均每五雙球鞋，就有一雙是寶成做的。
寶成去年毛利率高達二七％，遠比不少電子公司高出三、四倍之多，總裁蔡其瑞正是將「夕陽工業」變成「明星產業」的幕後推手。當地台商說得直接：「蔡其瑞是東莞王啦！」

全世界知名品牌的運動鞋都是寶成的傑作。

Nike

Adidas

Reebok

國家主席　多次拜訪
　

寶成裕元高步工業區員工高達 8 萬人，上班時間萬頭鑽動，頗有螞蟻雄兵的氣勢。

郭台銘曾誇稱他的總部是「中南海」，其實，台商中真正享有和中南海領導人平起平坐待遇的，只有蔡其瑞。因為寶成創造大量就業人口和外匯，時任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多次主動參訪，蔡其瑞師範畢業，當過老師，和江澤民談話投機，兩人可像老朋友般隨時通電話，「有一次，江澤民說台灣國文教科書編得很好，還特地向我要了一套從小學到高中的國立編譯館課本。」
近年來全世界對中共施壓，希望人民幣升值，一旦成真，對寶成將造成很大衝擊，蔡其瑞說：「江澤民跟我說過，他有生之年一定阻止人民幣升值。」
六十四歲的蔡其瑞生性低調，不喜交際，多半時間待在寶成福興鄉的總部運籌帷幄，像個隱形人，曝光的公關活動，都交給二弟、寶成工業董事長蔡其建出頭。

利潤中心　囊括名牌
　

外界好奇的是，二十八萬員工，幾乎和台灣軍隊一樣多，是一個新竹市的人口，怎麼管理？蔡其瑞說：「我懂得人盡其才，責任分工，我已經六年多沒去越南和印尼的工廠了。」
通常競爭品牌不會把訂單交給同家代工廠，寶成卻囊括各大品牌，祕訣來自「利潤中心制」。蔡其瑞將事業群分成三個獨立的單位，每單位設一總經理，各自負責單一的大品牌，業績獨立、利潤獨立、彼此競爭，寶成只負責財務、公關及後勤支援，他強調：「我只在背後規劃。」
這麼龐大的組織，勢必要權威化的軍事管理，蔡其瑞卻絲毫不顯霸氣，也是因善用角色分工。他的弟弟蔡其建、蔡其能、蔡其虎和姪兒蔡乃峰各掌一塊版圖，他和蔡乃峰一個扮白臉，一個扮黑臉，寶成每年都舉辦經營檢討大會，蔡其瑞親自主持，員工說：「蔡其瑞只有鼓勵，都是蔡乃峰在罵人。」
　

內地員工　單純好管
　

蔡其瑞（中）、蔡其建（左）、蔡乃峰（右）是寶成集團的三巨頭。

蔡其瑞笑臉迎人，像個親切的鄰家老伯伯。訪談時，他每件事都像老師般仔細解釋。一旁的姪子、也是寶成工業總經理的蔡乃峰則神情緊張，拿著紙筆猛記，還不時插話提醒。
寶成生產線工人幾乎清一色是內地來的女工，只有十八到二十五歲，通常做個二、三年，便回內地嫁人生子，寶成會與職校或招工站合作，招考新人，光是高步廠區就與內地一百五十個招工站隨時聯繫，以維持豐沛人力。

鼓勵台幹　落地生根
　

江澤民與蔡其瑞交情匪淺，曾多次到裕元廠區參觀， 1990 年一時興起，還當眾揮毫留念。

蔡其瑞還有一招「和番」策略，非常鼓勵台籍幹部娶當地人，凡有通婚的喜慶，都親自登門道賀當主婚人，許多台籍幹部落地生根，可以安心打拚。
寶成每個工人都化為生產線上的小零件，單身員工一律住宿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產線密密麻麻、宿舍層層疊疊，每條生產線設一個主管，每個樓層設一個樓長，多半由來自內地的資深大陸幹部擔任，因為「內地員工比較單純，方便管理。」
這套成功模式「放諸四海皆準」，蔡其瑞曾說：「做電子和做鞋子同款。」我很好奇，他解釋：「我到電子廠參觀，發現電子廠生產程序比做鞋子還簡單，我覺得電子應該也是可以做的事業。」
近兩年寶成開枝散葉，逐漸轉型成為控股公司，並和精英集團董事長蔣東濬合作，投資成立新公司「精成電子」，製造印刷電路板、組裝光碟機，還向奇美電子購入光威電腦，生產 TFT-LCD 顯示器。不但複製了寶成的管理方式，也沿襲寶成製鞋快速開模的手法。

師範出身　升學失利
蔡家世居鹿港，蔡父以放工編織大甲帽為業，兩任妻子前後生了六子五女，蔡其瑞是繼室所生，排行老三。蔡其瑞從小就必須在清晨四點起床，幫父親編織草帽、草繩。他回憶起兒時常跟著父親到龍山寺編草繩，「因為龍山寺的庭院足足有兩百公尺，才能編出長繩子！」九二一大震後，龍山寺半毀，蔡其瑞掏腰包捐了二億元修復，不只是公益，還有著血濃於水的感情。
蔡其瑞初中畢業後考上台中師範，我提起那時師範窄門很難擠，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比較用功啦！」語氣中卻有些得意。
當時規定，師範生畢業後須教三年書，才能繼續進修。三年後，他以為可以保送師大美術系，進修他最喜歡的膠彩畫，結果只能保送師專。
他誇張地說：「體育老師偏愛女生，體育成績全給了一百一十分，我一下子從前三名跌落到第十一名。」這解釋有些牽強，卻也正透露他內心的好強。「念不到最好的，就乾脆不要念了！」他決定將畫畫的天分轉向父親剛起步的鞋類事業，幫父親設計各種鞋子。

蔡家老宅位於彰化客運附近，母親還沒過世時，蔡其瑞常常回這裡陪母親吃飯。

九二一地震震壞了龍山寺，蔡其瑞自掏腰包兩億捐助修復工程，龍山寺是他最重要的兒時回憶。

設計童鞋　一砲而紅
一九六九年，蔡家的工廠成立，做簡單的雨鞋和拖鞋，員工僅有幾個人，稱為家庭代工還比較貼切。父親蔡裕元第二年就過世了，老大蔡其仁無意經營事業，次子早逝，轉由蔡其瑞接棒。當時寶成僅是個比家庭代工稍大的小工廠，真正讓寶成一砲而紅的，是蔡其瑞親手設計的一批童鞋。
「我把小動物的臉畫在鞋面上，什麼小老虎呀，小兔子呀，一個個看來好可愛！」蔡其瑞努力用手比畫小動物的樣子，一旁的蔡乃峰卻提醒記者，這批可愛的童鞋為寶成爭取了五十萬雙的大訂單，這在當時可是天文數字。
一九七六年，美國為防止台灣鞋業傾銷，嚴格實施鞋類配額制度，寶成因先前的成功，手中握有大筆配額，大可以做賣配額的輕鬆生意，因為一雙鞋的配額可以賣到一美元，而辛苦做一雙鞋子外銷，利潤卻還不到五毛。
「可是我想到萬一不生產，工廠員工就要資遣，那會讓好多人失業。」學佛的蔡其瑞不忍心關廠，又想做出「全世界最好的鞋子」，還是堅持生產，「那時看別人賣配額躺著賺，心裡好不甘，但賺錢要實在，忍一忍就過去了。」

蔡家老宅的對聯上寫著「寶經滿腹、成竹在胸」，恰巧形容蔡其瑞，也將公司名稱巧妙嵌入其中。

龍山寺整建工程浩大，為確保工程品質，蔡其瑞還找來自己同學監工。

家庭代工到世界第一　鞋王蔡其瑞發達之路
參觀韓廠　激發鬥志
鞋類配額實施四年便取消，不少與寶成競爭的廠商因只做配額生意而面臨淘汰，讓寶成趁勢崛起。一九八 ○ 年蔡其瑞在鹿港旁福興鄉投資興建工廠，是鞋業第一個採現代化控管流程的工廠，員工增至一萬人，當時鹿港、福興居民大部分在寶成工作。
這項投資很快就有了回報，寶成因有實力接大單，當時擔任愛迪達台灣採購總代理的現任西華飯店董事長劉文治，看上了寶成。寶成接到第一筆 Adidas 訂單，開啟代工運動鞋里程碑。然而，真正讓寶成產能大躍進的，卻是一九八二年「釜山之行」。
當時韓國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代工大國，蔡其瑞參觀韓國最大的運動鞋製造廠「國際公司」，看到三萬員工熟練地操作機器，一雙雙鞋子漂亮地成形擺出，又激出他的鬥志：「韓國能，台灣為什麼不能？」
回台灣後，蔡其瑞立刻砸錢設立模具廠，自行研發模具。一九八九年新台幣與韓圜升值，韓國和台灣都面臨幣值飆漲，必須尋求低廉代工環境的壓力。
當時韓商選擇印尼，蔡其瑞則相中同文同種的大陸。韓商投資印尼因文化隔閡和管理出差錯，紛紛鎩羽而歸；寶成因大陸官方「拚經濟」的加持，逐漸壯大。
寶成自行研發模具技術日益純熟，開模速度比韓國快，加上大陸人工、土地成本便宜，很快就取得競爭優勢，順利取代韓商，成為各大廠牌的代工夥伴，工廠也由剛開始的珠海廠，擴大為目前的四個廠。

蔡乃峰（左）僅比叔叔蔡其瑞小十一歲，對內管理他負責扮黑臉。

黃江裕元工業區不僅自己發電，還有自己的水壩，生產自有品牌飲用水「良淳」。

六四危機　反成轉機
寶成西進並非一帆風順，珠海的工廠地基才剛開挖兩天，就爆發震驚國際的「天安門事件」，台商如驚弓之鳥紛紛撤資，只有蔡其瑞「不怕死」。他說：「六月五日天安門事件第二天，我和乃峰就飛到珠海和員工共生死了，等到了那邊，才發現平靜一如往常，他們封鎖消息，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當地的黨委書記都來拜託蔡其瑞，保證寶成的投資不會有問題，蔡其瑞相信「危機就是轉機，信任別人，別人也會信任你。」寶成一路坐大。
之後，他看見韓國電子業發展得如火如荼，「抗韓情結」又開始作祟，決定籌組成立「中國工業銀行」，希望協助台灣電子業發展，因此和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光寶集團董事長宋恭源、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統一集團總裁高清愿有了交集，進而成為好友。

裕元高步廠還留有做早操的習慣，幾萬人一字排開的光景陣仗驚人。

黃江裕元工業區擁有自己的發電廠，萬一黃江鎮停電，可以確保用電無虞。

政商實力　元首買帳
　

精成電子現在交由四弟蔡其虎全權負責，蔡其瑞謙虛地說：「我們寶成做電子還要學習。」

雖然工業銀行因台灣政府不支持而夢碎，但彼岸的江澤民卻給了他一個大禮 — 第一張准許台商承作人民幣業務的銀行執照。一九九七年，上海埔東華一銀行開幕，寶成卻始終低調，即使在股東會上，蔡其瑞的標準答案依舊是「寶成大股東沒有投資華一銀行。」
一九九五年台海危機時，蔡其瑞心裡也曾七上八下，他曾經對江澤民說：「如果飛彈落在台灣，我的廠就送給你們吧！」後來飛彈沒有落在台灣，江澤民倒是多次到寶成東莞廠區參觀。
蔡其瑞辦公室牆上，還掛著前阿根廷總統內姆參觀寶成的照片。蔡其瑞淡淡地說：「有一回江丙坤要到阿根廷拜訪，不得其門而入，我打個電話向在阿根廷的二弟其建求助，當年寶成曾向阿根廷大量購買皮革，衝著這分情，內姆二話不說就派專機把江丙坤接去阿根廷。」他說得輕鬆，卻讓人見識到寶成驚人的政商實力。

老車代步　念舊勤儉
蔡其瑞相當念舊，午餐是鹿港當地最出名的小吃蚵仔煎、乾麵、蝦丸湯，也不愛打高爾夫球，腳上穿的是自己家代工的亞瑟士休閒鞋，唯一嗜好是假日時爬山。
他的座車是一台開了十年的老賓士，身上不見任何昂貴飾品，唯一值錢的，大概是那顆保平安的翡翠觀音。他在彰化廠的辦公室，沒有高級裝潢，僅在大辦公室中間用玻璃圍成了一個獨立空間。女兒蔡佩君前來見習，也只在辦公室門口擺了個位子，和其他同事排排坐。
蔡其瑞的勤儉作風也影響了弟弟們，在寶成跟三老闆蔡其能吃飯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吃不完要玩「俄羅斯輪盤」，菜轉到誰面前，誰就得負責吃完。

「棕櫚泉」是裕元在大陸的第一個房地產推案，還沒完工便已經賣出九成。

寶成進軍電子業初試啼聲，從奇美手中買下光威電腦，從事 TFT-LCD 顯示器組裝生產。

接班問題　暫不考慮
提及最敏感的接班話題，蔡其瑞說：「時間和經驗帶給人類智慧，沒有十年的磨練，不要想接班，何況我們兄弟還正值壯年。」
寶成目前檯面上的第二代，就屬蔡其瑞大哥蔡其仁的兩個兒子蔡乃峰和蔡乃基，老四蔡其虎的兒子蔡乃成僅掛名精成電子協理，蔡其瑞給了他一句話：「年輕人多磨練是好的。」至於自己的千金蔡佩君，訪談時從頭至尾旁聽，蔡其瑞笑說：「我們佩君還要多學習！」寶成另有個規定，媳婦們不得參與集團運作。
蔡其瑞外柔內剛的個性，讓寶成能在和諧的競爭中進步，但據觀察，寶成當年若聽政府的話南向印尼，恐怕會像韓國廠商般死在沙灘，若沒有突破「戒急用忍」等限制，也無法成就鞋王霸業。

蔡其瑞（前）領著姪兒蔡乃峰（右）走過龍山寺旁，對他描述兒時編草繩故事，蔡乃峰亦步亦趨，正是寶成叔姪打天下的寫照。

蔡佩君（中）今年 24 歲，美國華頓學院經濟學碩士，去年學成回國在父親身邊擔任助理。

迂迴西進　根留台灣
寶成鴨子划水般在香港成立裕元工業，赴大陸經營「裕元花園酒店」、在黃江推出房地產個案「棕櫚泉」，都是台灣法令尚未批准台商經營的事業。一說起這些，不待蔡其瑞說完，蔡乃峰就連忙解釋：「那些都是香港裕元的轉投資事業。寶成是寶成，裕元是裕元。」蔡其瑞也說：「少點政治，多點經濟文化。」
然而，這些透過香港迂迴西進的投資，已使裕元市值超越寶成，並在今年六月底納入香港恆生成分股之一。往昔恆生成分股僅以地產及銀行為主體，納入裕元可說破了紀錄。寶成頗有「母以子貴」，道出蔡其瑞在經營上，有「山不轉路轉」的善巧。
不只如此，蔡其瑞也正為寶成布局代工運動服裝。他說：「我看企業目標，看在三年後！那時紡織品配額會取消，寶成服裝代工的量馬上起來，成長將相當可觀！」
走在鹿港小鎮上，蔡其瑞談著他在台中新建的研發總部，和故居將成立的「鞋類博物館」，流露出對故鄉的依戀；他眼光凝視遠方，卻又似乎說著，出走才會有生路。蔡其瑞以實際的作為證明，根留台灣和西進並不衝突。

蔡其瑞 1998 年受統一總裁高清愿邀請，首次到工總演講，他視為榮耀，把車馬費 5 千元支票裱起留念。

為了貫徹「根留台灣」，寶成大手筆在台中起造企業總部，將研發中心與財務重心全數移到這裡。

蔡其瑞小檔案
生日　一九四 ○ 年一月十六日
籍貫　彰化縣鹿港鎮
學歷　台中師範
經歷　寶成國際集團總裁、國小美術老師
信仰　佛教
休閒　爬山、膠彩畫

蔡乃峰小檔案
生日　一九五 ○ 年六月二日
籍貫　彰化縣鹿港鎮
學歷　鹿港高中
經歷　寶成工業集團總經理、香港裕元工業集團董事總經理、寶元科技董事長
信仰　佛教
休閒　閱讀

撰文．臧家宜　攝影．湯興漢　資料．李玉玲　繪圖．繪圖組　編輯．黃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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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oit Mandelbrot (1924-2010)

Benoît Mandelbrot, Novel Mathematician, Dies at 85

By JASCHA HOFFMAN

Published: October 1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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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oît B. Mandelbrot, a maverick mathematician who developed the field of fractal geometry and applied it to physics, biology, finance and many other fields, died on Thursday in Cambridge, Mass. He was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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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zuo Kambayashi/Associated Press

Benoît B. Mandelbrot, left, and James A. Yorke, sharing a Japan Prize in 2003 for their pioneering work in chao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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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gang Beyer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andelbrot set have been implanted in popular culture, gracing T-shirts and album covers.

The cause was pancreatic cancer, his wife, Aliette, said. He had lived in Cambridge.

Dr. Mandelbrot coined the term “fractal” to refer to a new class of mathematical shapes whose uneven contours could mimic the irregularities found in nature.

“Applied mathematics had been concentrating for a century on phenomena which were smooth, but many things were not like that: the more you blew them up with a microscope the more complexity you found,” said David Mumford, a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t Brown University. “He was one of the primary people who realized these were legitimate objects of study.”

In a seminal book, “The Fractal Geometry of Nature,” published in 1982, Dr. Mandelbrot defended mathematical objects that he said others had dismissed as “monstrous” and “pathological.” Using fractal geometry, he argued, the complex outlines of clouds and coastlines, once considered unmeasurable, could now “be approached in rigorous and vigorous quantitative fashion.”

For most of his career, Dr. Mandelbrot had a reputation as an outsider to the mathematical establishment. From his perch as a researcher for I.B.M. in New York, where he worked for decades before accepting a position at Yale University, he noticed patterns that other researchers may have overlooked in their own data, then often swooped in to collaborate.

“He knew everybody, with interests going off in every possible direction,” Professor Mumford said. “Every time he gave a talk, it was about something different.”

Dr. Mandelbrot traced his work on fractals to a question he first encountered as a young researcher: how long is the coast of Britain? The answer, he was surprised to discover, depends on how closely one looks. On a map an island may appear smooth, but zooming in will reveal jagged edges that add up to a longer coast. Zooming in further will reveal even more coastline.

“Here is a question, a staple of grade-school geometry that, if you think about it, is impossible,” Dr. Mandelbrot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earlier this year in an interview. “The length of the coastline, in a sense, is infinite.”

In the 1950s, Dr. Mandelbrot proposed a simple but radical way to quantify the crookedness of such an object by assigning it a “fractal dimension,” an insight that has proved useful well beyond the field of cartography.

Over nearly seven decades, working with dozens of scientists, Dr. Mandelbrot contributed to the fields of geology, medicine, cosmology and engineering. He used the geometry of fractals to explain how galaxies cluster, how wheat prices change over time and how mammalian brains fold as they grow, among other phenomena.

His influence has also been felt within the field of geometry, where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use computer graphics to study mathematical objects like the Mandelbrot set, which was named in his honor.

“I decided to go into fields where mathematicians would never go because the problems were badly stated,” Dr. Mandelbrot said. “I have played a strange role that none of my students dare to take.”

Benoît B. Mandelbrot (he added the middle initial himself, though it does not stand for a middle name) was born on Nov. 20, 1924, to a Lithuanian Jewish family in Warsaw. In 1936 his family fled the Nazis, first to Paris and then to the south of France, where he tended horses and fixed tools.

After the war he enrolled in the École Polytechnique in Paris, where his sharp eye compensated for a lack of conventional education. His career soon spanned the Atlantic. He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aeronautics at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eturned to Paris for his doctorate in mathematics in 1952, then went on to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 N.J., for a postdoctoral degree under the mathematician John von Neumann.

After several years spent largely at th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in Paris, Dr. Mandelbrot was hired by I.B.M. in 1958 to work at the 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 in Yorktown Heights, N.Y. Although he worked frequently with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served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Harvard an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t was not until 1987 that he began to teach at Yale, where he earned tenure in 1999.

Dr. Mandelbrot received more than 15 honorary doctorates and served on the board of many scientific journals, as well as the Mandelbrot Foundation for Fractals. Instead of rigorously proving his insights in each field, he said he preferred to “stimulate the field by making bold and crazy conjectures” — and then move on before his claims had been verified. This habit earned him some skepticism in mathematical circles.

“He doesn’t spend months or years proving what he has observed,” said Heinz-Otto Peitgen, a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remen. And for that, he said, Dr. Mandelbrot “has received quite a bit of criticism.”

“But if we talk about impact inside mathematics,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sciences,” Professor Peitgen said, “h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of the last 50 years.”

Besides his wife, Dr. Mandelbrot is survived by two sons, Laurent, of Paris, and Didier, of Newton, Mass., and three grandchildren.

When asked to look back on his career, Dr. Mandelbrot compared his own trajectory to the rough outlines of clouds and coastlines that drew him into the study of fractals in the 1950s.

“If you take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I have had a conventional career,” he said, referring to his prestigious appointments in Paris and at Yale. “But it was not a straight line be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It was a very crooked line.”

A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print on October 17, 2010, on page A28 of the New York edition.

2010年10月24日星期日

Murakami Takashi

凡爾賽宮展出村上隆遭王子抵制

〔國際新聞中心／綜合報導〕日本藝壇怪傑村上隆目前正在法國凡爾賽宮舉行作品回顧展，但他那些與凡爾賽宮格格不入的前衛作品，引來凡爾賽宮建造者路易十四世後代反彈，甚至向法庭申請禁制令，要求禁止村上隆的作品繼續展出。

48 歲的村上隆是當前極受歡迎的藝術家，作品常以彩色金屬、玻璃纖維與壓克力來表現巨大人物，而他以漫畫風格著稱的作品，9月14日開始在洛可可風的凡爾賽宮展出後，引來不少反彈聲浪，如今訴諸法院，「凡爾賽保護協調」組織的主席尤品斯基表示：「這是將展出村上作品引發的辯論與反彈轉變成司法途徑。」

提出訴訟的是路易十四的旁系子孫希斯特—亨利王子，他希望藉此保護「凡爾賽宮與祖先的尊嚴」。「藝術家在凡爾賽宮展出，會獲得額外好處。我們不反對現代藝術，不過我們反對改變法國文化本質且無益於法國文化的思考方式。」

希斯特—亨利的姪子查爾斯—艾馬紐，2008年也曾向法院申請禁制令，希望禁止美國藝術家傑夫．昆斯（Jeff Koons）鮮豔又怪異的雕塑在凡爾賽宮展出，因為他認為這些作品讓家族蒙羞，但法院並未接受他的要求。

凡爾賽宮已連續3年邀請當代藝術家參展，村上隆這次共展出15件作品，室外展品以貼滿金箔的巨大「橢圓佛陀」（oval Buddha）最引人注目，仔細一看其實是日本神話中的「河童」。室內展品方面，最引發爭議的則是女僕造型公仔「Miss Ko」。村上隆的最新力作、也是展品中體積最大的，是高7公尺的「尖頭君與四天王」（tongari-kun），水滴狀的尖頭君坐在蓮座上，尖尖的頭直達繪有古畫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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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村上隆
假名	むらかみたかし
羅馬字	Murakami Takashi

村上隆（1962年 2月1日－）是一位日本藝術家。他曾就學於東京藝術大學。

村上隆

他是受日本動畫和日本漫畫影響而專註於御宅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後現代藝術風格——超扁平（Superflat）運動創始人。其靈感源自眾多古怪的浮世繪藝術家和金田伊功（Yoshinori Kanada）1983年的動畫影片「Harmagedon」。

村上隆曾為法國品牌路易·威登設計手袋等產品，包括限量珍藏版的「櫻花」系列。2008年，他的一座公仔作品，標價5億日圓，創下同商品的天價紀錄。[1]

[編輯] 外部連結

Kaikai Kiki Co. 村上隆官方網站（日語和英語）
Artcyclopedia上的村上隆條目（英語）

2010年10月18日星期一

maurice ravel

拉威爾（1875－1937），法國印象派作曲家，風格古典優雅，饒富異國情調。死公主的孔雀舞、波麗露、高貴而感傷的圓舞曲、美女與野獸的對話、西班牙時間均為其代表作。

http://www.answers.com/topic/maurice-ravel

代表的な作品 [編集]

詳細は「ラヴェルの楽曲一覧」を参照

※括弧内の西暦は作曲年

ピアノ作品 [編集]

グロテスクなセレナード（Sérénade grotesque, 1893年頃）
自筆譜では単に「セレナード」という題である。
耳で聞く風景（Les sites auriculaires）
- ハバネラ（Habanera）
  ドビュッシーが「グラナダの夕べ」に盗作したのでは、と物議を醸した作品。後にオーケストレーションして「スペイン狂詩曲」の第3曲に使われている。

鐘の鳴るなかで（Entre cloches）

口絵（Frontispice）
古風なメヌエット（Menuet antique, 1895年）
亡き王女のためのパヴァーヌ（Pavane pour une infante défunte, 1899年）
水の戯れ（Jeux D’Eau, 1901年）
ソナチネ（Sonatine, 1903年～1905年）
- 中庸の速さで（Modéré）
- メヌエットの速さで（Mouvement de menuet）
- 生き生きと（Animé）
鏡（組曲）（Miroirs, 1904年～1905年）
- 蛾（Noctuelles）
- 悲しい鳥（Oiseaux tristes）
- 海原の小舟（Une barque sur l'ocean）
- 道化師の朝の歌（Alborada del gracioso）
- 鐘の谷（La vallée des cloches）
夜のガスパール（Gaspard de la Nuit,1908年）
- オンディーヌ（Ondine）
- 絞首台（Le Gibet）
- スカルボ（Scarbo）
マ・メール・ロワ（組曲）（Ma Mère l'Oye,1908年～1910年）
- 眠りの森の美女のパヴァーヌ（Pavane de la belle au bois dormant）
- 親指小僧（Petit Poucet）
- パゴダの女王レドロネット（Laideronette, Impératrice des Pagodes）
- 美女と野獣の対話（Les Entretiens de la Belle et de la Bête）
- 妖精の園（Le Jardin Féerique）
ハイドンの名によるメヌエット（Menuet sur le nom d'HAYDN, 1909年）
高雅で感傷的なワルツ（Valses nobles et sentimentales, 1911年）
- モデレ（Modéré - Très franc）
- アッセ・ラン（Assez lent）
- モデレ（Modéré）
- アッセ・ザニメ（Assez anime）
- プレスク・ラン（Presque lent）
- ヴィフ（Vif）
- モワン・ヴィフ（Moins vif）
- エピローグ、ラン（Epilogue）
ボロディン風に（A la manière de Borodine, 1913年）
シャブリエ風に（A la manière de Emannuel Chabrier, 1913年）
前奏曲イ短調（Prélude, 1913年）
クープランの墓（Le Tombeau de Couperin, 1914年～1917年）
- 前奏曲（Prélude）
- フーガ（Fugue）
- フォルラーヌ（Forlane）
- リゴドン（Rigaudon）
- メヌエット（menuet）
- トッカータ（toccata）
パレード（Le parade, 1896年）
メヌエット嬰ハ短調（Menuet en ut dièse, 1904年）

協奏曲 [編集]

ピアノ協奏曲ト長調（Concerto pour piano et orchestre, sol majeur）
- アレグラメンテ（allegramente）
- アダージョ・アッサイ（adagio assai）
- プレスト（presto）
もともとはバスク風協奏曲として計画されていたもの。
左手のためのピアノ協奏曲（Concerto pour la main gauche）
第一次世界大戦で右手を失ったピアニスト、パウル・ウィトゲンシュタイン（哲学者として知られるウィトゲンシュタインの兄）の依頼によるもの。ジャズの影響が色濃い。

管弦楽作品 [編集]

スペイン狂詩曲（Rapsodie espagnole,1907年）
- 夜への前奏曲（Prélude a la nuit）
- マラゲーニャ（Malagueña）
- ハバネラ（Habanera）
- 祭り（Feria）
マ・メール・ロワ（組曲：ピアノ曲からの編曲、1912年）
クープランの墓（組曲：ピアノ曲からの抜粋編曲、1919年）
- 前奏曲（Prélude）
- フォルラーヌ（Forlane）
- メヌエット（Menuet）
- リゴードン（Rigaudon）
亡き王女のためのパヴァーヌ（ピアノ曲からの編曲、1910年）
古風なメヌエット（ピアノ曲からの編曲、1928年）
『シェエラザード』序曲（Ouverture 'Shéhérazade'）
海原の小舟（Une barque sur l'océan）（ピアノ曲からの編曲）
道化師の朝の歌（Alborada del gracioso）（ピアノ曲からの編曲）

オペラ [編集]

スペインの時計（L'heure espagnole）
1幕のオペラ。時計屋の女房に言い寄る男たちをコミカルに扱った歌劇。
子供と魔法（L'enfant et les sortilèges）
'子供と呪文' という場合もある。2幕のオペラ。

バレエ音楽 [編集]

ボレロ（Boléro, 1928年）
ダフニスとクロエ（Daphnis et Chloé, 1909年-1912年）
全曲版、および全曲版から抜粋した第1組曲、第2組曲がある
ラ・ヴァルス（La Valse, Poème choréographique, 1919年-1920年）
マ・メール・ロワ（全曲版）

ジャック・ルーシェの依頼によるバレエのための編曲。組曲版とは順番が違い、前奏曲と間奏曲が付加され、全体が続けて演奏される。1912年に初演。

前奏曲(Prélude)
第1場: 紡ぎ車の踊りと情景（Danse du rouet et scène）
第2場: 眠りの森の美女のパヴァーヌ（Pavane de la belle au bois dormant）
第3場: 美女と野獣の対話（Les entretiens de la Belle et de la Bête）
第4場: 親指小僧（Petit poucet）
第5場: パゴダの女王レドロネット（Laideronnette, impératrice des Pagodes）
アポテオーズ: 妖精の国（Le jardin Féerique）

高雅で感傷的なワルツ（アデライド、または花言葉）（ピアノ曲からの編曲、1912年）

室内楽曲 [編集]

遺作のヴァイオリン・ソナタ（1897年作曲、単一楽章）
弦楽四重奏曲ヘ長調
序奏とアレグロ（Introduction et allegro）
ピアノ三重奏曲イ短調
フォーレの名による子守歌（Berceuse sur le nom de Gabriel Fauré）
演奏会用狂詩曲『ツィガーヌ』（Tzigane）
ヴァイオリンとピアノ・リュテアル（またはピアノ）のための作品。ヴァイオリンと管弦楽にも編曲された。
ヴァイオリン・ソナタ
ヴァイオリンとチェロのためのソナタ
- ドビュッシーの墓（トンボー）（Le tombeau de Claude Debussy） - ヴァイオリンとチェロのためのソナタの第1楽章となった。

声楽曲 [編集]

暗く果てしない眠り
聖女（Sainte）
クレマン・マロのエピグラム（2 Epigrammes de Clément Marot）
クレマン・マロの2つの風物詩とも。
- 私に雪を投げるアンヌへの（D'Anne qui me jecta de la neige）
- スピネットを弾くアンヌへの（D'Anne jouant de l'epinette）
シェエラザード（Shéhérazade）
- アジア（Asie）
- 魔法の笛（La flûte enchantée）
- つれない人（L'indifférent）
おもちゃのクリスマス（Le Noël des jouets）
5つのギリシア民謡（5 Mélodies populaires grecques）
博物誌（Histories naturelles）
- くじゃく（Le paon）
- こおろぎ（Le grillon）
- 白鳥（Le cygne）
- かわせみ（Le martin-pêcheur）
- ほろほろ鳥（La pintade）
ハバネラ形式のヴォカリーズ（Vocalise-étude en forme de habanera）
草の上で（Sur l'herbe）
トリパトス（Tripatos）
民謡集（4曲; Chants populaires）
スコットランドの歌（Chanson écossaise）
ステファヌ・マラルメの3つの詩（3 Poèmes de Stéphane Mallarmé）
- ため息（Soupir）
- むなしい願い（Placet futile）
- 壷のなかから一飛びに躍り出た（Surge de la croupe et du bond）

ドビュッシーが同時期に、第1曲、第2曲と同じ詩に作曲している。

無伴奏混声合唱のための3つの歌（3 Chansons）
- ニコレット（Nicolette）
- 3羽の美しい極楽鳥（3 Beaux oiseaux du paradis）
- ロンド（Ronde）
2つのヘブライの歌（2 Mélodies hébraïques）
- カディッシュ（Kaddish）
- 永遠の謎（L'énigme éternelle）
マダガスカル島民の歌（Chansons madécases）
- ナアンドーヴ（Nahandove）
- おーい（呼び声）（Aoua!）
- 休息-それは甘く（Repos-Il est doux）
ドゥルシネア姫に思いを寄せるドン・キホーテ（Don Quichotte à Dulcinée）
- ロマンティックな歌（Chanson romanesque）
- 勇士の歌（Chanson épique）
- 乾杯の歌（Chanson à boire）
もともと映画「ドン・キホーテ」の劇中歌として作られたが、映画では使用されなかった（イベールの曲が採用された）。
アリッサ（Alyssa）1903
アルシオーヌ（Alcyone）1902

合作 [編集]

ジャンヌの扇（L'éventail de Jeanne）
ジャック・イベール、アレクシス・ロラン＝マニュエル、アルベール・ルーセル、ダリウス・ミヨー、フランシス・プーランク、ジョルジュ・オーリック、フロラン・シュミット、マルセル・ドラノワ、ピエール・フェルーとの合作。そのうち1曲目のファンファーレを担当。

編曲 [編集]

展覧会の絵（Tableaux d'une exposition; ムソルグスキーのピアノ曲を管弦楽編曲）
謝肉祭（シューマンのピアノ曲を管弦楽編曲、ただし現在3曲^[2]しか楽譜が残されていない）
夜想曲(ドビュッシーのオーケストラと女声合唱のための曲を2台のピアノのために編曲^[3]^[4]。)
牧神の午後への前奏曲(ドビュッシーのオーケストラ作品を2台のピアノ用に1910年に編曲^[4]。)
サラバンド（ドビュッシーのピアノ曲を管弦楽編曲）
舞曲（スティリー風タランテラ）（同上。1922年編曲^[4]。）
華やかなメヌエット（シャブリエのピアノ曲を管弦楽編曲）

私家作品（未完、断片など） [編集]

フーガ（紛失）
マズルカ（1ページの断片）
交響曲のスケッチ
モーヌ大将（構想のみで現存はしないが、作曲はしたという説あり）
スケート滑り（断片）
組曲（第1ピアノ部分欠落）
「室内」のための前奏曲（オペラ「室内」の未完原稿）
グリーグの主題による変奏曲
カリロエ（現存せず）

その他 [編集]

職業生涯

1882年開始學習鋼琴。

1889年進入巴黎音樂學院學習。創作《悼念公主帕凡舞曲》（一譯孔雀舞曲）

1901年創作鋼琴曲《水的嬉戲》

1901年－1903年三次參加羅馬大獎比賽，全部無功而返。創作《F大調弦樂四重奏》

1905年其第四次參賽申請遭拒絕。引起巴黎的藝術界和出版界極大不滿，當時的藝術家甚至平民愛樂人士站出來聲援，行動導致音樂學院的改組，作曲家佛瑞出任院長。

1907年創作《西班牙狂想曲》

1908年創作鋼琴四手聯彈《鵝媽媽》（後改編為管弦樂版本）

1911年創作《達夫尼與克羅伊》和《高貴而傷感的圓舞曲》

1917年創作《庫普蘭之墓》

1922年完成穆索爾斯基的鋼琴套曲《圖畫展覽會》的配器

1924年創作《茨岡》

1928年創作《波麗露舞曲》

1932年在一次車禍中頭部受到猛烈撞擊，患上失語症並失去作曲能力。

1937年同意進行開顱手術。手術後昏迷，於12月28日在巴黎逝世，終年62歲。

2010年10月17日星期日

Maurice Allais

2010年10月18日 06:22 AM

逝去的预言家
Visionary who warned of bank practices that brought crises

英国《金融时报》菲尔•戴维森报道


Maurice Allais, who has died in his native Paris at the age of 99,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	99岁高龄的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在其出生地巴黎去世，他曾获得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视为20世纪后半页最有远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把华尔街形容为“名副其实的赌场”，对于银行业和股票市场中那些最终导致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做法，他很久之前就发出过警告。
Sciences in 1988 and wa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visionary economists of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He once described Wall Street as “a veritable casino” and had long warned against the kind of banking and stock market practices that would lead to the financial crises of 1998 and 2008.	晚年时，他曾对自己心目中全球化的危险进行警告，对世贸组织(WTO)也颇多微词。他曾撰文称“全球化只对跨国公司有利”，并认为一定程度的国家保护主义往往是合理的。
In his later years, Allais warned of what he considered the dangers of globalisation and was highly critical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riting that “globalisation profits only the multinationals” and arguing that a degree of national protectionism was often justified.	1987年股市崩盘前夕，阿莱曾将当时的全球经济与1929年大崩盘之前做过如下比较：“获利的期许、狂热的投机，以及信用机制中由此产生的潜在不稳定性，这是在用短期储蓄为长期投资提供资金。”
Just before the 1987 stock market crash, Allais compared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the days before the crash of 1929: “promises to pay, frenetic speculation, and a resulting potential instability in credit mechanisms, that is, financing long-term investments with short-term deposits”.	最近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不久，已经90多岁的他写道：“世界经济完全依托于巨大的债务金字塔，以一种脆弱的平衡互相支撑。这种潜在的不稳定性，从未呈现出过如此巨大的全面崩盘威胁。”
Shortly before the latest financial crisis, already in his nineties, he wrote: “The world economy rests entirely on gigantic pyramids of debt, all supporting themselves on one another in a fragile equilibrium. Never has such potential instability appeared with such a threat of general meltdown.”	法兰西人文院(French Academy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院士伊冯•加塔(Yvon Gattaz)表示，“可以说莫里斯•阿莱预言到了眼下发生的所有事情，无一遗漏。”
In the words of Yvon Gattaz, a fellow member of the French Academy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one can say that Maurice Allais predicted everything that is going on now, everything”.	更早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表示，如果阿莱的经济学理论能够早一点出英文版，“一代人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历程都会有所不同。”萨缪尔森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独立研究得出的许多理论，与阿莱以法语发表的著作不谋而合，另一位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爵士(Sir John Hicks)的一些著作也是如此。
According to an earlier Nobel economics winner, the American Paul Samuelson, had Allais’ economic theories been published in English earlier, “a gener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would have taken a different course”. Many of Mr Samuelson’s theories in the 1950s and 60s, reached independently, tallied with those published in French by Allais, as did some of the works of another famous Nobel winner, the Briton Sir John Hicks.	阿莱还是一位卓有声誉的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尤以“阿莱效应”(Allais Effect)著称。该理论提出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不足之处，也暗示爱因斯坦抄袭了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洛伦茨(Hendrik Lorentz)以及法国人昂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的成果。
Allais was also a historian and a physicist of re-nown, notably for the Allais Effect, which suggested weaknesses in 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 and that Einstein plagiarised research by Hendrik Lorentz, the Dutch physicist, and Frenchman Henri Poincaré.	他发明了一座“类圆锥”摆用于研究重力，并发现在出现日蚀的时候，摆的速度会略微加快。他表示，这一现象“在当前普遍认可的理论框架内很难解释”，暗示爱因斯坦的理论可能存在瑕疵。但多数物理学家认为，所谓的“阿莱效应”并不能作为一种结论。
He invented a “paraconical” pendulum to study gravity and found that, during solar eclipses, the pendulum speeded up slightly. He said it was a phenomenon “quite inexplicabl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urrently-accepted theories” and suggested a possible flaw in Einstein’s theory. A majority of physicists believe the so-called Allais Effect is inconclusive.	阿莱被称作是唯一获得令人觊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法国人，不过他的学生杰拉德•德布鲁(Gérard Debreu)曾在1983年荣膺这一奖项，但当时德布鲁已加入美国国籍。
Allais was described as the only Frenchman to have won the coveted economics prize although Gérard Debreu, one of his pupils, had won it in 1983, by then, however, a naturalised US citizen.	虽然阿莱把自己描述成“社会自由派”（他总是会加上一句“欧洲意义上的自由派”），但他却赞成限制移民，还认为在生活水平差距极大的国家之间，“理性的保护主义不但合理，而且绝对必要”。
Although he described himself as a “socialist liberal” (he always added the phrase “liberal in the European sense”), Allais believed in restricted immigration and that “a reasoned protectionism is not only justified but absolutely necessary” between countries with distinctly different standards of living.	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提出了一种“均衡定价”的数学等式，认为是价格在供需之间建立了平衡。1947年，他又撰文指出，一个经济体的利率不应超过其经济增长率。
As long ago as the 1940s, he produced a mathematical equation for “equilibrium pricing,” where prices created a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1947, he wrote that interest rates should not exceed the growth rate of an economy.	1953年，他对人们如何在不确定性情况下进行决策的主流理论发起了挑战。在他给出的选择情况下，多数人自然倾向于采取的行动，在主流理论看来非理性的，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之为“阿莱悖论”。
In 1953, he challenged the dominant theory of how people made choices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In what became known as the Allais Paradox, he presented choice situations in which most people’s natural inclination would be to act in ways the theory deemed irrational.	上世纪90年代，阿莱曾是法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反对欧洲单一货币的经济学家之一。但并不是反对单一货币本身，而是认为应等到欧洲成为一个更强大的政治和经济联盟之后。
In the 1990s, he was one of the few French economists to oppose the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 not per se but until Europe had become a strong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union.	莫里斯•菲力克斯•夏尔•阿莱1911年5月31日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死在德国战俘营之后，孩提时代的阿莱便帮助寡母料理家中的奶酪作坊。阿莱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工程专业毕业后，加入了国家矿业管理机关法国国家矿业局(Corps National de Mines)。让他改变志向的，是1933大萧条期间的一次美国之行，他当时亲眼目睹了贫困和饥饿。“我要知道原因何在。我（投身经济学领域）的动机是……给困扰世界的问题找到解决之道。”
Maurice Felix Charles Allais was born in Paris on May 31 1911. As a child, he often helped his widowed mother in the family fromagerie after his father went to the Great War and died in a German prisoner-of-war camp.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Ecole Polytechnique in engineering, he joined the state-run French Corps National de Mines, the national mines administration. It was a trip to the US in 1933,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where he witnessed poverty and starvation that changed his goals. “I needed to know why. My motivation [for going into economics] was . . . to find a remedy to problems facing the world.”	10月9日，阿莱在巴黎郊区的圣克卢无疾而终。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今年早些时候向阿莱授予了法兰西最高荣誉——法国荣誉勋位团大十字勋章(Grand Cross of the Légion d’Honneur)。阿莱的妻子雅克利娜(Jacqueline)已于2003年辞世，二人育有一女。
Allais died of natural causes at home in the Paris suburb of Saint-Cloud on October 9. He was elevated earlier this year by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to France’s highest award, the Grand Cross of the Légion d’Honneur. His wife Jacqueline died in 2003 and he is survived by a daughter.	译者/王柯伦

2010年10月15日星期五

台灣太吝嗇給優秀公務員身後獎勵了

我讀這字條想到天主教"似乎"比較常用人名紀念先賢
所以有"耕莘"等

台灣公家單位動輒使用"國家XXX"等實在太吝嗇給優秀公務員獎勵了或良好大臣太少

"delegate, apostolic：宗座代表；教宗代表：不具外交身分的教宗代表。如教廷駐華代表剛恒毅總主教、蔡寧總主教等。詳見 papal legate。"

張大千作畫掌故【黃天才】

唯美主義的愛與憎 ──張大千作畫掌故

2010-10-15
中國時報
【黃天才】

　大千是唯美主義者，他的「選材」條件祇有一項：就是「唯美」。他堅持祇有美的東西才能入畫，並認為「畫以表現美為主」。美與不美的判定，是絕對主觀的，大千作畫的「選材」標準，並不一定為他人所認同，這是難免的。

　國畫大師張大千，在繪畫上是出了名的多面手，舉凡山水、人物、花卉、鳥魚走獸，無所不能，無所不精，也無所不為雅俗所共賞。在各門各類眾多題材之中，大千有他所最愛者，也有他所憎嫌者。我們細心觀察研究，頗有一些有趣的發現。

　大千是唯美主義者，他的「選材」條件祇有一項：就是「唯美」。他堅持祇有美的東西才能入畫，並認為「畫以表現美為主」。

　美與不美的判定，是絕對主觀的，大千作畫的「選材」標準，並不一定為他人所認同，這是難免的。

　一、山水畫

　大千喜歡遊山玩水，他一生所作畫，也以山水畫為最多。大千一輩子百畫千畫也不厭的，是他家鄉的山水。四川「四天下」的「峨嵋天下秀」與「青城天下幽」，從巨幅連屏到斗方小品，不知畫過多少件；其餘「瞿塘天下險」、「劍閣天下雄」兩處，與四川其他山川勝景，大千常說：閉上眼睛也能畫出來。

　其實，大千雖然偏愛四川山水，但世界其他各地的美山秀水，也一樣是他的最愛：中國大陸的黃山、華山；台灣的阿里山、太魯閣；日本的「三景」（松島、宮島、天橋立）；印度的大吉嶺；瑞士的雪山；美國的大峽谷，以及南美阿根廷、巴西等處的美景，都曾在大千筆下展現了風光神貌。

　當然，世界各地，大千不曾遊覽過，也不熟悉，因而從未畫過的山水勝景，所在多有，這和他作畫選材的愛憎無關。但他曾觀賞過無數次，十分熟悉，卻從未在他畫筆下展現過的名山勝景，似乎祇有一處，那是日本的富士山。

　大千為什麼不畫富士山？我們不便問他，所以無答案。但在他一生數以萬計的山水畫中，找不到一張畫富士山的，確是事實。也許在大千的主觀意識裡，富士山不夠美吧。

　二、人物畫

　任何稍事涉獵大千藝事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大千最愛的人物畫素材是美女。大千一生所作的人物畫，美女素材者恐怕要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大千的工筆仕女，無論是古裝或現代，無論是中國、西藏、日本、印度或西方白人佳麗，往往會比大千的山水畫還要搶手，為收藏家或藝術愛好者爭相購藏。

　大千最愛的人物畫素材，既是以美女為主，則男人縱使不為他所憎嫌，至少入畫的機率就微乎其微了。大千對此並不避諱，他在一幅仕女畫的題詩中，有這麼兩句：「眼中恨少奇男子，腕底偏多美婦人。」

　不過，也不要以為大千筆下不畫男人，有一個非常的例外：他時常畫他自己，就是所謂的「自畫像」。

　對張大千藝事研究著力極深的傅申博士說：張大千恐怕是中國歷代畫史上，畫過並傳世最多自畫像的畫家。傅申估計大千畫過的自畫像不下一百幅。

　大千所作自畫像，還有一「絕」：他常把自己畫成鍾馗，頭戴烏紗帽，身著紅官袍，手舞驅魔劍，配上他的濃眉大眼，一把鬍鬚，確也有模有樣，有時還擔心別人認不出來，還題詩表明身分：「世上漫言皆傀儡，老夫粉墨也登場。」他為老友鄭曼青畫扇，把自己畫成手舞長劍的鍾馗，題詞四句：「驅蚊則靈，驅鬼無效；大千發狂，曼青發笑。」鄭曼青視為至寶。

　三、花卉與動物畫

　張大千似乎把花視為美的具體形象，他幾乎是無花不愛，早年最愛畫水仙，享有「張水仙」的美譽。以後隨著年事漸長，擅長的花卉種類繁多，最著名的是巨幅潑墨荷花、牡丹、海棠、梅花等都是他所最愛；芋頭、紅蘿蔔、櫻桃、翠綠白菜等小品，一樣膾炙人口。

　花卉之中，唯一為他嫌棄的是櫻花。他不僅從來不畫櫻花，而且還在詩文中明白表示出來。他在日本橫濱庭園式旅館「偕樂園」大廳牆壁上題詩有：「隔歲重來別有情，花花葉葉競相迎。老夫愛尚與人異，萬卉中無一本櫻。」

　至於動物走獸，大千當然有他所最愛的，或他所憎嫌的；但更有一些，他雖然不畫，卻不一定是他所憎嫌，而是各別另有其特殊原因的。我們試以「十二生肖」為對象，分別加以說明。

　十二生肖中，經常在大千筆下栩栩如生展現的，有：馬、牛、羊、犬、兔、雞。

　其餘：鼠、蛇、猴、豬，形象不佳，不堪入畫。

　情況特殊者：龍──形象虛無，無從描繪。

　虎──大千認為是他二哥張善子（虎癡）的專屬題材，他不敢碰。

　（張大千畫冊暨文獻展，在北市大安區龍泉街81號舊香居書店展至今年十月三十一日止；本文作者明天下午三點到五點，於舊香居開講「談大千先生的幾場重要展覽」，詳洽02-23680576）

The laureate behind bars

Oct 8th 2010, 12:58 by J.M. | BEIJ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 committee’s announcement on October 8th that they are giving the award to an imprisoned Chinese dissident, Liu Xiaobo, will infuriate Chinese leaders. It may well give extra ammunition to hardliners in China who argue that the West is bent on undermining Communist Party rule. This is the same faction that argues the party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West’s economic malaise to assert its own interests more robustly.

China reacted with outrage in 1989 when the Nobel peace prize was awarded to the Dalai Lama, the Tibetan leader in exile, to all appearances as a rebuke to the government for having crushed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earlier that year. Though China regards Tibe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ation, Mr Liu stands apart as an ethnic Han Chinese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addressing the politics of China proper.

Mr Liu is precisely the kind of dissident that the party regards as most threatening. He is a seasoned campaigner, a vetera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who has shown no sign of succumbing to the party’s intimidation in spite of three periods of incarceratio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more than five years in total). He is a mildly spoken literary critic who has created the sort of consensus that is unusual to forge among China’s infighting intellectuals. Mr Liu’s Charter 08, a document that calls for democracy, was signed initially by more than 300 liberal thinkers (and then by thousands of others online). It struck a reasoned tone to which radicals and moderates alike could subscribe. The debate over “universal values” that it helped to fuel still rages within the party today.

Mr Liu was arrested in December 2008, two days before Charter 08 was made public. The authorities chose Christmas Day, 2009, to announce his 11-year jail term for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The charter and a handful of Mr Liu’s online essays were all the evidence that the court required. In May this year he was transferred to a remote prison, 500km (310 miles) north-east of Beijing.

The authorities might take comfort were they to read his essays carefully. In one of them, written in 2006, he said the authorities’ attempts to block the spread of sensitive information meant that “a number of famous mainland Chinese dissidents find themselves in the paradoxical position of a backyard bush that blooms on the neighbour’s side of the wall: enjoying great international fame but not recognis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ir own country, known only within a small circle of people”. (The full text, along with those of other essays by Mr Liu and his trial documents, can be found on the websit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a New York-based group.)

Mr Liu writes positively about the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But he is scathing about the willingness of the Chinese public to bend to party authority, so long as the party continues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no matter how underhand) to get rich. Mr Liu is despondent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a public push for change in China’s authoritarian system. “The repression by the dictatorial authorities is, admittedly, one of the reasons, but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populace is an even greater cause,” he says.

There is likely to be much online comment in support of Mr Liu’s award in China, but the Nobel prize is unlikely to galvanise any concerted protest action such as the party would find difficult to suppress. There will be an upsurge in demands from abroad for Mr Liu’s release. Yet major Western powers are little inclined to jeopardise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for the sake of individual dissidents. Just two months after Mr Liu’s arrest,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secretary of state, said after a visit to Beijing that she had raised human rights but that “our pressing on those issues can’t interfere with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crisis and the security crisis.”

China is a past master of deflecting Western concerns about its treatment of dissidents. In the late 1980s, Deng Xiaoping spoke dismissively to his colleagues about the West’s response to the sentencing in 1979 of a dissident, Wei Jingsheng, to 15 years in prison. “We put Wei Jingsheng behind bars, didn't we?” he boasted. “Did that damage China's reputation? We haven't released him, but China's image has not been tarnished by that. Our reputation improves day by day.”

The West in the 1980s was eager to court China as an ally in the cold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90s, after Tiananmen and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China suddenly faced a lot more pressure on human rights from the West, but it was able to use occasional releases of high-profile dissidents to blunt foreign criticisms. In the past few years,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West’s desire to profit from it has given China more breathing space.

Officials might one day choose an opportune moment to use the release of their Nobel-decorated dissident to win plaudits from Western governments. As Mr Liu has observed, China “has learned that by forcing famous dissidents into exile it kills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it gives the dissidents a way out and wins favou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also gets rid of direct political opponents, and belittles the moral image of dissidents within the country.” Mr Liu will now have to worry about such a fate for himself.

The laureate behind bars, Nobel-decorated dissident

The laureate behind bars

Oct 8th 2010, 12:58 by J.M. | BEIJING

2010年10月12日星期二

Milton Snavely Hershey

觀念平台－賀喜學校的故事企業愛心的典範 2010-10-13中國時報【方祖涵】　很多人知道ＮＢＡ史上單場最高得分的記錄，是勇士隊的中鋒張伯倫在將近五十年前創下。不過很少人注意到這場比賽並不是在勇士隊當年的費城主場舉辦，而是在一百英哩外的一個小鎮──賀喜，也就是賀喜巧克力總公司的所在地。因為是一個小鎮的小球場，當年目睹張伯倫一百分神蹟的觀眾只有四千多人，不到他誇口有過親密關係的女人數目的一半。　

不過我要說的不是張伯倫，或是勇士隊的故事，而是賀喜這個小鎮。在這裡，有美國東北區最受歡迎的遊樂園，也有佔地五萬六千坪，全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工廠，還有，一間很有錢，很有錢，的貧民學校。　故事是這樣的：創辦巧克力公司的賀喜先生很喜歡小孩，可是他跟他的太太凱薩琳結婚很久，還是沒有辦法生自己的孩子。在他五十二歲的時候，他們夫妻倆決定，既然沒有辦法生小孩，那麼就來開一間給孤兒上學的學校。賀喜先生說，這一切都是我太太的主意，如果我們能夠幫助一百個孤兒，那一切就值得了。　於是賀喜職業學校在一百年前開幕，一開始這間學校只專門給提供孤兒跟貧戶高職的技術教育，後來，變成有幼稚園到高中完整課程的學校，也改名成為米爾頓．賀喜學校。

賀喜一直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資本家，他自己因為家庭的因素，只有受過四年的教育，在他白手起家賺錢之後，卻從不忘記回饋社會。之前提到的巧克力樂園，一開始也只是他貼心蓋給自己員工的遊樂場。相信因果論的人，應該都會覺得他買了鐵達尼號的首航（末航）船票，卻因為太太生病取消行程，是因為好心有好報。　一九一八年，賀喜的太太過世三年之後，他把他當年大部分的財產信託，捐給學校（他之後還活了將近三十年）。當年六千萬美金就已經是一筆令人咋舌的天文數字，而賀喜巧克力在九十年來持續成長，目前，賀喜基金會仍然是賀喜巧克力集團的最大股東，也有董事會投票的絕對多數，學校基金會的資產，已經將近八十億美金。一般私校都是以捐款的規模作為學校規模的依據，而八十億美金，比牛津大學多了五成。現在賀喜學校一年招收一千八百名學生，仍在持續擴張當中。　

走進賀喜，空氣中常常可以聞到淡淡的巧克力香氣。賀喜的銅像矗立在巧克力公園的入口，園內的木馬不停地旋轉，九十多年來帶給數不盡的孩童歡笑。而賀喜學校，在前往巧克力公園必經的公路旁，安靜而富裕地存在。賀喜這個小鎮，說自己是世界上最甜蜜的地方。我想，資本主義裡有這樣的故事，甜蜜這兩個字，是實至名歸的。而所謂企業主的社會責任，不過如此而已。　（作者為運動專欄作家）

Milton Snavely Hershey was born on a central Pennsylvania farm in Derry Township, on September 13, 1857, to Henry H. Hershey and Fannie B. Snavely. Hershey inherited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from his father who moved the family often, attempting a variety of business ventures, including farming and cough drop manufacturing. Because of all the moves, Hershey's early schooling was haphazard, ending after the fourth grade.

At the age of 14, Hershey went to work as an apprentice with the printer of a German-American newspaper in Lancaster, Pennsylvania. After dropping a tray of type, made up of the hundreds of tiny metal pieces once used to print newspaper pages, he was fired. His mother found him a second apprenticeship, this time with Joseph H. Royer, a confectioner in Lancaster, Pennsylvania. From 1872 to 1876, Hershey helped Royer with his candy-making business and ice cream parlor, learning skills that would later help him build his own candy empire.

Tried and Tried Again

At the age of 19, Hershey parted company with Royer and started his own candy business in Philadelphia. He hoped to find an eager buying public in the thousands of people visiting the city for the Great Centennial Exposition celeb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ith money he borrowed from his uncle and the help of his mother and aunt, Hershey began making taffy and caramels, which were sold from a pushcart. The business scraped by for six years. In 1882, Hershey collapsed from the strain of working all day (selling the candy) and all night (manufacturing it). Forced to admit failure, Hershey closed up shop.

Hershey decided to seek his fortune in Denver, Colorado, along with his father, who had also moved west. He worked for a candy company in Denver, where he learned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s chocolate by adding fresh milk. With his father, he moved to Chicago, and opened yet another candy business. Like the others, it also failed.

Moving to New York City in the spring of 1883, Hershey worked for a candy business called Huyler and Company, and started manufacturing Hershey's Fine Candies. Unfortunately, sugar prices increased and Hershey lost his candy-making machinery. In 1885, he returned to Lancaster, Pennsylvania.

After so many failures, his aunt and uncle refused to loan Hershey any more money. He became partners with William Henry Lebkicher, a man he had hired in Philadelphia. The two men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start the Lancaster Caramel Company, where Hershey devised a formula using fresh milk to make "Hershey's Crystal A" caramels. Finally, he found success. An English importer ordered $2,500 worth of caramels to ship to England. The proceeds allowed Hershey to expand his business.

Borrowing $250,000 from the Importers and Traders Bank of New York City, Hershey expanded once again. The Jim Cracks, Roly Polies, Melbas, Empires, Icelets, and Cocoanut Ices sold very well. By 1893, the Lancaster Caramel Company had opened candy-making plants in Mount Joy, Pennsylvania, Chicago, and Geneva, Illinois, employing 1,400 people.

Established Hershey Chocolate Company

Hershey used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in Chicago-celebrating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Christopher Columbus's arrival in the New World-as an opportunity to study chocolate making as it was practiced in Europe. He examined chocolate-rolling machinery from the J.M. Lehmann Company of Dresden, Germany, finally deciding to buy it for his own company. At that time, milk chocolate was regarded as a luxury imported item, made by hand in a secret Swiss process. Hershey was confident that he could mass-produce enough chocolate to satisfy the demand of the American public. In 1894, he opened the Hershey Chocolate Company, producing breakfast cocoa, baking chocolate, and sweet chocolate coatings for the caramels.

After perfecting his recipe, Hershey expanded the business to produce 114 kinds of chocolates, including novelty items like chocolate cigars and chocolate bicycles. In order to focus all his attention on the chocolate business, Hershey sold the Lancaster Caramel Company in 1900 for one million dollars to his competitor, the American Caramel Company. He kept exclusive rights to supply dipping chocolate to the company, however, and used the money from the sale to build a new chocolate factory.

In 1897, Hershey purchased the Derry Church homestead where he had been born, intending to give the farm to his parents. Instead, he decided to use the rural Dauphin County land to build his chocolate plant, since it was ideally situated in an area full of dairies, and had plenty of fresh water necessary for cooling the factory's output. He bought 1,500 acres of adjacent property and, in 1903, began construction on the chocolate plant. Hershey knew his workers would need a place to live and raise their familie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new factory he planned and built an entire utopian community, complete with houses, a post office, churches, shops, schools, and even a trolley car for transportation.

Hershey planned that his new factory would mass-produce only one product, making it affordable for everyone. Working with his recipe makers, he developed a formula for milk chocolate that allowed for mass production. In February 1900, he introduced the milk chocolate Hershey Bar, which sold for pennies and brought affordable chocolate to the masses. The bars were so popular that Hershey found he did not need to advertise. Although the company continued its no advertising policy until 1968, Hershey was fond of the occasional self-promotion. One of the first automobiles in Pennsylvania bore the Hershey name painted on its side, drawing attention and orders for the Hershey salesmen who zoomed around at the car's top speed of nine miles per hour. Despite its cost of $2,000, a huge sum at that time, the electric car generated crowds and headlines wherever it went.

The company and the town prospered. In 1908, the Hershey Chocolate Company incorporated. By 1915, the plant had expanded to cover 35 acres, with sales growing just as quickly. Within 20 years, sales had increased to $20 million. The community, with its chocolate-related street names, offered housing, sewerage, electricity, schools, stores, a hospital, and fire department, a park and zoo, as well as a trolley line to bring in workers from neighboring towns.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tock market in 1929, nearly one third of United States workers lost their jobs. Anxious to help his own employees-plus take advantage of the Depression's low construction costs-Hershey embarked on a building project in 1930 that included a hotel, a high school, community building, sports arena, and a new air-conditioned office building. The Hotel Hershey incorporated his favorite details from hotels worldwide. Hershey would later note proudly that none of his workers were ever laid off during the Depression; in fact, he hired 600 additional laborers. The company diversified and branched out, making different kinds of candy, including the foil-wrapped Hershey's Kisses (introduced in 1907), Mr. Goodbar, the Krackel Bar, and Hershey's Miniatures. After losing money on a sugar deal, Hershey bought land in Cuba, where he began growing and processing his own sugar cane.

Despite efforts to anticipate his workers' every need, some employees attempted to form a union in 1937, to protest working conditions that included a 60-hour work week. The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 shut down the factory with a strike that only ended when local dairy farmers, whose livelihoods depended on selling milk to the company, physically attacked the workers. By 1940,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 had organized a union at the plant, creating an association to promote and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workers.

Hershey's Living Legacy

In 1898, Milton Hershey married Catherine Elizabeth "Kitty" Sweeney, an Irish-Catholic from Jamestown, New York. Anxious to use their wealth to help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themselves, the Hersheys founded a school for orphaned boys in 1909. Originally called the Hershey Industrial School, it was designed to train boys in farming and industrial trades so they would become able to support themselves. After Kitty Hershey died in 1915, Hershey donated his entire fortune-$60 million-in a trust to the school. It was renamed the Milton Hershey School and expanded to serve children of both sexes from disrupted homes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high school. The 10,000-acre school, through its trust, owns 40 percent of the stock of Hershey Foods, and controls 75 percent of the corporation's voting shares. "I don't think I'd be alive today without that place," Hershey School graduate Randy Zerr told Eric Ries of Techniques. "If there's anything I can do for the school, I will." Zerr took advantage of the school's horticultural program and works as a groundskeeper at 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 in Lancaster, Pennsylvania. Many Hershey graduates go on to college. Some have even graduated to executive positions within the Hershey Chocolate Company.

The Hershey Chocolate Company continued to create new product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y developed an unmeltable, four-ounce bar with extra calories and vitamins, which could be used as emergency provisions for soldiers and sailors. The company made more than a billion of the "Field Ration D" bars. In 1942, the U.S. government gave Hershey the Army/Navy E award for his civilian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effort. In 1995, he was honored once again by being pictured on a postage stamp commemorating him as part of the U.S. Postal Service's Great Americans series.

Hershey died in Hershey, Pennsylvania on October 13, 1945, one year after his retirement 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He was 88 years old. By the end of his life Hershey had donated most of his money to his town and the school he built. After his death, the sale of Hershey's personal possessions raised less than $20,000. The chocolate factory he built in Hershey, Pennsylvania, remain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In 1963, the Hershey Chocolate Corporation donated $50 million to build the Milton S. Hershey Medical Center of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which houses a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clinics, and research facilities.

The town of Hershey, Pennsylvania is still home to about 12,000 people and draws more than 30 million visitors each year. They come to see Hershey Park, which boasts a roller coaster, Ferris wheel, other rides, and a visitor's center. The center, built in 1973 to accommodate the massive crowds packing the factory tours, draws more visitors annually than the White House. Guests can take a tour through a mock chocolate factory that includes a ride through a simulated roasting oven, and culminates with samples of Hershey chocolate.

2010年10月31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