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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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自由時報登出一篇廣設大學與教改的文章。
那是簡縮版，以下貼出完整版。
/黃武雄 2015/12/28
那是簡縮版，以下貼出完整版。
/黃武雄 201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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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設大學沒什麼錯」（完整版）
/黃武雄 2015/12/27
一、
/黃武雄 2015/12/27
一、
廣設大學沒什麼錯，錯在浮濫升格；教改沒什麼錯，錯在沒有好好落實。
日前在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上，王如玄嚴辭批評教改、批評廣設大學，指責這是李遠哲的錯，要陳建仁答覆。陳建仁在會上只為當年（1995年）李遠哲所召集的教改會做些辯護，指出教改會於次年提出報告書後就解散了，教改如何落實，全在教育部手上。
當時及其後幾年（迄2000年）都一直是國民黨執政，教育部如何面對這本報告書？如何執行？有沒有落實？這些才是關鍵。要李遠哲去扛起教改的責任，其實是一場政治鬧劇。2003年李遠哲公開為教改道歉，是因他以高標準要求自己。
辯論會停留在責任歸屬，背後似乎隱喻兩黨皆默認廣設大學是錯的，默認教改是錯的。
但「廣設大學」有什麼錯？！教改有什麼錯？！
二、
1994年台灣十八歲的青年，進入四年制大學的機會還不到18%。譲更多的年輕人不必為了擠大學窄門，困頓在補習班年復一年；譲這大學窄門的壓力，不致往下擠迫，扭曲中小學教育，戕害一代代孩子的心智。這樣的訴求有什麼錯？！
廣設大學在當時是民意所趨。根據同年聯合報民調的結果，支持者近八成。教改之前，「大學窄門」是無數學生與家長的夢魘。
只有紓解升學壓力，教育才能回歸正常。廣設大學，是1994年四一〇教育改造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目的不只在紓解升學壓力，更在釋放學生心智，並藉此提升全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當時四一〇教改的訴求是：台灣應該在五到十年之內，譲青年入大學的機會，從18%提高到美國的54%，甚至達到加拿大的60%。
教育的本質是人才培育，是發展人的心智；不是人力規劃。太早強調競爭，對學生分級分類，會扭曲人格發展，同時也帶有階級壓迫。這是反教育的。另一方面，進高中大學，抑或進技職系統，應依學生個人志向，非由政府強行規劃。
很多人批評教改訴求既要「廣設高中大學」，就是要「消滅」技職學校。這是一大誤解。正好相反，四一〇教改主張進職校，必須是學生興趣所在，而不是因進不了高中。這是人民的教育選擇權。也只有這樣，職校品質才不致浮濫，職校畢業生才會受到社會珍惜。若供過於求，職業尊嚴必遭踐踏。看看從六〇年代，台灣為培養初級勞力，大肆擴充學店式的技職教育，造成人浮於事，與學非所用，多少人為了餬口擺地攤度日，就知道其為害之烈。
教改訴求，包含李遠哲召集的教改會報告，更主張把技職融入高中課程，作為選修，讓所有高中的青年都兼備「動手做」的能力。這是全人教育的一環，有助於縫合知識與技職的落差。
如果大學能提供好的教育，譲想進大學的人進大學，去接受現代知識的陶冶，去拓展他們的知識視野，人民的知識水平便會大幅提升。這重要的投資也將回饋於社會，增強未來的國力。
三、
廣設大學不能忽略新設大學的品質。師資若逐年招攬滯留海外的年輕博士回國任教，甚至接受外籍人士申請，中上等的師資可不虞缺乏。全面提高新設大學的品質，不是不可能，但政府必須投資，並審慎處理。這是當時民間教改論壇重要的議題。
那些年我擔心的是：教育部對廣設大學，會便宜行事用一貫升格私校的方式搪塞。早在1991年，我為文並藉「笑罷童年」的影片，分析若大量升格高職或專校為大學，必然降低大學的品質，無法真正紓解升學壓力。
1996年吳京上仼教育部長，果然提出「第二國道」的構想，要大量升格公私立技職專校。四一〇教改聯盟到教育部前抗議，要求好好廣設公立大學，並指出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人民就讀的機會，私立學校發展特色。」兩者定位混淆，必定弊端叢生。
以美國這種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來說，大學生有八成就讀公立大學，台灣到2015年的今天仍只三成多。
政府不能逃避籌設公立大學的責任，不能便宜行事，只靠一紙升格的行政命令，便把提供人民就讀機會的責任推給私校。
教改之前，很多私立專校是高職升格的，品質有很大問題，尤其從1970年代起，許多人辦私立高職是為了賺錢，學店處處林立。這樣的高職升格専科，專科升格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升格大學，品質必然粗糙；況且私校收費又數倍於公立學校，大量升格後的技術學院及大學如何能吸引年輕人就讀，如何能紓解升學壓力？進這樣的大學，又如何能提升人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第二國道的構想發佈之後，我偕時仼教育立委的王拓去與吳部長陳述利害，可惜吳部長堅持如故。潘朶拉的盒子一經打開，教改便走上不歸路。很多私立專校背後都有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在支撐。「第二國道」一經通車，這些升格的技術學院與大學便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阻斷其後籌設新的、優質公立大學的可能。
四、
往事已矣，今天面對大學浮濫的現實，我們不能只譴責過去。平心而論，能譲我們的青年有大學可去，本身就是好事。大學的平均水準也許降低，但同年齢層的知識水準還是提升了。這究竟是國家之福。
由於大學浮濫，很多人喜歡嘲笑大學生程度太低，一度「大學指定考試十八分都進大學」變成了膾炙人口的笑話。但這有什麼好笑？
作為一個教育者，我看到的是：大學指考十八分，是因在中小學沒有受到好的教育。這是教育者的責任，是國家的責任。教育的目的，不是對孩子筆手劃腳、分級分類，而是譲每一個孩子都得到最好的內在發展。如果我是大學的辦學者，我會努力讓這些程度偏低的學生，在進入我的學校四年之後脱胎換骨，變成一個能思考、有視野的知識青年。這是辦學者與教授者的責任。
1970-72年我曽在密西根一所州立大學教書。這是州立大學，任何一個州民只要中學畢業，就有權利進入州立大學。沒有人會嘲笑學生程度太低。相反的，我們教微積分的教授都被賦以一項任務：即使學生連國中數學的交叉相乘都不會，我們也要在一年之後譲他學會微積分。
事實上，我自己做到了，一些同事也做到了。這是我們拿薪水的教授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作為教育者，我們不能嘲笑學生。
大學浮濫的問題，不在於很多不明事理的人用嘲笑的口吻說「阿貓阿狗都進了大學」，而在於我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大學品質。
未來如何提升大學品質，如何回歸公私校的定位，才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不够水準的私立大學應該回歸巿場機制，但在某些私校退場的同時，我們不應藉此又縮減學生進大學的機會。為了長遠，更要伺機提高公立大學的學生人數比。
批評教改，不要忘了教改之前我們的孩子所受的苦。1974年我去彰中試教，就有一位教過的學生因三次聯考不上而自殺身亡。這不只是一個特例。類似悲慘而令人痛心的現象，在當年時有所聞。
不要美化過去，不要把教改汚名化；不要說教改之前，台灣的教育有多好，不要說因為教改，台灣的學生才變得有多苦。這些只是蔑視事實、自欺欺人之談。
今天很多孩子因教改而在一個相對壓力較小，競爭不那麼嚴酷的環境中長大，人變得比較擅於思考，心地變得比較柔軟。與上一個世代不一樣，他們更知道相互欣賞、相互鼓勵。
不論當時教改的進程如何粗糙，教改多少還是釋放了年輕世代的心智。因為他們，台灣社會開始有了內省與反思。他們年輕的手，正一步步在推動社會，譲台灣走向一個前所未有、可以講道理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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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的中學的一些經驗。
*黃武雄 父親原本為我取好的名字。我在家男孩之中排行第二，故有仲字。
但偶作中昭，又是父親的政治意識留下的㾗跡。
我長大後，父親曾如此解釋：昭和時期，亦心存中華，故名中昭。及至二二八事變之前，他對國府已完全絶望。年輕時他在九州帝大讀獨逸志文學(德國文學)，擅長數國語言，唯終生不學華語。
父親亦擅長中文書法，深懂漢文，但不學華語。
這是少年時期家居附近的手繪圖(見下圙一)。1954-1960，我讀中學，住在台中市南區。
事隔半個世紀，我憑記憶手繪，用來寄贈久別重逢的摯友林一朗。
一、
我自小隨著父母，在西部平原南遷北徙，讀了六個小學。
我自小隨著父母，在西部平原南遷北徙，讀了六個小學。
1948年，家住豐原新町，在瑞穗國小以父親喜好之名仲昭(中昭)*入學。翌年遷往嘉義垂楊國小，在番仔溝附近生活。
三年級下學期，轉至台南，名字改回黃武雄，原因是日治時期出生時，正值皇民化運動，這是被允許的名字。國府來台之後，身分證當然要根據日治時期出生登記的本名。三下我恰満八歲，須申辦身份證，學藉因而回歸出生時的名字。
1951年春天，轉讀台南的公園國小，我並不知道「黃武雄」才是戶籍本名。轉學第一天，講台上坐著滿頭灰髮的男老師，面容和藹，臉圓圓的，有點黑。他依學生名單點名。
叫到黃武雄時沒人回應，他連叫三遍，然後瞪著我說，「你不是新來的嗎？」
我說「是。」
於是他說：「那麼你就是黃武雄。」就這樣，我的名字從黃仲昭變成黃武雄。
很多年後，我讀薩依德(Edward Said)的回憶録《鄉關何處》(Out of Place)。他提到巴勒斯坦人的名字，留有被統治者的烙印。台灣被殖民四百年，我尤有同感。
小學四年級，我轉回母親的故郷新竹，讀了新竹國小。小五則因祖父過世，隨著父親奔喪，再轉至父親的家鄕朴子，讀朴子國小。
六下到當時號稱「文化城」的台中，轉讀自由路的大同國小。
就這樣，我轉來轉去，總共讀了六個小學。
為什麼必須這樣南遷北徙？直接的原因是家境起起落落，間接的原因，則是大環境。葉石濤分析過台灣知識份子在國府統治下的慘淡生計，是有普遍性的。
二、
幸運的，父母在台中定居六年沒有搬遷，正是我讀中學的六年。1954-1960，這是我少年的幸福歲月，雖然家境依舊起伏不定。
幸運的，父母在台中定居六年沒有搬遷，正是我讀中學的六年。1954-1960，這是我少年的幸福歲月，雖然家境依舊起伏不定。
中學六年都住在南台中。但家也搬了両三次：安靜的德恆巷、有趣的有恆街，到台中國小對面的巷內。
毎天我走一個小時的路去上學。從台中南區，穿過鐡路下的涵洞，偶經平交道，沿自由路往北，經台中公園，再走田野到育才街的台中一中。
1950年代的文化城，車輛極少，不像今日嘈雜，空氣更是乾淨。上學放學的途中，我常一個人靜靜的走，靜靜的看，靜靜的想，一路觀察市街的人與景物，心思馳騁在難以界定的疆域。那是孕育少年心智最好的時機。
即使是烈日當空，走得滿頭大汗，但清新的空氣，帶著綠川與樹籬的香甜，用手背拭去臉上與頸背的汗水，全身依然舒暢。每天長時間徒步來回於家與學校之間，鍛鍊了我還算強壯的腿力。不只是心智，身體也因來回步行而成熟。
很多年後，我重遇少年友伴林一朗，憑藉腦中的記憶，手繪少年時期的南台中。圖中標示「九姨的家」就是有恆街租居的地方。九姨是林一朗的媽媽，一位美貎、有童心、氣質又很好的女性，我很喜歡她。
我的母親人稱八姨(見圙二)。那時南台中有十姐妺，相知結拜，過從甚密。循此因緣，我在初二那年搬進九姨的家，結識林一朗一家人。
/黃武雄。201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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