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誌不忘：六四30年，前軍官，江林回憶天安門屠殺；高瑜、陈小雅

永誌不忘：六四30年，前軍官回憶天安門屠殺
儲百亮2019年5月29日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當晚車輛起火。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北京——30年來，對於自己在軍隊開進北京、鎮壓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活動那一晚所看到的屠戮，江林一直保持沉默。但記憶折磨著她——士兵在黑暗中朝人群開槍，一具具軀體倒在血泊中，還有她在廣場附近被士兵打倒在地時，棍棒發出的悶響。
江林當時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名中校，她不僅目睹了那場大屠殺，還看到了眾將領如何徒勞地勸說中國領導人不要用軍隊鎮壓親民主抗議者。那之後，當局把抗議者關進監獄，抹去殺戮的記憶，她雖隻字不提，卻一直受著良心的譴責。
如今，在1989年6月4日鎮壓事件30週年即將來臨之際，66歲的江林終於下定決心要說出她的故事。她說她覺得必須呼籲進行一場公開的清算，因為，包括習近平主席在內的數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這場暴力事件從未表達過任何悔過之意。江林本週離開了中國。

「那種痛苦已經折磨我30年了，」她在北京接受採訪時說。「所有參與的人都應該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說出來，我覺得這樣對死者、對生者、對未來的孩子都是一個責任。」江林的陳述有著更廣泛層面的意義：她進一步揭示軍隊將領曾如何抵制武力清場的命令，他們此前已控制廣場數週，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

她提到自己曾參與傳達幾名高級將領的一封信，信中表達了對戒嚴令的反對，另外她還透露了其他一些指揮官的信函細節，勸諫領導層不要在北京動用軍隊。她曾在街上親眼目睹士兵們急於奪回對天安門廣場的控制，開始執行中共下達的命令，向人群肆意射擊。

江林在北京家中。 THE NEW YORK TIMES

儘管已經過去30年，這場大屠殺仍是中國政治中最敏感的話題之一，當局為將其從歷史中抹除付諸了持久努力，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中共無視各方一再的呼籲，拒不承認肆意射殺學生和市民是錯誤的，也不願對死者人數進行全面的統計。
當局會定期拘捕昔日的抗議領導人，以及鎮壓中遇害的學生和市民的父母。中國西南部某法院今年將四名男子定罪，原因是他們售賣了指涉天安門鎮壓事件的白酒。
多年來，不多的幾位中國歷史學家、作家、攝影師和藝術家曾努力將中共想要人們忘記的這部分歷史記載下來。
但江林做出挑戰這種沉默的決定，還承載著另外一層政治指控，因為她不僅是一名老兵，也是軍中權勢人物之女。她的父親是位將軍，她從小生長在軍隊大院。大約50年前，她自豪地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一名軍旅記者，在那段時期的照片裡，身著綠軍服的她精神飽滿地站立著，手拿筆記本，脖子上掛著照相機。江林說，她從未想像過軍隊會把槍口指向手無寸鐵的北京民眾。

「怎麼突然一天就變天了，就是你能夠開著坦克、拿著機關槍向老百姓掃射？」她說。「我想簡直是瘋了。」

1989年6月2日天安門廣場。 CATHERINE HENRIETT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江林現居國外，她之前在《解放軍報》的上級錢鋼證實了江林講述的細節。江林分享了數百頁發黃的稿件，包括一部回憶錄和日記，都是她在苦苦思索這場屠殺的根由的過程中寫下的。

「我不止一次地幻想，我穿著喪服走向了天安門，在那裡，我獻上了一束潔白的馬蹄蓮花，」她1990年寫道。

「人民的軍隊」
1989年5月，為驅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抗議者，廣播和電視新聞開始高聲宣布中國政府將在北京大部分地區實施戒嚴，江林頓時感到一陣錐心的恐懼。抗議活動是4月爆發的，當時學生紛紛走上街頭悼念突然離世的胡耀邦。這位備受愛戴的改革派領導人希望有一個更清廉、更開明的政府。
在北京城區四處下達戒嚴令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示意可以考慮動用武力。
此前已有研究發現，幾名高級指揮官曾抵制對抗議者實施軍事鎮壓的命令，但關於軍隊內部的反抗程度，以及軍官曾如何抗命，江林給出了新的細節。

1988年10月，江林在寧夏地區參加軍訓期間。

赫赫有名的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將軍，曾拒絕在無明確書面指令的情況下率部隊入京，並且選擇住進了醫院。七位將領簽署了反對戒嚴的聯名信，並呈交給掌管軍隊的中央軍事委員會。
「信是很簡單，」她形容這封信說。「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不要進城，不要向老百姓開槍。」
江林急切地想把將軍聯名信的消息散發出去，於是通過電話將信函內容讀給了中共主要報紙《人民日報》的一名編輯，這家報社當時正頂著上級的命令發布有關抗議活動的消息。但因簽署聯名信的其中一位將軍表示反對，稱此信本不打算公之於眾，報社就沒有刊載。此時江林仍希望，軍隊內部的反對呼聲能使鄧小平打消派兵清場的念頭。但在6月3日，她聽說部隊正從北京城西側進入，並在射殺民眾。
軍隊於6月4日接到了動用一切手段清場的命令。官方發出公告，警告居民留在家中。

「任何謊話都可以講」
但江林並沒有待在家裡。
她想起那天早些時候在廣場上見到的人。「他們會被打死嗎？」她想。

家庭成員在努力安撫一名剛剛得知兒子死訊的女性，她的兒子是一名在天安門大屠殺中被士兵殺害的學生抗議者。 DAVID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她騎著單車進入市區看部隊進城的情形，她知道，這場衝突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她知道自己可能會被誤認為是抗議者，因為她穿著便服。但是她說，在那天晚上，她不想被認出是軍人。
「這個是我的責任，」她說。「我是專門報導突發的重大新聞的。」江林尾隨士兵和坦克開進北京市中心，他們衝破了由公車組成的臨時路障，恣意射殺已被政府動武行為激怒的群眾。
江林匍匐在地，子彈從頭頂飛過，她的心怦怦直跳。槍炮聲和油箱爆炸聲響徹天際，她的臉能感受到燃燒的公車吐出的熱浪。
接近午夜時分，江林逐漸接近天安門廣場，熊熊火光前站著一個個士兵的身影。一個上年紀的門衛懇求她不要再往前走了，但江林說她想看看會發生什麼。突然，十幾名武警向她逼近，有幾個人用電棒毆打她。鮮血從她的頭上湧出，江林摔倒了。
不過，她並沒有亮明自己的軍事記者身份。
「我今天不是解放軍，」她想。「我今天就是老百姓。」

江林說，一個年輕人扶著她上了單車，把她帶走，一些外國記者迅速送她去了附近的一家醫院。醫生縫合了她頭部的傷口。茫然中，她看到數十名死傷者被送到醫院。

大屠殺次日天安門廣場旁的長安街。整條街上散落著被憤怒的平民燒毀的軍車殘骸。DAVID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那天晚上的暴行讓她震驚不已。
「我當時就覺得就是讓我看我母親被人強姦的那種感覺，」她說。「我根本不能接受。」
多年來江林一直不願講述自己的經歷。1989年受的傷在她頭上留下疤痕，還有反覆發作的頭痛。
1989年鎮壓行動的幾個月後，她受到了審訊，隨後幾年裡，她因為自己私下裡寫的回憶錄而被拘捕和調查了兩次。她於1996年正式退役，此後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基本上被當局忽視。

在最近幾週的幾次採訪中，回憶往事的江林聲音經常會慢下來，開朗的性格在記憶的陰霾之下似乎已經消失不見。
她說，多年來她一直在等待哪一位中國領導人站出來告訴中國，當年的武裝鎮壓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
但那一天始終沒有到來。
江林說，她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不去彌補流血事件的罪過，中國的穩定和繁榮就將是脆弱的。
「我覺得這個都是建立在沙灘上，它是沒有一個紮實基礎的，」她說。「你連殺人都不承認，你就任何謊話都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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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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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六四被抓第一人——高瑜

八九學運遭到北京當局鎮壓後，大量運動參與者或同情運動人士遭到逮捕審查。而在六四清場之前，知名記者高瑜便已經失去自由，由此也成為那場運動中首名被捕者。三十年過後，她向本台記者回憶那一段歷史。








德國之聲：您一直被視為是八九學運期間遭到逮捕的第一人。是否能為我們描述一下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

高瑜：我是6月3日早晨9點出門，準備上班。因為北京公交全部停駛。當時市政正在整理馬路中間的洋灰墩子，我以為北京的交通就要恢復了。結果，在社區邊上一輛黑車下來兩個人，問"是高瑜嗎？"我說"是"，他們說"跟我們走一趟"，我說"幹嘛？幹嘛？"我就被綁架了。我恢復自由是第二年的8月28日晚上8點半左右，他們把我送回家了。

德國之聲：當時他們把您綁到哪裡去了？

高瑜：綁到平谷縣一個安全局的學校。

德國之聲：當時有沒有說什麼原因？

高瑜：沒有。直到晚上很晚了，十點以後，當時他們的審查組成員來找我談話，說要配合他們進行調查。

德國之聲：您在被捕之前有沒有預感這樣的事情可能發生？

高瑜：沒有。我當天還以為清掃馬路是為了公交通車，誰知道是為了坦克在騰地方。

德國之聲：您是何時知道發生了武力鎮壓？

高瑜：很快我就知道了。6月3日我早上被抓，晚上就開始鎮壓了。他們每天讓我看新聞聯播，看"市民殺害解放軍"的鏡頭，我才知道北京市已經鬧成那個樣子了。


1989年5月28日的天安門廣場

德國之聲：您當時心情怎樣？

高瑜：我當時就想怎麼會鬧成這個樣子？但是我不太相信，因為他們反複播"十個衛士"（中國政府六四之後表彰的十名死亡的戒嚴部隊軍人）。我就想解放軍都死了十個人，老百姓得死多少？一直是我心中的疑問。後來因為我關押時間非常長。兩個月後，我從平谷縣轉到蒲黃榆旁邊的一個居民樓裡，那是安全局的點，是一個單元房，有冰箱電視，我還可以單獨住一個房間。在那裡每天可以隨便看電視。當時最熱門的是世界杯，其它沒什麼消息。看不到6月4日鎮壓的情況。但是我還是從看守我的人那裡知道了，他們說那天晚上開槍。看守我的很多是安全局成員，是軍人子弟。他們說，那天晚上許多老軍人聽到槍聲。我就知道北京進行了武裝鎮壓，而且規模很大。後來我回家的時候，鄰居幾乎是夾道歡迎。我住的地方有幾棟樓鄰居是國務院系統，各個部委的。還有人稱我"英雄"，我還奇怪，被抓了一年，怎麼就成為英雄了。我的鄰居都來跟我講一年前鎮壓的情況。甚至連街道的房修公司服務點的物業工人、供銷社的售貨員都來看我，都跟我說那天的情況。

德國之聲：三十年前，你在獲釋的時候受到鄰里歡迎，三十年後，目前北京的政治社會氣氛又是如何？

高瑜：雖然沒有開槍了，但政治情況一樣壓抑。當時因為機槍坦克的鎮壓，聽說1990年過年老百姓放鞭炮的都沒有。現在只有我們自己的朋友圈，我們平常接觸的人，見面才會談政治狀況，貿易戰等。老百姓幾乎不言政治。

德國之聲：是對政治不感興趣？

高瑜：一個是30年的封鎖，很多年輕人連89鎮壓都不知道。我對面就住著一對夫妻，他們兩人都是六四的受傷者，在長安街看的時候，一陣子彈過來，兩人都腿部中彈。現在老兩口忙著替女兒遛狗，見面打個招呼，也沒有找鄰居談30年前的事情，都沒有。

德國之聲：三十年過去了，您個人如何看待當年的那場運動？

高瑜：我認為這是繼五四和四五運動之後，中國現代發生的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繼承的是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我認為還是以大學生為先導，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愛國運動。當然遭到殘酷鎮壓，和五四，四五不一樣，五四運動其實學生是贏了，四五運動雖然遭到棒壓，但最後被平反了，當時也是中國思想解放的一個先聲。而六四是鄧小平親自主導鎮壓的。到現在為止，三十年了，今年竟然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大事記裡，重新把"426社論"的定性"動亂"，還有後來鎮壓之後的定性"暴亂"，重新拿來給運動定性，我認為是倒退。鄧小平在世的時候已經逐漸把定性軟化，最後變成"一場政治風波"。今年重新提出來，也說明政治倒退。另外說明國內局勢，經濟政治的狀況使當權者一定要政治緊縮，對三十年紀念日這個日子要高壓。


“動亂”、“暴亂”還是“政治風波”？

德國之聲：您之前提到，因為多年以來的信息封鎖，中國年輕人對"六四"的情況了解相當少。官方緘口不言，但民間尤其是海外不斷有相關著述。但是，有些歷史片段不乏爭議。我從您的推特看到，似乎您對一些有關自己六四經歷的描述非常不滿。

高瑜：我六四一直作為觀察者，準備自己寫一個全景式報導，從胡耀邦去世之後。我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在香港鏡報，收錄在《我的六四》的附錄裡。5月份發了一個胡耀邦去世的前前後後，以及對他的評價。還有一個是六四全景報導。6月6日出版的，當時我已經失去自由，出來以後才看到。有一本書是《八九民運史》，作者陳小雅在書中單獨提到我。我看《亞洲周刊》的相關報導，才知道她寫了我，但全書我到現在還沒看到。但就我得到的消息，完全是用不實之詞對我進行誣陷。一個是我被抓之後《北京日報》對我的攻擊，當時全國報紙都轉載，說我是"鮑彤所控制的體改所成員、經濟學週報編輯"，說我4月16日指使王丹佔領天安門廣場。這是血口噴人。王丹推特表示4月16日根本沒見過我。還有是根據李鵬的《六四日記》。裡面有一段話，"高瑜是一個神通廣大的記者"。

其實，我六四前後直接就參與了兩件事情。5月4日，參加北京市新聞界遊行，聲援世界經濟導報，我就參加了那麼一次遊行。

另外是5月21日，胡績偉先生（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時任人大常委）當時非常著急，讓我勸學生退出廣場。我花了六個小時才找到王丹，他找來在場的六個高自聯學生領袖，他們同意按照胡績偉的意見，寫一個退出廣場的聲明。這是我運動開始後第一次見到王丹。王丹委託我寫了一份"告全國人民書"，主要內容就一句話：軍隊不進城，學生立即退出廣場。

胡績偉後來給我打電話，說還要再搞一份給人大常委。我起草了"致人大常委會的一封信"後，找到學生領袖王朝華。他派了幾個人，跟我一起到人民大會堂南門，找到人大常委會工作人員，把這封信交付了。信中主要提出，希望人大常委直接和學生對話，我們不和李鵬對話了，就這樣一個請求。我（在六四期間）就乾了這兩件事。



（以上文字整理自採訪錄音，內容有刪減）




【六四30周年：莫让八九史成灰】北京学者陈小雅所撰写的史书《八九民运史》全面记载了发生在30年前的六四事件。有些海外学者和流亡人士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也有一些过来人表示，陈小雅的记录有不少谬误之处。身在北京的自由新闻工作者高瑜的主要批评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八九民运史没有正确描述“幕后黑手”王军涛和陈子明的作用，坐实了“当局给他两人定性的黑手结论”；为此，“陈子明和陈小雅争论18年”，2014年病逝。高瑜引用其遗孀的话说“子明就是让陈小雅气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