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很羨慕有些人總能把自己的資料整理得很細。
譬如，有人早在有電腦及網路之前，就把自己每次出國的航班、座位、住的飯店及房間號碼一路筆記得一清二楚。
邱近思和這種人有得一比。四十多年來她當記者出席過台灣、香港和世界各地各種會議的記者證，都一張不漏地收集齊全。
另外，她每次出國會用一種上下翻頁的筆記本。上頁記當天的活動，下頁記當天的所有花費。這樣的筆記本，也是一本本收集齊全。
也因此，她會把四十年來李怡寫給她的所有信件、紙條、禮物、共同的日記都保留得沒有遺漏，當然也不足為奇。
2.
1980年代，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黨外時代。那時黨外雜誌裡有一本很著名的《八十年代》。
而早在70年代，香港有一本政治雜誌叫《七十年代》。李怡就是那本雜誌的創辦人。
在《我與李怡》的新書分享會上，來自香港的才子作家陶傑講李怡其實有四個李怡。以《七十年代》為代表的那個階段，是所謂左派文人的李怡。
八十年代後期，尤其六四之後，是香港知識份子的李怡。
雨傘運動之後的李怡，是同情、支持年輕世代的李怡。
到前兩年來到台灣定居，是和中共對立的李怡。
前後半個多世紀，李怡一直以他對中國、香港深刻的洞察力加上他兼顧理性與感性的書寫，擁有廣大的讀者；也一直以他在港台、華人世界媒體、文化界的影響力而動見觀瞻。
從李怡去世後出版的自傳性質的《失敗者回憶錄》，可以看到李怡之所以形成李怡的許多背景和因素，以及對他深刻影響的一個女人：與他結褵半世紀，在2008年去世的太太梁鳳儀。
但那本書在出版的時候有三章沒收錄。那三章裡，有另外一個和他難分難離四十年，也在他生命最後階段正式成為他妻子的女人：邱近思。
3.
邱近思來找我的時候，主要想以未收錄的那三章為基礎，寫一本書。
那三章之沒能收錄，主因在於李怡的女兒在他死後不肯接受父親又結了婚的事實。
所以邱近思想要自行另外補齊。
我看她的初稿，字裡行間不像是為了爭取社會同情來寫這本書。但是很不足。
她自己不會不明白內容還不足。不足還想出版，原因何在？
我到後來才比較看明白，是因為她當李怡助理當了快四十年，實在當太久了。她一切思慮都是以李怡為中心，心裡想的都是怎麼把李怡交待的事情完成。
譬如，李怡來台灣定居之後，曾經答應要對台灣新聞界一些老朋友談談他對中國與香港關係的觀察，給台灣一些借鏡。但可惜他染病去世，這個心願未能完成。光這一件事，邱近思就在李怡走後堅持非要向大家說明為什麼沒能辦成的原因不可。別人可能認為事情過去了就算了，但是邱近思認為不說明清楚的話李怡就成了失信之人，她對不起李怡。
同理，她要寫這本書的初衷也是。
因為李怡生前說要在書裡把這三章納入，自己的人生才算完整，所以儘管李怡女兒不肯放進書裡，邱近思還是要設法把這三章用另外一本書來出版。否則，她也對不起李怡。
4.
我說她書的初稿內容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她仍然是在為李怡寫這本書。寫李怡太多了，寫她自己太少了。
我和邱近思雖然來往不多，但認識很早，早在1980年代末，我還在余紀忠先生的中國時報集團的時候就認識。所以知道她在香港和台灣等地，一直與李怡在不同工作崗位上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協助李怡甚多，尤其在李怡來台之後、去世之前。
但是看了她的初稿，我才知道她和李怡有這麼長時間的戀人關係，並守到李怡生命的最後階段成為他的妻子。
而她把自己寫得太少了。她仍然把邱近思當作李怡的工作夥伴、助手在寫這本書，而不是把邱近思當自己在寫。
不論就讀者或出版者的角度來看，她這樣寫，書既不好看，也不完整。
邱近思跟我說她不知道該寫多少，甚至還有看過書稿的朋友建議她不要提他們過去相戀的那一段。
我跟她說，不要猶豫或擔心。這麼多年，他們的相戀並沒有傷及李怡的家人，她也一直盡了所有努力維護李怡所在乎的形象。現在是她應該好好回到她自己邱近思的立場，來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了。
她和李怡在一起四十年，她把這個邱近思的故事講得越完整，李怡也會跟著更完整。
更重要是的，她要給邱近思一個機會。
她應該讓那個在二十五歲因為收到李怡一張紙條而改變自己人生路程的女孩子講講她的故事。四十年來，那個女孩子雖然成為女人、中年女人，但沒有改變的一直是她點著火把要為自己心愛的男人照路，卻沒有照過自己的路。
現在，應該是她要給當年二十五歲的自己一個新的機會，也是給四十年之後的自己一個新的機會，看看邱近思是誰。
那個女人值得她好好地寫。
並且我相信，李怡知道她這麼做，也一定會同意。
5.
邱近思雖然看來是聽到我的建議，但是她跟我說很難改。
我跟她說這是自然的事。
一個四十年一心想著如何從自己心愛的人的視角裡看世界的人，要突然回到從自己的視角看自己，是很難的。
我說這是任何人都幫不上忙的事。只能等她自己想明白。
這樣，有好幾個月時間沒再接到邱近思的消息。本來，我想再等更久也是可能的。
但是讓我很意外的是，她在比我預期要早許多的時間裡，寄來了新改的版本。
前言的開頭這樣寫著：
「很多人知道，我是李怡的同事、夥伴、戰友。
很少人知道，在李怡人生的最後階段，我是他的妻子。
四十年來，我和他在工作、生活、愛情、婚姻上有太多絲縷纏繞，相互延展遮蔽，成了密不透風的藤蔓。在這藤蔓裡，我們再用絲縷織成了一個繭。………」
她真的從那個回了李怡一張紙條的二十五歲的邱近思講起，不只寫完整他們的故事，寫出了邱近思自己的所有掙扎和快樂，也寫了四十年後的邱近思如何望向她自己的前途。
「但他離開後，我心裡出現了另一段Wordsworth〈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詩中的文字：
Though nothing can bring back the hour
Of splendor in the grass, of glory in the flower
We will grieve not, rather find
Strength in what remains behind
「從某個角度來說，李怡的離開給了我一個新的人生：為自己而活的獨立人生。這是我在承受傷痛和隨之而來的紛擾後的體悟。我其實不需要悲傷，他已經將所有最好的都給我了。而且他對我這一生有巨大的影響，以致他的形體雖走了，那無形的卻都還在，將永遠成為我身上的一部份活著。
「李怡常引用邱吉爾的一句話，『成敗皆非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我知道他的勇氣將會繼續伴我走過未來的人生之路。」
6.
在10月5日的發表會上，我聽到一位來賓說，這本書和李怡的《失敗者回憶錄》，像是了解李怡的倚天劍和屠龍刀。刀劍合璧，才能看到真正的李怡。
而我最高興的，還是邱近思完成了《我與李怡》這本書。她讓四十年來躲在藤蔓和繭裡的一個女人用自己的聲音講出了自己的故事，確實已經是她實踐了以勇氣走向未來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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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10月5日發表會，邱近思手上拿的一張李怡在情人節送她的花朵連開的卡片。每年情人節李怡都會送她卡片。
十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兩點半，在飛地書店還有一場邱近思談《我與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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