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繼老的真情與義理
1989年3月底，報禁開放了一年多之後，有一天中國時報的一則報導鬧了個大笑話——替名人沈君山先生「娶錯了老婆」，讓三方當事人尷尬不已。次日，中國時報在同一版面、同樣的位置與篇幅刊出啟事，向當事人鄭重道歉。不久之後遇到張繼高先生，他慎重其事地要我回報社向剛上任不久的總編輯黃肇松轉達他對「中國時報迅即以同樣篇幅刊出道歉啟事的道德勇氣」的敬意。我如囑轉達了繼老的話之後，黃肇松淡淡地笑道，「我寧願不要這樣的敬意。」黃肇松的反應不難理解；不過，繼老的想法卻不一樣，他是出自真誠的敬意。他認為，中國時報這樣的道歉作法，可以在解嚴後紊亂失序的言論市場發揮典範性的功效，做為新聞界自我規範的楷模。
「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對趨勢與現象的敏銳洞察，以及涉獵與興趣之廣泛，是繼老最讓人敬佩之處。我與繼老結識不過九年，卻建立了相濡以沫的交情，真是緣分。
和張先生相識是在一個偶然的際會。1986年暑假我因公自韓返國，有一天晚上與朋友在福華飯店咖啡廳聊天，大約九點左右，有批十來位的名流進入咖啡廳，其中有洪敏隆、簡靜惠夫婦、馬以工等人；其他幾位很面熟，並不認識。透過馬以工的介紹，我終於才能夠結識這位心儀已久的新聞前輩。繼老一遇到我就像見到了相知故舊一樣，抓著我的手敘個沒完沒了，他幾乎忘了其他十多位客人的存在，記得當時正是張夫人翟女士生日宴後的茶敘。
當天繼老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正在籌辦「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中文版，再過兩個多月就要創刊。他說，辦這樣一份國際級的刊物是他多年來的理想。我只是好奇地聽著，然後小心翼翼地問他，這樣一份純外國人觀點的刊物能被國內讀者接受嗎？張先生回答得很輕鬆，「有多少人接受就算多少；台灣在走向國際化的路上，國人應透過這樣的雜誌看看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樣子。」接著，他眉飛色舞地說：「你想想，我每一期只要付區區的版權費，就等於聘用了他們在全世界的六百多名記者來替我們報系寫稿，而且新聞是同步刊出，這不是太便宜了嗎？何況，每一期我們有百分之五到十的自製率，可以製作國內關心的議題。」
張先生當場就跟我約稿，要我經常為美新週刊撰寫南韓的頂尖人物。於是，我們開始了編者與作者關係的交往。美新週刊創刊號的「人物篇」就是我寫的盧泰愚，一年多之後，盧泰愚如我所料當選了南韓總統，繼老後來每提及此，總免不了幾分得意；美新週刊中文版自製部分的國際觀與權威性毫不遑讓英文版。
每次在稿子刊出半個月後，繼老以「亞當‧張」的美金支票簽發的稿費就會準時寄到，在支票之外他總會附帶一張便條紙，寫著儘管只是隻字片語的期勉的話，我都會把讀許久不忍釋手。繼老這種尊重作者並關愛年輕人的風範，是我近二十年的新聞工作歷程中所僅見，他是一位值得屬下替他奔走效命的可敬長者。
試想，他每一期要寄出多少筆的稿費？如果每一位作者都附上一張便條，那要花掉他多少的時間？我何其幸運能夠遇到繼老這樣的長者。我經常捫心自問，我到老的時候，至少到繼老與我相交時的年紀，我會不會有他那樣的胸襟與耐性，與年輕人相交？並且給年輕人充分的機會去表現與衝刺？雖然繼老給了我很多的言教與身教，但我承認，即使盡力去學習，我也達不到他那樣幾近聖潔的修養典範。
第二次與繼老見面，是在1987年初我回台北過年時，繼老約我餐敘，他如此禮賢後輩，又讓我驚嚇了一次。席間，繼老專注地傾聽我對南韓政情、搖搖欲墜的台韓關係的分析；尤其聽到我描述一些我跑新聞的內幕時，他那雙大眼睛瞪得跟牛眼一樣大。
我告訴他，兩年多來採訪過無數次投奔自由事件之後，我對這類新聞幾乎「疲」了，由於台灣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國家，這類投奔自由的反共新聞刊登在最反共國家的報紙上，效果自然可以想見，那就是只有國人自己看了「爽」而已。
有好幾次，我把採訪到的新聞留了一手的獨家沒有發回台北，而故意送給日本媒體駐韓的記者，第二天日本報上刊出，「某某戰鬥機駕駛員在自白中說，他是因為無法忍受共產中國的悲慘生活，嚮往台灣施行三民主義的富裕社會，而決心投奔自由。」神不知鬼不覺地讓我做成了「出口轉內銷」的國際宣傳。當時不比今天，要畏懼中共如鬼神的日本媒體刊登有關台灣的新聞已難如登天，要他們登出「台灣施行三民主義的富裕社會」這一行字，恐怕我國駐日的新聞官磕破頭都免談，我只不過犧牲了到手的獨家新聞，就讓日本媒體替我們做了免費的國際宣傳。
繼老聽完我採訪的背後故事驚愕地說，「立熙，你真讓我捏了把冷汗，幸虧你不是反政府的異議份子，否則你的三角傳播技術不知會惹出多少麻煩……。」
事實上，「國際三角宣傳」本來就不是駐外特派員應該做的事，我只不過因為看到我國駐韓大使館的官僚們每每錯失新聞宣傳的第一先機，每當事件發生後，對駐韓的外國記者的立即查詢，只會以「不予置評」或「無可奉告」相對應，而多管閒事地把新聞故意洩漏給日本媒體罷了。
與繼老的言談中，我發現他對駐外特派員的工作有著深入的觀察與見解，他一直期待著台灣在國際化的過程中，也能夠培育出具備國際視野的真正國際級記者，我們之間也從此建立了惺惺相惜的感情。我大概是繼老眾多朋友與徒弟中，不是以探討音樂而與他相交的少數。
1987年12月，我終於爆發了長期以來對不合理待遇的憤怒，正式遞出了辭呈離開聯合報，決心回台灣迎接報禁開放的新時代。一月回到台北的幾天後，我便去找繼老長談；他耐心地聽完我滿腹的挫折與委屈，然後喃喃自語：「如果我早知道的話，也許……。不過，你離開未嘗不是個轉機。」後來我才知道，他曾試圖替聯合報留住我但沒有成功。
1988年2月除夕的前一天，繼老要他的秘書送了一封信給我，信紙一樣是美新週刊的便條紙，兩頁的短箋這樣寫著——
立熙兄：近況如何？時時在念。人生總有挫折起伏，讀傳讀史，中外皆然。問題在要學著設法克服，當年曾國藩教人：「處順境時要節制，處逆境時要隱忍」，極有道理，可以深思牢記。
我六日去港，大概十一、二日回來，希望你常常打電話給我，以免我記罣。最近大環境變化很大，能幹的年輕人祇要看得遠，努力隱忍做事，一定會有遠景，希勿氣餒，有困難時萬請賜知。弟雖不一定有能力，但願盡一份朋友之義，至少可以分憂些許也。專此，並頌
儷好 弟 繼高手啟 八八‧二‧二
P.S. 附上一些零用，給太太
信裡附了一個印著「張」字紅包，我打開一看，是張先生簽的一張五萬元台幣的支票。這是個讓我又驚訝又感動的一剎那。
我與內人在十天之中倉皇收拾漢城的細軟，搬家回台北之後，經濟狀況確是相當拮据，儘管如此，總還有家人救援，無論如何我都沒有理由讓張先生這樣的長者來接濟。但是張先生這份情義，卻讓我感銘五內；他待我幾如己出，許多好友都覺得不可思議。過了年之後，我與內人一起親自把支票送到他府上還他，但我們留下了那個溫馨的空紅包袋做紀念，算是真心領受了他的好意。他的兩張便條，我則保存至今仍隨時拿出來把讀。
一直到兩年前我到史丹福大學進修之前，在台北的六年中，讓我有更多的機會親炙繼老的教誨，我們大約兩三個月會通一次電話或聚會一次。有時候，他看到我寫了一篇好文章，就會主動打電話來喝采；我有什麼工作上的疑難雜症，就打電話向他請益，他總是不厭其煩地跟我解說，經常電話一打就是一兩個小時，打得耳朵發燒還欲罷不能。
三年前，我告訴他正準備申請到史丹福攻讀日本研究，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欣慰的眼神，完全不同於一向的炯炯大眼；他凝視著我約有十秒鐘，才慢慢吐出：「很好，有心讀書就是好事！」那副神情，就像父親對兒子的期許一樣。是的，繼老對我就是這樣雋永的真情至性，義理相交。連安排我的留學住宿，他都要盡到百分之百的義氣。只是讓我一直無法釋懷的是，繼老還不待我束裝返國就翩然乘風而去，讓我連跟他說聲謝謝並回報他的真情與義理的機會都沒有。
七月中我回台北後，繼老已經沈入台灣北海，在海底孤寂地享受太平洋雄渾的音籟；六月中旬我從史丹福寄給他的卡片，竟只能與他在靈桌上相見。灑脫的繼老也許並不在意是不是有人回報他，但我還是想告訴他，「繼老，對不起，我遲到了。」
（本文原刊於1995年8月15、16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張繼高先生，筆名「吳心柳」，為知名的文化人、新聞人與音樂人。一九九五年六月辭世，享年七十歲。繼老曾任中國時報採訪主任、中廣新聞部副理，「音樂與音響」雜誌創辦人兼總編輯，「遠東音樂社」負責人，中廣每天下午音樂節目主持人；他並且是「中視」創台的第一任新聞部經理，為台灣的電視新聞培育過許多人才。他在新聞界最後的職務為「民生報」總主筆以及「聯合報系」顧問。他也是朱立熙與楊憲宏非常尊敬的恩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