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attle of Lepanto,” attributed to Tintoretto, was once owned by a prominent German art historian. His family members are seeking help in tracking its whereabouts after World War II, when they say it was probably looted. Credit... via Sotheby's Tintoretto (1578-1579)"The Abduction of Helen",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Near the Scuola Grande di San Rocco — a historic building filled with works by the Renaissance painter Jacopo Tintoretto — the stylishly angular and modern-minded restaurant serves several dishes featuring burned or smoked ingredients.
WWWW127 紀念唐津 一先生--向曾繁城先生 致敬 2016-11-23 HC Chung
紅領帶者是曾繁城;最右者胡定華 2017.10.23
2014-9-25參加吳國精夫婦請客的"電子工業研究所(ERSO )"校友會(第5次,第10年) 。約130人與會(這是何等
WWWWW
//造山者:李弘祺
......前天爲了和太太Nina一同去看由紐約台灣商會領頭主辦的《造山者》紀錄片公映,特地搭了火車進去曼哈頓。從早晨七點半出門到晚上六點半左右回到家,一共花了將近半天的功夫。......
.......我在八月底因爲好友黃文局的邀請,已經看過了《造山者》,感受十分深刻,不僅因爲是它的製作和理念都是上乘,更因爲其中最重要的兩個「主角」都與我有一些關係:史欽泰是臺南一中低我兩届的同學,也同是臺南一中的傑出校友。不過我與他因爲學科不同,幾十年來緣慳一面,到今天還沒有正式來往及見面,但是我們是互相認識的。曾繁城是我在成功大學讀電機時的同班同學。我後來放棄繼續讀電機,主要是因爲我有像曾繁城這樣的同學。電機由他們去讀就夠了,並不缺我。因此我落荒而逃。1999年,我擔任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的會長,曾經去跟他捐錢,他非常大方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捐款。我曾經在臉書上兩度提到這件事(2016/9/2;2021/7/6)。今年九月初,我再去找他捐錢,因爲我想把2013-2015年間應台積文教基金會(他擔任董事長)之邀發表的三次18場的演講(近代西方思想)整理出版,因此又去找他捐錢。他一樣非常慷慨,答應捐助。這樣的朋友,我不在這裏宣揚,怎麽可以?.......
如果還能再看一次,我們一定會再去看。//
-----
//睡前來一張,德積電在台灣(誤
這是今天晚上,國家音樂廳今年度的最大盛會,由台積電獨家贊助的柏林愛樂音樂會。
音樂會前有個貴賓酒會,台積電在台灣的快樂夥伴幾乎都到了。
穿著紅色西裝外套的FC曾繁城先致詞,推崇柏林愛樂的舉世成就,講到過去聽好幾次柏林愛樂的深刻印象。
接著講話的CC魏哲家展現一貫的幽默好笑,說他從來沒有聽過柏林愛樂,然後他老婆一直說他需要多一點藝文氣質,所以他今天要來增加氣質。XD
最後,柏林愛樂總監謝謝台積電去德國德勒斯登蓋廠。
只是她小虧了台積電一句,我們歷史比你們久很多哈哈哈🤣
真的沒想到,柏林愛樂有一天會講到台灣半導體,真的很促咪。(感動
圖文相符:CC魏哲家,坐著的是台積電基金會董事長曾繁城。//
WWWWW
Phillip Isola studies how intelligent machines “think” and perceive the world, to ensure AI is safely integrated into human society. “I see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intelligence as having a lot of commonalities, and I’d like to understand those commonalities,” he says. https://news.mit.edu/....../understanding-nuances......
菲利普·伊索拉研究智慧機器如何「思考」和感知世界,以確保人工智慧能夠安全地融入人類社會。他說:「我認為所有不同類型的智慧都有很多共通性,我想了解這些共通點。」
WWWWW
作者懂中文。好書。唯一缺陷是缺索引。
「tinn」在台語中有多種意思,例如「鄭」的讀音有時是
tēnn 或
tīnn;而「甜」的讀音是
tinn。另外,也有「瞪」的讀音是
tènn 或
tìnn。您指的是哪個詞?
「鄭」的讀音: tēnn 或 tīnn。「甜」的讀音: tinn。「瞪」的讀音: tènn 或 tìnn。 科技造浪者:一部奇蹟般的台灣科技產業史,揭開全球都想知道的人脈網絡
目錄 引言第一部 擁抱電子的一九五○年代 第一章 「再續前緣」──交通大學在台復校 第二章 聯合國要求台灣達到「馬上而直接的成果」 第二部 仿造嗡嗡作響的機器 第三章 「電腦主機」──從美國到交大,科技系統改造之路 第四章 台灣軍方與美國聯盟之間的「機器搏鬥」 第五章 從迷你電腦與計算機中「製造希望」第三部 科技烙印的一九七○年代至今 第六章 「電子組裝」──女人們的回憶,男人們的工廠 第七章 焊工、工程師與創業者量產「電子計算機」 第八章 陷入卡關環節的「電腦出口廠商」 第九章 擺脫惡棍形象的「電腦王國」 第十章 新世紀地緣政治中心「台積電」 後記 致謝 註釋 附錄與參考文獻
引言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台灣凌晨一點四十七分(美國西岸時間早上八點多),發生芮氏規模七.三強震。儘管這個地震嚴重破壞全台灣的電力、水力供應系統,並且奪去超過兩萬人的生命,但大部分的台灣半導體與電腦製造設備,很快就恢復運作。CNN的記者當天採訪蘋果(Apple Inc.)代理執行長賈伯斯,請他評論台灣「九二一大地震」對蘋果的影響。賈伯斯指出:「蘋果產品的內部零件都來自台灣。」蘋果賣得最好的筆電iBook,零件就來自台灣。地震隔天,因為市場預期台灣供應電腦零件與晶片會延緩,一些美國科技公司的股價紛紛慘跌。那斯達克股價指數則跌了二%。到了九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預估晶片價格將會上漲,而主機板、顯示器、液晶面板、充電器、硬碟機與數據機的供應都會大受影響,主要原因是台灣停電。這個地震無意間讓世界看到:在二十世紀末台灣的資訊製造業,已經足以左右全球電腦產業的零件供應與成品輸出。 在地震前一年,好萊塢強檔電影《世界末日》(Armageddon),就已經把台灣描繪成高端電子產品的關鍵生產商。在這部電影情節裡,美國太空總署(NASA)要執行一個阻止小行星撞擊地球的任務,計畫把一顆核彈安放在這顆小行星上,然而任務小組啟動太空梭引擎失敗,無法逃離爆炸現場。劇中,美國太空梭的副駕駛不讓俄羅斯太空人修理點火系統,那位副駕駛大叫:「你不懂這個零件!」俄方人員則大聲反駁:「所有零件,不管是來自美國,還是俄國,都是台灣製造的。」 到了二十一世紀,無所不在的台灣電子產品,跟早先這個小島的科技業給大多數人的印象又有了很大的反差。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也是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同他的反共部隊與跟隨者,在一九四九年敗退後的唯一根據地。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台灣成為美國與日本公司的海外組裝工廠。到了一九六○年代晚期,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宣布關閉其在美國田納西州孟斐斯的電視工廠。當地工人認定所有的生產線是要移到台灣去,因為他們曾經協助把測試機器運到「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RCA Taiwan Ltd.)。事實上,RCA只打算在台灣生產黑白電視,彩色電視則是移到印第安那州的布明頓生產。不過台灣的形象卻逐漸跟海外生產基地連結在一起。到了一九八○年代早期,台灣因為它驚人的經濟成長,與南韓、香港、新加坡,合稱「亞洲四小龍」。其成長的動力有一部分來自於電子組裝產業。然而能夠把電子零件組裝在一起,並不意味它能馬上具備可銷售的技術創新能力。一九八二年,華爾街日報譴責「台灣是蘋果產品的仿冒中心」,在報導中批評台灣生產諸多未經蘋果授權的山寨電腦,在東南亞市場竄流,造成蘋果損失。 如今,台灣擁有宏碁、華碩、鴻海、台積電,以及其他諸多著名的科技公司,已經成功變身為數位尖端產品的出生地;桌上電腦、筆電、伺服器、半導體晶片都在這裡研發或製造。回首過去六十年,由台灣本土科技造浪者帶動的資訊轉型;這當中包括了好幾群人:科技專家、工程師、科學家、技術官僚、科技使用者與技術人才轉型的創業家。這些人共同帶領台灣,使台灣成為眾人口中的矽島之國(Silicon Island)。《科技造浪者:一部奇蹟般的台灣科技產業史,揭開全球都想知道的人脈網絡》(Island Tinkerer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Computing Industry)這本書,想讓大家看到這群科技人在資金與技術都受限的情勢下,如何讓電腦在台灣成為好用、人人可用、又容易製造的科技。從一九五○年代末期開始,台灣的技術官僚、科學家、工程師就很想在台灣生產電腦。他們擁抱國際技術的協助,強化了台灣的科學與工程教育,以及工業製造的能力。直到一九六○年代中期,跨國公司找上台灣和在地的工程師,把軍方、航太與消費者市場領域的電晶體與積體電路組裝外包給台灣。一九七○年代,台灣這個小島供應了計算機、電腦的零組件,也興起了一群工程師轉行的企業家,包括宏碁創辦人施振榮。他跟他的競爭對手培養、支持了幾個世代的工程師,從一九八○年代早期開始發展、製造台灣本土的電腦產品。 台灣科技人才輩出,以及資訊製造技術日新月異,大致循著兩大方向前進:首先,台灣身為過去冷戰政治的一環,受其後續的影響,他們尋求科技技術與資金的來源對象是美國,也從美國公司得到電腦設計的相關資訊。其次,這是自下而上的轉型,這群人死抓著剛開始出現,背後技術卻被「黑箱化」的電腦,接著他們擁抱「外來」技術,然後進行融入、改造、重組,以創新的精神來挑戰電腦產業。這群人透過親身實作,更加理解電腦技術,也讓這方面的知識在全台灣快速普及,並且找出相關製造方法的可行之道。 本書蒐羅了太平洋兩岸的聲音,希望更完整的呈現台灣人與曾經參與塑造台灣電腦製造業發展的國際人士觀點。美國方面,檔案主要取自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College Park, Maryland)的國家檔案、聯合國檔案、紐約市檔案管理部門(Records Management Section,保存聯合國機構與人員資料紀錄的輔助單位), 以及明尼蘇達州查爾斯.巴貝奇中心(Charles Babbage Institute)。台灣方面,資料則源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部檔案、國史館、交通大學4校史館,以及台灣大學。本書所取得的相關資料,有助於重建當年台灣技術官僚、科技人才對於電腦產業所提出的遠見與策略,意義重大。 為了探求當年台灣科技人發展電腦技術的想法與經驗,我查閱了交通大學的校友新聞通訊《友聲》,當中有許多校友的消息,有論文、詩集,也有台灣技術官僚與海內外科技人所寫的倡議。我亦參考一些電腦專業的雜誌、電腦發燒友雜誌與相關的報紙文章。綜合以上,反映出台灣科技人在台美兩地交相談論或爭論的議題。我也參考了一九六○、一九七○年代在台灣投資的美國公開上市公司所發布的年報,特別有助於了解當年台灣電子產業的狀況。 甚至,我也在台灣幾位有名的資訊人與科技官僚的傳記中,整理出他們對於自己行業、專業、同僚的想法,以及他們如何看待台灣政府、跨國電子製造業者在台灣資訊轉型期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 除了以上的收藏資料與公開資訊, 本書也參考了查爾斯. 巴貝奇中心與加州山景(Mountain View)電腦史圖書館所收藏的歷史檔案。另外,我還面對面採訪了兩位美國籍榮譽退休教授,深入了解關於台灣資訊科技發展的歷史,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二人曾在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六三年受聯合國邀請於交大開課;我也採訪了幾位台灣籍榮譽退休教授與退休工程師,他們在一九六○年代都還是莘莘學子或交大的年輕老師,其中更有些人則參與了一九七○年代交大小型電腦建造計畫。 台灣與冷戰 台灣與美國由於有共同的政治利益與意識型態,從冷戰時期到後冷戰時期一直關係緊密。台灣土地面積跟荷蘭差不多,只比美國馬里蘭州大一點。台灣南方有菲律賓,北方有琉球群島,西邊是中國,使得台灣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是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西班牙人在此建立過碉堡,荷蘭人於十七世紀曾於此殖民一直到清朝取得台灣的掌控權。後來台灣又於一八九五年割讓給日本。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擔任中國軍事統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領導中國於二次大戰時對抗日本,一九四五年從日本收復失土。一九四三年時,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首相邱吉爾與蔣介石宣布了開羅宣言,其中承認台灣由蔣介石統治。即便羅斯福於二戰時支持蔣所領導的中國,杜魯門政府時期,卻對蔣介石有所防範,以致於美國並沒有積極介入他跟毛澤東的內戰。蔣介石輸了內戰,一九四九年帶著一百多萬中國人退守到台灣以及中國外海的一些小島。直至他於一九七五年去世,蔣都沒有放棄要反攻大陸,國民黨繼任的幾位領導人也是如此。雖然現實看起來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微小。無論如何,窩居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跟另一個大陸,就是美國,發展出特殊微妙的政治關係來保障他們的安全。 杜魯門政府不願支持蔣對抗毛的態度,直到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才有了轉變。台灣的戰略地位在美國眼中變得更加關鍵。從地理上來看,台灣靠近韓國、日本和菲律賓,對於杜魯門政府維繫此區域的軍事利益,台灣的位置也因此顯得重要。蔣介石政權的安穩則有助於 阻擋共產黨勢力往亞洲其他地區滲透。認知到台灣的關鍵價值,杜魯門在一九五一年與台灣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提供台灣軍事協助,但不支援由台灣發動的戰爭。一九五一年,美軍顧問團進駐台灣,目標是「重新組織,重新裝備,並重新訓練中華民國的軍隊」。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台灣所獲得的美國軍援,僅次於法國和土耳其,占第三位,比南韓還要多。除了軍事援助,台灣的蔣政權還從美國獲得財政與科技的支援。從一九五一到一九六○年代中期,台灣獲得的美援,平均每年占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六.四%。這個比率雖然低於南韓、寮國與南越,從總金額來看,台灣卻是美國在亞洲金援中占比最高的國家。 在後來的第一次與第二次台海危機中,也可以看出台灣與美國緊密的聯盟。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中國共產黨對金門發動攻擊。兩名駐在當地的美軍顧問團成員也於當天罹難。 後續一連串的軍事衝突從當年九月一直持續到隔年的二月,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台海危機。 一九四九年後,國民政府在軍事上掌控了幾個離島,雖然這些離島距離中國大陸比台灣還近,但蔣政府在當地部署了相當的武力來捍衛。中華民國所管轄的離島中,金門與馬祖最大,且距離大陸沿岸都不到十公里。(見圖0.1)一九五五年一月底,艾森豪總統派遣了第七艦隊來協助蔣介石撤退大陳島的軍隊。大陳島距離浙江省不過幾海里。美國海軍上將與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史丹普(Felix B. Stump)得到授權,若是中國共產黨阻撓這次的撤退,就轟炸中國的機場。在這場危機之中,美國國會於一月二十九日通過「台海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授權總統可以「動用武力來保衛台灣、澎湖與附近海域的領土」。相關法案籠統地把金門、馬祖這兩個被蔣介石控制的領土也包括進來。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解放軍砲火攻擊金門與馬祖,武力封鎖了這兩地,形成第二次台海危機。艾森豪再度協防國民黨政府。為了突破封鎖,第七艦隊得到艾森豪的命令, 在九月二十九日護送中華民國的物資到金門海灘。同時艾森豪政府在東海上空又集結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空軍機隊,用以威嚇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在最壞狀況下將不惜一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十月六日無預警停火,卻又在十月二十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訪台時,象徵性的升高武力,不過只打了一個小時。從一九五八年十月底開始,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國砲火每個單日攻打金門(所謂的單打、雙不打),雙日停火則讓金門可以進行補給,以此提醒台灣與美國,它仍有拿下金門的企圖心。一九五八年,僅僅一年落在金門的砲彈數量就高達五十萬顆,可以說是金門被砲轟最慘烈的一年。 然而這緊密的同盟也不是完全堅不可摧。台灣固然在地理位置上,對美國與其他一些國家的軍事利益具有戰略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也代表了龐大的投資機會,這對於那些國內市場飽和、想尋求經濟成長的國家而言相當誘人。到一九八二年,中國的人口已經達十億人,比台灣多五十倍。越來越多國家跟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而台灣在一九七一年失去了聯合國的席位,隨後在一九七九年又與美國斷交。不過,即便正式的外交關係終止,美國與台灣仍以《台灣關係法》,保持了緊密的非正式外交關係。 美國在一九五○年代與一九六○年代給予台灣堅定的支持,而當時的台灣科技人則努力想取得電子數位計算機的知識與應用,向美國請求技術、資金與教育資源的協助。在宏觀層面,冷戰讓台灣得以獲得豐厚的國際金援與科技資助,反共一派更期望台灣成為「自由中國」進步、富足的典範。在微觀層面,每位想要提升台灣科技建設的台灣技術官僚、科學家與工程師,都需要在冷戰的架構下尋找可行之路。為了讓中華民國在台灣安然而立,許多專家熱切地促成與美國進行學術與技術交流。這樣的交流從一九五○年起,始終不墜。美國公司自一九六○年代開始在這個島上投資設立電子工廠,據此,台灣的技術專家在這段期間,進一步加深與美國的關係,甚至冷戰結束之後,台灣的科技人仍繼續緊抓著跟美國的合作關係。他們利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交流的機會,把電子計算機器及生產方式帶到台灣。(未完)
造山者:李弘祺
已經超過三年沒有進去曼哈頓了。前天爲了和太太Nina一同去看由紐約台灣商會領頭主辦的《造山者》紀錄片公映,特地搭了火車進去曼哈頓。從早晨七點半出門到晚上六點半左右回到家,一共花了將近半天的功夫。天氣又不作美,整天不斷下雨。這樣的經驗,讓我不免懷疑何時才會再一次進去曼哈頓。
當然每一次從中央大車站走出來,看到42街上面熙熙攘攘的各國人群,以及五光十色的貨品食肆,確實會讓精神爲之一振,感到所謂車水馬龍莫此爲甚。
我在八月底因爲好友黃文局的邀請,已經看過了《造山者》,感受十分深刻,不僅因爲是它的製作和理念都是上乘,更因爲其中最重要的兩個「主角」都與我有一些關係:史欽泰是臺南一中低我兩届的同學,也同是臺南一中的傑出校友。不過我與他因爲學科不同,幾十年來緣慳一面,到今天還沒有正式來往及見面,但是我們是互相認識的。曾繁城是我在成功大學讀電機時的同班同學。我後來放棄繼續讀電機,主要是因爲我有像曾繁城這樣的同學。電機由他們去讀就夠了,並不缺我。因此我落荒而逃。1999年,我擔任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的會長,曾經去跟他捐錢,他非常大方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捐款。我曾經在臉書上兩度提到這件事(2016/9/2;2021/7/6)。今年九月初,我再去找他捐錢,因爲我想把2013-2015年間應台積文教基金會(他擔任董事長)之邀發表的三次18場的演講(近代西方思想)整理出版,因此又去找他捐錢。他一樣非常慷慨,答應捐助。這樣的朋友,我不在這裏宣揚,怎麽可以?
所以我雖然已經看過《造山者》了,我還是報了名,與太太一起去看第二次(她是第一次)。本來她對於去曼哈頓一直就意興闌珊,但是坳不過我,還是跟我去了。在片中看到這麽多認識的、聽説過的好多位朋友(包括我很想念的吳源泉教授)以及光明新村、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的校園,這些熟悉的景色,兩人都感到好像回去新竹那個難忘的日子裏去了。我們的精神興奮不已。沉浸在往日的回憶裏,已然忘記外面的不住風雨。
如果你還沒有看這個紀錄片電影的,我希望你儘快去看它。
順便在這裏感謝政府駐外單位的帶頭安排:紐約台灣商會負起籌畫的工作。我聽説商會的朋友們因鑒於臺積電許多員工都與他們有親戚同學的關係,再加上今年是商會創立的50周年,所以他們積極參與這個公映的工作,把辦理這場演出作爲紀念半世紀工作的重要活動。我雖然與商會沒有什麽關係,但是1976年商會舉辦成立餐會時,我正好從香港回來在紐約,好友王旭昭醫師就把我帶去參加餐會。我因而也認識了創辦人蔡仁泰先生。這一年也正好是史欽泰帶領工研院同仁到美國RCA去學習半導體技術的那一年。50年過去了,今年稍早,蔡仁泰先生過世,特別讓我感概不已。撫今思往,但覺物換星移,而台灣已經不再是過去的台灣,真的感繫良多。
如果還能再看一次,我們一定會再去看。
台灣從「電腦製造商」躍升「晶片生產大國」的關鍵──科技人脈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年度鉅獻!
破解全球都想學,卻無法學會的「科技人脈」奇蹟與實力!
橫跨六十年,最完整的台灣科技產業史!
★
詳細描繪科技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一群創客!
輝達黃仁勳花一輩子力氣都想加入這個人脈網絡,
超微AMD蘇姿丰縱橫國際最堅定的底氣!
完整解讀宏碁、華碩、聯電、台積電,
諸多科技巨擘獨特的人脈連結時代群像!
林百里、溫世仁、施振榮、施崇棠、曹興誠、張忠謀,
他們如何定義創意與成功、競爭與合作?
飛歌、環宇、榮泰、三愛,如何各自培養出綿密交織的台灣人才體系?
★
珍貴史料與照片,第一手人物口述歷史!
散發台灣科技造浪者自發與堅韌的生命力,
從一開始東拼西湊的初萌芽產業,一路到舉世最強大的人脈網絡!
往前追溯至民國時代的人才基礎,
歷經台灣交大、台大、成大、政府部門的默契共進,
關鍵人物、關鍵現場、關鍵史料!
美援與CIA如何扮演關鍵角色?
一幕幕辛勤創新故事,往前飛奔中的大時代傳奇!
真摯動人,既是產業史,也是具有獨特史觀的台灣當代史!
★★__目前為止,對台灣電腦及半導體「產業發展」與「人脈網絡」最出色的描述!
這是一部產業史,也是一部科技史,更是一部完整的人脈交織史。
從大學教育的建置,到人才與人脈網絡的完備;
從國際技術援助的接受者,到全球產業創新的領航人;
從不容一絲差錯的生產線流程Know-how,到研發設計的規格與良率;
從高科技能量聚集場,到地緣政治的「護國神山」;
鉅細靡遺,毫無遺漏,
勾勒出當代台灣的活潑縮影,由一群辛勤的人臉,活生生,組成舉世艷羨的時代容顏!
也從而知道,川普為什麼那麼懊悔奇蹟之島的奇蹟不是發生在美國──
因為,島嶼上的科技造浪者,一步一腳印,奮發拚搏出一座創新島嶼,成就了一部奇蹟般的台灣科技產業史!
★★__創意,如何扭轉整個時代?人脈,如何創造舉世艷羨的奇蹟?
台灣如何在高科技製造業中攀上高峰?創意,如何扭轉整個時代?人脈,如何創造舉世艷羨的奇蹟?
本書挑戰「西方創新,東方模仿」的刻板印象,講述過去六十年間台灣科技人員努力的歷程。自 1960 年代起,他們開始研究透過國際技術援助計畫引入的「黑箱」電腦。隨後,西方跨國企業將電晶體與積體電路組裝外包到海外,聘用了台灣的工程師與工廠工人。
這些「島嶼科技造浪者」逐步發展出調適、改良、組裝與操作電腦的創新策略。透過靈活巧妙的「動手實作」,得以更深入理解科技產品技術,並打開邁向未來製造事業的大門。最後以獨特人脈連結,成就了宏碁、華碩、聯電與台積電等科技巨擘的崛起。
★★__那些時代中的關鍵故事,一重重,跌宕傳奇!
◆第一張科技人脈網:
一場交通大學校友會,一份校友會刊物《友聲》,一股在台復校的熱切,串起台灣科技產業第一張跨國人脈網!
◆聯合國送來一個可疑貨櫃:
1962年,聯合國送來一個可疑貨櫃,在軍隊保護下,緩緩送進交大,裡頭竟是IBM 650 電腦零件!這也成了點燃台灣電腦產業的第一顆火種!莊英煌、解化亭、杜俊人、李其昌、李大方,一個個隱藏於時代洪流中的研究者姓名,讓人感動噴淚!
◆激不得!美軍顧問團既援助又質疑:
美軍和CIA援助冷戰時期的台灣,卻又強烈質疑台灣科技人員的維修能力,不過,這反倒激發出台灣不服輸的精神,從空軍、陸軍、中科院,到軍工業,研發能力全都關鍵躍升,成為台灣科技業的底氣。
◆研究生啟動「迷你電腦製造計畫」,吸引加工出口產業熱血入列:
1960年代,交大、台大、成大三組「電腦自造」大學研究生,激發出迷你電腦製造浪潮,吸引飛歌、環宇、榮泰、三愛等電子公司加入支援,生產出台灣第一台迷你電腦,奠定產官學合作的基礎!
◆技術創業者們與生產線女工的戰鬥連線:
飛歌、環宇、榮泰、三愛等電子公司,交織台灣科技製造業綿密人才培育網絡,也精進出國際間難以超越的精密流程,從磁芯記憶體、電晶體、整流器、電容器、IC晶片,到半導體,台灣形成「技術人員創業,女性作業員支撐」的特殊模式。
◆新一波技術型創業家崛起,電子計算機研發製造熱潮噴發:
1970年代,台灣科技業掀起電子計算機熱潮,「算盤」的年代過去,大量訂單讓台灣的晶片、記憶體、顯示螢幕、微處理器等技術研發與製造大幅躍進,為1980年代台灣電腦業大爆發做好準備。
◆電腦製造本土化,微處理器國際專利權之爭:
施振榮的宏碁電腦崛起,「小教授二號」席捲全球,國際媒體驚艷為「價格甜美、表現扎實、相容性良好」,卻引發蘋果與IBM不安,發動訴訟。台灣的新銳科技造浪者一飛衝天,嶄新面孔與姓名,讓美國國會聽證會搞烏龍,傻傻分不清「施振榮」和「施崇棠」兩人有什麼不一樣。
◆從詆毀到讚美,國際媒體開始稱台灣為「電腦王國」:
歷經一連串「創新而非模仿」的證明,國際媒體開始稱呼台灣為「個人電腦的強大勢力」,「走老路也能制霸」,根本就是「電腦王國」。
◆晶圓代工,代出全球的「護國神山」:
台積電張忠謀,聯電曹興誠,扭轉台灣國際地位,因著半導體產業,台灣成為地緣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書特色
1. 目前為止,最完整的台灣科技產業史:
橫跨六十年,細膩勾勒台灣在全球科技業界稱雄的由來與軌跡。觀點獨特,資料完整,人事物呼應時代脈動,既是一部產業史,也是一部科技史,更是一部完整的科技人脈網絡史,以及視角獨特的台灣當代史。
2. 交織「斷代史敘事」、「議題敘事」與「完整人物群像敘事」:
娓娓道來,時序分明。林百里、溫世仁、施振榮、施崇棠、曹興誠、張忠謀,含括大老闆、作業員、工程師、大學生等諸多引人入勝的故事,也詳述科技產業的專業議題,更描繪人物間相互的羈絆與激勵。
3. 完整敘述,宏碁、華碩、聯電、台積電,一一入列:
產業巨擘從無到有的完整歷程,以及在台灣科技產業上的角色。真摯動人。
4. 第一手口述歷史資料,珍貴史料照片,揭開黃仁勳、蘇姿丰花一輩子力氣都想加入的台灣科技業人脈網絡:
關鍵人物、關鍵現場、關鍵史料,豐富照片。環宇電子、飛歌電子、榮泰電子、三愛電子,各自培養出綿密交織的人才體系。產業人才歷史甚至上溯至國民政府來台前的上海交大時期,述說美援與CIA的特殊角色。
5. 完整理解「科技之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顏擇雅 如果你喜歡Chris Miller《晶片戰爭》,林宏文《晶片島上的光芒》,紀錄片《造山者》,就不應該錯過這本《科技造浪者》,英文版是美國MIT出版社History of Computing系列中的一本。作者鄭芳芳是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助理教授,跨了科技史與電腦電機兩種系所。 台積電在這本《科技造浪者》是最後一章,前面都在寫電子業如何在台灣萌芽與茁壯。讀這本書,會覺得台積電霸業並非只靠張忠謀深謀遠慮,也要感謝他來台之前已經形成的電子業生態系。
交通大學與施振榮佔的篇幅都極大。最重要的國民黨技術官僚卻不是孫運璿,也不是李國鼎,而是錢其琛。沒錯,我沒打錯字,跟中共國已過世的外交教父名字一模一樣,這位錢其琛在台灣最高官位只做到交通部常務次長兼電信總局局長、國民黨電信黨部主委。
產業史的書都會引用企業家的自傳,這本也不例外。這本比較奇特的是它也引用了不少文藝作品,例如楊青矗小說,葉香的詩,還有陳秋霞主演的電影《一個女工的故事》。
何偉的《江城》與《別江》八旗文化,抱歉忘了作者大名
前不久在書訊中看到,我很喜歡的一位作家何偉即將推出新書,於是趕忙預訂。10月初,他的新書《別江》到手,我很開心,花了幾天的時間把這本作品讀完。
何偉是誰?具有中國姓名的他,其實是個老外。他本名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1969年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長大,也在普林斯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分別取得學士、碩士學位。1996至1998年,他到中國大陸重慶附近的涪陵教書,2000至2007年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也同時是《國家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2011至2016年,他到埃及開羅工作,直到2019年,舉家再搬回到中國,在四川成都一所由四川大學及美國匹茲堡大學合辦的學院教書。這本《別江》,原本的英文書名叫《Other Rivers:A Chinese Education》,從原書的書名來看,書中所談的,就是中國的教育制度問題。
我喜歡何偉的作品。之前,他曾經出版過四本觀察中國的書,包括:《江城》、《甲骨文》、《尋路中國》、《奇石》,我當然都讀過了,但那已是2015到2017年之間的事了。
當年,《江城》這本書就讓我非常感動。這本書的原名是《消失中的江城》,指的就是他教書的地點涪陵。涪陵在長江沿岸,三峽大壩興起後,175公尺的水深,將把涪陵這個小城臨江的地區全部淹沒。所以他才會以「消失的江城」來為他曾經服務過的小城涪陵命名。但他出版這本書後,很多中國的讀者都好意的指正他,在中國,「江城」指的是武漢,不是涪陵。但,這又有何妨?涪陵是他曾經生活過、呼吸過的土地,他看著這片土地因為水利工程而被蠶食、而被淹沒,他用他自己的感受,為涪陵命名為消失中的江城,又有何不可?
而他寫的這段故事,也讓我回想起我在2001年底到2002年初,當起背包客,一個人在大陸浪跡了11個省的往事。我曾站在正在大興土木的三峽大壩壩底,聽著身邊的工程人員驕傲的告訴我,當大壩建好後,可以供應全中國多少多少的清潔能源。我也曾搭著小船行過瞿塘峽、巫峽、西陵峽,船老大告訴我,當大壩注水後,原本湍急的水流將變成浩瀚的大水庫,長江三峽從此絕唱。
對於中國,我去過幾十次,但都是走馬看花,蜻蜓點水,很少在一個地方駐足逗留太多時日。可是何偉是長期駐紮在中國的老師、記者,也是一個外來者,他用老外的眼光,看著這一片被當地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景緻,他有著太多的驚奇,並能挖掘出我們因為習以為常故時而忽略的細節。他與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打成一片的人際互動及頻繁交往,化為文字後,句句動人。怪不得中國導演張贊波會稱讚說:「那些走馬看花、蜻蜓點水的駐華記者、西方漢學家、中國觀察家、評論家,都遠遠比不上何偉。」
在讀到何偉的作品之前,我其實對於從西方人眼中看中國這件事,有高度反感的。這種反感,其實就是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理論中所指出的,西方世界國家往往會以普遍高傲的姿態,去對待中東、亞洲、非洲等較為落後的國家或地區,而且會用西方人的眼光去解釋或型塑他們所看到的東方世界,並且以為,他們看到的,以及他們描述的,才是真正的東方世界。更令人遺憾的是,有許多東方人,也寧願透過西方世界的觀點,去看或評價自己生長的環境,卻忽略了本土研究才是最真實、最接近這塊土地的寫照。
所以,在此之前,我對於所謂的「中國通」的作家或學者所寫的文章,大多是抱著一笑置之的態度,我從不覺得那種隔靴搔癢式的觀察,能帶給我多少啟發。就像何偉在書中說的,「綜觀歷史,許多外人都用偏見、不公,或者大錯特錯的方式來描寫中國。」
但何偉不一樣。因為,他是真正長期生長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他和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一同呼吸、一同進食、一同體會每天的日出日落,一同感受著生活環境及政治氣氛的變遷,除了他的膚色、眼珠和中國人不同外,他的生活習慣幾乎和中國人民無異。所以他的觀察和他的感受,就格外有說服力。他的《江城》,在中國賣得比美國還多。
當年看過他的《江城》,想不到時隔20年,他又寫了這本《別江》,而我認為,這兩本書應該要一起看的。
在書寫《江城》時,何偉27歲,是以美國和平工作隊志工的身分來到中國,在四川重慶附近的小城涪陵擔任師專的老師,負責教導那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們英文寫作。
兩年之後,他離開涪陵,原本以為這輩子不會再回來。想不到,到了2019年,也就是時隔21年之後,他又再度回到四川成都,在大學裡任教,開了一門「非虛構寫作」的英語課程。而這時的他,已經50歲,已婚,有一對雙胞胎女兒,他和妻子也把這對女兒送進成都的一所公立小學三年級讀書,這對完全不會講也不會寫中文的小女孩們,是全校唯二的兩名西方人。
對何偉自己來說,他的一對雙胞胎女兒,正親身經歷大陸的公立小學教育,他目睹大陸的兒童教育方式與美國有多麼大的不同。孩子們上課時要正襟危坐,不能任意發言,下課時也不能攀爬,以免發生危險。老師灌輸他們的觀念是要當個好學生。而好學生的定義是:即便有地震、學校快要塌了,也要衝回教室把英文課本拿出來。
班上的家長們一起在通訊軟體微信上組了一個家長群組,孩子上學第一天,何偉在微信群組接到了49次的通知,第二天70多次,第三天來到237次…。家長的名字被模糊化,取而代之的是某某某爸爸、某某某媽媽,一切的訊息,都是圍繞著孩子打轉。何偉也發現,學校考試的題目充滿陷阱,感覺設計試題的人並不是希望孩子求出正解,而是要怎麼避免錯誤。套句俗話說,就是「別那麼好騙!」小小年紀,就得留意試題中故意誘導孩子陷入錯誤的坑坑洞洞。
看到這一段,我不免驚嘆,原來,兩岸的小學教育模式和家長群組的互動方式,竟然如此雷同。
中國的學校教育,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會不斷灌輸孩子們忠黨愛國的政治觀念。對於這樣的資訊,當然會讓何偉的一對雙胞胎女兒覺得困惑。何偉是用這種方式教導她們的:「妳們應該要尊重人家,畢竟妳們在學校是客人,但妳們也沒有義務相信人家教的一切。」
說真的,我好愛何偉這種教導孩子的方式。要尊重別人,但不是要把別人傳輸給妳的一切,照單全收。孩子從小就要建立起獨立判斷的能力,不該人云亦云。
小孩子接受教育的環境是如此,大孩子呢?變化更多。
儘管時隔多年,但何偉一直和當年他在涪陵教導過的孩子們保持著密切聯繫。透過觀察,他看到當年這群來自農村,努力向學只為了脫貧的孩子們,如今都已經進入社會,不少人飛黃騰達,從商的人不少,很多也都賺到了錢。他們人生的轉變,跟中國經濟起飛的年代同步,他從孩子們的成長,看到中國經濟及社會的脫胎換骨。
但20年後,何偉在成都教導的大學生,都是所謂「00後」的孩子,這些學生大多來自城市,而非鄉村,他們也多半是一胎化政策下出生的獨生子女,擁有父母最多的關愛與資源,但他們面臨的競爭也比20年前的社會更激烈。
何偉稱這群孩子是「習一代」,也就是習近平統治下的第一代。這群孩子們年輕、聰明、有想法,但對於國家的控制,卻早習以為常,他們不想反抗既有的體制,也對未來不抱持著幻想或期待。政治似乎無所不在,但正因如此,也就成了某種背景噪音,學生也學會置之不理。何偉很疑惑,這群明明都是擁有青春年華的大學生們,怎麼卻有著「老靈魂」?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歷盡了哪些滄桑?
20年的時間跨度,是時代的改變,也是世代的改變。何偉發現,從1985年以來,中國男孩子的身高是二百多國當中增加最多的,女孩子則是第三多的。因為營養提升了,如今19歲的中國男性平均高了將近9公分。
身高變高,學校變多、錄取率也提升了。何偉說,現代中國年輕人進大學的比例比以前提高了6倍,大學錄取率從1996年的8%增加到20年後的51.6%,人均GDP也是改革開放初期的65倍,更有超過三億農民變成了都市人。96年,有4萬2503名中國學生到美國大學留學,到了2019年,赴美攻讀的中國學生超過37萬2000人,是23年前的8.75倍。雖然外在的變化這麼大,但,許多傳統,特別是政治傳統,依然不變。
網路管制就是其一。何偉覺得很矛盾:如果中國希望發展世界級的大學,為什麼還要管制網路?但另一方面,對於許多學生透過VPN翻牆的行為,政府卻又故意視而不見。他直言,這明顯是體制的精神分裂特性:一手增加教育與經濟機會,另一手收緊政治空間,創造出一批本身就是矛盾課題的年輕人。
他忍不住問:「一個國家在社會上、經濟上與教育上經歷這麼大的改變,怎麼政治還停滯在那兒,甚至還倒退呢?」他看到了中國的變與不變,也發現中國的許多矛盾就是這樣,一切都變了,卻也都沒變。他感觸萬千,讀他這兩部書的我,同樣也是感觸萬千。
比較起前後兩個不同的世代,何偉覺得,96年那批改革一代的特色是:正規教育很重要,時機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天賦、動機與認真工作。但00後的孩子,感覺總是避免冒險,因為他們是獨生子女,有成功的壓力。比起上一代,他們受的教育更好,也更注意外面的世界,但他們似乎沒想到要怎麼改變體制,而是學習適應體制。何偉說,在96年,學生們提到的毛澤東、鄧小平,感覺上都像是個活生生的人。但到了2019年,學生們提到習近平時,卻覺得這個名字沒有絲毫的人味,就只像是個體制的化身。更妙的是,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在這其間的國家領導人,都不見了,再無人提及。
在四川成都,何偉開的課是「新聞與非虛構寫作導論」,但在中國大陸,要書寫所謂的「非虛構」,是很困難的。有一個學生就寫說:「對很多事情來說,非虛構的描述已經消失了。如今,我也不曉得怎麼樣用文字表達事實。…身為中文系學生,我想寫的東西都很難下筆,因為我擔心我寫的東西恐怕會被刪掉。」
這段描述,也讓我突然茅塞洞開。最近這些年,大陸的戲劇有太多的穿越劇、奇幻劇、仙俠劇,而且許多齣戲劇都爆紅。為什麼大陸的影視創作者不再追求製作時裝劇、現代劇?是不是因為擔心所拍攝的作品萬一太過寫實,太多非虛構,會觸動到敏感的政治神經,而無法上架播出?仙侶奇緣的故事雖然荒誕,但也正因為充斥了太多的虛構,所以安全。這樣的市場現象,我如此解讀,是正確的嗎?
何偉不禁感嘆,自由不只是有權說什麼、寫什麼,而且無須擔憂後果。自由也是一種能力,你能決定自己跟自己的國家、自己的認同與自己的歷史有什麼關係。但他覺得,在傳達給中國學生的觀念當中,這是最難的一件。
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百姓們,很自然而然的學會了種種避險招數,但對於像何偉這樣的老外來說,1996年初入中國時,他就像是劉佬佬進大觀園,什麼都不懂,也常誤踩雷區。
他回憶,他當年在涪陵教書時,適逢美國總統大選,不在籍的他,收到了選票,他在課堂上把美國總統選舉的選票公開展示給所有的學生看,讓他們知道,身為公民,是有權利選擇自己期待的人當總統的。學生們好奇的一個人接著一個人的傳遞著那張神奇的選票,最後,在眾目睽睽下,何偉把他的一票投給柯林頓,再把選票封緘,寄回美國的選務機關。他形容,當他投票時,「教室裡鴉雀無聲,他們看得屏氣凝神,搞得我都能聽到自己的脈搏聲。」可能何偉一輩子都會記得,原來行使一個公民的權利,竟是如此的莊嚴與神聖。
這樣的行為,在中國當然是驚世駭俗。何偉說,他經驗到的體感是:中共創造出一種緊繃的氛圍,讓政治變得切身。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從武漢爆發,很快就蔓延到四川,成都也因此封控。 何偉在近距離下看到了武漢中心醫院醫師李文亮是如何最早發布警訊,但又如何被政府掩蓋訊息,最後染疫而死。他描述國家的網管以無孔不入的方式監控每一個人的行動,要求大家每天定時要回報自己的體溫,以及重申自己沒有接觸來自武漢、來自湖北省的人。
但他也看到疫情下的政治氣氛。許多小粉紅認為新冠疫情是美國散播的,而有些激進的人更把疫情當成是一種競爭,當他們看到美國染疫的人數高於中國時,竟因此而沾沾自喜。
他評論中國對於新冠疫情的防疫工作是:注定在危機之初搞砸,然後下一個階段改善。他總結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在武漢,反映出重手審查媒體的短處,還有體制中的地方官員掩蓋問題的傾向。第二階段則展現中國官僚體系的正面環節,並發展出連貫而有效的策略,控制疫情。到了第三階段,已是2021年底,政府明顯看出對付毒性弱但傳染力強的變種病毒,清零政策已經力有未逮,但政府仍未調整政策,繼續封控許多大大小小的城市,最後引起民怨,也就是「白紙革命」,習政府才改變政策,宣布解封。
何偉說,最後這個階段提醒了人們,一旦把太多權力交到一個人手上,而這個人無視於堅實的證據與中肯的建言時,會有多麼的危險。
2021年,在中國教書教了兩年的何偉,意外未獲得學校的續聘,學校當然有種種理由,但骨子裡,何偉明白,因為他的表現不能見容於中國當局,所以上級決定要讓他在聘期到期時離開中國。
何偉在學校裡,曾以歐威爾的《動物農莊》、《一九八四》當成教材讓學生們研讀,學生們也因此讀到書中的名句,例如:「所有學生盡皆平等,但有些人比別人更平等。」何偉最初很懷疑,學校怎麼會容許這種譏諷極權主義的小說存在?但事實上,歐威爾的書的確不是禁書。或許,這些書籍就跟網路的VPN一樣,都是在嚴嚴實實的城牆裡,偷偷開了一點小洞,讓大家還能勉強呼吸到一絲新鮮的空氣,而不致全然窒息。
何偉第一次到中國教書,離開前,他應同學的要求,錄了一捲錄音帶。在錄音帶裡,他錄下了許多首英文詩,還有他所知道的所有髒話。他的同事亞當,則錄了一捲美國民歌,留給孩子們。
多年後,已步入中年的孩子回憶說,「1997年春,亞當給了我們一卷錄音帶,是他小時候學會的美國民歌。帶子上只有一位歌手,一種聲音。我每一次聽,都對這位老師多幾分敬意,眼眶止不住淚水。」
我馬上聯想起電影《刺激1995》,當男主角安迪在典獄長辦公室裡,用擴音機把歌劇《費加洛婚禮》播送到整所監獄的每一個角落時,囚犯紛紛停下手邊的工作聆聽,臥床的病患也感動得站起身來。那是一種在極權環境下拼命爭取自由的信念。
我真的相信,自由是壓抑不住的,只要有一絲的縫隙,自由的精神和觀念就會流進中國大陸,或許像顆種子,但總會有生根發芽的那一天。何偉教書的歷程是如此,他的《江城》與《別江》,也是如此。
嘰里咕嚕是個地名,可我查遍手邊所有的地圖也查不到它,以至我懷疑:世界上是否真的有這麼個地方呢,抑或它只是出自我的想象? 寫小說寫得多了,是常常會將現實与想象混為一談的。
不過,此時此刻,當我在電腦上打出這一詞語,腦海中清楚浮現出了那塊站牌。在那個冰封雪涷的小站, 它呆立在那里, 孤獨而單薄, 好象隨時都會被漫天飛揚的風雪掃蕩。与此同時, 耳邊響起了一道久違的熟悉聲音:「嘰哩咕嚕!好怪的地名!」
是母親的聲音。穿過漫長的時間隧道,我又聽見了她詫異的聲音,又看見了她憂愁的面容,六十多年前,在那輛開往西尼氣的慢車上。
火車開得慢極了,讓人簡直分辨不出它倒底是在走呢還是停着,我們便時不時將面孔貼到結了厚冰的車窗上,徒然地確認它的行走狀態。
從北京出發已經五天了。之間我們換過了三次車。先是在哈爾濱從那輛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換到一輛開往齊齊哈爾的綠皮車上。然後在齊齊哈爾,我們被裝到一輛開往海拉爾的黑皮車。然後黑皮車在一個名叫牙克石的小站停下,我們就在那里被裝到這輛比牛車還慢的慢車上。
父親說,我們正在進入大興安嶺——中國最北最高的大山。眼下是在往山上爬,天寒地凍,山上冰封雪蓋,就連火車爬這座又高又滑的山也呼哧呼哧喘個不停。
我想問:「那我們為甚麼要從北京搬到這麼高這麼冷的地方來呢?」但隱約感覺這是一個不太好回答的問題,就沒問。
慢車已經開了一天一夜, 還沒有到達目的地的跡象。車在每個站都停, 在不是站的地方也停, 好象一個精疲力竭的人, 走著走著就走不動了:「我得歇口氣喲。」在火車頭的喘息聲中我彷彿聽見它這樣呻吟。
後來我看了好些描寫大興安嶺的文章, 包括村上春樹的中國遊記。我很高興,因為就連這位日本作家也到過那個遙遠的地方,但心里往往會浮起疑問:他說的那地方跟我去過的那地方,是同一個地方嗎?
因為他沒提到過嘰里咕嚕。
一九七二年、二零零三年和二零零七年, 我曾幾度重訪西尼氣—— 那個當年我們從北京坐了六天六夜火車終於抵達的林區小鎮。最後那次,交通條件已大大改善,但也還是要在牙克石轉乘那趟喘息着爬山的慢車。白天,我會整天坐在車窗邊,被大興安嶺的風景迷住了當然是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是想看到嘰哩咕嚕。
火車一路上停靠了許多名字古怪的小站,所有這些小站的風景都差不多,遠景是藍天、白雲、大森林;近景則是一座小木屋,象一條趴在自家門前的狗,安靜,慵懶。小木屋前都有一塊黑白兩色的站牌,標示出站名: 阿布拉得、得耳布耳、庫都爾、三十六、新帳房……
但是, 沒有嘰哩咕嚕。
是不是那個站已經取消?
或是從來不曾有過那個站?
或是火車經過那一站時是夜間,被我錯過了?
我想去問問列車員,但終於沒問。這地名太怪了。聽去象囈語。
我在《收穫》文學期刊發表<西尼氣>那篇小說之後, 編輯告訴我: 知道嗎? 网上有個「西尼氣」吧,网友中可能有你的小學同學,他們談到你了。
我上网一查,果不期然,裏面有我的小學同學。因為他們歷歷如昨地提到我的西尼氣往事: 「她穿的衣服總是特乾淨。」「她有一塊化學墊板。是從北京帶來的。」「對,她還有一把化學格尺。」
那時西尼氣孩子都管「塑料」叫「化學」。塑料制品被視為高級物件,即使在北京都少見,更別說在西尼氣了。我的「化學」文具在班上引起了轟動,時不時有同學來找我借用:「借你化學墊板給我使使。」「借你化學格尺給我使使。」
有位网友好象是我當年好友,因為她說來我家吃過飯:「她媽作的菜可好吃了。」 老同學在「西尼氣」吧里這樣寫道,「還跟我說:炒菜時要放點糖調味。」她說她一直記著這句話,至今還把它當成一條烹調訣竅。
提到<西尼氣>這小說的也有幾位网友。他們的對話大致如下:
「王璞怎麼會對西尼氣有那樣的感覺呀?」
「她筆下的大興安嶺怎麼那樣凄凉? 」
有人還晒出了大興安嶺的彩照: 比地中海的藍天更藍的藍天、比加州的陽光更明媚的陽光、童話般的小木屋、抒情詩般的白樺樹林……有些照片下面還標出了地名,以示它們的真實無誤:阿里河、加格達奇、塔朗空、圖里河、西尼氣……
可是,沒有嘰里咕嚕。
我一遍遍地翻看著這些風景照, 想要消解掉心中那一片片在慢車窗外沉甸甸移過的嚴冬風景。可它們依然揮之不去,幽靈般地閃現在這些美麗彩照中間。
也許因為我們來到西尼氣的時節不好,剛下過一場暴雪,慢車在無邊雪山中爬動維艱。你不管朝哪望去都是雪、雪、雪……暴雪埋葬了一切:草地和林海、過去和現在、夢想和希望。而在那一片冰天雪地之中,那個幽靈小站默然呈現:黑色的木牌、木牌上白色的字樣: 嘰哩咕嚕。
四下里沒一個人沒一棵樹也沒一間房子。也許人啦樹啦房子啦都曾經存在,只是被掩埋到厚重的大雪下了,所以那個滿心惶恐的孩子沒有看到。她只看到了白茫茫大地上那塊黑白兩色的木牌。以至於後來的許多年里,她的世界就只有那兩種顏色:黑与白。生命中的繽紛色彩都被這兩種哀悼的顏色趕盡殺絕。
西尼氣老同學們當然不會理解我的感覺了,因為他們在西尼氣土生土長,不曾有過一夜醒來發現窗外風景從陽光燦爛突變冰封雪凍的體驗。
我曾試圖加入「西尼氣」吧,好跟老同學們談談西尼氣。可不知為何總被各種各樣莫名其妙的理由打回: 戶名不對、密碼不對、戶名与密碼不匹配,使我不由得懷疑:莫非它也跟嘰哩咕嚕這地名一樣,是個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式的存在?
在那本不朽之作里,城中一場有成千上萬犠牲者的慘案,轉眼就被所有的市民遺忘;而那名執著地講述那一場劫難的幸存者,反而被大家當成瘋子。
我便以我最後的力氣掙扎着寫下這個故事,為的是告訴人們,真的有個名叫嘰哩咕嚕的地方,我真的見到過它。
Rob Schmitz is NPR's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 based in Berlin, where he covers the human stories of a vast region reckoning with its past while it tries to guide the world toward a brighter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