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竹中平藏：日本太舒服而沒法改變
竹中在日本處境有點像王安石，其評價趨於兩極化，這也映射時代的矛盾；人們對小泉改革情感複雜，揭示了一個國家現代化道路的曲折。
竹中平藏（HeizoTakenaka）可能是在中國人氣最高的日本經濟學家。
他的身份除了是經濟學家之外，還是政治家，曾歷任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首相時代的經濟財政大臣、郵政改革大臣及總務大臣等職；竹中不僅是小泉時代資歷最久的內閣成員，更堪稱小泉改革的“馬前卒”，始終處於改革最難的一線，無論是金融改革抑或郵政改革，因此也被譽為“最了解日本經濟的人”、“小泉改革的總設計師” 。
有意思的是，竹中畢業於以經濟聞名的日本一橋大學，曾經任教於哈佛大學，主張市場化改革，無論對於強調平等的日本社會，抑或派系叢生的日本政壇，還是以東京大學畢業生為主的官僚系統而言，他都是一個個性十足的外來者，但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在主張平穩日本社會留下自己強烈印記以及個人影響。
某種意義上講，竹中在理念上類似中國的張維迎，但是他又曾歷任內閣成員，一手奠定小泉改革，從與政府的位置關係來看，他又有點類似中國的林毅夫；在其位高權重之時，甚至被稱為“經濟改革沙皇”，其政治遺產評價也趨於兩極化，就此而言，竹中在日本的處境甚至有點中國王安石的味道。
一個人，身兼自由市場理論又能將理論付諸實踐，在學院學者習慣遠離公共空間的日本，竹中這樣的身份和經歷並不多見。
2017年，我應邀在東京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研究題目是中日經濟比較，竹中平藏自然屬於應見之人。來日本之前，我就讀過不少竹中的書和文章。如前所言，竹中基調是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對此我大致認同，在研究中日經濟對比時刻，心中暗自自問，竹中的方向不是缺乏競爭的日本社會所需要的麼？
在多數中國人眼中，日本大概屬於資本主義世界，然而日本社會實際上又有著強烈追求平等與缺乏競爭等特點，甚至不少日本人都告訴我，日本是社會主義經濟。在80年代之後，日本模式曾對於中國經濟也有不菲影響。
從這個角度講，中日經濟之間的故事，某種意義上，或許可以類比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社會主義中級階段的故事。
然而，即使竹中很重要，計劃拜訪之前，我卻曾一度設想是否沒多大必要——採訪一個自己比較贊同的人，好像信息量不大，也不是很有趣。不過到東京後，我發現不同人等對於竹中評價差異卻很大，這是之前未曾預料的情況，倒顯得見下本尊很有必要。
備受愛戴的改革家、謙和嚴謹的經濟學者、百折不撓的政治人物——這是中國媒體報導中的竹中平藏，充滿正能量卻略顯高大全的單調。和中國經濟學家熱衷公共發言不同，日本經濟學家多數安於學院生活，和大眾溝通並不那麼多。
竹中不同，按照日本人的說法，他很有名。在東京訪學期間我和不同人等交流，聊起竹中，幾乎無人不曉，除了官員學者之外，一般老百姓和小企業家也很熟悉。
與此同時，對他的評價卻充滿分裂，有人很喜歡他，也有人強烈地表示不喜歡他。不喜歡的理由多種多樣，從個人風格到理念政策，比如東京大學一位教授就對我表示，“我們最討厭這個人了，他只了解美國而且還只是新自由主義一套，卻來應對日本的一切。”
有人甚至困惑地反問我，中國人為什麼喜歡竹中平藏？“因為，竹中被中國媒體視為改革者吧”。我一邊如此回答，一邊思考中日信息差的根源。
“改革”在中國變得含義復雜，定義不斷被置換，也在被改寫，FT的老外同事也為此困擾發問。改革在不同人的理解中有不同的含義，既可以是壯士斷腕般悲壯，也可以只是小修小補，甚至可能是進一步退三步。報導竹中時候，不少中國同行通常更多關注他作為一個改革者形像對於中國的象徵意義，對於他在日本真實處境可能既不完全了解，或許也無耐心傾聽，在交流中迫不及待地借他推導出下一步中國道路，即使竹中本人的研究方向與主要興趣都不是中國。
對竹中評價趨於兩極化，已經超越竹中本人問題，恰恰映射時代中的矛盾真實：不僅反映了人們對於小泉時代改革的複雜情感，更揭示了一個國家現代化道路的曲折。
當我有機會和竹中面對面聊天時候，除了結構性改革、小泉遺產“安倍經濟學”（Abenomics）之外，我也直白地表示外界對他的一些評價，好奇他如何看待一個相對保守的社會對於改革的接受度？竹中表示自己深知改革不易，日本又是一個太舒服而沒法改變的社會，但是這種舒服狀況不會持續太久，而自己關於市場化的思路一直沒變，惡名總比無名好。
一
見竹中的時間很早約定，地點是在他目前任職的保聖那集團（Pasona）總部，這是一家人力資源公司——2006年，竹中平藏隨小泉辭職，他重返學界，回到日本首屈一指的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直到2017換到東洋大學），三年之後出任Pasona集團董事長。
說起來，出任商職也是有人對竹中有意見的地方，尤其覺得他執政時候呼籲打破終身製等工作模式，卻在下野之後從事人力資源相關工作。類似的可以比較美國官員。2007年格林斯潘從美聯儲任上卸任後沒有幾天，即在雷曼組織的對沖基金經理聚會上演講談論經濟甚至貨幣政策，而沒多少人為此公開指責格林斯潘。竹中的做法並不違規，甚至也可以說知行合一地貫徹自己的人才理念，但人群中對此卻不乏竊竊私語。看起來東京比起華盛頓，似乎對於離任官員的道德要求更高。
這家公司位於東京金融機構雲集的大手町，可謂寸土寸金，見面時間是早上八點過一點。
此刻距離上班之前還有不少時間，大堂已經人來人往，我們提早了到了十分鐘，不得不在邊上晃悠一下，觀摩一下這座大樓，目的既是為了不妨礙他人，同時也不要讓接待的人覺得我們早到而不安。
這一座八層的建築，在高樓林立的大手町顯得與眾不同，據說辦公樓是由一棟五十年曆史的建築改建。更為有趣的是，整個建築猶如一個立體花園，大堂種有水稻，還有各類瓜果與鮮花，加起來據說超過數百種植物。中庭和外部窗戶看起來鬱鬱蔥蔥，加上身處鬧市之中，難怪有人評價是室內森林。
離見面時間差不多還有四五分鐘的時候，秘書來大堂接我們，彼此出現的時機也是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我們一行上了因滿滿噹噹而略顯狹小的電梯，因為目的地是最高的八樓，中途只好一層層先出去，好讓先到的人出去，如此幾次，到了頂樓，往裡走了一會，進了最裡面的轉角辦公室。
我之前聽聞傳說竹中的辦公室很大，進去之後覺得還好，不過裝飾風格頗為傳統，在辦公桌和接待處做了隔斷，看起來多了些層次感。
竹中平藏本人從辦公桌邊迎接出來，滿臉笑容，身材中等，髮型果然和小丸子有點類似，看起來很親近。我解釋此行目的是考察對比中日經濟，還特別拿出一本他的中文版書請他簽名。竹中很耐心傾聽，一一照辦。
二
“竹中先生您好，我來日本之前就知道您，印像一直是日本的改革者，但是這次來到日本訪學，和不少人接觸交流，聽到不少對您的批評。您回顧自己在小泉時候的改革經歷，有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呢？”採訪時間很短，我決定單刀直入。
竹中是大忙人，大家都知道。即使對胡舒立這樣的中國老朋友，採訪的時間也不多。聽日本媒體朋友介紹，最近有本以竹中為主角的非虛構作品獲獎，作者是日本前資深媒體人，雖然書的主角是竹中，基調還算正面，卻沒有爭取到採訪他的機會。
對於以這一問題作為開始，竹中稍顯詫異，他略作停頓回答說，“可能沒有什麼人會因為改革還不夠而批評我，大多數（批評的）人是屬於既得利益群體一方，因為有了改革他們利益受損，所以批評我以及此前的小泉（純一郎）首相。” 定神之後，他的嫻熟應對顯示了一個前政治家的圓滑，”話說回來，還是看您和誰見了面和誰談了話，可能批評我的人多數人還是覺得自己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就算是小泉首相，也收到了很多批判，但他認為就算留下壞名聲也好過沒有留下名聲，也就是惡名勝過無名。”
我解釋一下，說自己也接觸一般民眾，和他們聊天，他們中不少人生活從小泉改革之後沒有改進。有意思是的是，我和一些即使以往支持結構性改革的人聊起，他們多少也認為小泉改革或許難以避免，但有點硬著陸的感覺，民眾因此受到傷痛，尤其是不少人丟失了固定工作，薪資也沒法上漲。
聽到對改革的批評，竹中平藏迅速回答說如果不做改革，日本經濟會有更大的危機，“改革之後，經濟上還是向好的方面發展，但是自己權益受到損害的人做了不少負面的評論，可能一般市民也因此受到影響。”
結構性改革（日語也稱為構造改革）是安倍經濟學的第三隻箭，也是普遍評價進展緩慢的一支箭。竹中一直是結構性改革的呼籲者與執行者，但結構性改革落地確實很困難，無論在日本還是中國。我這次研究題目是中日經濟對比，在日本社會深刻感觸之一就是舊的還沒有打破，新的也還沒有建立，民眾在其中難免迷茫抱怨。好奇竹中怎麼看未來改革方向？
竹中平藏說，日本目前結構性改革還是一個初級階段，可能至少要花二三十年的時間，“我的判斷是新的體系確實還是沒有建立起來，只有一點點新的東西，而舊的東西還有很多留下來。對於未來方向，我的主張一貫是很明確的，那就是市場擁有的能量非常巨大，所以應該發揮市場本來能夠起到的作用，緩和各種各樣的規制（監管） ；但是緩和規制可能有另外一種危險，即市場本身也可能失敗，所以要同時進行收入再分配的改革。所以，這兩項改革要同時進行，既要市場發揮活力，又要調整市場帶來的弊端。”
竹中談到收入差距，這也是我很感興趣的話題，日本社會現在對此有很多討論，現在也有“格差社會”等說法，甚至將2002之後經濟回暖也定義為“格差景氣”。我就此問他，不少人認為從小泉改革開始，日本貧富差距因此加大。
此刻，竹中平藏顯示了一個經濟學家的素養，繞過政治，談起了數據，從國際上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說起，他說日本基尼係數確實在上升，但這一上升趨勢是從二十五年之前就開始了，並不是從小泉首相改革才開始的；而且就絕對值而言，比起歐美包括中國還是低很多。此外，他強調有一點需要注意，即在小泉政權時代，這一期間基尼係數沒有在上升，其實是在下降，小泉政權結束之後又重新開始上升，“雖然過去基尼係數一直上升趨勢，恰恰是改革的時候下降，為什麼下降？因為那個時候減少了二百萬失業人口，以前失業人口的收入是零，失業人口擴大拉升了基尼係數，（改革）減少了失業人口，基尼係數也自然下降。”
說到這裡，他大概想起我第一個問題還可以有所補充，繼續自問，“為什麼大家對於覺得改革不好？還是我前面所談的，還是因為既得利益受到侵犯的人做宣傳說改革造成收入差距拉大。有媒體人覺得這樣說法很有趣，所以媒體也會這樣說，一般人也受到影響。”
固然，收入差距拉大對大眾來說不那麼接受，但作為結果而出現的收入差距拉大，是不是也是改革的目標之一？我表示，作為一個外來者的看法，日本過去的問題之一不正是過於追求平等麼。
竹中平藏笑了，說日本沒有想要擴大收入差距，特別日本政府當中沒有人有這一考慮，“你看最近日本稅制改革，包括所得稅和繼承稅的最高稅率都要提高，這都等於是一種劫富濟貧，都是縮小貧富收入差距的改革方向。在民主國家，可能沒有任何國家會出台政策推動貧富差距擴大。”
我在日本見了不同人等，其中有不少聰明人，但是他們在創業等領域獲得機遇與回報看起來遠遠不如中國，這畢竟是一個處處講求平等社會。我說並不是說政府出台政策推動貧富差距拉大，而是在想日本過於追求平等是不是也是一個問題——舉個例子，竹中先生常常提倡企業家精神，但是有企業家才能的人，在日本好像很難獲得在有的國家能夠享有的超額收益。
竹中平藏想了想說，“日本政府內部沒有人認為收入平等是問題，他們還是想盡量實現收入平等。但從另一角度看，政府內部也承認日本缺乏競爭，比如現在創業比率很低，已經存在的公司破產比率也很低，日本政府一直思考怎麼提高創業以及破產比例，增加新陳代謝。從這一角度來看，政府確實需要考慮提高日本競爭環境，但是並不是因為收入太平等要這樣這樣做。”
竹中平藏談到改革，興致頗高，他解釋說改革分為兩種，一種是被動式改革（reactive），一種是主動式改革（ proactive），資產負債表調整其實也屬於被動式改革一部分。他又再次強調，需要注意的是，小泉政權一共存在只有五年半的時間，做一件大的事情可能就需要兩年時間。小泉時代改革因為時間限制，主動改革並沒有做太多事情，比較重要有三件事，首先是資產負債表的調整，其次是郵政的民營化，第三是宏觀經濟政府控制，以前政府內部沒有很多機制，小泉時代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來討論相應問題，在政府操作宏觀經濟邁進了第一步。
說到小泉時代政治遺產，雖然竹中指出小泉時代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情況都在改善，但是對此的原因則也有不同意見。我之前見了日本野村經濟學家辜朝明，他以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在國際社會頗有影響，其著作中曾提及日本經濟在2000年之後的修復，更多是因為90年代的政府投資擴大而不是小泉時代的改革。這也是我對於辜朝明理論不太能接受一點，期待親歷此事的竹中再談談資產負債表修復。
竹中平藏解釋說，日本銀行業的問題從90年代開始持續了十年，一直沒有人對此作出改變。“小泉首相上台之後，花了兩年時間來做這樣調整，即使銀行業一直反對改革，但是小泉首相在國會硬是通過法案來進行這一改革。（資產負債表）這一改革可能不屬於創新性、再生產性的改革，但也是對於負的遺產進行調整，所以這也應該被視為一種改革。”
他認為，這一改革最大成功是完成了資產負債表的調整，而之前十來年包括辜朝明在內的人沒有談到資產負債表調整，都在提倡財政出動、固定資產投資等，這是幫助既得利益者獲得更多利益的做法，“小泉首相覺得這個做法沒有讓日本經濟有更多起色，首先是把這個做法停下來，去進行資產負債表調整。把資產負債表弄乾淨，資產負債表調整類似打地基之類舉措，完成之後才能進行下一步改革，比如郵政民營化。為什麼要做郵政民營化，因為郵局是日本政府中最大一塊，從郵局開始改革具有像徵意義。”
三
在中國談起日本經濟，投資界第一反應就是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這一理論正是因為辜朝明《大衰退》一書而為人熟知。不過來了日本之後，我發現很多人都從不同角度談資產負債表，如瑞穗證券的高田創。也有人告訴我辜朝明理論當下在日本有些過時，畢竟日本已經走出了資產負債表衰退。
竹中所談的資產負債表調整立足銀行系統，而辜朝明的理論更多解釋企業行為。關於過去90年代的日本財政政策如何評價，二者存在差異，辜朝明贊同，竹中批評。我傾向於竹中觀點，認為其實惡化經濟情況，但是現在安倍經濟學“第二支箭”也在提倡財政政策，甚至對於財政刺激有更激進的想法，比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的FTPL（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 理論最近在日本很流行。
前耶魯教授、日本內閣特別經濟顧問濱田宏一也多次引用這一理論，他對我表示雖然其理論基礎尚不確定，但是這一理論正確地展示財政預算不需要一直保持平衡——日本政策變化有時也會藉助“外來和尚”，FTPL的走紅，是否意味著加大刺激會成為下一步重點？我之前拜訪辜朝明時，他除了繼續堅持財政刺激，還認為竹中等人近期在財政刺激方面在向他靠攏。
竹中平藏此前一直主要說日語，聽到這裡現在忍不住換上英文，“oh my god ”（天啊），笑著說我被辜朝明影響太多，“我不想批評他，他是一個經濟學家，我理解這點。無論如何，我們需要清晰區分需求改革與供給改革。在泡沫經濟泡沫之後，我們需要供給側改革，儘管如此，在大概十來年時間內，包括辜朝明在內的經濟學家堅持需求側政策，這其實對於利益相關者來說是他們最佳利益，也是比較老式的思維。這也是為什麼政府當時講需求側政策，忽略供給側改革，忽略資產負債表調整，這也為什麼我們用了這個短語——失去的十年。”
談到小泉以及小泉時代，竹中明顯更為健談，說小泉政權意識到這點之後，進行了被動型改革，決定終止“失去的十年”。這是小泉時代的故事，那麼當下，安倍政府現在發生了什麼？“安倍政府尤其安倍首相本人，他理解我們需要改革，但正如我提到的有很多政治敵人的存在，所以這些改革的步伐逐漸放緩。”
與此同時，日本在雷曼衝擊之後經歷了比較嚴重的衰退。“在那之後我們需要非常強烈的需求側政策，但是規模並不大，比起90年代的財政刺激小多了。即使在小泉時代，我們也有類似的預算。這個意義上，我們政策非常具有連貫性，財政政策始終有必要，這是比較正統的觀點，來自教科書的理念。”
常規政策以及非常規財政刺激是經濟學家也會混淆的事，竹中發揮了他作為政策執行者和經濟學者的綜合素養，迅速清晰地做了區分和解釋。我笑著對著他說，強調財政刺激恰恰是我不同意辜朝明先生理論的一點，在中國過去發生了四萬億投資，已經造成很大泡沫。
“正是，還有很多財政赤字。”竹中點頭表示認可。
竹中前面談到郵政民營化，這點是他改革時期最大亮點之一，但是隨著民主黨上台這點也被否認，有人給我抱怨，郵局還是那個郵局，有什麼區別呢？我自己也和日本郵局打過交流，探索說比起日本其他服務業，水準確實不怎麼樣。
結構性改革屬於大家都喜歡談又沒在做的事，實踐起來更類似是一個政治問題，這一點不獨日本，全球皆然。結構性改革正如竹中所言是長期政策，在泡沫經濟之後也成為熱門詞。實際上中日都在推遲結構性改革，真正的改革並沒有發生。每個人都說我們應該改變，但是真正改變沒有發生，那麼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竹中想了想回答說，把原因歸結到政治家的激情，“對於政治家而言，他掌握領導權之後，很重要的是有激情和領導力。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小泉首相身上，麻生首相沒有激情，鳩山由紀夫沒有激情，安倍首相與小泉首相對比之下激情也不大。另外一方面，媒體也是重要原因，在小泉時代因為他有激情，所以媒體在某種程度支持他，比如日經就支持改革，但是這個時刻並不是如此，特朗普（川普）之類情況可見，民粹主義在各處出現，這是改革的敵人。”
民粹主義確實無處不在。我笑著說，在中國時候，大家談改革之類，往往說我們是中國人，所以不能照搬國外經驗，不過我到了日本，發現大家也都這樣說，怎麼看日本社會對於改革的接受度？
竹中舉了農業改革等例子，表明自己理解改革會面臨各種困難，“我真的理解改革不易，當然很多政治敵人不想失去他們最大利益。”不過他也相信情況會逐步變化，“現在我們推動一項政策，比如機場過去被國家擁有，但是希望運營是私人管理，比如仙台機場之類就是如此。”
私有化和全球化，是竹中與小泉時代植入日本企業的理念。更多私人企業進入以前被管制的領域，這從經濟學上看起來是合理的方向，但是在民眾中引來不少詬病，比如企業對員工不像過去那麼好。比如有人就曾憤憤地對我表示，私人企業進入後，表面看起來沒什麼變化，但是在那邊工作的人往往收入會降低，比如日本國有鐵路變為民營的JR（Japan Railways）之類——也正因此，當日本談論結構性改革時，很多時候主要指勞動力市場改革。
我問竹中這一問題，尤其私人企業進入之後，往往會出現派遣員工這種安排，對於過去習慣終身僱傭制日本社會來說，不少人對此是否覺得難以接受？
竹中聽到我說起派遣員工，主動談起他任職的保聖那（Pasona）。他伸手指著桌面問，你知道這家公司麼，這就是一個涉及派遣員工的人力資源公司。“一般來說，人們或許認為短期員工可能不穩定，然而最有趣的一點，在這個系統中，只有4%的人這樣的認為，70%到80%的人回答他們選擇短期員工是因為他們喜歡如此。因為工作不是長期性質，大家可以搬家，可以旅行，可以照顧自己的孩子，等等。人們對此的偏見和印象，很大程度是媒體扭曲造成。”
我笑了笑，我知道這家公司，也有人批評你在此任職，還有其他批評，比如提倡自由化之類。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好奇竹中作為改革者，怎么生存。
竹中也笑了，說他（包括小泉）之類人，理解反對改革者會有各種批判和標籤化，比如受猶太經濟學影響之類，”但是我們理解改革的難度，所以小泉首相說壞名聲好過沒名聲，壞名聲是你做了什麼的證據。你應該感受到這個社會很舒服，我常說這個國家太舒服而不能改變。目前位置，這是一個舒服的國家，但是經濟這些年正在戲劇化地停滯，過了十年，大家會非常鬱悶，經濟甚至比韓國還低。”
雖然“失去二十年”這一名詞在國際上非常有名，但是日本經濟這些年物價也沒漲，對於收入固定的人而言尤其是老年人，其實生活水準也沒變化。我和很多日本人談起“失去二十年”，不少甚至覺得不存在“失去的二十年”，竹中怎麼看？
談到這裡，竹中有些激動，甚至拿出紙和筆給我比劃起來，“我們看當時小泉的情況，為什麼他能有那麼高的支持率？在當時情況下，正是因為大家需要改革。儘管如此，一旦改革有成果，大家滿足了，他們覺得這個社會開始太舒服，就逐漸不想改革。”他說在日本有一個批判週期的說法，危機、應對、改進、自滿的循環，比如1990年晚些時候，日本出現經濟危機，社會希望應對，政府改進經濟，但是當經濟好轉，大家又陷入自滿情緒。
談到經濟，我說自己來自中國，經濟過去低於8%大家都覺得不可接受，但是在日本，不僅有人覺得“失去的二十來”年不存在，還有不少人表現得滿足於此，不太有雄心；即使曾經的官僚精英中，也有人告訴我，“小日本”沒什麼不好——小日本之說當下對應著日本經濟規模縮小以及人口少子化，但也有人指出這一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日本五十年代出任首相的石橋湛山等人。
竹中面色凝重地回答，這個提問涉及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人們需要政府做什麼？對於很多人來說，讓經濟更好是答案。他進一步解釋，人們的想法會改變，當日本經濟從雷曼衝擊回复時，人們現在不那麼期待改革，但隨著經濟更加不好，人們也許會改變，支持更多改革，收入差距或許不重要，但是如何處理貧困卻很重要。
所以，我問竹中，您在意窮人麼？很多人對我說您不太在意失敗者。
竹中笑了，這次聲調很溫柔，“我在意，我生於一個非常貧窮的城市，也是勞動階層。”
四
竹中卸任十年，世界變遷，日本政壇更是變化巨大。
失去小泉的的自民黨民主黨政權更迭，竹中在2009夏季達沃斯自我打趣說，我每次達沃斯都要告訴大家我們新換了首相，誰知道後面情況更混亂。如今日本政壇則回歸穩定，安倍晉三首相成為少人匹敵的領袖。
安倍如今任期超過其政治上的前輩小泉純一郎，之前小泉曾是日本戰後執政時間第三的首相。小泉和安倍作為首相任職期間都超過五年，對於泡沫經濟之後的日本影響巨大，兩人甚至可能成為戰後影響日本最大的首相。那麼如何比較小泉首相和安倍首相？我曾經問過安倍首相的顧問濱田宏一，媒體對他有安倍經濟學操盤手之稱，他認為兩人在政治能力上不相上下，但安倍比小泉能更好地理解經濟。
竹中對比顯然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小泉是少見的改革者，安倍有一些民粹主義的方面，“小泉是有激情的改革者，推動資產負債表改造、放鬆管制、宏觀管理，安倍留下什麼？ ”
小泉對於竹中可謂有知遇之情，竹中也為他攻下很多難題，成為小泉內閣任職時間最長的內閣成員，當時甚至有傳言最後小泉下野前甚至期待竹中作為繼承人。
我笑了，（關於安倍留下什麼的問題）您應該告訴我——畢竟目前竹中身份之一也是政府的建議者。竹中笑了，嘆口氣說，“我想支持他，但是安倍先生改革的激情不夠，他對於國家安全更有興趣，這是區別。”
目前安倍首相地位特殊，自民黨內無人能及，加上自民黨外也無人，所以安倍民眾支持率很高。但不少人告訴我安倍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我與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聊起的時候，他批判這是社會右傾的結果。但是如果是安倍受到那麼多支持，這是不是也意味著他是當下日本民眾需要的領袖麼，不巧當的比喻，或許類似美國的特朗普？
竹中表示認可是大家沒有選擇的選擇的說法，不過他沒有正面評價安倍，而換了一種說法，“安倍首相某種程度上很幸運。當問大家誰支持安倍經濟學，大概30%，可見大家人們不是很滿意經濟，當問安倍內閣支持率時候，卻有70%。我真的期待安倍首相利用他的政治資本，將安全等問題推遲，更關注經濟。”
如果您是一個老師，那麼給安倍經濟學多少分？
這個問題我在日本問過不同經濟學家，結果往往視乎與政府關係而給分高低不一，學院派有不滿意者，而為政府建言者則給分不錯，如濱田宏一就“第一支箭”貨幣政策領域給了A+。
竹中認真想了想，說安倍有的方面做得還不錯，尤其是貨幣政策方面，“與日本央行達成某種協議，設定了通脹目標，改變日本運行模式，他做到了這點。也許可以給B+。”
我主動準備結束，問他如何定位自己，學者還是政策建議者，畢竟在日本，學者往往希望與政治保持一定的獨立。竹中對此卻毫不猶豫，我是學者，也是政策建議者。
問題差不多了，而時間已超過，秘書已經無聲地進來兩次，繁忙的竹中平藏先生給我的時間還算大方。臨別，我對他說，我理念上更贊同你，但是作為新聞人，但提問必須要展現不同意見，並不是因為受到外在影響。
竹中表示感謝，起身送我們出來，最後不忘問了一句，你在東京大學的訪學感覺如何？我想了想，說很有趣（interesting）。（本文根據錄音整理，作者訪問時為東京大學訪問學者，近期出版《白銀帝國》、《印鈔者》，微信公號《徐瑾經濟人》；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安富世裡加女士與東京大學徐行博士亦有貢獻）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3285#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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