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生成就金獅獎”首次花落女導演
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將本屆“終生成就金獅獎”頒發給了著名香港導演許鞍華，許鞍華也因此成為首位獲得該獎項的女導演。一同獲得該獎項的還有英國女演員蒂爾達·斯文頓。
香港導演許鞍華與英國影后蒂爾達·斯文頓（Tilda Swinton）獲得本屆“金獅終身成就獎”
（德國之聲中文網）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主辦方在周一（7月20日）表示，許鞍華屬於"亞洲最好的女導演"，也是"香港電影新浪潮中的一位領軍人物"。
"香港新浪潮"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香港電影的一個潮流，參與者多為擁有電視製作經驗或曾在英美留學的年輕導演。許鞍華就是其中一員。
許鞍華也曾三次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並於2016年受邀擔任第53屆金馬獎評審團主席
她的代表作包括《女人四十》、《半生緣》、《千言萬語》、《男人四十》、《玉觀音》、《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黃金時代》等。她的新作（改編自張愛玲小說的）《第一爐香》目前正在拍攝中，也頗受關注。
現年73歲的許鞍華曾經六次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1983年、1996年、2009年、2012年、2015年、2018年），這一記錄至今無人能及，而香港電影金像獎迄今僅有的兩部大滿貫作品也都出自許鞍華之手（《女人四十》和《桃姐》）。她也曾三次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並在2011年獲頒亞洲電影大獎頒發終生成就獎。
蒂爾達·斯文頓和她的女兒（左）
與許鞍華一同獲得"終生成就金獅獎"的是59歲的英國女演員、製作人、編劇蒂爾達·斯文頓（Tilda Swinton）。她在2008年憑藉《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layton，也稱《全面反擊》）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配）。她也曾獲得英國電影學院獎等獎項。
威尼斯電影節方面表示，斯文頓最令人難忘的就包括1992年在《奧蘭多》（Orlando）中的表演，這部電影也參加了48屆威尼斯電影節的角逐。
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將在9月2日至12日如期舉行，並沒有因為新冠疫情取消或推遲，不過增加了相關的防疫措施。
許章潤最新公開信全文:
承蒙清華校友不棄，網上募捐，以為奧援。集腋成裘，凡594人次，自十元而千金，共募款100683.77元整。章潤年近花甲，眼雖花，體尚健，可勞力掙飯;學有限，思不輟，擬賣文買米。校友高義，感銘於內;善款犖犖，謝絕在外。時至今日，廟堂華奢，而同胞多數不過勉強溫飽，苦力掙扎;官媒昇平，其實半個中國泡在水中，風雨飄搖。士人普遍萎頓，善作靡靡之音，不甘寂寞;官場心灰意懶，上下虛與委蛇，只待棄舟。政體惡質不改，全球諸邦防範，早成孤家寡人。而極權必敗，自由終將降臨吾土，天意人心，如日月昭昭矣!吾人一日不死，便一日呼喚。此為言責，也是天命。活下去，承受苦難，在暗夜鑿火，迎接黎明，正需同溫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義。故請將義捐轉付急需之處，情義播撒於苦難深重同胞。
天快亮了......
僅此略陳，再謝校友諸君!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九日
2018年7月北大許章潤教授發表了《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是中國知識分子對習近平修憲改終身制的怒吼，三個月之後許教授「下崗」了；近日許章潤再次打破沈默，發表以下雄文：
許章潤：《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
墨水足夠用來痛哭，
大放悲聲抒寫二月，
一直到轟響的泥濘，
燃起黑色的春天。
——帕斯捷爾納克
大放悲聲抒寫二月，
一直到轟響的泥濘，
燃起黑色的春天。
——帕斯捷爾納克
豕鼠交替之際，九衢首疫，舉國大疫，一時間神州肅殺，人心惶惶。公權進退失據，致使小民遭殃，疫癘散佈全球，中國漸成世界孤島。此前三十多年“改革開放”辛苦積攢的開放性狀態，至此幾乎毀於一旦，一巴掌把中國尤其是它的國家治理打回前現代狀態。而斷路封門，夾雜著不斷發生的野蠻人道災難，跡近中世紀。原因則在於當軸上下，起則鉗口而瞞騙，繼則諉責卻邀功，眼睜睜錯過防治窗口。壟斷一切、定於一尊的“組織性失序”和只對上負責的“制度性無能”，特別是孜孜於“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億萬國民於水火的政體“道德性敗壞” ，致使人禍大於天災，在將政體的德性窳敗暴露無遺之際，抖露了前所未有的體制性虛弱。至此，人禍之災，於當今中國倫理、政治、社會與經濟，甚於一場全面戰爭。再說一遍，甚於一場全面戰爭。此可謂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賊先禍其國。老美或有打擊中國經濟之思，不料當軸急先鋒也。尤其是疫癘猖獗當口，所謂“親自”云云，心口不一，無恥之尤，更令國人憤慨，民心喪盡。
是的，國民的憤怒已如火山噴發，而憤怒的人民將不再恐懼。至此，放眼世界體系，揆諸全球政治週期，綜理戊戌以來的國情進展，概略下述九項，茲此敬呈國人。
首先，政治敗壞，政體德性罄盡。保家業、坐江山，構成了這一政體及其層峰思維的核心，開口閉口的“人民群眾”不過是搜刮的稅收單位，數目字管理下的維穩對象和“必要代價”，供養著維續這個極權政體的大小無數蝗蟲。公權上下隱瞞疫情，一再延宕，只為了那個圍繞著“核心”的燈紅酒綠、歌舞昇平，說明心中根本就無生民無辜、而人命關天之理念，亦無全球體系中休戚相關之概念。待到事發，既丟人現眼，更天良喪盡，遭殃的是小民百姓。權力核心仍在，而低效與亂象並生，尤其是網警效命惡政，動如鷹犬，加班加點封鎖信息，而信息不脛而走，說明特務政治臨朝，國安委變成最具強力部門，雖無以復加，卻已然前現代，有用複無用矣。其實，老祖宗早已明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哪怕網信辦再有能耐，也對付不了十四萬萬張嘴，古人豈餘欺哉！蓋因一切圍繞江山打轉，自以為權力無所不能，沉迷於所謂“領袖”之自欺，而終究欺瞞不住。大疫當前，卻又毫無領袖德識，捉襟見肘，累死前方將士，禍殃億萬民眾，卻還在那裡空喊政治口號，這個那個，煞有介事，令國人齒冷，讓萬方見笑。此亦非他，乃政體之“道德性敗壞”也。若說七十年裡連綿災難早已曉瑜萬眾極權之惡，則此番大疫，更將此昭顯無遺。惟盼吾族億萬同胞，老少爺們，長記性，少奴性，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自己的理性，不要再為極權殉葬。否則，韭菜們，永難得救。
其次，僭主政治下，政制潰敗，三十多年的技術官僚體系終結。曾幾何時，在道德動機和利益動機雙重驅動下，一大批技術官僚型乾才上陣，而終究形成了一種雖不理想、弊端重重、但卻於特定時段頂事兒的技術官僚體系。其間一大原因，就在於掛鉤於職位升遷的政績追求，激發了貧寒子弟入第後的獻身衝動。至於乘勢而上的紅二們，從來屍位素餐，酒囊飯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在此不論。可惜，隨著最近幾年的不斷整肅，紅色江山老調重彈，只用聽話的，自家的，其結果，技術官僚體系的德性與乾才，其基於政績升遷的那點兒衝動，不知不覺，乃消失殆盡。尤其是所謂“紅色基因”的自家人判準及其圈定，讓天下寒心而灰心，進而，離德離心。於是，這便出現了官場上普遍平庸而萎頓委瑣之態。鄂省亂象，群魔亂舞，不過一隅，其實省省如此，舉朝如此矣。其間原因，就在於這個後領袖時代，領袖製本身就在摧毀治理結構，口言現代治理卻使整個國家治理陷入無結構性之窘境。此間症狀，正為“組織性失序”和“制度性無能”。君不見，惟一人馬首是瞻，而一人暝朦，治國無道，為政無方，卻弄權有術，遂舉國遭罪。百官無所適從，善者只堪支應，想做事而不敢做事，惡者混水摸魚，不做事卻還攪事，甚而火中取栗，遂劣勝優汰，一團亂象矣。
再次，內政治理全面隳頹。由此急轉直下，遂表現為下述兩方面。一方面，經濟下滑已成定勢，今年勢必雪上加霜，為“風波”以來所未有，將“組織性失序”和“制度性無能”推展至極。至於舉國信心下跌、產權恐懼、政學憤懣、社會萎縮、文化出版蕭條，惟剩狗屁紅歌紅劇，以及無恥文痞歌功頌德之肉麻兮兮，早成事實。而最為扼腕之處，則為對於港台形勢之誤判，尤其是拒不兌現基本法的普選承諾，著著臭棋，致使政治公信力跌至谷底，導致中國最為富庶文明之地的民眾之離心離德，令世界看清這一政體的無賴嘴臉。那邊廂，中美關係失序，而基於超級大國沒有純粹內政的定律，這是關乎國運之犖犖大端。恰恰在此，當軸顢頇，再加上碰到個大洋國的特沒譜，遂一塌糊塗。網議“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想做而沒做成的事，卻讓他做成了，豈只調侃，而實錐心疼痛也哉。另一方面，幾年來公權加緊限制與摧毀社會發育，鉗口日甚，導致社會預警機制疲弱乃至於喪失，遇有大疫，便從封口而封城，死心复死人矣。因而，不難理解的是，與此相伴而來的，便是政治市儈主義與庸俗實用主義蔓延政治，無以復加，表明作為特殊時段的特殊現象登場的“知青政治”，早已德識俱亡。可以說，上上下下，他們是四十年來最為不堪的一屆領導。因而，此時此刻，兌現《憲法》第35條，解除報禁，解除對於網絡的特務式管控，實現公民言論自由和良心自由，坐實公民遊行示威和包括結社在內的各項自組織權利，尊重全體國民的普遍人權，特別是政治普選的權利，而且，對於病毒的來源、隱瞞疫情的責任人及其體制性根源，啟動獨立追責機制，才是“戰後重建”之大道，也是當務之急也。
復次，內廷政治登場。幾年來的集權行動，黨政一體之加劇，特別是以黨代政，如前所述，幾乎將官僚體制癱瘓。動機既靡，尾大不掉，遂以紀檢監察為鞭，抽打這個機體賣命，維續其等因奉此，逶迤著拖下去。而因言論自由和現代文官體制闕如，更無所謂“國王忠誠的反對者”在場，鞭子本身亦且不受督約，復以國安委一統轄制下更為嚴厲之鐵腕統領，最後層層歸屬，上統於一人。而一人肉身凡胎，不敷其用，黨國體制下又無分權制衡體制來分責合力，遂聚親信合議。於是，內廷生焉。說句大白話，就是 “集體領導”分解為“九龍治水”式寡頭政制失效、相權衰落之際，領袖之小圈子成為“國中之國”，一個類似於老美感喟的隱形結構。揆諸既往，“1949政體”常態之下，官僚體系負責行政，縱便毛時代亦且容忍週相一畝三分地。 “革委會”與“人保組”之出現，打散這一結構，終至不可維持。晚近四十年裡，多數時候“君相”大致平衡，黨政一體而藉行政落實黨旨。只是到了這幾年，方始出現這一最為封閉無能、陰鷙森森之內廷政治，而徹底堵塞了重建常態政治之可能性也。一旦進路閉鎖，彼此皆無退路，則形勢緊繃，大家都做不了事，只能眼睜睜看著情形惡化，終至不可收拾之境。置此情形下，經濟社會早已遭受重創，風雨飄搖於世俗化進程中的倫理社會不堪託付，市民社會羸弱兮兮，公民社會根本就不存在，至於最高境界的政治社會連個影子都沒有，則一旦風吹草動，大災來臨，自救無力，他救受阻，必致禍殃。此番江夏之亂，現像在下，而根子在上，在於這個孜孜於“保江山，坐江山”，而非立定於人民主權、“以文明立國，以自由立國”的體製本身。結果，其情其形，恰如網議之“集中力量辦大事”，頓時變成了“集中力量惹大事”。江夏大疫，再次佐證而已矣。
第五，以“大數據極權主義”及其“微信恐怖主義”治國馭民。過往三十多年，在底色不變的前提下，官方意識形態口徑經歷了從“振興中華”的民族主義和“四化”的富強追求，到“三個代表”和“新三民主義” ，再至“新時代”云云的第次轉折。就其品質而言，總體趨勢是先升後降，到達“三個代表”拋物線頂端后一路下走，直至走到此刻一意赤裸裸“保江山”的“大數據極權主義”。相應的，看似自毛式極權向威權過渡的趨勢，在“奧運”後亦且止住，而反轉向毛氏極權回歸，尤以晚近六年之加速為甚。因其動用奠立於無度財政汲取的科技手段，這便形成了“1984”式“大數據極權主義”。緣此而來，其“微信恐怖主義”直接針對億萬國民，用納稅人的血汗豢養著海量網警，監控國民的一言一行，堪為這個體制直接對付國民的毒瘤。而動輒停號封號，大面積封群，甚至動用治安武力，導致人人自危，在被迫自我審查之際，為可能降臨的莫名處罰擔憂。由此窒息了一切公共討論的思想生機，也扼殺了原本應當存在的社會傳播與預警機制。由此，“基於法日斯主義的軍功僭主政治”漸次成型，卻又日益表現出“組織性失序”和“制度性無能”，其非結構性與解結構性。職是之故，不難理解，面對大疫，無所不能的極權統治在赳赳君臨一切的同時，恰恰於國家治理方面居然捉襟見肘，製造大國一時間口罩難求。那江夏城內，鄂省全境，至今尚有無數未曾收治、求醫無門、輾轉哀嚎的患者，還不知有多少因此而命喪黃泉者，將此無所不能與一無所能，暴露得淋漓盡致。蓋因排除社會與民間，斬斷一切信息來源，只允許黨媒宣傳，這個國家永遠是跛腳巨人，如果確為巨人的話。
第六，底牌亮出，鎖閉一切改良的可能性。換言之，所謂的“改革開放”死翹翹了。從2018年底之“該改的”、“不該改的”與“堅決不改”云云，至去秋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之諸般宣示，可得斷言者，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三波“改革開放”，終於壽終正寢。其實，這一死亡過程至少起自六年前，只不過至此算是明示無誤而已。回頭一望，二十世紀全球史上，但凡右翼極權政治，迫於壓力，皆有自我轉型的可能性，而無需訴諸大規模流血。縱便是“蘇東波”，尤其是東歐共產諸國等紅色極權政體，居然亦且和平過渡，令人詫異而欣慰。但吾國刻下，當局既將路徑鎖閉，則和平過渡是否可能，頓成疑問。若果如此，則“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夫復何言！但願此番大疫過後，全民反省，舉國自覺，看看尚能重啟“第四波改革開放”否！ ？
第七，由此順流直下，中國再度孤立於世界體系，已成定局。百多年裡，對於這個起自近代地中海文明、盛極於大西洋文明的現代世界體系，中國上演了多場“抗拒”與“順從”的拉鋸戰，反反复复，跌跌撞撞。晚近三十多年裡，痛定思痛，“低頭致意”以及“迎頭趕上”，乃至於“別開生面”，蔚為主流。惜乎近年再度犯二，犯橫，表明“改開”走到頭了，左翼極權“退無可退”，無法於和平過渡中完成自我轉型，因而，也就怪異於現代世界體系。雖則如此，總體而言，幾番拉鋸下來，中國以其浩瀚體量與開放性態度，終於再度躋身現代世界體系，成為這個體系的重要博弈者，重新詮釋著所謂“中心—邊緣”的地緣敘事，也是事實。但是，與國力和時勢不相匹配、太過張揚的外向型國策，尤其是內政回頭，日益“法日斯化”，引發這個體系中的其他博弈者對於紅色帝國崛起的戒慎戒懼，導致在高喊“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際卻為共同體所實際拒斥的悲劇，而日呈孤立之勢，更是眼面前的事實。事情很複雜而道理卻很簡單，一個不能善待自己國民的政權，怎能善待世界；一個不肯融入現代政治文明體系中的國族，你讓人怎麼跟你共同體嘛！故爾，經濟層面的交通互存還將繼續存在，而文明共同體意義上的孤立卻已成事實。此非文化戰爭，亦非通常所謂“文明衝突”一詞所能打發，更非迄今一時間數十個國家對中國實施旅行禁限，以及世界範圍的厭華、拒華與貶華氛圍之悄悄潮漲這麼簡單。 ——在此可得提示者，隱蔽的“黃禍”意識勢必順勢冒頭，而買單承受歧視與隔離之痛的只會是我華族同胞，而非權貴——毋寧，關乎對於歷經磨難方始凝練而成的現代世界普世價值的順逆從違，而牽扯到置身列國體系的條約秩序之中，吾國吾族如何生存的生命意誌及其國族哲學，其取捨，其從違。在此，順昌逆亡，則所謂孤立者，全球現代政治文明版圖上之形單影只、孤家寡人也。扭轉這一局面，重建負責任大國形象，擔負起應擔之責，而首先自良善內政起始，必然且只能皈依人類普世文明大道，特別是要坐實“主權在民”這一立國之本。在此，內政，還是內政，一種“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良善政體及其有效治理，才是擺脫孤立、自立於世界體系的大經大法，而為國族生存與昌盛之康莊大道也。那時節，順時應勢，中國加入G7 而成G8，亦且並非不可想像者也。
第八，人民已不再恐懼。而說一千道一萬，就在於生計多艱、歷經憂患的億萬民眾，多少年裡被折騰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我們人民”，早已不再相信權力的神話，更不會將好不容易獲得的那一絲絲市民自由與三餐溫飽的底線生計，俯首帖耳地交還給僭主政制，任憑他們生殺予奪。毋寧，尤其是經此大疫，人民怒了，不干了。他們目睹了欺瞞疫情不顧生民安危的刻薄寡恩，他們身受著為了歌舞昇平而視民眾為芻狗的深重代價，他們更親歷了無數生命在分分鐘倒下，卻還在封號鉗口、開發感動、歌功頌德的無恥荒唐。一句話，“我不相信”，老子不干了。若說人心看不見摸不著，最最無用，似乎經驗世界早已對此佐證再三，也不無道理。這不，萬民皆曰可殺，他卻坐享天年，如那個人人唾罵之李大鳥者，令人感慨天不長眼，天道不公，可實際上，天是苦難本身，與我們一同受罪。但是，假如說人之為人，就在於人人胸腔裡跳動著一顆人心，而非狼心狗肺，其因生老病死而悲欣交集，其因禍福義利而恨愛交加，其因落花而落淚、流水而傷懷，則人心所向，披荊斬棘，摧枯拉朽矣！人心喪盡之際，便是末日到來之時！至於腦殘與歲月靜好婊們，一群烏合之眾，歷史從來不是他們抒寫的，更不因他們而改變奔流的航道，同樣證之於史，不予欺也。
第九，敗像已現，倒計時開始，立憲時刻將至。戊戌修憲，開啟邪惡之門，集權登頂之際，恰恰是情勢反轉之時。自此一路狂奔倒退，終至敗象連連。撇開人心已喪不論，則前文敘及之港台應對失策與中美關係失序，以及經濟下滑之不可遏止、全球孤立，表明治理失敗，違忤現代政治常識的強人政治事與願違。大家面對悶局而恐懼其已成僵局，苦思焦慮其開局與再佈局，期期於內部生變式與自下而上式之破局猶如水中撈月之時，港台形勢發展實已自邊緣捅破鐵桶，而開闢出一線生機。此種自邊緣破局、而漸進於中心的和平過渡之道，或許，將成為中國式大轉型的收束進路。此時，吾友所說之“難城”，或為華夏舊邦新命之耶路撒冷。換言之，邊緣突破意味著現代中國的立憲時刻再度即將降臨。當此關口，天欲曉，將明未明，強權抱殘守缺，不肯服膺民意，則崇高之門既已打開，可得預言者，必有大量身影倒斃於黎明前矣。
以上九點，呈諸國民，均為常識。而一再申說，就在於國家治理未入常態政治軌道，國族政治文明有待現代轉型，而於積善前行中，期期以“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收束這波已然延續一個半世紀的文明大轉型。正是在此，我們，“我們人民”，豈能“豬一般的苟且，狗一樣的奴媚，蛆蟲似的卑污”？ ！
行文至此，回瞰身後，戊戌以來，在下因言獲罪，降級停職，留校察看，行止困限。此番作文，預感必有新罰降身，抑或竟為筆者此生最後一文，亦未可知。但大疫當前，前有溝壑，則言責在身，不可推諉，無所逃遁。否則，不如殺豬賣肉。是的，義憤，如西哲所言，正是義憤，惟義與憤所在，惟吾土先賢揭櫫之仁與義這一“人心人路”之激盪，令書齋學者成為知識分子，直至把性命搭進去。畢竟，自由，一種超驗存在和行動指歸，一種最具神性的世界現象，是人之為人的禀賦，華夏兒女不能例外。而世界精神，那個地上的神，不是別的，就是自由理念的絢爛展開。如此，朋友，我的億萬同胞，縱然火湖在前，何所懼哉！
腳下的這片大地啊，你深情而寡恩，少福卻多難。你一點點耗盡我們的耐心，你一寸寸斫喪我們的尊嚴。我不知道該詛咒你，還是必須禮讚你，但我知道，我分明痛切地知道，一提起你，我就止不住淚溢雙眼，心揪得痛。是啊，是啊，如詩人所詠，“我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怒斥，怒斥那光明的消逝。”因而，書生無用，一聲長嘆，只能執筆為劍，討公道，求正義。置此大疫，睹此亂象，願我同胞，十四萬萬兄弟姐妹，我們這些永遠無法逃離這片大地的億萬生民，人人向不義咆哮，個個為正義將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齊齊用力、用心、用命，擁抱那終將降臨這片大地的自由的太陽！
庚子正月初四初稿，初九定稿，窗外突降大雪
美國耶魯大學法律學者、現任中國法律與歷史國際協會主席張泰蘇指出，清華大學法律系教授許章潤因為寫文章批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獨裁傾向而遭到免去所有的教學科研工作一事，並非只是中共當權者打壓自由派思想學者那般簡單，而是有系統、有制度性的整治中國學術界，手法比毛澤東當年更有深遠的負面影響。
某大報8月5日晚上6點多發出「即時報導」，標題是：「台文館館長去職 傳出是『被辭職』？」（https://udn.com/news/story/7314/3291962）該報導並未向我個人查證，內容頗多揣測，尤其是暗示我是被上級強迫而卸任。本人嚴正聲明：我是長期從事台灣文學研究的教授，偶然涉足文化行政職務，任期未屆滿而選擇提前離職，完全出自個人意志，無須、也絕非「被辭職」。
原本以為個人去留事小，何必呶呶不休向各界交代細節。而跟我互動較多、直接聯繫的中華日報記者林雪娟、自由時報記者劉婉君，都曾報導：「長期辛勞，生活作息不夠正常，身體對廖振富發出警訊」http://www.cdnnews.com.tw/news.php?n_id=1&nc_id=243187）、「因為工作壓力大，生活步調太匆忙，導致他的身體出現警訊，因而決定辭去館長一職。」（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05428），已清楚說明是健康因素而請辭。不料，未經查證的媒體再度發揮想像力，主觀臆測我是被迫卸任。我基於個人尊嚴，且不應讓鄭部長背黑鍋，不得不詳加說明以正視聽，也藉此回應各界關心的人士。
國立台灣文學館是直屬文化部的四級單位，位階不高，預算有限，但責任非常重大。舉其大端，包括文學文物典藏與修復、文學展示與各類推廣活動、臺灣文學外譯，舉辦台灣文學獎、補助優良文學雜誌、獎勵台灣文學研究生論文、開辦台灣文學教室、不斷推出各類文學講座、出版臺灣文學期刊、叢書、兒童繪本與工具書等等，難以細數，對原住民、新住民與移工文學，乃至母語文學的關注投入，更是近年業務重點。而各界對台灣文學館期待很高，尤其文學界、學術圈，乃至各文學社團、民間人士，常對本館及我個人提出建言或批評，或要求各種資源協助，來自各方壓力勢所難免，也無法滿足所有期待，但有道是：「怕熱就不要進廚房」，我總視之為這是擔任此一職務的責任，與必經的考驗。
從大學教授轉任公職，接觸層面極廣，雖自認兢兢業業、全力以赴，但本性拙於社交應對，言談直率，容易得罪人，且因工作繁重，長年奔波各地，開會、拜訪、參與各種文學活動等等，單以出席資深作家告別式，近期就有李永平、鄭清文、余光中、張拓蕪等人。2月起因過度忙碌緊張，導致體重驟降（四個月內減輕6公斤），其他小狀況不斷。5月開始做各種檢查，希望查明原因，因而決定回家專心調養，隨後乃兩度向鄭麗君部長當面請辭，並遞出辭呈。部長曾表達真切關懷並慰留，我則再三表明辭意，部長最後勉予同意。而臉書貼出7/31在職最後一日的活動照片，我毫無掩飾地露出許久不見的燦爛笑容，內心的聲音是：我終於自由了。以上所述，句句屬實，凡跟我有密切互動者皆可證明。
另外，說我「難以兼顧家庭，心不在台南」，則引發內人極度不滿。我在任期間，每逢館內有假日活動，常親自參與，次數非常頻繁，館員與參與民眾都可以為證。尤其2016年耶誕節，館員要我扮演聖誕老人為天真的兒童講廖添丁故事，又如高中學生與偏鄉國小讀劇活動、台南新東國小林秋美校長帶領學生參加新住民媽媽的分享活動，主持府城講壇、文青小講堂，乃至東南亞移工音樂會、高中生暑期編輯研習營等，都讓我留下很多美麗的回憶。我假日在館，導致內人不得不為家庭付出加倍心力，她是認真教學的大學教師，為家庭犧牲甚多，如此報導非常不公平。這位記者也是女性，難道沒有一點同理心嗎?這樣就是我「心不在台南」嗎?我寧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至於報導中提到的「自自冉冉」事件，我發文的動機是基於善意的學術判斷，希望總統府改正錯誤，以免造成誤導，但也肯定推廣台灣文學的用心。至於各方意見討論，雖夾雜意識型態之爭，但也分別從台灣文學、語言學、對聯格律與古典詩學、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與文化思潮等不同層面進行深入討論，仍有諸多正面意義，套句古話：「知我罪我，其惟『自自冉冉』乎！」事發當時，我在臉書曾貼文言及：「我是長期從事台灣文學教學研究的教師，出任公職，純屬偶然。所幸沾染習氣不深，此番言所當言，或許時機失當，出自希望緊急改正之動機，自認為所當為，既無所求，亦無所懼，各界批評指教，都是提供我反省的好材料。」以上所言，足以明志。
同樣的，高中國文課綱爭議中，我對「中村櫻溪是誰」、「日人在台漢詩文的意義」之發言，也被偏狹者帶往意識形態之爭，將問題「看小」了。以上事件都有嚴肅的學術意義，且待日後詳述。
報導最後提到，蔡奇蘭先生對我個人的批評。2016年10月「世界詩人大會」在本館舉行，本館掛名共同主辦，蔡先生是主要推手，他出錢出力各界所知。2017年10月，蔡先生在臉書再度貼出一年前在本館以盛宴招待各國詩人的照片。我因思慮不周，直接以私訊聯繫，強調本館是國家級的文學博物館，希望他不要再分享這些美食照，以免引發誤解。今年5月，蔡先生以充滿汙衊的情緒語對我強烈攻擊。我於是請與蔡先生熟識的館員張信吉居間協調，直接與蔡電話溝通，並為我的直白之語向他道歉。蔡先生言談之間很在意，說我不只一次這樣批評他。我才想到：這是我私下與主管會談及館內會議曾說過的案例，卻不經意被傳到他耳裡。此乃蝸角之爭，原無足掛齒，但報導扯到「中央自然看在眼裡」云云，暗示蔡先生的批評引發中央不滿，實在可笑之至。
台灣文學館館長一職，確實流動率特別高，背後原因非常複雜。我個人去留無須掛齒，但事關台灣文學的發展前景，則有待各界檢討。也期待各界以開闊的胸襟，進行深刻有意義的討論。如果僅是以特定角度進行加工，只會導致大家共同向下沉淪而已，豈不可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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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聲處聽驚雷⋯⋯以後的人寫歷史會說：北京大學有賀衛方，建議中國共產黨要去向國家正式登記；清華大學幸虧還有許章潤，沒有差北大太多中國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一文在海內外引起轟動，作者似以“諫言”形式，既直斥中共高層突破底線倒行逆施，引發全民心裡恐慌，又忠告當局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制止個人崇拜，公布官員財產。不少分析指出，在政治高壓的當下中國，此舉帶有很高的風險。北京突破底線引發恐慌 清華教授反對主席終身制籲平反六四作者 安德烈中國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一文在海內外引起轟動，作者似以“諫言”形式，既直斥中共高層突破底線倒行逆施，引發全民心裡恐慌，又忠告當局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制止個人崇拜，公布官員財產。不少分析指出，在政治高壓的當下中國，此舉帶有很高的風險。這篇文章幾日來在海內外網站、社交媒體廣泛轉載傳閱。端傳媒經作者授權，首發全文無刪節版本。作者在文中直斥最高當局“倒行逆施”突破底線，他所指的底線包括鄧小平時代確立的政治任期制，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有限尊重私有產權等。作者認為“最為世詬病並令人膽戰心驚的，便是修憲取消政治任期制，等於一筆勾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國打回那個令人恐懼的毛時代……”。再加之荒唐至極的領袖個人崇拜，引發了“全面恐慌”。中國全民恐慌包括產權恐懼；再次凸顯政治挂帥；又搞階級鬥爭；再度關門鎖國；對外援助過量，導致國民勒緊褲腰帶；知識分子政策左轉與施行思想改造；陷入重度軍備競賽與爆發戰爭；改革開放終止與極權政治全面回歸。作者在文中提出八項期待，包括：杜絕援外撒錢“大手筆”：杜絕主場外交中的鋪張浪費；取消退休高幹的權貴特權；取消特供製度；實施官員財產陽光法案；“個人崇拜”亟需趕緊剎車；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作者痛指領袖個人崇拜“甚囂塵上而又可笑之至”：“改革開放四十年，沒想到神州大地再度興起領袖個人崇拜。黨媒造神無以復加，儼然一副前現代極權國家的景象。而領袖像重現神州，高高掛起，彷彿神靈，平添詭異。”年初中國人大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在作者看來，此舉“令世界輿論嘩然，讓國人膽戰心驚，頓生‘改革四十年，一覺回從前’的憂慮。等於憑空製造一個‘超級元首’，無所制衡。”作者痛切指出，三十年來喋喋不休的政治改革，這本來是唯一看得見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成果。作者提議今明兩年適當時機，或通過明年三月人大會議，重新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度。六四事件是北京當局的大忌，但是作者提出，在六四事件即將三十周年之際，當局應在今明兩年適當時刻主動為六四平反，“從此每年六月四號無需再如臨大敵，為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掃清障礙，既裨益於民心舒暢，更有助於收拾政治合法性。”作者認為自己所述本乃“現代政治的一般常識”，也是中國人的普遍訴求，此刻卻要“冒着殺頭的危險說出人所共知的道理”許章潤這番表述，贏得不少讚賞。有人指出，當下中國萬馬齊喑，不準“妄議”的荒謬而殘酷的現實背景下，作者 敢於冒着危險批評統治者的做法，並不顧當局忌諱要求平反六四，要求推翻為習近平等身打造的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難能可貴。但也有不少人為許章潤擔憂，自由亞洲引述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表示，他呼籲當局不要讓敢於發聲的許章潤“消失”。【編者按】本文是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新作。許章潤教授2005年曾被官方機構中國法學會評為「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之一，現為清華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以及中國大陸多所高校客座或兼職教授。自2013年以來，許章潤教授陸續發表《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重思中國立國之基》《保衞「改革開放」》《盛世危言——中國在臨界點上》等一系列演講和文章，批判中國當下政治和社會運行模式在歧路上漸行漸遠。本文尤其對2017年冬以來以來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倒退趨勢進行了系統性批判，明確指出要警惕「極權回歸」的危險，並提出「個人崇拜」剎車和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的訴求，成為中國大陸知識界為數不多直擊時弊的聲音。端傳媒經作者授權，首發全文無刪節版本。*****包括整個官僚集團在內，當下全體國民對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個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擔憂日甚，已然引發全民範圍一定程度的恐慌。蓋因近年來的立國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線原則，倒行逆施，而這曾是「文革」後執政黨收拾合法性，併為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證明為最具正當性的政治路線，也是全體公民和平共處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共識，本不該動搖，千萬不能搖撼。
四條底線
那麼，是哪四項底線原則呢？
第一，維持基本治安，明確國家願景。結束連年「運動」，中止「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以包括連番「嚴打」在內的強力整肅，阻止社會失範，維護社會治安，同時盡力實現社會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眾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條件，是四十年裏現有政體的底線合法性，也是歷經劫難後的億萬國民擁護「改革開放」的原因所在。雖說從治安到公正，自就業而尊嚴，公共產品的內涵缺一不可，而且時移世易，訴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產品闕如之際好歹有底線保障，對於歷經動亂和苦難的百姓而言，總是好事。畢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願景不過是安寧生活，期期於温飽小康，而以世道安靖為前提。雖說此種治安格局及其後來發展出來的「維穩」路徑，反過來滋生出新的問題，暴露出政治統治正當性不足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卻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寧唯是，三十多年裏，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後，執政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謂「專心致志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堅持二十年不變，則官民互動之下，幾個回合下來，一般國民認為不管誰上誰下，他唱罷你登場，反正發展經濟、專心國家建設這一條蔚為基本國策不會改變。有此預期兜底，遂彷彿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體安排，你當你的官，我過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謀出此刻這一社會治安格局。換言之，不是這個夢那個夢，而是發展經濟社會，專注於國家建設，別搞運動，安寧生計，凡此底線原則，築就了展示並通達國家道義願景的起點，也是百姓接受統治的前提。
不是這個夢那個夢，而是發展經濟社會，專注於國家建設，別搞運動，安寧生計，凡此底線原則，築就了展示並通達國家道義願景的起點，也是百姓接受統治的前提。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產權，容忍國民財富追求。從廢除私有制，聲言私產為萬惡之源，到有限保護私有產權，容忍億萬人民對於財富增長的追求，並且訴諸立憲，所謂「私產入憲」，釋放了發家致富的普遍人慾，給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應。在此情形下，不僅國家經濟實力空前增長，並以此支撐了科教文衞與國防武備，特別是龐大的黨政費用，而且，一般國民亦多獲益，生活水準多所提升。此為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法制緣由，同時說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獲得全民容忍的經濟原因。畢竟，動什麼，別動大家的錢袋子，是硬道理。其實，此為一切正常人類社會的通則，近世產權理念與人性觀念為此特加張本，「改革開放」以「撥亂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實為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幾十年裏，公民社會不見成長，稍有冒頭即遭整治，嚴重阻滯了國民政治心智發育與公民人格養成。政治社會更是不見蹤影，導致中華國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見肘。但是，倫理社會基本恢復，經濟社會與市民社會確乎多所發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省份，早成生活事實。所謂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領域的有限生活權利，着重於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別是對於自家生活方式無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髮型服飾無需看官家臉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腳，旅遊宴饗婚外戀，小資麻麻，這世道才有煙火氣。較諸毛氏極權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鐵桶生活，連褲襠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國民暫棄公民身份追求，而滿足於市民幸福，回歸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無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體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為柄，實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雖於一案一事得計，可喪失的卻是普遍的市民預期，反而得不償失。至於北京市以整治市容為據，而將好端端便民商鋪酒肆一律封拆，彰顯的是「光榮政治」對於市民社會的為所欲為，一種權力的美學惡趣。——就是香港、倫敦與巴黎，超大規模國際大都會，不還都容忍並規劃街市交易嘛。至於市場經濟之下，笑貧不笑娼與娛/愚樂至死，忸怩作態、無德無識無恥卻大富大貴，亦為普通眾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邏輯，講述了一個不得不為了市民常態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價的現代喜劇與後現代鬧劇。
第四，實行政治任期制。三十多年裏，究其實質，雖說社會多元與政治容忍度明顯增長，但整個政治體制未見任何具有實質進步意義的變革，骨子裏依舊是那一套陳腐而殘忍的敵我鬥爭與專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貪婪醜態。但因立憲規定了包括國家主席和國務總理在內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權入憲」，並經2003年以還的十年任期後實現黨內和平禪讓，終於兑現了最多連任兩屆、最長十年這一憲法規定，紙上的憲法規定至此似乎積習而為「憲法慣例」，好像立法與實踐均雙雙塵埃落地，這便總算給予國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國際社會覺得中國正在步入現代政治。不妨說，三十多年裏嚷嚷政體改革而政體巋然不動，這是唯一看得見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來，不管你如何，不過就是十年的事。諸位，百姓無辜，小民螻蟻，平時面朝黃土背朝天，分散如沙，為養家餬口而勞生息死，根本無力抵抗任何組織化強權。此刻終於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覺也還算是對於隨時可能爆發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約，這便隨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油米柴鹽也。
以治安為導向的社會控制依然有效，但發展至「維穩」體制，局部地區甚至是一種準戒嚴狀態，則尾大不掉，靡費非常，說明體制潛力已然用盡，有待升級換代。
綜上所述，總體來看，以治安為導向的社會控制，在提供治安這一基本公共產品層面，依然有效，但發展至「維穩」體制，局部地區甚至是一種準戒嚴狀態，則尾大不掉，靡費非常，說明體制潛力已然用盡，有待升級換代。特別是此次中美貿易戰爭，將國力的虛弱與制度軟肋暴露無遺，更加強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執政合法性不是一勞永逸的」，對此危機似乎還有所警醒，而近年來對此嚴重缺乏敏感，卻自信膨脹，類如「扶貧運動」和「打黑運動」這種準運動式政經操作方式再度登場，令國家願景的確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對於私有產權的有限保護與一般國民發家致富慾望的有限滿足，不僅促進了經濟增長，而且提升了億萬國民的生活水準，但卻終於遭遇所謂「國進民退」與實際生活中屢屢發生的公權力肆意剝奪私有產權惡性案件的證偽，倒逼出「私權神聖」這一國民訴求，而背後的邏輯不過是「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這一公民認知。本來，「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為古今政治的基本內涵，今日於此必得過關而後安。而最為世詬病並令人膽戰心驚的，便是修憲取消政治任期制，等於一筆勾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國打回那個令人恐懼的毛時代，伴隨着甚囂塵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領袖個人崇拜，這才引發出下列全面恐慌。
八種擔憂
在此，總括而言，大家的擔憂與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個方面。
第一，產權恐懼。幾十年裏積攢的財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續？法定的產權關係還能獲得立法所宣諭的保障嗎？會不會因為得罪了哪位實權人物（包括村委會主任）就企業破產、家破人亡？凡此種種，最近幾年間，反倒隨着時間推移，而愈發缺乏確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衝擊的是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規模富人移民現象作為應對之道。一般中產階級中下層，温飽有餘，但卻同樣為生老病死進程中隨時可能降臨的任何意外而擔驚受怕，尤其害怕通脹通縮錢不值錢。當然，富人移民的原因複雜，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質的，也不乏洗錢趕緊溜的，更有權貴攜款逍遙法外的，但普遍缺乏產權安全感則為通例。官商一體權貴的巧取豪奪是「改革開放」的最大贏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體。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間傳說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時不時演奏個「共產黨的終極理想就是消滅私有制」之過門，伴隨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囂，更且加劇了此種不安全感。恐慌之際，高峰居然集體學習《共產黨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兩位年輕天才的輕狂之作，其予全體國民的負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語境下，才能獲得真切解釋。
第二，再次凸顯政治掛帥，拋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基本國策。幾年來，意識形態火藥味愈來愈濃，以爭奪話語權為標識，而實則依仗公權力施行意識形態迫害的陣勢，已然導致知識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審查，層層加碼，導致出版業遭受重挫，輿論界鉗口日甚，中國與外部世界勾連之阻力加劇。甚至出現了鼓勵小朋友舉報告發父母這類官方宣傳品，違忤基本倫理，既反傳統又違現代，活脱脱一副極權政治嘴臉，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經的野蠻「文革」歲月，實在匪夷所思。影響所及，大學教師連連因言獲罪，因為擔憂黨政宣傳口子找麻煩與課堂上學生特務告密，而戰戰兢兢。更為嚴重的是，地方官僚基於政治擔憂普遍不作為，而中國經濟的成長實在有賴於地方官員基於政績觀而認真幹活的發展觀。那邊廂，「重慶模式」那幫餘孽與高校中曾經的「三種人」聯袂一體，今日搖身一變，滾雪球，構成「新極左」，喊打喊殺。
幾年來，意識形態火藥味愈來愈濃，以爭奪話語權為標識，而實則依仗公權力施行意識形態迫害的陣勢，已然導致知識界的普遍恐慌。
本來，一般國民對於「政治運動」之苦記憶猶新，新生代汲汲於市民生活，已然習慣於常態經濟社會與市民生活，對於人為的「政治掛帥」與毫無邏輯的極權泛政治化傾向，了無興趣，也不關心，硬逼他們，只能徒增反感。實際上，幾十年來，上下一心，這個政治體制還能獲得國民容忍，就在於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心全意謀發展，不再天天運動式「講政治」，停止或者減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會上演什麼「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這類荒唐鬧劇。終究而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需轉向以憲政建設為中心，而於政經兩面次第推進建設現代國族，為現代中國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卻依然應該是固守前者，再謀他圖，豈能背道而馳。
第三，又搞階級鬥爭。前幾年官媒與官方意識形態主管官員屢提階級鬥爭，早已讓大家一陣恐慌。這幾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懷疑會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階級鬥爭那一套。猶有甚者，隨着反腐之第次展開，特別是新建國家監察委及其權力之無限擴大，將全體公教人員悉數劃入，不僅未能提升大家基於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卻不禁令人聯想到克格勃式轄制以及殘酷的黨內鬥爭的可能性，而再度引發重回過往階級鬥爭歲月的陣陣恐慌。因而，對於「鬥，鬥，鬥」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國民記憶，及其是否重回華夏大地的普遍擔憂，使得政治疏離感日增，和合與祥和氣氛日減。本來，「私產入憲」與「人權入憲」，伴隨着兩任到頂這一黨內禪讓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個常態國家漸行漸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動用「鬥」字訣，可這幾年的做法卻彷彿與此背道而馳，大家自然心驚膽戰。
隨着反腐之第次展開，特別是新建國家監察委及其權力之無限擴大，不僅未能提升大家基於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卻不禁令人聯想到克格勃式轄制以及殘酷的黨內鬥爭的可能性。
第四，再度關門鎖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鬧僵，卻與朝鮮這類惡政打得火熱。中國的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是中國文明的自我進步，循沿的是超逾一個半世紀的文明大轉型固有邏輯，也是現代世界體系在中國落地後之發育成長，並非外力所能主導。但在具體操作層面，卻是在重啟「改革開放」而與西方世界關係改善之後，以進步主義為導向，以「與世界接軌」為目標，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場經濟快車實現的。沒有「開放倒逼改革」，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而與朝鮮、委內瑞拉這類失敗國家、極權國家打得火熱，違背民意，忤逆歷史潮流，實在不智。雖說民間調侃，鑑於中國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於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擔心兩國交惡，但明暗之間一閃失，倒黴的是這個據說全民所有的國族，而必然落在每個具體的百姓人頭，搖撼的是他們的口糧與衣衫。在此，究其緣由，就在於以政黨理性代替國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國家理性壓制公民理性，不思進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後於時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對外援助過量，導致國民勒緊褲腰帶。據說中國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國，動不動「大手筆」劃拉幾十億幾百億。此就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而言，不少地方還處在前現代，實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擴張性「光榮政治」邏輯作祟，蔚為主因，而公子哥心態與做派亦且難辭其咎。現有的國家財富，包括那三萬億外儲在內，是四十年裏幾代人血汗累積的，更是遠自洋務運動以還數代中國人奮鬥的善果，怎能隨便亂花。長期高速的經濟增長終有結束之時，則如此慷慨，類如當年無原則「支援亞非拉」，導致億萬國民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甚至於餓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官媒以「共克時艱」號令，儻論什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立刻遭遇百姓無情嘲諷，「去你媽的，都哪兒對哪兒呀」，正說明人心所向，早已非當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識分子政策左轉與施行思想改造。雖然早就說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風吹草動就拿他們當外人，甚至當敵人，已成國朝政治的最佳晴雨表，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達。教育部一再聲言要加強對教師的思想教育，網傳必須重點防範海歸教師，以及高校中的極少數文革遺左紛紛如打雞血般跳將出來喊打喊殺等等，都令人擔憂所謂的知識分子改造政策再度降臨，特別是伴隨着政策左轉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運動，乃至於不排除更為嚴重的態勢。「妄議」大棒揮舞，人人噤若寒蟬，還有什麼言論自由可言。而無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則探索未知、學術精進與思想創發云乎哉。本來，歷經這四十年的積累奮鬥，再好好幹一、兩代人，中華文明有望迎來一個思想學術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種鉗口政策再延續下去，甚至日益趨緊，則此種可能性無望變成現實性，中華國族終究只是精神侏儒與文明小國。
第七，陷入重度軍備競賽與爆發戰爭，包括新冷戰。短短十年間，整個東亞其實已然陷入軍備競賽，但所幸爆發戰爭的概率依舊尚處可控層面。問題是，不能由此打斷中國的常規發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後水落石出的偉大現代轉型。兩年來，在「阻止中國陷入全面內戰」與「保衞改革開放」兩文中，筆者都曾指認中國逐漸於「維穩體制」之上又疊加了「戰備體制」，就在於提示其危險性，防範其負面影響。此刻隨着內政緊繃與外貿糾紛日甚，經濟下滑可能性加劇，則其進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範其不至被迫走向戰爭狀態，不管是熱戰還是冷戰，絕非杞人憂天。坊間輿議提醒中美貿易爭端不應再引向意識形態之爭，更不要進行政治模式之爭，亦為同此憂慮而發，還算靠譜。
筆者都曾指認中國逐漸於「維穩體制」之上又疊加了「戰備體制」，就在於提示其危險性，防範其負面影響。
第八，改革開放終止與極權政治全面回歸。雖說「改革」一詞已然多少污名化，畢竟，惡政亦且假爾之名而行之，但在當下中國語境下，置身大轉型尚未完成、有待臨門一腳的現狀，較諸爆炸性革命與極左式的倒退，改革依舊是最為穩妥的路徑。改革空轉，抑或不進則退，早已非只近幾年的事了，實已延綿一屆任期。照此趨勢以往，「改革開放」會否就此終止，極權回歸，亦未可知。此時此刻，全體國民之最大擔憂，莫此為甚。說是極權回歸，就在於胡温任期，彷彿出現極權向威權過渡趨勢，故而稱為「後極權時代全能型威權政制」。但這兩年反其道而行之，這才引發「極權政治全面回歸」的恐慌。中國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戰爭與1937年抗戰爆發，兩度打斷中國的現代進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諸東流，中國的現代事業因而被迫延宕。今日這一波延綿將近兩個世紀的大轉型已到收尾時段，有待臨門一腳，切切不能再因戰禍而中斷。倘若中斷，下次歷史機遇何時再來，恐伊于胡底矣。
八項期待
當此之際，針對上述擔憂與恐慌，從內政着眼，無涉經貿（包括大幅度減税），也不上綱上線到民主法治層面，僅就下列八項而言，具體而有形，允為時務。
第一，杜絕援外撒錢「大手筆」。非必要的無謂援外大撒把，砸錢，最令一般民眾反感寒心。中國尚處發展爬坡時段，無論基礎設施還是民生福利，均難題如山，任重道遠。且不說養老、就業與教育，但就鄉村凋敝而言，就壓力山大，而需公權力多所措意。否則，半個中國仍處前現代，等於現代中國只是個半拉子工程，談何文明覆興。近日中阿論壇期間宣布撥銀兩百億美金，設立所謂阿拉伯國家「重建專項計劃」，並且「探討實施總額為10億元人民幣的項目，支持有關國家維穩能力建設」。可我們知道，海灣國家個個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億未曾脱貧國民的中國在此充當冤大頭，讓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腸何在，還把自家國民當人待嗎？——縱便此間涉及「戰略布局」，但難免攪入既有大國博弈，而導致戰線過長，亦嫌稍早。而且，凡此支出，完全無視既有預決算體制，將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國庫司庫憲法職權撇在一旁，在實質性癱瘓既有官僚科層建制化之際，等於向憲制與法制開戰。
第二，杜絕主場外交中的鋪張浪費。開個平常的會，就使勁折騰，不計成本，勞民傷財，其實既無裏子也無面子。此為「光榮政治」，而非「實利政治」，更非「實力政治」，亦非什麼「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具有熱情好客的優良傳統」，非徒謀虛榮者不為。照此思路，聯合國所在地的紐約峨冠博帶，豈非天天戒嚴不可；全球性組織最多的日內瓦和巴黎，衣香鬢影，還不夜夜都要放煙火？就國家自助體而言，概需以實力立世，而旨在謀取實利，同時不廢道義心腸。兩項既存，三者並立，沾溉國民，榮光不求自來。無此維度，汲汲於光榮政治那一套，當事者出頭露面好像挺風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頭，實則招人鄙夷，也會激發民憤。連舉世嫌棄的隔壁獨夫胖墩來，居然大陣仗迎送，那文圖俱在、傳聞中酒席宴上128萬元一瓶的矮嘴茅台，說實在的，一下子令億萬國民離心離德。——還中國夢呢，做夢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幹的權貴特權。國朝體制，高幹生養病死全賴國庫，而享受超國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醫療標準與度假休養諸項，耗費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聞目睹，而至今不敢公布，正說明見不得人。此種體制，承繼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養傳統，既違忤曾經自詡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現代公民立國原則。若說什麼「封建殘餘」，此為典型。國民痛恨不已，可毫無辦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這邊廂普通人民住院難，那邊廂高幹病房巍哉峨兮，隔離於一般病區，讓多少百姓看在眼裏恨在心裏，而每一絲仇恨都可能在某個時刻於心田中成長為驚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製度。七十多年裏，其實早從延安時期就已開始，無論是在國民飢寒交迫的年代裏，還是此刻億萬百姓為嬰兒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膽之際，特供製度供養着這個號稱人民政權的高層權貴，提供着一般人做夢都不敢想像的諸種特權，除開幾個極權政體之外，舉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謂豪奢之至，而無恥之尤。社會恆有差等，賢愚貧富實為自然，但那是結果，而非抹煞起點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國庫供養少數權貴。此制一日不除，「第34號」依舊，中國食品安全就一日沒有保障，兩方同樣無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實施官員財產陽光法案。有關於此，民間早已呼籲多年，居然毫無動靜，說明其間貓膩最大，最見不得人。現有官員升遷程序中對於子女玉帛的說明，只限內部掌握，存見於幹部檔案，而一般國民無從知曉，遂使一切迷霧重重。而無論人力物力，還是技術手段，早已成熟，正為施行此制，並經由全國聯網，用十四億雙眼睛施行有效監督，鋪墊好一切基礎。反腐而腐敗不止，就在於搞成了內部的事，而非基於政治公開原則的法制作業，缺的就是陽光法案這一環。你們若非心虛，那就施行此制，讓一切大白於天下吧！你們要是正心誠意，那就加入大多數國家均在其中的國際反洗錢組織「艾格蒙聯盟」（Egmont Group）吧！何必雲山霧罩，將億萬國民當二百五。
今明兩年的適當時機，如秋季召開人大特別會議或者明年三月全國人大例會，通過再度修憲，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以保衞改革開放、防範重回文革極權政治。
第六，「個人崇拜」亟需趕緊剎車。改革開放四十年，沒想到神州大地再度興起領袖個人崇拜。黨媒造神無以復加，儼然一副前現代極權國家的景象。而領袖像重現神州，高高掛起，彷彿神靈，平添詭異。再者，官員講話，本為秘書手筆，不過等因奉此，居然彙編刊行，精裝亮相，全球免費贈送，徒耗紙張，令人噴飯。此間不僅需要反思為何當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檢討為何曾經遭遇此種戕害的偌大國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論家」「研究者」，居然對此毫無抵抗力，卻不乏舔癰吸疽之徒。而億萬人猶如虛無，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幾個馬屁精大員，正說明所謂啟蒙是一個未竟事業，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務上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臨而砥礪前行。而且，它更加說明中國尚未完全進入現代世俗理性的常態國家境界，而有待接續奮鬥矣。
第七，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年初修憲，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輿論譁然，讓國人膽戰心驚，頓生「改革四十年，一覺回從前」的憂慮。此間作業，等於憑空製造一個「超級元首」，無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聯翩而頓生恐懼。因此，今明兩年的適當時機，如秋季召開人大特別會議或者明年三月全國人大例會，通過再度修憲，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以保衞改革開放、防範重回文革極權政治。《憲法》既立，無論是何種質量的憲法，本不宜改來改去，無奈這是大轉型時段過渡政體下的一部臨時憲法，只好頻繁修訂。但願轉型落地之前，這是最後一次修憲。
年初修憲，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輿論譁然，讓國人膽戰心驚，頓生「改革四十年，一覺回從前」的憂慮。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第八，平反「六四」。今明兩年，適值「改開」四十週年、「五四」百年與「六四」三十週年，一連串所謂敏感節點紛沓。而中美貿易戰的後果，亦將延時第次顯現，增加了所謂的不確定性。在此，既有的「維穩」思路是「以治安對付政治」，疊加上「用政制鉗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應政治」這一常態政治之道。當年給「四五」平反，從此每年四月五號不再成為敏感節點，就在於「以政治迎應政治」，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結果各得其所，皆大歡喜。因此，值此迎來「六四」爆發三十週年之際，當局於今明兩年適當時刻公開為其平反，不僅表明「以政治迎應政治」的誠意與智慧，而且，從此每年六月四號無需再如臨大敵，為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掃清障礙，既裨益於民心舒暢，更有助於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諸項，均為現代政治的一般常識，也是刻下國人的普遍訴求。此番「冒着殺頭的危險說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於舉世滔滔，若無此說法，就無此立法，從而吾儕百姓沒個活法，其奈也何，嗚呼哀哉！
值此迎來「六四」爆發三十週年之際，當局於今明兩年適當時刻公開為其平反，表明「以政治迎應政治」的誠意與智慧。
過渡時段
兩年多來的世界進入政治調整小週期，無需驚恐，遠未到分曉時分，更須也唯有穩健推行內政改革，健全國族身心，方能應對過關，維持包括中國在內的這艘世界大船持續揚帆於和平與發展的常態政治航道。衝突與戰爭是人類這個殘忍物種的常態，但是身處歷史機遇關頭而推延或者避免其發生，則為政治的天命所在，更是對於肉食者政治智慧與德性的大考，而人類恰恰就是政治的動物，政治為世間最高智慧。就刻下情形而言，縱便事態已如今日，也還未能根本偏轉「和平與發展」這一大勢。而這就是歷史機遇，就是所謂的「機遇期」，唯智者方能攫獲，而不至於東懟西懟，將一手好牌打成爛牌也。
至於太平洋沿岸東西兩大國均不期然間先後步入「老紅衞兵執政」狀態，是而且不過是一種短暫的過渡現象，實為每臨歷史危機關頭就會出現的那種一再上演的亂象之再現而已。就此岸言，其毫無歷史感與現代政治意識，更無基於普世文明自覺的道義擔當，昧於時勢大道，卻又深濡文革政治烙印，虛驕之下，允為幹才而用力過猛卻用錯了方向，致使弄權有術，當官有方，而治國無道，豈止折騰，直是倒行逆施。就彼岸看，實為一群依舊生活在列強時代與冷戰政治中的老不死幽靈登台，雖不乏對於當今世界政治圖景與文明變局的現實判斷，卻同樣缺乏歷史感，短視而貪婪，根本開出了誤診處方，反將早年裙帶資本權貴的重商主義國策與基於唯我獨尊、掠奪成性的帝國主義式傲慢偏見與粗鄙蠻橫，赤裸裸的訛詐，盡興抖露無遺，展示了一個文明衰敗的疲憊帝國狗急跳牆式的晚期症狀。而自大愛國狂適成禍國害人精，所謂愛國賊，中外古今，史不鮮見。同時，它還說明，如同「壞人變老了」一般，人人都是自己早年教育體系的產物，此後無所用心，了無自省，便難以掙脱羈絆。以舊知識應對新事物，卻又自信爆棚，遂剛愎自用。其理念，其政策，如托克維爾所言，不過是「發黴的舊貨」。
此時此刻，就中文世界的一般輿議心態與脈絡來看，基於公民理性的政治自覺已然充沛發育，更不缺昂揚正大的道義立場，但少見基於國家理性意識的文明自覺，特別是未能梳理清楚適用於「國家間政治」的國家理性與適用於「國家政治」的公民理性之二元分際，而混戰一團，指東打西，甚至崇拜起彼岸老紅衞兵來，將自己降格到鐵鏽州紅脖子們的水準，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可謂「土樣土尿泡」。同時，也是政體感召不足，導致認同缺失或者疲弱，而使國民身份與公民認同兩相悖逆之怪象。畢竟，「大清」與「中華」，雖糾結纏繞，還就真的不是一回事。你們「坐江山」「吃江山」，江山有事了，就讓大家「共克時艱」來「保江山」，這不扯淡嗎！有輿議感慨，一些人說話辦事，彷彿自己不是中國人，而處處倒為對方設計着想，實在是怪而不怪，正為向心力凝聚力這一軟實力不足國族常見的景象矣。再者，撇開究竟何為「中國人」等等認知爭議，置此情形下，可得申言者，兩邊各說各話，越是昂揚正大，越可能將話談死，而無轉圜餘地。凡此再度說明，國族的政治成熟必以其知識精英的心智作育為先導，而心智作育要在精神自由，眾口喧譁卻又緊扣人生與人心的普世心思，摒拒任何定於一尊的愚妄與傲慢，要求當局不要再鉗口日甚，而把言論自由還給讀書人——畢竟，「子產不毀鄉校」——從而，在幾代人的接續用功磨礪中，涵養保育中華文明思想母機，護衞其功用，強化其勢能，這才有望清醒觀勢，冷靜應事，而清明用世矣。
目前來看，當局一再重申絕不會因為貿易戰而改變「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也不會動搖在開放交往中發展經濟的既有路線，並決心協力捍衞多邊體制。與此表態相呼應，並有相應開放措施出台，彷彿尚有定力。其於證明「開放倒逼改革」這一中國式發展路徑依賴的同時，卻又似乎未見任何實質性內政改革，雷聲大雨點小，則不免令人失望，而對其誠意和實效，採取遊移觀望態度。故而，上述八項，允為時務，先做起來再說。
都說你能幹肯幹，這八項你只要幹一件，我們就歡喜。你要是幹三、四件，我們就心服口服。你要是全幹了，則普天同慶。
年初高官曾經宣示今年還要陸續放大招，以回應「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此刻時間過半，寧信其有，且翹首以待矣。
最後，順說一句，陝西省梁家河村四五十戶人家，常駐百十來口，居然在上海設立聯絡處和農副產品展示館，一望可知非淳樸鄉民所能為，毋寧，官商勾結的媚上雙簧，於各懷襟抱中各逞其圖。還有，最高檢開設「12309檢察服務中心」，層峰邀約與此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的梁家河村支書共同揭牌，同屬太監姿態，希圖藉此創造勾兑機會，拍馬屁不要臉。至於陝西省社科聯的招標項目「梁家河大學問」，以及近年來各類所謂社科項目之造神運動與領袖崇拜，反現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恥，丟人現眼，更不論矣！凡此種種，太作了，太過分了，而過猶不及，只會把我們帶回那個人人觳觫苟存的酷烈人世也！
話說完了，生死由命，而興亡在天矣。
（許章潤，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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